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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从炮轰中央文革谈起

日期:1966-12-13 作者:新北大, 《毛林陈之兵》《红老虎》

新北大、《毛林陈之兵》《红老虎》

前言

最近,首都的一些大专院校里贴出了一批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且不管大字报的内容是否有理,它们的贴出却反映了两个问题:

(1) 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正在深入下去;

(2)只有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才能有这样的大民主,群众敢于讲话了。

在群众中实行民主,这是完成斗、批、改的关键。毛主席说过: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没有民主怎会有群众的发动;没有群众的发动,又怎会有文化大革命运动呢?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则不加分析地乱给人家扣帽子。什么 “一小撮顽固保皇派”了,什么“混蛋王八蛋”,什么“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谁的狗头”了,都统统跑了出来。

这些人多的是不加分析,故弄玄虚的本领,少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我们认为这不是辩论的态度,而是用儿戏对待严肃的政治任务。愿这些人能和我们学习一段主席语录: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制的方法去解决。

有些人以为说得愈“左”愈好,骂得愈凶则愈革命,其实不然,真理过了顶就会变成谬误的。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这里面也有很多人是过去的“少数派”,即革命造反派。这些人现在口口声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自己也并未真正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街上有副标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执行者”,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毛主席说过:“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如果现在你们又去压制别人,压制民主,你们就会成为反动的势力,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贯彻者。如此看来,不论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有必要去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一)中央文革要我们去保吗?

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这样说呢?很简单中央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哪些人支持了北大七同志的大字报呢?是哪些人支持革命师生、红卫兵去社会上破四旧呢?是哪些人撤走了包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镇压群众革命的工作组呢?(极少数工作组好的不在内)又是哪些人开展了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呢?等等,等等。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所领导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

正如陈伯达同志在两个月的工作总结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宣告失败,大好形势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央文革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轰不垮、骂不倒、砸不烂的。轰的结果,只会使中央文革小组更坚强;轰掉的只能是一些错误和缺点。因此,我们不必去担心中央文革会被轰倒。而该倒的,即使我们拼命去保,也是保不住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这是历史的洪流。 陈伯达同志两个月的总结不是有这样一段话么: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同样的道理难道中央文革还要我们去保吗?” 再说轰的过程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这几乎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条法律。想用武力去轰垮中央文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讲道理,只有讲道理,才能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应该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讲道理的。从这点说来,中央文革小组也用不着我们去保。

我们不同意北京林学院李洪山等人的基本观点是:

(1)应该踢开中央文革;

(2)认为“陈伯达两个月总结”是大毒草;

(3)谭力夫发言基本符合毛泽东思想。

李洪山等人因为把真理说成了谬误,因此也就把谬误当成了真理,必须予以驳斥。但这种驳斥应当是实事求是的,讲道理的,绝不能扣帽子,打棒子。

(二)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都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1)中央文革应进行整风和整顿

王任重同志是中央文革的副组长,然而就是他,在湖北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师生。

王任重又是北大的联络员,他不是教育北大文革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是要北大给全国树个样板,其结果,北大的运动落到了其它高等院校的后面。他还给北大来过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压制了群众的首创精神,压制了革命的大串连。

王任重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却不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他在湖北的工作,也不汇报他在北大的工作。中央文革小组的集体领导哪里去了?组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哪里去了?

中央文革小组应在这次被轰的过程中,清洗那些不合适的成员,如王任重,杨植霖等。换上合适的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不必有很多老框框,什么级别啊,资格啊,全一边去吧。谁在文化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用得好,就让谁去。非如此,绝不能加强中央文革的领导力量。

(2) 北大运动为什么落后了?

北大运动之所以落后,与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没有关系的。在北大的一次辩论会上,康生同志讲:“张承先的工作组是来北大镇压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你们一定会听到有相当多群众为李扬扬的发言而热烈鼓掌吧。李扬扬的发言认为张承先工作组只是有一些小错误,是延安而不是西安。当你们说张承先工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否想到了这些群众?这些群众的思想通没通,你们知道吗?

事隔几天,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的另一次辩论会上,康生同志说:张承先工作组不斗黑帮,张承先走了,你们还不斗?大家都知道,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就不能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后,北大虽然斗黑帮了,然而却斗不下去。事实证明了前面的道理。应该说,张承先在我校仅呆了五十天,对一个人的评价,这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对他在我校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大有批判的意思。康生同志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只要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能在北大继续深入下去,是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因此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

中央文革小组在北大的结论下得太早了一些,可能中央文革有自己的用意,想把北大树为全国的一个点,然后由点带面。然而下的结论是缺乏群众基础的。四大武器的运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使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反动路线的本质所在。

(3) 中央文革与首都第三司令部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第三司令部)是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支持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应该的。三司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当三司由少数变为多数派时,由受排挤而变为受拥护时,新的问题就出现了。问题的日趋严重,中央文革小组是应负一定责任的,因为你们是三司的后台嘛。

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人提出了“一切权利归东方红”的口号,请问这些人,你们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放到了什么位置?因为这个口号,使很多群众不能不远离你们。

首都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中,三司是最革命的。而当时又是最穷的一个。本来是个天大的好事,应鼓励三司继续艰苦奋斗。然而中央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过分强调了各个司令部要平等待遇,使三司逐渐阔了起来,致使司令部有五部卡车,两辆摩托,而且有解放军战士给他们开车,使三司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在运动中,尽管三司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然而却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缺点。这些错误和缺点本来是难免的,但如果不改正,则会导致方向路线错误。尽管中央文革一再向他们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过河必须搭桥”,但却缺乏具体的指导。从三司的一些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妨举几个例子,“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同顽固派决一死战”,虽然其中有些口号没有公布于大街上,然而却反映了三司的思想动态。我们认为,如果照口号去做,就势必压制了群众,就势必会出现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如此下去,矛盾就会转化了,三司就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三司应从北大聂元梓身上得到教训。

无论什么人,只要一离开群众,他就会成为孤家寡人。革命者要做群众的儿子,甚至要做群众的孙子。请同志们不要责怪我们的粗鲁,粗鲁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群众路线这个重要问题。对群众的态度,这是两条路线的分水岭。

在搞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应严格区分路线和执行路线的人,绝不能把路线斗争扩大到人的关系上。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是重视不够的。因此,使相当多的地方,两派群众关系很紧张。总理一味强调年青人火气大,而不是强调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认为,“保”字号的人们(恕我们这样称呼,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名称。)在运动初期确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基层执行者。然而就他们本人来讲,大多数又都是要革命的。中央文革应肯定这一点,谁不肯定这一点,那他就是不相信群众。

“保”字号的人们要求中央文革接见他们,中央文革不愿接见他们。而“反”字号的人们要求接见时,则比他们容易得多。我们以为这是不恰当的,在接见问题,应该一视同仁。

中央文革在整个运动中确实做到了突出政治,然而还是不够的。在毛著学习上,中央文革抓得是不紧的。虽然小组顾问大量印刷了毛选,但缺乏具体的指导。试问;十六条中推荐的六篇文章有多少人认真读了?你们清楚吗?许多人只对首长讲话感兴趣,甚至有人以印刷首长讲话为其“职业”。而这些首长讲话都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们以为不然。应该使群众自己活学活用主席思想,使之对运动有所指导。中央文革在这一点上做得太不够了。既然搞群众性的两条路线斗争,为什么不搞群众性学习主席著作中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论述呢?

(三)几个问题

(1)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有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

现在有相当多的人,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估计过高。他们没有看到自己是怎么成为主导地位的。谭力夫讲话一被驳倒,各个学校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是一言堂。现在,“保”字号外出串联回来了,其中有人明白自己过去错了,其中也有人认为自己“保”是正确的。因此,心里有话不能不说。这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发展的表现,然而许多人却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就神乎其神地大喊大叫“敌人在反扑”了,要“打垮新的反扑”。随之也就出现了一些形“左”实右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乱砸狗头。

应该说,指向中央文革的大字报的出现是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的表现。过去他不敢讲,现在敢讲了,难道这不意味着更多的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吗?

(2) 斗批改大方向何时完成?

文化革命的中心任务是破四旧,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看目前情况,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何时才能完成?

毛主席说过:“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们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人民流血流汗地养活了我们,先烈们的血迹还未干,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消磨时间?我们建议,在炮轰中央文革后,应立即转入本单位和社会上的斗批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3) 文革组织形式问题

目前,各个学校最有战斗力的莫过于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战斗兵团和红卫兵兵团了。现有的各级文革组织,不是成为多数派的傀儡,就是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建议组织各种战斗兵团,再由各兵团派出代表,组成联席会议,各战斗团应为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消亡而奋斗。至于文革组织的恢复,应视运动的需要。

(4) 平反问题

中央关于平反的指示已下达两个多月了,但还没有眉目。我们是主张抢黑材料的,现在看来,抢也是没用的。还是一烧了之为最好。否则,将继续造成同学之间的严重对立,处理不好,就会使矛盾转化而发生群众斗群众现象。

(四)“炮轰”中央文革的重要意义

(1)可以广泛发动群众,对包括中央文革在内的一切文革组织(当权机构)进行工作总结,各战斗队进行小整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已开展半年了,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了发扬我们的优点,克服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就必须进行总结。

(2)全国都在轰,难道被轰的单位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中央文革应在被轰的过程中,为其他革命单位做出榜样。避免犯方向路线错误。解放那些真正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3)通过炮轰中央文革,可以使“少数派”避免犯方向路线错误;同时使“多数派”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使大家共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进一步了解。

“少数派”应该使“多数派”明白,过去他们死“保”旧党委、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你们之中有人要轰中央文革,我们对你们不压制,你轰你的,我轰我的,你轰错了我们就批判,我们保证不像你们过去一样死“保”,更不会像过去你们整我们那样去整你们。这样,通过辩论,过去的“少数派”就不会去压制别人;而“多数派”又受到了教育。这完全符合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根本原则。

(4)在整风后,立即转入斗批改的大方向。

十六条说:“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何时何地都不能忘。

当无论是“保”字号还是“反”字号的群众都发动起来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为之颤抖了。

写在后面

本来这样的大字报应由三司及其领导下的主要战斗团贴出,然而令人遗憾地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先贴出供造反派参考,望三思。

对于目前的形势,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造反派内部也将产生两条路线的斗争。

我们相信造反派一定会沿着正确的路线奋勇前进。 一个运动的更高阶段一定会到来!

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

1966 年 12 月 13 日

来源:《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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