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5-5-5 作者：李天德
李天德应当让有无产阶级卓越政治远见的、心怀大志的、有才干的年青人担负国家之重任，以便为国家制订出革命的、行之有效的策略，引导人民为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为此，我建议：
中央应颁发求贤令，广招天下有志之士。
我愿自荐到国务院，为实现今日所献之十二条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献策人：李笑天75.5.5
在今后二十五年内，实行“工两农壹”制方针。即凡属城镇、工矿非农业人口，任何一对夫妻，只许生养两个孩子以下；农业人口只许生养壹个孩子以下。此事必须作为法律固定下来，任何人不得违抗。各级机构专门设立一个由宣传、医务、政法三部份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
此外，劝阻男高不到一公尺六五、女高不到一公尺五五、或男女总高不到三米二者，结婚后不生育孩子。有先天性生理缺限(如心脏病、近视眼、皮肤病等)的人，有严重后天性病患者(如麻风、肝炎、肺结核、神经病)及畸形怪状者，不准结婚，若结者，杜绝生育能力。目的在于对人类实行“优选化”，选择良种。
国家必须充分行使其职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坚决执行。这样，不但沉重地打击了人们中的私有制观念和传统的坏习惯，而且为国家减少了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教育、卫生、医药、粮食以及就业问题就好办得多了，知青下放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如“开后门”等怪现象也就不存在了。总之有百利无一弊。
实行“厂、矿、公社合一”的方针。(A)从一九七六年起，凡新建的一切厂矿企业，建在原料产地和农村(少在平原多在丘陵山区)并和相当数量的公社合并，造成“厂矿是公社办的、公社是厂矿办的”。坚决制止一切厂矿企业办在大城市或城镇郊区。(B)统一厂、矿、公社党的领导。(c)逐步把公社办成国营农场，之前，仍实行以生产队或公社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制。厂、矿、公社实行粮食、蔬菜、肉类等自给。(D)把这些厂、矿、公社知青下放公社劳动；厂矿因扩大需增加人员时，从该公社招工。(E)公社在厂矿支援下，逐步走向机械化，集体食堂居民点(村)。(F)缩小工人内部、农民内部，工农之间的工资差别。原则是“抑工扬农”，即抑制工人工资，提高农民收入。
在一切未实行与厂、矿合一的公社，或合一但尚未过渡到国营农场者之社员，由国家提供有限的生活福利：A、无偿供给常年所需之食物和一定数量的糖、酒。B、免费就医。和工人一样享有公费医疗。C、每年国家发给每人十五至二十元的购买衣布和鞋袜等生活费，相应地减少工人生活、劳保福利开支，借以培养人们热爱农业劳动、想当农民的思想感情。我劝中央调查一下工人农民(不调查大城市、郊区经济作物区的农民)间的生活水平究竟相差到何种地步。我说，在工人中的一部份也太不知足了!必须加强对工人的共产主义教育，健全工人的学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狠批消极怠工装病者，处分无故旷工者。
大学生的来源应这样：每年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用笔考《文化考试》录取当年大学招生名额的60％，40%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者各选一半。再将所录取之高中生由高教部统一下放农村劳动，进行政治考核。考核中，每年由本人写出年终考核总结，由带队干部，公社干部及贫下中农作出评审：及格或不及格，并负责对不及格者列举事实说明，公诸于世。不及格者及家长均可提出辩驳与质问。及格的条件是：l、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严守国家法纪，在考核期中无盗窃、凶杀、诈骗、流氓等犯罪行为者；2、对当今国家之正确方针、政策无严重偏见者。但对领导干部中的资产阶级作风能提出批评者另外；3、积极劳动生产，学会生产技能，每年出勤率在当地社员平均出勤率以上(如社员平均劳动出勤率在300天，则应在301天以上)，病患者另外；4、能表现出共产主义风格和劳动态度者(如义务宣传党的政策，帮助社员学习，为公社、生产队、老弱病残者尽义务劳动)；原则是，上述四条无显著好表现，但能与当地社员政治表现相比拟者可谓及格，反之谓不及格。不及格者取消入学资格，所缺名额由所在生产队或公社下放(还乡)知青中的优秀者补及。但坚决杜绝当地干部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以达到自己或亲友之子女补其名额。违者依法惩办。群众可向上级检举。
若能依上述办理，就能保证大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部及格，造就真正有才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从这几年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情况看，理工科学员，由于文化基础差，跟不上学习进度，深造几年未能达到深造之目的，只是表面镀了一层金，肚里无货，空有其名，于革命和建设无益。
为此，高中教材、学制全国统一。取消大、中、小学中的“开卷考试”制度，一律实行闭卷考试。因为开卷考试培养了学生的依赖性、懒惰性。闭卷考试不但训练了学生的记忆力，而且同样训练了学生的理解力和独立思考的分析力。试问：学生对问题都不能记住它，又如何能去深刻理解与分析它？
至(于)对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各中级专科学校之招生、升学办法暂按现行制度办理。
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口号来动员知青下乡这是可笑的。因为这口号是有欺骗性，没有说实话。首先人们无法理解：知青为什么不去接受“人类最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再教育，而要去接受“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他们还比工人阶级先进?正因为如此，所以90％知青到农村是出于被迫、免(勉)强。到了农村也不是为了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而是心存侥幸，如努力走后门，碰运气有朝一日能招工、招学离开农村。这类人表现出消极拖混，或努力与干部拉关系。8％左右的知青基于家境无钱无势，颇能埋头苦干，积极锻炼，可惜又往往不为干部所宠爱，招工自然无份，乃受排挤。2％左右的知青是走上了“男盗女娼”的可悲道路或“反革命”道路。
鉴于中国之具体情况，今后知青必须继续下放。但必须对他们说真话，把城镇人口过剩，无业可就的事实告诉他们，把农村的艰苦生活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告诉他们，把为了减少国家负担，把一个浪费者和潜在的犯罪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了充实农村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薄弱点，让他们去过艰苦创业生活……等等告诉他们，知青的工作就好做得多了。今后知青下放最好不分散，而是集中办农场或知青生产队，办集体食堂，统一作息和学习。以利于教育知青在革命的道路上健康的成长。
现在是城市厂矿老爷卫生部了。从全国的大医院、医疗设备、技术力量、药材分配情况看，按人口的比例看，重点仍在城市、厂矿。城市、厂矿的设备齐全，现代化，技术力量雄厚，药材品种多，质量高，而农村则相反。由于农村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又受大自然风雨、酷热、严寒的巨大影响，饮水不卫生，食物营养差，故生病率高于城市厂矿。但奇怪的是：农民体质差，生病多，却比城市厂矿人员看病、吃药的人次少。城市厂矿人员太懂得养身之道，长寿之道了!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动辄就休息不上班、不工作。从1976年起，规定一条，除高烧、内出血、心脏病，肝炎、高血压、严重肺结核、癌症、脑膜炎、女性生殖器官病和工伤
口头上的马列主义，行动上的修正主义，这是干部中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普遍规律。对行使政权、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干部，必须实行如下的限制：
(A)厂、矿、公社、医院、文教、财贸、交通等一切部门，实行“开门办公”，民主理政，群众监督。如工厂解决工人、干部或生产、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公诸于世，让群众了解，通过。
(B)干部每年写出全年工作总结，写出成绩和缺点、错误，交群众审查通过。
(C)健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如厂矿、企业中，每周由党委一、二把手带领各科室行政人员下到车间班组，参加两天全日劳动，并协助基层执行党的政策。政府部门中的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到基层。如省农业厅的干部则到公社、生产队；工业厅的干部则到厂矿车间跟班劳动。
(D)对任职干部中的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迫害群众、奸污等犯错犯罪者，除公开向所在单位群众检讨交待外，撤职降为普通劳动者，严重者依法处理。
(E)干部任职期限问题：从国务院各部委到厂、矿、公社中的党委，领导机构中的一、二把手，不得连续任职十五年以上，满十五年者更换，下放当普通劳动者。中央的主席、国务院总理不得连任二十年。从1976年起，十五年内，使县级以下(或相当于此级的厂矿)干部全部做到工农化，即从县委书记到公社队长，一律是从工农群众中提拔的。二十年内，使地委、市级干部(或相当于此级的厂矿中的干部)一律做到工农化，既是地委书记又是生产队社员（或工厂工人）。三十年内，使省级或同级的厂矿干部一律做到工农化。即这级干部是从工农中提拔的。规定一条，今后凡提拔到中央、省级当干部的人，一律给县委级待遇。
(F)加强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打掉干部身上的等级观念、高人一等的精神贵族感，尊严感。同时打掉群众中的传统的畏官、崇官心理状态。不要认为老王当了县长就不叫老王了，而要改口尊称宫名“王县长”。
限制干部身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不是限制干部不行使其职权，不执行政策(干部敢于不执行政策者，查办)。现在有的干部在文革期间受了冤气，心中不满，嘴里又不敢直说，怕丢官，采取软拖硬抗来对抗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实。
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主人翁责任感，干预政治生活，也绝不是让错误的僻(偏)见干摄(涉)干部行使其职权。群众中的一部分，自认为了不起，放个屁也要叫干部点头，不是采取帮助干部、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态度，而是把干部当成敌手来挑剔、刁难——上述两种人必须改正。
法制是健全的，作法则是不健全的。
(A)从现在起，凡对国家领导人、党的方针、政策提出书面批评和口头指责者(即通常所说的反革命攻击、诬蔑言论)一律不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集团。只将他(们)的言论交所在单位群众辩论；90％的群众同意、赞成时，不检讨不批斗；否则交群众批斗，本人检讨、认错。如本人不认错仍坚持己见者，限令不得再散布，否则按反革命处理。
(B)加强对工人，农民内部刑事犯的专政。如盗窃、凶杀、奸污、投机倒把、集众闹事者，依法拿办。加强对工矿工人及家属的治安，道德(社会公德)的教育。对打架、谩骂、破坏社会公物，蛮横不讲理的职工进行必要的行政处分，群众批斗到拘留开除劳教。
目前对“人民内部”犯罪犯错者，法律表现得太软弱无力了。赫鲁晓夫不是从“人民内部”纵容出去的吗?
(c)将只占罪犯o.1%~0.3%左右的五七年大学生右派(后升级为反革命者)给予无罪释放并安置力所能及的适当工作。条件是：(1)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划的大学生右派，年龄不超过二十岁者(不论是单干户还是右派集团)，只是在口头或文字上(大字报，诗词文章上)的攻击诬蔑言论者；(2)这类右派后在送“劳教”、送农村监督劳动不满抵触而进行“攻击”、“诬蔑”等“反革命言行”被捕判刑者；(3)在劳改队无盗窃、破坏、流氓行为者；(4)在劳改(就业)队因“攻击”干部或国家政策、或编写“反动”诗词文章小说、剧本而加刑、重判者；(5)家庭出身不是地主恶霸、官僚资本家、亲属无镇压劳改者。即纯属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犯罪者(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现今劳改队中的一部分(如劳改农场)极不健康、正常(管理人员和犯人都是如此)。今后应采取必要措施纠正。
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的提出，究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中央里的少数人、甚至主席一人提出来的? 全国人民事先对这些运动没有进行必要的讨论、参加意见。人民心中无数，不理解、不明确。所以当这些东西从天上突然掉下来时，象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那样，造成方向极不明确、极度的混乱，以至破坏大于建设，坏处多于好处。中央里有气迫(魄)的人似佛(乎)是太少了点。对明明是唯心的、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怕丢官。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情，又因虑及阻力大，怕事情弄不好反而坏了“名声”得罪了“天下人”。这些人也就是徒有其共产党员名矣！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来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象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奸滑。文革以来的各个生活领域里的“开后门”不正是人们道德败坏、奸滑的表现吗?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丰功伟绩的话，那也只不过是“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青下放、‘五七’干校、赤脚医生……”然而没有文化大革命难道就不能象现在由中央提出，再经人民讨论产生出这些“共产主义新事物”来吗?至于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那刘少奇可暂且不忙谈。林彪一类中山狼的出现，纯粹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造成的。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似林彪这样受宠爱得志的中山狼，迟早也会打主席的翻天战(仗)。哪谈得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功绩?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理论上谈得再好听，做起来都是最难者，那这样的理论、口号又有何用?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三面红旗是个什么样儿吧。
人民公社，它只表现出了“政府合一”的好处。而其他，则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
(A)办集体食堂是公社——上共产主义的天梯——的内容之一。每家每户的一切粮食、猪羊、鸡鸭、桌凳、碗筷、锅及一切生活用品，一律“共产”，统统交伙食堂。开初，尚能满吃满胀，不久就喝大锅汤，继而水肿病、死人。
(B)修居民村。人民公社要修三五层洋房、还要安上电灯电话。于是把相当数量的草房、瓦房拆除、烧毁。结果是造成一部分农民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四处外逃，这是造成农业生产遭大破坏的因素之一。
(C)高产地，“卫星田”。电影上放映了广西某地亩产水稻十三万多斤的奇迹后，五八年的报刊上也不厌其烦地吹嘘哪儿又亩产三万斤、哪儿又亩产五万斤，搞得人们神魂颠倒，纷纷抛弃千万亩良田，而经营一两亩卫星地。重庆有一个生产营(大队)冬季只种了两亩小麦，用了一千斤种子，据大跃进家们的计算，可产一千乘一千(1 000斤×1 000斤=1 000000)斤!!)得一百万斤，结果产了1000斤×0斤=0斤！！使人惊讶的是：居然在公社的跃进打擂比武会上得了第一名。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下瞒上。
(D)大兵团作战。这是公社的第四个内容。为了集合上千上万人搞大兵团作战，农民不得不携老扶幼，身背被盖，锄头到几十里的地方去劳动，这将是什么样儿?不堪设想。
大跃进又是什么内容?农村是大搞钢铁运动。重庆华云山，岳池县集中了三万人以上，上山大办钢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在浪费了大批粮食、砍伐了大批树木，造成了
在没有遭到“自然灾害”以前的五八年、五九年，全国粮食、钢铁的谎报数字是多大?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是九千亿斤粮食吧!)实际又是多少?所谓“自然灾害年”又是怎么个灾害法? 气象局有何科学证据证明全中国都遭了天灾?中央难道不明白?即明白，那又怎么说明三面红旗是举对了的?明明是错的，却偏偏要说是对的，这除了愚昧人民，搅乱人们的正常神经外，就是为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误开脱罪责。现在又把刘少奇、陈伯达抓来作替死鬼、赎罪羊了。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A)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即使无错，自己也得主动免选，至于在任职期犯错者，随时罢免。(体面的、不戴任何份子帽子的退职)。
(B)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这样做，即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时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C)不应该把一切功劳都算在毛主席一个人头上，也不应把一切罪过都栽到别人身上。过去和现在，无论是法律还是新闻宣传、文学艺术，或开会讲话、作报告，统统一律地把有史 (共产党的历史) 以来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毛主席一个人，而不归功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更不说周总理、朱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也该分一点功绩了。至于人民，这个“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更是一群愚蠢的流氓。仿佛没有毛主席，地球就不转动、人类就不进步，女人也不生孩子了!
(D)反对搞宗教神权和个人迷信。把毛主席吹捧上了天，简直是救世主下降。公然象封建帝王一般要天下人在一切场合高呼“万岁！万万岁”！而对于这种肉麻的吹捧，自称为是唯物主义者的人，居然乐意接受而不加阻止。唯物主义者相信人可以活万岁吗?说什么“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今后五十年至一百年是人类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翻天覆地的时代”等等伟大的空话，有什么意义呢?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难道还需要一个从根本上推翻或动摇其专政的天下大乱吗?难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天下大乱就不能大治吗? 再说，一百年内的事就被先知先觉了，那几年之间林彪就打翻身战(仗)的事为何又未曾预见到呢?毛主席由于长期养成了“我说的算数”，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听得好话，吹捧阿谀的话，听不得反对自己做错了的“坏话”。林彪深知此窍，故此任何人都善于紧跟、高呼“最最最最伟大的毛主席，万万万万岁”!像赵高一般又善于指鹿为马，陷害开国功臣(如邓小平、贺龙、谭震林等)。紧紧(仅仅)是由于林彪会“高举”、“紧跟”，会拍马屁，于是主席就把他安置在“法定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这把金交椅上，从此谁也不敢反对他，也要人民敬祝这个副救世主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了”！也仅仅因为这个小丑要陷害主席，于是林彪突然从半空中掉下来变成了“猪屎堆”、“狗屎堆”！请问：说林彪是亲密战友，是因为他同主席一起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吗?还是由于他会喊万万岁? 说他是狗屎堆，是不是因为他要陷害毛主席?也许有人会说，“他不单是害毛主席，而是想另立中央，复辟资本主义”。不对！他既是法定接班人，第二个救世主，他就是当今之中央，何曾需要另立! 说另立话者，其实自心中也自立有党中央。复辟资本主义么?老早就在干了。可是就在他搞法西斯主义时，主席还在拍手称赞呢！林彪说打谁，主席点头，林彪说爱谁，主席也表示照办。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不是有很多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被打击、排挤、陷害置死吗?不是又有相当多的坏人在文革期间大大地发浅(泄)了一下私愤，大大地捞了一把成了膨胀了的暴发户吗?也许有人说：“我们已经为邓小平、贺龙等这些好人‘反评’了”。 “平反”固然应该，但为何又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都怪林彪?“文革”不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吗？有了成绩就写到主席头上，错误、坏事就栽到林彪身上?好一个奇妙的办法！然此法能遮天下人耳目否?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曾移赐林彪两句诗：“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中山狼”是他代表那个阶级的本性，“猖狂”也是必然的。但“得志”呢? 谁让他得志的? 谁叫他是亲密的战友?法定接班人? 狼吃人该挨打，但放狼出笼咬人的人也该打板子!不要认为自己一
我认为上述的话是难听的，但是忠恳(中肯)的。如果主席不是立党为私，不是想把功劳都写到自己。(而是党中央)的身上，不是过高地估价自己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那我奉劝主席量大一点，拿出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政治家的高风格出来，主动让位给卓有远见、胸怀大志，有才干的青年人。
我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到顶的天堂。否则那岂不是说运动就停止了?没有斗争没有矛盾了?这不是又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矛盾了?所以：
(A)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将在一定的领域行使其一定的职能。国家将不会消灭，斗争将永远存在。生产管理，产品的分配，维持社会治安(不可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能保持其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而不干坏事)，为着这一切，就必须有一定的行政机构，一定的纪律制度。而这些，又恰恰是法律的变形(不是法律本质的改变)，何况，为要防止在那些行使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人身上产生把社会财富拥为私有的事发生，纪律也是要的。又由于各民族语言、肤色、血统，以致导致集团的形成、对立、斗争，所以法律也是必要的。
(B)私有观念和私有制，仍然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并受到法律的限制。假设在原始公社末期，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来限制头脑十分简单、掌握着生产管理权、产品分配权的人，产生把财富(猎物等)攫为己有、独占的念头(想法)和做法，那且(岂)不是不会出现私有制吗?由此可见，起约束力的法律是何等的不可不要!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法律、国家不会消灭。更由于“汽车是分配给我的”、“妻子是我的、不是你的”这个“我的”、“你的”本身，就是私有观念和私有制在语言文字上的反映。产品分配给个人也就变为个人所有，不可能会有“妻子是我们大家的”语言，事实出现。否则男女的配偶岂不象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牛、羊群一般不分
(C)劳动不会变成生活中的第一需要。不错，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会再是谋生的手段，但也绝不会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假设是如此，那你每天想去劳动，我也去劳动，大家去劳动，试问，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个人就可以操纵全世界的机器运转的情况下，这个劳动队伍如何排法?一个人活一百岁，也轮不到自己去劳动一班。那没有享受到这种生活的第一需要的人们，将会如何? 吵嘴、打架？
(D)共产主义的文艺又是什么样子?还是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或只是一种欣赏品?艺术(音乐、舞蹈、诗歌、戏剧)又以什么现实生活为其表现内容?是不是还起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果真象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会实现，那文艺也就消灭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故，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不完全的，有的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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