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3-3 作者：李洪刚, 叶忠源, 黄维鸣, 郭成望, 王大卫, 陈明云, 卢, 炎
李洪刚、叶忠源、黄维鸣、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卢、炎序言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
二 我国历史的发展特点
三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四 关于党的基本路线
五 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
六 完成任务的途径和力法
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所以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一层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辩证哲学认为一切事物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衰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的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辩证哲学本身只不过是这一过程在人的能思维的头脑中的简单反映而已。”
既然整个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和一切事物一样，永远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那么显然，要想在这样一个运动过程中找到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固定不变的公式，就将是绝对不可能的。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说明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须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指出：“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努力达到预定的效果，就必须随时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根据新的具体的历史特点，修改自己的计划和政策等等，提出与新的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口号。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各种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历史发展时期，因而也有过各种不同的历史任务。例如，在新民主革命时期，唯一正确的口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都希望实现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两步设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样—个时期，我们将有怎样的历史任务呢?
同志们！考虑到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得到了巩固；
考虑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同时考虑到我国还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国在经济上还比较落后；
考虑到我国已经拥有八亿人口，人民的物质需要正在增长；
考虑到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加；
考虑到我国历史发展和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考虑到我国将在这个时期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全面现代化。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认为：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以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当前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将在这里提出我们对我国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若干看法，供毛主席和党中央(参考)，供同志们参考。
恩格斯曾经说过：“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阐述的基本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生产或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或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整个人类历史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凡在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秩序，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而已。”人类历史的这种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同时表现为对抗性的阶级矛盾。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关系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因为有这种依赖关系，所以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相应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力、从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无可避免地改变着整个社会经济面貌，由此导致新旧社会的更替。“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
显然，如果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就必然被抛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承认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它绝对不否认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实际上，在—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会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会由被决定因素转化为决定因素。“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例如，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即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不相容的程度
并且，在革命后的一段时期，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会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被推翻的腐朽的社会力量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还企图进行反抗和复辟，这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巩固和完善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
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不过是表现着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显然，不能也不可能把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割裂开来，并且，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只能“是在归根到底总要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
应当注意下述几点。首先，旧的生产关系将转化为哪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而且首先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其次，在社会革命即新旧社会更替时期，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这种由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向主要方面的转化，正是生不力发展的结果，正是这种发展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结果。最后，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和相对巩固下来，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再度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新的生产关系既不可能有巩固的基础，也不可能有任何充分的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史为上述第三点提供了典型的例证。英国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同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既不足以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奠定稳固的物质基础，也不足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只有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和由此建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才不仅为资本主义占领国内整个国民经济开辟丁广阔的道路，而且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从美洲到亚洲的广大的世界市场。
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不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都坚定不移地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而“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以上所述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和一般的规律。这个一般规律毫无例外地决定着包括各个不同民族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但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不排斥个别民族和个别社会发展阶段表现出特殊性。
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顺序是：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般说来，所有各民族都会循次经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
但是，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个别民族可以不经过个别发展阶段。例如，日耳曼越过了奴隶占有制直接进入封建社会，美国人则越过了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主义并不象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所估计的那样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产生于小生产经济占优越的落后农业国。
在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现在的中国、朝鲜、越南等等，在革命前或者是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刚刚产生的半封建国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革命前的资本主义并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因而它们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国，而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这些国家中，尽管革命前的俄国的资本主义比其余国家发达得多，但俄国仍然是小商品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小农国家。
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但是，列宁这里所说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则已经证明，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创造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社会生产力和客观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只能而且必须从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恩格斯写道：“正象马克思尖锐地、着重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态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一切社会形态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马克思本人则在例如《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
但是，一切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农业国不可能象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创造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强大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小生产和社会主义大生产之间隔着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社会主义者不可能剥夺为数广大的小生产者并把他们分散而细小的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或社会所有。显而易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理，这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保证这种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它本身不能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和历史的必然性。
可是，假如落后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尽管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在人口中只占极小的比重，但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它能够领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革命，并进而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怎么办呢？
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无产阶级不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与此相反，列宁回答道，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我们不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来使生产力发展到这个一定的水平呢? “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很显然，列宁所说的“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就是：尽管落后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尽管落后国家的小生产者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取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再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在“空地上”创造前所
应当指出，一切小生产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在它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都必然具有上述特殊性；对这些国家来说，这种特殊性已经具有普遍的和一般的意义。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说的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由小生产占优势的尚处于发展之中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由此就可以看到，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之间是有着重大差别的，实际上也不能不有差别。马克思是在十九世纪即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结论”的。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后，尽管资本的高度集中和生产的全面社会化，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到来创造了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必不可免的直接实践问题，但是，帝国主义同时产生了自由资本主义所不曾有过的新的特征和与此相联系的特殊规律。这些特征和特殊规律无可避免地要赋于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以某些新的内容； 同样，它也无可避免地决定了必须发展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
列宁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根据新的历史特点，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首先，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其次，列宁主义认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并且，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首先爆发，“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再次，列宁主义认为，对于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开始民族解放运动的落后民族来说，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自从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新纪元以来，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已经为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正象处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能不有所区别一样，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性，与人类社会首先是发展生产力，然后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不有着重大区别。但是，这种特殊性永远不能摆脱一般发展规律的支配和影响。问题是很清楚的。如果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将不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如果无产阶级不能使生产力发展到超过资本主义的水平，无产阶级将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无论各个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会有怎样的区别，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只能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和更强大时社会生产力。而如果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曾经指导了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话，那末，列宁主义同时就是指导这些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理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但是，在中国这样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区别的中国专制封建主义，统治中国却达二千一百余年之久。
这个封建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农民的小生产经济。毛主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
这种个体小生产本身，“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生产的界限相容。”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或者抵抗了外族的侵略，或者实现了中国的统一，或者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它们总是竭力维持使农民陷于悲惨境地的个体经济。
封建主义制度在其存在的两千余年中，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的闭塞和停滞。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的中国人民，在两千余年中未能使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
中国商品经济尽管在明清时代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未能冲破封建主义制度的桎梏发展到资本主义；在满清帝国进行所谓洋务运动之前，中国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性质的大机器工业；洋务运动本身典型地表现出封建主义制度甚至在近代也排斥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当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还陶醉在“天朝”尽善尽美和万世长存的幻想之中；当中国清醒过来力图维新自强的时候，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了。
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但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断绝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这首先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其次是因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必须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和完成。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样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因此，近代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就排除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中国的封建主义制度，从一八四○年开始了自己的解体过程；也从这时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习惯上称为旧中国。
在旧中国，“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致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但是，就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说来，旧中国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更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反的，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生产力都极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在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的封建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业以及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都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在此以前所不曾看过的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在这整整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改变整个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触动中国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业。中国的整个工业并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个体手工业仍然是中国农业的必要补充，它供给农民以大部分工业品。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中，它不仅是主要轻工业如纺织工业部门，而且有一些工业实际上还处于工业手工业发展阶段。
旧中国的绝大部分经济，依然是和古代没有区别的小生产经济——农民的个体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旧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中，这种小生产经济在抗日战争前和一九四九年，分别占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八十三。
显然，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国家。
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是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拥有四亿农民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拥有三千万手工业者的手工业经济，同时也是拥有四千年历史的古代和近代中国留给现代中国最严重的遗产。而在这份遗产中，最严重的问题不仅在于使小生产首先摆脱中国的传统观念，而且还主要在于：中国怎样才能使个体农民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过渡到现代化的大农业经济和大工业经济。
以上所述，就是我们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在这种历史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向社会主义。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和应当解决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毛主席在这里指出的也就是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对我国来说，完成这个任务有下述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国根本没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没有制造生产资料的强大重工业，其次，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我国同时存在着五种主要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所有制经济；在所有这些经济成分中，占优势的是个体所有制的小生产经济——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应当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应当指出，上述问题是旧中国整个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我国在革命后所面临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国并不是由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我们在第一部分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或顺序上具有与一般发展规律有着重大区别的特殊性，而能够解决落后国家实际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首先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首先肯定了落后国家不仅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列宁主义同时肯定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种过渡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开始的：在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首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再发展生产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困难。列宁写道：“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这个新任务就是组织庞大而统一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组织计算工作，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这个任务所以“空前困难”就在于落后国家拥有大量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就在于必须使这种小生产越过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而不解决这个任务，落后国家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一九五二年，斯大林概述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理论：
(一)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三)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应该逐步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中，集体农庄中；
(四)用一切办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的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五)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即国营商业和合作社——集体农庄商业，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列宁所规划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
毫无疑问，列宁所规划的并为苏联早期建设实践所证明的这条发展道路，同样是解决我国在革命后所出现的前述问题，保证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正确道路。
一九五三年，我们党根据列宁主义和我国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对这个总路线作了如下指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再度阐明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毛主席还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过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和实质，就是消灭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完成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消除私有制经济与人民民主专政(它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在“空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农业合作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它是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五亿个体农民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一个重要步骤。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和目的，就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社会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的独立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首先是重工业体系，以保证用现代化技术装备改造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保证社会生产不断增长以满足全体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取得完全胜利并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唯一稳固的物质基础，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具有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完全独立性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
显然，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两个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使我国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在经济落后的我国获得胜利的唯一可能和适当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制订这个总路线的时候，预计它的实现将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从1953年)的时间。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宏伟计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
但是，由于一系列新的严重问题的出现，我国未能在一九六七年完全实现党和毛主席所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一九五六年底，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比原计划提前十一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按照党的预定计划，中国应当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生产力，完全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分析当时的中国情况时，正是这样认识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文章中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感到还不大习惯；政治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虑和探索。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毛主席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显然，毛主席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同时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
一九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证明，我国年轻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还必须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我国进入六十年代以后，继续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严重问题，而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指出的“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则不能不放到次要地位上去。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在六十年代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掀起了猖狂的反华活动，企图把我国置于死地；
——国内的所谓“四大自由”和“三自一包”，不仅严重地破坏和动摇着集体经济，而且还瓦解着国营经济；
——已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残余势力伺机反攻倒算；在某些地方，他们实际上篡夺了一部分领导权；
——某些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被“和平演变”的方式所腐蚀，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当权派。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已经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而且这种复辟危险几乎是迫在眉睫了。
六十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只能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集中力量使那些已经遭到削弱和破坏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重新稳固地建立起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根据新的历史情况，重新制订党的政治路线；“以便正确地领导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党和毛主席提出了下述基本路线：“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国后来的实践证明，取代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党的基本路线，是解决六十年代所提出的上述政治任务，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正确路线。
从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以来，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我国连续进行了十几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极其成功地粉碎了包括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反党集团在内的一切想使中国复辟到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反革命复辟势力，胜利地保卫和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有着巨大的意义，它使我国避免了有可能出现的暂时倒退现象。
这里需要指出，我国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证明了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还依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证明了我国无产阶级在掌握着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完全能够击败和粉碎一切企图使我国复辟到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势力，保证我国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还应当指出，马克思曾经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很显然，既然阶级和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但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无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巩固和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导致社会革命。应当说，我国二十余年来的阶级斗争实践已经和还将证明这一点。
此外，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在我国进入无阶级社会之前，我国将继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当我们在基本上解决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之后，当我们开始解决历史正在提出的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放松自己的警惕。相反地，我们还必须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镇压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势力，以保证我国胜利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
在第四节“关于党的基本路线”中可以看到，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已经提到：“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同年七月，即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报告里，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说：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进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我国必须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在第四节也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在六十年代必须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因而上述“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不能不推迟其完成的时间。
现在，当这个迫切任务基本上得到解决之后，当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之后，我国能否继续完成毛主席曾经指出的“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伟大任务呢?我国目前的形势是否已经再度提出了这个任务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看我国目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我国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增加了将近一倍，并以每年百分之二的增长率继续增长；人口的这种发展速度无疑会同时引起社会需求的更大增长。可是，满足人民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却不能按同一比率增加，国家商店暂时还不能向人民提供不仅是稳定的、而且是不断增加的消费品。
在我国各地以不同形式存在着的程度不同的“自由市场”及其昂贵的黑市价格，首先是供求关系有所不相协调的具体表现。它不仅将随着国家供给的某些暂时不足继续存在，而且还会由于闲散居民的存在继续泛滥；
我国为数不多的闲散居民以各种形式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得到部分货币或实物以维持其生活，其中的一部分就以所谓“二贩手”身份进入“自由市场”；
由于国家供应的消费品暂时有所不足，厂矿职工不能不高价购买黑市商品，因而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正在有所下降；公社社员作为我国粮食的基本生产者，暂时地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家的“回销粮”来解决生活；
此外，随着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已经和当今的世界在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我国也“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经济力量的暂时有限，这就对我国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方面有所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我国国防力量暂时还不够强大，这与当前日益紧张的国际形势是有所不相适应的。
除了国际问题以外，以上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看到和体会到，而且，这只是一些表面现象，而它们所说明的是什么呢? 它们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应当看到，在我国解放以来的短短二十余年中，我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二十多年来，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而不仅解放了生产力，而且为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建立了旧中国从未有过的新的工业部门和新的工业基地，创建了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所有这些，都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但是，我们也还应当看到，我国是在几乎没有重工业的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并且，由于我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不能不把主要精力和战略重心放在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方面。因而，我国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甚至没有达到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平均水平。在七十年代初，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钢产量是一百七十公斤，美国是五百八十公斤、苏联是五百一十公斤、中国只有二十六公斤左右；全世界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是七百二十一斤、美国是二千三百斤，苏联是一千四百二十二斤、中国只有六百斤左右。
显而易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我国拥有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即达六、七亿的农业人口。而我国农业却只能给每人生产六百斤左右的带壳粮；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并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能不要求继续提高，那就不能不得出下述结论：我国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经济的现有发展水平不可避免地要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发生矛盾和冲突，由此将必然导致供不应求和与此相联系的一切社会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基本上得到了稳定和巩固。但是，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所说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十多年来，我国没有能够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现在既没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工业体系，也没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我们的整个工业本身并不是高度现代化的、大规模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现代化工业总产值并未在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
我国农业已经由个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经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它消灭了私有制和解放了生产力、而且在于它是小生产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唯一可能和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只有通过它，我国五、六亿个体农民才能参加拥有现代化技术设备的社会主义大规模农业经济。
但是，由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变革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传统农业的手工生产方式，这种使用锄头和耕牛的手工生产依然是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形式。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就已经指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确，“机器和拖拉机是经济繁荣的杠杆，是农业按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杠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可是，既然我国没有强大的重工业，既然没有必须为农业提供机器和拖拉机的强大的机械工业。我国就不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我国农业也就不能不停留在古老的手工生产阶段上。与这种手工生产相适应，我国农业也不是高度社会化的大农业；相反地，我国整个农业并不是集中的有机的经济机体，而是一个松散的几乎是无法实行统一计划的生产部门。除了并不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公社和大队以外，我国农业拥有将近五百万个生产队，每一个生产队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
我国这种未能彻底实现技术改造的农业，就是我国目前经济的基础。但是，农业作为基础恰恰表明了下述严酷的现实：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因而我们不能不把自己的整个国民经济以至全部社会主义制度建筑在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的脆弱而分散的农业基础上。
这是一个极不稳固的基础。一次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就将破坏我国的整个农业，而以农业为基础的整个国民经济就将陷入混乱，刚刚巩固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将面临新的考验。显然，我国的农业基础已经和基本巩固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严重的矛盾之中。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能是农业，尤其不能是手工业生产；“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我国并没有强大的“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毫无疑问，这正是我国经济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以上这一切，乃是我国整个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同时构成我国目前形势的和过去有着区别的基本特点。
这个基本特点表明：只有把我国整个全国民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由手工农业转变为现代化的大机器工业，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获得强大而巩固的物质基础，才能彻底解决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状况，才能保证我国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顺利地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由此可见，我国整个历史的发展和目前形势的特点，已经不可避免地向七十年代的我国人民再度提出了，毛主席曾经在五十年代提出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些任务就是：
——建立独立、完整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重工业体系。“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把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家经济，组织成为现代化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能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
——消除供不应求的矛盾状况，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
——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以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可能的颠覆和侵略，时刻准备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
——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我国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
所有这一切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动员我国现有的一切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充分发挥我国人民的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全面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最充分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就是我国在目前时期所应当解决而且必须解决的“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
能否解决这个任务，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命运的决定性关键。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画家都要先进；但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却比这些国家落后了二十五年至五十年，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未能达到现代整个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必须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压倒。历史已经和正在这样无情地提出问题。
但是，认识到历史所提出的伟大任务，仅仅是解决任务的第一步，为了解决任务，还必须明确解决任务的道路、方法和手段。
(一)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经济建设路线。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已经提出了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路线。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苏联在第一和第二仅仅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使自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的经验证明，对于一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国家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路线，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组织庞大的社会主义大生产的正确路线。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首先是从轻工业开始的，因而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允许在同样漫长的时期内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处于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能够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重工业。因此，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但是，重工业即“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它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扩大再生产的理论已经完全证明，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扩大再生产，尤其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绝对规律。为了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为了扩大生产，必须首先生产生产资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扩大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门。”
对于我国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迅速改变落后经济面貌的中心环节；但是同时也要狠抓农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粮食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我国农民直接依赖耕种为生，他们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极大。我国并无发达的畜牧业，城市人口维持生存所必须的粮食等等消费品，只能由农业来提供；农业同时为我国的轻工业和部分重工业生产原料，它本身作为我国工业的重要国内市场只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扩大。因此，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必须狠抓农业。
应当注意，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实现以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现代化。但是，我国农业本身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
我国农业和任何其它国家的农业一样，是以生产消费资料为主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任何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不可能为自己生产生产资料；实现农业现代化所必须的机器和拖拉机等等现代化装备只能由重工业部门生产出来。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迅速发展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不言而喻，实现农业现代化绝对必须的第一前提，就是我国工业的现代化，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
其次，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单位的我国农业本身不可能有雄厚的积累基金用以购买现代化技术装备。假如重工业能够生产出足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百六十万台拖拉机，我国农民也必须支付几十亿乃至几百亿人民币才能购买和使用这些拖拉机。毫无疑问，我国农民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因此，农业现代化绝对必须的第二个前提，只能是国家对农业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和帮助。
由此可见，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同时也是解决工农业的正确结合、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正确道路，只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以生产农业机械，由国家对农业进行投资以保证我国农业得到这些农业机械。与此同时，逐步提高农业社会化程度即使生产队所有制逐渐向大队、公社所有制乃至全民所有制过渡。
在现阶段，我国农业还不可能实现全面现代化。因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其可能支援农业，如提供优惠农业贷款等等；另一方面，应当继续巩固生产队所有制，坚持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大寨道路。生产队和大队、公社应尽一切办法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尽一切力量以各种方式来扩大再生产，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全面现代化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坚定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
“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方面。”任何分配关系都决定于所有制关系。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因而它不可能按照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关系来分配消费品；但是，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关系。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按他的能力进行工作，但不是按他的需要，而是按他为社会所做的工作取得消费品。这就是说，工人阶级文化技术水平还不很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依然存在，劳动生产率还没有达到能保证消费品丰裕的高度，所以社会只得不按社会各个成员的需要，而按他们为社会所做的工作来分配消费品。”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唯一可能实行的分配关系；但是，它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实行的分配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只有出卖劳动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他们的劳动力同其它一切劳动产品一样，已经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按照这个商品却劳动力的价值来分配消费品，劳动力价值决定着雇佣工人工资收入的平均水平。根据价值规律，劳动力价值同一切商品价值一样，与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即使不谈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失业现象，雇佣工人的生活状况也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日趋恶化。由此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所无法摆脱的下述对抗性矛盾，不仅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且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这个对抗性矛盾就是：两极对立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一极是资本家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雇佣工人的贫困和愚昧的积累。
社会主义社会则与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在于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生产力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优越性还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和提高。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生活状况与生产力发展成反比地恶化，有着绝对相反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制度的上述优越性，同时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而能够直接地和切实地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种优越性的，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在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量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这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规律。这个规律表明，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例如八小时工作制将变为六小时工作制，但是，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质和量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更大的比例提高。以至于在六小时内生产的产品，要比以前在八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多几十倍。既然劳动者不仅按劳动的数量，而且按劳动的质量来分配消费品，那就可以看到，“按劳分配”制度本身就直接保证了劳动者所分配到的消费品与生产力发展成正比。
必须强调指出，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的规律，适应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但在消费品按劳动力价值来分配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律必然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成反比的结果；而在消费品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同一规律则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与生产力发展成正比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它本身就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是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的唯一恰当形式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形式就是保证人民生活的不断增长的唯一恰当形式。
恩格斯说：“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不仅促使每一个劳动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劳动技能和文化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消灭。而且，它使千百万劳动者自觉地把自己的利益和命运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和割地联系在一起。千百万劳动者将自觉地维护和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按劳分配”制度使千百万劳动者看到，他们生活的任何改善和提高，只有在这种制度下才有可能。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削弱和破坏，都是对千百万劳动者利益的最大损害。
由此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与修正主义搞的“物质刺激”有着本质的区别。所谓“物质刺激”不仅在于它根本否认必须把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以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共产主义觉悟的正确路线，而且在于，它竭力培植一个与人民利益根本对立的工人贵族阶层，造成千百万劳动者的日益贫困化。十分明显，“物质刺激”不仅与“按劳分配”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对“按劳分配”制度的严重破坏；而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就象抹煞修正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一样。
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无论“按劳分配”怎样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它本身还不是完美无缺的。既然消费品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分配，那么显然，不同等的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不同等的，因而他们所分配到的消费品将是不等量的。等量劳动分配等量产品的平等权利，实际上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就产品‘按劳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但是，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消除这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分配关系。而这必然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对于我国来说，更是一个极其长期的过程。缩小以至消除分配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无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战略任务之一；如果有谁企图在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解决这个问题，这实则和我国现阶段的实情是不相符合的，也是我国现阶段的实情所不允许的。
现在，坚定不移地彻底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仍然是我们继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又要反对林彪的“政治刺激”。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以下唯一正确的原则：保证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两者的统一。任何只强调一个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破坏。
在现阶段，我国工人正在努力生产，不断为社会主义祖国创造财富，我们应该注意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
对于一切文教、科研、艺术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该对他们中的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有所成就、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者给予政治的和一定形式的物质鼓励。基本原则就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而使他们现有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和提高。
现阶段的农村，仍需实行与集体所有制关系相适应的工分制度。为了保证社员生活的稳定和逐步提高，不仅应当发展集体经济，而且应当使国家税收、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社员个人收入三者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
与此同时，也必须根据社会主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则，采取适当措施，制止一切破坏和消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在现阶段，还应当妥善解决我国闲散居民的生活问题，应尽一切可能，把这些闲散劳动力充分调动到生产和建设中来。
最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不仅应当相应地提高工人的货币工资和农民的个人收入，而且应当适当降低全部消费品价格，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
此外，我国人口继续不断的猛烈增长是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适应的。因而，必须继续实行现在正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一切可能的，并为人民所能接受的有效措施降低人口增长率。应当强调，这也是现阶段我们应当解决的重大任务之一。
（三）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
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其目的是消除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现象，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必须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
在我国目前所处的重要历史时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我国社会主义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压倒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即“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绝对不允许把德、智、体三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的现象存在。因此，即必须反对只强调“智育”的错误倾向，也必须反对只强调“德育”的错误倾向。“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实际上是整个“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这个总问题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在“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红”即无产阶级政治不能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社会主义事业绝对不允许也绝对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但是，“专”并不因为只是矛盾的次要和被决定的方面而失去其存在的意义；恰恰相反，也和任何矛盾的事物一样，没有“专”，“红”本身也不能存在。因此，在“红”与“专”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任何破坏一个方面的做法，都不仅将破坏另一方面，而且将破坏整个对立统一体。因而，使两者对立和割裂开来的任何做法，都是荒谬的。
现在，不应当忘记毛主席的下述指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也不应当忘记斯大林同志的下述指示：“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达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意义的。”
由此，就规定了我国教育部门必须协同其它一切部门所应当完成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和输送足够数量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技术人材；另一方面，消灭一切文盲和半文盲现象，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
我国工人阶级、我国青年和全体人民，要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使自己成为既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又有发达的文化技术水平的新型劳动者。
解放以来，广大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一支有生技术力量；应当合理地使用这支力量，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智慧。
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将继续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仅是因为封、资、修的文化思想以及一切传统观念还没有彻底消灭，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还必须有一个充分发展、普及的过程。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对于那些具有反动思想的反动分子，必须使用铁的手腕加以无情的打击。但对于千百万人头脑中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却不能照此办理。毛主席指出：“思想斗争同其它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这种思想斗争的方法，是解决人们头脑中的各种错误思想的正确方法，也是思想领域内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展开斗争的恰当形式。
但是，这决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应当明白，仅仅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想和文化，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从全部文化、思想阵地上肃清封、资、修文化、思想。要肃清和消灭这一切文化和思想，要保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阵地上获得完全胜利，就必须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高度发展、普及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强大有力的保证；也只有高度发展、繁荣、普及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才能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
为此，我国必须全面而完整地向人民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必须把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任何文艺作品都不能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而存在，同样，也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取代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并指出：“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我国“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为了“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镇压“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为了“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为了这一切，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强化而不是剥弱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首先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分子实行专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止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富有生命力和必获胜利的保证，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的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仅仅行镇压职能，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无论除去专政的这三方面中的哪—方面，都不免有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的危险。”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而“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
对于我国来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基本上巩固下来的现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应当也必须执行上述双重职能。
——保护和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组织和管理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制定和实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具体政策和详细规划。
只有建立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只有最充分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确保巩固；才能使我国无产阶级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应当而且必须组织人民完成这个历史已经提出来的新的伟大任务。
(五)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
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将在不远的将来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我国将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了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我国必须有一个统一和集中的领导核心，必须有一个团结一致和强大有力的最高司令部。
这个核心和司令部，只能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是领导一切的。”要保证党能够领导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只有制定正确的即不仅是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的，而且是符合最广大人民最大利益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只有使人民不仅能理解，而且能变成人民自觉行动的这种总路线和总政策，才能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和领导一切。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任何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由干部来贯彻执行，任何干部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我们伟大的党能够领导一切；我们伟大的党能够领导我国人民完成伟大的历史任务，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我们党和国家的广大干部是党的、人民的宝贵财产。他们在过去整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已经为人民，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我们坚信，他们还将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为人民立下新的不朽功勋，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新的贡献。
胜利属于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同志在去年元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再度提出了一九六五年三届人大上曾经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这就是：“第一步，用十五年的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恩来同志所提出的这两步设想，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了经久不息的巨大反响，它深刻的表明：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只能而且必须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现在，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文化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把这一个伟大的任务再度提到了一切问题的首位。能否完成这一任务，是能否满足我国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决定性关键，是我国社会主义能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关键，是我国能否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决定性关键。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正在开始一个伟大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建立起来，几千年来未被抛弃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将和锄头一起放到历史博物馆里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在这个历史时期变成全体人民的幸福乐园。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尽管我国的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在社会表面深刻地显示出来，尽管国际紧张局已经把战争问题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至今都还没有认识到我国整个历史发展和目前形势的主要特点，也没有认识到正是这特点本身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这些同志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还表现出种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而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伟大祖国现在所处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比较艰难的发展时期，我们伟大祖国在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将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完成伟大的新的历史任务，崭新而强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一定会像巨人一样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更加光辉灿烂的新时期不可避免地必然到来！
我们已经详细叙述了我们关于我国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我们确信：有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作出最后的审定，有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作出最后的验证。
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一八四○年后出现的帝国主义集团凶恶宰割我国的历史不幸，除了反动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腐败无能而外，我国经济的落后则是一个重要原因；“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能够出入自由地蹂躏我们的家园，经济落后也仍然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凡是年过四十的人，总该不会忘记“九·一八”以后的那种悲惨情景吧！
历史已经证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者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经济落后而放慢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今天，国际紧张形势日益加剧，帝国主义者的所谓“缓和”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的侵略本性，它们究竟有哪一天带来过和平，又究竟有哪一天断过磨刀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而我国能否在下一次战争来临之前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我国人民需要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国人民需要的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发展开辟一条广阔的道路；而在目前时期呢?我国人民需要的不能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加强国防；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发展生产，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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