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6-9-7 作者：[待确定]
【王申酉（1945年8月－1977年4月27日），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民间思想家，因表达不同政见，于1977年4月27日被中共上海当局判处死刑，未经辩护，立即执行。王于196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65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因拒绝交出日记，不能加入共青团。 1966年6月在日记中，写下批判“文革’’言论。被打成反动学生，其日记被被展览，随后入狱两年。1968年出狱，随学校老师去奉贤“五七干校”劳动，后从干校回来，留校监督劳动。在此期间， 王阅读了《资本论》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成为一个博学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并用它来批判文革和中国社会现实。1976年，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友。学校保卫科对他的恋爱横加干涉，通知女方说王申酉“思想反动，五毒俱全”，致使女方决定与他断交。1976年9月7日，王申酉动手写一封长信，全面介绍他自己的思想观点。监管他的人要他交出信审查，他拒绝交出，发生扭打，又被投进监狱。审判员要他将被撕毁的他给女友的反动长信重写出来。他在六天内写以下六万字的《亲笔供词》。其中，他对“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都持否定态度，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有“空想社会主义”成分。首次提出了毛的民粹主义问题。他还认为中国社会非变革不可，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再“闭国自守”，要开展对外贸易等等。1977年春，上海市革委会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五一”前公审并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在一天内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听取并同意了56个死刑判决案，平均每6分钟通过一个死刑案。王申酉是其中一个。1977年4月27日，被押赴上海卢湾区体育馆，在三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宣判死刑。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判决书，来不及申辩一个字，即被押赴刑场枪决。年仅31岁。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大会。】
我在1976年9月7日到9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提纲〉①开场②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③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④对苏联历史的看法⑤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⑥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⑦对双方(我与对方)关系的看法⑧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实际写出时，顺序是有颠倒，标题是有改变的)。〈注〉在原文中，第⑤点是用攻击性字眼指向毛主席的。另外第⑦和第⑧点没有来得及写。以下是原信的回忆。(S.D是对方名字的拼音缩写)
我们结识以来二个多月了，虽然时间不长，但会面谈话的次数并不少。然而，毕竟二个月与一个人的一生相比是短暂的，因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双方也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本来，我就想透彻地向你谈谈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但双方刚接触不久，恋爱有它固有的规律，不便于一开始谈严肃的世界观问题。后来起了一些波折，也不想多谈了，但不久前问题复杂化了，闹到双方单位里去了，这使你对我的一切产生了疑问。在我看来，既然我们的一生都曾一起翻过共同的生活之页，如果给对方留下疑问就未免遗憾。到现在这样的时候，我想，不论今后我们双方关系的前途如何，都应该向你坦率地谈谈自己的世界观，谈谈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看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我的认识与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70年正式阅读马列著作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别人运用马列著作词句，自己也在大字报中运用马列著作的词句，总当作工具一样看待，根本没有意识到过它是一门科学。我看到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些著作中摘引他所需要的部分为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目的服务，象万用的灵丹妙方一样，但同时又什么用处也没有。只是在1970年11月去大丰我校的干校以后，我被剥夺钻研自然科学的机会时，才开始真正阅读和钻研马列著作，慢慢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逐步发觉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门人类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作为研究的方法、立场，才能透彻地解释一切社会现象。过去我也曾思考社会现象，但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往往陷入矛盾和混乱，最后在政治上受到制裁，所得的教训是从(此)不再去考虑政治问题。这种消极态度仍没有解决问题。只有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才能较深地看清一些问题。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分析一切社会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所说的，它包括三部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分别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并结合亲身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而创造的。由于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积累的全部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并亲身参加了社会实践活动，因而能创立出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曾在马克思墓前十分精辟地概括阐述了马克思一生给人类思想宝库所带来的二点最辉煌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
由于我后面所述及问题的性质，因而我在这不准备全面谈论这些理论，只想着重谈论二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许多人在口头上谈论马克思主义，但认真问问他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恐怕不少人只会扯什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词句，一百个人中没几个能真正答出这个问题。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核心。人类几千年来总是用历史唯心主义来解释人类的历史，总是把历史的推进原因归结到个别人的意识活动、特殊的超人智慧。例如，当秦始皇在二千多年前统一了全国时，他的大臣李斯提出用郡县制来代替分封制来治理国家，从而使中国二千多年来基本上维持了统一的民族国家。除了几次短暂的分裂时期外，没有分崩离析，社会在长期的稳定之中给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什么李斯的想法不产生在以前的商朝、周朝，而只产生在秦朝，并获得了成功呢?是李斯个人的超人智慧吗?又如在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的末年，出了个康有为联系一千多个上京赶考的书生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要求变法维新，并且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居然搞了百日维新。为什么康有为的思想不早出几百年，从而使中国由封建社会早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呢?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百把个皇帝没想过要来什么资本主义的变革，直到光绪皇帝才想起搞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呢?在中国历史的这二个发展的关节点，是秦始皇、李斯或光绪皇帝、康有为头脑里的意识活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吗?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推动人们去思考。而在马克思以前，人类只能把历史归结于将相、英雄超人的心理活动。直到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才对这些问题第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人类在研究历史发展时，曾经好久以来忽略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直到马克思才发现：人类在从事任何其他活动以前，首先需要吃、喝、住、行，也就是需要必要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下来，再从事其他活动。人类必须谋取生活资料，即需要参加生产活动。因此人类的物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但人类有史以来就是社会性的动物，只能结合成团体参加生产活动，人类在这种团体中参加生产、交换和分配产品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总和就是生产关系。在人类某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生产关系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构成了这个发展阶段的经济基础。每个人在这种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他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决定了这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存在阶级的生产关系中就决定了这个人的阶级地位与立场。马克思就这样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了个别人的意识与他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另外，某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形成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这个社会的法律设施、政治设施以及道德的、宗教的、文化艺术的等等观点——总之一切包括在上层建筑范畴内物质和精神的东西——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此，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其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原因，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一步也就是在它的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根源，而不能本末倒置。马克思就这样第一次为人类透彻地解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而它本来曾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中被完全忽视过去，或最多作为文化史的从属活动一笔带过。
这里还要强调和说明二点。首先是：经济基础是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对矛盾组成的。在这对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人类为了更好地谋取物质生活资料，在生产活动中第一个自然的动机是提高生产力。而随着生产力状况的发展就自觉不自觉地促使人类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来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人类阶级的划分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归根结蒂取决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发展生产力状况。因而生产力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
另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几对矛盾中，经济基础、生产力、社会存在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后面三方面会起主导作用。关于这些矛盾的辩证关系，马列著作中有详尽的说明，这里不多说了。
用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就能得出唯一正确的结论。
人类在脱离了动物状态后，曾经经历了好久时期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群居在原始公社之中，没有阶级，全都是平等的，没有剥削与压迫，这就是当时生产关系的状况。这种关系并不是当时人类的意识活动所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生产力的极其低下的状态决定的。当时的人类为着抵抗猛兽或自然灾害，必须全心协力，共同奋斗。而获得的生活资料极端少量，刚刚能维持个人的生存，不会有多余的生活资料供别人剥削。在各公社之间为了生存发生战斗时，胜利者只能把俘虏吃掉或杀掉，而无法把其作为剥夺剩余产品的对象。生产力的标志往往用典型的生产工具来代表。当时生产力状况可用石器时代作标志。
后来，人类在实践生产活动中，学会了炼制金属，如青铜、铁器。利用这些金属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样，人类就可生产出比维持个人生存更多的生活资料。结果就为人类的剥削现象创造了物质条件。原始公社的首长开始从平等的地位上升到主宰的地位，把其他成员看作剥削的对象。战俘也不杀害了，而是强迫他们进行劳动，生产剩余产品。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阶级，即奴隶和奴隶主阶级。人类历史由原始公社时期进入奴隶社会，这是因为经济基础首先发生了变化。接着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形成了压迫的工具——军队等政治和法律设施，并伴随着这些形成了相适应的宗教和道德观点。像古希腊奴隶社会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所孜孜向往的《周礼》，都典型的代表了这类观点。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类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自然力、各种生产工具，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步与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奴隶是单纯的生产工具，没有个人的经济活动，像动物一样戴着锁链劳动，没有丝毫的人生自由，只能用粗笨的工具劳动，结果没有提高生产力的兴趣，也没有更多的剩余产品可被剥夺。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血腥压迫和剥削，造成了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们一次次发动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奴隶主的统治。结果，在释放奴隶、逃亡奴隶、自由民中逐步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又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奴隶社会在两个阶级反复搏斗的废墟上兴起了地主阶级与农奴阶级。统治阶级发现，不改变生产关系已不能照旧剥削和统治，不能对抗日益强大的奴隶们的反抗。他们发现，给奴隶以一定的自由，在自身掌握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前提下，允许奴隶占有一点少量的生产工具，并保有独立的家庭及小家庭经济，采取劳役(后来，实物和货币)地租之类的方式来剥削他们的剩余产品要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并且能更引起奴隶的生产兴趣，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剥夺更多的剩余产品。这样，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就应运而走了人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用手推磨标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而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可以说是建立在这种生产力的状况之上。
封建地主阶级借助暴力镇压的工具，通过地租形式无偿地剥削农奴，但农奴已开始了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经营权利，这种经济只限于家庭范围，这样决定了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的相互关系是封建家长制的形式。农奴吃、喝、住、行都束缚在土地上、来源于土地上，不与或很少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活动 。他们贡献给地主的，起先是劳役地租(即到地主自己经营的土地上服无偿的劳役)或后来的实物地租，地主将剥削来的产品一般是自己享用，不去交换。因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民，尤其是早期的农奴是由法律规定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的。
伴随着这种经济基础的形成，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就逐步相适应地形成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说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在他的大臣之中爆发了一场关于建立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大辩论。李斯根据历史的严重教训，力排众议，提出了郡县制的优点，分析了分封制的祸害，为秦始皇所赞成并实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郡县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巨大的进步作用。既然当时的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全国各地区、各市郡、各村镇都在经济上大致保持自给自足的状态，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统一的商品市场，货币经济还占很微弱的地位。经济状态决定了政治状态，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没有一个仿佛是脱离社会，高踞于社会之上的统一行政权力，势必造成各地封建割据。分封制就为这种封建割据创造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有利条件，它为国家的分崩离析、诸候混战和人民在战乱中大规模丧失生产力创造条件。相反，采用郡县制，地方长官由中央任命，随时可以撤换、调动，俸薪由中央供给，行政办法由中央法律统一规定，官吏向中央负责……这样一种法制是唯一适用中国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的，也就是说，这种上层建筑唯一地适应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秦始皇或李斯的头脑有超人的智力，而是当时的经济基础要求建立相应的上层建筑。秦始皇、李斯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曾对法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经济的状态作过一长段精采的描写。他谈到当时法国的农民家庭经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各个农民村社彼此孤立存在着，一个连着一个，千百年来没有变化，数量上的众多并没有形成质的变化，像一袋马铃薯一样，一个马铃薯碰着另一个马铃薯，彼此没有物质交换，没有经济上的来往，更没有政治上的来往。他们千百年来不能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不参加历史的活动。他们按经济特征形成了农民阶级，但从参加历史发展活动的力量的角度来看，他们没有形成一个起独立作用的阶级。他们只能让另一个独立于他们之上、高踞于社会之上的行政力量来代表他们。这样的经济状态就成为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
这段话大致可用在我国二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状态之上。但这种封建家长制的小农经济并不是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唯一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在好多地方提到过另一种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这就是农村公社制，它存在于欧洲的马尔克、印度和斯拉夫民族的村社之中。
在这类村社中，并不是个别的家庭占有或租取土地，而是整个村社集体地共同地占有土地，每个家庭另有少量的份地生产一小部分归自己所有的产品。村社居民集体地进行生产活动，进行分配和消费，没有或很少有与外界的交换。在这种村社中不一定有人格化的地主。尽管这样，但这种经济形成依旧归属于封建的经济形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经济形态仍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仍是封建家长制，农民仍束缚在土地上，并且通过赋税等形式向封建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皇帝或国王、或者他们的代表——交纳剩余产品。这种村社同样成为从印度到斯拉夫等地方的东方封建专制统治千百年的顽固基础。甚至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它比小农经济更具有深刻的保守性、顽固性，更能使历史的发展停滞不前。列宁曾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他一些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及其反动性。
但是，封建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一环。由于其内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这种社会最后还是为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了。而这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归根结蒂是由生产和交换的发展所造成的。?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大分工，尤其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必然造成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发展。人们成为独立的小商品经营者，自己占有生产资料，自己占有产品，自己进行交换。逐步从中世纪的初期城市中产生了城关市民，采取封建的或行会的手工业经营方式。由于市场的扩大，对自然力的进一步利用，手工业作坊的分工更细，逐步为工场手工业所代表。这样在封建社会的内部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伴随的二个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十五世纪以来，美洲的发现，印度和中国等殖民市场的开辟，世界交通的发展，都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贵金属的大量发现和流通为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真正高度发展推动了机器的大规模发现和应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步的解体，农奴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也从狭窄、保守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成为失去一切生产资料、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同时，商品经济和货币也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封建村社之中，使之瓦解，迫使它也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经营。所有这些生产方式的变革，都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奠定了二个必要前提：资本的积累和雇佣劳动者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每一步都以行会的束缚和特殊的特权同它相对立。地方特权、级差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封建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和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阻碍着工业的发展，各地各省的关税壁垒钳制着商品的自由流通。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再不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资产阶级逐步在许多国家中取得了政治统治地位，建立了维护资本统治的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斩断了束缚人们的一切封建羁绊，用公开的、直接的剥削代替奴隶社会中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在不断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消灭过时的民族工业，使生产、交换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在资本主义民族的强大的炮舰或低廉的商品的进攻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和精神的生产都成了全人类的公共财产，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日益破产，资产阶级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的高度发展 ，把一切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一起参加全人类的历史活动。它迫使一切最落后、愚昧的民族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它不想被历史所淘汰的话。
资产阶级借助普选制、议会及共和制及地方自治制来进行统治，它不需要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建立，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形成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纽带，在生产的高度集中和社会化的情况下足够使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了。而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自由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发展起来的，从它一开始产生以来就孕育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周期的生产危机。尤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其固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导致愈来愈严重的生产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这样，生产关系不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就发生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剥夺资产者的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与生产的社会化适应起来，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
以上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看法及用它概括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看法。顺便就可解释前面谈到过的那样一个历史事件。即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的问题。下面谈谈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
全人类思想史上，曾出现过不少优秀的思想家，提出过关于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归全民所有的。人类过着平等、幸福的生活。比较早期和比较典型的如十六世纪托?莫尔的《乌托邦》，十七世纪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主要不在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应该是怎样的，而在于通过何种目的和手段达到社会主义。
在人类思想史上，首先出现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其主要的代表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初英国与法国的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他们的生活和活动时期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蓬勃掀起并同时伴随产生了大量资本主义祸害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的经济危机、资本的高度集中与积累及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化等等都这些对人类幸福抱热心肠的先生们不能袖手旁观。他们幻想建立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既能保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能避免一切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症候，使无产阶级免除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他们幻想不要有资本家。他们构思出一个个社会改革方案，并不惜化费巨资去实行它，或者向社会上一切阶级呼吁来实行它。他们建立移民区、成立消费和生产合作社。但是这种头脑中构思出来的社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并在实践中失败。
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态、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这种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学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任何历史主动性和特有的任何政治活动，看不到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须具有的物质条件，而只把无产阶级看成受深，需要别人来解救他们的被动力量。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
空想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它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启发了无产阶级的觉悟。他们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消灭阶级对立和国家机器等。然而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类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来越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理论根据。尤其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往往从保守的农民阶级立场抨击资本主义，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按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及生产方式，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样，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只起了反动的作用。
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达到了高度发展，并向人类展现出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固有矛盾的运动形态，由马克思对这种生产方式作了全面的、历史的科学考察，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剩余价值的学说以后，社会主义才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的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
要使社会主义实现，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这样，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计划、方案永远失去了任何理论与实践价值。马克思在他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本论》的序言中，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只要透彻地对社会各种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过程作周密的科学考察，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社会中依次发生的经济形态都是属于“历史性的范畴”，并且“不能跳过或超越”某种经济形态发展阶段。人类在掌握了某种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规律后，虽然不能超越它，但能缩短它，减少它的阵痛，向高一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范畴，我们并不象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认为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有最充分地发挥尽它的历史作用之前彻底抛弃它，可以在它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之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要作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恩格斯在一八九五年临逝世那年，在为马克思19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一八四八到一八四九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作的导言中指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发挥尽作用以前不会发生变革，从而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竖立的上层建筑也不会崩溃。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对历史还有进步作用。恩格斯谆谆劝导无产阶级不要忙于准 备夺取政权，而应该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普选制等条件发展和壮大自己的阶级力量，为未来的最后快战准备条件 。这是他们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结论。1848年欧洲各国普遍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也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显示自己的力量，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为当时欧洲的无产阶级已有足够力量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了。马克思在报刊上热烈地宣传鼓动革命，恩格斯则拿起枪杆，亲身参加了武装斗争。但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普遍失败，工人阶级也普遍遭到镇压。马克思被驱逐出德国，后来又从法国被驱逐到别的国家。恩格斯被通缉，逃亡到瑞士来在1893年，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作序言时，回顾1848年革命时指出：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实行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
以上我概略地谈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由于我学习的非常浮浅，还只懂得一点皮毛，又由于自己生活条件与世界观的限制，很可能理解得有不少错误，甚至歪曲了原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内心深处坚信它的正确性，并竭力追求以它为武器考察一切社会问题。我上面写的，由于太匆促，来不及翻阅经典著作原文，只是按我个人的理解来叙述这些理论，更容易导致错误。所幸只是对你个人交换意见，不是拿去给任何别人看，出丑。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也能产生浓厚的兴趣，那我们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如果你准备开始学习，我建议你从学习这样一些著作着手：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发展》，这二本书最清楚又最通俗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了不至被我上述的一切议论造成对所述问题的歪曲的理解，建议你可阅读以下一些书：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哲学的贫困》及《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的《1848—1849法兰西阶级斗争》及恩格斯的导言；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二章也值得一看。
如果你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了初步了解，阅读了一些较浅近的书，那就应该狠下决心啃一下《资本论》。我不能不带着极其狂热的感叹心情回顾《资本论》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这部著作的划时代功绩，诚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述的，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化了毕生的精力，四十多年顽强的脑力劳动，参阅了一千四百多本书籍及大量报刊杂志完成了这部巨著。主要是考察了当时为止人类社会所发展到的最复杂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历史条件、发展的变化过程、固有的矛盾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展开，并预示了它的历史发展趋向、其必然灭亡而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物质条件的结局。
这部副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著并不限于上述任务。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全面地进行这样的批判，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完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归功于他的研究。《资本论》也同样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既然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经济形态有了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么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更比较容易了解了。
学习了《资本论》，绝不等于说就掌握了考察和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灵丹妙药，可以不费力气地搬用其中的辞句说明一切了。归根结蒂它只提供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观点和立场。为了研究和考察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都只有老老实实地按照《资本论》中所指明的方法、观点和立场，收集大量的现实生动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才能有点用处。马克思在该书的序言中，曾精辟地强调收集大量现实的客观经济材料对考察有关的经济形态的重要性。这里作个比方。当我们检查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时，当然不是按外表的形象或他个人的粗浅自我感觉为基础。作为一个负责的医生，他应该检查对象的脉搏、血压、心电图象、血液成份及身体中各个器官和各部分组织的客观真实资料，他在正确的医药理论指导下收集必要的材料，再把这些材料按这种正确理论作指导进行分析、考察，最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样，我们在考察任何一种经济形态时，也不能按这种社会形态的外表形象或它自称如何如何得出结论，也只能按照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考察这种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产品的交换与分配方式，考察它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历史根源和发展趋向；在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内的全部经济基础作了首先的、全面的详尽考察后，再进一步考察矗立在这个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状况，这包括一切法律和政治设施，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精神活动；最后再考察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经过这样全面考察后，才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这种社会形态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性质。在这样的考察过程中，《资本论》提供的观点和方法是唯一科学的理论。
接下去，就是我头脑里这好几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主观上希望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针，对一些社会问题作的极浮浅的考察。由于我实在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得太浮浅，加上主客观条件的严格限制，无法获得许多最起码的现实客观经济资料，因此考察得是十分浅薄、粗糙的，很可能有大量错误。
这里以及以下所谈到的“历史”，当然不是真的谈论什么历史，只是为了方便起见用这种标题。归根结蒂，这封信主要是环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二个论题结合社会实际考察以下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其建立的必要历史前提与物质条件是什么。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也伴随着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流派之中，产生了各种争论，在各国的整个社会主义学说发展过程中，都大致集中在二大派，即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
在俄国十九世纪末，发生了以民粹派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流派和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场大辩论。辩论焦点集中在俄国的封建村社的历史命运上。民粹派认为，这种作为封建专制的沙皇政权的社会基础的村社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因为它形式上公共占有土地，形式上没有剥削压迫。他们徒然地指望这些封建村社能避免西方类似社会组织的分化瓦解的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以此来防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症候。但是，以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写了许多著作，对民粹派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了粉碎性的打击。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巨著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俄国的村社制度的经济本质作了深入的剖析，应用了大量的客观经济资料、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阐明了这种村社制度绝不是凝固不变，而是在商品经济、货币制度的侵蚀下显著地瓦解着，封建的、宗法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侵入其中，村社的社员在不断地挣脱土地的束缚，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列宁指出，所有这些历史现象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这种村社分化瓦解速度愈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占统治地位，村社社员愈快地脱离土地的束缚，为无产阶级造成后备力量，那就愈能加快历史前进的步伐，为革命创造更强固的社会物质条件。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英明预见。民粹派的理论随同其实践一起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
在此以前，有一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写信给马克思，讨教过关于俄国村社的历史命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后来普列汉诺夫在19世纪90年代与恩格斯会面时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当时西方的历史条件还没有成熟到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因而，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不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与后来列宁在20世纪初流放期间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得出的历史结论是一致的。
后来，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环节——俄国——首先获得胜利，并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并在1917年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分析这次革命的成功，是在于沙皇专制政权在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后来的二月革命中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软弱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有力。但具体分析俄国革命前后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完全发挥尽其历史作用。整个俄国农村，还是一个小生产经济的汪洋大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据很次要的地位，在城市中，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了统治地位，但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累程度还没有达到象西方各国那样的高度。
列宁在革命后不久就宣布把土地收归国有，大银行、大工厂、大企业也都收归国有，驱逐资本家。而且更进一步采取了共产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在农村中实行余粮征集制，在全国建立居民消费合作社，搞按需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和贷币经济。事实上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制度，取消价值规律的作用。显然，按照当时俄国经济的历史条件，这些共产主义性质的措施采取得还为时过早。既然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下，小生产经营、小商品经济还形成一个汪洋大海，任何生产关系、交换和分配方式的过早变革不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这些法令、措施没有获得成功，伴随当时的严重内战，全国经济处于困难的状况，城关系、工农关系紧张，苏维埃政权也处于危险之中。
在这样的紧急历史关头，列宁作为一个目光深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视而不见，不久就看出了上述危险，立即改变了这些政策。在农村，将余粮征集制改变为粮食税制，取消了居民消费合作社，恢复了商品交换、货币经济，允许城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种限度内得以发展。这项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向资本主义作暂时的退让，以恢复经济，发展国营经济，积聚力量以便向资本主义作进攻。以后，这项新经济政策果然获得了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巩固。
虽然如此，无论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来的赫、勃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少是其变化的形态从来也没有在苏联绝迹过，仍起着其应有的历史作用。生产关系包括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在苏联，城市的小商品经济、个体劳动者以及农村的宅旁园地的经营，基本上仍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整个苏联经济是通过货币来展开其运动的。也就是说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上，资产阶级法权还在城乡起一定的作用。在分配制度上，资产阶级法权则起着特别显著的作用。斯大林对生产效率高的工人采取高额奖金制度，至于对党内外专家，更采取高薪制度。到了赫、勃时代，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里更占据了充分的统治地位，许多类似谢基诺试验、利别尔曼原则一类的经济改革归根结蒂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反映。斯大林在50年代初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要让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生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中让它发生作用，防止它的破坏性作用。价值规律归根结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规律，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着最充分最完全的作用。既然它能被允许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起作用，那么只能意味着在苏联经济形态中有着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深深痕迹。严格地说，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苏联正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发展到失去其一切历史作用的情况下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因而在革命成功后，这种生产方式仍按固有的客观规律在起其历史作用。这极好不过地从实践上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没有发挥尽其历史作用以前，决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回避或否认这种历史事实，而是细心地考察分析这种生产方式所起作用的范围，限制它的破坏作用，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引导它为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坚固的物质条件。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情况，这里没有必要多谈。我只想着重谈谈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过渡的历史关节点。中国在明朝末年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城市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农村里货币地租的发展都为此创造了条件。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空前巨大的惰性作用，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特别强固，极严重地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到了腐朽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完全成了生产力的严重桎梏。英帝国主义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用大炮轰开了封建闭关的中华帝国的大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商品的输入，加快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解体，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二千多年来第一次质的变化。尽管帝国主义列强的目标是变中国为殖民地，但客观上也加快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严重关节点，不同的阶级带着不同的政治脸谱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进行了表演。这里可以举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个历史人物作代表。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推动了封建社会历史的前进。但这种农民起义归根到底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尤其是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内部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它代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农民起义只能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前进，不可能把封建社会引向高一级的社会形态。
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帝国主义国家用炮舰和低廉的商品侵入中国，这种商品是资产阶级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使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市以小商品经济经营的手工业解体、破产，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大批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来自宗法经济和小手工业的没落阶级要求原封不动的保持旧的生产方式，他们对于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斗争，都是为了维护原来的过时经济形态中的地位，免于灭亡，所以他们是不革命的，因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他们失去了生产资料，又没有成为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地位是旧社会最下层的消极的腐化的部分。相反，在中国土地上，在汪洋大海中萌发出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因素，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它要求生产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
满清王朝为了保存封建的统治形式，尽量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统制了对外贸易，并把对外贸易的统治机关设在远离首都的广州。诚如马克思指出的，用这种办法来尽量减少外来影响。也正因为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在两广地区更为严重，在过时经济形态的解体中出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多，所遭受的苦难也更严重，这就为广西金田村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形成了历史条件。
太平天国运动既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所提出的口号必然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口号。他们提倡平等，均贫富，提出《天朝地亩制度》，其内容本质是提倡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可以想象，即使这次运动能够成功，洪秀全也最后会心安理得地坐上封建皇帝的宝座，所建立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就象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谈到的，斯巴达克思尽管是奴隶社会中发动奴隶起义的伟大领袖，但毕竟因为他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即使他能成功地推翻整个罗马奴隶主统治集团，他最后必然会心安理得地坐上奴隶主皇帝的宝座，加强奴隶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事实上，洪秀全在打下南京建立天朝、自称天王万岁以后，就开始建立一整套封建主义的政治和法律设施了，根本不可能实现平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视着与他们同时代的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并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建议你一定要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这本书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极其有价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根据大量关于中国的历史、经济材料，周密地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上层建筑形式，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背景，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一运动是中国滞固的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典型，是满清王朝这具封建木乃伊在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新鲜空气后发生解体的过时产物。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它也许是中国漫长的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后一次纯粹的农民运动。从此以后，随着中国历史条件的质的变化，农民阶级再也不可能按其纯粹的阶级本能发挥有效的历史作用，不能再在政治的舞台上作表演了。
象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类似，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开明人物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预感到不彻底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本阶级将必然走向没落，甚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在整个蓬勃掀起的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会被淘汰。他们不甘于在慢慢崛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的情况下走向毁灭，又想保持自己的封建特权。他们这时又看到1861年俄国沙皇政权推行的自上而下解放农奴的资产阶级经济变革和1868年日本天皇政府搞君主立宪实行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例子，既能维持封建特权，又能变革生产方式。于是这种资产阶级化的开明地主阶级推出康有为为代表，在1898年向光绪皇帝上了《万言书》，要求实行变法维新，也就是搞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变革。光绪皇帝赞成了这种意见，任用康有为等一批变革人士搞起资产阶级改革来。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封建主义经济形态还在全国占着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极为微弱。作为那种过时的封建经济关系的集中代表的顽固派头子慈禧太后，勾结窃国大盗袁世凯，疯狂地镇压了这场变革，使戊戌变法在实行一百天后惨遭失败。究其原因，是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太缺乏社会基础了。
但是，满清王朝为了维护自己走向毁灭的历史命运，通过李鸿章在19世纪末搞洋务运动，以便使用新式的武器来维持统治的做法，客观上走向了它的愿望的反面，中国要变革的信念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侵入而深入人心。慈禧太后尽管废了光绪皇帝，挫败了戊戌变法，但她不得不在1905年搞了一个假维新。虽然极不彻底，也发生了一些不以她主观愿望为转移的结果。一大批热血青年早就不满现状，乘此机会纷纷出国去西方国家寻求真理。鲁迅就在这时出国。周总理，陈毅，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也在本世纪留学欧洲，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的道理。孙中山、黄兴等人更早一些就去西方学习组织革命活动。毛主席没有出国，但这个时候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资产阶级经典著作，接受了新思想新道理。……可以这样说，正是这大批大批的出国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掀起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把中国向新的社会推动过去。这些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全部篇章。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已丧失了其历史作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经过百折不挠的武装斗争，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在西方和俄国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步作用，同时也看到了这种生产方式固有弊病，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悬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等等毛病。因此他在提出的三民主义理论中，希望一举能完成三种革命。他提出民族主义以驱逐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提出民权主义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争取社会民主；提出民生主义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经济平等。根据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帝国主义列强是勾结满清王朝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是可与民主革命、也必须与民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起成功的。但是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即搞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依据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是十分不成熟的。因而不可能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前二种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关于孙中山(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可参阅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中列宁的论述中国民主革命的文章(文题我忘了)。列宁对这位同时代的革命家有很高的历史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理论主张的民粹主义性质。孙中山毕竟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没有能领会马克思主义这一唯一科学的理论，不理解社会发展有它固有的客观规律性，指望既发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同时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样，他百折不挠地经历千辛万苦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又提出了规模极其宏大、详细的《建国方略》，把毕生精力用在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这一点上，决定了他的崇高历史地位。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特殊性，在孙中山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就开始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它比欧美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直接办企业，故它比本国后来兴起的资产阶级的年龄要大，资格要老，而且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苏联革命的成功传播到了中国，使无产阶级有比资产阶级远更先进和成熟的革命理论武器。毛主席在阅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后，接受了马列主义，诚如他在自传中谈到的，自1918年夏季后，自认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7月1日，毛主席等12名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周总理、邓小平等人在法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从此中国无产阶级有了它自已的政党，开始发挥独立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共产党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年轻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还不是一个处在没落的阶级。因而合作是成功的。许多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工作。如毛主席当时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后来又做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职务，周总理、叶剑英等人担任了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及教官等工作。当时国民党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国内，特别是在城市里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1925年孙中山过早的逝世，1926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所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列宁在1924年1月逝世)，蒋介石的上台，并在1927年4月大规模的屠杀共产党人、逮捕周总理，造成了全国的内战开始。中国共产党由城市工作为重点转入以农村工作为重点。历史是很奇怪曲折的。由于国民党是一个阶级成份很复杂的党，其中代表了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农村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农村又阻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不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资产阶级口号。结果农村的封建宗法经济仍保持着，农村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很慢。
结果，农村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任务由共产党来完成了，这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而且正因为各省各地的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决定了政治、经济的不统一，各地军阀割据、混战，在各省边界的统治势力衰弱地区给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武器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如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发动农民搞土地改革，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这一切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争取了农民的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实质上是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成功了，这是毛主席不可抹杀的历史功勋。
相反，从苏联回来的王明等一批人，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不懂得具体的历史条件要作具体的分折，不懂得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应灵活地应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他也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样子，搞城市武装起义。他没有看到苏联当时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的现实状态极不相同，因而他肯定会失败，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的损失。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党才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从1937年起，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这场抗战中发挥了力量，建立了民族的功劳，但各自起的作用的细节，我并不了解详细，没有发言权。这里想提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一事，这是因为彭德怀这个历史人物在以后的党内历史中又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彭德怀抗战中任第八路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副总司令，他曾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百个团左右的八路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严重地挫败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功勋，当然也给八路军本身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这场威振中外的战斗大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受到了举世的称颂，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布嘉奖令。不论怎样，这场战斗发生在民族矛盾占中国社会统治地位的时期，是有进步性的，应为历史所肯定的。但毛主席当时却批判这次战斗，在党内发表谈话批判，提出 这场战争消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力量，在日军面前暴露了八路军的主力和动向，从而吸引日军把军事压力增加压在共产党身上。毛主席的想法显然是要尽量保存党的武装力量，以此用来为未来的内战作更好的准备。他没有看到彭德怀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增强实际战斗能力，从长远看并没有、反而会增强党的武装力量。关于这次历史事件过去我从未在书上读到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大揭发材料中了解了这件事，看到了毛主席的关于这件事发表的谈话，毛主席与彭德怀的矛盾的历史渊源还不止这点，但这点也许最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内战就开始了。内战的起因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关于在这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细节，胜败的原因，我还是让更了解的历史学家们去作分析吧，反正与我这封信所叙述的核心问题关系不大，这里不谈了。
当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获得全国政权时，它所面临的国家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外战与内战、政治上分崩离折、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民党的腐败政权在战争中把国家搞到了历史上少有的毁灭破败的边缘。从经济形态分折，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买办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建国初期，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只占了不到10%，其余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经济或封建宗法经济所产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使农民从封建宗法 经济的束缚中解放成为一群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因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还十分需要彻底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扫清道路。建国后三年(50—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正也就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当时的情况，诚如刘少奇说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的时期。所有实行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变革措施都获得成功，并确实大大恢复了国民经济。镇反和肃反运动对于肃清国民党残余破坏力量，巩固新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高、饶的党内分裂活动也没影响历史大局。
1953年开始的互助组和1955年开始的合作化运动引起了党内的争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质条件的，那就是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生产、流通和交换、分配的 高度社会化，大工业占领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教导我们，这并不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国家，非要等到最后一个小生产者被剥夺掉生产资料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无产阶级可以在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先夺取 政权，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采取协作 制进行生产经营，给以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使它向大生产的方向发展，通过大生产表现出来的五大优越性对其他小生产者起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广大小生产者(如农民、手工业者等等)避免经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剥夺生产资料、蒙受巨大灾祸的历史过程而直接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阐述了这个思想，列宁也在《论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论述。
刘少奇在1954年一个批示中曾提出当时实行合作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我很难知道，合作化对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否成熟，但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对的。总之，党内就合作化问题是发生了争论，但意见很快就统一了。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在掌握了大工业、掌握了政权的条件下借助于上层建筑的力量发动的一场社会主义性 质的革命，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经济变革。毛主席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文章写了许多批语，具体领导了这场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运动，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久，民族资产阶级既然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被割断了城乡的资本主义联系、原料来源与销售市场被控制，在1956年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在1956年中，召开了八大，全国一片欢腾，满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中国共产党达到了建党以来最团结、最统一、最生气勃勃的顶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点，以米高扬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以及其他八十多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出席了中共八大。总之，当时国际、国内的团结景象使以后经历了近二十年的不断分裂痛苦的中国人来说成为无比美妙和珍贵的回忆了。同时，建国后到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和苏联实际经验的指导和物质手段帮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发展，也使以后 经历了十多年国民经济的破环或停滞不前的中国人民留下了无限怅惘的情感。我正好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开始懂事，对当时祖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多少有一点大致的感性认识。
1957年的反右斗争，基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力量，党外资产阶级从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党内和党外的关系也从此发生了变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在农村，经过了三、四年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社(初级社和高级社)正在巩固之中，在生产上实行集体协作劳动，在分配上从按土地分红过渡到按劳力分红。实在说，由于绝大多数农民还采用原始的、简单的劳动工具进行手工劳动，而且工业还远不能大规模地提供农业机器给农村。而农民阶级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生活惯了，无论在生产经营上、意识形态上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经济关系。因此，可以想象，合作社经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才能真正固巩起来。列宁说过，只有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巩固基础。在原始的镰刀铁锤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在当时，应高度发展城市大工业，提供 足够的农业机器，对农村实行必要的技术改造，使农村的生产力性质真正适应合作社经济的生产关系的性质。
但是毛主席当时却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领导办法。从经济 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不要钱，家庭经济 也取消，货币 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什么都好办了。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1957年的535万吨发展到1958年的1，070万吨，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1，800万吨，但其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1959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时困难 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拚着这身军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 。毛主席看了后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 ，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 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风，什么稻米亩产 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 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象一匹野马一样在毁灭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 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1957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1960年起甚至再也无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 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什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他说话。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 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临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方针，并规定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1966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总只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带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至在拿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大罪。
这里就使人想起列宁了。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搞了很短时期的空想共产主义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受损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来，不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来挽回局势，而且在好多中央的、党内或党外的会议上向群众公开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错误。这不但没有损害列宁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历史学家会客观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内战十分激烈，搞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是有客观的历史要求的。当时工业受到十分严重破坏，极少可能有足够的产品去与农民交换粮食，为了维持战争和工业生产建设，多少要强制地采取征集制获得粮食，因此历史会谅解列宁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1959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所有这些都评价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从1963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 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结蒂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济恢复过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是进一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资本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功，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后，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过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经济根源。
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59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身上，文化革命的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点了吴晗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无梓在1964年秋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把火烧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
我起初对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性质归根结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争论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在1965年5月7日在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体、形象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这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多半是采取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果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是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要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但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斯曾指出，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大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人之间的大分工。
恩格斯进一步补充说：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多余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劳动管理……等等。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极其天才地指出，人类的分工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历史作用。他指出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一定会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在这时，集体力量的总和远远超过个别人单独劳动时的力量的总和。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也发生了伟大的作用；为着达到消灭人类的分工，刚好需要先实行最大规模的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序列中，各种经济形态的交替刚好标志着人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过程要直到共产主义才向相反方向变化。
这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分工是否要取消的问题，而在于取消分工的历史条件问题。我想谈谈在中国现时历史条件下，是应该取消分工的时候了吗?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导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自己的必要劳动”的说法，既然“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般也以农业消费品看作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有一个常识：中国的人口有80%是农民，也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四个人养活五个人，或者说一个农业人口只能提供满足四分之一个人的剩余产品。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吧，苏联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满足二个人的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十几，日本的粮食自给率约80%多，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五至六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美国的农业人口约占百分之五，可以养活全国，同时又是世界粮食市场的最大卖主，故一个农业人口可提供满足二十多个人的剩余产品。以上的数字并不精确，但不会有大的出入 ，至少对我所述及的问题足够了。
人类的最基本的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中最基本的是农业劳动，这是其他一切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把大批人力、物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 ，才能大规模从事其他部门的劳动，再能进一步从事非物质生产活动，如国家管理、科学与艺术等等活动。象美国那样的经济活动中，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质生产活动)了，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过丝毫迹象，在美国经济生活中，已经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进一步发展。更不要说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了。任何一个正视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到，随着更复杂更大型的生产工具、设备的出现 ，随着更大规模生产组织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要求人类更日益地发展着分工。甚至在非物质生产活动中，在脑力劳动中，人类的分工也在飞快地发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可以同时成为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权威。但是现在，在无线电科学这样一个狭窄的自然科学领域里，一个人也远不能穷尽全部知识，仅仅例如其中天线这样一个专门题目也足够一个人耗费他毕生的精力了，甚至个别人还无法在这个专题上赶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只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著作和实际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典型。(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为样板向全国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到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成学究书，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些日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员们一天到晚 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客们作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讲内容无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后“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骗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道德教条，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结蒂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画来表达自己斗私批修的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1968年1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似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
与此相对立的是另一条路线，这就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的形成条件。在马克思时代，认为象英、德、法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分工最高度发展的文明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最充分。后来到了列宁时代，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环节最弱的地方即俄国发生并能成功。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物质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已发挥尽历史作用。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比俄国更不成熟的条件下，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更不可能完全发挥尽历史作用，它一定会以各种形态起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作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只能承认这种作用，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规律，引导它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有益的作用，使之为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服务。
现在，无论什么人，至少在口头上都承认象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生产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规定：商品价值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以等价进行。这样社会生产要得以进行或扩大，就必然要进行价值的经济核算，生产的成功与否要以利润为标志。在分配方面，必然要采取按劳取酬、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如果分配采取平均主义，那么意味着劳动效率低的人剥削效率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价值规律是充分起作用的，这样，使生产在无政府状态下进行，各个资 本家在生产中获得的利润率通过价值规律的盲目作用趋向于平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利润的高低不全是由经济运动自发造成的，而还通过国家对收购、消费价格的有计划调整来趋向于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减低收入的差别，但不消灭这种差别。决不应象现时我国实行的那样(如青年工人或农场场员的收入几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利润仍应看作衡量企业经营成就的主要标志，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仍应看作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产资料的不断集中，生产方式的不断社会化，商品市场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的扩大、分工的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切生产部门包括农业生产都采用大机器大生产、农业人口不断地相对减少、非物质生产劳动人口不断地相对增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这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经历的过程，都必然应该在一个社会主义物质条件不够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同样发生，而且要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快得多地发展。在中国怎么样呢?正视现实的人都能作出令人悲观的结论。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召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会作出肯定的结论。
列宁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除了采取过前面谈到过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外，还曾提出过其他一些更为教条主义者惊讶的主张。例如，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发明了泰罗制，通过对工人在机器操作过程中的动作分析，建立更加严密的生产规章制度，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一方面指出这种制度加剧了资本剥削的强度，但又提出要在苏联企业中学习 其科学的因素，为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率服务。另外，列宁甚至提出向帝国主义租让一些企业和矿山，借助帝国主义资本来开发国内的矿山、建立企业等。至于对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搞高薪制问题，列宁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党纲讨论会议上，强调了党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到了斯大林时代，上述措施进一步发展，并提出了其他不少扩大价值规律作用的措施。结果，一切历史学家无法否认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执政下，苏联的国民经济总值从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更巩固强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固有规律从来没有停止、也将继续在苏联发挥巨大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某些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作用这样一个问题，正是需要这样考察的问题。
我从一开始粗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简略介绍了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又介绍了中国历代经济形态的演变历史过程及其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相应变革的历史过程，又谈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对立派别斗争的历史。所有这些历史性的叙述虽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为了通过历史过程的叙述来为考察现实服务 。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什么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1958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也许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会主义?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第五部分谈了不少，这里不详述了。坦白说，我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能力来谈论对他的看法。只能说，我对他的世界观，他的改造世界的蓝图，他的一切言论(在文化革命中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从他青年时直到文革中的未公开刊行的著作)和作为的极肤浅的了解，只给我头脑中留下很浮浅的轮廓。他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求学前又参加过农业劳动，但后来在湖南省会长沙一师的求学时期学习了大量有益的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狂热地学习革命的道理，刻苦地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意志，在一师发起了组织《新民学会》这一革命团体，并投入了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斗争。他青年时发表的不少文章曾激动过我和许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
他在长沙一师毕业后做一个小学的校长，但仍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去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活动。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时，在馆长李大钊的启发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与一师时代教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她后来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1921年7月，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另外11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前结识了周总理等人，曾在上海南市区半淞园路地方送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人们也请他去，他认为国内的事够多值得研究了，故没有去。这实在是一大缺憾。在1927年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的官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转下地下，九月份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从此直到解放，基本上一直在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
由于出身与革命的大部分时期在农村，使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经济要求，因此他能成功地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他对农民经济状态作过调查，但调查报告没有收入毛选。此文以前偶在一家旧书店读到过这份报告，也是很简单的，没有作归纳、整理、分析，故没有实际的文献价值。他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在文革中听说去过安源煤矿几次，但具体的活动情况不知道。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他一生只在解放后出国二次，都是苏联。1950年去订中苏友好同盟条件，1957年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
林彪的出身与人个经历是更单调狭隘。中学毕业后去黄埔军校读书，才几个月就和北洋军阀打仗，南昌起义时是个连长，以后一直在军队里混，由于党是靠武装斗争才能存在，他才能上升较快。从能阅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事著作，除此以外便是狂热吹捧毛泽东的文章，对除军事以外其他领域的东西大概全是一窃不通的。他鼓吹的唯心主义的首先教条，鼓吹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表明他的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他在政治上只会搞阴谋诡计，只学政变经。1971年9月13日事件遭丧身之祸后，为全国、全世界人笑骂，我从未听人真心讲过他一句好话，他将像赵高一类人那样遗臭万年。死后被揭发，他搞过《五七一工程》政变纲领。不知他死的谜几时能够打开。
刘少奇出身大地主，中学毕业后投身政治运动，曾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入党。他在安源工人中活动了较长时期，后在党内也长期担任工会工作、白区工作，与城市、与工人接触较多。
周总理出身在浙江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天津南开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后来与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成立中共旅欧支部，他曾去好几个西方国家活动，对西方了解很深，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在27年8月1日组织南昌起义。周总理其人，无论从才能、智慧、人品，还从毅力、精力来说都是举世敬仰的。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在近几年中不断扩大，在他临逝世以前，双方的矛盾无法弥合，几乎差点就完全暴露于世了。
以上几根粗线条也许对你了解党内斗争的背景略有点帮助。
这个问题我想分为二大部分谈。首先是谈关于目前国家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状况，再谈近二年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过程情况。我这儿要再次反复强调，由于我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极浮浅，很可能有错误，分析问题的方法很可能有错误和片面的地方；其次，我由于所处的境遇的限制，了解情况很少，很片面，有些情况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我力求对情况的真实性多注意一些，把结论放在尽可能现实的基础上。好在只作为你个人的参考，我不需要负什么大责任。
①工业状况：形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据与外地来客们的反映，全国各省市的工业情况除上海等二、三个省市勉强能维持外都处在很糟糕的状态。由于周总理明确提出“全国保上海”的口号，故全国各地采取割肉补疮的办法支摇上海，而外地许多省市持续好几年开工率很低，甚至像鞍钢、武钢等主要钢铁基地、洛阳拖拉机厂等大型企业的产值降到文化革命前的几分之一。原料、资金的缺乏、生产的无人管理、 派性的存在都造成了生产衰落的原因。据周荣鑫去年一个报告中提供的情况，1974年全国企业的亏损达78亿元，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灾难啊!?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干部很少敢抓生产，怕被批判是搞“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在生产管理上，与文革前的显著不同是，大批原由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到由地方管、实际上没人管了。大家知道，对于采用大机器和大规模分工协作的企业，越是集中统一管理，按行业、部门和性质建立有机的物质联系，以利于最充分、最合理地相互提供原料、设备、技术、管理经验，是提高生产率的很有效措施。尤其对于中国的具体条件来说，在这些大工业、大矿山的孤岛周围，是整个在农业、手工劳动基础上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公社经济。各企业一旦被割断了与中央的联系，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了。它们代表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一旦失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就要瘫痪。
另外，各个工业的企业经济核算不再象文革前那样被重视，由于“利润挂帅”帽子的压力，再也无人敢过问利润问题，利润这根推动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积累的杠杆一旦被抛弃，生产处在无人负责状态，岗位责任制、必要的规章制度被批为“管、卡、压”，更造成劳动纪律的松弛。至于工厂的技术改造，既然那些专家、技术员多半被带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帽子下放车间劳动，阅读、参考国外科技资料又被扣上“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帽子，自然也就成为很困难的事了。在分配上，基本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甚至普通工比技术工的工资待遇高(在前二、三年中)，这种所谓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措施，很难调动青年工人的积极性。所有以上这些，你作为有多年工龄的青工，自然远比我有感性体会了。
据我校一个党干部透露，连毛主席也在近年讲过，我国钢产量“十年徘徊”。1970年我国钢产量是2，100万吨，比1959年的1，800万吨，十一年内只增长了16%，而日本在这段时期内增长了三、四倍。记得总理在十几年前一次人大作报告时，提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要达到3，600万吨钢，也就是说1967年就应达到这个数字。谁应对这事负责呢?当然不是总理!?
②农业状况：自从1962年农村公社所有制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后，农村经济所有制基本上回复到公社化以前状况，尽管二十年来工业提供了很有限数量的农业机器，整个农业还是主要依靠简单的工具进行手工劳动，机械化水平十分低。由于农民由法律规定束缚在土地上不能离开，故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没有出路，使机器的使用成了障碍。几百万城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使农村劳动力的过剩情况加剧。当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是苏联集团国家的农业人口战后以来急剧减少时，中国的农业人口不但绝对增加，而且相对也在增加，这是世界上甚至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也很少见的情况。每当农忙季节，城镇还要抽调大批人支援农业生产，还有各地党政和文教等机关的干校的农业生产都耗费了大批社会生产力。结果，中国人民只刚刚能维持住温饱。十几年前提出的《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没有如期达到，已无形中消声匿迹。1970年粮食产量是24，000万吨，据说只达到1957年的水平。报纸上一直以苏联农业搞得一团糟作笑话，当然，苏联农业是糟糕的，但我一想到我国的农业情况，就只有苦笑了。近几年苏联粮食产量在20，000(万)吨水平流动，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每人只分得300公斤，而苏联可分得800公斤。如果按每个农业人口的粮食产量计算，中、苏分别为375公斤和2，400公斤。我想不出这种比“五十步笑一百步”更愚蠢的做法有什么意义。
中国经济的要命之点在农业上，解放以来，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异常缓慢，与工业相比更令人难受。解放初，工农业生产效率是一致的，即农业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与农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例相当。但发展到1970年，据周总理向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供的数字(工业总产值900亿美元，农业300亿美元)看，每个农业人口的生产率竞只为工业人口生产率的1/12。究其原因公社制的生产关系是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的。另外，国家又用行政权力把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在最低不变的水平上。而工业商品的批发价格并没有相应降低(工业生产率相对地比农业在增高)， 结果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是受苦最深的阶层。
1974年秋我随同五七干校的教师们去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了半个月，我被允许参加社会调查，我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访问了大队和生产队会计，与社员们交谈，听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情况介绍，还去参观了大队办企业。通过生产队会计获得了近来十年该生产队生产和分配的详尽数字统计表，这样，我对中国农村的一个最基本社会机体的细胞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收获是很大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去作客观分析，可以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从它一年的收益情况看，40%用来支付成本，50%用来作社员分配，7%左右作积累，用作扩大再生产或公积金，3%缴农业税。另外，大队和公社再收到一定的大队、公社基金。我们先看40%的支付农本，即生产性消费的部分，其中的有机肥料、种籽、机器维修、保养属于生产队的内部交换，占70%左右，只有农药、化肥等30%左右才向生产队以外交换。在50%的社员分配中，其中90%左右是通过实物形成分配的，仅10%以货币形式分配给社员，到市场上交换工业消费品。结果是，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80%发生在生产队内部，20%发生在生产队外。社员收入多年来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变化，没上升。
这是上海郊区的情况。如果考察外省，那么生产队的自然经济性质就更明显了。从生产力状态看，郊区每个生产队基本上可有一部小型拖拉机。可对队内数百来人、数百亩土地而言，这种物质技术装备还是很不够的。事实上，社员出工绝大多数是手工劳动的。到江苏省，只能大致每个大队才有一架小型手拖。至于内地省份，就更不行了。广大山区是更没法谈了。有不少社队能积累资金购买农业机器，但大工业远不能跟上需要。
在这样的经济共同体里，农民的自私心理绝没有丝毫减少，任何一个到农村呆过一点日子的人都可深切体验得到。他们渴望离开土地，对青年来说，参军是唯一的指望，复员后是决不肯下田的，非得获得县办以上企业的位置才罢休。社员们只了解本生产队的事情，对公社范围内的大新闻还略知道，对公社外的情况就极少听说了。甚至婚姻配偶也多半限于本队之内，少量在本大队内，出公社是极稀少的，因为自留地象一根最坚硬的铁链一样把社员束缚在土地上，自留地在20年内是不准动的。
关于队办企业，由于分配仍在生产队范围内，故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队办企业的发展。社办企业一般取固定工资，为公社积累资金，但它要发展也要经过道道难关。原料、市场、人力、国家的限制政策、技术装备都是这种难关之一。
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状况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经过十几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已对这种生产关系失去任何希望。
③关于科技战线状况：解放以来几乎每次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多半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这次文化大革命冲击更重大。许多问题这里不谈了，你阅读一下邓小平、胡耀邦去年的大量报告、插话就可比较清晰地明了现时科技战线的概貌了。
几句典型的说法是“进口资料没人读，耗子读”，“科学院每周只有四个半天搞业务”。有个传达中指出，在70年代初，中国一年的电子元件产量是4，000万件，但同一年日本生产了12亿件。胡耀邦的一个科技汇报提纲中谈到日本一个3，000人的工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板，我国十几万人只生产了这个数量的几分之一(具体数字忘了)。1972年北京几个科技界元老联名写信给主席，呼吁中国科技队伍后继无人。七二年北大的周培源在《光明日报》著文要求加强基本知识，引起了全国多方响应，但被当资产阶级土围子打了下去。
④关于文教战线状况：与科技界类似，可阅读去年邓小平、周荣鑫的大量谈话、报告，不必详述。我在高校呆了十四年，对学校里的重大变化有亲身经验，这儿不多谈了。值得一提的是毛远新在辽宁省搞的朝阳农学院这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毛远新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就对学校发表了数篇讲话。老实说，要是没有后台支持，这种怪物一天也存在不下去。这个所谓农学院，“新”就新在学生“社来社去”，回公社后仍参加社员分配。迟群对这点“新奇之处”大吹特吹是“新生事物”，他还大骂文革前17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不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在拆“社会主义”的墙脚。他这种公开与几百万大学生为敌的态度当然是因为有后台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我校许多教师听了只是哑口无言而已。毛远新这个哈军工66届的毕业生现身说法，把自己脸上抹灰，称自己是标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决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听了这位主席的侄子、大学班级里党支部书记、班长、多年的三好学生到头来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谁敢说自己不是。朝阳经验在全国大肆宣扬，很少人响应，连上海那班与他一条路子的人也只是空放几炮，没去实行。但如果以后毛主席下令强制在全国推行朝阳经验，那叫人难以想象今后中国文教界的可怖面貌。呜呼，江青搞样板戏要成名，另一个搞农学院样板要露头角，婶侄俩倒是一对活宝!?
⑤关于外交外贸状况：关于外交问题，这是极大的问题，我实没发言权，无法评论这个需要大量我无法获得的材料、我对之又无感性经验的复杂问题。但对外贸的问题可瞎吹一点一般的看法。
外交关系是政治关系，归根结蒂是经济关系。我们谈这问题首要的是抓住我国与国际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经济关系又以外贸关系为重点(中国不接受外援)。如果我们把150个左右国家看为一个个经济组织，我国在这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只能从《参考消息》提供的第二手材料得到点头绪。据1972年访华的意大利外贸部长的谈话，1971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额的0.5%，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一年的中国进出口绝对数字分别为20亿多一点，总和约43亿美元!仅仅0.5%，多么叫人吃惊!据此和外国比较，八亿人口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竟及不上仅400万人口的香港!我去查了这一年别国的数字，美国是12%，日本6%，苏联是4%。可以设想，如果把美国
写到这里，我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30年前描绘的当时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趋向与中国现时的在世界上显露出来的经济面貌多么格格不入啊：(全世界各国的工业)所加工的已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被广泛的国际联系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化。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还带着兴奋的心情看着印度和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市场，一起参加世界性的历史活动。然而130年后的中国现时的状态，如被上帝那儿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了，该会产生多么遗憾和失望的心情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的物质产品的交往情况是多么可怜，那么精神交往的情况就更可怜了。中国人民何时能脱离“自给自足和闭关状态”而能与全世界人民自由地“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啊?!难道中华民族有一种民族特性，永远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各民族必然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历史趋向相对立吗?!世界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趋向本来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和推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任务，难道我国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比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和推动这种历史趋向吗?!是谁把我们用无形的万里长城与世隔开的?!
⑥关于国家机构的状态：1974年初开始搞批林批孔运动，后转入搞儒法斗争的学习运动。人们被告知，学习儒法斗争史，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现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有现实的意义，马天水的一个报告中就直截了当这样提过。毛主席在1969年的九大上也明确指出，选举只是个形式。从此，普选制无论在党内党外都连形式也不搞了。地方党政军官员由中央统一任命，随时可调动或撤换，从上到下的任何一级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或撤换。宋太祖发明的地方军事长官的调动也在军区司令的调动中被采用了。结果王洪文在中南海成天读法家著作(他1974年被选定任主席接班人，一起接见过蓬皮杜等外宾)，而上海图书馆一时间出现了希奇的景象，成堆成堆的青少年捧起一叠叠线装的法家著作死啃起来。王洪文大学法家著作当然有二大目的，一是将来用此作统治国家的理论，二是把矛头对准所谓“党内最大的儒”，妄图打倒总理及总理的亲密战友们。
⑦关于三大差别的状况：我总感到我国社会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不在缩小。在形式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但都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城乡生产效率。
先看一些措施。毛远新在沈阳提出沈阳市农副产品要领先郊区达到自给。这个口号形式上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为目的，但仔细看来，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这使经济上形成大城市自给自足状态，农产品不通过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全社会范围的社会化，也不利于工农生产部门的进一步分工。在政治上势必造成大城市与整个国家的脱离孤立状态，为搞独立王国造成条件。因此这种口号和做法是倒退的、反动的。上海市显然也在按毛远新的做法办(目前通过郊区和蔬菜上还能勉强自给，但在粮食、肉类方面还未达到自给)，结果为造成上海搞独立王国的物质条件，显然与总理的路线是对立的。文革(以)来，上海与各省市的政治、经济关系一直处于不断激烈的紧张状态之中。
在上海这几年来还提出了一些形式革命、实质反动的口号，如王洪文提出青年工人进厂后先去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商业部门职工下工厂参加生产劳动、菜场职工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做法也很有问题。甚至在农业内部，也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等反动口号，取消分工。毛远新搞的那个朝阳经验则打着所谓减少体脑和城乡差别的幌子搞的反动措施，连上海也实质上没人听。
文革后的城乡差别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儿只要看看这个外观表面好了。全国以京、沪、杭为第一等大城市，各省会城市其次(其中也有分等)，再其次是专区城市，再县城、村镇再到广大农村。居民的迁徒自由只限于从大的居民集结点向小的集结点，农民是极难脱离土地移往市镇的。这种城乡差别引至配偶选择等等的严格差别。张春桥的宪法报告公然连遮羞布也不要了，把人类自有宪法以来几乎毫无例外写入的“迁徒自由”也去掉了。工农差别也没有减小，这是与城乡差别决定的，这一点无需多谈。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被搞得如此混乱，以至出现了上述这种怪诞的现象。我校还出了二个在上海被捧起的缩小三大差别的标兵。有个生物系的程立标毕业后分配在南昌，硬要改分配到农村去。另一个政教系毕业，啃马列主义书籍不少的平新乔毕业留校当教师后向党委连写几个“充满革命激情”的报告，要求每年长期去嘉定农村落户，参加农业劳动、参加社员分配，每年再回来几个月“参加教育革命”。我实在不能理解，他脑袋里装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与他实际的作为有多大一致之处。结果上海报上介绍了这二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标兵的“先进事迹”，当然是没有人会想起去效法的。后来官方舆论又宣传大学毕业后要到“资产阶级法权最小”的地方去的口号，我叹为奇观，因为到封建社会农村或奴隶社会的农村去，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更小了，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去就最小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原理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原理是有本质差别的。前者认为：只有高度地采用大机器生产、大规模经营、高度发展人类的分工，这种分工不仅发生在生产劳动与管理之间、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各个不同的物质生产部门之间、在一个物质生产部门的不同生产过程之间，而且发生在同一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装备的各个严格不同的岗位上，并且高度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各种严格的规章制度保证这种分工的进行。通过上述分工，而且只有通过上述各种分工才能高度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最大量的物质产品，最后把人类逐步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最后使人类的各种必要劳动减小到最低限度分配给一切人，使人类全都可以另外再从事一切形式的活动(包括管理、科技、文化等等)，这样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后者采取相反的措施，只会导致相反的效果。当然，我这里并不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对生产管理人员为了达到熟悉生产、改善与生产者的人与人关系等目的去参加一些必要的劳动生产。但这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口号、措施有本质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借助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不使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由于分工而造成的差别发展成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的那种尖锐的阶级对立，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不过在我国具体情况下，这个问题远不如分工的不足那样严重。
这里想补充一下第②个关于农业状况所述的生产队状况。那个地方只谈了生产队经济的交换和分配情况，应该再谈谈生产情况才较为完整。就以我所考察过的那个生产队情况为例子吧。
生产队在进行生产经营时，资金的运用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二部分，一般以一年作一个周期。固定资金指拖拉机、脱粒机、马达、抽水站、仓库等大型、长耗的机器或装备，大约占全部资金运用的10%左右，流动资金包括人力消耗、有机肥料、化肥、农药、种籽等等支出，约占90%，如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应提法比较，后者是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表示的，其相互的比例称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从分配的角度来考察生产资金的运用，可大致分为四部分：社员分配、上缴农业税、农业成本和积累(包括上缴社和大队一级)，可以大致估计分别占生产资金运用的60%，3%，30%，7%。由于积累一般作为简单和扩大再生产(后一部分比例不大)之用，在我所考察的问题上，可纳入农业成本来看。故简单归纳为三部分60%，3%，37%。结果，生产资金需要用60%的比例化在人力上，来推动整个资金的运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相应的概念是活劳动所推动的整个运用资本比例。另外，从生产队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积累 来看，就是3%的上缴农业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相应的概念是利润率。
我在上述考察中忽略了许多因素，例如储备粮、各级公积金、公益金等，但与这儿所考察的问题的结论无本质影响。另外，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社会主义生产本质是根本性质不同的。因而在生产中各种经济范畴也是不同的，上述相比较又是为方便起见，既然二种生产方式在形态上有某种相似之处，价值规律在起不同程度的作用，就可以这样比较说明一下。
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由于大型机器、大型厂房设备、复杂的自动化控制设备的不断增加，这种固定资本的支出在整个资本运用中的比例就增加，结果是用在原料等方面的资本相对减少，即使由于生产率提高，原料用量也增加，但人力减少得更快，结果流动资本在总资本中比例不断减小。至于用在人力耗费即工资，或称活劳动所能推动的资本(或称死劳动)的量越来越大，这是更明显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与工资相比较)也迅速增加。
再来看生产队经济，与上述情况相结对照，可发现，生产资金的有机构成是一与九之比，人力耗费占资金的比例是60%，为国家积累资金与社员分配的比例是5%(这与剩余价值率的概念相对应)；这些数量概念可以说明许多问题。正因为前二个数字表明这种生产方式的落后性，造成后面这个数字——即公社社员为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创造积累的能力——极端低下。当然，由于国家通过提高工业品批发价和农产品收购价之间的剪刀差来取得公社社员的劳动价值，实际上述这个数字要大一些。但正如在第②点中指出的，由于国家和公社之间的交换是不多的(约占生产队经济的20%)，故总的来说，中国农村的公社社员为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很小的。
再加上前面流通和交换及分配情况作的考察(货币经济仅占20%)，可以得出结论，生产队经济在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较时，应如何评价。
这里还附带提一下我国农村不到10%的国营农场经济。我在大学期间曾去郊区国营农场劳动过，后来在大丰干校或奉贤干校期间，附近都是国营农场，通过访问和休假时路上与农场场员的交谈，另外通过与亲戚、朋友中的农场工作的人的交谈，也大致有些概念。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交换的商品形式和分配的倾向形式来看与城市国营工业的形式是一样的。但生产管理上、劳动形式上与公社社员差不多。机械化程度一般比公社高，但仍以手工劳动为主。由于分配形式的不同，没有公社社员那样的自私心理。但正因为分配形式与生产收益没有关系，故场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远比公社社员漠不关心。这就造成生产效率反而普遍比公社还低，我还没有听说过有 农场不是亏本经营的。当我询问青年场员的田地亩产情况时，他们往往张大眼睛反问我：“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情况已越来越能在城市工厂中同样发现。因此，可以从工厂情况的考察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
归根结蒂，我国农村的经济结构必须要变革，这是肯定的。要让价值规律在经济中发挥其历史作用，这牵涉到在生产、交换、分配方面大量复杂的问题，例如劳动组合的规模、分工、多余劳动力的走向、与工业的交往、分配制度等等。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变革，而在于让价值规律在各个方面起作用的范围、幅度和形式以及作用的速度应该多大。这些复杂的问题我毫无发言权。这需要十分认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学习中国和外国经济历史发展的情况，研究目前国外的经验，收集大量必要的现实经济资料，通过试验、摸索，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⑧关于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一定的观念、文化、艺术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既然我的经济基础在文革后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自然需要使文化、艺术等观念领域里的东西适应这种变化。这儿可随意举几个例子带过。象京戏《龙江颂》这出戏宣扬农村公有观念的“龙江风格”，正好是证实在现今的生产队经济活动中农民严重自私心理的辩证法衬托；电影《欢腾的小凉河》从反面揭示了农民渴望脱离土地束缚的愿望。在大批文学作品中也可类似找到大量的例子。
与此同时，大批文革前出版的文学艺术作品、放映的电影、演出的戏剧都经批评而打入冷宫。与国际间的各种文化艺术交流被切断了。中国人民不仅在物质交往上很少参加全人类的历史活动，在精神交往上更被切断了与这种历史活动的联系，中国人民比文革前更与世界隔绝了。官方的论点是要防止国内外、帝修反意识形态的毒害与侵蚀，以免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
马克思对人类思想领域的特殊贡献在经济学领域，即使再过十个世纪，人类也会以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学界的巨匠来纪念他。但他的伟大贡献还不止如此，他也对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文化艺术有精湛的研究，特别对人类有价值的是他指出了文化艺术与经济基础的真正关系。他指出文化艺术这些人类精神领域的产品的发展变化归根结蒂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变化，它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在观念领域的反映。反映新的经济变革的文化艺术能反过来巩固和促进经济的确立。但是反过来，当经济形态发生变革后，原来的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切东西都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而应该抛弃吗?这是一个在文革中被弄得极混乱和糊涂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像国家机器，包括一切政治和法律设施、军队、警察、监狱等等东西，一旦不适应经济形态的变革，不仅应该抛弃，而且应该打碎、砸烂。在精神领域里，如法律观点、宗教观点、道德观点等等也必须随着上述的东西的砸烂而用新的精神武器加以毁灭性的批判，以免旧制度的复辟。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方面，例如文化艺术，包括音乐、美术等等则可能成为人类永久性的精神财富，为世世代代的人类所享受、欣赏。
马克思主义教导说，像文学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一旦从经济基础中反映到人类的观念领域，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经济基础，产生它独立的发展过程，而且随着人类经历几千年漫长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发展，这种经济形态的越来越复杂，结果像文学艺术一类东西也相对地越来越远离经济形态而发展，按它固有的规律发展。当然它从每个历史的经济形态中吸取养料，不断地丰富自己，但它决不会像道德或法律、宗教观点那样带有特定经济形态的深深刻痕，以致往往有不少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很难判定应把它追溯到那一种经济形态的深渊中，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话。事实上，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往往可以从好几代经济形成中吸取养料。就象在数学上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数学来源于现实世界的数和形，它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一旦成为独立的科学，就会相对脱离现实世界按独立的固有规律发展。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小说读者，对各国文学的造诣极深。他极欣赏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普希金、谢德林等诗人，极欣赏塞万提斯、巴尔扎克等等世界知名作家。他向女儿劳拉表示他最欣赏的诗人是莎士比亚，他在50岁开始学俄语后，才六个月就能欣赏普希金的诗，常对客人念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中的片断。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远比当时一切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好地描绘了当时法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列宁同样十分喜爱文艺。这里特别要着重指出列宁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强烈兴趣。你在我以前信中已经知道了他是多么欣赏贝多芬 、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不朽乐曲啊!?普列汉诺夫在上述作品中曾发挥过这样的辉煌思想：根源自较高级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能够对较低级经济形态中生活的人产生影响，甚至产生巨大的吸引力；而反过来，则不会有什么大影响。这就是说，一种高一级的经济形态根本不必害怕根源自低一级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的破坏性影响，只有一种落后过时又十分保守的经济形态害怕发生瓦解才会固执地排斥根源自高一级经济形态的文化艺术。普列汉诺夫曾举例作了说明。既然文革后的经济形态比文革前发展，那么文革后的文化艺术作品应更有吸引力，相比之下文革前的文化艺术的影响力会自然消失，不必采取什么行政措施排斥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既然经济形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集团国家的经济形态高，那么即使国外的文艺作品自由流入(当然不包括反动、黄色的坏作品)，也不会使人民发生多大效果的。问题的矛盾应如何解释呢?
⑨从国际社会来看我国现状：当中国在凝固的状况下渡过这十年后，国际社会却在迅猛的发展。在国外年产量达二千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开始出钢，海洋上出现了四十多万吨的巨轮，化学纤维的高速度增产已大规模代替棉花，每小时二百多公里的高速火车已经运行，各国实验室里的氢聚变试验正在向着放出比核裂变大几千倍能量的过程发展，第四代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已在广泛使用，宇宙飞船登上了月亮、火星，……总之，生产力以空前未有高速度在发展。
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也以空前规模发展。从生产组合来看，联合性的大工厂、大公司、大银行等已越来越跨出国界线成为国际性的了，生产规模、销售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性，西欧共同市场、东欧经互会及全世界各地区性的经济联合组织越来越发展，使生产、交换、消费越来越走向统一。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已能为全世界许多国家和欧洲销售才生产，意大利的汽车在世界各个角落奔驰，中东的石油流向全球。一个在荷兰侨居的南斯拉夫工人可以在一家用英国贷款、西德的技术和用澳大利亚矿石炼出来的卢森堡钢铁作原料的机器厂里生产销售到非洲和东南亚的机床，领到工资后在一家西班牙人开的餐馆里喝苏联的伏特加酒和法国的牛排和面包，再通过卫星转播站看一场日本电视公司转播的中国杂技团表演的电视节目消磨掉黄昏。而我这个在世界闻名的大城市上海里的一个居民，这几年来唯一只看到过一样外国商品——巴拿马香蕉，迄今还没机会看一场国际体育比赛(这算是唯一的国际文化交往吧)。事实上我已多年没吃到浙江金华的火腿、福建的桂元和陕西的核桃及买到广东的丝织品和东北的毛皮衣服了。一个在罗马尼亚的城市居民要和在新加坡的亲戚通话，只要几分钟，但我与你定一个公园的约会要在公用电话前等一刻钟打半小时电话。当全世界居民聚集在电视屏幕前观看美国阿波罗登月舱的驾驶员踏上月球表面的实况转播时，中国大多数农民还相信月亮里有嫦娥和吴刚在生活。
我列出几个不精确的数字来反映一下中国在世界性生产和交往中的情况吧。
1971年，中国8亿人生产了1，200亿美元的产品，平均每人生产150美元，1亿日本人生产3，600亿美元，每人3，600美元，2?5亿苏联人生产了6，000亿美元，每人2，400美元，2亿美国人生产了10，000亿美元，每人5，000美元。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每人生产200多美元，中国人的生产率竟低于第三世界国家平均水平。
每个中国人仅用1/30即5美元，去与国外交换商品，每个苏联人用1/17即140美元交换；每个美国人用1/10即500美元交换，每个日本人用1/45即800美元去交换。
但即使这样贫穷，中国还要慷慨解囊，借好几亿美元贷款给印巴战争中濒于破产的巴基斯坦，以稳住处于西部印苏夹击战略地位的国家的心，甚至付出一大笔款子送给经济上远比中国强的罗马尼亚作抗灾费用，以建立抗苏的统一战线；中国还把好几亿英镑的贷款和四万名工人送到坦桑尼亚建造长途铁路以打开非洲的局面。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还使用大量原料以及要花费大量劳力的手工艺品出口到工业发达国家去换回工业成套设备，由于生产效率的悬殊，外国资本家的剥削率大得惊人，幸好中国劳工的工资十分低廉。中国为了每年二、三亿英镑的外汇收入还不提收回清朝留下的殖民统治遗迹——香港和澳门，历史会怎样看此事呢?
当世界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性预言在形成更加密切、相互更加依赖的统一市场时，我国越来越成为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并且希望各国也是这样，成为一个个互相孤立封闭的经济体，甚至援助经济落后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这样。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外交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集中反映，也是内政的延续，内政和外交是互相联系的、统一的。因此我们看国际政治就要从国际经济关系着手，看外交政策要从对外经济政策着手。但外交有它固有的特殊规律，我十分不懂，不应乱评。
我是抱着十分灰暗的心情提这个问题的。由于消息来源很少，有些不一定确实，故只能作你参考。我当然力求从历史的渊源谈，根据尽可能可靠的事实谈。由于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的风云，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虽然没有丝毫力量去影响这场斗争的结局，只能袖手旁观，但实在因为这场斗争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
在林彪垮台以后，毛主席曾一度打算培养姚文元作接班人，但犹豫了一段时期后放弃了这个打算，原因有种种，我不能乱说。但可提一点，姚是复旦大学旁听生出身，典型的知识分子，很难设想会被选中。后来就看中了王洪文。毛主席在1967年在上海与王认识并长谈了二次，并目睹他批砸了《联司》，这成为王洪文后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起因。王农民出身，参军入党复员后在国棉17厂当人保科干事，他的农、兵、工 经历成为他的一张王牌。1968年2月江青、张、姚在怀仁堂得罪了二位老帅，二位副总理(陈、叶、李、谭)，王未介入，故王能上升得更快，九大成为中央委员，十大当上副主席。大概到1974年下半年的时候，毛主席选定他当接班人，一起接见了几次外宾，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但据传说出了洋相，他伸手时，外宾不理睬他。故从此又丢开了。林彪势力在1972年至1973年间从中央到外地被清洗，换上了起先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这是默默进行的，但步骤是稳定的，在江西的中央办公厅干校隐退了几年的邓小平回到了中央。
总理在1972年得病，这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他选定了邓小平继承遗志，这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也许是总理一生最长久最亲密的战友了，在半个世纪前的20年代初就相识并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当时一起的有李富春、蔡畅、蔡和森、陈毅等人。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邓小平学识渊博，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总理每次出国访问，全由邓小平任代总理，代管国事，事实上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是党的总书记，统管着全国党的组织、人事，组织能力极强。当老干部们在全国各地代替林彪势力执政后，邓小平来京是有稳固基础的。
不过，邓小平执政前就经历了一场斗争。1974年初，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一方面固然为着肃清林彪的影响，因为林彪一直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他的余党江、张一伙总感到极“左”派帽子像头上的疮疤，别人一骂就痛在自己头上，故要通过这场运动把林彪搞成极右派，再把矛头引向总理及一大批中央到地方的老干部。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法家人物，把总理打成“儒”家。到了1974年年中，就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上海市委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明，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秦始皇的统治法制对他们的统治有现实意义。从孔老二到董仲舒、司马光等一大批儒家人物被大肆诋毁。当然，宣传历史斗争纯粹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过这种舆论听众甚少，到年底就逐步沉落下去了。毛主席让邓小平出来，但斗争还是在进行。
1975年1月，邓小平任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总参谋长，党政军有了权。只是八亿人还无法想象这位在文革初期横遭污蔑的人物后来竟会那么不顾个人委曲、极有魄力地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李先念副总理也明显突出，与邓副总理交替出来接待外宾。李副总理同样是总理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在总理手下当了长期的财政部长。文革初期，林彪一党操纵“五?一六”等一帮爪牙，捏造李副总理当过叛徒的谣言，罪恶滔天。我67年年中去北京时亲眼目睹长安街上炮打他的大批标语。后来总理亲自出面保护，斥责那帮家伙对别人政治生命不负责。因此，我总感到形势不错。加上叶老帅任国防部长，更使人感到安心。四届人大的国务院名单上，不少都是总理的老同事、老部下，几十年来是忠实贯彻总理路线的。我作为教育界里呆了多年的人，看到周荣鑫任教育部长，特别高兴。他跟了总理二十多年，长期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上递报告、下达文件的必经渠道，是总理的心腹的心腹，由他任教育部长，教育事业是有指望的。我读过总理50年代初代表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使我极为感动。总理在中央一向分工管知识分子工作。因此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贯彻总理的路线，能改变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局面。
1975年3、4月，张春桥、姚文元突然亲自出面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所谓“林彪一类”的概念，把极“左”派脸谱描成极右派，把矛头对准总理，攻击其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攻击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方针。
1975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工业会议上公开唱对台戏，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并着手抓起工业问题来。这一个月，在他极有魄力的指令下，在极短时间内就打通了全国长期被阻塞、干扰的铁路交通线，保证了全国交通命脉的畅通，为恢复工业建设创造了极有利条件。
1975年6月，毛远新在辽宁炮制出所谓“朝阳经验”，与清华的迟群一吹一唱捧为全国大学教育革命样板。上海宣传机器也遥为呼应，广为宣传。但是上海闻风未动，在高校里被人们暗暗地冷嘲热讽。全国各地响应极少。
1975年7月、8月、9月，这三个月中中央形势大变，起因是江青事件。30年代上海滩上末等黄色电影演员(职业是话剧演员)江青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在国际上建立声誉，为日后“大业”作准备，就与一个美国记者谈了几次话，叙述个人生平历史，内容极为下流，还努力吹捧自己在文革中的特殊功绩。结果该记者写成了书在国际上发行，销路极好。主席听了后大怒，急令中国驻美联络处用外汇高价收买该书版权。并发布中央文件，对江青问题作了三点决定。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但国际间偌大一件丑闻怎能堵尽天下耳目?这事在国内也不径而走。江青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邓小平对庄则栋、马天水等明确指示，以后一切工作不要向江青、张春桥请示了。王洪文、姚文元灰溜溜回上海活动，只想稳固老巢的阵脚。国庆节王洪文缩在上海过。
周荣鑫为了打开教育界的死气沉沉局面，授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此人文革前就是该校党委副书记)写信给主席。信由周荣鑫转邓副总理，再转给主席。主席大怒，但当时形势不利，暂时按捺了下来。
1975年9月，陈永贵副总理提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二级所有制过渡的问题的报告后，主席批示“请各路诸候议一议”，要邓副总理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讨论该报告。邓小平召集了12个省市自治区(上海、辽宁不在其内)来京，在京西宾馆开了十几天会。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五位副总理出席，邓小平讲了三次话。会开到十月份才结束。周荣鑫受患病住院的总理委托破格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远不只讨论了陈永贵的报告，而且讨论了全面整顿全国一切工作(九大方面)的题目。12省市的领导全是老干部，全面揭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不怕“高举骨头”、“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来收拾全国“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局面。邓副总理十分清楚全国各行各业的灾难性局势，指出再不“扭”转局势，“我们大家全都得完蛋”。邓副总理还表示要“赌咒发誓埋头踏踏实实干它20年”，还向中央表示，不迅速扭转局势，就集体辞职请罪。
9月初，全国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华国锋副总理作了长篇报告。邓副总理也作了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他两次离开了讲稿，指出这次会议的意义可以与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意义相比较。这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大家知道，七千人大会是全国人为灾难性局势向形势改善转变的关键。邓副总理明确暗示文革造成了灾难性局势。
毛主席看出了由于江青事件，形势极为不利，邓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钻进国务院搞破坏活动的张春桥丢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干部们逐步围绕团结在总理正确路线的周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自己身边则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浒》作题目，在八、九月间发出了开展评《水浒》的运动。指示发表《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社论，把矛头直接对准总理，指出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问题的焦点是：主席指责宋江“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以外”，并去受“招安”当投降派。
读过《水浒》的人谁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后从未想屏晁盖的意思(至于他受招安等事姑且不论)，他一上山，晁盖就提出把首领位置让给宋江，宋江坚决不受。晁盖再三让位，宋江拼命拒绝，并表示晁盖再不收回这意见，就要下山不来了。在吴用、林冲等人一致劝导下，晁盖才收回了辞让之意。二人在梁山上相处一直十分和睦，宋江绝无卑视晁盖之意。后来晁盖在作战时，被地主武装的头子史文恭射死后，宋江大力为他报了仇，最后被众人推为首领的。况且，晁盖活着时，梁山好汉总共不过几十个，远未达到108人，故要屏也不会屏在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见主席借批林批孔、借搞儒法斗争来整总理都没成功，极不得已，只能捏造小说的故事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太计穷智尽了。
然而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奋斗、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总理，直到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国家为人民操着心，派周荣鑫部长去宾馆出席会议，不断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作指示。另外又指示七月份去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搞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委托邓力群起草《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还指示搞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件》，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理还感到我国当前教育战线上处在奄奄一息的严重局面，特别要求周荣鑫部长加紧工作。在总理指示下，周部长召开了全国性或北京市各教育系统的干部会议或座谈会，讨论面对的局势和改善的办法，准备提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请中央批发。
十二省市负责人会议结束后，各地负责人分头回各省，召集大规模干部会议，传达总理指示及邓副总理的报告精神，并讨论具体贯彻执行措施。
1975年10月、11月，主席加紧评《水浒》的运动。鉴于更严重的利害关系，主席被迫赦免江青，重整旗鼓，开始反击，先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搞起。发了一个中央文件，提到主席的批示说，刘冰的信表面上攻击迟群，实际上矛头是对准主席的。信是由周荣鑫授意写的，经周和邓小平转主席，而不是直达主席。中央文件点了周荣鑫的名。从11月起，我校发了大量周荣鑫的报告和言论，也掀起敢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10月份，在总理关怀下，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邓小平根据总理指示，强调要把文革中下放到地方的大企业收回，由中央统一管理。王洪文、张春桥等指使人唱对台戏。
1975年12月，上海加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校发下胡耀邦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叫大家批判。后来发下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南昌三级干部大会上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未点名，大家立即猜到是邓小平)的报告，要大家批判。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在9—10月召开的十二省市领导同志会议上作的三次报告的内容。
上海报纸上大肆宣传所谓批判“奇谈怪论”，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人报告的内容。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全国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但上海报上无只字反映人民的悼念心情，人们纷纷自发组织召开悼念大会。15日召开中央的悼念大会，邓小平作悼词。人们感到茫然。不久上海街头和复旦校内出现要求张春桥任总理的标语，各单位狂势进行评《水浒》的运动，到处都是关于宋江的漫画，极度丑化宋江。我校编印了关于宋江的所谓罪行的材料让人样批判。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当时关于江青的丑闻在广为传播，批宋江的矛头是对准总理的。
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的关于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报导，显然是迟群按主席意思搞的。此文的矛头明确指向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在文革中被整的干部。上海掀起了相应的批判势头，但全国大多数省市闻风不动。复旦、师大校园大开，接待大批单位的大规模参观活动。同时，张、姚等在上海再次加紧搜罗亲信，物色爪牙，摆出一副夺权架势，准备去北京大规模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我听得中央文件说，叶剑英因病解除了军委主持工作，心中万分难受。经证实后我在人民广场彷徨了一个黄昏，无法平静。
1976年3月，中央文件传达主席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批邓的讲话12条。全国各地被迫搞起批邓运动。但尽管总理逝世，还是决定要打倒总理(总理过早逝世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人们相信是有疑问的。因为11、12月份就掀起搞周围荣鑫、搞邓小平的黑风，仿佛知道总理即将逝世似的)。
3月5日，文汇报在纪念雷锋的报告中，删去了总理对雷锋的评语(外省市皆未删)，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公然写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谁都知道指邓小平。关于前者，矛头对谁，也不言自明了。文汇报社电话铃声及访客不断，询问背景。此事引起了全国民愤。南京街头贴出大批标语“揪出文汇报3?5和3?25事件的后台”，常州、无锡也如此，许多沪宁线上的来车用柏油刷类似的大批标语。上海各处反复刷出悼念总理的标语。
同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国务院好多副总理和部长都被攻击、批判。在复旦大学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漫画和大字报。有许多迹象表明，矛头在集中在总理身上。
1976年4月，这个月的大事是震动世界的。由于南京事件闹大，月初中央发布电话通知，声称要追查南京街头大标语的背景，不许再搞张春桥。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追悼总理的群众性活动、 集会。南京雨花台也召开大规模追悼大会。上海市委预作布置，关闭了烈士公墓。在首都则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详细过程不清楚。但从各种传说中看出，场面是够伟大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发集会，恐怕五四运动的场面也远不及这样伟大。北京各单位选出最优秀的群众代表前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向总理遗像鞠躬致敬，发誓继承总理遗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悼念的花圈日以继夜送来堆积成一座座山。大的直径有五米，用铝作支架。许多单位由领导亲自带队前来，全厂出动。从三月底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拥来，无数各地的来京出差人员也为这种场面所感动，积极加入。人们慷慨激昂陈词，歌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歌颂他对中国人民立下的巨大功劳，数说他为中国人民安排的伟大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痛斥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无耻诽谤。同时也歌颂了邓小平作为总理的亲密战友，忠实执行总理路线的功绩。广大人民群众还抬着陈毅遗像进行哀悼，同时还追悼了杨开慧烈士，矛头直指江青。
这是一幕多么悲壮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图景啊!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1958年以来，除了1962—1966年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桥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就是说要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20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但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写什么传世的著作，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多次通过各种阴谋手段陷害总理，想打落他的威望，打倒总理，总不能得逞。总理洞察这一切，却逆来顺受，胸襟无比宽广，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任劳任怨，一直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个头脑里考虑着国际国内的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并且安排了能忠实继承自己遗志的战友作接班人。而邓小平受了总理嘱托，毅然担当了重任，挑起了国家的重担。邓小平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侮辱，大多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曲。很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萎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 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干，短短一年来就打开了局面，气象一新，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然而……然而当总理遗骸的灰烬散落在祖国的大地上、江河里还没有冷却，就遭到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陷害、攻击，他的事业继承人就被无辜押上审判台，他的遗志也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了。中国人民在总理的灵前感到无穷无尽的悲愤、失望，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但中国人民已不再是愚昧落后的人民了。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历史背景。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史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世代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在王洪文指使下，一个政治小丑马小六指挥受蒙蔽的群众镇压了这场事件。当然事情远不这样简单，让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详述一切吧。但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的。天安门广场上流满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例如，在事件以后几天，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总理的白旗，当然，在上海悼念总理是犯法的。升白旗的人立即逮捕，抄了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被包围的广场里的人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失去了自由，死难的人一概被定为反革命。但是，人们都背地里有声有色地流传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消息。我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的橱台里面暗藏着不公开出卖总理大幅遗像像片，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每每有空就满眶热泪凝视着。你决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在1967年初得知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卷入了炮打他的运动，1973年底我第二次被审查结束时，在揭发别人的材料里加了自己的想法，把张春桥痛痛快快地彻底咒骂了一顿。预定他不会有比林彪更好下场。总以为自己早晚要离开上海，脱离他的魔爪，他要报复也抓不到我，谁知道我长期不得解决问题，一直疑心他在捣鬼，不让我毕业走掉，我深知我一生的政治命运，是不会有太平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在过几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正式把“党内最大的”这个桂冠第一次加在邓小平头上，使他的帽子成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而原先根据3月25日的文汇报，是打算把这个桂冠加在总理头上的。
当然，以后批邓的恶浪越掀越高，一切舆论工具都环绕着批邓，实际上环绕着总理的路线进攻。我不想多谈这几个月的情况了，反正形势越来越叫人感到一片灰暗，前不久印发了那三个文件《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叫人们无休止地批判。这三个文件实际上全是由总理指示制定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其中凝结着总理的最后几滴心血。而上面传达称，这是主席亲自指示要全力加以批判的。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朗，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帅被解除军委领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人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无生机和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遗像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现状。我们只有了解了历史和现状，才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正确的估计，我想在这里描绘一下，因为这对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下去(不管双方关系发展如何)会有点客观的依据。在工业方面，由于总理提出的将全国许多大型工矿企业集中到中央统一管理的方针被指责为搞“条条专政”，今后这些工矿企业将继续隔绝起来，彼此失去统一的有机联系，纳入到地方性区域里，这将加剧各地经济上的保守、割据形势，造成经济上的独立王国，企业也不可能管理好。既然利润作为企业活动运行的杠杆作用被取消，生产管理事实上处于混日子状态，成本核算最多只成为单纯的业务工作，不再成为刺激改善管理的手段了。今后在分配制度上将要搞平均主义，使青年工人失去劳动积极性，对生产成果漠不关心，艺徒进厂也不会努力学好技术。根据王洪文的批示，青工将轮换去农村参加一段公社集体劳动，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改造思想。商业职工也将定期去工厂参加劳动。工业分工将走向取消。规章制度越来越松弛，劳动纪律将散漫起来。
在农业方面，将越来越衰退。生产队越来越保守狭隘，成为封闭性的自然经济组织，分工进一步取消，医务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和分配，连教师也要半教半农，参加集体分配，连商业部门的农村下伸店，也逐步由农民管理，取消农商分工。甚至文艺工作者也搞“乌兰牧骑”式的花样，半农半演戏。在农业劳动内部，既然提出了“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必须会有“粮农不吃商品菜”的口号，一切类似的口号和措施都会出来，把生产队经济形态带到越来越原始、野蛮、闭塞的状态中去。婚姻只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因为自留地把人比世界上最牢固的锁链还硬地束缚在土地上，少数相隔较远的夫妻，妻子必须经常来回奔波去娘家种自留地和收获。农民的自私观念在这种经济形态里越来越严重。《列宁选集》第一卷，有一篇引述索罗金俄国村社考察报告就描绘了这种自私心理。由于农村生产效率不会提高，会相比工业品生产效率而继续下降，工农产品剪刀差会越来越大，农民将一直成为我国最苦难的居民。
在科技文教卫生方面，也将每况愈下。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医生将继续陷于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去不得安宁，除此外还得去物质生产部门定期长期劳动，去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科研人员将不再去搞基本理论研究，教师将不教基本知识，搞什么“用典型产品组织教学”。总之，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将永远处于心有余悸的心理状态下混日子。而学生们在学校里将参加大量无益的政治活动，出校门搞大量的单纯的生产劳动，文化知识水平将越来越低。青少年中流飞习气将更加蔓延。青少年犯罪率将不断升高。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将以毛远新的朝阳经验为样板。工科以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为蓝图，结果，理科综合大学就要被取消了。文科以社会为工厂，也将取消。大学招生将主要靠开后门，出去招生的人口袋里有一张名单，而招生地区也提出一张名单，协商解决。大学教师将成为社会上最动荡的职业，必须与学生开门办校到各处，又要当普通工人、社员，又要去干校，搞函授……
在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枯燥，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将绝迹，代之以最没有思想和艺术价值的粗制滥造品。文艺工作者将以“乌兰牧骑”为样板，取消专业工作者，半工半演，半农半演……，总之，文艺将失去它固的价值，成为单纯政治灌输的工具。
在国际交往方面：物质、精神交往将被切断一切渠道。
最后，中国变成怎样的怪样子呢?
中国将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经济封闭体的组合。每个大城市与它郊区组成结合体，粮食、副食品自给，不再吃商品粮。每个村镇同样割取周围一点土地搞农产品自给(1968年人民日报头版宣传过这样一个市镇的样板)，而广大农村地区更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结合体。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将减小到最低限度。在这样的经济封闭体中，分工将越来越取消，每个人要从事许多种劳动，结果什么劳动也搞不好，非物质生产性劳动将越来越取消，脑力劳动也将逐渐取消，劳动生产率将随分工的取消而降低。农业性劳动将抽取更多人才能满足需要。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居住点选择纯粹与个人要求脱离。人们按所住城市大小，生活在严格确定的社会阶梯里，农村在这个阶梯的最低一级，很难跃上一级。人们的社会交往将越来越小。
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必然要彻底根绝一切不适应这种封闭经济体经济基础的精神领域里的东西，无论是国外、国内的一概排斥。这样的政权必然像300多年前采取锁国政策的日本德川幕府那样，或者像100多年前采取封建闭关政策的满清王朝那样把中国一道万里长城与世界各国隔绝起来，尽可能减少一切经济和精神上的往来，害怕外来的高级意识形态进入各封闭体后发生瓦解作用。 结果，这样的国家将越来越专制、野蛮、落后、愚昧。
我只是粗糙地勾画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轮廓，你也许会以为描写得太可怕了，其实事情就是这样。只要邓小平、实际上是总理的一整套世界观、路线、政策被攻击诋毁下去，而按文革中出现的一大批打着“新生事物”(实际上早在人类很久前的过时经济形态中可以找到其痕迹)幌子的口号、样版搞下去，势必至于把中国搞成这样的怪样子，这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你相信并掌握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用它仔细考察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就必然得出类似的结论。并且会建立一种坚定的信仰，使你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坚持这种信仰。
确实，一想到中国未来的可怖图象，我的心情无限灰暗，常独自在广场上盲目地散步、思考，半夜醒来仍是不断思考、难过，家中人又不理解我，只有对着总理像暗暗垂泪。好几次睡梦中听到总理逝世消息，哭醒过来，泪已湿枕。但难过有什么用，得分析一下为什么总理路线这样难以贯彻，竟这样悲惨失败。
我回想起马恩选集中《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谈到过这样的情况，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些先进的革命家，他们有着先进的政治理想，但当他们介入现实政治斗争时，往往陷入极大的矛盾中：现实政治斗争的利益与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对立的。如果他们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要损害现实斗争的利益。如果他们坚持现实斗争的利益，就要牺牲自己的理想。该文描绘了德国中世纪农民运动的状况。当时，农民处在封建宗法经济中，他们渴望脱离封建束缚，获得私有土地，成为一群群小私有者。一个大概名叫闵采尔的革命家加入了这场斗争，他的理想是建立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与当时农民战争的利益是有冲突的。闵采尔就陷入这种矛盾中，无法自拔。
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在既不损害现实斗争的利益情况下坚持先进的理想。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接受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坚持这个理想奋斗了一生。但是在他刚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时，他绝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这尤其表现在他年青时任《莱茵报》编辑的时代。当时整个德国还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全国还分裂成几十个小邦，国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资产阶级还处在革命的上升时期。马克思所工作的报纸，刚好是莱茵省城科伦市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马克思是完全是以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面貌登上政治舞台的，他为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斗争着，同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教导无产阶级懂得自己未来的阶级使命。恩格斯在1849年甚至亲身参加了德国的护法运动的武装斗争，为当时在德国实行资产阶级宪法而奋勇作战，但历史决不会称他们是资产阶级革命家。?1851年9月15日，在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俞利希—沙佩尔冒险集团指责马克思右倾，不积极投入当时的无产阶级武装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对这种极“左”派的污蔑，马克思作了坚决的斗争，指出自己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作出的牺牲不会比任何人少。但依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革命还不可能胜利，无产阶级还应该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争得言论、结社、出版、集会的自由，再通过这些自由，教育训练无产阶级，以便日后与资产阶级决战取得政权。
历史表明，马克思正确地处理了远大的政治理想与当前运动利益的关系。俞利希—沙佩尔集团最后彻底失败了。历史表明，马克思才是真正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
19世纪末，在关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问题的争论中，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俄国社会环境的正确分析，认为当时俄国需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农村村社必须要经过瓦解后来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物质条件。但头上戴着“社会主义者”帽子的民粹主义者们疯狂攻击列宁，说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攻击列宁用心险恶、道德冷酷，硬要俄国村社农民从美好的田园诗般的村社中跌落到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陷坑中惨遭破产、贫穷的祸害。他们徒然地妄图制止村社的瓦解，挡住历史的车轮，在这种作为封建专制的沙皇政权的基础的村社里搞社会主义。历史已证实了列宁预见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维护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利益，同时也真正坚持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历史同样证实了俄国民粹派以极“左”派面目出现，口着上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实质上是真正的右派，反动派，他们力图阻止当时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历史车轮的前进，把社会倒退到封建制度去。当他们用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旗帜招摇时，头脑清醒的人们会看到他们臀部上的封建主义纹章，便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是否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呢?我坚信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终身为了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了一生，全心全意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同时他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历史环境，深切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经济形态十分落后的国家。列宁谈到胜利后的俄国经济状况时曾说过，俄国人民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足。那么，对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资本论》，反反复复所说的无非是证明人类社会各个经济形态的依次发展交替，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生的历史过程，各个经济形态不可能被超越、跳过，至多只能缩短、减少痛苦；而且只有在认识到各经济形态转化规律才能缩短、跳过。
总理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还基本上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村是一个小私有制的汪洋大海，经合作化后，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虽然经过公社化，但回到生产队核算制后，基本上仍回复到高级社规模。依据生产力状况的性质，生产关系还不能变革，而且要在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适度限制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事实上也就是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规律起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变革创造物质条件。在城市地区，虽然小生产者已占很小地位，但大多数工厂企业规模狭小，整个工业生产离生产的高度社会化还遥远得很，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因而，象在农村中一样，也要借助上层建筑的力量，使工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在适当的限制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经历许多形式上类似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演进过程，达到高度的生产集中，最细小的分工。而且要在上层建筑的帮助下，使这种演进过程尽量缩短时间、减少痛苦。周总理、邓小平正是这样想和这样做的。
于是，一些极“左”派跳了出来，打着“社会主义”的牌，气势汹汹地进行污蔑攻击，什么“修正主义”啊，“党内资产阶级”啊，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啊，什么“保守派”啊……不一而足。其实听其言，观其行，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武器剖析他们的本质，结果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极右派，他们力图阻挡社会经济形成正常的历史发展，把社会向反方向扭转过去，拉回到旧制度去，把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硬塞进过时的经济关系的框子里去。他们吹捧秦始皇，吹捧法家。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到比对了，他们确实是法家、不折不扣的法家。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仅仅在二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才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毁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一丝一毫的进步意义了。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自己头上套，还丝毫没有一点自惭形秽的样子，实在是历史上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可憎可恶了。他们攻击总理是“党内的儒”，这是最无耻的污蔑，只有世界上最无耻的政治无赖才会相信总理与“儒家”之间有丝毫联系，会相信总理与宋江有什么联系。他们政治品质的堕落已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历史看来在倒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使我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1976年11月18日至23日)
△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批判刘少奇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以后就取消物质刺激、奖金制度，各企业也不抓利润，今后生产力怎么能提高呢?
中国的经济关系还很落后，是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发展的，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规律，如价值规律等还要起作用，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物质刺激、利润和奖金。主席在三年国家经济困难后还说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怎么现在又要取消了。
列宁、斯大林在革命胜利后，面对的苏联经济形态至少比解放后的中国好些，也认识到苏联人民的困难与其说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还不如说苦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足，因而在苏联经济建设中采取不少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政策。列宁就强调要在工人中实行奖金制度、物质鼓励制度，工作任务完成得出色的工人颁发可以领取特别物质鼓励的证明书，斯大林搞了个斯达汉诺夫运动，更把物质刺激制度推向了高一步，结果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至于对专家、教授搞高薪制度，就不必提了。列宁曾提出，先进社会制度要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归根结蒂是因为前者的生产率比后者高。表现在形式上，衡量企业生产率高低最重要的标志是利润高低。因此，列宁、斯大林是非常重视利润问题的。只有利润的迅速增长，才能迅速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前二年人民日报上介绍了辽宁省沈阳市的报导，说沈阳正在努力发展郊区的农业生产，正在逐步做到大城市粮、副食品等农产品全部自给，争取大城市不吃国家商品粮。这显然是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意思搞的。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向高度社会化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会造成各大城市政治、经济上的独立王国，对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发展都不利。
就拿美国为例，它是由经济上的有机统一才能造成政治上的自然统一 的。它的生产和消费已大规模地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例如，汽车城市底特律生产的汽车满足了一大半全国和出口的需要，它只有与全国各地保持统一，才能获得原料和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州则满足了全国水果和蔬菜的40%以上的需要，它同样需要全国，就像全国需要它一样。关于这一类生产和消费的集中及其集中发展的趋势，可以找到大量的具体例子，在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商业贸易等等各个方面也同样迅速，发展着这种趋势。而 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全国经济上的有机统一关系，就如一个人体，你不能说眼睛重要还是腿重要，是心脏重要还是肠重要，只有各种器官、组织的一致运动，才能使人体的新陈代谢正常地维持下去。
像美国这一类生产、交换和消费和社会化的历史趋势，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毫无疑问是符合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进步现象，因为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着物质基础，这种社会化程度愈高，未来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就愈紧实。而反过来，使生产和交换、消费的规模愈来愈小，愈来愈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形态发展，同时使商品和货币经济愈来愈退化，那么不论这种经济打着何种招牌，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观察和判断，它总是在倒退，总是在背离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绝无丝毫共同之处的，而且刚好是对立的。
从政治角度看，像美国这种经济形态的国家，由于经济上已高度的统一和集中，全国形成了一个无法割裂的有机统一点，决定了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联邦制等地方自治制度绝没有造成政治上的割据、分裂问题。我们从未听说过美国国内有过这类问题闹大。相反，对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经济上的分裂割离状态决定了政治上的分离、松懈状态，不论中央 政权怎样利用最强大的国家机器来维持中央集权，采用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等等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存在着，有时发展到对立、内战、军阀割据的地步，地方始终存在着搞独立王国的倾向问题。总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大城市搞自给自足这类办法，无疑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倒退行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毫无进步作用。
△主席在九大上提出选举不过是形式而已。看来今后中国连这个形式也将取消。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经济形态的标志之一还表现在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上面，等到最后广大农业也用工业方式经营，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与城市居民完全一致了，城乡差别也就消失了。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展趋势看，中国在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很大。西欧国家的农业人口减少得较快，一般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东欧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但中国的农业人口没有减少，反而在绝对增加和相对(于城市人口)增加。而在1950—1970年间，世界上不少国家人口在急剧减少(我举了美、苏、日、法等几个国家的数字，现在忘了)。就是经济非常落后的印度，也减少了2%，从83%减到81%。而中国农业人口始终保持在80—85%左右。
△我在信中还列举了一些国家的土地集中趋势，提到美国的农场数目从1950年的900万减少到1970年600万，并继续在减少，而经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的情况，还可能提到法国、日本、西德的情况。最后提到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经营形式逐步趋于统一，由于规模并不有显著增大，故农业发展也不快。至于中国，公社和生产队数目未变，而且由于生产力发展慢，也不能变。
△关于利润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各生产部门的利润水平通过价值规律、自由竞争的规律，自发地趋于一致，使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趋于一致。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之一。在苏联一类计划经济国家里，边通过对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的商品的批发价进行调整，使各部门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提高水平而形成的不同利润水平趋于平衡。总而言之，这些国家都使利润成为为推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杠杆。在中国，由于文革后利润已失去这种作用，造成生产力提高很慢，甚至造成不少企业大量亏损，不同部门的利润水平差距愈来愈大。表现在农业上面 ，既然农业生产率很低，国家也不相应调整价格，使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越来越大。在美国，国家通过农产品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措施来防止农业过于衰退，在苏联，农业也不好，但国家通过降低工业品价格和不断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多少减少了剪刀差，对农业生产率有刺激作用。
总之，如果不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中国在文革中形成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改变。由于不断批判“利润挂帅”的口号，事实上没人敢抓、敢提利润了。
王申酉1976年11月27日
来源： 金凤、丁东编注：《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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