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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同志转林彪同志的信(摘要)

日期:1967-3-6 作者:成都大学 王正志

成都大学 王正志

【王正志,成都大学统计系65级学生。在1967年2月全国陷入“夺权”混乱之际,他在成都市人民南路的公共汽车上散发传单,反对文革。其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击大批的老干部和层层夺权。他认为文革是“左倾冒险主义”,可能获得“暂时的巩固”,但是“这股逆流在历史上只不过是个微波而已”。1967年3月6日, 王正志被捕,除了在他身上搜出二十多份准备散发的传单外,还有这封给林彪的信。1968年1月,他被判无期徒刑。然而,王正志在判刑后不到一年时间,他在狱中写出了20多万字的材料,率直地、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对国家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1974年4月,王正志被彻底平反。】

“……我们首先祝贺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而且终于爬上了第二把交椅,这意味着,可以接替王位,可以受山呼万岁。其次我们感谢你,伟大的天才,将阿谀奉迎、溜须拍马发展到绝顶的高峰,我们阿谀奉迎帽子公司对此万分感谢,见了你真好比久旱逢甘露。

“伟大的副统帅,说一句冒昧的话,我们公司想聘请你作敝店的总工程师兼推销员。因为帽子要特号,这当然只有你才设计得出,也只有你才推销得出去,望屈尊驾到,否则中国人将死得更少些,这对你来说是不光彩的。

“因为现在人手太少,请邀康生、伯达、江青同志兼当伙计。因伙计标准太高,实很难找,现在勉强可以找出这么几个。……”

最后王正志正气凛然地写道:“你们将此信看了,可能大伤脑筋,一定是到处搜捕写信者。为免引起麻烦,特将姓名公布于后,本人站不改名,坐不更姓,成都大学统652王正志。”

附一:

狱中诗歌

王正志决心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百折不挠。他把满腔热血注入笔底,挥笔写下了4行灼灼照人的诗句:

革命何惧身首异?

肝胆自当为民裂。

他日奸贼为民除,

望乡台上泪沾襟!

附二:

狱中论文

其中一篇是《谈经济建设及中国政治经济问题》。这篇文章,是带着手铐写的。文章说:“在革命胜利后,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国家一切任务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转。”然而——他十分痛心地指出——我们的工作“离开了这个中心”,结果“必然犯错误。”王正志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当时却被视为是极端“反动”,这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啊!让我们还是继续看他究竟写些什么吧!王正志写道:“毛主席说过,‘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反过来也说明,今日那些大反‘生产第一’的人,是一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家伙。”写到这里,王正志再也抑制不住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愤怒,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正是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这样赤裸裸的反人民的行为,使国家遭受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浩劫,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在这篇文章中,王正志结合中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谈了如何抓好经济工作的问题,他认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领导必须学会管理”,“掌握经济规律,合理、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领导成员一是要有较高的马列水平和文化水平,二是要有为群众服务之心,三是要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四是要在实践中经过考验。”

王正志还在这篇文章中,具体地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尽快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恢复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奖励制度;下放管理权限,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在国家统一计划前提下的自由竞争;在农村,加强生产责任制,允许“三自一包”等等。今天的事实说明,他十年前提出的论点中,有不少是科学的、合理的。

来源:《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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