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2-0 作者：[待确定]
【男， 1946年12月出生于陕西蒲城。1961年小学毕业后即因无粮吃而辍学务农。于1967年冬天，几易其稿，写成五万字的《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６８年１月３１日，初稿全部完成，第二稿写了九十多页，连同附录共四万六千字。这份材料正式定名为《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该材料从理论与实践上批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出在政权巩固后，应把主要力量转移到组织群众的生产与生活上来，批判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8年3月，只身上访北京，欲挽狂澜于既倒。结果被判刑15年，1979年平反出狱。平反后曾任陕西省青联五届委员，并被安排为初中教师。1986年1月在原渭南教育学院大专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0年，渭南教育学院与渭南师专合并为渭南师范学院。为渭南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副教授。2006年退休。】
3月5日，把材料交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后被收容，押回蒲城看守所。
你认为你这个东西（指《认识》）正确否？
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
你写的这个东西，有错误的地方没有？
我认为没有错的地方。
好，你的东西你认为既正确，首先你讲一下你的‘唯阶级观点’是指谁？批判的谁？有何根据？
我认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上没有阶级。”
他们见无法说服我让我认错，就给我念起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念完后主审官问道：“主席的这段最高指示与你的观点之间，究竟谁说得对？”
笔录上记载我的回答是：“我认为，主席这一段提法不正确；我认为我国现阶段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
再给你读主席语录３６页一段最高指示，对照一下你的认识。
当时读的什么语录我记不清了；我头脑中的印像是读了一段“林副统帅”林彪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总之不管是毛的还是林的语录，仍是强调阶级斗争。笔录中接下来是我的回答：“没有讲出什么道理。”
我申明，我说的“批判”一词的意思是通过分析来辨别正确的与错误的，正确的就坚持，不正确的就抛弃。他们问，你对“批判”一词的解释有什么根据；我回答说：“可以查四角号码词典。”
由于认识问题的态度不正常，我们向你严肃讲：你应该明白，你是在审讯，而不是和你研究什么问题。你错了，就应认错、改错；否则你是罪上加罪。
这一点我理解，你们不是和我研究问题，这是对的；我也觉得我不是和你们研究问题，而我是在法庭受审判。因此，对我所说的和你们不同的说法和看法，不需要和我作过多的争论。你们可以按我说的问题，定我的性质；因为，我的思想是一刻无法转变过来的。以后，政府无论判我什么罪，我在行动上要服从法律。但是，在思想上要保留我的意见，保留我对社会的认识。”
对我判刑的正式判决书上署的日期是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我的印象宣判大会是１２月２１日开的，头天下午便将我叫出去，对我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正文称：
权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在帝、修、反的立场上，经过长期予谋，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上京，向中央文革提交了一份所谓‘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反革命宣言书。叫嚷要和中央领导‘会谈’，当即被中央发现扣留。这份反革命宣言书无耻地歪曲了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大肆诬蔑；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文化大革命。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胆敢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进行恶毒攻击。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学说，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权佳果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读完判决后问我的态度，我只说了两个字：服从。问还上诉否，我答：不上诉。简单明了，双方都未多说一句话。
66年，在县城电影院大门西侧的墙上看到几十页大纸毛笔抄出的彭德怀１９６２年的所谓“翻案材料”，我觉得彭对５８年大跃进的批评完全正确，于是对彭深表同情。在我们村头曾看到一张标语，写的是“林副统帅”林彪的一句名言：学习马克思主义，百分之九十九要读毛主席的书。看罢我气愤得破口大骂，哪见过这等混帐的逻辑！难道马恩列斯四个人加起来只能占百分之一吗？
于是我静观，我沉思，细心地审视、研究这个社会。及至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我的思想已相当成熟。当整个中国闹攘攘乱成一团的时候，我非常冷静。一方面，我根本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使这个社会的情形有什么好转；另一方面，我自己在内心深处急切于要匡救时弊，力挽狂澜。到了１９６７年，政治动乱直影响得到处停工停产，经济成灾，历年来左的政策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不能不为国家忧，不能不为人民忧。当时，我便挑选了一个不过分刺激的小题目，写了一篇大约有三四千字的文章，题目叫作《论干部的高工资高生活水平问题》，引用巴黎公社的原则，引用马恩列及毛的言论，指出这种高工资没有理由。文化大革命前的数年间，贾曲公社有一位不知从陕西省还是西北局贬下来的姓崔的干部，挂职副社长，其人每月工资三百余元，比二十个农民的收入还多。此事对我感触甚深，我出于内心的不平，首先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小问题。我先提这个小问题，具有一种试探的性质，想看一看共产党的态度。我于６７年元月将此文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后陆续寄出九封信催问答复，总不见回音。我决心向中央挑战，又向人民日报社寄去六封信，托其催问此事。人民日报社只在一次回信中称已转请中央处理云云，中共中央终究没有消息。当时我把八分钱的邮票买了许多张，准备不断催问。
由于向中央写信无人答理，我于６７年上半年便形成一个计划：若再无答复，我便找上北京去。当时我在文化馆借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接下来又借阅《列宁全集》。至６７年１０月，我把文化馆图书室所有的马列著作已全部读完（估计馆藏的两种全集能缺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样子）。１９６７年冬天，我便认真整理我的思想，动手写一份上京时携带的材料。第一稿写了七十多页，后来觉得不满意，又经过反复思考，然后重起炉灶，另写第二稿。在第二稿中我不想谈许多具体问题，而要从理论上探讨中央当时的政策是从什么地方误入岐途的，这样一下子挖到“唯阶级观点”（我创造的名词）。如此从系统的理论问题逐步涉于具体问题，第二稿写了九十多页，连同附录共四万六千字。６８年１月３１日，初稿全部完成，在２月份里作了修改并誊抄完毕。现在也想不起那个冬天是暖冬还是寒冬，总之我那所小屋座南朝北，屋南相连的正屋的墙高出许多，小屋的屋顶及门窗绝对没有阳光，其寒冷便可想而知了。我就在那所冰屋中，瞒着家中所有亲人，偷偷从事我的工作。我写初稿时用的纸，一部分是当记工员时队里用过的记工单翻过来在背面写，一部分是将当时村中张贴的大字报揭下来，裁成小页翻过来写。到誊抄时，我才破费钱财，买了些单道林纸，裁成６４开的小页，两面抄写。抄好后从左侧装订成册，似一本小书的型制。这份材料正式定名为《提交中共中央的对社会的认识》。其所以写得较长较详备，是因为我预感到北京之行有极大危险，可能会牺牲生命，所以我要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真全面地写出，以备我离开人世后人们可以了解我的思想。此外，还抄了个副本，是３２开的普通白纸，以预防北京去所带的正本丢失。
苦难的生活使我产生对社会的不平，各种思想薰陶又促使我立志要改造这个社会为人类造福。最后几年里大量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恰为我提供了一个改造社会造福人类的理论指导。当我６７年冬天撰写《对社会的认识》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便成了我的思想观点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我发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谬，于是我便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之矛，去攻毛泽东思想之盾。当然，我也不是简单地借用；找到当时中共政策之错误的理论根源，也是经过我自己艰苦的思索。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不时也有我特殊的理解及联系现实的具体思考。
共分五章：一、怎样认识社会、社会的发展；二、共产革命；三、我国现阶段的共产革命；四、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五、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每章又各分数节。
在第一章“怎样认识社会、社会的发展”的标题下，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主要是为了批判现在流行的唯阶级观点。”我把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眼光分析看待一切问题的病症，称之为“唯阶级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强调人类社会从本质上说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一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而决不是阶级划分；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决不是阶级之间你胜我负的斗争。我还分析了私有制社会的具体情形，指出在私有社会里人们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具有无穷多的层级，且不断升降变化，“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都处于一种经济战争的状态中，所有的人都处于一种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生存斗争中”，而并不只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固定不变的阶级。在第二章“共产革命”中，我指出共产革命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过程，虽在革命的初期与阶级斗争有某种意义的重合，但本质上决非阶级斗争。“正象社会与阶级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样，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在有关实践的部分，我分析了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社会状况，指出基本上已不存在阶级的划分。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我早已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有关基本理论。家中有我的父亲解放初期购买的一、二两卷各二寸多厚的蓝布封面精装的《列宁文选》（此书是苏联编译、解放区的太岳新华书店印刷发行的），又有一本二寸厚布面精装的斯大林的文集《列宁主义问题》。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对当时极力强调的阶级斗争甚为反感之时，便早已从《列宁文选》中找到了列宁关于阶级的那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即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仍无一例外地援引的阶级定义。这个定义指出阶级本只是经济关系领域里的东西，主要是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而划分的。据此定义，我对当时现实生活中到处以阶级划线、事事强调阶级斗争的作法进行了认真的批评。最后的结论是：
“前后观之，中国共产党今日实行的阶级路线，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路线。”
《认识》中我另一个基本理论观点是，既然马克思主义主张存在决定意识，那么我们就应努力在经济制度中增加公有制成分，减少私有制成分，以便消除私有社会里的社会不公现象；而当时却整日高喊在人的头脑里破私立公，在经济制度私有成分为主的情况下要求人们在观念上一心为公。在《认识》中我指出这是“高声叫卖的唯物主义者可耻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第四章中我有个小标题是“世界是由思想构成的吗？”也是针对这种空洞的思想斗争的批驳。
在第四章论及具体社会问题时，我仍提到干部的高工资问题，提到农民较之干部、工人等领工资者生活地位低下的问题。社会的贫富不公永远是我不会忽视、不会忘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今天。
第四章的第五节，标题才是“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斗垮了各级的主要领导。我尖锐地指出，“问题不仅在于个别办错了事的当权派，而在于目前国家这整个管理机构，在于当权的中国共产党，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错误政策。这样，纠正问题就不能仅从个别当权派着手，而应当从整个当权集团着手。”其次，我也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方法问题。然后，我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
“以这样的政治家人工制造的运动，无论是文化革命运动，还是社教运动，或是以前以后其他什么运动，决不会把社会向前推进一步。”
最后谈及文化革命中的派性斗争以及武斗问题时，我指出：
“运动领导者不是教导群众理智，而是教导群众蛮横；不是教导群众聪明，而是教导群众愚蠢……。”
最后一章即第五章《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先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教条式理解。例如，夺取政权、形势变化了之后仍把政权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当作工作重心，竟还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五章的重心在于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这一部分篇幅不长，其后半写道：
“毛泽东思想要掌握群众，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一个，这就是说服，就是用自己的道理说服人；以这样的方法达到掌握群众、改造社会的目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如何呢？现在的毛泽东思想，头顶着神圣的王冠，身穿着法律的外衣，以刺刀和枪炮作为身上的点缀。首先，它是神圣，它是天生的真理，任何人对它只能服从，不准反对；只能跪拜，不能辩驳；只能歌颂，不准指责。其次，它是以法律和强力作为掌握人、征服人的手段的，对于任何反对它、不赞成它、不歌颂它的思想和行为，都要用法律和强力进行惩罚。
“请问，这于掌握群众，改造社会，究竟有什么作用呢？……
“重要的在于，现在比突出毛泽东思想更厉害地突出毛泽东个人。现在的情形就是将毛泽东作为神圣，要人们象对待圣像一样对他跪拜。我们的一切工作，不是为了共产革命，不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听从毛主席的话；我们的一切策略方针，不是由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而是为了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我们的工作中实行着这样一条原则，即不问青红皂白，不讲去从由来，不问什么目的，不讲什么原因，只要是毛主席说的，我们就坚决照办；谁要是胆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要砸烂他的狗头，就要坚决打倒他。
“毛译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旷古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地步。
“这种个人崇拜最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最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革命事业。”
关于毛，当时我不屑于细加评说，但仅就上述寥寥数语，便成了后来给我判刑时所认定的最大的罪名。
还在66年末，我便极力想同中共中央交换关于社会诸问题的意见。于66年12月25日，我向中共中央寄出第一封信，接着67年元月又寄去一封，并附有一篇论干部高工资高生活水平的文章。可是都无回音。直至68年，陆续寄出的9封信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无法，自67年元月我给人民日报社寄信，探寻中共中央的消息。前后共给报社寄去6封信，仅得回信二封。第一封尚好，告诉我有事可给中共中央写信，第二封则牛头不对马尾地说什么“已转请中共中央处理”，仍是没有问出下落。其间5月还给红旗杂志社寄去一信，亦无回音。
鉴于写信无人理，我便于67年春夏逐渐想好一新的计划，即准备68年找上北京去。于是在读完书之后，即开始整理我的思想，准备总结出来写在纸上。可是这并非是普通的总结整理，而竟是一番巨大深入的研究工作。起初想好的问题，一落笔又出了新问题；将新问题想好，再落笔，又出来另外的新问题。就这样不断研究，步步深入，最后找到了一切问题的根原——如何认识社会；从此而下，才又解决了我的一切新问题。就这样从67年10月下旬直工作到68年元月31日，写了一百多页稿纸，才写完前面我这篇文章的初稿。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日凌晨，我离开家乡远赴北京。
我知道携带这样的材料上北京是什么性质的举动，为了不连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我去北京的计划及写《认识》的过程，全是秘密的。我瞒着家中每一位成员；当时母亲已去世，家中有父亲、哥哥、妹妹、还有一个小我八岁的弟弟。不记得是６６年还有６７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称是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四家曾联合发布过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六条规定，简称为“公安六条”。其最后一条规定：凡是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四开纸大号字铅印的这份布告，就曾张贴在我们村中央的墙上。当时我看了这六条规定，难抑心头的义愤与轻蔑，为了让历史记住世间曾有过这样的法律，我从家中取来纸笔，专门将“公安六条”全文抄录下来。“谁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不时就会从唾液四溅的批判发言者的口中，从群情激昂的与会者的口中呼喊出来。他们能喊得出也能做得出，犹如早期犹太教徒及后来的基督教徒用石头砸死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一般。当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对贫下中农，便已是了不得的罪名了，谁敢涉及反毛？当时，而且几乎从共和国成立之后即开始，谁要表示出悲观失望的情绪，便会被加以“对现实不满”的罪名，距离“反革命”也就不远了。我当时完全明白，我要从阶级斗争理论一直反到“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本人，这是何等严重的性质！所以，我一个人沉静地做我的事，走我的路，我不能让家中任何人知道，我不能连累他们。
前面提到过，我为了在过年时抓紧时间读书，已有几年未到任何亲戚家去，连给舅和姨都未拜年去。６８年的春节，我自知这很可能将是我在家乡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所以我去了舅家、姨家、姑家，给这些长辈拜了一次年。也许这就是最后的诀别了。
三月二日下午，我干了六年半时期在生产队的最后一晌活，那个下午是在南二畛预备种棉花的地里打碎那些大土块。晚上，在我的小屋中，我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认识》的副本及十多册日记、许多摘抄的读书笔记还有一些图书等，均放置在里屋。在外屋的墙上，经常挂着一顶下雨时戴的草帽。这晚，我在挂草帽的钉子上挂上开里屋门的钥匙，并放上一张留言纸条。这张纸条原件仅１２．５公分高，１３公分宽，平反后我见过原件。字条上内容如下：
我因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去一趟，不久即归，请勿寻我。鉴于我已全身投入于政治之中， 我既已将我整个生命献给为人类服务的伟大事业，而你们既从来根本处在这种生活范畴之外，我请你们不要管我的事情，不要为我而奔走。在我的生活中是没有什么父子兄弟之情的，请你们也将父子兄弟之情忘却。与我牵连在一起，决享不上什么荣华富贵，而只是有时能无辜多受一些苦楚。反正你们是根本无法管住我的思想和行动的，请你们提早勿管。另外，无论事情如何，数日内你们便会得到我的消息。切切，谨告。
权佳果六八年三月二日
“我到北京来的目的，是交换我与中共中央对社会诸问题的认识。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面谈，则是因为我一年多来以通信方式笔谈的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当时我非常清楚地估计到“难免我的思想和中共中央的思想发生较大程度的冲突”，于是，我从逻辑可能性或者说义理上罗列了几种可能的结局：
“一种情形是中共中央供给我一些进行研究工作的便利条件，让我更好地进行研究，同时在内部和他们讨论问题，争论我们发生分岐的观点。另一种情形是中共中央不对我提供丝毫的帮助，这样我便将独立进行我的工作，独自为实现我的理想而奋斗。”
按我的想法，中共中央本应积极采纳我的观点，如不能采纳，起码也应承认我对人民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片忠诚，那么就应提供一些条件让我继续进行研究（包括读书）。象苏格拉底一般忠诚而又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不应该得到如此的待遇呢？退一步说，中共中央如不愿为我提供任何条件，也应给我以人身自由，让我在艰苦条件下独立从事我的工作。但是，
“以上的情形只是按我自己的理想所安排的，其在事实上的可能性并不大。最可能发生是倒是这样的情形，这就是对我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这就是监禁、杀害、各种精神上肉体上的活折磨。……我以我从西贾曲对事情的预测，对这种情形作好了全面的彻底的准备。
至于我的思想观点，
“要改变我对社会的认识，最有效的方法是以道理说服我，任何强制手段在此无丝毫作用。
“如果谈到我个人，谈到我个人的生死存亡，那么我既决心将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为人类谋幸福的伟大事业，还有什么我个人的事情可谈呢？为人类的事业，无论什么时候死，什么地方死，以什么方式死，我却是高高兴兴，视死如归。反正我总知道我为人类努力奋斗了一生，我死而无愧。”
（1968年）3月，贾曲公社初中辍学青年权佳果，赴京上书中共中央，指出“文化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建议党中央应把主要工作转变到组织生产生活上来。他的5万言文稿被“中央文革接待站”收去后，立即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1979年3月平反昭雪。
来源：不平编著：《文革英烈（上）》，美国成家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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