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0 作者：傅世安
傅世安我是丹东市、宽甸县、牛毛坞初级中学一青年教师，运动中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斗两月，五十余次。我表现的很乐观，因为我去掉了对于个人前途的一切打算。我想，既使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只要有劳动和吃饭的地方，就能够为共产主义贡献力量。虽然这样，我为了使自己不站在群众的对立方面，还是委屈的按着群众指示的意思作了检查，我口头承认了自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承认了欢迎帝国主义，欢迎国民党反动派。承认了这些也没有什么，对人民，对我自己都毫无损失。不过，我自己的思想，我是清楚的，我的看法，我要坚持下去。你说，彻底的唯物主义都是无所畏惧的，确实如此，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斗争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呢？我愿意将下面几个问题对你提出来，并接受你的批评。
第一，你教导我们要用辩证法来对待一切。根据辩证法，则所有事物无不是一分为二的。那么，你是不是也用这种方法来看待过你自己和你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呢？如果是，应该这样，如果不是，便有堕落为形而上学的危险。
几年前，我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在你的领导下进行的，可是我国社会上的各种现象，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却都能够受到你的思想的批判。于是，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你的现在背叛了你的过去。你企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用形而上学代替自己头脑中的辩证法。我把你跟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联在一起反对了，我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级领导机关当成了一个正体反对了，这是我没有掌握辩证法表现，因为我没有正确的理解国家政权机关内部也是存在阶级斗争的。
今天，我还在继续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对你的思想崇拜和革命到底的问题。
人们都说要无限崇拜你，并把你的思想千代、万代永远传下去。可以这样吗？我以为不可以。我想你和林彪同志都应该知道，对于毛泽东思想，在当代崇拜它、信仰它是必须的，传下去也是必须的。但传到什么时候，却谁也不知道，不能提永远二字。辩证法不是明明告诉我们，宇宙中没有永恒的事物吗？把革命的思想当成永恒的，这就是一种不革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是开辟出了一条道路，并没有结束真理，人们永远也得不到绝对的真理，毛泽东思想也只是相对真理，我认为，要排除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毛泽东思想（这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的权威，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而要采取辩证的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本身的方法，人们会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过程里认识到，现在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却正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
前面提到，崇拜和信仰是必须的。现在你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同时你却接近了最大的群众），人们在高呼着“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你是否在这件事里想到了其中包括的辩证法呢？要知道，有升必有降，有正必有反呀！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你发动起来的，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乡间教师，当然不能在开始就理解到它的全部的深广的意义，我认为它只是为了迎接国际大变采取的统一思想的措施。由封建的专制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再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统一，这是合乎否定规律的过程。我推敲了一下，认为，在这个空前的思想统一之后必然要出现一个空前的大民主，那是目前的革命的革命。后来，运动的继续进行，出乎我的意外，我理想中的很多现象竟然发生了。我这才理解到，这原来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迈向共产主义的运动。
用辩证法来观察一下，近现代的舞台，好象似历史的长过程的缩影，历史上很久以前的某些事物的特征，常常又在近代的舞台上重演（当然这是不同性质的，在更高阶段上的）。从原始共产主义到阶级社会，再从阶级社会到未来的共产主义，这是两个相反方向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在历史的螺旋上便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尧舜的禅让，军事的民主制是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程里曾经实行过的制度，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从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的过程里出现的现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仍然包含着敌对阶级之间和人民内部的两种矛盾。
将来，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所占比重会逐浙的，有反复的减少，人民内部的矛盾所占比重会逐渐的，有反复的扩大。到了共产主义，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会全部代替了阶级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先进和落后集团之间的斗争，而先进和落后集团之间的斗争实际是新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当权派常常要站在原来制度的维护者的立场上（当然其中也会分化出相当部分的反对革命者）。“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今天主要仍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很可能，到了共产主义时代它又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
可不可以用秦始皇帝给你打一个比方呢？请你忍耐一点，不要大发雷霆。秦始皇帝是奴隶主阶级的革命家（所以不能把他跟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等同起来），他开创了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漫长时代（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他的焚书坑儒完全应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当然不能与我们的文化革命相提并论），他曾经想叫自己的世袭由二、三到千万无穷（注意，我们的事业不是家传的，而是社会的）。秦始皇帝怎样呢？他本人遭到了悲惨的下场，他的世袭只传了两代，经过一番曲折仍继续了下来——如果有人歪曲我的本意，说我用秦始皇给帝国主义者找根源，诅咒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我是不能承认的，但我并不怕。
有革命必有反动，有前进必有后退，当然，反过来，有反动又有革命，有后退又必有前进，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是你早就说过的话，玩火者自焚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作为一个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是如此深远的推进了社会革命，是如此充分的发动了群众运动。你告诉人们对一切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你告诉人们造反有理，人们几乎怀疑了一切。及乎反掉了一切，这些都是对的，好得很。但是，当人们怀疑到主席著作，并且反到你的头上的时候，却受到了镇压。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革命的群众知道只许人民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不许反动派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反是革命的，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是反革命的。问题是在将来（恐怕也不用等到将来），你想到还要发生什么曲折吗？直接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不行了，那就来间接的，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是蠢人才能喊出来的，没有哪一个明白人告诉你，他是反革命的。啊！所有的都成了捍卫你的力量，多么统一啊！多么集中啊！可是这捍卫你的力量的人们中间互相斗争着、削弱着。真正的，你的卫士也被拉下马来，为什么？因为在你打倒敌人的同时，你又给了敌人以武器和假面。你能够亲自出来告诉人们到底谁是革命者吗？形而上学的头脑看不到这种曲折，用辩证法来考虑一下就可以予备好，迎接这种曲折。那些被打倒了的反动派，今天戴了高帽子、抹了黑脸，明天，他们必要借尸还魂，兴风作浪。
第二，你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重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这是很对的，但我认为同时不应该忽视物质措施和客观条件的基础作用。扩大了前者，放弃了后者，岂不成了唯心主义的调子，可是修正主义就是强调物质刺激，忽略政治挂帅呀。且慢，下面两方面内容说明了我的看法与修正主义根本不同：
一、修正主义单纯强调物质刺激完全忽略了政治挂帅。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应该是在重视政治挂帅的同时，不轻视物质措施的基础作用。挂帅既是指导，这种指导焉能没有基础。
二、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作用使人和人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当权派和群众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等级差别扩大。我认为，调整工资，使人们的工资集中在一个水平线的上下，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措施。另外，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劳动是个严重的事，脑力劳动者们光是喊着口号响应你的号召，却并不愿意实行，因为参加体力劳动，多少要受一些皮肉之苦呀。你曾说要把那些学者、专家、艺术家们统统赶到乡下去，不下去就不开饭，这“不开饭”，我看就算物质措施。如果那些学者、专家们照旧领了国家工资（而且足够其奢华浪费），既使在运动期间随着大势下去了，运动过后，还要陆续的回来，要使脑力劳动者坚持下去，参加体力劳动，应必须在政治上挂帅，用群众运动改变了他们的状态之后，跟着以物质措施巩固运动的成果，比如，使科学、文化单位和工厂、公社结合起来，学者、专家、艺术家们成为工厂、公社中的普通劳动成员，给他们规定一定的体力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跟工人和社员享受一样的劳动报酬，这样，他们与工人，社员有了共同的物质利益，也便能产生共同的思想感情了，所谓物质措施，实际上，我们己经作了不少，但终未能坚持下来形成制度。
我又读了一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那里提到“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实行的怎样呢？有很大成绩，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你每提出一项号召，百姓们便在下面大搞一番声势（其实这是那些“媚上压下”的当权派老爷们搞的，不能怨百姓。）声势过后，动作的精力也消耗了一半，应该作的事，便也只好扔掉一半。应该怎样对待你的这么多决策呢？我认为，这些决策要被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不能把其中的每一个当成是三、五年的单独的临时任务，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大办了人民公社，近几年，很多企业单位纷纷准备迁到乡下，去年你又提出了工业兼农、兼军、兼学，农业兼工、兼军、兼学，这三件事为什么没有被人们联系起来看待呢？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我还不知道，但我觉得你似乎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建设共产主义公社的方针。
第三，最近，关于“最高指示”的口号喊得极为普遍，只要打着“最高指示”的旗子就可以干出各种犯法的事来，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最高指示”真的应该凌驾在宪法的头上吗？我看不应该，要充分估计一下法的作用。
可能人们又要说：资产阶级曾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迷惑过劳动人民，我们今天就是要打碎资产阶级法律关于平等的遮羞布。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我们要打碎资产阶级法律。不是不要无产阶级法律。法律是人民向敌人专政的工具，但法律不仅对敌人有专政的作用，对人民也有约束自己的作有，需知人民中的分子，如不能遵守法律便有堕落成敌人的可能。正如，教育者需先受教育，制定法律的人要先遵守法律。
法律，即成文法，在从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阶级社会时代替了习惯法、法律，即成文法，还要送走阶级社会，促使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重新过渡到习惯法。革命运动往往要破坏旧法，但革命运动的成果却必须用新法来巩固它。最高指示只能产生一时的行动。法却能形成较长时期的制度。
最高指示是可以被人们自由解释的，这次运动已经表现出了这一点。伯恩施坦能够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搞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又能打着列宁的招牌搞修正主义，难道不可能有人再打着你的招牌搞修正主义吗？
最高指示的精神，可不可以通过法的形式贯彻给群众呢？
第四，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是空前的思想统一了。是绝对统一吗？不，空前的思想统一，实际却是空前的思想自由(政治上的空前的大集中之下，存在着空前的大民主，与此道理是相应的)。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的事实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的思考。
儒家本来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汉武帝时来了个独尊儒术，扫掉了其余各家，使孔夫子的思想统治了中国两千年之久，凡念书的人就都是儒家的人了。儒家的内部是统一的吗？独尊以前是不统一的，独尊以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仍然贯穿着儒家思想发展的始终。儒家内部的今文经和古文经，被打倒了的过去的墨、道、名、法，外来的浮屠、摩尼，甚至基督，都改头换面，纷纷参加了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一样，这是可笑的理解。但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种思想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此规律相符合是早已得到证明了的。
我要向你说的，就是这一些了。
这些都属于修正主义的吗？这些都是反革命的吗？我认为不是。如你所说，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刚出现的时候常常要被打到毒草堆里去。
话又说回来。
可能你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
也可能你看了以后会感到我所提的问题都很幼稚。前面说了，我是一个乡村学校的普通教师，对上层的事、国家大势知道得很少，自然不免有一些幼稚的思想，此信关于国际只提到在变两字也是这个原因。还可能，你也把这些议论看着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我遭到逮逋。不是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大字报就要捉起来吗？不过，我写的信，并不是大字报，我也不想我提的问题在公开场合进行宣传。过去，我在学习马、恩、列、斯和你的著作时作了一些杂记，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遗憾的是，红卫兵搜了我的东西，人们大吃一惊，把足有两个包袱的笔记和手稿当做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材料给没收了。去年七月，我写的与此信内容大致相同的一封长信也被他们搜了去，他们剥夺了我给上级写信的权力。现在，我作了遭受逮捕的准备。为的是共产主义事业，为的不是哪一个人。
我是回家过春节的期间在大连写的这封信，信寄出后，我便回到宽甸。地址已经在前面提到了，信皮上的“旅大人民旅社”是借用的名词。
傅世安1967年2月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要在今后几年中观察此新阶段的具体内容。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人跟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或反革命的人不同，这些人原来是党的干部或党的理论家、学术家，现在从革命队伍里分化出来了，对这些人，应该打击的是他的现在，处理方法也应跟过去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学术家有所不同，联系到这些人的历史问题也可以提，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应该把人家过去的功劳也歪曲成罪恶。如果把人家的功劳抹煞了，就是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子。因为，人家的地位、工作是你使用的呀。现在犯了错，打击了他，并不能否定他过去的成就（当然也用不着在批判他的同时宣扬他的功）。他过去的成果（著作、发明、歌曲、绘画）对我们有用的，我们照样可以使用。就是地道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有了真正的对革命有用的东西，我们也可以使用。
“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完全赞成。
“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怎样改呢？我有我的看法。
二、“主流和曲折”。
此次文化大革命利用的力量是最底层的群众，甚至是广大的十几岁的学生。这是毛泽东走到极端的表现。毛泽东的革命运动的方法就是用这一派打击另一派（阶级代表），革命是一层一层的，运用的力量也是一层一层的，此次运动的力量是纯底层的（与前几次运动不同）。
群众在这次运动中真正以主人的姿态出现了，可实际上群众是在这次运动中彻底地成了当权派（指毛泽东）的工具（直接的工具）。
群众在这次运动中以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规模发动起来了，冲垮一切权威（除主席之外），这些权威过去是主席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学术权威则是主席思想和群众之间的桥梁，领导干部权威是主席的行政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组织桥梁）主席要通过中间桥梁来领导群众。这次运动的结果，只有中央领导还起作用，而基层出现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有：在思想上会产生对主席指示解释的混乱，争权夺利的人要滥用这些指示，在组织上要造成不服从地方或基层的领导，争权夺利的人要滥用中央给他们的权力。
主席同志是否已经准备了解除无政府状态的方法呢？主席同志是否想到，群众对权威的否定，将要报复到主席的自身呢？我为主席担忧，我要把这些意见提出来。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敢发动群众的意思就是不怕无政府状态。为什么不怕呢？就是相信群众能自已教育自己，能自己解放自己，能自己组织自己。群众是能够自己做这些事的，但是要集中的有纪律的领导才行，要对群众作严密的组织，不能仅依靠群众自己的觉悟（群众的觉悟是不齐的，无政府状态不但未使群众的觉悟提高，反而使落后面扩大），即以我校一班来看，学生的觉悟暴露出来了，学生之破坏纪律到了使所有领导人（特别是工作组）感到棘手的程度。大家都不敢说，“群众发动错了”，都硬着头皮拥护毛主席关于发动群众的指示。
敢发动群众的结果怎样呢？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怎样呢？
我是赞成这次群众发动的，因为群众的发动还要临到独夫的头上，最后实现民主、实现群众之权威，我在此次运动中受了整，这是我高兴的，因为我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干部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句话指发动群众的目的是反对自己(的权威)。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两种方法：一种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即完全依靠群众自觉，群众发动起来之后，群众自己写大字报揭露，群众自己组织批判。这种方法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不利于主席自己。
二种是写大字报，先由党的领导人指出方向（或对象），批判时，从批判的对象到批判斗争的内容都由党的领导人指出，指方向的方法可以有各种各样，此次运动没有公开指方向的现象，只有暗地里指方向的现象。领导运动的人（从工作组到原来的单位领导）作了这种指方向的工作之后，自己还不承认，还硬说，这是群众自己做的。既以批判我为例，本是他们布置群众造成声势打击我，却对我说他们在说服群众和风细雨（因为群众激怒了）。群众过去对我是高度赞扬的，不正是你们鼓动了群众对我的仇视吗？（教师群众并未从心里仇视我的为人，学生群众年幼无知，以为我真是狰狞的怪物呢？这种指方向的方法，就是把群众作为工具的方法，不是群众自觉的。
毛主席喊着前一种方法，实际进行的是包办代替的方法，虽然这样，也未减低无政府状态的后果，也未减低否定一切权威的作用。
我要给别人写大字报时，他们还横加阻碍。
让群众充分大鸣大放，群众自己就能阐明正确的、批判错误的，群众自己就能提高觉悟、增长才干、分清是非和敌我。这一点是能做到的，群众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说一些正确的话，群众中发生争论的结果总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但群众的觉悟真提高了吗，——叫他们去做实际工作，他们的觉悟就表现得降低了，也许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但没有权威了，在混乱状态里，每一个人都一面说着漂亮的话，另一面却无拘无束，随随便便破坏纪律，不认真工作，战争的时候能允许有这种现象吗？
“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要怕出乱子。”——这些话都对，但不应该否定权威。混乱中，群众创造出新的事物了，而后要在混乱中建立新的权威，此新的权威要把群众创造出的新事物使用、发扬起来，领导起来，要掌握住它。
“要信任群众，”——我要注意在今后的工作中信任群众，我们党并未信任群众，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贯给群众。
“依靠群众。”——我要注意在今后的工作中信任群众，我们的党并未信任群众，而是把自己的意见硬贯给群众。
“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这是对的，真正革命的时候必须要有混乱时期，但毛主席只强调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和平时期的法制（均衡）。
具体表现有二：频繁的进行和发动革命运动，应有的较长时间的稳定被不断破坏了。革命时期不但是允许正常的秩序破坏，而且是有意识的挑动这种混乱（必要的混乱和破坏秩序是应该有的，我这里指的是不必要和不应该的）：如思想斗争，党的政策是和风细雨，宪法也规定了对人权的保护。我们的这几次革命运动都没有以反对宪法为目的，而且口喊着遵守党的和风细雨政策。运动中有的侵犯了人权，并未有遵守党的和风细雨政策，而是粗暴攻击，严重违犯宪法。是群众自己要违犯宪法和党的政策吗？不是，是党先号召他们那样做，而后借口群众运动不能文质彬彬、作虚假的解释。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下面的具体内容是怎样对待左、中、右派。
告诉我们注意区分有错话、有错文章的人和反党的右派分子。其实，所谓错话、错文章必然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事必然是反党的事。那么前者和后者是程度的不同罢了。
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和权威同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区分开来。其实，一般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有的文件中不是说反毛泽东思想就要被斗垮斗臭吗？这里说的学阀和权威与一般的反毛泽东思想只是程度的不同。可见此次运动的主要目的，也并不是完全消灭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东西（根本就作不到），而首先先是斗垮那些有影响的当权派和权威。如果从这里解释，那么就跟毛主席在别的地方提到的允许唯心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不相矛盾了。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正常现象，群众在争论中会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按着实际情况，错误的意见就一定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反革命，那么人民群众中的争论就也会被打入敌我矛盾，把人民中的错误当成是敌人。
“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只要我们用的是给群众指框子和“方向”的做法，这一点就做不到。群众之辩论形成多数和少数，就必然将少数说成是错误的，甚至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如此，则不可能不对少数人采取粗暴的作法。这里说保护少数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请问，工作组都撤走了，只由群众自己进行辩论，群众自然是依多数而定，怎么谈到保护少数，谁来保护少数。既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的，也允许他们申辨。说是这样说，一种意见一成了少数人的，就常被打入反毛泽东思想的行列，少数人怎样申辨呀？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这里提到的路线错误和方向错误就是指地方和单位的领导把批评或反对他的群众当成反革命。十六条制定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此，就是因为前几个月的运动出现此问题。
八、此次运动中群众自己创造出了文化大革命小组，委员会及代表大会和红卫兵等组织被当着合法的事。但反右斗争时，群众自己是不能随便集会和成立组织的，如有这样做的，便被当着是不服从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行为。
这几种组织的性质：一是群众性；二是党的领导。在运动期间，它是权力机构，一般情况下，它是群众教育自己的组织形式，是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用坏话来说，它是党拢络群众的中间，有了文化革命的委员会、而且是群众自己成立的，所以群众就觉得他是自己的，因而相信它。实际上这种组织是党领导成立的，而且还是党领导它时行工作。有了这种群众自己的组织，并不就是没有党的领导了。不过因为群众相信自己的组织，所以党通过这个组织领导群众将起更大的作用。
这里说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代表大会是常设的，依我看，常设化了，就要象过去的校务委员会了。
这些组织机构的产生要采取象巴黎公社一样的选举制，这次我校选举，不是由领导先提候选人，而是由群众自己选的，我国的人民代表及国家主席还都不是这样选举出来的。此次运动使群众的民主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将来人们会要求把这种选举法推行到人民代表和国家主席的选举上的。
九、“教学改革”。
“要改革旧教育制度、方针及方法”，我是同意的，但我不赞成毛泽东的改革内容。凯洛夫的教育是修正主义的。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第一，怎样达到这几点呢，我有自己的看法。第二，德育、智育、体育后面还应该有美育。
“学制要缩短”——我还需考虑，有可能赞成。“课程要精简”——我不同意，应该增多内容，增加科目。“教材要改革”——我同意，但不是改少，而是改得丰富，主要是提高质量，（教材质量高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质量，而是为工农兵的质量。这好比，同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农兵能看懂的文章，也有好的，有坏的）。
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学文、学军、学工、学农，我很同意，并正在考虑实现的方法。
十一、又提出了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批判就是打击你，就是消灭你，就是不让你放，因此这不应该算是“百花齐放”方针的对象，而应该是百花齐放中附带产生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是指人民内部的，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的不同风格和学派的争论。
十二、这里提对科学家、技术人员、一般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只要是爱国的、积极工作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政策呢？因为他们有思想上的错误了，而思想上的错误就都可以说是反毛泽东思想或修正主义思想的错误。有了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岂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就要对他打击，就不能利用他了，以逻辑推之，打击面必然愈来愈宽广了。
此次运动的特点就是专门打击那些爱国的、积极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因为重视业务，常常与毛泽东的思想相抵触。
十四、这里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更多、更快、更好、更省、”。这就告诉了我们，生产是最终目的，与“几论”突出政治中的说法不统一。
这里说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可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把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把政治和业务对立起来，有人喊政治进步，业务上敷衍，不认真，就要受到表扬，有人业务认真（其实政治并非不进步）就不只是受批评，而且要成为文化革命的对象。
十五、“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前面（笔记中）已经提到，此次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保卫自己利用群众打倒他们头上的当权派和权威。毛泽东成了群众直接的领导者了（毛泽东走上最高点了，也就是深入到最底层、最广大的群众中了）。有一天，群众要用毛泽东给他们的武器反到毛泽东的自身。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和烦锁哲学，”——实际上是相反。
※此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反复曲折意外之多是过去历次运动所未有的。本来是革命者被当作反革命来斗，本来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被当作党中央的代表。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地方和基层单位失去了领导，出现了无政府状态。人们有了胡乱（按着自己的意图）解释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指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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