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5-6 作者：[待确定]
我是湖南新化一中的学生，本身的地位就已经够谦虚了，但我总想做一件不谦虚的事。我不能让思想永远谦下去，永远束缚在牢笼中，而想大胆解放出来，让我积压的思想浩荡奔流。
我想，一个国家也象一个家庭一样，儿子可以向老子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家庭搞好，同样，作为一个国的公民，看到国家的弊病，也可以向自己的主席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国家治好，我的上书就是秉着这一愿望而出发的。
我上书的内容有下面六个方面。自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今日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岂敢上书，指点弊。但我想，假使世界上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些谦虚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岂不成了少数人的社会，国家岂不成了少数人的国家？！
土地，乃国民衣食所依。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到多产粮食的目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的发展性质状况，则能促进生产力，否则将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物和秆砣的关系一样。物有三斤重，砣就要放到三斤处，物有两斤重，砣就要放到两斤处。砣的位置随物重的位置变化而变化，使之平衡。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正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实行变革的。生产力决不可迁就于生产关系，正如物决不可迁就于砣一样。
唯心主义者总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自制美好的理想世界，强迫客观世界按他的理想世界转，强迫生产力按他设想的生产关系转。这恰如强迫太阳跟着地球转一样荒谬。
解放快二十年了，为什么我国的农业迟迟不发展?为什么农民终年劳累却不能饱肚？人乃万物之灵，山野中尚且牛马都可生活，为什么人倒为生活着愁？这不能不追究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问题上来。
我们来看以下几个阶段的过渡。
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单干生产形式过渡到互助组，从互助组过渡到低级合作社，再从低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再从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级高过一级，可生产力并没有多大发展，土地改革单干时期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如果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不因为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实行变革，那为什么不趁土改之时马上搞集体呢?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形式又有什么必要呢?
再就生产力中劳动者和生产工具而言，劳动者本身是生产力中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劳动者是有灵魂的动物，肩膀挑东西，手拿锄头生产都是由他的思想指导的。要怎样才能把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全部发挥出来? 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来一番探讨。我认为酷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是人的本能。一个和尚担水呷(吃)，两个和尚抬水呷(吃)，三个和尚没水呷(吃)，这在人们看来，可以作为笑料来谈。可是一个家庭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分家，而且这也成为几千年来的历史习惯。为什么一个娘肚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历史阶段人的思想都是此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物。具体地说，生产工具决定人的思想。为什么原始社会会出现氏族公有制，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一个人拿着木棍和石头无法单独与猛兽和自然界作斗争，因而决定原始人必须集体捕食，共同分配劳动果实。但这个集体的性质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只能是一个女人的子孙。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可以单独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氏族公有制也就随着瓦解，社会就进入了私有制——奴隶社会了。可见，原始人搞集体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蜜蜂喜欢集体采蜜，集体生活是蜜蜂的自然而然的性质；鸭子喜欢在水里生活，不与鸡犬同道，是鸭子自然而然的生活性质。同胞共乳的兄弟尚且难以共一个锅吃饭，同一块土地劳动，我们却偏偏要将张三、李四、王五等在今天这个锄头犁耙时代组合成集体一起劳动，共同分配，这就违背了人酷爱自由的性质。
为什么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农民自由舒畅，粮食堆山积海？当时三分钱一个鸡蛋，四角钱一斤猪肉，黑市谷价与国家牌价差不多，农民从内心里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为什么1960年先后两年农民啼饥号寒，以至于为了一点东西两口子分家，父子分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呢？为什么搞三自一包、借田借土，立刻将灾难的局面拯救过来？为什么过去一个长工耕作一亩田花工不上二十个？为什么现在耕作一亩田花工一百个还不止？为什么过去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而今一年四季，累如牛马，工夫无休无止？为什么现在左斗右斗，千批万批，将农民当作农奴一样箝制在集体，劳动工价总是三角、四角，有的甚至只有一角多，日夜为肚子发愁？查其根源，无非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即土地制度是解放劳动力还是束缚劳动力。当今的农民对集体生产制度的看法无非将它认为是束缚自由的桎梏。他不知道土地是谁的，等于是丧失了土地，因而他不知道是为谁在那里生产，吊儿郎当，窝工（浪）费。可是不论是谁，一走进自留地就命都不要了，发挥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意识到此时的劳动是全部属于自己，感到这时的劳动有无穷的劳动乐趣。
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较之资本主义国家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就是生产资料全部属于国有，可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切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自制美好的社会篮(蓝)图，一定要生产力来迁就生产关系，务必造成空想社会主义和贫困的社会主义。按人所设想，农民自留地没有了，资本主义尾巴全部砍掉，等于是破釜沉舟，农民应当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就个体生产转变成集体生产有以下的论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有偿或无偿都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的，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处，恩格斯就把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时，讲得很明白，提出不要用强制的办法，要通过实例和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所谓实例，就是国家要建设一些国营农场，使之成为高度机械化和高度商品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榜样，使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巨大优越性。所谓社会帮助，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为农村提供足够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适应集体化生产的机械设备，没有具备这些物质条件，要使农民自觉自愿走向集体化道路无非是空想，无非使用压力拼凑，而人为的集体制度也是不能巩固的。我想，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真的具备了，农民亲眼看到了机械生产效率果真高于手工劳动几倍，相信此时的农民再不会奴隶般依恋他的单干生产，死守他的锄头犁耙不放，而会自觉自愿组织起来购买机械生产设备集体经营生产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条规律，无所谓“改造小农经济”而言，因为这种单干到集体是自然而然的过渡。资产阶级之所以都把一系列个体生产单位变成社会化的集体协作形式，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纺纱机代替纺车，没有机动织布机代替手工织布机，则个体生产单位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没有发达的生产
那么，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呢？我想，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最为适宜。
借田借土制度的内容是：在现有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强弱，合情合理地借给各户耕种。既然是借，自然土地是属国有，各户只有耕种之权，决无买卖之权。而集体有调整分配土地之权，三年或两年后，根据人口的增减，劳动力的变化，重新调整。集体或国家因为公共事业要占用土地，则可及时调整。国家分配的公粮任务由队领导核算到户，再由各户交出来统一完成。五保户全部由政府负担。至于现在生产队的耕牛、农具之类，应根据各户自愿组合成几个小单位抽签分配，尔后任何人增办的生产工具、耕牛则属私人所有，将来具备了集体生产的机械设备时，各户再自愿组织成集体，但在进集体时，各户的私人生产资料应当按质按量换算成钱兑现到户。
如果这种土地制度一实现，则亿万农民欢天喜地，他喜得可在田里打几个滚，因为他知道这时的劳动是完全属于自己了。实现了自己的劳动志趣，力量会全部使出来，劳动力达到了真正彻底的解放，自然生产会猛速发展，粮食会巨增，我国将立即进入黄金时代。
不过，借田借土制度也不能一律实行于全国各地，因为各地的主、客观条件是有差异的。有的平原地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那应当搞集体(不过，大单位也要化为中，小单位，以便于经营管理)。有些地方如果搞“三自一包”则搞好“三自一包”。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土地制更适合于本地的条件，就搞他们的土地制度。但总的来讲，根据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应采取借田借土的制度为主。
可能有人担心，这样多样的土地制度太杂了。我们认为土地制度杂没有关系，因为总的来讲，土地国有是个总纲，杂为的是发展生产，多产粮食。列宁讲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有一般，又有特殊。
可能有人要说，这种单干生产会出现两极分化。我想两极分化是不会的。要求人的生活平等是我们提倡的主义。但是由于各人能力的差别和其他条件的差别，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却是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单提倡主义而丢掉了真理。不能单考虑平等而置生产力性质不顾。应该明白，借田借土制度是由当今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它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况且各户田土分配差不多，人人又有双劳动的手，生活差别也不会太大。
也许有人要说，集体力量大，单干力量小。我想，搞农业不是打老虎，打老虎要人多。土地是分散的，死的劳动对象，一个人、一条牛就可以耕作。播种一个小孩即可，农村不象工厂一样，工人由于机器的生产不能不是集体的有机操作形式，而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它并不需要你拿锄头上端，我拿锄头下端去挥动锄头生产。当然修塘修坝要搞集体，但我想，这些集体事业只要对各户有益，群众会自愿组织起来干的。两千多年以前私有制那般严重的秦始皇时代不也修出了万里长城！
可能有人会说，借田借土是后退。我认为，退是为了进。俗话说：“为要远跳，必须后退”，我们的后退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借田借土制度又会自然而然地在历史上消失。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
现在对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团。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而压出来的。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既然土改时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将他们留下来，其目的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成为新人，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力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大部分地富分子是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不要说仁政没有一点好处：人要的不过是一点生活和自由，只要勉强有了这两点，也就无事了。今天的人，大概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贫下中农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被剥削的最后一批，而地富分子也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剥削者的最后一批，只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才割断了几千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土改时，镇压那些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地、富、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而留下的地富分子是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人。我们对这些人无疑应当仇恨，但我们要把仇恨主要追究到几千年剥削制度的罪根上，是私有制社会那种为富不仁，剥削有理的思想毒害了他们。他们终究还是人，是有血性可以感化的动物，只要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的。我们之所以要搞阶级斗争，为的不过是最终要消灭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只强调矛盾的对立一面，而应当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可以创造条件，消灭阶级达到统一的。对他们来说，所谓创造条件，就是以教育、团结为政策，除个别剥削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花岗岩头脑的人要继续专政外，其他的就要放松对他们的专政，使他们的良心改悔，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其次，我们对待地、富子弟的政策，应当着重看他们的表现，我们不应当歧视他们，而应当一视同仁对待。现在随便做什么事总要将成份放在前面考虑，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相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就背上了自来红的包袱。现在学校各班排座位也要把出身不好的学生排到教室的两边或后面，以至使他们感到耻辱。我们不要这样只论成份，不要造成他们对社会不满，不要制造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地富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力量并不少，把他们争取过来只会对我们的事业有益。其实，青年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社会决定的，青年学生又直接受书本知识的影响，家庭影响与这些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社会好，不但出身好的拥护，出身不好的也拥护，社会坏，不但出身不好的反对，出身好的也反对。所以我们应当一样信任他们，允许他们升
以上是就地富分子及其子弟的政策而谈。现在更为严重的是派性斗争极为严重，武斗遍及全国各地，人们处于恐怖状态。什么观点不观点，都是争权夺利的观点。这也是走资派，那也是走资派，这也是牛鬼蛇神，那也是牛鬼蛇神，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试问：世界上还有几个良民？国家这样混乱不堪，又谈何建设？主席讲：国家的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国家安全团结是第一等重要的。
以上意见，我不是说不承认阶级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我是说不要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至于人为的阶级斗争是应当要熄灭的。比如烧火做饭，泡水，这种火是生活必要的。但是如果满山遍野地放火就会造成灾难。同样，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比如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放把火烧一烧是必要的。但是阶级斗争之火乱点，也势必造成社会的灾难。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已属国有，这是大仁、大义的制度。自然比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少得多，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会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现在我们天天讲阶级，日日讲斗争，其实都是人为地在那里制造矛盾，制造斗争。难道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不应当消除吗?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进行反帝反修的光辉灯塔。以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再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此大恩、大德，人民是永远服膺不忘的。主席爱人民，人民爱主席，人民将《东方红》的歌献给主席，足见人民敬爱主席之至了。
然而，目前把对主席的热爱却搞成了一种个人崇拜的仪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个人崇拜之风。由此造就了种种罪恶，现列举于下：
1．有些人大肆吹捧主席，阿谀奉承，把主席地下的东西吹到地上，地上的东西吹到天上。一切功劳都归于主席，凡是反对过主席的都挤倒于泥坑中，凡是吹捧主席的都抬起来，因而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主席以前是谦虚的，人家引用主席的语录都要划掉，现在到处是语录，却没有讲。主席以前是反对人们向您祝寿的，可是现在天天做五件事，天天搞崇拜仪式，这种天天祝寿却没有制止。这不就说明谦虚到天上去了吗！其实，主席越谦虚，人民就越尊敬，越崇拜，而过度的搞法，人们倒会产生反感。打个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是非常感激你的。但你又要到处宣扬，说你是怎样大仁大义救了我的命，并且要我天天向你跪拜，报以恩德，我同样也是要产生反感的。现在全国人民，除了主席一个人外，谁没有戴主席的像章或语录牌，连中央一些经常与主席共事的领导，也戴了像章或语录牌，可主席都没有制止，我们实在不好理解。
2．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现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语录版，书店甚至商店都陈列着过剩的主席著作和语录本。一块语录版花的油漆并不少，红底板上加绿漆，到处都写着几条一样的语录。主席像章一匹胜过一匹，到处生产，好的人们将它作装饰品，差的丢了不要。主席画像也是各式各样的，我在一个不大的饭店就看到了七十多个主席像，世界变成了主席像的世界，语录的世界，世界也成了主席—个人的。难道制作这些东西出来，不花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吗?这种过度的做法是很不好的，出版著作要有份量，书出版少一些，反而使书值价些，像章少一些，反而显贵些。文化革命初期，我们都风行抄语录，那时，要得到一本主席语录是非常狂喜的。而现在呢?有的同学讲，家里有语录，自己也有语录，人家又送他几本语录，现在五分钱一本都没有人要了。可见，不按群众的需求过多地出版著作，语录，就反而使群众将它们看得平庸了，学语录也不认真了。事情总是这样，一走到了极端就走向了反面。
3．个人崇拜活动破坏了外交关系。我们认为，为了进行反帝反修斗争，少了几个观点不同的国家，并不要紧，这也是必然的事。但有些亲近我们国家的外交朋友也要学主席语录，他们看到个人崇拜活动还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也是要产生反感的。他们偏偏不信你那一套，我们不应当要人家跟着搞崇拜。要是国家真的强盛了，各方面都超过美帝和苏修，那么一些中国派的国家自然会崇服我们，倒向我们这一边。想自己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是不行的。
4．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自主席提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的指示后，全国上下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在举办学习班，而且一期接着一期，一期办起来就是半月、十天、或一个星期。学习过来学习过去，与其说在那里学习，倒不如说在那里玩、混日子。特别是公社社员，不管生产忙不忙，都规定要抽三天时间专门学习，并规定每户社员都要买一套四卷，有些农民一字不识，把它当作抽烟纸扯掉。所以办学习班虽然可以，但一定要不搞形式，要真正解决问题，要缩短时间，并尽量少办。
5．个人崇拜活动造成了人的虚伪性。个人崇拜活动是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潮流，你要生活下去，就要随其流，你要想往上爬，就得扬其波。有些人借着这个政治潮流，做些假好人好事，写上几万字的心得，然后汇报，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里讲，那里讲，把稻草说成金条，都是那几件好人好事，是卖狗皮膏药。我们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点好人好事是应该的，但以这一些好人好事到处炫耀自己，就看出了他内心世界的虚伪性，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
6．减低了教学质量。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读书，天天是学语录，翻来复去是那几条，口动心不动，好象念经一样，从早到晚，五件事做个不停，甚至课间操、早操也成了语录操，用语录字来代替一、二、三、四，与其说是学堂，倒不如说是教堂。学生要读其他书，就说是只攻业务，不问政治，学生可以骂老师，斗老师，闭卷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我想，学校毕竟是学校，学生是来学知识的，只学语录，岂能掌握前人的知识，又岂能发现未来前科学？这不是象搞愚民政策吗?有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只会念几条语录，算术一点不懂是很反感，又是很痛心。学生打老师，骂老师，老师怎么愿意又怎么敢传授知识?老师在学生面前没有绝对的威信，岂能管任(教)学生？一般地说，中、小学生大多数都没有学习的自觉性。搞闭卷考试可以督促学生学习，并要通过奖励先进带动落后的，如果学校再继续长此下去，教学质量将不象样子。
7．个人崇拜活动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当今的中国被个人崇拜空气笼罩着，谁也不敢作声。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牢笼中，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就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就要遭到批评和斗争。文艺作品、戏剧，报刊杂志都是个人崇拜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敢自由发表一点见解、一篇作品。《欧阳海之歌》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一本小说，以前出版的此书后面有一段写欧阳海知道他的上级错了，而欧阳海没有进行斗争，只让以后的事实说明自己正确，后来批判了驯服工具论，作者便马上将那段内容改掉了。由此，可见作者思想的一斑。
一个观点，一个框框，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得铁紧，这就是当今思想界的实状。我说个人崇拜罪恶累累，但尤以这一条束缚人的思想为最厉害。
现在不管做哪件事情，搞好了就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生个小孩又能说是谁的胜利?我想，在毛泽东思想没有问世以前，瓦特不也发明了蒸汽机？牛顿不也发明了力学？马克思不也创立了辩证法？这又是谁的胜利？要认识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任何有本领的英雄人物，其功绩与人民比起来是渺小的。
什么“顶峰”，什么“最高最活”，什么“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发现这么一个天才，”如此阿谀之言，可谓肉麻矣!主席是知道《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的，凡美我者，必有其因，今日如此吹捧者，也必有其谋，主席不可不自警，也不可不警人。这些话要是其他国家听到了，他们会怎样，会不会承认。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不是这样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列主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也应该是如此。社会的发展犹如滚滚的长江大河也是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是愈到后来内容愈丰富、愈科学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将会由后人的社会实践增进更丰富，更科学的内容，任何人不会是真理的化身，任何思想也不会是真理的终点。
个人崇拜活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都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个人崇拜就一定要废止，决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而要废除这种活动，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只有主席亲自出面废除才是唯一办法。
主席早就提出了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但有些干部并没有严格执行，只是应付一下，并不经常。
我们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应是他的天职，应是生活中同米饭一样不可少的东西。一边工作，一边劳动，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锻炼了人的思想，并能经常了解社会实际状况，扫除官僚主义。
主席讲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并且讲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和群众的地位关系，本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一样，这一点，连孟子也曾提过：“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孙中山先生也言：“巧者拙之奴”，都是说明作领导的，应当把自己的位置摆对，作人民的仆人。不过，千百年来，由于封建官僚主义的影响，当官的无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而民也见官畏惧。这种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执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具体行动体现。通过劳动，可以洗涤自己的思 想，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也不会畏官，事实证明，凡是那些忠心耿耿，与人民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谋利的干部，总是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并且也使自己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变得日益高尚和伟大起来。马克思讲，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相反，如果干部自认高人一等，把自己当作官老爷，吸人民膏血以肥己，则这种干部迟早要为人民所唾弃。
现在有些人只想当官；因为在他们看来，官比民好，做官的政治地位比民高，做官的利比民大，假使干部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都和普通人一样了，并且还要参加劳动，那么争官当的也就少了。
主席这样年高，尚能畅游长江，说明主席气魄之大，身体之健。倘主席带头生产，则能带动所有大小干部参加劳动，又会激起全体民众掀起翻天覆地的生产巨浪。勾践卧薪尝胆，亲事农桑，竟使亡后的越国再起。汉景帝亲耕籍田，使汉元气复兴，以至粮溢官仓。古人尚且如此，今人又何不为之。
我在第二部分提出要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本部分是就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又要怎样对待呢?我认为，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真正的坏人要以严法制裁。
战国末期著名的法家韩非于是主张重刑治国的。他认为，刑重则恶人不敢为恶，而良民因受其利，若行宽惠，则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法严不严，实与良民无丝毫关系，但他提出，法要当，即制定法律要正确，判罪不要搞错。韩非子的主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秦若不行法治，则何以灭六国乎!今观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赌牌押宝，各地皆有。对其首犯，我认为应当全部诛掉，这些人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者，看他们是要钱，还是要命。至于行凶闹事，欺压良民者，也要严厉惩办，累犯也要诛掉，以警世人不敢乱为。
当然刑这样重，就一定要刑当，千万不能搞错，执政者一定要使政策、方针正确，造福于人民，造利于社会。1960年左右，因为共产风起，东西奇缺，以至饥荒盗窃四起，人人是贼，难道对这些贼也要诛掉吗?此时的社会灾难，激起一些志士愤懑，因而成立想反政府的组织或集团，难道对这些人也要诛掉吗?不！执政者应当明察社会实况，明察自己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究竟罪是谁造成的。是社会造成的，则是方针、政策有错，应由执政者负责向人民深刻检讨。该判罪就要判罪，并同样要予以重刑。
所以既提倡重刑，则刑一定要当，刑当则一定要重刑，既警人民，又警执政者的方针、政策的制订。只要这样，则社会有序，天下太平。
鉴于美、苏两国狼狈为奸，扩军备战，各自都想独霸世界，对我国虎视眈眈，侵略之心久矣。我们务必作好充分的备战工作，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不可处于被动地位，还要处于主动地位，即不能击敌于国门之外，且能一举打到敌国的老巢去。要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要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
主席讲要全民皆兵，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凡小孩五岁以上就要习武、学军事，不但男人要习武，妇女、老人一概不可例外，做到真正的全民皆兵，以振奋民族精神，使敌人不敢妄动，特别是我们要发展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奖励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使我国迅速强大起来。我们的人要比他们强，我们的粮要比他们多，工业要比他们发达，科学技术要走在他们之先、武器要比他们厉害，使之闻风丧胆。兵书上曰：十战十胜为下策，不战而胜为上策，只要我国真正富强了，敌人岂敢动我一根毫毛！这就是不战而胜。
以上六点意见，实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如言有错，敬望主席宽怀以恕。
湖南新化一中49班 萧瑞怡 谨呈1968年5月～6月
简介 萧瑞怡(1948～ )男，湖南新化人。出身农家。高中时期，爱读马列经典著作。1968年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20岁。他后来回顾说：“因目睹长期搞阶级斗争的弊害，痛感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带来的灾难以及个人崇拜活动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决定到北京上书毛泽东。”1968年5～6月中旬，他先后三次写《上书》。《上书》约12000字，内容6个方面：1中国以农立国，首先应“改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公有，按人口多少、劳力强弱合理借给各户耕种的“借田借土制度”。2．“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施仁政于天下。3．“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个人崇拜会造成物极必反的反感情绪”，“浪费人力物力”，“破坏了外交关系”，“造成了中国人的虚伪性”，降低了在校学生的教学质量，“桎梏人的思想，产生专制独裁”。4．“严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官僚主义。5．“法要当，刑要严”。6.“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他因《上书》遭通缉。流浪于洞庭湖区。1970年被捕。1978年平反，被安排在社办中学任民办教师。在此期间，他写《共产真义说》，再次上书中共中央和全国政协。该《上书》对共产主义概念作了理论阐述，否定了“共产”等于“共食”——大锅饭的错误观念，以及将共产主义理想混同于现实生活的错误做法。在刚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到作业组的政策之时，他大胆地提出，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在于农村分田到户，城市工业责任到人等主张。1985年，他在湖南师院平江分院中文班学习，1986年毕业。现在中共新化县委党校任教。
肖瑞怡，男性，现年21岁，家庭出生贫农，本人系新化一中学生，家住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
该犯由于忘本变质，走向了反革命道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肖犯借“四大”为名，替阶级敌人翻案；勾结保守势力，蒙蔽一部分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竟发展到整毛主席的材料，恶毒攻击谩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江青同志；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刘少奇大唱赞歌。当被我革命造反派发现揭发后，肖犯竟准备行凶(未就)，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肖犯展开了猛烈的斗争，肖犯自知站不住脚，于68年6月17日深夜畏罪潜逃。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希各地驻军、专政机关、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捉拿归案。如拿获，请通知新化一中红代会。
肖犯只有早日自首，才是唯一出路。
湖南新化第一中学红代会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我们怀着惜才之心，呈上肖瑞怡同志写的《上书本》，并将他死里逃生后的情况作个简介，请审示。
这部《上书本》，是肖瑞怡同志于一九六八年五、六月向毛主席写的“万言书”，可说是一部除弊兴利的治国纲领。当时他是新化一中高49班的优异生，毕业后留校“复课闹革命”，年仅20岁。因写这部《上书本》遭到通缉、逮捕、审讯，从此，身处逆境，游团，批斗，不能升学，不能安排工作，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坎坷之路，直到一九七八年才安排在科头中学任民办教师。
在备受折磨的逆境中，他矢志不移，自强不息，“位卑未敢忘忧国”，热衷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探求富民强国的改革之路，于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字的《共产真义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大量事实，阐明共产并不是吃大锅饭，提出了农业包田到户，工业责任到人的改革措施，连同《上书本》投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得了研究生准考证。旋因当时的政治背景，以考试成绩太差未予录取，并以“在目前还无定论”，退回原稿。一九八一年写了《生产关系改革浅见》投寄《光明日报》，主要论述“三自一包”，责任制的生产是裕民之策，富国之方，“因不适合本报刊用” “故转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下落无音。在深感此路不通时，投入文艺研究，于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浑名历履表》，反映我国三十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思想状况。这些努力，虽然都未奏成就，但至少反映了他勤奋自学，敢于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表述了立志改革，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据科头中学师生反映，肖瑞怡同志为人耿直，好学不倦，且天资聪颖，他过去只学过俄语，未学过英语，但为克服该校英语师资困难，勇于接受任务，边学边教，结果他所教英语班考成绩在全区中学中名列前三名。
今年八月，我们在接待来信来访中，才看到肖瑞怡同志的《上书本》，立即找当时审讯过他的专案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并访问了他所在学校的师生及所在乡村的干部、群众，对他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考核。他本人也向我办写信，陈述了书写《上书本》的由来和以后的遭遇。 (来信附后)九、十月省地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组和有关报社，电台记者先后来我县看了《上书本》和全部案卷，并找肖瑞怡同志多次谈话，都一致认为，从他的《上书本》和论文中，显示了他青少年时期冒死进谏的赤子之心的卓越的政治见解，他在逆境中表现了坚毅不拔、立志改革的斗争精神，是一个忠心耿耿，胆识兼优的人才。可惜时运不济，报国无门，几遭夭折。值此大兴四化，选贤任能之际，不能再让他蛰居深山，无用武之地，如能重用，参与政务，使之扩大视野，广约博采，舒展运筹，扬其所长，干四化事业是有所作为的。但他不属科技之类的人才，且限于现行的人事制度，破格选用难度较大。为此，特向中央有关领导推荐，是否可取，请批示。
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
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向毛泽东写了一篇上书。那时我是新化一中高49班在校毕业生，年龄二十岁。上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改革土地制度。这是我着重阐述的部分。我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摆出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论证了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了借田借土制度的主张。第二部分，废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在这部分里，我就对四类分子的长期专政和不必要的阶级斗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四类分子应采取教育争取的看法，一视同仁对待其子弟，停止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第三部分，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在这部分里，我总括了个人崇拜七大罪状：第一，个人崇拜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第二，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第三，个人崇拜减低了教学质量；第四，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第五，个人崇拜造成了人的虚伪性；第六，个人崇拜破坏了外交关系；第七，个人崇拜尤其束缚桎梏了人的思想。接着，我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观点，说明了废除个人崇拜的必要性。第四部分，以严法治国。在这部分里，我提出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法要严、刑要当，除恶助善，国泰民安。第五部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可以避免官僚主义。第六部分，实行革命的军国主义。在这部分里，我提出要发展科学技术和人人习武、个个练兵的主张，以实现民族自强，抵御外来侵略的目的，并开创出一个使敌闻风丧胆，不战而胜的强盛国家的局面。
上书计有万字，在当时提出这些观点，特别是前三个部分，哪怕只触及一点，都可定下现行反革命罪。所以当时一位政法工作者说，上书是带纲领性的，性质是极为严重的。
那么，我这样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上书的经过如何，以后的遭遇怎样，案件如何处理，逆境中我又写了些什么?现一一回忆于下。
谁都知道，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客观存在所决定的，人不可能凭空产生什么思想。要问我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反动”思想，简单的回答，那就是社会生活赋于我的。
我出生于一个贫农之家，长期在农村生活。大跃进、共产风造成三年苦日子的严酷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道伤痕。
一九五八年，我十一岁。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正是这年树立起来的。这年出现了两样稀罕事：一是土法炼铁，二是办公共食堂。土法炼铁我帮助大人捡了矿石。那种炼法如何窝工浪费，如何毁坏森林而毫无收益，给我的印象且不说了，只说公共食堂给我的感受。
当时，我们村子里一百多户人家分成两个食堂就餐。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吃饭不要钱，越吃越香甜，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起初，公共食堂的饭菜虽不怎么香甜，但好歹能吃饱肚子。可时间一长，当田地荒芜，长苗时一半禾一半稗的时候，人们啼饥号寒的日子也就降临了。象我这般年龄的孩子，每天定量只有半斤大米，那时用的十六两一斤的秤，今天的五两即是那时的八两。我早三两，午二两，晚三两，真
以后的日子更是每况愈下。我看到有的夫妇为争一口饭吃打架分了家。此时，盗贼四起．公人家就要烧火煮，烧了火瓦上就冒烟，冒了烟大队干部就可顺藤摸瓜，摸到了“瓜”晚上就开大会斗，不斗得你喊爹喊娘决不放手。斗了还是有人偷，瓦上还是要冒烟。于是乎，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青年突击队员们扛起锄头挨家挨户将灶砸个一斩平，锅子没收作为废铁上交公社以抵炼铁的指标数。到了这般“绝灭烟火”的地步，饿倒人的严重现象也就发生了。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回到湘潭坞石，看到“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时候，也仰天长叹“来年日子怎么过”而决心为人民“鼓与呼”了。一九六一年刘少奇回到花明楼，看到自家屋前的梧桐树皮被剥光吃了，一数炭子冲的人有不少不见了的时候，也举鞭抽击自己的灵魂，丢掉了“粮食多了、煮酒熬糖”的想法。此时，倘若毛泽东他老人家也象青年时代一样，夹着雨伞在民间跋山涉水，那么也不会听不进言而主观臆断了。
三年苦日子，招来了人们的怨恨，我也产生了朦朦胧胧的不满情绪。正当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之际，“三自一包”就象一场甘露雨来到了人间，它拯救了嗷嗷待哺的饥民。短短年余时间，农业得到了复苏，继而粮食巨增，物价猛跌，农民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不过，“三自一包”这一财富之神仅仅在农村一晃即过，代之而行的是那种以生产队为基本生产单位又留给社员适量自留地的集体生产形式，并被长期固定下来。其间佐之以“农业学大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狂风暴雨，使得农业生产象一匹患病的驴子拖着沉重的车，艰难地向前挪步。
社会犹如一个大实验室，哪种生产形式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生产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亦深有体会。这为我后来思考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了深深的思想基础。
进而要说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往往与他的理想紧密相关。当一个人步入青年阶段的时候，正是青春的热血与理想交织燃烧的时候：对未来充满憧憬。方志敏烈士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说道：读了《拿破仑》，就想做将军；读了岳武穆，就想驰骋沙场。我呢，的的确确也是如此。那些名传记，诸如《马克思传》、《毛泽东同志的少年时代》、《富兰克林》、《列宁回忆录》、《寇准》、《魏源》、《康有为》等书，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本《革命烈士诗抄》更是爱不释手。我力图效仿这些伟人，用“生做泰山，死当河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立志做一个社会改革家，造福于人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世界通史》、《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记得连学校图书室里那纸张霉黄得难闻的《资本论》也读了几天。一个人一旦确立了理想，就必然会为之去奋斗。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来了。此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准备全面复习，迎接高考。可上头来文说，暂时停止高考，坚持在校复课闹革命。于是，同学们纷纷加入红卫兵，批邓拓，批吴晗，批廖沫沙。继而批学校里的黑帮，揪学校里的走资派。接着又搞大串联，各种组织纷纷揭竿而起。有的加入“湘江风雷”，有的加入“孙大圣”，真枪实弹，武斗迭起。后来，我由衷敬仰的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了，这不能不使人震惊。阶级斗争之火到处乱点，更不能不使人认真思索。尤为甚者，主席还健在，有人就要我们搞顶礼膜拜，天天在主席画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想，历代以来，只有当皇帝临朝时，手下的臣子才下跪，呼万岁，如今遍及百姓，这教人怎样去想?那时，我随便走进一家饭店，就发现有七八十个主席画像：夹把伞去安源的，跟红卫兵握手的，披长风外套的，穿中山装的，坐着的，站着的，饭店成了主席像展览的地方。再看书店的主席像章，有大于银元的，有小于扣子的，有圆的，有方的，有菱形的，有长方形的，要有尽有。再到书店，为是《毛泽东选集》，就是《毛主席语录》。至于城市广场，设有哪处不矗立着一个毛主席的巨大塑像。世界成了主席一个人的世界了。
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向相反方向转的。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会感动得眼泪直流，并会将你的大恩大德永记于怀。但倘若你施恩于我，就要我天天向你膜拜，孝之如父母，敬之如菩萨，则我又会对你有另外的看法了。当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我再忍不下去了。引起我最反感的，也是点燃我思想之火的，就是做语录操。当司令员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语录来指挥我们做操的时候，我就愤然离开操场。我好似五脏来血，气得真想拔剑斩地：难道我们都是奴才不成?难道芸芸众生都是蚂蚁不成？我恨林彪这个奴才兼野心家，我恨“四人帮”这班恶棍，我叹息毛主席主观、武断、个人专制、忠奸不分。然而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里，在人人高呼“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的情况下，我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毛泽东”这个名字的
(一)第次一写上书。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我开始着手写上书。一写，思潮滚滚而来，犹如长江之水：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强国安民问题，都想付诸笔端。个人崇拜是我最反感的，也是引爆我思想火花的导火线，但与土地问题、阶级斗争问题相比；还处于次要地位。所以，我把“改革土地制”作为第一部分写。其二是“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其三是“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最后写其他强国安民的主张。
我写时是避开人的，或在教室写，或在寝室写， 写一张，锁一张，无一人知晓。
前三个部分写好了。这时，我的另一所谓同窗好友叫伍毅群的，见我昼夜秘密写东西，就问我写什么，并要求看看。起先我不想告诉他，后经他反复说；我又考虑他出身不好，平时言谈与我相近，于是我把刚写好的第三部分给他看了。给他看前，我点点张数，共二十一张。谁知他看后还我时只有十九张，少了第二张和第二十张。这两张是内容至关重要的两张，前一张承上概括了集体生产形式的弊端和人为的阶级斗争造成的祸害，后一张总结了个人崇拜的罪恶。因此，一旦这两张失落，那我整个的“反动”思想就将彻底暴露。事关重大，我立即找到伍毅群，并将他带到偏僻的寝室楼上，询问那两张稿子的事。开始，他抵赖说不知道，后经我再三追逼，他才承认拿了。他说是上面派他来监视我的，是要他来拿的，他说要把稿子交给学校军管小组。我恳求他还给我，我申明我是要光明正大到北京去上书的，不是写匿名信。我说最多半个月我的死活就知道了，请他现在不要泄露。他听不进，口口声声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事情既到如此地步，我跟他自然是一场生死搏斗了。其时，快下晚自习了，同学们即将回到寝室。我急得心都快跳到口里，我扑向他，搜他的袋子，没有。左查右看，原来在他手里紧紧握着。我用力抓住了他的手，他拼命反抗。昏暗的灯光下，两个人扭作一团。经过一阵搏斗，我咬破了他的指头，将那两个纸团抢到了手。然后，我匆匆将全部上书稿从我寝室的课桌里取出来，投入资江大码头旁边的一口井里，掉转头往冷水江方向逃奔。后面追兵如火，我跑得更狂。凑巧的是，我刚跑出校门时，天还只下毛毛细雨，可这时候，天哗哗啦啦下起大雨来，越下越猛，犹如瓢泼。老天助我，暴雨把他们拦回去了。我跑到新化锡矿山，托魏书程母亲之福，给了我三十元钱和一些衣服，绕道赶到涟源车站远走高飞了。几天后，通缉令发布新化、邵阳、长沙等地。其实，通缉令仅仅是根据伍毅群的密告和我平时的言论胡乱写成的。
(二)第二次写上书。
从学校逃出后， 我来到了湘乡山枣厚丰大队周立桂同志家重写上书。周是魏书程同学的姨父。
花了八天时间，上书六个部分全部脱稿。在这里看了我上书中第一部分的有周立桂，看了全稿的有周的邻居贺松林。贺对我大加赞赏，而周持否定态度。周看到“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的一面红旗，我愿做全国的一面黑旗示范于天下”这一句时，愤愤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讲陈永贵好好好，连讲三个好字，而你就说陈永贵不好……”我听后忐忑不安，便匆匆告别他家，搭火车到与涟源接界的萧塔孚家。萧是我初中的相知同学。我去的目的，是想征求他对我上书内容的意见。他一见到我，大为惊喜，并告诉我，到处在通缉我。他看完上书后，说我太鲁莽，并劝我不要去上书。我听后犹豫不决，最后，我在去长沙途中，又毁上书于火车厕所中。
（三）第三次写上书。
上书虽毁了，但我又觉得可惜。我眼前面临绝境，无处可以安身。逃往香港吧，抓着了会弄得个身先死而志未遂。逃往新疆吧，身边的钱所剩无几。想来想去，决定铤而走险；走上书之路。于是我在湖南宾馆找到了一位服务员叫罗顺初的，他是我的同乡，在他家里我又秘密写起上书。这一次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全部写好了。完工之际，罗要求我给他看看。他看后大为惊恐地说：“怡宝，我不知你的思想落到了这个地步，要是在五七年，你要打个大右派！”我听后，又怕他走漏风声，等他刚出门，我就匆匆离开他家。
我来到湘江岸边，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个世界的确在颠倒走路，与我的思想格格不入，但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乾坤。于是我愤然将上书投入邮箱，搭船往洞庭湖逃生去了。
在去洞庭湖过沅江途中，我即改名为萧远江。一则是隐匿名字以利逃生，二则是勉励自己，要象江河一样，虽奔程遥远，曲曲折折，但最终是一定要流入大海的。
那时流浪，不象今日一样那么容易。当时三日查籍，五日戒严，经常抓流窜犯，没一天安宁日子过。尽管如此，但毕竟洞庭湖地域广阔，劳动力少，所以还是聚集有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十几个省的流浪者。这些流浪者中，有多数是为了出来赚口饭吃，也有少数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来湖区避难的。
我初到洞庭湖，是六月中旬，正是扮禾季节。我找到千山红农场，帮助农场职工扮禾。然而怎奈湖区蚊子多，自己没有蚊帐被窝，晚上只得用稻草遮身。稻草怎挡得住蚊叮。末了，我得了疟疾病。一发高烧，我就卧床，烧一退，我又打禾，疟疾发烧、退烧有周期性，我卧床打禾也行周期性。如此豁出命来干，才赚到了十五元钱。随即我向人家买了一床破蚊帐和一床不上五斤的旧棉絮，这就是自己在外流浪的行李了。
流浪者不能每天找到活干。忙时湖区人请你帮忙，闲时一脚踢开，并且派民兵戒严抓流窜人员，抓到了又把你的钱没收，遣送回家。我为找活干，为躲避戒严不知想了多少办法。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回首八百里洞庭湖，哪处没有我的脚迹？我抗着酷暑在钱粮湖扮禾，忍着蚊叮在大通湖月夜下开沟，顶着严寒在荣家湾修路，冒着风雪在漉湖柴山里过年。我常常向着湖泊呼啸，望着长堤沉思：浑浊的湖水呀，你何时才有清澈的日子?弯弯曲曲的长堤呀，何处才是你的尽头?无可奈何之际，曾填有《菩萨蛮》一首：洞庭湖泊江风烈，长堤一片伤心色。独自莫凭栏，心情激浪翻。男儿空有志，效国无名字。把酒问苍天，中州何日见？
我在外流浪到了两个年头上，想起家中父母。一九七○年五月，我偷偷回到新化维山公社我舅舅家里。我想让我舅舅把我父母接来见见面。谁知我的亲戚，包括我舅舅早已被有关部门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意即我一回来，就要送交政府，否则就如何如何。我舅舅是大队支书，觉悟更高，所以我一到他家，他就不准我再外出，要把我送交公社，让我去坦白交待。这样，我就被他带到了我家所在地科头公社大院。在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面前，我不得不将上书内容全部交代出来。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因为问题的确不轻，为什么甘愿走这条路，实在是因为在外流浪，那风刀霜剑的日子不易过。
根据我的反省交代以及群众的检举揭发材料，公社作出了“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萧瑞怡的处理意见”上报区政府，区签署“逮捕法办”四字，且将我的“罪恶”归纳成下面四点：
“一、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说成是个人崇拜。
二、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贼歌功颂德，鼓吹‘三自一包’、分田到户，大刮单干妖风。
四、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大唱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高调，为阶级敌人鸣冤叫屈，抹杀毛主席的阶级路线。”
随即我被送到了县公安局。据说法院为此案处理争论激烈。大多认为该判极刑，而法院院长张吉山及军管小组李副部长这两位主要负责人不同意。正在此时，上头来了一个文件，说是知识分子因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枪毙的人太多了，以后要从轻处理。这样一来，我才得以死里逃生，他们有了理由，说一则念我是学生；二则考虑出身好最后将我免刑释放，回乡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记得我从法院出来，李副部长追上我说：“年青人，敢想、敢说、敢做，敢为么……”可见人心!
在农村我整整改造了八年。八年面向黄土背朝天，我成了地地道道背着“反革命”罪名的贱民。游团示众次次在场，“批斗大会”回回有份。以后莫说本人不能参加升学考试，就连我的弟弟们读书、参军也不可能。一九七八年，形势好转，我开始当民办教师。经要求，给我平了反、但是，八年磨励砺)，使我对“吃大锅饭”的生产形式更加深恶痛绝，也使我更加增强了改革农村经济的决心。一九七八年，我看到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依然有增无减，便大胆向《光明日报》写了一篇《生产关系改革浅见》的论文。在此文里，我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结合农村经济的现状，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肯定了“三自一包”责任制的重大作用。后来该报理论部回复说：“不宜刊登，稿子已转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研究所。”
一九七九年，全国农村刚刚开始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又斗胆写了《共产真义说》一文，分别寄给了“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委员会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并以此文作为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生论文。这篇论文有近两万字，包括八个部分：(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略谈；（二）根源在哪里； (三)建国三十年来农业生产发展状况回顾；(四)论共产的实质；(五)包田到户是体现共产真义的生产形式；(六)解答几个问题；(七)定额生产是解放工业生产力的有力措施； (八)结束语。这篇论文实质上就是原上书中第一部分内容的加深。因为那时候，人为的阶级斗争没有了，个人崇拜也废除了，唯独对农业经济，生产力问题的看法依然如故。所以，我把笔端指向这里，批判吃大锅饭，力图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富民之策，强国之方。可是，这篇论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常常叹息，自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后，废纸满坑满谷；而我用心血写的东西，哪张报纸，哪本杂志敢让出一版使之刊登，中国的言论啊……
我写上书距今已整整二十年了，时至今日，我的宏愿已大多实现，我真不敢相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子竟迈得这么大，弯转得这么急。十年前，谁喊改革，谁就有可能挨批受斗，甚至坐牢杀头。而今天，谁反对改革，谁也会遭到唾弃。颠倒的世界如今又正过来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幸，是我们炎黄子孙之幸。尽管今天改革中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应当坚信，改革的方向是没错的。只有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深化改革，我们的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认为：私产财富，公出精神；法安天下，民主出自由。我们的国家还有待进步，但今天的方向是正确的。
过去、现在，我一直坚守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格言。祖国命运，无时不虑；振兴中华，五日不思。然而政治体制改革远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匹配，治政方面的人才并非科技人员那么斤两分晓，庸人政治虽说误国误民，然而精英政治不能出台时就只有传统政治扮主角了。想做王安石，未必能做王安石。我把自己比作一个茶壶，虽说“冷落无人顾”但“淡真气自豪”；要问“胸中何所有？——清水作波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愿天下一切有志者有才者，共同奋斗，将人类社会这只大船，驶向和平、和谐、自由、民主、繁荣、发达、公立社会的港湾！但愿后来的有志者有才者，能人尽其才、效力于世！
1988年5月于冷水江
十年前，一九六八年五月，我向毛泽东同志写过一次上书。有请求改革土地制度，废除人为的阶级斗阶，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们思想等六个部分的内容。今天，人为的阶级斗争消失了，个人崇拜活动也没有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就这两项，我再没什么可说的。现在我要继续论述的，是改革土地制度大事。我的看法仍与今日的形势不相符合，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想法：集体生产方式不能解放农业生产力，我国农业迟迟不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关系使农民这个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没有得到解放。我高中毕业以后，流浪和从事农业生产已越十年。我愈在实践中磨炼，思想也就愈成熟，信念也就愈坚定。拙作就是根据我原来上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加上后来的实践经验而写的。它是一篇以实际为依据的论文，力图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验，阐述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附带谈了工业问题。论文中的观点，是我用皮肉熬出来的总结，所列举的事实，也是确凿无误的。今天党一再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重申广开言路、百家争鸣的方针，故此写出来，呈送给中央委员会参考，如认为文中的观点是错误的，请交给邓小平同志过目，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就我目前的思想而言，即使坐牢甚至处死我，我也难以改变自己的观点。不过，我相信同志们会理解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心情和善意的。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1975年插早稻时节，我生产队决定宰一头猪以改善社员的生活。宰猪时是这样规的：预先由生产队补助一百斤稻谷给养猪户，然后社员按国家牌价每斤肉柒角陆分钱向养猪户买。当时，有些社员拿不出现钱，并考虑养猪户完成不了一年规定的劳动日，于是，他们私下向养猪户提出一个办法：即拿一个劳动日换—斤肉。养猪户主开始满口答应，可坐下来细细—算，马上反言了：“嘿，你们打的好算盘，一个劳动日工价是叁角伍，工分粮只一斤，这一斤还要花九分五去买。买回这斤工分粮就算黑市价叁角。叁角加工价叁角伍，减去玖分伍，一个劳动日只值伍角陆分伍，与肉价比较，要吃壹角玖分五厘钱的亏。”经养猪户主这么一说，社员们只好摇头而去了。
事实上，生产队不预先补助一百斤稻谷给养猪户，他是会以当时市价—元一角一斤的猪肉向社员出售的。那时，一个劳动日换肉仅仅半斤加三钱!
要赚回一个劳动日，首先要在家吃三顿饭，再到生产队干一天活。吃自家的饭，干一天活， 换回半斤肉，工价之低，对于不熟悉农村的人来说，也许难以相信，可是对于农民而言，已是司空见惯。
不用说，工价低，社员生活困难可想而知。1977年，笔者全家四口人，从生产队分稻谷760斤，平均每人每天1 90斤。负担父母一点，猪、鸡等牲畜吃一点，平均每人每天不上半斤稻谷。生活够苦呀，日于难熬呀！一旦锅里没米煮，狡滑的上山偷树卖，老实的外去打零工，不要面子的劝老婆带着孩子去讨米。有个叫萧友朋的社员，既不愿意上山偷树卖，又不愿意外出做临工，更不愿意老婆带着孩子去讨米。他倒想出一个好主意：天刚亮，他扛起锄头，拿着簸箕偷偷地走到一块地里，掘起一个大土坑准备活埋自己。待人家赶来相劝时，他还是掘坑不止，口口声声说： “我死不怪大家，我只怪自己命苦！”当然，在大家的劝解下，他想了结
无疑，工价低，社员生活困难是农业生产没有搞好造成的。农业生产为甚么搞不上去呢?一般地说，一个生产队是由张三、李四等各姓氏人家组合起来的，一个队多的上了两百人，少的也有几十人。社员中有三部分人：忠直老实的，狡猾懒惰的，“和大堆”混日子的。忠直老实的干集体活和干私人的活一样卖力，狡猾懒惰的想尽一切办法躲懒，“和大堆”混日子的也是无所目的、无所用心。这三部分人中前两种较少，后种甚多。忠直老实的一见那些狡猾懒惰的干活是尊菩萨样，往往就要指责。一指责就骂架。被指责者说：“你还讲我，你担就担我不赢，插田就插我不快，我没说你，你就不要来欺人了。”本来也是这个情况，忠直老实的大多数是解放前劳动成了习惯的老年人，要懒也不懒不起来，但手脚毕竟慢一些了。狡猾懒惰的人大多是些年轻人，浑身是劲，但就是不使出来。一讲干活比高低，老年人当然就畏惧年轻人了。经他一说，老年人自然只能瞪着眼睛干受气。有时，生产队长为了把人家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就提出定额，而定额又定不好。比如，早晨扯秧插田，队长说：“今早没扯足一百个秧的不准吃早饭！”队长令下，大伙果然卖力扯起来。可不上一阵工夫，就有人报告队长：“一百个秧扯足了。请点数。”队长半信半疑：“这么神速？”走拢去一看，原来个个秧只
生产队的工夫的确难抓。不定额，你望天，我望滩，你我只盼太阳早点儿下山。一定额，顾了数量没顾质量，顾了质量没顾数量。队长有矛，社员有盾；队长有枪，社员有炮；你有刺杀的一手，我有防御的一着，你有诸葛亮的策略，我有刘伯温的计谋。可以说，八路神仙下凡也难治理好一个生产队。
到了年终结算，你空钱，我少粮，你骂我害了你，我骂你害了我，你骂我懒，我骂你奸，这时，讽世者就编出顺口溜：“你姓牛，我姓羊，牛羊本不同草场。你骂爹， 我骂娘，生产队是个斗架场!”
不用说，干活这样“和大堆”，时间虽然花得多，但效益是极低的。笔者所在生产队共有社员168，种田104亩，土六亩，全年花工要上15000个以上，除去一些修塘、修坝、开会等杂工，平均每亩花工至少要上一百个，而总产量哪年都难上55000斤，平均每亩产量不上500斤。笔者问过一个老年人，过去做长工一亩田要花多少工。他答道：当紧工只有十二、三个，加上看水、收获等工，也不会上20个工。当然，过去一年只种一季，我们今天种两季，依此计算，两季也只要40个工。可见，现在一亩田花工是过去长工的两倍半。
浪费劳动力的现象是如此严重，而田土又没有生产出应有的产量，因此生产队的活儿天天有干，无休无止，一年四季简直无农闲农忙之分，而社员到头来从队里分到的不是财富，而是贫穷。有位社员说：插田插到立秋，扮禾扮到立冬，吃就吃到立春。这话实实在在道出了当今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也许有人会说，你举的例子都是你本地方的，你是以点带面。且慢，笔者曾流浪到洞庭湖、湖北、江西，那里的土地面积虽然宽一点，工价略为高一点，农民生活略微好一点，但工价也高不了许多，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一逢荒月，也有人卖布票换粮，也有人外出讨米。至于生产队的活儿，农民更是累如牛马。窝工浪费现象一样严重，生产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
河南如何?河北如何？山西如何？想必那里的社员，其心中也有难言的苦楚。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幅场面，那是任何社员一走进自留地上都会有劳动场面：他挥汗如雨，一锄下去，山谷都被震响了。土挖完之后，他开始细心地修坑整边，然后高高兴兴播种。整个劳动过程，似乎他忘记了世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身的存在。只有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该回家了。于是，他带着几分惋惜的心情说：“天慢一点黑下来多好呀，我的工夫还差一点没干完呢！”
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他才感到无比的自由和舒畅!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才显示出他充分的劳动志趣!只有在自留地上的劳动，才能使他达到忘我的境界！
于是，有人大发议论：“这是‘私’字作怪，在生产队干活磨洋工，混日子，在自留地上干活拼死拼命，天黑了都不知道回家。”
还有人挺起胸膛说：“这种思想要批，要斗，要割掉他的资本主义尾巴!”
这些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追根寻源，两处劳动两样表现，是在人的思想指导下产生出来的。脑子想要上山，双脚就往山上走，脑子想要下水，两腿就往水中游。如何探究这样的问题?应遵循恩格斯所说的：“……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我们知道：生产力有三大要素，其中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是劳动者本身，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全靠劳动者的双手和智慧。要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者本身。人没有抽象的人，一定阶段人的思想都是由此阶段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特别直接受着此阶段的生产工具的影响和支配。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工具极其简陋，一个人拿着木棍和石头无法单独同自然界和猛兽作斗争，氏族人员必须集体干活，一同捕食。而这个集体，其性质范围也是极其狭窄的，氏族公社的人员都是一个女人的子孙。在那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决没有谁异想天开说要脱离氏族，独立去干活，独自去捕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当人可以单独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氏族公有制也就随之瓦解，人类就进入私有制社会了。个体劳动形式也就开始在历史上出现。生产力再进一步发展，当纺纱机代替了纺车，机动织布机代替了手工织布机以后，个体劳动形式又为集体操作形式所取代。在这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决没有谁糊糊涂涂地离开作坊去死死抱住他的纺车和他的手工织布机不放。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力仍然不十分发达。土地改革时期，农民使用的是锄头犁耙，互助组、合作社农业使用的依然是锄头犁耙，人民公社乃至今天农民使用的仍然是锄头犁耙。难道挖土要一个人拿着锄头尾端，一个人拿着锄头上端，一个人拿着锄头中部才能把土翻起来? 你用锄头犁耙生产，我也用锄头犁耙生产，他也用锄头犁耙生产，你是喜欢独立自由地干活还是喜欢三人一起劳动，共同分配呢?难道你我他各扛来一把锄头组合在一起干活就是公，分开劳动就是私吗?怎样看待“私”呢?我想，偷人家的东西是私，谋财害命是私，赌牌押宝是私，投机倒把是私。对这种“私”，就要批，就要斗。一旦经过批斗，其“私”也容易除掉。至于劳动者在可以独立进行劳动的生产力的条件下，你硬要把他们组合起来“和大堆”、以致产生两种劳动两样心是“私”的话，我则认为那是现阶段劳动者共同的正当的心理要求，是劳动者追求自由的必然愿望。除了白痴和疯子，哪个劳动者都有这种心理要求，都有这种必然愿望。如果你要批它，斗它。那是万万批不垮、斗不倒的。
到此，道理就十分明白了，我国农业不发展，农民生活苦的原因，就是由于“和大堆”的生产形式束缚桎梏着劳动者的思想，阻碍着其积极性发挥出来。一句话，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国农业迟迟不发展的原因，我想就建国近三十年我国农业各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变革浅析一下：
解放初期，即土地改革时期，当时打地主、分田地、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摆脱了他人的剥削压迫，其劳动果实全部属于自己，因而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农民爆发出了空前的劳动热情。后来许多老农说：
但是，在建立合作社的进程中，我们的步子走得太快了，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马克思在讲到人们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时说道：“他们在自己的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识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在这里，马克思就物质条件的作用强调得非常重要。恩格斯在就个体生产转变成协作社生产时更有一个清楚的论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的，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所讲的实例就是国家要在各个地方建立一些高度机械化和高度商品率的国营农场，使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优越性。所谓社会帮助，就是要大力发展
人民公社阶段，继高级合作社后，1958年，农村开始普遍成立人民公社。不久，各村成立公共食堂，家家户户进公共食堂吃饭。那时，到处写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吃饭不要钱，越吃越香甜”，“公共食堂好，菜香饭又饱”。可是严峻的现实证明它是一些不现实的东西。因为管吃，不愿干活，一干活就象一窝蜂一样，效率极低。田里抽出的禾穗就象装在地里的几根香，有的田地甚至荒芜，杂草丛生。一当村里几百张嘴把老底吃光了以后，人们就开始啼饥号寒，继而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那时物价猛涨：十六块钱一斤的猪肉，一块钱一个的鸡蛋，三块钱一升的米。社会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踏上了崩溃的边缘。笔者是历史的见证人。当时我的口粮是每天半斤，天天饿得发慌。为了充饥，我吃粗糠粑、土茯岭，市场上有人把牛屎搅在食物里做成粑粑出售，我亦受骗吃过。这是一场大饥荒，时间之久，程度之严重，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对于这场大灾难，有人说是自然灾害的影响，是苏联撕毁条约造成的。我认为这都是避开事物的本质而说的。当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都有，但从本质上说，这完全是由于当时盲目地实行极端的公有制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积极性，造成了劳动力空前浪费，粮食减产的结果。
此时，是谁体验到了天下黎民嗷嗷待哺之苦?是谁不顾自己的安福尊荣反对这种极端的公有制？是共产党人中的海瑞——彭德怀，因而不得不总结教训，拆散了公共食堂。继之，是所谓刘邓路线——“三自一包”下了一场甘露雨，个别地方还实行过借田借土制度。因此，生产由瘫痪开始复苏，继而又猛速发展，粮食巨增。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我地谷价降到只有十六元—百斤，猪肉八角一斤，国难消失，人们又得温饱。
没过多久，紧箍咒又把农民箍紧了。“文革”十年，农业生产力又受到严重破坏。七十年代掀起了批斗资本主义的高潮。有的社员上山烧担木炭卖是资本主义要罚钱，有的打几桌豆腐卖是投机倒把要退赔，有的养几只鸭子是资本主义付业要清算，有的屋前屋后种几蔸南瓜藤是多清(侵)多占要办学习班。这也是资本主义那也是资本主义。上面发下文件，总结资本主义有二十三种表现。按这二十三种表现衡量，可说世界上没有几个良民了。这也挨批，那也受斗，农民被当作农奴一样紧紧箝制在集体里。然而，农业向前发展了么?没有，不但没有发展，反而日趋衰落。那时候，我地稻谷涨到三十六元一百斤，猪肉涨到一元三角一斤。尽管上面派遣大批干部把守农村阵地，尽管这批干部怎样用手段批斗社员，但社员向往独立自由生产的正端心理要求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与日俱增。他们渴望党改变农村政策，犹如大旱之望云霓。
农民的愿望终于盼来了一部分。粉碎“四人帮”后，党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良好的方针政策：如减轻农民一些不合理的负担；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包产到作业组，允许私养耕牛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以我地而言，这时生产的主杂粮增加了许多，市场谷价由以前的三十元一百斤降到只有十八元一百斤，猪肉由以前的一元三角一斤降到只有一元一角。
社会是一个大实验室，真理和谬误都在实践中受到检验。通过建国近三十年农业生产各阶段的总结，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规律：凡是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性质状况，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凡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性质状况，生产就停滞、倒退!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有人一味追求搞大集体，而且这个集体越大越好?为什么他把这也看作资本主义，那也看着资本主义，就象一个人走进了南极圈的顶端，看方向是那么绝对? 查其思想，是对“共产”二字理解的差误。无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实行“共产”的，我们党的名称就取了“共产”二字。但“共产”决不是象原始社会一样，大家一块儿劳动，一块儿分配劳动果实。“共产”，实质上是就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资料而言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土地、森林、水流、矿藏、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等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公共所有。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土地改革时期，尽管其生产力水平低，农村
采取单干的形式，如果没有买田卖土现象的话，它仍然是社会主义。相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把一系列个体生产单位转变为社会化的集体形式，但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此，它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生产形式如何并不决定社会的性质，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的是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生产形式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资料的归属与生产形式的确定是两码事。弄清了这一点就弄清了“共产”的实质，即共产的真义。那种认为“和大堆”、“吃共产大锅饭”就是社会主义，个体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其认识未免太简单子。如果我们继续“和大堆”、“吃共产饭”下去，不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越干越穷，越干越破产。 “穷过渡”与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沾边。那时的中国人就让发展起来的国家去看笑话
要想把我国建成一个富裕、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当务之急是必须刻不容缓地改革我们的生产关系，使之既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又适应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和各行各业的特点。共产主义，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善良人们的一种崇高理想：公平、正义、公道、道德、充满人性和乐安足和富裕发达。但现在我们还是要先着眼于现实，多想一想发展和进化，切勿为道义的理想缚住手足，而付出历史进步的代价。在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我看社会的公义和原则最好是：私产财富，公出精神。历史从这里进足。
十几年前，部分地方曾实行过“三自一包”。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包产到户。这本是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后来经过批判，没有继续实施，至今农民还深为留恋。但我对三自一包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它还不能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部发挥出来。应当说，包产到户，耕者有了责任心，也给予了他自由。但是包产到户所包的产量是要交给集体，按人、劳等比例统一进行分配的，自己的劳动不可能全部属于自己，自然他不可能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都使用出来。比方说，在遇到严重天灾、虫灾的节骨眼上，他就有可能不全力抢救。他想，所包的产量虽然损失部分，但今后统一分配，还是能够得回一点的。倘若所包的田，其收成全部属于自己，则无论什么大的旱灾，他也一定要全力抢救，即使用肩膀挑水抗旱，他也会乐意去干。所以，要想把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那就一定要让他自己意识到：花一滴血汗能得一滴血汗的成果，花两滴血汗能得两滴血汗的成果。劳动与成果紧密挂起勾来，谁不愿意去流汗，去奋斗呢?马克思这样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利益是马克思经典著作家们所极为重视的范畴。利益与人结合得越紧密，则他愈能为实现其利益而奋斗。
为此，根据目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我想提出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其内容是：在现有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强弱，进行合情合理的田土分配，包给他耕种。田地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有调整分配土地之权，至于各户只有耕种之权，决无买卖之权。劳动果实全部归他自己，三年或两年以后，根据人口的增减，重新进行田地分配，集体或国家因为公共事业要占用土地则可及时调整。上交国家的公粮由队核算到户，再由各户交出来统一完成。除此以外，大队一级和公社一级应根据各产的田地面积，抽出百分之几的粮食库存起来，以解决五保户的生活和特殊困难人家的难处，至于现在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应根据各户自愿组合，组成几个小单位分成几股抽鉴分配。
当然，今后生产力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这种生产方式也将随之改变，完善。但不管怎样，那种“和大堆”的生产形式将永远不能存在。取替它的将是更为精细的科学的经营管理形式。因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虽然总的耕地面积仅次于苏联和美国，但人平就非常之少了。仅仅一亩五多一点，而苏联、美国人平有十几亩，加拿大人平有二十几亩。因此，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特点，加之我国山区多，土地是分散、零星的，韩丁的耕作技术未必能用上(于)山区。因此，农业机械设备的生产不仅要适用平原，而且要能适应山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村会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这是好的现象，到时可以组织劳力发
现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依然如故，到处写着“五年建成大寨县”的巨幅标语，“和大堆”已成为一种习惯，“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型。我真是五日不忧，无时不虑。“农桑乃立国之本”岂可长期这样下去?尽管现在我们党采取了包产到作业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等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等于一个病久了的人，不从病根入手，则难以治愈他的病。今日唯一拯救农业的良方，那就是包田到户。除此，别无他法。
土地是死的，分散的劳动对象，因而可以实行包田到户的生产形式。而工厂是活的，集中工作的地点，很多生产由于机器的运转决定工人的劳动形式不能不是有联系的集体操作形式，这样就只能以记时的办法来表示工头的劳动程度。但是，有不少集体操作的整体，也可以进行集体定额的。至于有些生产可以由单个体去完成的，定额就非常必要了。超额完成工作量的有奖，没有完成的要扣。假使定时而不定量，只要八个小时过去了就有工资拿，那么能保证谁不去混时间呢?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工业生产日趋下落?就是由于那时工人没干什么活，天天打牌，睡觉。怪不得那时连世界有名的锑都——新化锡矿山在一段期间里竟发不出工人的工资!笔者曾在那里当脚夫几年，亲眼看到工人们到井下混两、三个钟头就算一个班。这个班他还可以得六角钱的井下补助和一个保健餐。当时，我不禁感叹，工业的损失可说比农业还要大，因为农民怕饿肚子，多少总要干点活，而工人干不干，工资，粮食一文钱一也少他不得。工业前景，岂不可怕?于是我就想起来，工人要为国家真正创造一点财富，也必须跟我们脚夫一样，每天有二个奋斗目标。我多挑一担煤多得一担的运费，多挑千斤就多有一斤的钱，尽管我挑煤多么累，但为了钱，我累值得，并且我干得心情愉快，天天都希望天慢一点黑下来，让我能多挑几担，超额完成我这一天的任务。这样，就在我为目标奋斗的时候，高山上的煤移到了平地，为他方解决了用煤的困难，自己满意，他方亦满意。倘使工人做工也实行定额，我想他也会尽力为之。因为要有钱才能活命，钱越多日子就越过得好。当他在不知疲倦向目标进击的同时，社会财富也被他创造出来了。
此外，我们还应允许工人与工人之间竞争，厂矿与厂矿、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我们的竞争不会造成生产过剩，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能够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一切生产都是在计划下生产的，同时，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个人的劳动所得到的利益与集体，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就决定人们的思想道德不致于败坏。正如恩格斯说的，新制度的建立，劳动者不会再“堕落腐化”，因为使他们“堕落腐化”的根源被灭掉了。
总之，任何人的劳动都要和他的利益紧密挂起勾来，农业是如此，工业是如此，其他行业应该如此。当各行各业的工作责任到了人的时候，便是我们的国家开始兴旺发达的时候。
如果从十六世纪初英国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算起，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其间历经了三个多世纪，加上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四百多年。四百年来，人们对“共产”的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因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太丰富了，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太复杂了。因此。我们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去研究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我们不但要研究我国近三十年的实践史，而且要研究苏联、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研究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以便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列宁说：“社会主义自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去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让我们遵循列宁的教导，大家一起来研究，找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律，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湖南省新化县科头公社桃林大队社员萧瑞怡197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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