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6-20 作者：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
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北京的“联动”，武汉的“特动”，广州的“主义兵”等，他们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社会上的反映。是他们父母的畸形的病态的再现。
人们曾简单的用“受蒙蔽”来解释保守派的出现，其实……保守派的存在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许多（当然不是一切）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都一次再次地落进保守行动。他们不可能都是党内走资派招降纳叛拉进革命阵营的异己分子，不可能都是走资派盗名窃誉树起来的假标兵。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对我们党的组织建设的影响是他们站错队的根本原因。一旦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模范劳动的奖励变成了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政治待遇，一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增加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一切的义务，而是取得了从入学，提级，升任领导到安排小家庭的机会，则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几千年的私有观念必然会腐蚀这批同志，使他们与劳动群众日渐疏远，日渐脱离。难怪毛主席在1959年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党内走资派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他们不闻不问；两者之间的尖锐的阶级对立，他们毫无切肤之感，怎么会无缘无故地生出对党内走资派的憎恨和反抗呢？他们政治上的保守情绪正迎合走资派的需要，他们不那么正当的入党，进步等要求，非常容易被走资派利用来镇压革命群众。
保守派中的工人以年龄论，老工人居多；以行业论，铁道、金融、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人居多；以企业论，大型厂矿工人居多，……他们安于现在的地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满现状，继续造反的举动非常不满，总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打乱现有秩序的目的是想复辟以前那种劳动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旧秩序，而不是争取一个更美好的新秩序。
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有某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他们安于已有的制 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
保守组织的表征是保党内走资派。实质上，它保的不单是个别人物，更重要的是保旧秩序，更确切些说，是保旧秩序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是保一条可以由不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的反动路线。保守派是历史发展的阻力，是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它进行反革命政变时可以调动的力量，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武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保守组织成员大部分仍然是工人，是劳动人民，这一点，并不影响保守组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实质。列宁写过“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哪一种阶级斗争是先进阶级的一部分不站在反动派方面的……部分落后工人必然会在比较不长的时间内帮助资产阶级。”
相当一段时期，革命造反派的斗争还停留在自发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逼上梁山的。党内走资派的镇压，不啻是为渊驱鱼。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等待每一个战士全认清了革命的终极目的和全部进程后再爆发，更何况文革所要完成的任务，自马克思诞生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未曾提供过成功的经验，毛主席近几年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又被走资派严加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革命造反派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无异于要求无产阶级在无所作为中束手待毙。
有两个现象使革命造反派成员复杂化：一批民主革命时期仅仅是团结对象的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后政治经济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逐渐与工人阶级一致，他们投入了革命造反派的行列在自发阶段上聚集，组织和发展起来的革命造反派，虽然按其实质来说，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一翼，但它的组织与其说是单纯的阶级组织，毋宁说是以工人阶级左派为领导的各革命阶级、阶层、个人的联盟。另方面任何一个造反派都很难杜绝狡猾的阶级敌人、变色龙及小爬虫混进来。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这给后来的整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同时，旧的党组织瘫痪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导，政策，方针只能具体地由在组织的严密、步伐的整齐等方面都较革命政党相形见拙的群众组织来贯彻实施，这就大大延缓了革命群众提高觉悟的过程，而且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出现的革命队伍的分化，落伍者的被抛弃，与机会主义派别的决裂等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来得更加频繁和明显。
［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受极“左”思潮影响和俘虏过的造反派，多是劣根性远未涤尽，要革命而不会革命的青年。他们不能象工人阶级那样忍受住“二月逆流”带来的暂时挫折，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激起了他们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急躁情绪和报复心理。事实上，他们发烧的头脑已经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信任，对人民群众的信任，将严肃的阶级斗争变成一场丧失理智的赌博。
大字报把革命隐藏着的各种矛盾清晰地暴露出来了：从走资派的腐化淫逸到旧公检法的黑材料，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到扼杀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奴隶主义……所有这些，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场巨大的革命震动是有强烈的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矛盾没有解决之前，革命绝不可能人为地煞车。
如果说他们开始还不完全理解毛主席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誉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的重大意义，那么在付出巨大代价积累了无数经验后，他们开始懂得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这一部分国家机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林彪）的真理。因此如同《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些系统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这些单位，“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必然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它必然经过一级级的阶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来了政权，迎来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而是意味着革命的真正开始。这个“必须的，非常重要的”临时权力机构，还必须“经过一个过渡，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创造更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崭新的政权组织形式”。（红旗67年第三期社论）这是时代的任务。
最近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这就为由临时权力机构──革委会──过渡到公社指明了具 体途径。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展现了革命人民将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的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宏伟蓝图，公社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最最惊人而又合乎规律的奇迹。
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1968年6月20日
来源：原载《扬子江评论》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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