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7-0 作者：[待确定]
【朱守忠，原名朱守中，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男，50岁（1920年出生），1970年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枪决。
朱守忠于194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市复兴中学教书。1949年8月任复兴中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教工支部书记。1950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市教育局视导员、市初级教育师资训练班副主任、上海市第一速成师范学校（原址上海四川北路1884号）副校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朱守忠向党组织反映自己思想中的疑虑，被斥为“政治上动摇退却”。因此，他在1958年被开除中共党籍，并且被撤去副校长职务。接着，他被调往宁夏回族自治区，任中卫中学数学教师。
在中卫中学教书期间，朱守忠教学认真，成绩突出。他在同时就自己所受的处分提出申诉。1965年，朱守忠申诉未成，又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定为“地主分子”和“坏分子”，下放盐池农村劳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1968年，朱守忠被押往宁夏贺兰县劳改农场劳改。朱守忠在“文革”中认为︰“刘少奇是政治家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九大’党章，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教育革命不能光念‘毛主席语录’，大中学校的基础课、专业课不可缺少”，等等。由于这样一些看法和言论。1969年11月，朱守忠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时年50岁。 】
有人问他，当前社会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叫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当前主要矛盾，说得冠冕一点，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得赤裸裸一点，就是粥少僧多，人浮于事。”“我看，马老先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有道理。每天咧着7亿张嘴嗷嗷待哺，这个场面，决不能侧目不视。一旦在粮食问题上闹了荒，世界上哪个国家也帮不了忙的。要当好这个家，确实不容易！”
1968年7月的晚上，天气闷热，蚊子成群的嗡嗡着，朱守中当着同屋人的面，开始把他深思熟虑过的一系列看法和观点，毫无保留地亮了出来。他说：
“首先，我对刘少奇主席以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反感极大。再有，对大规模打击民主党派、民族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随便抄家抓人，随便没收财物，随便烧毁书籍文物，随便禁演戏剧电影，随便践踏‘双百方针’，置‘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于不顾等等粗暴做法，表示愤慨！”“这次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党内少数野心家、坏家伙，为了争做老大老二，称王称霸，独吞胜利果实，大搞其清一色，不惜采取排异己，出卖同志、杀戮功臣、篡军篡政、焚书坑儒等卑劣手段而制造的一场大阴谋、大悲剧。竟然将刘少奇等一批元老、忠臣，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此可忍，孰不可忍？”
对毛主席，朱守中是从内心热爱的。他多次说：“我对毛主席是钦佩的。毛主席不愧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但他从来不认为领袖就是神，理论可以就此止步。他对那荒谬的造神运动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然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爷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因为我深知主席他老人家一向是虚怀若谷的。以前曾有人提议要为他老人家年年做寿，还打算把某个大城市和某条大马路用主席的名字来命名，可是主席一概反对。”
“刘少奇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好党员！”
“我对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书’拍手称好，赞他倾诉的尽是忠言，不可多得。并为彭德怀的罢官大为不平……”
“陈毅说‘难道全国党员，就剩下中央文革几个好人吗’，我深有同感，而且做了补充……从照片上，我见到罗瑞卿的脚骨受了重伤，用箩筐抬着批斗，一直想不通，始终不忍于心。这算‘文斗’么？搞得如此，叫他今后怎么办？他身居总参要职，是特大功臣之一，不能随便否定……传闻贺龙两句牢骚诗：‘一声传进京，杯酒失兵权’，我认为不平则鸣，不足为怪……”
“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还不是想贪天之功，擭为己功？集其功于一人。真太不明智了。”
“什么江青？蓝苹！蹩脚的三等明星，算是老几，也想出来指点江山。原来是《王老五》的配角，今天一跃而为中央头目，妄想以‘老佛爷’慈禧自居，有谁服气？我就不理这一套！”
“叶群在以前谁也没听说过是干啥的，要不是林彪的老婆，怎么也爬不进‘中央’。象这种做法，岂不成了‘夫妻老婆党’？”
“张春桥以前也是没啥名气的小角色。在上海人心目中，威信不高。都说‘矮个儿里挑长个’，没个好货！”
“姚文元以前是个无名小卒，这次文化大革命，投上了机。接连写下《评海瑞罢官》和《评陶铸两本书》等文章，一下子钻进了党中央。上天入地，爬上了天安门，飞到了地拉那。真是后来居上，出足风头。”
“陈伯达自以为中央唯一的‘理论家’，看来也快不行了。康生是中国的贝利亚，一直是搞‘契卡’的，‘宁左勿右’，不知有多少人吃了他的大亏……”
“68年底，各报曾集中公布了一批有关《两条建党路线》对比材料，供大家讨论。可是偏偏有人搞‘先入为主’，有意吹毛求疵地罗列了许多有关刘少奇历次的讲话摘录。并且随便加上按语，压上一大堆莫须有罪名。我认为纯属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言多必失，谁都难免，不应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马列主义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起作用。今天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回过头来，重新检查建党和开国以来的各项政策和策略的正确与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首先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了更多更多说不尽的原因而外，还因为：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其二，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诚、坦白、正直、积极、守信守纪、任劳任怨的。尤其身为全党的领袖，更应该处处为人表率。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治党、治国，治天下。固然，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要辩证对待。”
“59年到62年，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是人祸，不是天灾。是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过分强调了‘一大二公’，盲目提倡‘吃饭不要钱’等等。这种粗暴做法，严重脱离了当时广大农民的思想实际和农村生产力实际。再加上‘大跃进’中那些‘拔苗助长’‘杀鸡取蛋’等一系列反科学的做法，因此不到一年，吃光用光。什么‘五年计划’等等，全落了空。结果是满目凄凉，怨声载道。要不是靠共产党在群众中树立了绝对威信，要不是有千千万万优秀党员、优秀干部、优秀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坚强信心；要不是及时补充了一系列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措施，好容易花了3年多时间，才恢复了元气，我看这‘三面红旗’早就倒了下去，怎么能硬保到今天？”
“更有人竟然把刘少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针对国情所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面向农村，以粮为纲，以副养农’、‘两条腿走路’、‘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横加否定，全盘推翻，简直是无理取闹，混账透顶。原因是：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必然要继续起作用，包括资产阶级法权在内。所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忽视利润，必然会影响扩大再生产。所以无论如何，要竭力反对‘赔本生意’，要大力提倡‘一本万利’，这才是富国强民之道。”
“至于文教体卫的方针政策，诸如‘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等等，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偏偏有人跳出来予以随便歪曲，恣意诽谤……企图把《语录本》代替《百科全书》，象这种开倒车的粗暴做法，实质上就是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翻版。要知道，在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动之以情，循循善诱，耐心争取，细致改造，才有可能促使他们发挥特长，同心同德，共同前进。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载舟之水，可以复舟。千万不可忘记这些历史教训……”
在这篇材料的末尾，朱守忠慷慨陈词，悲愤言志，在呼喊着写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朝朝天子出忠臣’，是历史事实。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但所谓‘忠臣’也者，毕竟是寥寥无几，可怜到极点，而且十九死于非命。不是被人忌害，就是坐以待毙。原因很简单：因为‘忠臣’在社会上是没有市场的，到处吃不开。客气一点，则敬而远之；不客气一点，则嗤之以鼻。不是笑他为‘愚忠’，就是讽他为‘傻瓜’。一言以蔽之，常为一般正常人所不齿。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更是难乎其难。即使剖心直谏，也是白白送命。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再世替身吗？政治上的昏暗到如此地步，求国不危，其可得乎？更可恨的是，直到今天，居然还有不少无耻之徒犹在没命地往刘少奇等几位大忠臣和开国元老身上频投落井之石。这就不能不使我大声疾呼：无论如何，要替刘少奇他老人家等鸣冤叫屈，力鸣不平！誓为他们复仇雪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粉身碎骨，也非所计也。要‘反动’就‘反动’到底，决不知难而退，半途而废。即使带了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也算是死得其所，死亦瞑目！”
1969年4月2日，“九大”公报发表。朱守忠仔细阅读，潜心思索。他避开人们，找来纸张，记下自己的看法。4月16日上午，有人报告，朱守忠违反禁令，又在写字。立时，3个人奔去，从朱守忠手里夺走正在写的两页纸。打开一看，3个人吓白了脸，立刻将纸收走，并再次禁止他写任何一个字。非常可惜的是，两张纸一开始标着大标题《十三》，前面的12个问题现在找不到影了。但就是这短短的残页，朱守忠的观点已跃然纸上，他写着：
“《十三》、我对69年4月2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有不同看法的，理由是——
1、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竟被以最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
2、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在暴力冲击下，已全部陷于瘫痪状态。因此，在这个阶段发展的党员，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一概无效。当然，就更没有资格当代表。入党不是拉伙，开党代会不是进‘大世界’，阿猫阿狗全选了进去，还成什么样子，简直是对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共产党的莫大污辱！
3、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因为这意味着将错就错，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这是钻死胡同，有进无出，长久不了。
4、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载进了所谓党章中。这还叫什么共产党党章？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连同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丢进垃圾箱。”
“4月28日，我看‘九大’发表的公报，170名中央委员里面，只有32个老的……。中央政治局原来有陈毅，陈云等，这次没有了。核心人物就是中央文革的一批人。这是众叛亲离、末日临头的象征。”
“林彪在所谓‘九大’政治报告中竟然无视自己所欠下的累累新老血债，无视自己的末日已计日可待，闭着眼睛胡说一通。硬把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惨败说成是胜利。借以粉饰太平，欺骗百姓……”
“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大杀大砍的大洗礼，文艺方面只剩下了《钢琴伴唱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几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唱来唱去就是这几句。演来演去就是这几出。可是偏有人自以为工农兵欢迎的顶呱呱的好戏，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精心杰作。事实上，工农兵根本听不懂、看不来，当面不敢说，背后直摇头。这都要由江青负责。”
“有人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看成是‘旧’的，说成是‘错’的，我认为，该坚持的还要坚持。”
“有人胡说什么刘少奇的罪状是‘群众落后论’，这是片面看问题的结果。群众固然不可少，但是主管者和组织者更少不了。虽是少数，却是起主导作用的，这一点，也是不能不承认的，更不能随便降低其威信。”
“在看守所期间，又听到刘少奇及其夫人身陷囹圄的不幸消息。更是愤痛交集。没想到作为堂堂一国之主席，作为伟大的杰出政治家，竟然如此受屈辱。每想到这里，内心就感到难过到极点，胜同身受。”
“马列主义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马列主义也是要发展的，对不适合我国国情，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给予必要的‘修正’是好事。”
“既然称‘回族自治区’，就应该以回民为主体，不能歧视。事实上他们同中东的阿拉伯民族有历史性的关系。是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不能忽视和小看。任何大汉族思想都是错误的。”
1970年1月26日下午，朱守忠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带到审讯室。
审判员一动不动地盯着朱守忠。后者安稳地坐下，沉着地迎视着对方的眼光。双方都意识到这次审讯的重要。
审判员重复核实了朱守忠的每条“罪状”。后者毫不反驳，一一确认，并随时加以补充。
问答开始转入实质性问题了：
问：你到这里破坏了哪些？
答：在同犯中放毒，写了一些反动材料……
问：你今后怎么办？继续写下去吗？
答：还写。这不矛盾，别人写材料是为了立功。我是继续放毒。
问：你今后还继续放毒吗？
答：这我保证不了。我想说我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理。
问：犯人批判过你吗？
答：批判过。干部也在经常教育，而且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不，我就不叫“朱守忠”了！我就是这样，不说反而感到难受，还生怕说少了。只差枪毙算完，不然还要说！
问：你这样，就判你死罪！
答：死罪就死罪，我无所顾忌。在我说来，没什么，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问：你还有什么说的？
答：没有了。死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不到黄河心不死”嘛！
问：以上事实有出入吗？
答：没有，只能说少了！
这时，审判员心情颇为复杂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朱守忠，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
朱守忠低下了头，默默思考了一会，随后坚定地摇了摇头，抬起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平静地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
“我，就是顽固到底了！”这是朱守忠留在审讯记录上的最后一句话。
来源： 《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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