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12-5 作者：[待确定]
【卢叔宁 （1947-），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参加过红卫兵，并为一份红卫兵小报的编辑。1969年卢到山西农村当知青近十年。文革后再回大学读书，先读数学系，后转为为中文系毕业。1986年到广东蛇口育才中学任教。卢叔宁的日记和书信都表达了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中的独立思考，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反对派和异议者的过程。】
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当你们接到此信不久，我就会来到你们身边。因为我不需要再等了，而且也等不下去了。该看到的已经看到该明了的已经明了。到今天整整5个月，也没有白来，初受到劳动艰辛的锻炼，也平生第一次饱受阶级斗争的考验。生活把幕向我揭开使我看到了：真假、丑恶、美善；看到了仁慈和凶恶、纯洁和卑污、正直和邪佞，我已经不忍再看到这些。
告诉你们，生活对我是太无情了，我们家承受了过大的灾难。我的痛苦已经使我流不出泪，可以说我的泪已经流干了。但是我又不能痛哭，我向谁哭呢？哭给谁听呢？我只想回到亲人身边，在亲人身边好好地痛哭一场。欢乐已经永远离开了我，再不会看到以前那个乐观欢快的我了。以前的我已经同着我的死去的亲人一起埋葬了，既使我迫不得已的笑也只是苦笑、冷笑像死人一样。我常想也许是死了的好，可是到底我想还是活下去。活下去看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多少真正忠于毛主席的善良、正直的人成了冤鬼，我们这剩下来还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虽然它也许比死还要痛苦。我的亲人、朋友，你们也许万万想不到一个刚刚20余岁的青年竟至有这样的思想，你们是了解我的。我还从来没有为什么事这样痛心过，我从来是乐观的，可是我还怎么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开怀大笑呢？当然，对未来的信仰的自信心还是有的，而我也就是凭着这信仰凭着有你们这样的朋友、亲人才勇敢地活下去。……我非常的想喝酒，虽然你们知道我并不会喝。我是想用它麻醉自己，使我暂时的能脱离那一刻也不离我的精神的痛苦。我想喝得醉醉的，然后大哭大叫一顿死去。每晚总是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常常以为自己是活在梦中。我把这些告诉你们，不是在诉苦而是我太闷了，向你们讲一讲心里会好过些。我的泪不住地流着，思想乱到了极点。我已经再写不下去了，就是写的这些也不敢寄给你们。
你们的朋友同志：叔宁1968年12月5日
中国得救了，毛主席得救了，这是我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的第一个念头。好像一下子在无边的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无边的深渊中得到了拯救。那披在红皮下的恶狼终于以最快人的形式被揭穿了，那笼罩在全中国上空的乌云终于被驱灭了。想把强力暴政、贫困欺骗重新加在人民头上的党贼国奸终于遭到了最无情最严厉也是最公平的惩罚。这场古今中外最大的“传奇”式的悲剧主导者，终于以最大快人心的方式结束了他的表演。从而解放了全体演员和观众。这是有史以来在政治这个最错综复杂的舞台上扮演得最巧妙狡猾最虚伪阴险最卑鄙毒辣的一个人，也是在这个舞台上扮演得最得手成功的一个人，但也是以一个最想不到的结果以最无情最突兀最严厉最残酷的下场而告终的一个人。（多么可笑啊，这个“最”字曾是他从字典里翻出来，用以进行政治吹嘘的得力助手。而现在却以新的内容以相反的面貌合合适适地全部加到了他的头上，这是一个怎样的嘲讽啊）
……
他遭到这样的下场是必然的。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就是为什么他会利令智昏而采取这样的行动呢？他为什么不再等下去，不再用自己以往极巧妙极狡猾极成功的手段来将主席架空而自己在实际上完全控制全部权力呢，这似乎是个不可解的疑问。其实答案是很容易找到的。
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全部野心，就要夺取政权建立一套自上至下的他的统治机构。于是他便首先用毛的威信用对毛的忠顺、吹捧先取得毛的信任，这是第一步。然后他利用党内的矛盾、利用党内的斗争、利用毛对党内某些人的不满、利用党内存在的派系斗争（这一派系斗争原本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或属于其它非敌我矛盾的斗争，它的存在是自然的）并将这一矛盾尖锐化。利用运动来打击党内的一切异己派（包括革命派和非己的走资派）从而清洗自己的障碍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系统。为了这一目的，他不仅使得党内原有的矛盾尖锐化，而且在制造着矛盾扩大着矛盾，也就是说尽量地扩大党内的打击面。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毛旗为掩护的。这样就不能不产生着他的反对者，他也不能不加紧对反对他的革命者异己者进行镇压，同时他也就不能不逐渐暴露自己。由于革命者的被打倒，必然造成生产的停顿、文艺的凋零、教育的衰败与人民的不满。这一切反映到毛主席的脑子里，使他深思，一旦毛用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原以为很好的接班人的时候，他的末日也就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毛已有所察觉（从其与斯诺的谈话中可知）的时候，他就不可能保持住以往的冷静了，他就不能坐等束手就缚了。于是他便要打破原有的较稳妥的办法而采取断然的措施。……
他的死，在今天以前（只猜测是他病了而不知其已死）以为是病亡，所以估计依然是悲观的。那就是因为他的早死使得揭穿他的画皮阴谋成为不可能，也就不可能肃清他的罪恶和影响，党的领导里仍留下他所埋下的祸根，就为今后的混乱留下了隐患。所以当时我便设想了中国前途的两种可能，一种是党内革命派趁其速死而取胜，这是中国的得救；二是中国的混乱与独裁的建立。但是意想不到的是，他最后以自己的灭亡彻底完全暴露了他的全部本质，即野心家、阴谋家、独裁者、民奸党贼的真貌。这样，他所主演的这场戏就全部被揭穿了。他的一切言行、文化革命的全部过程和每一事件就将重新受到审判、重新全部受到检验，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中国得救。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仅仅死去而并没有得到揭穿，那么因他的死造成的隐患将仍使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奋斗。他的死和被揭穿是有重大意义的。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彻底揭发查清野心家集团的组织、政纲；要彻底揭发清除他在各级领导岗位布下的人马；要重新整顿权力机构，尤其是党中央政治局；而这就必须对文化革命进行一次新的评价和估计；要重新研究文化革命的得失；要对被打倒的、保留的、新提拔的领导干部进行一次重新的审查；要认真地分析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两条路线；要高度重视他及其路线在运动中的作用，从而彻底肃清之。
我们都以极大的喜悦和愤恨之情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同时以更欣喜和焦急的心情期待着我们的党、国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我们的政策（工农业、文化、教育……）以及各项工作、人民的精神面貌都会起巨大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国全盛之日的开始，我们引颈盼望着这个日子的来临，而且相信它马上就会来临的。……
1971年10月（具体日子不详）
注：家里亲人即是因知此信而迫我焚毁我的日记的，亦即残篇之由来也。而此信也因此残缺了，甚至连具体书写日期也无可考了。但一定是在是年的10月是无须置疑的。另，此信的原文较长，这里作了删节。
你10月7日的信我11日方收到，而回信又拖至一个月后的今天。主要是前一段忙于秋收无暇顾及。下旬又为分配事宜所扰，弄得身心无法安定，而我又不愿草草回复，所以迟至今天才给你和志栓写信。
如果说林（彪）在时，中国处于如发高烧后一样的昏乱的话，那么现在确实是处于退烧后的平稳时期。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被林极度搅乱的人民所需要的。一个病重甚至病危的人在死亡线上救出后需要有一个疗养、喘息、恢复的安定时期。但是这种安定并不等于是病人的完全得救或痊愈、康复。相反高明的医生会看到他将面临一个更大的考验。病人不仅仅从死亡线上挣脱还要使其整个机体恢复其功能，变成一个活泼健康有力的人。这将需要更大的努力，甚至比前者更艰苦长期，需要更大的胆量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稳定的改革是需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停留在这一点上只能苟延病人的生命，使其在病床上呻吟而不能使其成为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战士。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人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统治，由于近百年外族的凌辱，是最能忍受的，这一方面成为吃苦耐劳的美德，另一方面又造成中国人安于苟延现状的弊病（即使有所不满或反抗也往往是惰性的消极的）如果不是带有革新革命之光的改革，则往往会变成是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的悲剧，而无法在旧的废墟上建造崭新的物质与精神的大厦。人们就仍会看不到前途提不起信心振不起精神显不出力量，依然的处于雾雨的黄昏，昏昏然，茫茫然。相反却会增加着疑惑、埋怨而变得麻木困顿起来，这种倾向我们已经看到和感觉到了。他们现在一方面要求稳定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则要求有崭新的东西出现。到底是什么东西，人们也还模糊得很。但我感觉到这种要有新的空气，新的变革的要求是强烈的，（如冰底下的巨流，虽不可见却有冲决一切的伟力）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改改补补缀缀已经无法使人们满意，已经无法使人们振奋了。好像一个久已麻木的人用葡萄酒无法使其兴奋一样。在这种新东西没有到来之前就必然是苦恼、疑惑、埋怨和颓唐，必然是学习探索苦思和追求。透过表象的稳定，目前的思想精神界的状况就是这样的矛盾。通过林在位的5年可以说是暴露得很充分了，（社会的）全部的弱点、缺陷、历史的与阶级的旧的恶症，新的病根都被这5年的激浪翻冲上来，浮泛在社会的表面上，在阳光下飘摇闪烁，显示它的存在，发出它的腐臭。现在林作为罪魁的个人是沉入了荒漠，但是作为社会的阶级的斗争长河却绝不会因一艘一艘船的沉没（哪怕是岛样的巨轮）或一头龙二头龙的兴风（哪怕它是天降的神龙）而停息它的奔腾。林之后的矛盾有些在被揭露着有些在解决着，有些则还被掩盖着，有些则仍在潜滋暗长地积累着。林的个人倒台了，但以其为代表的集团没有随同埋葬、产生他的社会基础，社会根源没有被触动和铲除。每一个政策路线都是为某阶级集团利益服务的。比如文艺，它的复兴与否决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高兴不高兴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人创作的问题，或有没有好作品的问题，相反它直接关系阶级集团的声望与利益。林死后其它方面尚有所改动，而文艺却改革变化最小这一事实是最可以发人深省的。
但要怎么办，还是须解决“为什么”这一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偶然还是必然？是势所必至呢？还是林魔的侵入所造成的？甚至我们可以引伸开想，为什么共产国际运动发展到今天会是这样一种局面？为什么修正主义成为一种流行时髦的东西，当了政的修正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列主义？如何解释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呢？
我觉得这是大而不空的问题，也是我们探索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学习马列决不是死学，不是学习后去解释什么。马列主义不是解剥死虎的牛刀而是解决现有矛盾向活虎猛刺的宝剑。当前辈高举这一大旗在血与火中打下江山，但会不会将这旗子变成铺在自己太师椅上为己舒适的虎皮呢？帝国主义者的预言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和根据的，我们的敌人往往更聪明。我现在就很苦恼，我们这第三代第四代应当怎样接这个班呢？接力的终点马上就要安排，而接力的起点是什么？在和平的条件下应当怎样给新一代创造锻炼的条件环境，这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所谓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上没有解决。而仅仅理论的解决是不能叫解决的。理论虽然似乎是高于实践，但实践永远是理论之母，无母之子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我写得很乱，这是因为我的思想在目前是乱而无条理的。可能是因为思想之绳还没有寻到它的头，而是披散如乱麻。这就迫使我需要学习观察思索和实践。我真想马上到一个新的环境里，一个可以更多的和社会接触，有更好的学习条件（实践与书）有更多的有志气有抱负有思想的同志们的新的环境中去。小小的山村太安静了，静得像墓地一样，老人在这里度过晚年是再好不过了，而活人尤其是渴望热烈的生活斗争的人是无法忍受的。
但愿这种生活能早结束，虽然不会像由西伯利亚到彼得堡，但总可以从小河里解放出来到江海中去，虽然江海还遥远得很……
1972年11月2日
8日的信16日收到，至今已近一个月才给你回复。因前一段秋收劳忙，后又为分配所扰，身心皆乏，故一日日拖误至今。你的怪怨于我是理应和公正的，即使你看到些信时的怨气可以略消一些。
你提到启蒙运动，细究起来中国何曾有过启蒙运动呢？相反有的是蒙昧时代。自然启蒙也是有过的，但一旦启蒙者也坐上了以往自己所攻击的王位宝座时，启蒙者就变成了蒙昧者，启蒙运动也就为蒙昧的教育所替代了。往日的市野上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了王族、幸臣、侍从。所以在中国，启蒙这个词是生疏的，像中国的百姓看见高鼻梁的洋人，敬畏而隔膜。
中国也不是没有真正的启蒙者，鲁迅便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鲁迅的伟大呢？鲁迅的伟大是在于他是第一个将中国看透的人，第一个将中国的真相揭示袒露在人们面前的人。而世上很少有人愿意听人对自己说“我可把你看透了！”对将自己看透的人总怀着一种无名的忌戒，时时的怕他会揭露自己的隐私。鲁迅的境遇，在生时受到的是无穷的攻击和暗箭，而死后在一些人则庆喜地将他忘却掩灭，其心理是和唯一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死去后所感觉的一样。更有一些人则以尊崇他的姿态将其摆在他们宗祠的祭坛上加以顶礼。其目的不过用一个新的神像来装饰自己的门面或驱斥自己的政敌。他们何敢回复其本来的面貌——无情地揭露人木的批判，不妥协的斗争的呢？鲁迅的向着自己、他人、社会刺去的解剖刀变成了专向不祈祷不跪拜的异教徒的威严的法剑。鲁迅在生时所无限同情又无情地批判憎恶的阿Q们，还有那鲁迅用厌恶与蔑视之笔画下的聪明人们（奴才、假洋鬼子等）在鲁迅死后，倒反过来将他“聪明地”“阿Q”化了，这是怎样的一种讽刺和怎样的一种痛心的悲哀啊！而揭示这些该是新的启蒙者们的任务之一吧。“还我鲁迅”该是鲁迅精神真正继承者的口号。“还我真貌”则是鲁迅幽灵哀痛而深沉的呼号了。
鲁迅对中国是太宝贵了。他是中国昏沉沉几千年产生的第一个最无情最彻底深刻地对中国社会的揭露者、批判者。中国在昏睡状态中度过了几千年，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或者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和敢于将中国的真面目揭示出来。总是欺骗着别人也蒙骗自己，骗着也被骗着，在无数的礼节和假面中活着，喘息地生存着。统治者高兴在假面具后面将自己扮成人民的救星，上帝的使臣，人们则甘于在假面具后面求得苟活。而一旦人们试图揭露那假面，看穿那统治者的狰狞贪婪的真貌时，则遭到最残酷的镇压。于是在被血装饰的假面后又恢复了双方的平静，虽然是像在森严的大殿里一样可怕的平静。是鲁迅第一个不仅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真貌而且第一个更深刻地将自己所深挚热爱同情的人们的被愚弄被歪曲被压抑而畸形化的精神心理揭示出来。前者的揭示不是由鲁迅始的，而且那种揭露是自有了阶级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这是被剥削压迫者的本能。而后者的揭示却是鲁迅独得的伟大。历来统治者不仅想隐瞒自己的真相，更恶毒比隐瞒自己更坏千百倍的是，不让人民认识自己，自己的缺陷自己的力量自己的信心自己的前途。这是最可怕的愚昧和奴化。一些统治者用来世的幸福叫他的臣民忍受今世的苦痛，以保证统治者今生的奢侈，而中国的统治者则用更简单得多的办法，即让他的臣民无知无识，（甚至更进尔/而用虚无的精神鸦片使臣民们觉得已经非常的幸福和自由了），自然就可以免除妄动之忧了。而他们也就可以安心享用从愚者身上榨取的膏血了。所以我认为认识统治者的罪恶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这是较明白的事。而让人民认识自己，则要更重要得多。启蒙运动的意义目的，我看就在于让人民认识自己，使人民成为一个自觉的社会成员，而不是一个盲目的人类生存者。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识别一切统治者的标准。竭力掩住人民的耳目、混淆他们的视听，却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代表者的统治者是骗子强盗。不仅相信人民的力量而且竭力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力量、缺陷，使人民成为自己的自觉的主人者是人民的真正代表者。鲁迅在揭露阿Q的疮疤的时候似乎比那些说阿Q的疮疤有独特之美的人要遭到他人（甚至阿Q本人）的责骂。但真正爱阿Q的不是后者恰恰是揭露者的鲁迅。世人理论上多明白这一点，但一到实际，就更舒服于听赞美厌忌于听非难，（怎么能说他的心是与鲁迅相通的呢？）而这一点又正是我们所要揭露的。
启蒙运动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广泛的社会运动，而在20世纪的中国却又提起似乎是可笑的，而且一定会有不少人不仅要笑更要严斥与攻击这一提法。似乎中国是不需要这一运动的，原因也一定多得很。而且他们之中的聪明者（至所以说是聪明者，是因为他们之中不少人也不过是被愚化驯化的高等学舌者而已，而这些人是不明白他们自己所说的话的，更不明白他们所反对者所提问题的意义，这些人是可厌而不屑一顾的）绝对不愿和不敢说，不需要是因为怕荡摇他们的基石，他们宁愿以人民的名义欺骗人民。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且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甚至结果比他们所要求达到的还进了一步。那就是不仅教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推翻了更反动落后的封建专制，而且使无产阶级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资产阶级为人民上了第一堂启蒙课，这是不能不感激这一老师的。虽然他的老师后来竭力想将自己的学生变得更顺从些。
但人民从资产阶级那里得来的民主自由的旗帜是再也没有人能夺去了。那曾插在封建庄园里的旗帜将插到更多的大厦上去。中国从根本上讲几乎可以说没有资产阶级，当封建专制行将崩溃时（对中国来讲，封建社会的灭亡用崩溃二字是不太适宜的。因为崩溃是要由大炮炸洪水冲决的，然而中国的封建专制，却不是如英国尤其如法国一样，由资产阶级用大炮洋枪击溃轰毁的。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个可以担起此历史使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封建专制是在自身的长期腐烂中衰败中被外国资本的强力和国内的革命者所逼退的，所以它的灭亡是不彻底的。它的臭气还弥散在空间还遗存在人们的风俗、习惯意识中。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外族资本的压力下，在换上了西装的原封建主豪绅的督挞下，像石板下伸出的稚弱的苗，挣扎摇摆始终长不成一棵独立的大树，没有独立的在政治、经济上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也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更谈不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革命家领导的农民革命。所以作为伟大的启蒙者和革命者的鲁迅是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一切启蒙家的。鲁迅是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作为以往社会的深刻揭露批判者出现的。他的任务不像资产阶级启蒙家一样像社会呼吁自由，高喊民主平等奢谈博爱，这不是鲁迅的任务。因为对受了几千年封建奴役而愚昧到几乎麻木的人喊这些无异于叫一个尚不知自己患病却要他自觉地和疾病搏斗一样。鲁迅启蒙的任务是让患者先认识自己是病人，并进而使他认识自己的病因病根，使他震醒。鲁迅作为一个社会医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但是病人应当怎样和自己的病尤其是怎样和产生这种病的环境条件进行自觉的斗争，这便是鲁迅的后人所应当完成的了。这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鲁迅的遗业，将对社会恶症的揭露，对社会给人们打下的烙印的揭露继续下去深化下去，另一方面则要将如何更自觉地根治这社会与人们的病症的方法昭示给人们。使人们不仅认识到自己有病，他人有病且需要疗救，但这种疗救不是消极地等待医生的到来，而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与他人的医治者。即使他们明了自己的义务和权力，而且明了自己有这种能力而应当去争取这种能力的充分发挥。使他们明了自己不是被施恩者，不是单纯的被疗救者，他们自己就同时是创造者、疗救者和创造物的所有者。这便是现今启蒙运动的（如果有的话）任务。
因为中国没有过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或者说有而不能成为对社会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主流，因为中国封建专制的根深蒂固，它像一棵千年古树虽因枯死而被伐，但它的根系，远比枝干更深更长更广的根系，却还牢牢地密布于它所依附的大地上，所以中国虽然在制度上是以飞跃的形式前进了一步，跨过了资本主义这一人类最主要的历史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但社会的基础，人们的精神思想意识却是很难跨跃的。而这种社会基础（生产力、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和人们思想意识精神文化相对社会制度的落伍，便是旧制度赖以在新形势下复生的最好土壤与条件。劳动者一天不觉悟，一天不能认识自己的地位，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天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的管理，那么他们也就一天不能结束自己过去那种被人愚弄摆布的可悲地位。新的“资产阶级”就一天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殊权力，劳动者一天不会成为自己的实际的主人（而不是主义上的）。而要使人们认识这些，摆脱无知无识被愚弄的状态，除了在斗争中得到教育外，就需要启蒙，需要社会的自觉者清醒者（他们往往是用科学知识武装了的新型知识分子）进行宣传、揭示。认为劳动者会自然明了一切，因而对其崇以虚名的做法是反马列主义的。自发论的推崇者十有八九是可鄙的骗子。中国因为文明的落后、教育的不普及（更遑论教育的实质）尤其需要广泛深入的启蒙，而且决定了这种启蒙的长期性、艰巨性。
如果说中国未曾有过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一个遗憾的话，那么能够进行更深刻广泛得多的无产阶级启蒙运动就不仅可以补前者之不足，而且可以是一次社会思想的飞跃……
不写时脑子里空空的，一动笔则如堤决水一发而难收。这怕也是似我等的书生的最大弊病，光“启蒙”二字就乱发了一阵议论，感慨，怕也是意气难消的缘故。原准备再写些其它也顾不上了，只能待以后再叙。我想你总不至于因太长而锁眉止阅，而我倒真是要因为时过晚而搁手停笔了。
1972年11月11日
收到你的信真是高兴，尤其看到了W寄给你的信使我看到了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比较完全的见解。因为现在我们见到的比较完整的见解实在太少，往往支离破碎、牵强附会，不仅不足以服人，甚至难以自圆其说。他的信无非谈了这样二个现存的而且有待深思、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林的路线到底是右还是“左”的问题，我们对他的批判应从何着眼和中国应该怎么办，路应该怎样走，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如何前进的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应当这样看：任何反动的东西，无论是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东西，从实质上讲都是右的。从来没有一个左的也就是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反动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凡是反动的都谓之右，且起而反之自然是无可辩驳。但如果以此自解，把所有的敌人都挂上同样的牌子加以处决，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这是扼杀了矛盾的特殊性和不承认由于矛盾的不同形式而应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美女”和毒蛇都是敌人，但如果我们只是指着一个“美女”对人们斥其为毒蛇，却不去向群众讲明她披的华丽外衣的迷惑作用，那么很难使人信服更不可能消除它的毒害作用。路线也是这样，虽然他们都要达到一个目的，但却采取了不同的手段，而对不同的手段应有不同的对付方法。把他们混为一谈很难取得好的斗争效果。而“左倾”则是敌人在一定的特殊时期内采取的特殊的足以惑人的手段。这是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摸索总结出来的，决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有其必然的缘由（应当研究这种缘由，就需要研究我们斗争的历史）这是他们为了更好地达到目的被迫采取的一种新的往往能行之有效的手段。所以应当揭示他们采取的手段的特殊性。所以一方面我同意林的路线实质是右的提法，但更主张应将其特殊的表现形式揭示出来加以分析。对不同的敌人，不同的矛盾应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很主要的一条。孙悟空当着唐憎面一棒打死了哀怜求救的林中弱女，其结果换来了一顿“紧箍咒”，这一方面自然是唐僧的善心软弱不识真假，但也不能不说孙大圣的斗争方式是有所欠缺的。
我们的斗争应当力避如此，否则那并不都是如孙大圣的有金睛火眼的人们就会糊涂起来，思想就会混乱，而我们的批判也就无从有效。
另外，如何批林的问题实质上是党内斗争的继续，是党内斗争的反映。林像金蝉脱壳一样，他的阴魂还会附在我们身上，还会寻求他的代理人。因为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层一个集团。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一部分人是和林及其路线有着天然的联系。对林及路线如何看如何评价一定直接牵动他们的神经，直接影响其存力的归属。因为对林路线的不同看法不同批判就会得出两种不同的结论。包括对文革看法的结论和中国应如何走的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如何走如何发展这个问题始终贯穿在我们20年的整个斗争中，文革后则更尖锐地提了出来。现在我们常感到束手无策，感到茫然得很，我认为是因为斗争实际上还没有明朗化，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两军对阵，互有胜负，互相牵制，而其胜负就一定要反映到现实的批判中。因此不可能有一个非常明确而尖锐积极的东西，这就造成了一种修补、维持和改良的局面与趋势。记得林死后不久我说过：如果我们不通过林的教训，对自身来一场革命，对林遗下的毒癌实行令人痛苦的大手术而只是打打针，吃些药是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的。疑惑混乱还会起很大的作用，这不仅在生产上是如此，在人的精神面貌上思想上更是如此。
W在信中例举了一系列事实说明现在存在的问题，然而这仅只是现象，这几乎是每一个政治上不是瞎子神经尚健全的人都承认的。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却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现在“后门”成风精神涣散失去信心私字盛行，对这些现象，一些人把它解释成人们觉悟低，中国封建社会时间长，生产落后等，这只是说出了这些现象产生的表面原因和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基础。但并不是所有的贫瘠之地就一定要结出贫瘠之果。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改造这一穷壤，让它长出灿烂之花。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组织机构，我们的路线是什么样的。刘和林虽各自扮着黑脸和红脸，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为了达到维护和保障其特权统治。
而这种特权统治的泛滥便一定会出现上述的结果。尤其当这种特权统治还只是在形成，还需要靠社会的混乱来完成其基业的时候，它就会极力纵容培植这些大大小小的特权之果，使之成为巩固其统治的基础，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腐烂、停顿和整个劳动者的苦不聊生。如果林之类的人得逞，我们的社会就不再是人民民主制度，而是一小撮特权分子借人民的名义对人民民主的专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捣毁他们筑下的大大小小的阿房宫、孔雀台，夺回他们借人民的名义而滥行的种种特权。当然由于其路线的流毒甚广，其路线赖以推行的基础甚厚，由于被他们所召唤出来的最卑鄙最无耻而又最有迷人力量的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也是不可能用什么法术将其一下子驱除的。所以，我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但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W所例举的现象就应当是被消灭中的现象。而我们揭露消灭特权恶症的主力军不是别人，正是被特权所唾弃所剥夺的最广大的劳动者，是社会权力的当然所有者，而决不是靠什么其它东西，其它力量，其它精神。W说“文革使人知道了公和私是不一样的，群众也看到了社会差别，要叫他们去大公无私是不可能了”。这一说法我也是完全不能同意的。照此说法，似乎文革前人们没有看到社会差别，没有看到公和私是不一样的。因而是能够大公无私一样。我认为人民尤其是直接参加社会生产，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他们是最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大公无私的，也从来不把自身的利益与社会割裂开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也从来不会产生那种看似革命实则荒谬的大公无私的想法。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奠定了公有的社会物质基础，同时他们也用自己的劳动建立自己的私人的生活。并且他们以社会的“公”对他们的“私”的态度如何来自然调节其积极性。他们既不是“公而忘私”的圣人教徒（特权阶层希望他们成为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心为己经营的贪婪汉。其实在文革前，他们就已由其地位而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就知道社会差别的存在。而中国的百姓一般地较西方人更甘于这种既定的社会地位，默默地为自己也为社会劳动着（只要社会对他们基本上是公平的）今天他们之所以认为“……大公无私是不可能了”是因为文革使那种社会差别在加大，那些唱着动听的口号的人一心用自己的权力去捞得更多的利益，而原本就日见其少的碗里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原来“公”与“私”的一定的比例平衡被破坏了。而且他们看到正是那些喊着“大公无私”，实则“有我没他”的人破坏的。于是他们本能地采取了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形式。既然位高者都在谋自己的私利，他们不是自然也可以在更小的范围内以种种方式为自己盘算，向那些“为公”的人提出无声抗议吗？这便是“公”字在“私”名下的破产，是私要求本身权力的胜利和反抗。公和私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如果社会的公离开了私的基础，离开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公不会变胖，反会消瘦下去。而肥起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握有各种权力的人。
下面W又提出了他的治理方法：“现在只能靠强有力的革命专政，一方面限制社会差别的肆意发展，限制掌握权力的人把权力变成谋私利的工具的倾向，一方面限制群众中的自发倾向，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号召学习，思想革命化；看了这段，我觉得好像我面前有一个暴君与牧师兼而有之的人，一面在挥着大棒，一面在念着圣经。“强有力的革命专政”对谁呢？专政只能是对阶级敌人，对妄图复辟的反动分子，对外来的干涉侵略者。而我们知道，那一类人已经不足以掀起风浪（并非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我们上面提到的问题，我们所要解决的对象，如果是在林当政的情况下，专政已成为他们的工具。“强化”自然不会对准他们自己，而是对准不满其统治的人民。而如果刘林被打倒了，占统治地位的是人民政权的话，那么“强化专政”又用来对准谁呢？如果我们在谈到防止复辟防止政变防止外来侵略时谈强化专政是必要的，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属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可以用专政的大棒呢？它只会更多地剥夺人民残留仅存的一点积极性，使人民在畏惧恐怖中生活，而在这笼罩下的人还有什么积极性可言？！所以现在要“强化”的正是其相反的一面：人民民主。只有充分发挥人民民主，特权就无以生存，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
“限制社会差别的肆意发展”吗？“限制掌权人把权力变成谋私利工具的倾向”吗？这种提法我认为是可笑的。第一，社会差别不是靠限制所能奏效的，特权的倾向更不是能限制住的。工农、城乡、脑体的差别如何限制呢？不是限制其发展（现在限制得不够吗？）而是通过长期的艰巨的坚韧的逐步的努力消灭产生差别的根源（极落后的生产力和不适应的生产关系）要铲除这一差别肆意发展的根子——那就是特权，就是领导与人民的脱离，新阶级的产生。并在这“消灭”与“铲除”的过程中提高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率，从而奠定消灭这一差别的基础。
至于“限制特权的倾向”，我认为更是荒谬的。也就是说，特权并不是割除，而是允许它存在的，只不过需要限制，节制一下而矣。我想这是变相地维护特权制，是给特权以营业执照，虽然是有限制条件的。当然，事实上特权不会因我们的主观愿望而一下子灭绝。它仍会存在并争夺它的生存权力，这是客观存在。但和我们允许它的存在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特权是阶级社会中由于分工不同，由于社会生产力落后，由于物质生产不足以满足全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毒瘤。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是消灭它而决不是限制它。特权和个人崇拜一样既然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反人民的，就不应有它存在的余地。
而所谓“对群众自发性倾向的限制”的提法也是不对的。自发也好，无政府也好，都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是机会主义的产物。是群众对机会主义的反抗，是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自然的流露，是合理的正常的。正如上面对公与私的分析一样。即使机会主义者被打倒了，这一现象也不会一下子消失，它具有一种惰性，但只要我们路线正确，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正确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东西就会迎刃化解。相反如果大的问题不解决，那么这些倾向非但不能解决不能限制，反会更快地以各种形式滋生蔓长。至于所谓的“学习”，“思想革命化”“奖罚分明”我认为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是路线决定下的方法、形式。如果离开现实，离开尖锐的斗争、离开矛盾的冲突，学习是没有什么用的。顶多不过用来解释，敷衍和粉饰。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提高不了思想。当人们在实际斗争中在解决一系列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中，在尖锐的冲突中极感需要学习时，这种学习才是有用的。只有战斗中的人才意识武器的重要，才识得武器之锐钝，否则就是流于形式，流于空言。
所以一方面我同意W关于“前一段仅在光反群众（我要在这里问个为什么）加以之物质刺激，实际上是小恩小惠（这又是为什么）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如果以为强化专政、限制倾向、号召学习就可以大功告成，这只是聊以自慰而矣，是无法兑现的空言。只有进行一些根本的改革，而且是由广大人民参加的改革；只有对以前的弊病、错误、教训进行认真的严肃的全面的客观的检查、揭示和认识；只有使我们的各级领导机构真正成为与人民联系的纽带，我们的领导成为人民的学生同志和代表；只有劳动者能够直接参加劳动和社会管理，使他们逐步认清和日益加速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使我们的领导工作是在群众的拥护和监督下进行的，只有这样特权等才会失去存在的可能。毛主席所倡的那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组织纪律又有个人自由的生动活泼的局面才会产生。社会主义事业所发挥出来的积极性才会无可比拟。到那时候，美国的先进也好日本的速度也好都会不在话下。我们将重建自己的民族自尊感。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而且还是只处在“应当如何”的阶段。实际的斗争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理想那样净化。但我觉得，是不是按这个方向进行是不是通过切实有效的办法措施去消灭特权，去提高人民的权力，是区别一个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最好试金石。林在这一试金石面前证明了他并不是马列主义者，充其量不过是资、封、修的混合畸形物，是社会主义的叛徒变胎，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现在和今后怎样，还不能过早下结论，还要看斗争的发展，但可以说，目前的状况是不能保持过久的。
还有对左派、右派、中间派的看法和对待问题，我和W的看法也不同。按W的看法，似乎是这样：左派代表了历史的方向，在本质上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反左派的右派势力却有着广大的中间派作为群众基础。大多数群众是主张反左，不主张反右而留恋过去的。这种分析我认为是错误的，只是从表面看问题。群众的反左并不是要倒退，这里的左是林路线的表现形式的“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左。群众从切身利益中体会了林“左倾”的毒害，这反映了群众的情绪和要求。而群众的情绪和要求是制订政策者必须考虑的，是检验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温度计。并不是群众“看不到往前走的出路”而“留恋以往”，而是当群众跟着往前走时，不仅没有一条好路反而溅了一身泥巴，险些陷入沟里。机会主义用过分炫目而空幻的路迷惑扰乱了群众的视线，增长了群众的疑惑和不信任。他们认为那虚无的蜃楼还不如那可以安住的瓦舍。所以这是不能怪群众的落后和无知的，相反证明了群众的清醒、唯物和伟大。真正的左派决不是埋怨群众不跟着自己走而孤立地去开创所谓新路的英雄，正如在俄国，当农民跟着孟什维克跑时，列宁没有斥而弃之，而是让事实教育群众，最后把农民团结到自己周围。我们现在呢？应当通过实际斗争，通过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使群众明了“左倾”者的理想之路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招牌。同时在现实的基础上给群众指出可行的光明之路，而且这条路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可以由现在足立的地下走起。这样群众自然会跟着走了，就不会留恋过去了。按W所说的那种左派不过是悬想着的空谈家。中国是不能靠这样的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所谓左派成事的。他所说的右派我看也应具体分析，按他的观点，那些老干部即以逆流派为代表的老人可归之为右派，他们有一套旧的政策旧的方法，并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落后的），如果他们得势，势必要倒退。这是不完全的形而上学的看法，不客气说是一种“新贵族式”的看法。我们看人不能以老少分，自然我承认，老一辈的保守思想是大一些，但不是绝对的。文化革命原是要打破这种保守开创新的道路，但结果呢？新路并没有开创出来，由于林的干扰，在一些方面反不如旧的东西，这势必造成人们对旧事物的留恋、势必相反地巩固了旧的保守思想，群众觉得旧的似乎比不定型的“新的”东西更好一些。这是不奇怪的，这不能怨他们，只能怨没有把事情搞好，没有把“新的”东西的生命力显示出来，甚至我们还不知道“新的”东西是什么，反倒受了这所谓“新东西”的残害。
就算现在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新东西吧，但任何新事物在没有立根前，旧的是不可能一下子铲除的。好比我们的牙，在新牙没长成前，旧牙还会存在，虽然它动摇了但不会马上脱落，而且也不该马上脱落。否则我们用什么咀嚼呢？只有在新牙已经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把旧牙顶脱，如果此时旧牙还负隅顽抗，再采取革命行动将其拔除。破旧立新的关系我以为应当是这样的。新的东西不能完全脱离旧的基础，新牙是从旧牙床上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所以文革前的一切并不是可以一概取缔的（它们正确与否又当别论），实行了以前的东西并不等于是复旧。文革前的东西全盘搬用已经不可能了，不仅是政治形势决定不可能，就是允许全盘搬用也已不会达到原有的效果。任何政策都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现在已不再是7年前了。我们也已看到在某一段时间局部实行了旧的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如果说文革前保守已行不通了的话，那么今天，就是改良也不会起什么大作用了。这便决定了需要改革或某种意义上的革命。但我们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现实来搞什么革命，否则这样的革命是一定行不通的和要倒霉的。还有，老干部不一定都是保守的，逆流派他们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他们代表了老一辈中坚定的一派。他们不是要把中国拉向倒退，而是看到一些人把千百万人用鲜血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当作自己的赌金而痛心并起来反抗。
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还没有衰老还是有生命力的。他们自然较保守，但要看是什么时候和对什么而言，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反对正确的改革的。同样，新起来的所谓革命家，他们也在喊着反对右派却不一定就是左派。林彪想当初是多么不可一世的响当当的第一左派首领啊，他在反刘时不是左得很吗？但他们反右不过是为了自己以后可以更右而矣。这样的左派可以休矣！是尤当需要警惕的啊！W所说的那种反对右派却得不到广大群众支持，群众反而是反“左”拥“右”的。那么这种“左派”称不上是左派的，靠这样的“左派”别说搞中国的工业化，就是搞成一个基本升平安定的社会都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左派应当是脚踏实地、联系群众的、按中国的实际国情考虑群众的要求、情绪制订政策，而又胆大敢为、扎实深入的革命家；是既能继往又能开来的具有远大目光的新式的革命家。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要能根本改观需采取两种看来矛盾的政策：一方面（主要是政治、文教等上层建筑）改革应当是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一方面（主要是具体的生产、分配政策等）则要取进两步退一步的以退为进的办法。这二者的结合，我想会取得一定的效果。
这么看来，我对W的一系列看法都是不能同意而有分歧的。再比如对文革的看法，应当把原来预想要达到的目的与实际达到的效果分别开来，不应当从预计应当如何出发，而应当从实际的社会实践效果出发；应当从目前的实际政治背景出发，而不应当从如果这么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出发，而应当从实际上现在有什么反映、得到了什么效果出发。不想一一细说了，我的看法实际上还朦胧杂乱得很，一些东西还难以讲清。不过近来想了许多，看了W的信更给了我以启示。这样共同探讨也许可以辩出一点真理，否则一人在黑胡同里乱转，真不知哪里是光明呢？
不知你看法如何？也望简告之。
1973年4月1日
来源：卢叔宁《劫灰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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