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8-25 作者：张志新
张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捕前，辽宁省五七干校十二大队派人找张志新同志核实她的观点，并作了记录。当向她出示记录并要她签字时，她说，你们记的不全，我写一份书面材料给你们。本文便是张志新同志写的书面补充材料。这 份材料简明扼要地表述了张志新同志对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林彪、“九大”、“文化大革命”，以及辽沈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
(一)对毛主席的一些看法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及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树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在党的历史发展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但我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集中表现于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遵照客观规律，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客观条件和可能，只强调了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使得革命和建设出现了问题，缺点和错误。集中反映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也就是三面红旗的问题上。五九年反右倾中批判的那些问题，我觉得是不能说服人的。认为采取了不敢正视问题和粗暴压服的办法，没能以谦虚地〔的〕、平等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这些问题，虽然会后通过党的一些政策规定，在一些环节上做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如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规定……等等)，但没从根本上，从建设和革命路线上去抓住问题的核心，彻底加以解决。把观点明确一些讲，就是认为毛主席在这个历史阶段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等人采取了罢官的处理，并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运动。我认为这样做都是不正确的。导致的恶果是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化，党员不敢向党反映真心话(真心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是会有错误的东西)。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这一论断把问题作了敌我性质的判决。和彭德怀有相同看法、观点接近的人，也就都属于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范畴了。作为在党的会议上讲出自己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党章、党的纪律所允许的；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意见也是合法的。由此定为反党，罢官是不合乎党的原则的。〔我〕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了。
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又经过三年的历程，到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问题又提出、反映出来了。对于三年困难形势的估计上，出现了分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基本调子(仅仅从批判引用的片断的材料中得知的。如果看到全文我想我会更加赞同他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如“近几年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有些运动是一轰而起；人民公社迟几年办是可以的，最近几年……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等。他对三年困难时期形势估计的指导思想是“成绩要估够，缺点问题要讲透”。我觉得这是合乎辩证法的。由这些讲法，怎么也得不出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结论来。再从毛主席的这次会议的讲话看，毛主席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对形势的正确估计应该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两种讲法间有什么本质差别？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他们的问题又怎么能得出“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进攻”的结论呢？又怎么能得出“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党……”的结论和罪名呢！从庐山会议到刘少奇七千人大会的发言，怎么能认为是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总纲领呢？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又一次提出了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从我国生产：发展的现实情况看，阶级存在是客观实际，阶级斗争也是客观实际，人们积极了解能去掌握具体情况、具体条件下的具体内容的阶级斗争，并掌握阶级斗争规律的新特点，新内容、新动向，会因势利导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但如果违反规律，简单地，粗暴地把什么都套上是阶级斗争，就不能科学地反映事物的客观实际，而把事情办坏。不承认阶级斗争，不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代内，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的。所以，否认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从这样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切都是阶级斗争，以主观的阶级斗争论硬套，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也是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党内就形成过火斗争，无情打击，破坏党的正常民主生活；在党内外就会形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能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能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庐山会议所反映的问题除了上述看法外，还认为导致错误发展的另一原因是，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上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认为林×××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认为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确确实实是一场路线斗争。这次路线斗争具有着它自己的历史特点。和历次党内路线斗争的不同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即党处在执政党的条件)下，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中进行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纤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一方伴随了罕见的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家族式的人身攻击，借助群众运动形式，群众专政的方法，以决战的壮志，实行了规模空前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在它一直占有了压倒优势的情况下，造成的恶果是严重的。认为它破坏了党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削弱了党的领导，影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
这次错误路线已经发展到难于用一般办法克服的地步，发展到难于在短时期内得到克服的严重程度。难于克服、纠正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错误路线一方，过去一直是拥有着全党，全民的信赖，因此，矛盾在短期内难于揭晓，揭露矛盾的阻力在短期内难于清扫。
(2)错误路线一方，在这次大决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表现在拥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及其核心的核心——军权(军队)，在大决战激战前砸烂了公检法和宣传与舆论机关；从政治上、组织上、舆论上都作了充分准备。斗争一开始就占了压倒优势。
在斗争过程中两条路线虽经反复较量，正确路线未见决定性成效。因而表面看事态未得扭转。错误路线一方，在激战中，由于在客观情况迫使下，不能不对斗争作策略上的改变，但结果不是促进事态朝正确方向发展，而是使它相对地、较有利地维持下来，和顽固下去(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
(3)错误路线从开始就以马列主义为装潢，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作为马列主义新发展，新贡献，来装潢和掩盖了自己错误路线的实质，一时还蒙蔽着广大革命群众。
(4)这次路线斗争，错误路线扩展到全党全民，它通过“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掩盖了宗派主义斗争的本质。使宗派主义的错误和运动中一般群众运动的缺点。错误混淆不清。因此，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反动实质未能及时被揭穿，反而把问题和责任转嫁于群众运动。
(5)这次路线斗争在其进程和发展中，从手段和方式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路线斗争的范畴。就其实质来说，早已是阶级独裁和阶级专政的关系。集中标志的事件，可以说从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路线斗争色彩已基本宣告结束。
（三）对刘少奇的看法
参加革命以来通过党史学习，入党前对他的作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等材料学习，知道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是党的建设的理论家之一。
五四年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问题时，知道刘少奇、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从而了解到刘少奇在党的领导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做了国家主席后，明确了是我们党的领袖的接班人，认为担任国家副主席以来，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方面，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如教育革命问题，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对文艺工作的历次指示、报告；四清、社教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等等，〔我〕当时都是同意的。
“文化大革命”中点出刘少奇是“最大的，头号走资派”，初期批判他的“修养”、“黑六论”等，自己是相信的；因为对中央、中央文革是信任的，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没产生什么重大疑虑。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具体地说，即在“二月逆流”前后，中央文革几次出现问题，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路线斗争实质和内容产生了怀疑。加上后来听到原中央司令部内揪出了大批走资派、叛徒……等，对此十分不理解，怀疑。这些人真的都是走资派和叛徒……吗？后来看到中央发布关于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问题时，对集体叛变的性质评价产生了不同看法。其一，认为这是两个问题，采取这样办法保存干部，为当时革命工作需要，采取对敌的策略斗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讨论、允许，做出正式决议后，履行手续者本人是执行决议问题，对本人说不是个人投敌、叛党，不应以叛徒论处。如果有错误应由作出决定的上级领导机关负责；其二，这决定到底是谁提出来的，谁做的决定？是刘少奇提的可以深追，也可以联系历史去深追；如果不是，牵强地往刘少奇身上拉，并说成是反革命组织路线招降纳叛，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刘少奇本身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根据是：第一、看了中央决议文件，其中有一段是在满洲省委期间的问题。这段问题的专案小组成员，曾经谈过一个情况，所说这段工作中刘少奇叛变投敌问题，找到了原来当事人，但此人一直不愿出证，后来听江青讲了话，说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后，才出证。由此可见，出证者究竟真实性、可靠性有多大？！专案组的工作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由这样的证据，调查材料所做出的结论和定案处理能是实事求是的吗？能如实反映历史的真实吗？第二、审查报告中，关于一九二七年充当工贼所举实例之一是：“解散工人纠察队”，“上缴全部枪支弹药”，“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运动”。这一结论和依据是非常牵强的，实用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当时所以解散工人纠察队上缴武器，正是与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进行造谣作斗争。这一点是刘少奇一九二七年签发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布告》中，公开指出来的。“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放，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从当时党所处的历史条件看，二四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迅速发展，党在这个时期做了大量工作，使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得到了发展，帮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国民革命军，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它的功绩。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并联合了帝国主义，当时在力量对比上，占了压倒革命力量的优势。从党内看，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并发展为投降主义，以致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革命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刘少奇领导的工运工作也无例外地呈现了这个状态。以解散纠察队的办法作为阻止故人造谣，以此手段进行斗争，正反映了当时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恶果，顶多是个犯了路线斗争错误。如果都用这样类似的情况为依据定罪工贼，又怎能体现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态度呢？十二中全会根据这样审查报告作出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审查报作涉及的其他问题由于不了解情况，不掌握材料，不想作什么逻辑推断，仅就上述两点也完全可以作为怀疑的依据。
抛开上述关于刘少奇历史面目的疑问外，经过三年文化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教育，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批判的，刘少奇在路线斗争中一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诸罪行，从初期的赞同到产生疑问，以至后来经过反复学习、对比、分析、考虑，觉察到问题所在，从而否定了自己初期的看法。总的看，觉得在路线斗争问题上，历史上刘少奇有错误，一九五六年以来刘少奇没有什么错误，他的论点和主张是科学的，我是同意的。认为刘少奇是正确的。“九大”所通过的政治报告中所列举的，用以说明刘少奇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破坏活动的事例，我觉得是不能说服人的。如：
(1)报告中说一九三九年“刘少奇抛出了他的黑《修养》，这本书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有〔每次〕批判刘少奇这个作品时，都不曾写过它的全称，作为党的文件〔的〕“九大”政治报告也没例外，奥妙的道理不得知。但既然说走资派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应进行揭露才对。批判时拿去共产党四个字，本身是否可以理解为拿掉他打的红旗呢？这一做法本身能是批判的先驱吗？三九年出版的《修养》，讲没讲无产阶级专政，因没有材料无法核察〔查〕。又曾听说是六二年再版时特地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原来就没有背离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原来根本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也只能是个缺欠或错误，能得出“要共产党员‘修’成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专政屈膝投降的奴才”这个结论吗？如果要求在写一本书，作一次讲话时，不管针对什么问题，什么中心， 都不能不写上或讲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写不讲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就不只是刘少奇一个人了。例如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林×××在抗大所作的《关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讲话》中，谈到革命传统问题时，讲了“崇高远大的政治理想”，在面对抗大学员讲这个理想时，也根本没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如果从讲话的对象和讲话议题来看，正应强调和不可避免地要讲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崇高远大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林×××当时没有提这个问题，却提出“我们是要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按上述逻辑推断，不是也可以得出什么类似的结论了吗！
(2)报告中揭露刘少奇四九年跑到天津，疯狂地同刚刚开完的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决议〔中〕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对抗，说“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吹嘘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我觉得也不能彻底说服人。我认为，刘少奇在讲话中所提“剥削有功”，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是可以说〔得〕过去；但这讲话是不妥当的，不过也不能由此得出是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的，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又说：“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刘少奇所讲“今天资本主义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没有前提的。“今天的资本主义”，无非是指在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在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党的政策允许下的资本主义剥削，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的“资本主义剥削有功”。所谓“有功”，无非是指它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而言。这些讲话的精神和上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精神有多大背离呢？以此得出“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是不能说服人的。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它正是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歪曲的考察。如果说由于方法错误导致违反客观实际，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出于出自政治要求导致实用主义，其后果只能显露出自己已经失去真理。如照这样办法，对事物作孤立、片面、歪曲的考察，那么马列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也要揪出来打倒在地了。因为恩格斯曾说：“文明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批判说：“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他在另一书中又指出：“辩证法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我觉得在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罪行引为证据的言行时是存在列宁所说的上述情况的。因此感到没有说服力，是不科学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习路线斗争历史以来，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刘少奇在几个重大会议上的言论，观点我是同意的。这些材料过去受级别所限不知道，如关于五九年庐山会议，会后中央的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他对彭德怀问题的态度，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问题的估计看法，及在社教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等，感到有道理，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个历史阶段，刘少奇是站在与“左”倾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一边的。
(四)对林×××和九大的一些想法
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林×××是和彭德怀、刘少奇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觉得庐山会议的斗争从结果上看是“左”倾错误路线占了优势，这一结果的促进者主要的就是林×××。具体地说，就是毛主席在五八年以来不够谦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问题上，违反了客观进程，主观能动超越了客观可能。庐山会议上本来可以进一步研究通过党的领导核心解决这一倾向(实际上也已提出了这些问题)，所以未能得到解决，和林×××有关。是林×××积极维护了这一错误。这样就更加促进了毛主席错误的延续和发展。
庐山会议后经过三年实践，到七千人大会，问题暴露得更加集中。如果是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服从客观实际，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仍是林×××促进和坚持庐山会议以来的错误路线，使问题未有得到解决。
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被罢了官，林×××主持了军委工作，“左”倾错误路线继续发展、扩大，就拥有了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中核心的核心——军队——为后盾和保障。随之林×××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作用和地位上，起了实际的变化，从核心领导的一般成员，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副统帅和接班人。这一地位和作用经过“九大”，在党章的总纲上肯定了下来。
由于我认为庐山会议以来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犯了“左”倾性质的路线错误，林×××是促进错误继续发展的主要成员，因此对林×××做党和国家的副统帅和接班人是不信赖的，只能做到组织上服从，思想上是保留。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九大”所形成的新的领导班子，也是不够信赖的。认为象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她的核心领导——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仅仅五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仅仅不足二十人，担心能否体现党的集体正确领导。
由于我对庐山会议以来直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相背离，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我反而认为是错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错的东西我认为是对的。因此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从根本上就是对立的(对这一状态自己还没有认识到是错的，因此未能放弃自己的观点)。
对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所作的决议，认为不合乎原党章规定。在决定处理刘少奇的问题时，刘少奇等没有出席会议，本人对这一处理是什么态度和意见没有随同决定在全党传达公布(当然是不可能公布的)。原有党章在这次会上并没有宣布废除和修改。会议又没有按照原党章办事，那么这次会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进行的呢？会议产生的决议。文件、规定……等等是否合法呢？在我看来是不合法的。
党的“九大”是在十二中全会以后，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还应加上在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后召开的。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对十二中全会的一系列不同看法，也就必然导致对“九大”有不同的看法。即认为它不合乎组织原则，不合法。因此，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决议、报告……等，只能做到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也曾设想，如果这次大会不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召开的，做到组织上服从也会是很勉强的)。
(五)对辽沈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原辽沈地区“头号走资派”宋任穷及其“追随者”徐少甫，在我看来都算不上什么走资派。辽宁省委也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
宋任穷，初期中央也是保过一段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向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中央才下决心作为走资派打倒的。是不是走资派划定的唯一标准，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的路线。当这条路线正确时，若不拥护，理所当然就是走资派，若这条路线有了错误时，不拥护，不去作促进者，就不能是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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