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0-7 作者：[待确定]
【男，上海人，1932年生。在上海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一年。1951年到南通新华银行工作，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1958年毕业，到西安电力设计院任技术员。于1969年10月17日、1970年3月4日和9月12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的名义，先后由咸阳、上海、西安三地向中共中央投寄反毛的匿名信三封。陈彤椿妻子是复旦大学讲师，公安部门在西安发往上海的信件中发现他笔迹，1972年4月15日找他谈话。陈彤椿承认，是他一人所为，从容被捕。1973年12月22日，西安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对陈彤椿下达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现行反革命陈彤椿有期徒刑二十年。1978年12月23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致电陈彤鍪，告知陈彤椿一案已于1978年12月22日彻底平反，肯定陈彤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向中央写信，对林彪四人帮横行霸道、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罪行进行揭露和批判是革命行动，信中对一些理论实践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评，也是民主生活所允许的。】
1.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功劳比谁都大，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违反了马列主义，推行了一整套错误路线。
2.毛主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把解放后到文革前17年，说得一团漆黑是荒谬的。这三个部有缺点错误，也有成绩。解放前全国文盲充斥，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不识字，洋人讥笑我们是“东亚病夫”，流行病死亡率极高。毛主席对这些成绩一字不提……反复宣传这些批示造成社会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风气盛行。
3.在文艺领域，只肯定为毛主席歌功颂德的赞美诗、江青领导的八个样板戏和毛主席本人所写的诗词。在毛主席所写的37首诗词中不也是帝王将相应有尽有，牛鬼蛇神比比皆是吗？如按打倒一切的看法，岂非这37首诗词也得变成毒草，也要打倒吗？在二首《送瘟神》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名句，按这种标准，也可以打成“大毒草”。
4.“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这种领导作用必须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在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是重复列宁早就批判过的工联主义和工团主义的错误。
5.“不破不立。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这个说法并不是必然的。“破旧”所讲的道理同“立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情况下破掉了旧的东西之后，不是自然就立起来新的东西。何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讲的道理并不是真理而是从极左的角度说出来的歪理。有些根本没讲道理随便使用一个借口，或者一顶帽子就破掉！文化大革命前不少是合理的东西，但老的“破”掉了，新的没有“立”起来。中间出现了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不出现无政府主义才怪呢！在一段时间内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不能说同鼓吹“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种“逻辑”毫无关系。
6.群众专政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江青在群众集会上提出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说这是毛主席的意思。在场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未提出不同意见之后，又宣传群众专政。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是在阶级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群众专政实行的是哪一个专政要做阶级分析。把公检法彻底砸烂其后果是天下大乱，全国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打、砸、抢、抄、抓、烧、杀盛行。党和国家凡在职的领导干部大部分受到冲击，打倒了，批斗，解放，再批斗，再解放。先批斗再定性，把老干部的政治生命当儿戏，这样的群众专政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7.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蓄意制造矛盾，煽动派性，挑动武斗，造成全面内战，对武斗作为领导理应坚决制止，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当权派反其道而行之：兴致勃勃地对武斗进行研究，提出什么好人打好人如何如何，坏人打坏如何如何，积极为打人提供理论依据，奠定了武斗的理论基础。
毛主席说对武斗不要看得太严重，为武斗开了绿灯，他对阿尔巴尼亚同志公开讲中国人好斗，还说什么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以后又发表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的重要批示，肯定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这就表示大规模的武斗是可以的。
8.对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搞三忠于四无限是错误的，国际歌早已批判过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创造幸福，而林彪等大搞个人崇拜，提倡三忠于四无限，全国各地搭忠字塔，忠字台，跳忠字舞，连门窗上都贴上忠字，遗憾的是毛主席没有及时表态制止。
不要对个人哪怕是很有声望的领导人搞什么忠，我们应该忠于党，忠于人民，对个人搞忠会同封建思想纠缠在一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要求人们掌握它，运用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为人类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这同一切唯心主义搞宗教信仰和崇拜是对立的，把革命的学说贬低到像宗教一样的信仰和崇拜决不是赞扬而是污蔑。
9.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解放初期国家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对知识分子歌颂倒也不必写了，也别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来打倒，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当团结教育帮助改造。
对老干部，对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挂牌子、戴高帽子、揪斗、搞喷气式、罚跪、抹黑脸、剃阴阳头，比过去对国民党俘虏都不如。
搞运动应该是促进革命，促进生产，促进思想革命化，决不是相反，文化大革命中全面内战，工矿企业停产，国民经济停滞倒退，人民处境艰难，那种只把运动搞起来，牺牲原则违反法制后再纠偏，风头上碰不得，同老机会主义“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的论调究竟有多少区别？
对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现象，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坚决制止，不正确引导，听之任之。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中枢执行的是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路线，必须批判。
来源：不平编著：《文革英烈（上）》，美国成家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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