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12-0 作者：张木生
张木生论点是我国农业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因此生产力无法向前发展，干群矛盾是主要矛盾，体制问题不解决，干群矛盾无法解决。
分下面几个大问题论述：
一、人民公社最初是毛主席肯定下来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形式，公是内容，公就是公社核算，事实证明行不通，于是就后退。从一、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中央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要完善。在所有制问题上往后退，以后几次党的重要会议都是反左的，主张*够。62年七千人大会到了反左的顶点，公社是58年搞的，第一个是徐水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好”是主席在山东讲的，以后人民公社一股风就起来了。开始时候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主席观察了全国几个地方，许多人向主席汇报公社的优越性，主席极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说：“大食堂好，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很快穿衣也可不要钱。”湖北王任重汇报高产，主席跟农民说：“粮食这么多怎么办？”农民说“上缴国家”。主席说：“国家不要那么多怎么办？”农民说：“我们酿酒。”主席说：“酒已经很多了。”（见新华周刊）主席还讲钢铁太多了，“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用钢铁修马路，修猪圈。”“苏联搞了七年计划，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没那么多，我们有一个政治挂帅，我们应该给苏联老大哥留面子，让他们先进去，或者我们先进去，但我们不讲。”这些说明主席当时的思想。当时主席的思想在这次会议和下次会议讲的有许多就不一样，一会肯定，一会又讲要完善，有时几次反复，这一次都说明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后来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实公社只是个乡政府了，队为基础，一下子又僵持了十多年，没出路，生产力无法向前发展，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
二、体制问题在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粮食都过不了关，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存在粮食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年，又机械化，可是粮产量一直没超过沙俄最高水平。我国粮产量解放前最高年分是2*700亿斤，58年5*000亿斤，62年以后一直没超过4*000亿斤。解放后人口增长一倍，而生产增长不大，不是高速度。按纲要应有八个省分超过800斤，实际上只有一个浙江省，四川**出产占全国一半，现在绝对产量还*下降，这是因为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改造基本完成，但很多没有完成。主要指农业。河南税收太重，群众不满，说不如给地主扛活。农民留恋土改前后，合作化前的生活。安徽三自一包时候，出现农村的繁荣。内蒙临河县河套平原，原华北局重点，小召公社是重点公社，过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续三年减产，这是大***实行得最早的地方。青壮年劳动积极性受挫伤，工分差距太小，老弱妇孺比较赞成，所以无法调整。全县推广，大队连开几天会，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时候完，现在是受损失最严重的，群众不好好干活，干群互相怨，自留地收上去了，春天一过就没粮。（插话：那是无政府主义影响。）*临河两派影响较小的，控肃扩大化也不严重。开始有人去要的，工人武斗对农民影响大，工人拿工资不干活，农民拿粮食养活工人，工农矛盾尖锐，有人喊出“抢粮”的口号，四清后粮产量有了个回升，但一年就都下来了，体制没根本解决，干群矛盾只是暂缓一下。
三、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彭德怀首先肯定了成绩，然后讲人民公社办早了，工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主席反击。地方上也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革命后又上来了，如陈永贵、曾希全、王效禹、潘复生，就是当时的右派。到七千人大会上，又反左，实际上是承认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刘少奇的报告是意见书的翻版，提出三七开。原来是九一开。有十二条，四条是缺点。主席说刘的报告是好的，是结晶，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主席讲：“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党内很多事情暴露出来，刘讲：“生产力*0％受到破坏。”主席讲：“我国农民太好了，他们是**党的，山东农民是有造反传统的，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没有造我们的反。”刘讲：“有彭德怀言论的人，不能说是彭德怀分子。”主席讲：“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主席是同意刘少奇的。但文化革命第一张大字报，又说62年的右倾，就是指七千人大会，而大会明明是反左的。主席还说这个报告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可以加上三、四条缺点。当时刘就提出了所谓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套东西，为什么当时不反，当时主席还说要委任×××搞个班子整理解放以来的中央政策，这就是后来的畅观楼事件。我不知道什么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现在又否定了这一套，刘少奇下台了。”主席当时还说，感谢五亿农民**私分，“价值法则是个大学校”，翻来翻去，在体制问题上来回翻。
四、赫鲁晓夫上台是因为在体制问题上把马林科夫击败了。我们党绕来绕去，说赫鲁晓夫是个人野心家。归结为一个怎样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这是胡扯。斯大林那套搞不下去了，生产力提不高，马林科夫又提不出新东西，赫鲁晓夫提出了一套，所以必然上台。赫鲁晓夫也不是政治流星，他升得并不快，二十大有那么大影响，就是因为解决了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主要问题。可是赫鲁晓夫不讲体制问题，回避，反斯大林说是反个人迷信。苏联进行的改革，是受过主席赞扬的，**几年基本上是同意的。赫上台主席很高兴，其实主席是反斯大林的，对共产国际不满，而王明、博古这些人*是斯大林支持的人，但后来赫的体制急剧地向资本主义滑去，主席又反赫，但到底怎么搞，也解决不了。现在世界有反内修不反外修的，反外修不反内修的，内外修都反的各种国家。
五、文化革命搞刘少奇，罪名为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不提是走资派呢？下边走资派也都成了犯了错误的好人，为什么，因为涉及了体制问题。到底怎么搞对，主席也没有最后解决，主席比苏联进步的地方，是把问题提出来了，但实际的不多，效果怎样，还要看。我们现在搞的东西苏联哪一样没搞过，无非是两个字概括，“下放”。苏联也搞过，不是也修了吗？五七干校搞不好，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劳动营，这些赫也很卖力，干部下放不但在工厂，而且在农村，也不行。中央干部，拖拉机站也下放，也不行。德尔拉斯有一个著名书籍《新阶级》，断言社会主义要产生一个官僚阶级，保持法权残余，就要产生大批走资派。不保存实行平均主义，战时共产主义，行不通*思想革命化吗？没有物质的思想革命化基础怎么有思想，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怎么能产生共产主义的思想。五七年右派直接指出了是制度问题，这是他们高明的地方，文化革命是阶级斗争，阶级在哪儿？难道在进行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走资派也成了好人，变成了审干运动，不解决体制问题，再上去一批还得下来。王效禹、刘格平等不又完了吗？干部拿得比工人多的工资就是剥削，不能这么说，实际就是这么回事。主席最近又像62年那样讲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话，要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灾害的考验，党内分裂的考验。”说明问题还没有解决，人大，北大搞特权阶层形成大事纪，主席说不能搞，搞不好就搞到自己头上来了。邓子恢五七年大*合作社，如今又成为中央委员。
六、当前农业怎么办？僵持下去两大*部矛盾尖锐，工农联盟破裂。现在城乡差距加大了，两种所有制不能长期并存下去。大寨基础好，有特殊性，到底按六十条办还是按大寨办，基层干部思想混乱，发展下去不可设想。江西是城里搬*的五七公社，看来三倍地加强行政领导是个办法，比如五七*年，还有要向农民让步，有迹象，如所有制不许变，最近有些县自留地开始还给个人，集体生产老减产，农民看不到比单干的好处，农民手里没有钱，买不起机器，怎么巩固这个集体所有制？
七、战争可以促进我们解决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战时共产主义***，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缓和一下国内矛盾，但战后仍是这些问题，关于战争的主动性，主要看是不是有利于我国*现在文学艺术不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但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社会大繁荣，你们不要给我们扣马尔萨斯、布哈林主义的帽子，我们无非是想把事情弄得好一些，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说到这儿吧，不能再往下说了，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都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繁荣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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