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9-4-1 作者：[待确定]
【卢叔宁 （1947-），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师大附中高中学生，参加过红卫兵，并为一份红卫兵小报的编辑。1969年卢到山西农村当知青近十年。文革后再回大学读书，先读数学系，后转为为中文系毕业。1986年到广东蛇口育才中学任教。卢叔宁的日记和书信都表达了这一代青年人在文革中的独立思考，从毛泽东的拥护者到反对派和异议者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血的没血的从宫廷内到全国各重要机关的大规模政变，是一次政权的彻底清洗和更换，是一场复杂交错的政治大运动。其所以复杂就因为不仅包括了野心家的祸心所至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活动，而且其中又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内。自然这些毛主席的正确的理论、指示起了影响，而且不能不说也时常阻碍扰乱其野心家的部署，使他不得不用更巧妙阴险的手段来进行他的工作，并且竭力使毛主席正确的指示成为空泛的口号、成为遮盖的招牌、成为掩饰其野心的红旗、成为其开道的借口、成为其欺骗人民的药方、成为解释其谬行的依据。由此又决定运动的复杂还在于在排斥打击干部的运动中不仅有派性即政治的牺牲品而且也有所谓的叛徒、走资派。而那后一小部分又正好遮盖并使人分不清前部的成为牺牲品，这样来混淆视听，分不清真假。运动的复杂还表现于，人们在初期几乎是完全以自觉的热情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谁在当时也没想到运动会为黑手所窃。而待到一部分人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来不及。不仅眼看着运动按照黑手的愿望行进，而且自己在自觉干革命时却不自觉地为黑手效力，而黑手又并不因此感激，且一旦当你违其意旨照样对你行以专政。更可悲的是，不仅这看清的一小部分人无奈，而且还有一大部分模糊的人仍在自觉的跟毛主席中不自觉地为野心家作着事情并受着支配。他们的清醒还要更晚，还要待到野心家集团不仅掌握全部国家机器而且开始着手改变政策以及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从根本上触动人民的利益时，这一大部分人才会清醒以至行动。当然，就是现在这大部分人也有稍清醒者，疑而不解者和麻木者之分。知识分子的敏感性在此时表现较明显，他们之中的坚强者将在不久起宣传人民作舆论以至更后的作组织领导的作用。现在他们则应当单独地或小部分地不动声色地进行一些预备工作，进行学习、调查和研究，为将来更复杂尖锐的斗争准备武器和力量。
运动的复杂还表现在上层的有意识的布置与中期尤其是后期群众运动有意无意的违抗，这违抗有些是不理解有些则反映了群众的不满，反映了上中层各派势力的斗争，反映了上中层干部中野心家（假毛派或所谓新毛派）革命派（真毛派或老毛派）与真正的反革命派的斗争。加上野心家为其目的不得不掀起来的派性狂祸的蔓延泛滥，使得运动更复杂和不好控制；运动的复杂还表现在未倒或新上台的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这些斗争矛盾有时是隐蔽的有时爆发为公开的斗争（如二月逆流）而且新上台的人亦不是完全的顺从，他们之中不少人亦在看清后或沉默观看以自保或进行悲壮的反抗，使得野心家不仅要顾那些可能成为其事业妨碍的一切对手还要不断清洗新提拔的干部，而这一清洗包括:不顺从者和替罪羊牺牲品。运动的复杂还在于野心家不可能一次地全部地扫清打倒自己的对敌，而是逐步地分批地肃清，且每一次战役又各不相同，甚至每每一个人的打倒也各不相同。有些借群众之手，有些使其自相残杀，有些则直接干预，有些公开打倒，有些秘密处置。这样变化多端的手法使人们不易认识不易看透，而一旦多次的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疑问（这疑问又经历很长阶段为野心家争得一段时间）和概念的时候，往往大局已定于事无济了。……复杂还表现于，他们直接地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打出一面旗子招牌，同时剽窃其内容断章取义，为自己的行动找理论根据，用以欺骗人民掩盖自己。并用军管的方法把一切重要部门操纵在他的手下。使中国实质上变成一个军人统治国，党领导军队只成为一纸空文一帖假药。
运动就这样真假、错综、纷乱、复杂地交错着，而只要一分析，这里面是有一条黑线黑手贯串操纵的。使车轮始终从左向右驶往泥潭，把中国人民引入深渊，而人们并不自觉，还以为在驶向共产主义驶向光明坦道，因为车的驾驶者和宣传员正是这样大喊大叫。喧嚣震聋着人耳、污尘遮蒙了双眼、经咒麻木了神经。以喜剧开始的悲剧——在中国在苏联看似敌对却一个从左崖一个从右崖，一个借斯大林之尸，一个靠毛主席之偶像同时叫骂着驶向同一个目标。历史就这样一胎同胞地生下了两个畸形儿，开了一个沉痛的玩笑。但请相信这是不会长久的，历史的航线还会分明，地球的大脑已在思索，天上的云月开始疑问，大地上的人们、车上的乘客在逐渐清醒，暗流已在地底下运行，火已在人心深处吐亮……斗争会爆发的！革命会前进的！亿万人用血和生命铸成的路所取得的胜利决不允许被篡夺！相信这一点、坚信这一点而且投身进去证实和争取这一点。
1969年4月1日
个人崇拜窒息人的思想，麻木人的灵魂，压制人民的创造性。
是一个吹捧肉麻的大会，一个虚伪的大会，……
鼓吹团结，要求同心协力是一语泄天机，不同心也要协力。
为什么是秘密的？一个外国代表也没有，就是国内代表亦如同囚于软牢。据说有五禁，不许写信、不得打电话、不得单人睡、不得外出等这实在是千古奇谈。就连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合法的党代会也比这自由，而为什么一个已取得政权并自称文革已获得伟大胜利的党要这么害怕呢？
会前3月份的碰头会上已经把一切都决定了，大会只不过是个虚伪的幌子一个形式上表决的机器而矣，集中有余，民主何在？
……，……
……，……
1969年4月6日
现象与本质：
从中央到基层的人，面和心不和，同床异梦，既想压别人以高升又怕被别人踩下去。
说是一个中心、实则各自为政，谁也不服从谁。只在表面上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实则无政府主义在每个人心中都滋长着，一方面是近乎专制的集中，一方面是极度的松懈涣散。
人们的精神面貌，可能是全化成了物质了吧，所以几乎没有了。可是物质又何在呢？
生产下降物质匮乏，也许是物质全化成了精神了吧，但精神又何在？
激情变成了麻木的冷静，敢想、敢说、敢做变成了小心，畏惧；高尚的理想变成了庸俗的追求，如饥似渴的求知代之以空泛的说教，现实的生活被口号所充斥，形式主义成了生活的主要外衣与必需品。
干部（没有野心的）再不愿干了，只企望成一个无罪的公民，而野心家们则跃跃欲试得以出头露角。老实人默默无语、狡猾者唾星横飞。
军政发生了矛盾，军队的威信在部分人中间也已动摇，铁板上已经有了裂纹。同样，工人阶级也不如官方所说的那样具有威力了。
1969年4月28日
现在的青年在想什么呢？他们的精神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目前他们所想的是比革命前（这里的革命专指“文革”而言，后文中亦如是）要复杂得多了，过去那种简单的一个念头一股朝气一个方向的现象，已经成为历史成为在苦闷中的回忆。许多问题充斥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问题杂乱无章模糊混沌，既寻不到根由也找不到答案，于是至多不过几个好友亲朋在暗地里牢骚诉怨。而那些受教育多一点的也不过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而已，答案与办法仍然是没有的。
每个稍有志气和头脑的人都在注视着自己的国家的命运，注视着我们国家的革命的新的变化和发展。革命是在前进的，而我们的敌人也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社会每前进一步，那阻碍社会前进的旧势力的代表也就变得更疯狂更狡猾更善于伪装，而人们在这剧变的伪装中也就难以一下子分辨其真假，革命变得从未有过的复杂。难道社会每前进一步总要以局部的后退和停顿为补充和代价的吗？历史的直线式前进是没有的而曲线（到此残无可寻）
1970年5月（约记）
当统治者在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中看到，视创造历史的人民于不顾并反过来欺压人民的结果只是加速着自己的灭亡这样一个历史教训后，便也不得不重视起人民的作用。但这与无产阶级的将人民看成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主人翁是不一样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因为他们诞生于人民中生活于人民中，所以他们最了解人民最尊重人民并且最清楚地知道：要使自己从被压迫被剥削中解放出来只有和人民一道奋斗才有可能，他们离开了人民就像神话中的参孙离开大地一样。所以他们能最广泛地依靠人民最彻底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像以往的统治者，只把人民当作自己的奴仆或工具。奴隶主如是，封建帝王如是，就是那冠着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又何偿不是先借人民（农民市民小资产者）之手推翻了贵族地主又反过来榨取他们的每一滴血汗呢？他们又何偿给了人民一点真正的平等博爱呢？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任何的剥削阶级就是靠人民的血汗滋养大的，但也正因此就必然由人民把他们打倒和推翻。剥夺者要被剥夺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无产阶级不需要压迫人民，因为他们也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且他们只有和人民一道才有力量，因此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才是不可抗拒的。我们的毛主席就是人民的最英明杰出的代表。他所制定的路线就是一条和人民骨肉相连的路线，所以无往而不胜，所以他得到人民空前的拥护和爱戴。他最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人民也就了解他和热爱他，这是必然的，谁想分隔想割断这种联系都将是有罪的。什么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相信人民尊重人民，一切于民有利的则行则坚持，反之则反对则抵制，这就是毛主席路线的实质。而这一路线的实行只有对彻底为了人民的党、集团、领导、个人才有可能，那些为了私利为了小集团为了个人野心的党派、集团、领袖、个人都是不可能实行的，起码是不可能真正彻底实行的。他们为了某种利益也许会大喊这一口号，但充其量不过喊喊而已。这于他们只是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们的目的不在人民，而寓隐在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祸心中。那么怎样来区别这真正的毛主席路线的执行者和拉大旗作虎皮的伪善者呢？这很简单那就是到人民中间去，听他们的议论、看他们的表情、闻他们的哀贬、察他们的喜怒。人民是最清醒的也是最聪明的，他们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遭斥的真言哪些是漂亮的欺骗。而且他们不仅知道，还会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这一分辨。所以我们要了解革命的进程变化，要了解上层建筑的曲折，了解人民的当政者的可靠与否，了解什么人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什么人是假马列真野心，就不仅要了解观察分析所要了解的对象，更要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请教，他们会告诉你一切，只要你自己是真诚的是他们中的一员。（未完待续）
1970年12月23日
中国人多爱不平，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但更重要的是，这不平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敏感。因为学了些知识较别人多懂得些东西，便凡事有了自己的判断和看法，这也就容易产生更大的不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皆为己利之得失才不满，有人自己本没有什么，可仍然也不满。这大抵是看到了人生的什么恶症或社会的什么邪恶，为社会而担忧为正义而义愤。那不满就较前者更深厉。前者一般表现为牢骚埋怨叹气哭泣，除以此获得一点同情和自慰外，并没有什么用处，有时反会引来更大的祸。这其（自此断缺）
中国人多具奴性。虽然解放以后，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等在被清扫着，但一切思想的残渣余孽不能像尸体被埋葬一样就此掩灭。它仍散发着腐臭仍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以新的形式新的面貌顽强表现着。
奴性并不仅限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奴才的卑贱。它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比如欺弱怕强，一边跪拜于强者一边抽刃向弱者。对位高者，低眉顺眼奉承有加，惟恐不尽其力不得其心。一旦稍获主欢便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若不得其欢反惹主怨，便痛哭流涕恨不能自搧己面，若仍不得宠则退而骂之，但也只敢退而骂之的。
还有一种人是对比自己强的对手、仇人，若挑斗不过就在暗中揭人短私，声言不屑与之斗以求自胜自慰。不知正反衬自己的懦弱。自我安慰、易于自足是奴性的又一种反映。是变相的精神胜利法。是失败了急寻退路的更低级的阿Q精神。自我安慰者一定是欲成某事而不遂，欲取某利而不得，但又不愿意或没有决心没有勇气没有胆量再行努力所找到的一块盾牌，并乐得在盾牌后面的逃脱，却又用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安慰来欺骗自己和别人。易于满足者则比前者还不如，自我安慰者是争而未果之退，自足者则是无所求无所争，实足的安分守己的顺民。而没有进取心的人，没有进取心的民族是最可悲的。还有一种非鞭驱才往前走的人，这种人像不成材的树，若不捆绑则必歪生斜长。打一打动一动，骂一骂笑一笑，离开了别人的管束看不到主子的凶脸，就像没有骨头掉了魂而胡作乱为起来。一旦让他们独立地干些于民有利的事就不行了。这种人的唯一优点是脸皮厚得很。
另外诸如：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忍辱负重、能屈能伸、明哲自保等等都是奴才们自造出来的，要不就是统治者惟恐奴才不易统治而故意编排出来训民愚众的。
奴性在目前总是和剥削阶级的其它腐朽思想，如惟利是图、争名夺利、奸猾欺诈、虚伪奉承等混淆在一起的。而现今又披上了“忠于”“信仰”“紧跟”诸如此类的红外衣，被装扮得像一个七红八绿的小丑，在舞台上毫不掩饰地跳着以博得观众的笑，并在这一笑中腐蚀着民性。而这正是非无产阶级统治者所需要的。
中国奴性之深，就正是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果，是近百年殖民统治的结果，是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欺骗的结果。生产力的极端落后，文化的贫乏，礼教的愚昧，统治者的残暴，怎么能不在我们国人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呢？近百年帝国主义横行无忌的掠夺和殖民文化的渗透，强使中国变成他们的乐园、他们的市场，强使中国人民变成他们的连狗都不如的顺民。现在帝国主义被赶走了，封建统治被推翻了，过去的奴隶变成了主人，中国人站起来了，带着创伤带着烙印。
我们的任务一面是重建山河一面要治愈创伤刷洗烙印。因为这是历来的统治者和侵略者留在我们身上的遗菌，弄得不好它们就会繁殖滋长以便复辟其失掉的庄园。
所以中国人奴性的多少增消，将是测试我们往何处去的晴雨表，是衡量统治者是无产阶级还是非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准绳之一。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要通过各种措施（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来刷洗旧中国的烙印，提高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劳动的自觉性，尤其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辨识能力。相反则是进一步愚化人民，使创伤复发烙印加深。使人民不敢言不敢怒不敢思不敢想，使人民不会思不会想。以达到如以往一切统治阶级一样的愚化人民从而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但是，历史能够倒退的吗？几千年的压迫者统治者尚且都被推翻了，难道被解放了的人民反而会被重新束缚吗？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而只是历史的曲折。
奴性的培植滋长在旧社会是由政治的直接压迫经济的残酷剥削和文化的直接欺骗所造成的，而这一形式下反更易产生反抗，因为只有反抗才得以生存。历史向前发展了，人民的敌人也就在历史的教训中变得更聪明起来。
在胜利了的国家所可能钻进我们心脏内的毒蛇，他们是靠被其誉为“良药妙丹”的毒汁来使国家变色的。主要方法是精神的训化、思想的愚昧。而又不通过直接的露骨的方式却通过间接的缓慢的温和的方式来进行。其一是借人民的手愚弄自己，让他们相互猜忌、揭发、斗争。这一点之所以可以奏效，一靠毛的威望和人民对毛的信任热爱，二靠自己标榜的为革命为人民，三靠国民性中残存的奴性，四靠其狡诈无比的伎俩，四者缺一不可。
但这些总有一天会反转过来成为置其于死地的武器。
1970年12月28日
王某曰：某某可真是天才。范某答曰：中央里的人，不是天才就是狗才。
一才有孩子的母亲指着自己的孩子说：“这孩子准聪明，我看中国又要出天才了。”旁一人答曰：“够了，还是饶了我们百姓吧！”
近年抓“5·16”分子之风又大起。其势之汹其面之广其惩之厉，又甚于以往数倍。使人惶然不知所终，在下窃思：“5·16”分子已揭揪了数次，何以现在又掀此风呢？且闻上扬言要“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彻底认真地抓”，不仅填了表的算，就是没有填表，未参加其组织但只要有行动言论的具可疑之批之斗之。使得多少人心神不宁，惶惑不解，然而也只得依命而行，未获其疑者侥幸，曾有不慎者患蹇。然而无论这次被触或未触者，都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更多的疑问：何以一次次一回回地整斗、清理、批揭呢？何日方得终止，何时方使安宁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清醒者是不会为此又添烦恼的，因为这是运动发展的必然，是运动的延续和深入。而且可以断言，类似的事情还会借“阶级斗争”之名借“新动向”之名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反复地以各种形式进行。人们应当有这个准备。不仅要防其讨旧帐寻替尸，更要防其惩新乱治民心。为什么这次的又抓“5·16”是不值一怪呢？只要细析一下运动的整个过程就可以明白，这不过是在运动后期（或称他的得胜期平稳期更合适一些）对造反者所念的紧箍咒的继续而已，是训化人民奴化人民使其不敢言不敢怒不敢反不敢动的继续而矣。难道事情还不明白吗？借文化革命所进行的霸业已初步形成了，敌手（刘邓）被打倒，异己被排除。无论是党、政、军还是地方的基层组织都已清洗数遍，异己者不服者反抗者一一清扫。亲信、知己、同党、奴才各个跃升。这些的完成一托主席之光以正名，二靠“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而言顺，三靠其经天纬地、善谋善断、善用善废、善捧善吹、善欺善骗……的阴阳“天才”策略而事成。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而中国悲剧之所在，恰在三者齐备。就是其所讲，毛因其开国的丰功伟绩而为人民所拥护爱戴，又因国民之奴性未泯给野心家造成制造个人崇拜的土壤环境，造成上依天子下愚百姓的可能。就其个人因素讲，目前尚不能确断。其二，由于苏联及东欧的修正主义，使中国人民培养了对修正主义的愤恨。对本国可能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当然更深而恨之。这样，当他利用党内的矛盾利用党内可能出现的坏分子，再借主席的威望，将其阴谋冠之以“防修”“反修”，人民自然群起而跟之。他则借此大火不仅烧毁了新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且引而烧毁其面前的障碍。使得本该在党的后院里烧除污垢之火，反将党的整个大庭烧得梁倒领颓，漆黑一片，不忍目睹。他却趁火打劫，在灰火中树其私党窃其要权。他就是这样强奸了民意，利用人民的造反之火。初始，人们并不自觉，中期有所觉而已不可敛，如飞速之车欲刹而不可立顿一样。后期醒悟时，大庭已毁过半矣。至于其三，已不足论。其人之阴险毒辣、手腕之高、心术之不正，我想不仅当世无人可及，就是历史上也罕与匹比者。这一点，以后的历史发展还会更显明地披露给人民，可刮目而待。
以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呢？又怎样来解释近年的斗争呢？
他自登武殿起，就开始打基础。因时机尚未到，故谨慎用事。对主席及其思想的宣传不出其度，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更为他的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自运动开始，便以吹捧为开山斧，将主席抬到不必要的高度。其目的不是为捧毛，反是为抬己。一可以在中央内部抑住各口，稳定自己的位次，即“借虎稳威”。二可骗得民心。因为，他虽位居第二，但到底也只是第二，大部分人尤其是劳动者，并不晓其姓氏更况功绩。而借毛之名可暂得民心。后来对毛的颂扬愈盛，以至到不顾脸面、不择手段和肉麻的程度。以他对军内的一次讲话为巅峰。到此时为止，已不仅止为狐假虎威，更主要是从极左方面激化人民麻醉人民。使造反者昏昏然熏熏然，执着他这把火去冲烧一切，用他的这把超高温的“革命”温度计去量度一切，当然无往而不被烧伤毁灭。
自此后，他便开始有所收敛。因为一，激起的民众自会走得更远，他掀起的崇拜风自会有人给其添柴。二如再不收敛，反会影响自己，露了马脚。让“小鬼们”去烧吧，我观火足矣。
以上是其借主席之光所行的分析。现在，他已开始用扬其原来所抑，言其原来所默的一面来进一步堵他人之口，惑众人之心。近来的大宣特讲主席的哲学思想，便是其所行的新阶段。其实，聪明些的人如若反问：在唯心大盛，形而上学大倡的运动中，为何不提辩证法呢？为何不讲唯物论呢？他当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了。当然近时的提倡学唯物辩证法，还不全在此。试析其因，（一）党内的呼声，主席的敦促。（二）由于新升的官员只学会和沿袭运动中的唯心的机械的甚至强迫的方法、手段，使得人心各异、团结不一、生产下降……。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拿起来弃置的武器，来为今天的自己服务。这便产生了二中的学哲学的号召，出现了目今的学哲学的高潮。但是所学所用其实只限于生产，限于肤皮，又何敢让人民深而思之，细而析之呢？又何敢让人民用辩证法用唯物论来批判、分析整个运动和现今存在的一切矛盾，尤其是政权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呢？批判的武器为什么不可以用来进行武器的批判呢？因为这样就会导致批判之批判，否定之否定。自然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待续）
1970年12月31日
上文讲到，其自登武殿至今的思想、目的、手段和发展阶段。这可以预料，在（毛）百年之后，当文化革命所进行的一切，重新翻转过来，受到更加痛苦的复杂的评价、审判的时候，（毛）及其思想也必将受到重新的估价和评判。而这一估价再不会像现今的那样令人愉快了。那时候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及其思想的人所真正痛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纷乱的叫嚣中，历史地、辩证地、唯物地分析毛主席的功过及其思想的时候，才是真正需要出来捍卫作为一个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时候。
事物的本质不仅表现在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上，而且表现于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只从单个事物中是抓不住事物的根本的。一个总的事物的本质总是寓于各个事物之中，而通过其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当我们说，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时，正是从它们在本质上有共同之处来讲的。任何有联系的事物，我们总可以从本质上找到其共同之处。同样，事物之间所以有联系，正是以其本质上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探求事物的核心的时候，光从事物本身找是不够的，光从单个或几个事物的内部矛盾中寻找也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寻找的本质是不完全的，甚至会把你引入迷途。而应当不仅从各个事物中且从各个事物的联系中寻求才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所在。从逻辑上讲，这从各个事物中寻求联系的方法便是分析，而从事物的联系中寻找本质的方法便是综合。综合是从分析中来的，综合是分析的提炼、结晶、概括。好像女人梳辫子，一方面她要先把头发一根根理好（分析好）但目的是为了把它们编在一起（综合在一起）。如果只是理而不合，那么除了自认是摩登外，只会给人以披头散发的坏印象。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实际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如果事物的发生、出现是单个的、孤立的、突发的，它与其它事物很少联系，或者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称这个事物是偶然的。如果事物不是单个的而是为数众多的、普遍的、经常的发生、出现，具其相互间有一根线贯穿，人们可以通过分析洞察其联系，并能预言事物的进一步的产生、发展。那么，我们说这些事物是必然的。
一般来说，偶然是不容易认识的。有时容易把偶然的事情看成必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而对必然的认识则一定要依求对许多事物的了解和分析，并对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才可以达到。如果将必然当成偶然来看待、认识，那么我们就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就可能错误认识事物，从而使自己走向歧途。当然，偶然与必然亦不是孤立的、绝对的。就好像个别与全体、现象与本质并不是孤立的、绝对的一样。个别是全体的一部分，全体是众多个别的集合。现象里面寓有本质的分子，而本质则是现象的抽象。它们是互为依存的。离开一方研究另一方都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偶然与必然的关系亦如是。偶然里面含有必然的因素，而必然则也可看成是一个个偶数的综合。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尤其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到处见到看来是偶然的事情，而且这样的偶然（与应有的必然所矛盾的，和人们的预想所矛盾的）经常出现，那么，偶然就一定不是偶然而是必然。是一个必然通过众多的偶然达到另一个在本质上业已不同的必然了。
1971年5月11日
看来，形势的发展比预料要快得多。“九大”以后，只是林方的基本胜利，只是权力的暂时平衡。绝对的斗争依然存在，两年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事实比预料还要来得快、来得激烈、来得阔大。以至使不少庸人为之震惊，这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看清这一斗争的规律，没有看透这场斗争的实质和今后的发展。故此，总是在突变面前感到惊讶、不解和不知所措。这些人看问题、看事情只是从表面，从单个事物中看。不是从实质上从事物的联系中分析问题。他们不愿动脑筋，尤其不愿动脑筋去想那“危险”的可能和结论。只是一味地用官方的报纸上的解释来释慰自己。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物面前，他们往往难以自解，更难以通人。只是用口号用帽子或用天真的设想来搪塞。但事实却会一次次击倒它，一次次无情地将其“好意”的辩解化为可笑的嘲讽，一次次将其简单天真的大脑搅乱得一团糟，一次次将其点下的句号变为问号和惊叹号。
以捍卫毛及其思想的斗争，其实质不过是从根本上污辱、亵渎、败坏它，以建立自己个人的另一个独裁统治。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性质以适应目前世界的形势与发展。他采取了刚故的赫鲁晓夫所类同而又有差异的办法。其差异不过显示出他的更
当然，这混乱从表面看似乎是平静的，上层也会竭力掩饰这一点。但总有一天会彻底暴露出来。
1971年10月1日
来源：卢叔宁《劫灰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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