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74-0-0 作者：陈尔晋（陈泱潮）
陈尔晋（陈泱潮）【陈尔晋，又名陈泱潮。1945年9月15日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1969－1971年，毕业于云南省曲靖师范中学教师文科培训班。之后到矿山职工子弟学校任教，又转工厂做工会宣传工作。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严酷禁锢思想动辄处死“思想犯”罗织文字狱的非常时期，敢于进行最自由的思想，写成《特权论》一书四篇十四章。1977—1978年，以“殉道者”之名．将《论》文删节本如前异地投寄中共中央两报一刊胡乔木等。 1978年4月30日被中共公安机关查获抓捕审查。1979年3月7日获释，结论待作，立即前往北京。6月，通过“四五论坛”特刊，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公开发表《特权论》删节重印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1981年，作者第二次入狱被重判10年。出狱后流亡海外、现居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目录
一、 新型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剥削制度
二、 修正主义制度的特征
1、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
2、 集体垄断共同占有
3、 特权资本化
4、 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结合
5、 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
6、 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社会法西斯主义
7、 面临严厉的挑战
8、 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三、 修正主义的现实含义
四、 修正主义的危险性
一、 反修防修的伟大意义
二、 反修防修的理论任务
三、 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
一、从何处才能找到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
二、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
三、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一、 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过程
二、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
三、 此种生产的优越性
四、 这时的公有制本身含有国家资本主义属性
五、 二重性的垄断政权垄断着整个社会生产
六、 权利分工起关键作用
一、 领导权固定化垄断的起源
二、 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
三、 落入了特效腐蚀剂中
四、 任命制
五、 等级制
六、 国家机关自治化
七、 神话党
八、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
一、 共产党的变化
1、 吸毒者
2、 敲门砖
3、 癌细胞
二、 劳动者的变化
1、 要当家作主
2、 矛盾混合物
3、 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
三、 阶级关系的变化
1、 境异时迁
2、 阶级关系变化的根子
3、 关于阶级的定义
4、 新的阶级关系
Ⅰ、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
Ⅱ、官僚主义者阶级
Ⅲ、主管阶级
Ⅳ、小资产阶级
Ⅴ、半无产阶级
Ⅵ、无产阶级
Ⅶ、“黑人”无产者
Ⅷ、新形势下的敌我友及其前途
一、 基本矛盾的不相容性
二、 改良主义行不通
1、 行不通的原因
2、 改良主义者
3、 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
三、 修正主义侥幸的机会和渺茫的前途
1、 修正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2、 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
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
Ⅱ、十亿人口强制性生产和主动性消费
Ⅲ、僵化的国内政治箍紧必炸
Ⅳ、面临地方造反的现实威胁
Ⅴ、在国际交往中承受着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
Ⅵ、人民决不会容忍下去
Ⅶ、回光返照不久长
四、 生死关头两条路线的殊死搏斗
1、 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
2、 围绕着解放劳动力还是奴役劳动力而展开的两条路线的斗 争
3、 不利于革命的斗争形式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阶段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
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
五、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
1、 一般准备
2、 主动因素
3、 所有现存社会制度都在钻牛角尖
4、 被动因素
5、 必然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
一、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二、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
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三个来源
1、 从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消除弊端 的手段
2、 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3、 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
1、 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
2、 考茨基之流破产的根本原因
3、 共产主义者的责任
4、 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5、 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军事更重要
6、 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形式
7、 新的斗争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一、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国家的最高领导
1、 党的信任危机
2、 党的领导不可不要
3、 最根本的不是组织的领导
4、 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二、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
1、 两党制
2、 两党制的好处
3、 两党制的历史渊源
4、 两党制的理论根据
5、 两党制的现实苗头
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权力基础
四、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上层权力机构
1、 立法 人民代表会议制
2、 行政 总统制
3、 司法 马克思主义法制
五、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基层权力机构
1、 工厂
2、 农村
3、 军队
六、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力
七、 新的伟大的社会需要定能得到满足
一、 修正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二、 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1、 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源、目的和时间
2、 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
Ⅰ、马克思下的定义
Ⅱ、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把现代社会理想化
Ⅲ 、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法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和灵魂
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新的更高的生产方式
Ⅴ、暴力的作用——助产婆和辅助工具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阶段
1、 巴黎公社的教训
2、 无产阶级专政的初级阶段的形式
Ⅰ、暴力居于首位
Ⅱ、一党垄断权力
Ⅲ、集权专制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阶段
1、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阶段
2、 无产阶级专政高级阶段的特点
Ⅰ、法制
Ⅱ、民主
Ⅲ、分权专政
Ⅳ、人权保障
3、 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狂吠
Ⅰ、为何狂吠
Ⅱ、驳所谓“反党”
Ⅲ、驳所谓“篡改党的基本路线”
Ⅳ、驳斥所谓"都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Ⅴ、历史车轮不可阻挡
六、危险的关头和极好的时机
一、 革命和反革命的新分界
二、 对现任领导干部的政策
三、 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策
四、 从拿破仑的失败和华盛顿的成功说起
五、 重上井岗山，揽月捉鳖世上无难事
1、 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必要性
２、无产阶级第二次武装夺权的方式
Ｉ、宫廷政变式
ＩＩ、地方军区起义，重上井岗山，再建延安式
３、 第二次武装夺权必胜
４、只要可能，就应该从事不朽的事业
一、总纲
二、任务
三、途径
四、组织
第四篇 合理性
第一篇 历史性
今天己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历史上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只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件下，己经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剥削制度更为黑暗、更为狡诈、更为贪婪、更为毒辣和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当今苏联及其它修正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社会制度──修正主义制度。
1. 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
这种新型的剥削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演变出来的。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2. 集体垄断共同占有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
3. 特权资本化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产阶级合股投资，然后按资本的大小分取利润，是将生产资料资本化来进行剥削。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是合伙执政，然后按权力大小分吸人民血汗，是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特权化，又将特权资本化来进行剥削。
4. 糖衣砒霜和带血屠刀相结合
这种使资本家望尘莫及的资本积累制度具体的剥削手法，主要是使用欺骗和强制并用的手法。一方面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敲打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锣鼓点，鼓吹着"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的破喇叭，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和手段，进行无孔不入的欺骗宣传，利用物质刺激奖金一类推行血汗工资制度，诱骗劳动。另一方面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政策，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视线，加剧战争准备，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不断提高定额，提高生产指针、追索上缴利润等强制性的手法来奴役劳动，敲骨吸髓般地榨取剩余价值。
5. 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
这种修正主义制度，是使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处于经常性的紧张状态。劳动人民时刻提心吊胆，防被吃、被欺、被整。可是他们总免不了被吃、被欺、被整。因为他们不仅是丧失了一切防卫手段，而且是丧失了一切。修正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劳动者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而只能奴隶般附首听命服从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支配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可以自由出卖。而在这种制度下，劳动力却沦为了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必须一切听从当权人物即所谓"组织"的摆布。苏修叛徒集团，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丰富的物质基础"等等幌子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前所未有的压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对整个劳动人民实行着极端残忍的毁灭人性的专政、镇压。劳动产品不是劳动者所有，而是为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撄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对劳动者的残害尤其表现在精神上、思想上和人的基本权利上。奴隶主用奴隶的人身来殉葬，以显示其永恒的统治；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则以劳动者的人的尊严、自由、主权和创造精神来殉葬，用以显示其绝对的占有。尤其难以令人容忍的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却还要强迫劳动人民"承认自己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事实，而且要把这说成是上天的恩典！"（《马恩选集》第一卷4页）为了取得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最大限度的利益，劳动者被迫一方面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一方面又使自己物化为生产资料，处于毫无人权，毫无保障的水深火热的困苦境地，劳动者不仅是被重新剥夺，而且是被彻底剥夺。
6. 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社会法西斯主义
修正主义的政治，乃是人数极少的一小撮党阀兼军阀、财阀、派阀的寡头政治、宗派政治、行邦政治、法西斯政治、骗子政治，根本新没有真理、光明、美好可言。与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方法相一致，这种政治只崇拜进行极端无耻的欺骗宣传的破喇叭筒和标志着法西斯专政的带血的屠刀。这种政治用神化党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行恐布政策来压制批评，镇压革命；用昨天的阶级斗争来掩盖今天的阶级斗争；用批判别人的卑鄙来掩盖自己的更卑鄙；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词藻来掩盖修正主义的丑恶本质……因而这种政治是标准的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资本主义制度是用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马恩选集》第一卷253页）而修正主义制度则反之，是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灵光的掩饰之下的、冠冕堂皇的、因而更百倍无耻的剥削来代替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愈是大张旗鼓地将特权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新的阶级奴役和阶级剥削宣布为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新愈是更加令人感到可鄙、可恨、可恶！可见修正主义“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 （《马恩选集》第一卷4页）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使修正主义社会一切都染上了虚伪透顶的"灵光"。到处都散发着特权屠刀的血腥气。杀人和说假话，是修正主义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的本色，其实质就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7. 面临严厉的挑战：周期性政治危机
这种极端反动和荒谬的政治，不管它披上了怎样华丽的服装和涂上了多么鲜艳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它内心的肮脏和黑暗。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内部行邦之间争权夺利的相互倾轧和殊死格斗，是不会停止的。况且，修正主义的统治又正是座落在人民革命的火山口上。地下的溶岩，整个社会不可调合、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正在聚集着力量，并终将聚集起力量冲天而起！正如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它本身不可解决的，它本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因而要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那样，修正主义制度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它自身无法解决的，它自身内在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严厉挑战。在总危机爆发、总解决关头到来之前，这种挑战反映在大约每十年一次较大的周期性政治危机上，尤其会强烈地集中反映在围绕着最高统治者继承权和权力再分配上而展开的血腥而丑恶的争夺及由此争夺而引起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上。
8. 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
以上是修正主义制度在内政方面的特征。在对外关系或国际关系上，修正主义制度是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是社会帝国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相对而言也可叫特权帝国主义）。垄断，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的经济特征和本质，是修正主义制度天然具有的。不过，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是来源于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引起垄断，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则是通过政权的力量直接达到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资本帝国主义的垄断，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上，而修正主义制度即社会帝国主义，则是建立在另外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否定一切民主这一特征，在修正主义制度下方才得到了最完备的体现。对内，“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更加百倍的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列宁选集》第二卷748页）对外，对世界资源、市场、殖民地的掠夺、瓜分、扩张、渗透、抢占、侵略等等这些资本帝国主义具有的特点，社会帝国主义也都无不具有，无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帝国主义在进行任何损人利己的卑鄙勾当的时候，都是打着“社会主义"呀，“国际主义"呀，“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经济互助"呀，“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呀，等等旗号的。由此可见，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完全与其对内的政策相一致；欺骗和实力并用。这种特殊类型的帝国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有别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地方如下：
a. 社会帝国主义建立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基础上。
b. 社会帝国主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c. 因而社会帝国主义比资本帝国主义具有更高垄断性、更强的竞争力量、更贪婪的欲望、更大的欺骗性和更大的危险性。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特征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己经不止是原来意义上的修正主义了。
在无产阶级未取得国家政权前，在私有制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通过什幺道路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是对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否定暴力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嘀咕"最终目的算不得什幺，运动就是一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那些与无产阶级并立的广泛的小资产阶层或领取资产阶级残汤剩饭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工人贵族；其性质不过是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和资产阶级策略上曲折变化的后果，不过是一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潮。
但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在公有制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歧，则主要集中在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才能固国家政权，究竟还要不要坚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样的问题上。在这个时候，修正主义这一概念的主要标志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这一根本立场的背叛。其内容包括，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用昨天资产阶级的剥削来掩盖今天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压榨；在“坚持暴力革命"的口号下，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专政无产阶级，对整个劳动人民进行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是用嘴嘀咕，而是用执掌着印把子的枪杆子叫喊"最终目的是达不到的，官僚们的利益就是一切"等等；其阶级基础，主要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当权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其性质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自身利益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直接产物，是在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演变出来的一种扼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政体，一种吃人不吐骨头的新型的剥削制度。
因此，反苏防苏决不等于就是反修防修，事实是恰恰可以在偷运民族主义的货色中大干修正主义的勾当；只有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整个修正主义制度，并为铲除产生这个修正主义社会制度的根源而斗争，才能算做反修防修。
修正主义制度的出现，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的极严重的危机，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的解体，造成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各种动摇。修正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反动，它使社会主义重新落入了空想之中。
反修防修乃是在这样严重的历关头提出来的严重的历史任务。如果说：历史注定“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主席语录》第22页）那末，修正主义制度妄图取社会主义制度而代之，就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坚决粉碎这股反动的逆流，坚决捍卫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基础和共产主义方向，把被弄颠倒了的无产阶级专政再颠倒过来，避免人类落入修正主义制度奴役的黑暗深渊，是反修防修的伟大的历史意义所在。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夺取反修防修的全面胜利而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坚持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己经成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劳动大军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的指南。" （《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25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复述，而在于运用。
同时，一切社会科学上的捍卫都是通过发展完成的，并且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捍卫。尤其当历史的演进己经经历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环节之后，更是如此。
但发展却往往好象是回复到从前的起跑线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复亡的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行动的条件、性质之后，第一次空想社会主义才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今天，为使第二次空想社会主义重新上升到科学的殿堂，反修防修的理论必须完成下述两个任务：
1. 揭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的实质（即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特定内涵），只有查清病根所在，才谈得上对症下药。
2. 指明促使反修防修获得胜利的条件、方式和途径。
这是新变化、新时代、新任务、新实践对理论工作所提出来的要求，历史己为满足这样的要求提供了客观条件。
“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32页）这是千真万碓的真理。我们必须重视对反修防修理论问题的研究和传播。“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列宁全集》第五卷第337页）。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探索，才从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真理。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在幅员广大、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特定环境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选甲种本337页》的真理，己经在中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惨痛的历史事实，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鉴戒。对外，主要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威胁；对内，主要面对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危险，更是促使中国人民十分痛切地感触到修正主义的反动和危害……历史就这样把反修防修的重任交给了中国人民。毛主席亲自主持和领导的对苏大论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反对修正主义制度、防止修正主义奴役人类的历史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不能让红旗落地的呼声和实践，贯穿整个运动过程斗、批、改的反反复复；伴随着整个运动深入程度的惊心动魄的殊死的政治大搏斗，一直震动着中国人民的身心。毛主席亲自敲响了“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警钟，更是使千百万革命者从朦胧中警觉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发动、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积累了自身反修防修的政治经验和教训，培养了一批志在反修防修的理论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打碎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枷锁，使中国人民从对神化的迷信中，返回到对现实的感受上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打破了坚冰，标明了航向，从而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当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尖端。如果说，五四运动曾经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的话，那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拉开了世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必将大大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在"预期看，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黑格尔《历史哲学》161页）现在看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处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肩负反修防修这样伟大的历史任务，只要有一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中国是一定能够对人类作出很大的贡献来的。
第二篇 必然性
无疑，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是，仅仅停留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去探寻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唯物史观的彻底运用。我们不但要看到阶级斗争的现象和后果，而且应当看清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这个时代只产生这样的阶级，不产生那样的阶级，等等。恩格斯指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的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马思选集》第三卷307页）。
显然，修正主义制度之所以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这里，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不过是象征性的说法。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诚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在公有制确立以前，资本主义生产和复辟的危险性确实存在过。但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进步，都使以私人的占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难以简单重复了。修正主义的压榨方式，己远非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所能比拟。因此，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虽然这些影响、包围和压力不无作用。使修正主义制度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乃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
那么，这种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其性质是什么呢？能不能说它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呢？我们在不久即将展开的分析考察，在这里先姑且不谈。"社会主义"的苏联变修的事实，中国存在着变修的现实危险，都说明了：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过是具有两重性的过渡的社会。它在表现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同时，还更表现了向修正主义的过渡。这样的社会是不能就算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按习惯把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就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话，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叫做处于岔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此之时，整个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矛盾，及由此矛盾代来的骚乱、动荡、傍偟，与其说是在感受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产前的阵痛，毋宁说是在承受着社会主义社会分娩过程中的痛苦。为使社会主义不至夭折变成修正主义怪物，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兼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关键性的一步迈出来的，是直接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保护民族资产阶级，把土地分到个体农民手中，这些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毕竟是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点，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生产出现了五种经济形态。在这个时候，竟管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生产，尤其是具有一定资本的私营工商业，和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市场，对国营经济客观上仍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同时，资本主义的泛滥，使衰弱的小生产者、个体农民频临破产，加速了贫富悬殊，尤其是农村阶级的新分化。这一切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使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接受、乐于接受的现实要求，社会主义革命己经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问题，及时地提上了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家政权强大的暴力、强大的舆论力量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为依托，通过集体化的道路，通过先公私合营，最后完全纳入国营的道路，将社会生产资料基本纳入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中国在一九五六年即解放后的第八个年头，就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有别于自由竞争引起集中，集中引起垄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这个改造过程的特点是：在通过国家政权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同时，把整个社会的生产都组织起来，集中起来，垄断起来了。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使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生产归于消灭，而是将这种生产通过国家政权，通过公有制，进一步高度集中和垄断起来，达到高度组织化的程度，将政治领导权和经济支配权统一起来，从而形成更强大的生产力。本着这样的出发点，公有制改造完成后的社会生产、工业按生产系统、产品分类集中统一起来，形成了国家垄断，这是不用多说的了。就是农业，也从合作化发展到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国家垄断的金融信贷网和商业购销机构遍布全国城乡，控制了整个经济的流通和交换命脉，不仅如此，即不仅仅只是实行了有组织的生产，而且还实行了有组织的生活和有组织的思想。党的组织以及在党领导下的各种政工、群众组织，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街道居民委员会、统一战线、各种学习小组……等等组织，以及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度和户籍制度，渗透到了每一个有人的地方，渗透到了每一个生产岗位，渗透到了每一个社会角落。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
这种政经一体化，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能够极有效率地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组织整个社会财富，发掘整个社会生产资料，使之投入有计划按比例的生产。最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主义的机体。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遵照客观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及时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用以满足发生变革以后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必须进行革命的必然要求，那么，这种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性和个人尊严，取缔官僚特权，限制并逐步消除旧的法权关系，从而最终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这种社会生产将因使每个劳动者获得了解放，从而也使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因而一定能够取得以往任何生产形式都不可能比拟的高速度发展。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虽然否定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方式，但仍然服从私人占有管理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需要资本家行使集中管理的职能，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社会生产更是需要组织者行使高度集权的管理职能。而这种管理职能如同资本主义的管理职能一样："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67页）公有制生产管理者如同资本主义管理者一样，既不是劳动者推选代表来管理，更不是由劳动者直接管理，而是由人民所不能控制的权力机关指定的管理人员专职管理。因此，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仍然存在。这种管理的二重性表现在"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68页）公有制社会生产创造的财富存在着一个归属问题，即所有权是不是真正地掌握在劳动人民、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县官不如现管"，而新生的官僚特权则力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力图一天天膨胀在生产、交换，尤其是在分配中占据支配的地位。大量的私有制残余和小生产的残余在新的劳动分工中找到了新的庇护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不但没有可能取消，反而因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发达繁荣起来。粮票、布票、其它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票证充斥于市就是一例。在这种情况下，黑市成灾，资本义商业投机获得了可靠的保障。计划经济的管理极不完善，往往需要以协作的名义进行自由调节，以至依然存在着标准的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交易市场。更不用说农产品的自由市场了。正如列宁指出的："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不兼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中，凝固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石。
资本主义生产依靠市场情况来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则依靠政权（实质就是党权）来掌握。在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里，生产什么──由政权的计划来规定；怎样生产──在政权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怎样交换──在政权的指挥下统一调拨，一句话，垄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但是，如同公有制本身就有两重性──社会主义机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结石──一样，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生产也有两重性。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也就是说，垄断权力就能垄断一切，造成了生产对权力的极大的依附关系，造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过敏性反应。以至只要政治路线稍有波动，就能够使整个社会生产受到震动。生产的方向、性质，生产的效率等，都会因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改变而改变。而政权的性质，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在存在着阶级、产生着阶级的社会里，是时刻存在着两重性的。这种两重性，不是体现在同质的政治权力的交接、领导人物的必然更选上，而是体现在政治权力性质的能够异化上。毛主席一再敲响警钟，要人们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67年13期《红旗杂志》）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两重性。
这一切都反复说明了，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生产里，占统治地位的支配力量，乃是政权的力量。常识告诉人们，权力不仅需要一定的机构来体现，而且必定要由一定的人来执行和掌握。权力性质愈是取决于思想政治路线，参与制定路线，执行路线的人的因素，也就愈加显得重要。因此，谁掌权，怎样由谁来掌权，谁怎样子掌权，决定性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的方向、性质和效率，权力分工成了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过程的关键所在。"路线是根本、领导关键"完全具有丰富内容的深刻的经验之谈。立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一定将使整个生产充满革命的活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高速度奔向共产主义，立于修正主义的反革命路线立场的权力分工，也必将使整个生产充满反革命的恐怖和日益深重的惰力，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落入修正主义的火坑。分工的正确与否，不但取决于分工的路线立场正确与否，而且取决于分工的方法途径是否正确。是依靠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大众自己选择领导，还是将领导强加给他们？这就是在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分工上的核心问题。
"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马克思选集》第一卷285页）──这就是共产党人要把传统的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的战斗宣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仍然只有共产党才能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当时执政的，也毫无疑问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共产党之所以能执政，是由于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种历史必然性。共产党正是顺应了、掌握了这个必然性，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唤起了人民群众的觉醒，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因而赢得了人民信任、爱戴和拥护，团结和动员了人民的力量，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政权。共产党掌握政权，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的事情，而是改变社会性质，改变社会制度，改变历史发展方向的伟大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不仅面对着旧的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面对着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及整个社会习惯势力的抵抗。尤其是当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的趋势还未达到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只在世界局部地区发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能不依靠暴力夺取政权，共产党发动人民大众，以革命暴力粉碎了反动暴力，推翻了剥削者，剥夺了剥夺者，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证明，在那个时候，共产党要取得政权，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同样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也初步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进行土改以后，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公有制。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把对经济基础的公有制改造，称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共产党动员人民、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完成了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任务。共产党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也就全面完成了从组织上对国家各级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无可非议的进步行动。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共产党从组织上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要想取得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改造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一方面，新社会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面对国际资本的包围，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侵略和颠覆的危险，面对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的垂死挣扎和疯狂反抗，尤其是面对着一个十分向往资本主义、本能趋向于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执政的共产党不能［页４５］不依靠专政的铁腕，以暴力为依托，实行所谓“独裁”。另一方面，刚执政的共产党正处于极富青春活力，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刚开拓了掌握政权、实现理想的光明前景，还未受到权力地位的致命腐蚀和分化。在这个时候，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才刚刚开始或基本完成，公有制的基础还不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企图正每时每刻、通过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的小生产势力变为现实。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能够通过十分之九的居民享有民主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共产党及其所掌握的政权来体现。同时，处于资本高度集中、竞争空前激烈的国际经济结构中，要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挑战，要对付国际资本的包围，社会主义的原则、国家的处境，都［页４６］要求必须以进步的集中反对反动的集中，以革命的垄断反对反革命的垄断。由于这一切原因，共产党完成了对权力的固定化垄断，并通过这一点，垄断了整个社会生产的管理权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这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完全适合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的。这种固定化垄断本身，是对经济基础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保证，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它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这就是我国在公有制改造前后，生产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时候，尽管固定化垄断政权的共产党人毕竟不是少数人，但是他们完全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愿望，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的的［４７］确确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他们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真心实意的爱戴、支持和拥护。因此，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状况，在这个时候［以上五字下面有着重号］，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需要，虽以暴力为依托，但不算强制性迫使社会接受的东西，是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而不是生产力的桎梏。
但是，这种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其实从一开始就落入了一种特效腐蚀剂中。
权力本来就对当权者具有极大的腐蚀性。就权力的起源来讲，如上兹述，是社会劳动过程的一种需要，不过是执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但是，当权力在行使这种职能的时候［页４８］，也就具有了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可能。权力除了必然赋予当权者以特殊利益以外，还同时赋予了当权者谋取这种特殊利益的极为方便的条件。恩格斯说得好“社会生产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有着权力“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马恩书简》单行本，第６８页）这种所谓独立性，就是当权者在行使管理职权中，有着摆脱广大生产者监督而享有特权的现实性。只要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花费很多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就“必须有一个脱离实际［页４９］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马恩选集》第三卷２２１页）“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剥削。”（《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２１页）－－这就是迄今为止一切权力机关所共有的属性。使权力成为必要的那些缺点，同时也就是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的那些缺点。权力的需要产生了权力的危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会变成压迫和剥削社会公共成员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特权。权力一般有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
显然，在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不仅没有消除权力一般向特权膨胀的必然趋势，反而是增大了这一趋势。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赋予了当权者以特殊的地位，使当权者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当权者更为特殊的特殊利益。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则更使这种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得到了加强，从而变得更加特殊。而这些就正是推动一般权力向特权膨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公有制社会劳动过程所必要的集权职能，之所以向能够大量占有无偿劳动、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权转化，就实质来讲，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的特点（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决定的；而就形式来说，则是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化来完成的
这种实质和形式的一致，实在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其结果，就是造成了权力的巨大的、特殊的腐蚀性。这是以往一切权力的腐蚀性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以往的权力其腐蚀性就是酸性剂的话，那么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权力，其腐蚀性就完全等于特效腐蚀剂－－就算是强酸剂 Ｈ２ＳＯ２吧［以上两个“２”均为右下脚小号脚注］。
很明显，对权力进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人，是跳到特效腐蚀剂Ｈ２ＳＯ４中了！！
任命制历来就是奴隶主阶级专制、地主阶级专制、资产阶级专制用以维持其官僚军事机器的“通灵宝玉”。一方面是“当权的官员若不安置一群宵小，并把一部分权力分给他们，就不可能篡夺非法的权力”（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页１４２），另一方面，企图升官发财的钻营利禄者“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同上，页１９４）。诚然，在社会变革的初起阶段，在新兴力量尚未取得统治和尚未巩固统治的时候，任命制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统治权的取得和巩固，由于矛盾的转化，由于权力的腐蚀性，总的趋势是无疑问的：任命制总是有利于剥削者压迫者结党营私、藏垢纳污、搞专制恐怖的。因此，连资产阶级中的民主共和派，都早就不齿于使用任命制了。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日本，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尤其是在美国，除了在历史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任命制的样本外，只有在粪坑里才能找到任命制。当然，在这些国家里，某些职务的人选还是任命的。但是，这种任命已经不成其为制度了，这种任命不过是在普选制议会制之下的一种间接选举方式罢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６日《人民日报》）
而任命制恰恰起到了抹煞这一点的作用，把权力的给予当作上级领导栽培恩典感激涕零。那些希图高官厚禄的人，削尖了脑袋，摇着尾巴，变尽法子，拼命讨“领导”的欢心。无原则地服从、顺从，卑鄙无耻地谀从，为的就是有朝一日的受任命、得提拔。高级官僚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所关心的是［页５４］维持住到手的荣华富贵，保持住旧质的稳定性。政治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导致了用人路线上的守旧路线，反动路线－－不是讲裙带关系任人唯亲，就是专门网罗走狗奴才：“是当涂者之徒属，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韩非子选》４２页）从而导致了当权阶层日益腐朽，日益无能，日益没落，日益反动。
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下，任命制造成了当权者只为他的乌纱帽和提拔他的上司负责，不为他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负责。
任命制加剧了政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
任命制强化了专横拔扈掉官僚统治；
任命制培育了无耻透顶的奴隶主义，终将使政治风尚坠落败坏到极其卑鄙肮脏的地步；
任命制蘩衍滋生了政权体系内的宗派主义并导致了宗派主义战争；……
归结为一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下的任命制，将劳动者、人民大众的主权剥夺殆尽！
因此，可以断言：
任命制是阻挡继续革命的堤坝！
任命制是束缚人民民主手脚的锁链！
任命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门径！
有人说，苏修不是也进行选举吗？请问那是怎样的一种“选举”呢？首先，候选人就是“领导”内定的。而“领导”内定的候选人，实质上就是“领导”所要任命的“接班人”。你选谁？苏修的所谓选举，纯粹是骗人的把戏！所谓“选举会议”不过是架表决机器，所谓“选举过程”无非是演场木偶戏：操纵者要木偶举右手，木偶难道能够举左手？这种选举，对于权力本身来说，是自我欣赏，对于当权者来说，等于玩场权术游戏，目的不过在于“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１２６页）对于人民来说，则地地道道是受欺骗、受玩弄、受蹂躏、受残踏、受侮辱！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堪忍受地被剥夺！
如果说，任命制就是维系官僚军事机器的法宝的话，那么，等级制就是官僚军事机器的标志。“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马恩选集》第一卷２５１页）等级制伙同任命制，将国家政权委托给以攻为守深中官僚主义毒素，从官僚主义阶梯上爬起来的“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历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都是依靠等级制对社会实行金字塔式的统治。等级制又推崇资格论、台阶，看门阀、分地位、排辈份、叙长幼。等级制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因循守旧的胃口，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奴化人民的需要。等级制唯陈旧老朽蠢物的马首是瞻，人的革新创造性遭到扼杀，风华正茂气饱力壮敏锐灵活的青春活力竟然成了人的弱点！时代变化了，形势变化了，但等级制不允许领导者有变化，等级制［页５８］惯于用上一个时代的人治理这一个时代的人，用前一个时期的人统治后一个时期。等级制使统治者高踞于人民的头上，以至人民要仰起头来才看得到统治者的脚跟！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消除了这种把人分成高低贵贱极不平等的等级制度，而是人为地更加强化了完善了这种等级制度，比资产阶级社会更甚一层地僵化了这种等级制度。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等级，不是等级一般，而是等级森严！不但在政治上把人分成等级，比如仅行政干部的级别就有二十多级；而且在经济上分等级，单工人这一级之内就又分成八级；不但在工资上分等级，而且在货币的票面价值上也分等级，同样一餐饭，劳动人民可能二十元钱吃不下来，但有的人却可以用一［页５９］张报销单一笔勾销或付两毛钱了事。同样一斤肉，一个是国家牌价，一个是黑市牌价……你想想看！连货币的票面价值往往都因人的社会地位存在着这样大的等级差别！这还罢了，尤其难于令人容忍的是，甚至在知识上，在新闻上，在文化生活、精神生活上也分等级！某本书、某个文件、某部电影、某条消息……只能发到某个级别，只能传达到某个级别，只能给某个级别的人观看、传阅，只能让某个级别的人知道、掌握……等等，等等！怪不得在这样的等级制下，人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唯利是图，唯权是争。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使用等级制巩固少数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等于重新变相恢复私有制，等于明明白白地重新划分阶级！
等级制下的领导艺术，不需要创造力，只需要简单机械传递的低能。等级制要奴才不要人才。领导要的是不学无术、毫无工作热情和革命干劲的混虫。但是他却能以传达“机密”到他那一级的文件，以传播和人民隔绝的上层统治集团的消息讲话来炫耀他“很有水平”，他把下级召集来听他指手划脚口沫横飞的“报告”，无非是把上级吐在他口里的唾沫重新吐出来，到底有哪一句是属于他自己有所创见的闪烁着活的思想火花的话呢？他没有，也不能！要不就是无偿地掠夺他人的劳动，将秘书或僚属所写的稿子拿来呆头呆脑或装腔作势地念一念。等级制不需要德才具备的人从事政治，人才横遭摧残和压制。
等级制孵化官僚主义者阶级；
等级制加速了当权者的腐化堕落，蜕化变质；
等级制加深了当权者和人民大众的隔阂和对立；
一句话，等级制将劳动人民置于金字塔的最底层，使劳动人民只能承受被剥削被压迫被愚弄的份；
因此，可以说，等级制是促使官僚政治日益昏溃腐败的催化剂；
等级制是压在人民民主头上的顽石；
等级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支柱！
在任命制和等级制的协同下，国家机关完全得以自治化。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就是人民无权、无法、无力监督当权者，当权者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不是根据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去发号施令。所谓国家机关自治化，也就是当权者能够有效地剥夺和压制了人民的主权。国家机关自治化，为当权者对批评他们的人执行打击报复，横加迫害提供了物质力量和组织手段。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人民既不能选举，也不能撤换，对国家机关的施政状况，劳动人民无权与闻。比如对生产计划的制定、生产指标的规定，生产成本的核算，生产过程中货币流通的收支状况，尤其是对生产利润的使用，产品的分配……等等，这些与［页６３］生产有最直接关系的问题，生产者大众根本就没有权力参与讨论、制定、规划、核算、审查，更谈不上参与支配了。相反，国家机关想怎样处理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怎样处理这些产品，反正你生产者不用管，就是你想管，也管不了，管不着。马克思指出：“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资本论》第一卷７８２－３页）显然，在高度组织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里，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实行国家机关［页６４］自治化的过程，就是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所有制的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的话，那么，在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货币资本则转化成了特权资本。货币资本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者在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同时，变成了自由劳动者。而特权资本的原始积累，则是使劳动者在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中，变成了生产资料，变成了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的“会说话的工具”。这样，国家机关自治化就使“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１３页）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要害就在这里，使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变成了高踞于人民之上的［页６５］官僚军事统治机器，使官僚主义者阶级完全有可能狂吞滥占人民财富，狂饮滥吸人民膏血。
因此，可以说：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徒有其名的蠹虫们的藏身之所！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箍在人民民主身上帝紧身衣！
国家机关自治化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季节所有制的政治壁垒！
使上述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得以恶性发展的，是对党的神话。所谓神话党，就是要人民象佛教徒膜拜如来佛观音大士那样来膜拜党，就是要人民象基督教徒敬礼上帝那样来敬礼党。首先将党的领袖偶像化，菩萨化，然后进一步将党的各级组织，甚至将个别党员都一概偶像化，菩萨化。“反对党员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支部就是反党”“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我是党派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党”“对党的领袖人物言及批评的，就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如此等等。所谓神话党，就是决不允许人民对党的看法、主张和做法持有异议，更不允许持相反的态度；在党的面前，只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感恩戴德，俯首听命，倘有不敬，立即取缔，轻则坐牢，重则杀头，而且坐牢杀头还不算，还要株连九族，影响后代，累及朋友，十恶不赦万劫不复！
但是，党绝对不是由理想王国中的上帝和极乐世界里的如来佛组成的，而是由现实生活中要穿衣、要吃饭、会活动、会变化的人组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阶级的人。而人的阶级性是由他本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并会随他的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决不是什么从娘胎里带来就一成不变的东西。人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不保的情况下，确实会是最革命的，但在身暖腹饱环境不坏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革命性往往跟前者就不尽相同，而在身享尊荣、掌握特权……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就会更加不同了。
可是，对党的神话，却不允许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持较为客观的态度，神话党在不允许人民客观地看待党的同时，也就是不允许党清醒地正视自身的客观状况。
其实，这种神话，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历史上早已有之。请听卢梭是怎么说的。他指出，这是“那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表面上尊奉圣教，实际上却极为残酷的人们的可怕的信条，这些人往往借口维护所谓上帝的权利，其实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希望自己的血永远受到尊重，而对人类的血则毫无吝惜。”
因此，对党的神化无非就是在重复僧侣和教会用天国的永远幸福为幌子巧妙地剥夺人们现实幸福的旧把戏。对党的神话就是用彻底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去将马克思主义变为新型的僵死的宗教教义，就是要将充满革命精神的党变成一个新的极端残酷和腐朽的僧侣集团。
因此，神话党就是用天才论和形而上学的毒汁毒害党、瓦解党，从而使革命的共产党变成为奴隶总管党、官僚老爷党、老虎屁股党、修正主义法西斯恶霸骗子反革命的“共产党”，加速党的革命性在任命制、等级制和国家机关自治化的腐蚀下濒于毁灭。
因此，可以说，神话党是使党变修国变色的桥梁；神话党是缠住人民民主思想的毒蛇！
神话党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修正主义社会法西斯专政，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政治基础！
－－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被少数人所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极其巨大、极其特殊的腐蚀性。毫无疑问［页７０］，这种特效腐蚀剂的腐蚀对象，就是那已经跳进这种腐蚀剂中，喜欢游“一元化自由式”的集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的少数人－－执政的共产党。
“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马恩选集》第一卷１６９页）辩证法的威力无处不在发挥作用，辩证法胆敢把神圣事物置于永不停顿的发展、流动过程之中，辩证法竟然胆大到这种程度：“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１３页）因此，在公［页７１］有制社会生产中，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合对党的神话而完成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任凭这种上层建筑统治下去，社会主义革命就必定半途而废。因为这种上层建筑必将对公有制经济基础发生恶性反作用，改变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阶段来到了。在这个阶段，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权力被少数人固定化垄断，转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成了束缚社会变革的反动的上层建筑，由社会变革的合理需要，变成了阻挡社会革命的垃圾堆拦路虎。这种转变，完全是合乎规律的转化，同样是发展的必然。
“事实摆在那里，驳不倒也辩不掉。”（《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５６页）对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页７２］断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章节中进一步加以证明。
如上所述，共产党的地位变了。共产党由昔日的国家的造反者，变成了今日国家的统治者，因而使自己从被政权迫害的对象、镇压的对象，变成了受政权保护的对象、腐蚀的对象。在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里，即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页７３］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执政的共产党既拥有主宰整个社会的巨大权力，也面临被整个社会新旧邪恶势力联合起来内外进攻和腐化的危险。共产党因为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和既得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使自己泡在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混合而成的特效腐蚀剂中。这种情况势必使处于这种地位、享受此种利益的“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而严重的问题是，糖弹与其说来自于敌人的阵线，毋宁说主要来自于自己的营垒，与其说来自于别人的赠予，毋宁说来自于自己的需要。此种地位的变化，埋伏着使一个穷苦而精悍的小伙子变成一个虽拥有巨资而鸦片烟瘾日渐深入膏肓的人的危险。
入党做官的毒雾包围着党。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支配下，资本已经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它只有依附强权、通过特权才能增殖。或者说，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在私有制社会里，资本就是能够生出更多货币来的货币，而在公有制社会里，资本却成了不要一文钱就能够索取到很多货币的特权。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生产中，垄断政权就能垄断一切的状况，使社会上所有企图吸血的臭虫都想方设法要混进党内来。因为权力是共产党固定化垄断着的，不是党员就不能当官，不能掌权。这些品质恶劣、手段卑鄙、贪图禄位、一心想吸血的投机分子，把入党当做了做官求荣、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他们高唱着对党的赞歌，高举着拥护党的双手，投和着当地党组织领导的胃口，披上种种的合色外衣，大批地涌入了共产党内。以至列宁曾经十分愤怒地断然说过：“我们应当说：现在，当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新党员。我们非常清楚，在日益瓦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定会有许多坏分子要混到党内来。”（《列宁全集》第３０卷１６１页）当冒着生命危险为真理为光明而战的艰难困苦的革命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情况是以巩固的地位长期稳定地执政的时候，党遭到入党做官毒雾的包围，原是不奇怪的。“野心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见《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３９３页）成问题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任的人”（《列宁选集》第四卷７６页）入党后，又反过来按自己的志趣物色和发展“新同志”入党。拉出去，打进来，已经是阻止不了的了！而那些“真正开明的、能够保证丝毫不信空言、丝毫不昧良心说话的分子”（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版３３页）即真正愿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先进分子却往往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这种状况，却有使执政党成为藏垢纳污、集污秽于一身，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危险。
走资派－－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出现。事实上，上述来源于内外两方面相互作用的危险早已不是“可能发生”的，而是“现实存在”的事实了。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事，就是证明。其实，所谓走资派走的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修正主义道路。只要看一看他们不准农民开垦小片生荒，不准工人私自生产计划指标以外的产品，只要看一看他们如何“苦大仇深”地组织和发动群众斗争资本家子女和地富子女、孙子女的情况，尤其是只要看一看他们压迫人、剥削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贪污腐化、盗窃行贿、投机倒把的新手段，乃是靠特权、吃特权、和特权命相连，就知道他们不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不是要把公有制社会生产拉回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恰恰相反，他们是力图通过政经一体化进一步把生产高度组织，高度集中起来而领导权永远霸占在他们手中并世袭给他们的后代，把社会引向修正主义社会。这个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贪婪性和虚伪性而表现出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一切固有的特征。他们自从尝过人肉之后，就不愿意再吃别的东西了。这个派别的出现和共产党的上述两个变化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使这个派别数量发展的总趋势不是减少而是每日每时都在有新的增多。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瓦解着执政的共产党的战斗力和严重地改变着革命的共产党的政治素质。这是一个隐藏在执政的共产党体内，代表着反动的生产关系，有朝一日要使其发生质变成为修正主义法西斯党的“癌细胞”。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给劳动者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使劳动者在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初步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的奴化意识中初步获得了解放。从前，无产阶级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劳动者没有生产资料，就没有劳动对象。而没有劳动对象，劳动者除了挨冻受饿以外，不可能生产出任何物质产品来，正如马克思所引叙的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资本论》第一卷５７页）这种情况，迫使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雇于掌握着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本家和地主。可见，劳动者受资本家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首先是由于劳动者遭受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而现在，处于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已将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公有制。作为公有制的两种表现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经成为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基本形式。这样，劳动者就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和这个解放相应的，是劳动者愈来愈普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集团在劳动者头脑中的奴化意识，第一次被打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改变，以及伴随这一改变过程的急风暴雨的政治运动，土改，合作化，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等，使劳动者愈来愈认识到他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当然主人翁的地位，愈来愈明白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国际歌》所表达的思想“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愈是深入劳动者的心灵，他们对救世主、对神仙皇帝的迷信就愈是破灭，他们的主体意识就愈是得到确立；因而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无权过问的地位，而发出了直接参加管理的要求；他们就愈是不安于他们只有被分工的份而要求参与分工；他们就愈是不满足于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生产关系而要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劳动者要当家作主，要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劳动力从商品性质转化为一身兼具主体、商品、无条件绝对服从物性质的矛盾混合物－－这就是劳动者的第二个变化。从前，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维持生活。在那个时候，劳动者在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这一点上，在实践上是这么做的，在思想意识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不矛盾。而现在，公有制的基础，在理论上，在党所不断宣传的社会主义教育中，首先就否定了劳动力的商品性质，力图使劳动者明白使用劳动力参加社会生产，不是为他人干活，而是为自己而干活，要劳动者在思想上明确主人翁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劳动者主体意识的确立，并不等于劳动者主体地位的真正实现和巩固。尽管在宣传上，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雇佣劳动，可是，公有制本身的国家资本主义属性发生作用，劳动力却还依然具有商品的性质。工资［页８３］制度就是劳动力作为商品的表现：工人不上班就没有工资。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地位。从前，劳动者是在组织性较为松散的社会里生活，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场所和居住地点，多少有一定的自选余地，劳动力作为自由劳动出现，劳动力的所有权在劳动者，因而在那时劳动者“是自由劳动者”（《资本论》第一卷７８２页）。而现在，劳动者是在政治经济一体高度组织化的公有制社会里生活，劳动力已经不是作为自由劳动者，而是在组织中的劳动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已经不属于劳动者本人，而属于政经一体化起来的组织，属于社会。劳动者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性。劳动者在什么地方使用劳动力，是由“组织”决定的。作为一般劳动者的分工，你得服从“组织”的安排［页８４］，决不可能凭你今天想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明天想到那个部门就到那个部门。没有“组织”的分工，不经过“组织”的安排和允许，你就休想变换工作和迁徙居住地点。你生产什么，到什么地方去生产，在什么时间内进行生产，等等，无不服从握有权力体现着“组织”的上级领导的支配。可见，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是处于无条件绝对服从的地位。劳动者在生产组织中的这种地位，与其在思想上的主体意识和在分配上的商品性质，是矛盾的。劳动者陷入了一身兼具主体、商品和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矛盾之中。这样，处於叉路口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作用于劳动者，使劳动的二重性不仅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表现为自主的劳动和被迫的劳动，劳动者成了矛盾混合物。这一点，正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所发生的全部问题的秘密所在，或者，如马克思所说：“事实上的一切［以上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了解全在这上面”（《马恩通信集》第三卷４６５页），“在事实上，这就是批评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马恩通信集》第四卷第７页）
劳动者本人不能随便选择场所使用劳动力的状况，更使劳动者产生了一种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干预指定给自己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务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方面因为劳动者力图寻找发挥自己思想意识上已形成了的主人翁精神的出路，另一方面因为社会分工的固定化，使这种指定给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和生活环境，与劳动者一辈子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都发生了紧密的、直接的关系。但是，实践证明，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的情况下，这种干预不但往往是徒劳的，而且往往要给干预者本身带来祸患，饱尝权势迫害的苦头。劳动者无不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了极大的矛盾和不幸。消极的教训必然冒了出来：各自随大流混混过，如今越少管事越好，什么当家作主，什么创造性劳动，与我们毫无权力的劳动者，简直隔得太远太远了！劳动者在现实存在的支配下，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下去。这种变化对整个社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之巨大的。列宁曾经明确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关于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骗人民》单行本３５页）任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都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积极性是否充分的解放了出来。当着整个社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积极性普遍受到压制和摧残，主人翁精神普遍遭到打击和扼杀，自主的劳动热情普遍被泯灭和窒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便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力桎梏的一个明证。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阶级关系基本上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这种阶级关系，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历史文献中，已经作了非常清楚明白的剖析。毛主席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阶级关系、用以分辨这个时期和阶段的真正的敌友的利器。除了毛主席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以外，这主要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革命的基本对象，大体上是一致的。这个主要问题和基本对象，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但是，在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当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后，阶级关系是否还是老样子呢？除了丧心病狂、狼心狗肺企图混淆视听的骗子以外，几乎每个有思维能力的人都会回答：作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生产方式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依附于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且确实是发生了变化。
阶级是怎样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为，阶级首先是“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马恩选集》第一卷３８页）“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２１页）
不错，阶级划分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私有制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私有制的产生最初也是由于分工而引起的。当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社会有了剩余产品，当分工去管理这些剩余产品的人在把管理职能变为剥削职能，因而把属于生产者大众共有的社会剩余产品窃为己有的时候，私有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３７页）可见，分工不仅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而且是私有制产生的前提，因而也就是社会所由分离出阶级来的基础。
是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２页）从分工的观点来看，对生产资料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是颇有些与原始共产主义后期的状况相仿佛的。从分工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改造，仅仅不过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方面改变了私有制，还远远未“就活动而言”方面取消了私有制，因为产生私有制的前提即阶级分化的前提，在处于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里依然存在。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现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从分工地观点看，叉路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上所推行的制度－－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一个严重的、致命的弊病。这个弊病就是导致阶级关系发生新的两极分化的根子。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全集》第２９卷３８２页）
（１）新的阶级对立代替了旧的阶级对立
高度组织起来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把浩如烟海的整个社会上的人，简化成了两种人：管理者和生产者。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进一步使这种简化同化，打破这两种人的分界线，从而“达到消灭一切阶级［以上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和进入无阶级社会［以上五字下面有着重号］”。（《马恩选集》第四卷第３３２－３页）
但是，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状况及与此相应的固定化的社会分工，却使这种简化又大为复杂化了。这种复杂化使从资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马恩选集》第一卷２５１页）［页旁有五字注解，意义不清］
这种代替主要表现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已经不是从前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是穿着共产党紫衣红袍的现今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已经从资本的雇佣劳动变成了特权的奴化劳动。地主资本家声名狼籍的剥削已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冠冕堂皇的剥削所取代。
（２）官僚主义者阶级
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首要标志，就是将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招牌下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特征就是强制性固定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大权于一身，享有所谓“一元化领导”实则为“一人化领导”的特权，并且利用这个特权“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官僚。毛主席早在１９６４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就已十分明确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公有制社会生产体系中，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上。公有制社会生产在政经一体高度组织状态下进行，劳动者也就生活在这种严密的组织网中，他们的一切都得服从组织的分工和支配。而所谓“组织”，实质上就是那么少数几个垄断着权力的人，其当然的主要代表就是“一人化领导”者。而这些“一人化领导”者，又是在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对党的神话这样的体制上形成对权力的垄断的。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之所以能掌权，全是上级组织提拔信任的结果。一般来说，人民无权决定他们的前途，因而他们只在上级面前表示服从，而对在他们职权管辖下的人民则无所顾忌或顾忌甚少。他们愈来愈将公有制社会生产所必要的集权演变成为特权。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从而垄断一切的生产方式，使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人民手里的状况，越来越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决定经济命脉的地方成为现实。资产阶级法权越来越膨胀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官僚主义者阶级在生产组织中，是特权指挥者、特权管理者、特权支配者。资产阶级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也抓生产。官僚主义者阶级抓生产的目的与资产阶级抓生产的目的没有什么两样。与其说他们关心生产，毋宁说他们关心对产品的支配，其目的无非是迫使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供他们穷奢极欲地挥霍和享受。他们抓生产的路线“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想出合理的规章制度，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大搞管、卡、压，对人民群众实行糖衣砒霜和带血刺刀相结合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只许人民群众“三老四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奴隶般地服从，当牛做马，不许人民群众参加管理进行监督。他们专横跋扈地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了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统治人民的特权。他们通过任命制等达到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又通过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达到强盗式固定化霸占一切。他们成了公有制社会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和支配者。他们把权力当做资本，愈来愈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工资等待遇高于一般劳动者，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利用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关系，仗恃他们手中的特权所进行的榨取。官僚主义者阶级愈是剥夺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和对劳动产品的监督权管理权支配权，他们就愈能贪污、挥霍、盗窃、化公为私、行贿受贿，他们就愈能在无深无浅不计成本的报销单中鲸吞人民血汗，他们就愈能在“照顾关系”等名目繁多的花样之下营私舞弊，大发横财，他们就愈能吃“送上门”。分工使劳动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０９页）当权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利用手中的特权，或直接攫取，或打着协作的旗号，私相交易，以物易物，以这一方面的“关系”换取那方面的“关系”，以开这一个“后门”换开另一个“后门”，因而使他们可以无不占有，因而使他们集体占有整个社会财富，合伙分赃吸工人农民的血，成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前所未有的疯狂性，贪婪地侵吞社会财富，压榨劳动人民。私有制使地主资本家在消费的时候不能不顾及到自己的“老本”，而所谓“公有制”却使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财产无形地藏身在“国有化”和“集体化”之中。公家仓库实际上是他们的私仓，国家银行实质上就是他们的私人钱庄，高等学校不过是他们自己家的私塾，工厂农村一切企事业单位更是他们发财致富的“资产”。他们在“慷慨地”挥霍这些财产的时候，是根本不计血本的！同时，官僚主义者阶级正是利用社会分工的需要，大搞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把他们的六亲好友，心腹爪牙尽可能安置在工资高、条件好、环境宜人、油水丰厚或所谓“关键性”岗位上工作，不管他（她）们的品德才智能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于是因人设事，机构臃肿庞大，人浮于事，一个茅坑数人占，干部队伍日益大大过剩，蠹虫成群为患，使整个社会因家庭间分工的不同，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新的显著的不平等。官僚主义者阶级使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力图使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成为世袭，永恒地存在下去。他们贪图舒适和安逸，养尊处优，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固定化地脱离了生产劳动，生活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过的是寄生的、腐朽的、典型的剥削阶级生活。与他们固定化垄断权力相应的，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绝对化和片面性，在他们僵化的头脑中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全部货色。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地位，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他们拼命地神话党、拼命地歌颂和吹嘘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汗马功劳，拼命地强化官僚军事机器，拼命改变军队、监狱、公安机关、法院等专政机关的性质。他们醉心于建立他们在台上咳声嗽、劳动人民在台下鸦雀无声吓得直打哆嗦那样一种法西斯专政的秩序。他们把自己当做党的化身，神话党就是神话他们自己。他们正是通过神话党的领导来歪曲党的领导。他们法律是“我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就是一元化的领导，”就是朕的领导；谁反对朕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应该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或者干脆请他吃几粒花生米！”他们完全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野蛮地残害、监禁和屠杀劳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和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者。他们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背叛了马列。可是他们却更为卖力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继续革命”“共产主义”的口号以欺骗群众。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凡谈“革命”没有哪一点不在装假，搞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什么革命传统，什么无产阶级利益，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一心一意追逐的是他们的私利，是特权！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一个新型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一个“反对革命”的阶级，“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其政治上的代表，就是共产党内顽固不化坚持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头子，盘踞要津的大党阀、大军阀，大官僚。这一小撮当权派头子更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马克思主义和人［页１０３］民群众最凶恶、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是地地道道的人民公敌！官僚主义者阶级当道，就是嗜血成性的豺狼当道，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毒蛇猛兽当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超等剥削－－压榨与被压榨的关系，是超等压迫－－残暴透顶的奴隶主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
（３）主管阶级
主管阶级即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管家。党委一级的副职以及在基层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各单位负责人即在此列。他们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官僚主义者级，享有相当的特权。在他们的主管职权范围内捞点油水，或在主管之间彼此进行交换互相走走后门，都有很方便的条件。而且他们对于上升为官僚主义者阶级也仅只一步之差。因此，他们本能上是依附特权、依附进行“一人化领导”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他们在本质上也带有特权的烙印。但是，他们接触实际问题比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多一些。当着他们遭到“一人化领导”的排挤、打击和专横拔扈掉压制时，他们内心也会有不满，有看法，有一定的革命性。其右翼追随官僚主义者阶级，充当鹰犬和帮凶，持反革命的立场，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拼命维护反动的上层建筑，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其左翼往往怀着补天之愿，对现状持改良主义的态度。但是，当着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对于他们要达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目的有妨碍，对于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也有所冲击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在新的危机和斗争面前，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来权衡失，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计较利害。他们不是在为人民的目标下献身人民，而是在为自己的目标下提到人民。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不敢冒和官僚主义者阶级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的改良主义是在不违背“一人化领导”、不触动社会存在根本问题，不改变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种反动的生产关系的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这种改良既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又必然招致官僚主义者阶级顽固派的仇恨，所以是有极大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当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主管阶级肯定是会发生分化的。右翼成为反革命，左翼却可能转入革命的阵线。应当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感召力，由于共产党本身的革命遗传，由于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于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推动，不但主管阶级的左翼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中少数左倾的人，也有可能转入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争取他们发生这样的转变，对革命是十分有利的。
（４）小资产阶级
小干部、小市民、小知识阶层即属此类。如国家机关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办事员、医生、中小学教员、学生界、商业工作人员，以及一部分握有一定资产阶级法权的工人如汽车驾驶员、合作餐馆工作人员等，一部分受过一定文化教育有点手艺现实生活状况具有中农上中农水平的农民等等。所有制的变化，并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阶级性有太大的改变，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没有使这个阶级的队伍消失了，而是使其增加了。他们仍然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受特权的荫庇，有外快可捞，有“后门”可走，有“关系”可拉，或工资略高，子女有出路，生活上比较宽裕的。这种人不但礼拜赵公元帅，更敬重姜子牙的打神鞭，希望自己有朝一日登上封神榜，上升到主管阶级的地位。他们仰承“一人化领导”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鼻息，秉承主管阶级的意旨，唯唯诺诺。他们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生产关系的统治机器面前发抖，“对于革命取怀疑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毛选》四卷合订本第五页）第二部分是虽无特权可仗恃，但尚有资产阶级法权可利用，有门路可走，生活上一般过得去的。他们也想发财，但姜太公准许赵公元帅向他们开放的门路有限。他们知道现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权资本，他们想攀附上去取得一点特权，可是封神榜上老不登上他们的名字。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和破坏，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特权的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感受到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必须多动脑筋，时时小心注意人事关系。逢年过节，该送礼的地方得送礼，该请客时得请请客。这样方能走一点“后门”，能拉一点“关系”。他们对上级面子上绝对都巴结着一点，内心里也有不满，遇机会也会发发牢骚，骂声“贪官污吏”“走资派”。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生产关系是反感的，但对于反党阀反军阀反官僚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不十分相信会取得成功。他们对革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特权制度的命，同样也会“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同上第５－６页）第三部分是既无法权可利用，又无门路可走，工资和社会地位都较低，生活在下降的。这一部分人的革命性非常值得重视。他们的经济地位既已十分苦寒，债务丛增，负担渐重，老婆孩子问题一大堆，物价天天涨，工资年年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又使他们能够抬起头来看得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主管阶级以及和自己同类阶级但有特权荫庇有法权可利用的人的生活状况，相形之下，更使他们倍感凄凉，确实大有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之感；他们所受教育程度又使他们有一定的思考能力，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真理，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他们对于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仗势欺人，弄权吃人的现实，早已不满，精神上感觉到深受压迫的很大的痛苦，渴望早日改变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修正主义特权制度，渴望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渴望民主、自由、平等，心情十分迫切。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面前，“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少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同上，第６页）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的经验已经给予了证明，相信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大多数，会抛弃改良主义的羁绊，而成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热情传播者和实践的积极投身者，将充分发挥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各个斗争过程中把自己改造和锻炼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对这一部分人一如既往是寄以厚望的。以往大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此也曾给予了证明。毛主席指出：“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同上第６页）这在今天，仍然是没有疑问的。
（５）半无产阶级
所有制的改变也没有消除半无产阶级。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的半无产阶级包括：ａ、现实处于下中农、贫农生活水平的农民；ｂ、城镇街道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
这里所说贫下中农，绝不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划定的成份，而是依据现实的生活水平所作的新的衡量。我国解放初期到现在的近三十年时间，农村的阶级关系变化已是十分之大。有的原来的贫下中农，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的农奴时代的大地主恶霸，成了新的领主、新的庄园主、新的奴隶主。农村大多数居民，包括原来和他们在一条线上的大多数老贫下中农，不过是进一步做稳了他们的奴隶罢了！农村两极分化之严重，由新的生产方式所形成的新的农奴阶层即新的贫下中农境遇之困苦，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终年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在田间肩挑背扛当牛拉车日晒雨淋，不做一天的牛马，就不分一天的口粮，就没有一天的盘缠。年终分配，粒粒可数，含辛茹苦耕种出来的粮食，公粮、“余”粮、“爱国粮”、“忠字粮”、派购粮……量来量去二三月就断粮！官僚主义者阶级迫使他们按国家牌价“出售”最好的粮食给“国家”，又按高出国家牌价数倍的价格从黑市买回口粮。他们终年难尝几次肉味，全家老小冷一把热一把喂出一只猪来，得交售一半给“国家”，并且还得上重达三元钱的屠宰税！就以税收来说，除了像这样明显的税收如屠宰税、粮食税、烤烟税、市场交易税等外，大头在暗处。成堆脱产、半脱产的基层干部和人员，如大队正付支书、正付大队长、文书、民兵负责人、民兵小分队、治安委员……等等，以及成批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这些人多如牛毛的财政开支绝大部分都转嫁在了新农奴新贫下中农的身上，集体账本上一刀切除。生活中必须的日用品如肥皂等他们必须拿鸡、鸡蛋等一类农产品－－无论你自产或去黑市高价买来交给供销社才能换到。尤其严重的问题是，在官僚主义主义者阶级当道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经年不公布账目，甚至多年不能分红，整个生产队工分、粮食、副业收入等财务状况，群众一无所知，工分高低完全由领导一句话，分工好坏更是凭领导好恶喜怒而定；分值之低，做一天牛马活，仅获三、四角，差的地方则只能分到一、两角，好一点的可分到五、六角以上，条件最好的地方可达一元以上的，那已是极少极少的地方了。他们和高级官僚的正式的工资相比较（不算比此工资高得多的油水），悬殊竟达一二十，二三十、五六十、六七十倍！而且这点点微薄的血汗钱要支付全家生活所需，从一块盐巴到疾病医药。遇有病痛，好药好针水除非出高价从黑市购买，否则只好干瞪眼看着有权势的人家“一元化”！参工、参军、参政、上大学、开拖拉机、做赤脚医生等等，更是根本轮不到今日没有特权靠山的新农奴贫下中农及其子女身上，他们的子孙后代是注定世袭他们的地位的了。荒年暴月、青黄不接，告贷无门，国家发放的返销粮、救济款也往往落不到真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新农奴贫下中农的身上！真是养猪的吃不上肉，种谷的吃米糠！他们想开点小片生荒吧，又怕被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挨整，他们想出外卖点劳动力为生吧，更面临一人做事、全家受累、不分口粮、没收房子、加重罚款、家破人亡的威胁！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他们的命运就是注定要忍受现代乡保甲长的敲诈勒索，就是要任凭新地主、新恶霸、新农奴主残酷的蹂躏，他们尝够了划地为狱，插翅难飞的味道。他们对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生产关系，对社会分工的如此不合理，早就怨恨冲天了！城镇居民中的个体劳动者，往往是无靠山无门路找不到固定工作或正式职业的失业者，帮人打短工，搞缝纫，做泥木工，当搬运夫，修修电筒锁钥，或学点中医，挖点中草药，行点针灸。此类人粮食虽有国家定量供给不愁天干下雨，但收入来源极不稳定，又为住房问题所苦，整日愁眉苦脸，提心吊胆，也担忧人家在“大批资本主义”的时候将他取缔和打击。他们的福利事业官僚主义者阶级无暇过问，但对他们的劳动价值却很注目。他们最后被组织起来，但条件就是在“上缴积累”的名义上，官僚主义者阶级将他们的剩余价值尽行取走。他们的地位与新贫下中农的地位很接近，思想往往受小生产的局限，但对打倒特权，革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命，他们也是赞同的，“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同上，第７页）
（６）无产阶级
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工人队伍有了很大的增加。虽然他们被所谓“条条”“块块”的工业分类分成了不同系统的工人，形成了有一定程度差别的中央企业工人，地方省、市、专区、县企业的工人，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连自身的劳动力都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已被彻底剥夺，成了纯粹的无产阶级，他们本身绝大多数既无法权可利用，更无特权可仗恃，一切都得奴隶般地服从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的安排和支配。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压迫下，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完全丧失了选举权、被选举权和监督权，因而主人翁的权利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他们的主张和看法，既不能实施，也缺乏公开地坦率地表达的场所和条件，他们的思想被官方的舆论宣传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只能根据官方的调子去说，只能用官方的有色眼镜去看。不然的话，他们的思想言论，就有被当做“反动”思想言论，被当做“异端邪说”受到专政的危险。整个无产阶级在精神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感到不可忍受的压迫。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剥削下，在“有权的吃权，没有权的凭关系，没有关系的吃空气”，“送上门，走后门，没有门”的权势门路社会里，无产阶级没有门路可走，没有关系可拉。他们在经济上工资普遍很低，长年不得增长，而家累日重，物价日贵，劳作日紧，体力消耗日甚一日，往往未到月底，工资早已用完，寅吃卯粮，负债累累，生活日益窘困。很多工人夫妻双方分隔两地，家庭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准鳏寡孤独地了此一生，更不用说子女教育得不到保障，子女前途升学就业问题不能不令人悬心牵挂了。他们的福利事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可悲，在麻木之时固可无动于衷，中夜觉醒，不禁长叹！很多工矿的食堂，成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管家营私中饱的ＸＸ“自留地”、克扣粮食，克扣油盐，工人吃的是大锅猪食菜，喝的是缺油少盐白水汤。这种生活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体验不到的，他们关心的是下达任务要紧凑，生产任务要落实到人头上，生产指标定额要追加，上缴利润剩余价值越多越好，工人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知埋头干活越好！这完全是马克思所描绘的那幅吃人图画的再现：“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资本论》第１卷２００页）
这里只要把“货币所有者”改成“特权所有者”，把“劳动力所有者”改成“有劳动力而无劳动力所有权的劳动者”就行了。然而，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改变！无产阶级竟然被“无产阶级先锋队”更彻底地剥夺了！无产阶级似乎又回复到从前的命运上去：“还是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类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马恩全集》第二卷４０４页）无产阶级是不能容忍他们的被彻底剥的，他们已经反抗了，用普遍消［页１２１］极怠工即变相罢工的方式，甚至尝试着用过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方式。现在，整个无产阶级在觉醒之中，他们正从自发的反抗走向自觉的斗争！他们依然“特别能战斗”！（《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８页）他们越来越明白，既然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造成了无产阶级被迫固定化无权，被迫丧尽人权，被迫要变成牲口，那么无产阶级就只有彻底剥夺剥夺者，只有改变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夺回自己的权力！“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的怒吼将更加强烈、更加响亮地震撼整个社会。
形势正是如此：“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马恩全集》第二卷５８７页）
（７）“黑人”无产者
“黑人”，这是在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里的特殊产物。那些没有迁移户籍、没有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配给的人，统称“黑人”。这部分人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正当职业了。他们之所以成为黑人，有的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触犯了社会，有的则是纯粹由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迫害。他们的生活有的依靠小手工业，有的依靠做点小买卖，有的则属流氓无产者之流。虽然个别“黑人”因投机倒把致富，但在政治上也是根本没有保障的。“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９页）。
（８）新形势下的敌我友及其前途
总而言之，新的阶级关系是建立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所有制基础上的关系。
在这种新的阶级关系中，一切仗恃特权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维护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这种反动生产关系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
主管阶级的右翼可能是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成为革命的朋友－－但同样要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革命队伍的阵线。
最后，仍如毛主席的结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毛选》四卷合订本第９页）
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上，确信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人数极少的一小撮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死硬分子。
官僚主义者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权力在少数人手里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特权的形成和膨胀。
而特权的生存条件是神话党并通过神话党来奴役劳动。
神话党和奴役劳动又完全建立在社会法西斯特权专制制度之上。
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人民却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唤起了不可抑制的新的阶级觉醒。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已经使人民高度组织起来了，工业的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正一天天启发着人民考虑自己的地位，正一步步准备着暴风雨的到来。
官僚主义者阶级同样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
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将神话打破了的话，那么，对神话的再塑造，只不过是为了准备让人民将神话彻底粉碎。
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突出地表现在共产党、劳动者和阶级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大变化上，尤其是反映在官僚主义者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上。这种不相容性，迫使整个社会面临如下抉择：
要么砸烂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桎梏，保留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依靠人民大众，经过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由此进一步调整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成分，从而使公有制社会日益完善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路线。
要么强化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制社会生产的性质，依靠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附庸，通过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和神话党这一套体制，进一步维护住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使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生产成为纯粹的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完成向修正主义社会的演变。显然，这是一条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
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一。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当此之时，差之一毫，失之千里。
１、行不通的原因
既要维护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又不敢触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而在枝节问题上进行一些小改小革的这样一条路线，叫做改良主义路线。然而，这是一条从一开始就注定行不通的路线。原因很简单，因为正如上一节所说，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它们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其次，列宁说：“改良就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统治的条件下从统治阶级那里取得让步。革命就是推翻统治阶级。”（《列宁全集》２９卷４７１页）改良主义路线，不是打碎而是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用年轻人一定胜过年老人进化论来冒充辩证法，代替阶级论，以强调精神变物质来冒充唯物论、代替存在决定意识；用形而上学的斗争方法代替了革命的辩证的斗争方法。改良主义对付修正主义的方法不是强有力的斩草除根的治本的方法，而是一套隔靴搔痒、割韭菜、摘蘑菇、打强心针、吃止痛片、服鸦片的治标方法。这套方法不过是使总崩溃变为逐步瓦解过程的方法。在顽固不化、盘根错节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面前，在空前激烈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改良主义路线的前途，不是投降，就是毁灭。
２、改良主义者
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发端于统治集团中的左翼，立足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受着现实的阶级斗争－－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推动，反映着社会主义受现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作用在叉路口的彷徨和徘徊。改良主义者大多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多少有别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他们感受到不变不行的压力。但他们的所谓变，是在维持旧质稳定性、维持旧统治秩序目标下的细枝末叶的改良。他们也承认统治机器发生了毛病，甚至也可以承认是发生了大病，但是病根在哪里呢？他们要么是真的摸不准，要么就是摸准了不敢触及。总之，他们的治病方法是舍本逐末，以标代本。受既得利益的局限和束缚，跳不出既得利益的圈子。试问头痛医脚，脚痛止痛，能医得好病吗？在急需动大手术才能拯救生命的情况下，延缓手术就等于死亡！而仅仅依靠强心针是不能治愈重病的。
在革命策略下的改良，我们并不排斥。有的时候，止痛和注射强心针是必要的。
但是，治病只懂止痛和打强心针，乃是庸医所为。很多病人就坏在庸医的手里。
在急剧的社会变革面前，以包医天下的面目出现的改良主义者，就正是这样的庸医。他们不能超越常态，他们不敢打破常规，他们不知病根何在，他们医皮毛不医根本，他们要切除“癌细胞”，但不懂“癌细胞”产生的根源和活动的规律。改良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有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所设计的继续革命的蓝图，也好似傅利叶的法朗吉！此类改良主义者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一切特性。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小生产的劣根性，一方面有革命的狂热性，一方面“思想容易右”。他们患得患失，或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局限，或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利益流着三尺长的口水。他们能够为了现在牺牲过去，却不敢为了将来牺牲眼前。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他们不能“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敢“争取到最主要的东西”，“不敢作任何冒险。”他们的斗争是“毫无策略”的“跪着造反”！他们不懂得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特权把持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能是一句空话。他们既脱离了人民群众，又遭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处境十分危险。一到决定关头，官僚主义者阶级定将把他们浸入血海！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赞成进行争取改良的斗争，即争取改善劳动者的状况（虽然政权仍然落在统治阶级手中）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最坚决地反对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用改良直接或间接地限制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工人的，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的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反对修正主义》１３６页）随着改良主义路线的毁灭，改良主义者必然发生分化，大部分会左转站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上来，也有一部分会沦为 逃兵，极少数则会右转去做投降派，助官厅剿方腊。
３、改良主义的客观影响
主要在于它撕开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面纱并形成了“‘下面’不愿［“不愿”两字下面有着重号］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不能照旧”四字下面有着重号］统治”（《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６６页）的局面。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可以用手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和往前发展”（《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０６－７页）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的时候，改良主义没有能够及时采取这一步骤，而是一方面强调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因而也就等于否定特权的统治，一方面又强化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一元化领导”，因而也就等于强化劳动者的奴隶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地位。
这样，就进一步将劳动者本身置于尖锐的矛盾之中，从而也就使整个社会生产置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其结果就是必然加速整个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３页）改良主义者没有找到叉路口社会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因此他们不能使既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解脱。改良主义既要公有制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又不能有效地排除修正主义上层建筑对公有制经济的统治和支配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可以宣告破产，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生产上不去，既不能解散，还得由国家养起来，吃“大锅饭” 。“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５０页）劳动者自主劳动的主人翁精神向谬误方向的转化，或者使积极干预被迫走向反面，就是自觉不自觉的消极的反抗－－变相罢工似的－－普遍怠工。在这种状况下，整个社会生产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的紧张，日用百货缺乏，国计民生受到影响，物质生活的供不应求，加剧了社会矛盾，使不满情绪普遍增长，势必危及政权的稳定。改良主义虽然给修正主义的上台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促使革命者对真理作进一步的探求，但是毕竟难于阻止受现有生产方式内在特点支配的社会演变。
１、 修正主义上台有了可乘之机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实质上是因为权力被腐败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使劳动者成为矛盾混合物并在奴化劳动中日益消沉,因而破坏了生产力所造成的。但是，从表面来看，却似乎是由于改良主义的“干扰”而导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嫁祸于人，可以据此骗人骗己。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一；
国民经济陷入停顿和濒临崩溃，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挥霍和剥削，都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担子日甚一日地沉重起来。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长期毒害和欺骗宣传，小生产的近视，小家庭的局限，使相当一部分人渴望改变眼前物质生活的窘困状况，甚于考虑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迎合这些人的心理，打着发展生产、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物质需要的幌子，“名正言顺”地绞杀反修防修的革命运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二；
作为矛盾混合物的劳动者，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自身矛盾的出路。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统治下，经过自身的实践经验，广大劳动者都明确自己只能是口号上的主人，现实存在中的奴隶，因此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把要真正当家作主的热情，转变为盼望增加一点工资以解决一点实际生活问题的低要求。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据此投其所好，利用劳动者本身尚有的商品属性，用物质刺激，奖金挂帅，计件工资一类糖衣砒霜，重新刺激劳动者的劳动热情。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三；
使修正主义制度成为现实存在的主要的阶级基础和阶级力量－－官僚主义者阶级，其根基不但未被动摇，其体系反而在“加强一元化领导”的大红伞下，盘根错节地扎根在整个社会上。官僚主义者阶级掌握和操纵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大权。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对权力的依附性，使官僚主义者阶级人数虽少，能量极大。官僚主义者阶级握有重权，居高临下，地位主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五；
整个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得心应手的专政工具，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神话党，实质都是为修正主义服务，本能都是趋向修正主义的。这样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纯粹是修正主义的作用。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六；
上层建筑和政治结构，事实上早已迫使人民群众和政治分离，广大人民群众无权无力无法有效地与闻和干预政治，甚至广大共产党员也无能与闻和干预上层统治集团政争的内幕，他们只有在事态发生后听候通知的份，没有在事变过程中表示意见的权力。与当权者相反的不同意见，既没有公开表述和讨论的条件，更没有进行试验的场所。庞大的暴力机器使下面暴发骚乱的可能性小于权力中心的角逐可能形成的统治危机。权力的垄断性，权力之争的诡秘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性，既造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必然性，又形成了阴谋家大搞阴谋诡计的合法保障。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七；
赫鲁晓夫的阴谋诡计和朱可夫的官僚军事暴力相勾结，利用对党的神话和整套国家机器的暴力，实行和平的反革命的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一下子”异化成修正主义社会的最危险和最主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总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逝世前后寻找表现时机，使用这样的方式和时机的条件已日趋具备。修正主义很可能通过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一下子”生出来。这是修正主义上台已成现实威胁的原因之八。等等。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他八十二岁诞辰夜不能寐时所作的这一结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
２、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
（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革命力量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确实已经筑起了反修防修的铁壁铜墙。因此，即使修正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得逞于一时上了台，注定也是不能长治久安的。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就明确指出：“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更何况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的考验和锻炼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普遍炼出了识别修正主义的“火眼金睛”，已经通过自身的政治经验和生活感受，认识到了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提高了新的阶级斗争的觉悟。中国人民对修正主义的警惕，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仇恨，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培养出来的斗争精神、革命意志，是反修防修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巨大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不是修正主义可以轻易一刀砍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也绝不是修正主义可以随便摆脱的，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论述，像紧箍一样紧紧地套在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头上……。所有这一切，是苏联赫鲁晓夫们没有碰到过的，而这也正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个致命的问题。
（２）十亿人口强制性的生产和主动性的消费
第二，中国人口骤增猛涨，其数已近十亿，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问题是每人每时都面临的大问题。要解决这个大问题，显然只有依靠发展生产来解决。但在不是自由竞争而是高度依附权力的政经一体化垄断生产的情况下，生产的发展又首先取决于政治的清明，取决于生产关系是否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解放劳动者的创造力。但是，同样显然的是，修正主义制度恰恰是扼杀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是被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垄断权力所专制和压制住的，这怎么能够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呢？纵然，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用糖衣砒霜和带血的刺刀把生产暂时刺激起来一下，但是其效果肯定是有限的，其时间也肯定是短暂的。在官僚主义者－－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的把持下物质刺激这一套，只能起恶化社会矛盾的作用，只能是修正主义的榨油机。这一套之所以被毛主席所否定，正是已为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实践所证明是不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生产的。况且，十年来对这一套的批判，已经使劳动者对其恶果的感受不是麻木的而是敏感的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将劳动者的主权剥夺殆尽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取消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把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野蛮专横地压制住，但是却不能阻挡广大劳动人民对日用消费穿衣吃饭就业居住的需求；官僚垄断特权阶级能够专制住广大劳动人民对民主、自由的渴望，但是却抑制不住他们本身对广大劳动人民敲骨吸髓压榨的贪欲。官僚垄断特权在中国的修正主义统治，肯定是难得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马恩选集》第一卷２６３页）十亿人的生活问题及其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和斗争，这是苏联赫鲁晓夫所没有承担过的巨大的压力，也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致命的问题；
（３）僵化的国内政治，箍紧必炸
第三，中国和苏联的社会结构不尽相同。苏联是一个半欧洲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没有中国严密，因此，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缓冲余地。它有成文的法律，有一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一类持不同政见者还可以发表反对意见，举行记者招待会等，对政治犯不采取屠杀的政策，教育制度也使人们多少有一点能够凭自己的才智得到深造的可能，学术方面也不强求划一，而是提供条件允许并鼓励自由讨论、发明创造，等等。这些做法能够使社会上具有才能的人们有一定的奔头和出路，使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从而使革命运动缺乏敢于牺牲一切的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则不然，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实行现代法制，而是实行封建专制，变化性灵活性很大的政策，迁就应付临时事件，凭官僚主义者阶级的“一元化领导”的好恶喜怒执行政策，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对所谓“反革命”或格杀勿论或施以重刑，教育制度和科学研究等都不器重人才，而是凭关系，看门阀。在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把持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使社会的矛盾冲突缺乏缓冲的余地。千千万万优秀人物愤懑不平，渴望变革，被迫敢于铤而走险，要从绝路中闯出生机来。蓄之愈久，其发必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同时，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在长时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特权的过程中，越来越僵化，越来越缺乏左右民心的道义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领导集团的日益僵化，导致了整个社会内部日益僵化，孕育着总崩溃的到来。这些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致命的问题。
（４）面临地方造反的现实威胁
第四，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布满了诸侯、藩镇、军阀割据混战的记载。实行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而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诸侯，新的藩镇，新的军阀雄踞之势。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里，这种局势曾是动乱的根源的话，那么在反修防修的历史任务已经明确，在毛主席已经发出了要地方监督中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的号召之后，这种局势却有可能转化成为粉碎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阴谋的积极因素。每块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完整的地区［？最后一字不清楚］，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现成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潜在的危险。
（５）在国际交往中承受世界民主潮流的冲击
第五，在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即使修正主义通过出卖中国的资源和工业原料换来了大量外汇，但为了保持政权，也要以相当部分花在消费上，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是有限的。不但中国人民不容许把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任凭官僚主义者阶级出卖国家资源做工业国的附庸，而且国际竞争势必把中国抛在后头。这种状况也必将影响和改变国内结构。当今的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是逆流。人权运动已在苏修及东欧一些修正主义国家的后院里，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的前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人民的视野也在一天天开阔起来，随着文化科学技术的普及，人民的耳目也越来越灵，思想也越来越发达。国际民主潮流势必在世界上最不民主的地方，引起最强烈的反响。这是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６）人民决不会容忍下去
第六，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的厄运，最重要最本质的一个原因是，修正主义路线本身所具有的反动性和反人民性。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使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得到趋向光明的解决，而是使这个基本矛盾趋向黑暗的恶化。因而它不得不继续接受这个基本矛盾的支配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它把公有制社会生产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生产，它用强力推行一条特权专制的路线，利用劳动力还具有的商品属性，鼓吹“土豆烧牛肉”的福利主义，以小恩小惠作诱饵，蛊惑人心，“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 （《马恩选集》第一卷３８５页）从而实质上加固劳动者无条件绝对服从物的奴隶地位。也就是说，修正主义路线恢复劳动力商品性质的活力，是为了将劳动者进一步推入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就范做稳奴隶的深渊。它对于劳动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则决定性地要予以毁灭！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人民性和反动性，决定了它必然遭到具有反修防修意识的全体人民的自觉的反对和坚决的抵抗，这是毫无疑问的。
总而言之，任何欺骗都是不能持久的。修正主义在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命运，绝对不是什么幸运，而肯定是厄运。在今日中国，修正主义即使上了台，其统治地位也是不能长久的！它的“一下子”得逞于一时，不过是预示着它的必然顷刻瓦解！愚蠢昏昧的人迷信于眼前，智慧明达的人却着眼于未来。修正主义制度不过是整个剥削阶级制度的回光返照。在今日中国，其做法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其前途也将有如封建的社会主义－－“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马恩选集》第一卷２７４页）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决不会容忍的”！
１、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
作为人的体力和脑力总和的劳动力，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生产的基本因素。没有劳动力的参与，就没有任何生产活动。同样重要的是，劳动力性质的变化对社会性质的变化具有强烈而敏感的反映。资本主义将劳动力变为商品，不将劳动力变为商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和压迫方式就不能存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４７１页）修正主义将劳动力的所有权从劳动者身上剥夺，使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奴隶，不将劳动力变为官僚的无条件绝对服从物，修正主义的法西斯特权专政的超等奴役压榨制度就不能建立起来。修正主义的生产就是奴隶制度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体系中，“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了整个社会和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马恩选集》第四卷１６４页）共产主义将劳动力变为主体，不将劳动力作为主体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鸿图就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恩选集》第一卷２７３页）
由此可见，劳动力性质是社会性质的标志。掌握这一原理，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时期路线斗争的实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２、围绕着解放劳动还是奴役劳动而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正如同社会主义在叉路口徘徊那样，劳动力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寻找解脱自身矛盾的出路。叉路口社会主义社会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就正是紧紧围绕着这一点而展开的。究竟是把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净化为主体性质，还是恶化为奴隶性质，究竟是把社会引向真正的完整的社会主义，从而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境界过渡，还是把社会推入修正主义的黑暗深渊，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旧有形式已经很难恢复，由于社会生产的高度组织化，劳动力也很难倒退到纯粹商品性质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劳动力的本能是强烈要求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摆脱矛盾混合物的处境。而统治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及其所掌握的上层建筑却要根据其自身的利益和惯性，把劳动力完全沦为官僚的奴隶以便于驱使。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基础。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一切以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不但在意识上，而且在生产上、分配上、社会上都切实地、而不是虚伪地确立和增强劳动力的主体地位，这就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放劳动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终将要取消劳动力商品属性，但是社会主义阶段虽限制却也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质，而不是就否认它或扩大它。这条路线，对劳动力的无条件绝对服从官僚的奴隶性质，则是决定性地要加以根本否定。这条路线的革命性和人民性就在这里。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基本的经济规律，就不但是只着眼于生产工具，“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３１页）而且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掌握生产工具的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的身上，用自主的热情的劳动代替强制的被迫的劳动，用解放劳动者的方法解放生产力，努力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的主人。与此相反的，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的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基本的经济规律，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所阐述，在此即不赘言。必须指出，劳动力的矛盾混合物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根源。只要劳动力这种矛盾混合物的性质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不会有一刻的停顿。这种两条路线的斗争，将始终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３、不利于革命的斗争方式
但是路线斗争又集中表现在权力之争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的特点，决定了权力之争的重要意义：垄断政权就能垄断一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既然整个国家的军、政、财、文大权都已统统高度集中于共产党，为共产党所垄断，既然早已排除了另外的政治组织通过合法的途径与共产党争权的可能和存在的余地，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集中到执政的共产党内来。共产主义事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马恩全集》３５卷３８０页）共产党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已是如此，共产党在长期固定化执政后更是如此。权力愈重，利害关系愈大，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就愈尖锐。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劳动人民。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力量在于当权的官僚主义这阶级。但是，共产党内的权力之争不是诉诸于人民的裁决，而是决定于其上层内部的倾轧。诚然，共产党是一个有革命理论信念、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党，是一个具有革命遗传的党，特别是当党的领袖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党内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定会坚决抵制修正主义，抵制官僚主义者阶级。但是，毕竟由于少数人长期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政权，已使党发生了变化，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党内“恐怕相当大一个多数的”当权人物，已经蜕变成了官僚主义者。正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养尊处优，不读书，不劳动，不调查，不研究，高高在上，脱离人民，脱离实践，做官当老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特殊地位，使他们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些官僚主义者奉权力为偶像，迷信权力，崇拜权力，唯权力是从甚于坚信路线，他们的信仰就是权力，是标准的权力至上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性无比贪婪，无比凶狠，无比阴险；他们的眼界毫无历史感，近视而无远见，昏昧而不能明察。为了夺取权力，他们会不惜一切，任何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任何阴谋诡计都会使出来地去谋权、篡权、夺权，使权力之争具有了极不平常的险诈性和残酷性。正因为党内这种情况，正因为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整个上层建筑本能趋向于搞修正主义，正因为国民经济陷入了停顿和濒临崩溃，正因为修正主义上台有了可乘之机，正因为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力和条件，正因为不同意见没有公开发表、讨论和试验的余地，正因为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质变，等等，所以致使社会主义在叉路口迈出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时，革命力量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肯定是处于劣势的地位。斗争形式极其不利于革命。显然，在这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不直接诉诸于人民，如果不立即果断地诉诸于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危机和修正主义的上台，都是在所难免的。
综上所述，“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马恩选集》第四卷４８２页）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基础变更的阶段，即对生产资料进行公有制改造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上层建筑变革的阶段，即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从时间上说，第一阶段在中国大约从１９５３年－－１９６３年，相当于互助合作化，公私合营运动到人民公社化及为巩固人民公社而斗争的这段时间，第二个阶段在中国则是以对苏大论战为起点，从１９６６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展开来的。
反修防修实质上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坚持在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革命，无产阶级只有从对私有制的部分胜利中解放出来，才能从私有制的全部锁链下得到解放。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必须加以改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９６６年爆发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１９５６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在上面《中国处在反修防修的最前哨》等节文章里，已经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整个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开端，在具有“开端”的伟大意义的同时，也不［页１６７］可避免地具有了“开端”的局限。
这种局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这在当时是不能苟求的［以上十个字下面有着重号］。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一如从前，“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着事态发展本身，不如说是针对着所产生的恶果。”（《马恩选集》第三卷６６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展开的“文艺革命”、“卫生革命”、“教育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上海一月风暴”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统统是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尽管显示了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影子（例如从舞台上驱逐帝王将相、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等等），但毕竟远未能够完成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任务。
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例如“教育革命”，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就以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而言，从打破剥削阶级一统天下的正确的革命的愿望出发，结果却沦落到了新的剥削阶级－－官僚主义者阶级营私舞弊塞私人凭关系走后门的境地。在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把持下，推荐和选拔的新形式，充满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玩弄特权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旧货色！又例如“卫生革命”，向［页１７０］改变城市大老爷卫生部的革命目标前进的步伐，结果却在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权力的领导下，踏入了城乡大小老爷合伙营私舞弊服务部的泥沼。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控制下，从“赤脚医生”的人选，到治病发药，不少合作医疗不仅实为“官医”，而且变成了合法走私的“医院商店”，账目不公开，药品囤积居奇，据为己有，投机倒把，甚于奸商。如此等等。
在总问题没有解决，总根子未曾触动的情况下，一切改革都是虚话，陈旧的东西不但会力图在新形式中复活，而且简直是在新形式的躯壳里找到了最适宜生存的条件。
但是，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是革命的，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曾经积极参与和投身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毕竟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一系列反复、曲折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深入持续达十年之久，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得以暴露了现存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展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广阔的前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对党神话，撕开了假社会主义的面纱，激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Ｘ［此字不清］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了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马恩选集》第二卷１９４页）少数人对权力的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把所有制管理的专制形式膨胀为极［页１７２］端专制的新的特权压榨手段，强加于公有制社会生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矛盾已经重申：“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马恩选集》第三卷３３３页）
公有制社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改变在起关键性作用的权力分工方面的严重的弊病，权力分工必须由绝大多数人即由整个劳动人民来左右。为着谋取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必须首先争取使每个社会劳动力都得到解放。“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共存。”（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论巴黎公社》第５６－５７页）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毫不含糊地揭示了，应当打碎从前［页１７３］的官僚军事机器，“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同上，５５页）“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同上，３６１页《马恩选集》第四卷３９２页）［此处不知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页码指示］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走资派的手里转到跑资派的手里了！再不能把权力让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下去了！这种垄断，已经形成了更无人道的新的阶级分化，已经形成了更贪婪、更狡诈、更毒辣的新的剥削阶级，已经形成了更黑暗、更残酷、更罪大恶极新的剥削制度！“不消灭一切［此两字下面有着重号］奴役制，任何一种［此四字下面有着重号］奴役制都不可能消灭。”（《马恩选集》第一卷１５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第二阶段生产力的桎梏。要改变这样的生产关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必须打碎旧的官僚军事国家机器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体制，必须彻底粉碎神话，把奴隶总管党变成奴隶工具党，必须“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论巴黎公社》１３６页）；必须还我人权，刻不容缓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积极进行。
１、一般准备
“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恩选集》第二卷［页１７５］１９５页）
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确立的公有制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社会生产，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作好了组织准备。
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所造成的恶果和激化的矛盾，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已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一定的必要的文化水平。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近六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苏联变修的惨痛的教训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宝贵经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为发展反修防修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事实和有力的依据。
２、主动因素
尤其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无产阶级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次解放使他们充满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则是使无产阶级从思想的牢笼里又获得了解放，这次解放使他们坚定了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使他们对新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具有了皮和肉的感受。麻木中的痛苦无知觉不痛苦，感觉到的痛苦更痛苦。过去的痛苦只留下了疤痕，现实的痛苦［页１７７］却刺激着每一根神经。无产阶级从丧失一切、固定化没有一切中，认识到了他们更彻底地被剥夺，因而准备更彻底的剥夺剥夺者。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胸膛里充满了仇和恨的怒火！无产阶级已经看清必须进行第二次更猛烈的血与火的清算的对象，已经不是从前的剥削，而是如今的剥削！无产阶级已经不是从感性、不是从宣传中得到启发，而是从自身的政治实践经验的感受中，更为牢固地掌握了真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都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恩选集》第一卷３８５页）
３、所有现存制度都在钻牛角尖
与此同时，整个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社会主义革命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里遭到窒息和扼杀的命运时，社会主义革命的苗头却在资本主义世界、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国家里酝酿着破土而出。资本主义世界在炫耀其“民主、自由”的时候，却遭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无情的挑战。修正主义国家在大谈其“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人权运动却揭破了它的残酷和黑暗，暴露了它和人民尖锐对立的困境，在“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的乐曲声中，却声声听得出修正主义鬼魂的哀嚎。整个世界的社会制度都在其自身内在的弊病支配下钻牛角尖，走死胡同，因而整个世界都在渴望，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出现，都在孕育着新的生命。而战争的阴影，使这种渴望和等待变得更为迫切，使这种孕育更加日益临近分娩之期。中美关系的解冻固然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可是在中国难道又没有打开向外窥探 的窗户？当中国不断惊人的事件在世界面前接二连三出现的时候，中国人难道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辞职不感到有点什么值得探讨吗？……
４、被动因素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全部完成。革命需要主动因素，同时，革命也需要被动因素。在“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马恩选集》第一卷６０９页）的局面下，无产阶级只有从一系列探索的失败中，才能认准解放的唯一出路。“但是，在这些失［页１８０］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马恩选集》第一卷３９３页）陷于灭亡的是那些在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树立起来以前，探求出路的矛盾混合物所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无产阶级只有摆脱这一系列应当摆脱的东西，才能够聚集到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而无产阶级要摆脱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实践，只有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此两字下面有着重号］才能使它摆脱。”（同上，３９３页）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由于这个革命已经“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政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马恩选集》第一卷３９３页）当着修正主义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的放肆的欺骗宣传和疯狂的恐怖政策越 来越使人民不堪忍受的时候，当着人民普遍认识到“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马恩选集》第一卷５０１页）的时候，当着修正主义上台对于执政的共产党的广大党员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的时候，当着既要打着红旗就不得不受红旗的紧箍限制而生产力更深地陷入矛盾之中不能得到解放的时候，当着统治集团内部许多成员也越来越厌烦、越来越不能接受“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８页）的专制体制的时候，当着重新分配政府要职的把戏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加剧的时候，当着革命的领导权已经由改良主义者手里转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时候，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工作全面地完成了！
５、必然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的东西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社会主义现存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乃是反修防修的必然要求，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必然发展。
必然的东西一定会变成为现实的东西。“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马恩选集》第一卷４８８页）任何企图阻止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来的行动，都是反动的行动，徒劳的行动。无论勇敢的螳螂们花岗岩般顽固的头脑有多么大，不可一世的手臂有多么粗，在历史车轮面前，螳螂毕竟是螳螂！任何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螳螂，定将被历史车轮无情地碾碎！这难道不是必然的吗？
第三篇 现实性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 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就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变为千百万革命分子的实践、变 为既牵动整个下层劳动人民、又牵动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的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把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改良主义的幻影清除 干净，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地、生动地开展起来，用以巩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和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从而既能前所未有地解放劳动，解放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 义生产，又能有效地粉碎修正主义上台的现实威胁，赢得社会主义革命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全面地、稳固地奠定基础。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 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 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６ １页）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 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 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 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确保劳动人民能够真正当权。在无产阶级民主 制度下，每个劳动者都能真正地享受到主权，人格受到应有的尊重，聪明才智得到应有的培养、锻炼和发挥。领导者只有取得被领导者大多数的同意， 才能领导。被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需要，就能光明正大地成为领导者。同样，领导者一旦为大多数劳动者不赞同，也能不至蒙受阴 谋诡计的暗箭和死无葬身之地的毁灭的恐惧，平安地回到被领导者的正常生活中。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将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使人民大众真正地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将切实保护人民，保护革命，保护一切革命的创造性的见解和活动，将帮助人们打开思想的牢笼，把人们无穷无尽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并且依靠这些创造力全面完成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使社会早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压迫；使人类的注意力早日集注到发展科学、征服自然上来；使人们早日完全享受到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职业的自由。建立这种无 产阶级民主制度，定将对绝大多数人们的未来提供极好的机会，重新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鼓舞起人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的热情。
简言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防止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的国家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的唯一有效的利器，是使权力分工为人民所掌握，当权人物和权力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法制和人民所授予的范围的切实保障。
１、 从十月革命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中发现消除弊病的手段
恩格斯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 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四字下面有着重号］。”（《马恩选集》第二卷３０７－８页）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可以从苏联十月革命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近六十年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找到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从列宁掌握国家政权五年之后在逝世前夕的指示：在我们面前，“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那完全从旧时代接受过来，简直是坏透了的国家机关。”（列宁《一九二三年论文集》单行本第１８页）“关于我们国家机关及改善这种机关的问题，乃是极端困难，远未解决而同时又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同上第２５页）“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如果不说是可恶，至少是可悲到了极点，致使我们必须首先切实加以考虑，怎样来与这机关的缺点作斗争。”（同上３１页） “应当及时猛省。应当对那种突飞猛进的运动，对一切夸耀等等怀着万分必要的不信任态度，应当考虑到怎样来检查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进行，而后来每秒钟都证明其不稳固，不坚牢和不可了解的前进步骤。” （同上，３２页）到毛主席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实践，文艺、教育、卫生革命、国家机关的改革、鞍钢宪法等等，尤其是毛主席关于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社会主义革命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派的思想，阶级关系发生新变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思想等等，以及革命委员会等新生事物，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武斗问题，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揭露了矛盾的弊病，或多或少地显现了解决矛盾和消除弊病的手段，或多或少地显现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轮廓。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一。
２、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第２４５页）“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和占有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５６页）
列宁肯定：“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选集》第３卷２１１页）并指明了这种政治形式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１）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２）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３）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任何人”三字下面有着重号］都不能成为官僚。”（同上第２６０页）
恩格斯说：“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论巴黎公社》第１５页）
因此，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来源之二。
３、 吸取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
列宁曾经说过：“无论如何要继续前进并吸取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第一等的首要任务。（《列宁全集》第３３卷３３０页）
“要派遣几个有学识修养而又忠诚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书籍和 研究这个问题。”（《二三年论文集》第３７页）“资产阶级在斗争中使用 的工具，无产阶级也应该加以利用，当然，利用的目的完全不同。你也不能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否认这一点，那你就是把世界上一切革命事件的经验一笔抹杀。”（《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２２１页）
更为明确的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及《国家与革命》中，都曾摘录和引用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的话：
“‘……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第一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是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各级行政区长官’（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３卷２２６－７页）
－－尤其必须重视的是，列宁把恩格斯的这段话称为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对于……观点”等十二字下面有着重号］”！ （同上，２２６页）（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那么，美国等欧美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是怎样组织地方自治和怎样不要官僚制的呢？看来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 用美国《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就 是“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 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 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 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 以建立新的政府。这新的政府，必须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的基础上，并且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它的权力机关，庶几就人民看来那是最能够促进他们 的安全和幸福的。”（见《１７６５－－１９１７年的美国》）值得特别注 意的是，美国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正是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使推翻旧政府、 组织新政府的行动成为顺理成章的受法律保护的行动。
这里所谓旧政府被新政府代替，虽然新旧两者本质上没有根本的差别，但是，毕竟是一种不断更新或更换的形式。它的存在表明了统治阶级阶级民主的存在， 统治阶级的阶级民主显然使统治阶级的阶级力量得到了增强。美国正是通过 成文宪法，取消任命制、实行普选制、两党制、年度选举、总统任期限制、 军队从属于文职当局，等等，尤其是依靠了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 基本权利来做到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
美国正是通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使权力 互相制约、互相平衡、互相限制，以权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和不要官僚制的。实践证明，三权分立，地方自治，两党制，年度选举等办法，确是不要官僚制的民主共和国行之有效的办法。形式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这其中难 道没有无产阶级可吸取的合理成分吗？
形式始终不过是为内容服务的。让我们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他说：“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马恩选集》第四卷１６９页）马克思也说：“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马恩选集》第四卷２２页）等等。
怎样才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指示呢？让我们还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论述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列宁说：“彻底发展民主制，找出发展的形式，用［页２００］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列宁选集》第三卷２３１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状况”二字下面有着重号］，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理想”二字下面有着重号］。 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现实的”三字下面有着重号］运动。（《马恩选集》第一卷４０页）“所以我断言－－恩格斯说－－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马恩全集》 第二卷６７７页）
因此，对欧美社会制度实行革命的扬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３８页），是完全应该的。欧美社会制度的长处，是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第三个来源。
１、 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
恩格斯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马恩选集》第四卷５０２页）
２、 考茨基之流破产的根本原因
列宁指出：“象考茨基、奥托?鲍维尔等等……破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死盯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某一个形式，而忘记了 这个形式的片面性，他们不敢正视由于客观条件的改变而必然发生的急剧变化，而继续重复那种简单的、背熟了的、初看起来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三大于二。然而，政治［页２０２］与其说象初等算术，不如说象高等数学。”（《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８４页）
列宁还指出：“……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只要象德国和美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什么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我们不允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会造成错误，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教条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忽略新内容，结果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左倾教条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任何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并不是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努力引起的。”（《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８５页）
４、 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
列宁还说：“一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不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３１卷７７页）
５、 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重要
“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同上）
６、 需要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新形式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中共“九大”文件汇编》第２０－１ 页）
７、 新的斗争形式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毛主席还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同上，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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