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1-3 作者：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赴京同学
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赴京同学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最近，山西大学“八·一四”领导人开动宣传机器，一方面高叫“‘八·一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大骂什么“八·八”红旗战斗队是“五保户”，什么“卫恒、李希曾是‘八·八’红旗战斗队的后台老板”等等，等等。一时间造谣的空气，反扑的声浪，甚嚣尘上。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售其奸。然而，谎言虽然多如牛毛，却丝毫改变不了铁的事实。为了帮助革命的同志们认清庐山真面目，我们全文翻印“八·一四”领导集团精心泡制的奇文——《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篇绝妙文章是“八·一四”领导集团恶毒谩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铁证；是他们猖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铁证；是他们歪曲事实真相抹煞我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铁证；是他们制造社会舆论，为刘梅、宋华青开脱罪责，进一步达到为刘、宋翻案的资本；是他们“热烈拥护，坚决支持”卫恒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宣言；是他们继续陷害受到反革命分子刘梅等人残酷镇压的革命同志的黑材料。一句话，是“八·一四”领导集团由认识问题发展到立场问题，由死心踏地保刘、宋过关发展到谩骂领袖、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千方百计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录。
“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我们加注按语全文公布，以供革命的同志们分析批判。
当然，这篇文章又长又臭，满腹毒汁，能够读完，需要有足够的忍耐性。不过，为了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各种形式进行的猖狂反扑，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省我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彻底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同志们费上一点时间，耐心地读读，是完全必要的。草大毒多何所惧，锄掉毒草好肥田！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从六月二日出现大字报起，在山西大学已经开展三个多月了。三个月来，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怀着满腔革命激情，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校党委主要成员“怕”字当头；软弱无力；压制民主；百般破坏；加之省委的错误引导，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长期误入歧途，至今未上正轨，给运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按：“八·一四”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定了一个框框，即刘梅等人残酷地镇压学生运动，疯狂地破坏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因为他们“怕”字当头，软弱无力！说得何等轻巧！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八·一四”领导人一出场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保皇嘴脸。
现将山西大学运动开展情况，作一简单反映。
六月二日山西大学革命师生收听了聂元梓等震奋人心的大字报的广播后，个个磨拳擦掌，纷纷拿起笔杆子写大字报揭露和批判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坏东西。与此同时，六月二日、三日，外语系英三乙班荣福胜，贴了三张具有严重错误的大字报。原样复制如下：(略)
当时，同学们认为这三张大字报是反动标语。因为第一张中的“牛”字写得象“毛”字，“神”字写得象“袖”字，容易被人误读为“向一切×鬼蛇×开战(注：荣原大字报中是“牛”、“神”，这本大事记有意改为“毛”、“袖”)！！！”；第二张中丢了“东”字、使我们敬爱的领袖的名字残缺不全，容易被人误读为“战无不胜的毛×(注：在荣的大字报中是“泽”，这本大事记有意改为“贼”)思想万万万岁！！！”，三个万字一起排，喊起来给人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
按：革命的同志们，“八·一四”的大事记肆意歪曲事实真象，对荣福胜的大字报作了粗暴的篡改，继续把荣打成反革命，这是决不能允许的。
第一张标语所列的“错误”纯属捏造！
更有甚者，他们竟趁机恶毒地辱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决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坚决声讨“八·一四”领导集团这种滔天的罪行。于此，我们再次严厉警告“八·一四”领导集团的老爷们，你们欠下人民的这一笔债，我们是一定要彻底清算的。你们必须追查责任，抓出主谋，等候人民的裁判。
三个“万”字一齐排，这明明表现了对毛主席和党的无限热爱，“八·一四”的领导集团却说“喊起来有咬牙切齿的感觉”！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了。
第三张仅三十一个字，就丢掉了两个关键性的字，虽然添上了，但极不显眼，容易被人误读为“头可断，血可流，但毛主席的不能听”。我们说毛泽东思想这个千钧棒绝不可丢，他却说“不，绝不可丢！”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在短短三张标语式的大字报里，出了这么多问题，广大革命同学认为绝不是粗心大意所致，认为是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恶毒诬蔑，是不能容忍的反革命行为。广大革命同学，对此表示万分愤慨。
按：在这里，“八·一四”的领导人，已经肯定了荣福胜是反革命分子，应该逮捕！应该拘留！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健忘的先生们却在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导演了一场给荣“假平反”的丑剧！荣既已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为什么给他“平反”?你们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真是丑态百出，可鄙可憎！
刘、宋、李把荣打成反革命，你们仰承鼻息，也把荣福胜打成了反革命，真是一主一仆，何其相似乃尔！醉翁之意不在酒。12．15会议确确实实是一次假平反、真反扑的大黑会!
出于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当晚十点左右，有的同学就在荣的宿舍贴了大字报，后来又把荣拥到大饭厅。十二点，人越聚越多，把荣团团围住，你叫他喊，你推他拉，质问他为什么要写反动标语，为什么要诬蔑毛主席。空气十分紧张，局面相当混乱。此时郝肯堂同志(党委委员，校副秘书长)闻讯赶来，说：“荣福胜同志是不是反革命现在还不能肯定，就是反革命分子也不要打他”。但同学们不听，少数人大喊：“不准包庇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要称反革命分子同志”“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打！”有的甚至把郝肯堂同志推在一旁，用黑板把他挡在后面。后来宋华青(党委常委，校秘书长)、巩二成(武装部副部长)同志、肖凤舞同志(团委代理书记)也来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荣福胜！”“打倒牛鬼蛇神荣福胜!”的口号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宋华青代表校党委说话，第一句是：“同学们，听校党委一句话。”话音未落，有一个同学马上连呼三声：“听毛主席的话！”。宋华青继续说：“……大家对荣福胜这个牛鬼蛇神非常气愤，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大家这种义愤是可以理解的。关于荣福胜的问题交给党委按照国家手续处理。”并且要求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此时紧张空气稍有缓和，部分同学开始离去，但部分同学仍然要求立即把荣逮捕法办，要求团委代理书记马上宣布开除荣的团籍。已是深夜一点，群众“仍然”不散。校党委请示省委，经武光汤同志(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同意，便决定把荣暂时隔离开来。当下，一部分同学便拥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荣捆了起来。实际上，当时不捆，难以平民愤，难以就此收场。这就是所谓“六·三”事件的全部经过。
按：“八·一四”的领导人，对宋华青把荣福胜打成牛鬼蛇神、转移斗争目标的卑鄙伎俩，只字不提，反而说宋讲话后，紧张空气缓和了，在“六·三”事件中，宋华青作了英明决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八·一四”领导集团这样不择手段为宋评功摆好，时至今日，不知有何感觉?!
校党委扣押监禁荣福胜，并给荣扣上“牛鬼蛇神”帽子，这明明是惩一儆百，明明是转移斗争目标，明明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是“八·一四”领导集团却说成是什么“当时不捆，难以平民愤，难以就此收场”。一个要镇压革命群众，一个就站出来高叫“镇压得对！镇压有理！”一唱一和，何其毒也!
在这件事上，广大革命学生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校党委及其成员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有的成员认为是反动标语，有的成员认识是有矛盾的。总的来说，校党委没有个正确的态度，没有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
按：“八·一四”领导人一提到“校党委”就羞羞答答，但又频送秋波。把校党委残酷镇压群众运动、明目张胆地扼杀我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一笔带过，避重就轻，掩耳盗铃，怎能骗得了天下人?!
省委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也是不明朗的。请看：
(1)荣贴出三张具有严重错误的大字报，同学们议论纷纷，荣觉得压力很大，六月三日晚饭后事件发生前，曾跑到校党委去承认错误，宋华青、李子康(党委常委、副校长)同他谈话。末了，李子康问荣：“你犯了什么错误?”荣无以对答，李说：“你犯了严重的错误，回去好好想想。”
(2)李子康看了荣的三张大字报后，逢人便讲：“出了反动标语了，出了反动标语了，同学们的眼睛真亮！”他跑到校办公楼上比划着说：“把牛鬼蛇神写成×鬼蛇×了。”又说：“我认准了这个同学就是那天晚上，我发现的那个行迹可疑的人，就是那个高个子，没错!”
(3)宋华青代表校党委去解围时，同学们喊把荣福胜这个“牛鬼蛇神”拉出来，宋说他和大家一样，“对荣福胜这个牛鬼蛇神非常气愤。”
(4)当日晚两点，集会的群众散后，数一丙的同学写了题为“我们的意见”的大字报，要大家擦亮眼睛，听校党委的话。刘梅(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看了这张大字报后，点头说：“还学了点毛选，头脑清醒，观点明确。”李子康说：“写的还不错嘛！”
(5)六月四日下午，刘梅向卫恒同志汇报此事，卫恒同志提出疑问：“这个学生是不是粗心大意，漏写了字。”刘梅想不通，说：三张大字报，没有多少字，为什么张张都是这种情况。
(6)六月五日校党委为了留有根据，决定把荣的三张大字报拍摄下来，责成李子康办理，结果李子康违犯决定，除了这三张外，还拍了其他给校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十多张。
(7)校党委派保卫处樊子琚调查有关“六·三”事件的材料。樊子琚对同学态度十分蛮横，有意煽动同学与校党委的对立情绪。
按：“八·一四”的领导人，已经堕落到不堪自拔的地步。《山西日报》点刘、宋之名已经好几个月，刘、宋的狰狞面目早已暴露无遗，而“八·一四”领导集团居然还有脸讲得出“煽动同学与校党委对立”这样的话来。
况且，刘、宋、李之流是陷害荣福胜的界魁祸首，许多事情都是在他们一手操纵下办的，决不会是想通想不通的问题，而是有意借“六·三”事件转移斗争目标，把火往下引，现在“八·一四”的领导先生们却为他们的主子推卸责任，这是他们保皇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
(8)“六三”事件后，有人经常打听荣的住处。为了防止意外，校党委把荣隔离了近两个月。
按：刘、宋、李都承认是“扣押”，饶舌的先生们却说成是“隔离”，还说是为了“防止意外”。照此逻辑，荣福胜虽惨遭骇人听闻之陷害(被非法扣押七十四天，神经失常)，反倒该着实感谢你们主子刘、宋、李的“大恩大德”了。
中间(七月十三日)曾经广泛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做过解释，但有少数人反对放出来时，校党委又拖了一月。文革委员会成立后，曾研究把荣放出来，但荣所在班的同学说：“坚决不要，放回来就打死他！”
按：“八·一四”领导集团确是无与论比的造谣绝手。他把关押荣的罪责，一古脑儿推到了广大革命师生身上，英三乙班同学身上；而其主子则无可非议，理应逍遥法外。
谣言见不得太阳。还是让铁的事实说话吧。当时，校党委派人到英三乙班交涉时，该班同学认为，荣是被校党委以反革命名义扣押的，现在放出来，第一应该对荣福胜事件做结论、定性质；第二荣回班后，本班同学该如何对待?第三公布荣在扣押期间被迫写的检查材料。这三项要求本来合情合理，但校党委心怀鬼胎，有意一推再拖，不作明确答复，一直扣押荣达七十四天之久。“八·一四”领导集团以为只要自己大笔一勾，事实就再也不存在了，真是掩耳盗铃，自欺可以，欺人怎行?！
(9)把荣福胜隔离起来，是请示过省委，经过省委武光汤同志批准的。
“六·三”事件发生后，广大革命师生的警觉性更加提高了，他们进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尖锐的，必须擦亮眼睛，防止坏人乘机浑水摸鱼、破坏运动。这种精神是可贵的。
按：“六·三”事件发生后，由于校党委玩弄花招，利用了广大同学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心情，使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志上当了。于是刘梅便支使其亲信蒙蔽一些人组成了“锄草队”、“消防队”，开始疯狂地围攻革命的大字报，这怎么能说是“警惕性更加提高了”呢?你们这样说，无非是为自己过去充当的不光彩的角色辩护。老实告诉你们，认错是可以的，溜掉是不行的!
但由于开始同学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解不深，加之校党委及其成员的一些错误表现的影响，运动一开始就误入歧途。同学们一方面写大字报，一方面看大字报，批判自己认为是有错误的大字报，把“有问题”的大字报划为“毒草”。有的甚至从用词上、从标点符号上挑毛病。有的就划对了，如摘帽右派分子王钊写的大字报：
热烈欢呼
党中央改组
北京市委的决定
我们一家(签名)
有的就划错了，比如一些对省委、校党委提意见但又缺乏事实的大字报。
按：看！这就是“八·一四”领导集团对我校前段运动的评价!
“锄毒草”“划毒箭”明明是刘梅的罪恶，明明是刘梅指使其爪牙、亲信即“八·一四”前主要领导人所干的罪恶勾当，绝非革命师生的什么“自发行动”。这样说是对革命师生的诬蔑。而且，被锄的“毒草”，被划的“毒箭”，几乎全部是革命师生写给校党委的革命大字报，熊熊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八·一四”领导老爷们无理强占三分，竟说“有的划对了”。你们把革命师生同摘帽右派混为一谈，你们的阶级观念那里去了？
不管划的对错，在客观上都给人们造成了压力，影响了广大师生员工给校党委提意见的革命积极性。斗争的锋芒转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出现了同学与同学贴大字报的苗头，这是与运动的方向相违背的。对此不良现象陈枫同志(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提过意见，但李子康还批评陈枫同志“看问题片面，没有阶级观点”，说“主流方向是好得很”。与此同时，六月四日一些“紧跟校党委”“保卫校党委”“擦亮眼睛，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接连出现了。写给省委和校党委的大字报骤然减少，并且逐渐消失了。校党委及其成员也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但实际上是看在眼上喜在心里的。校党委在六月七日开会研究过这个问题，要各系总支书记纠正那些错误的提法，但极不及时、极不得力，有的系迟迟不作传达，因此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运动的错误方向。
按：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前段时期，完全是以刘梅为首的校党委有意扑灭的，他们组织锄草队、消防队，一见有革命烈火的苗头，便以数以百倍计的保皇势力所扼杀。这些事实连刘梅等人都供认不讳，而你们却一股劲地往主子脸上贴金，照你们的说法，不就成了“革命有罪、镇压有理”了吗？
“六·三”事件本来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是刘、宋、李之流企图以此来转移目标、纵火烧人、镇压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但是在这本“大事记”中从不敢提及这一点。至于刘梅派宋华青、巩二成等人当场宣布逮捕荣福胜“这个牛鬼蛇神，并送交法律机关处理”的罪恶事实更是绝口不谈。人们不禁要问：“八·一四”领导集团的先生们为什么对刘梅之流那样含情脉脉，那样躲躲闪闪，吞吞吐吐，不敢触及到事件的本质呢？你们摆出一付奴才相，仰承刘梅之流的鼻息，继续设法陷害荣福胜同学，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令人切齿！
按：无数事实证明，揭露高光斗的问题是在校党委授意下进行的，这是校党委“舍车保帅”的一个大阴谋。张赞、曹基钺暗中跟校党委勾勾搭搭，献媚卖乖，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两个人，为校党委阴谋的实现，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八·一四”的领导人只字不提，却大肆渲染张赞、曹基钺的“功勋”，为张、曹立传。不过，这也难怪“八·一四”的领导人，想当年，这些人正是张、曹的亲密战友。时间过去虽久，又怎么能忘记那些“峥嵘岁月”呢?
第二天早五时，外语系党员教师曹基钺同志贴出了第二张揭露高光斗的大字报，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高光斗是一个诋毁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反对党的减薪政策，包庇坏人的坏家伙。围绕高光斗的问题，展开了全校性的大揭露、大批判。经过全校师生员工半个多月的努力，揭露了高光斗的许多罪状：招降纳叛，重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竭力培植私人势力、宣扬业务第一，实行物质刺激，鼓励和发展学生的名利思想，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黑货。在揭露和批判高光斗的斗争中，曾经遇到种种阻力。高光斗来山大工作了二年，已经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和党羽，如党总支的干事×××，团总支代理书记××，政治辅导员×××、×××。这些人起初大肆攻击张赞和曹基钺同志，拼命为高光斗歌功颂德，说什么“高光斗是我们的好班长”、“保卫我们的高主任”。大势已趋后，他们又玩弄假揭露、真包庇，假斗争、真保护的欺骗手法。一些受蒙蔽的同学，也竭力为高光斗辩解。当时校党委认为，外语系系大、人多、问题多，于六月六日派六人工作组到外语系帮助工作。
按：明明是派工作组去镇压外语系革命师生，你们却美其名曰“帮助工作”，明明是因为外语系同学给校党委贴的大字报最多，揭出了校党委的臭家底，刘梅之流狗急跳墙，你们却说成是因为“外语系系大、人多、问题大”，这是为校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公开辩护，这是你们又一次假革命、真保皇的可耻嘴脸的大暴露。
高光斗的大量罪恶事实揭发后，根据广大革命师生的要求，经省委同意，于六月十九日校党委宣布高光斗停职反省，以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陈良泉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外语系党总支职权。
初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光斗的罪行，是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这是不容否定的，在这场战斗中，张赞和曹基钺同志打响了当头炮，他们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
按：张赞、曹基钺明明是推行校党委“舍车保帅”阴谋的急先锋，是死心塌地的保皇派，你们却颠倒是非，竭力美化张、曹之流，还无耻地说什么他们的“功绩”是“不容磨灭的”，真是恬不知耻!一如既往，他们又反咬了革命师生几口！
在这个问题上，校党委及其成员有没有错误呢？有，而且相当严重。请看：
1、校党委派工作组到外语系摸情况、作调查，是不相信外语系广大革命师生的表现。工作组还查看过一些同学的档案，这更是严重错误。(据调查是工作组的决定，未经党委批准。)
按：校党委对外语系同学，岂止“不相信”而已！是你们的主子刘梅曾密授其亲信艾斯超指使工作组去查档案的。工作组的成员曾在同一天翻阅了外语系部分同学的档案。这样做是按刘梅的指示，要找出“攻击校党委的主谋”来。这明明是镇压学生运动，明明是搞政治陷害，明明是反革命报复！但是，“八·一四”领导集团的先生一提到刘梅等人，一提到以刘梅为首的校党委，便那样躲躲闪闪，实在令人费解!
2、校党委派李子康和宋华青分管外语系工作，李子康觉得外语系“问题大”，不愿去。去了后又不敢公开，唯恐犯错误丢官职。外英一丁方培泉同学给校党委贴大字报后，李子康私自查看了方的档案，这是一种严重的反革命行为。
3、工作组到了外语系后，曾于八号、十号、十四号向校党委汇报过外语系工作，刘梅说：“我只对英三乙和英一丁(因为这两个班被人们认为是问题最多的两个班)这两个班感兴趣。”又说：“你们连具体情况也不清怎么能具体研究呢？”
4、六月十九日宣布高光斗停职反省时，经李子康提议(李子康认为方培泉写了给校党委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怕外语系的同学打方，发生类似“六·三”事件)，校党委同意，派巩二成去外语系维持秩序，这是错误的。巩二成同志又派中文系同学帮助维持更是不相信外语系同学的表现。
按：究竟是维持秩序，还是镇压？你们真是些革命师生的败类！你们说话，作事都把自己摆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边，你们有什么脸在革命师生面前哼一声呢?
六月十六日，校党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作了第一次“引火烧身”的报告，报告后，运动开始向正常方向发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几天之内就给校党委贴了三百八十四份大字报。
按：校党委两次“引火烧身”都是反革命的大骗局：名曰：“引火烧身”，实则“纵火烧人”，企图以此达到他们抓“右派”的目的。因此，刘梅每作一次报告，对他的保皇兵都是一次反革命的动员令。于是，一场疯狂的反革命大反扑便接踵而至。可是，直到六六年十二月“八·一四”领导集团重新翻印他们的“大事记”时，对此还是闭口不谈，反而说什么“报告后，运动开始向正常方向发展，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替刘梅等人歌功颂德。他们的保皇嘴脸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但是从六月二十一日，运动又急转直下，同学因认识有分歧，展开了大辩论，你一张，我一张，争论不休，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
是谁从中捣鬼?是谁破坏运动的正常发展，挑动同学斗争同学，把运动拉向右转呢?要想辨明事实，必须从“六·一九”事件和“六·二○”会议说起。
六月十九日，校党委开会研究召开外语系师生员工大会，宣布高光斗停职反省决定一事。在这个会议上，李子康首先提出要让巩二成同志出面维持秩序，巩二成问他怎么个维持法，李子康说：“快去吧，快去吧，防止类似‘六·三’事件发生，怕同学打方培泉。”具体如何维持，巩二成同志不清楚。六月十九日晚饭后，工作组组长陈良泉代表校党委向外语系全体师生员工宣布高光斗停职反省的决定，巩二成派中文系的十七个同学有意识地站到周围，负责维持秩序。这个会议不到十分钟就完了。这就是所谓“六·一九”事件。
按：“六·一九”事件是校党委向全校革命师生的公开挑衅，情节不谓不严重矣！可是诸位先生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你们和你们的祖师爷真乃一往情深啊！
六月十九日，校党委在外语系革命师生的集会上宣布关于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高光斗停职反省的决定。会前，武装部副部长巩二成受党委指示借维持秩序之名，派中文系同学包围了外语系革命师生。事后，外语系广大革命师生对校党委这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表示无比愤慨，纷纷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这就是有名的“六·一九”事件。当时，以刘梅为首的校党委是把外语系广大革命师生当作敌人来镇压的。对如此严重的原则问题，“八·一四”的大事记避而不谈，他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不是很清楚了吗?
会散后，工作组收集同学关于高光斗处理决定的反映，有的同学说：“陈良泉宣布处理决定时，少气无力。”有的同学说：“不应称高光斗‘同志’”。有的说：“停职反省太轻，应罢官才对。”也有个别同学说：“派中文系同学维持秩序是不相信外语系同学的表现。”工作组成员把这些意见反映给陈良泉向李子康反映（原文如此----编者注)，说外语系教师和学生对派中文系同学维持秩序非常不满。李子康听后，装做慌了手脚，大惊失色，立即叫醒刘梅，召集校党委紧急会议，把联络员冯克让也叫了去，此刻已是深夜两点。在会议上，有的党委成员故弄玄虚地说：“啊呀，包围了省委怎么办?包围了校党委，包围了武装部和巩二成的家怎么办?”李子康说：“等不到天明，外语系就要闹事！”并且迫不及待地要求马上召集外语系班、团干部会议，说：“消消大家的气，把他们的头儿召集起来，就闹不起事来了。”当时意见不一。刘梅说：“干脆八点再开吧。”最后决定二十日八点召开班、团干部会议，让李子康出面检查，让巩二成向大家作个解释，以便发动群众。
按：看看“八·一四”领导集团的逻辑吧！镇压群众他们叫做“发动群众”，欺骗群众，也叫做“发动群众”，真不知他们的“发动群众”到底是什么货色?
“六·二○”会议是校党委把火往下引的一个反革命大骗局。他们一方面假腥腥地派李子康向外语系同学作检查，另一方面却又暗中授意其爪牙积极围攻外语系革命师生。因此，六月二十一日外语系革命师生刚给校党委贴出的大字报就受到校党委刘梅之流有组织、有计划的围剿，恶毒地把他们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六·二一黑风”。“八·一四”的某些干将，充当了这次围剿的急先锋，难怪他们要颠倒黑白，不敢正视事实！
但在这个会议上，李子康改变党委的决定，不是首先向大家作检查，把火引向党委，引向自己，而是把火集中地引向巩二成同志和中文系三年级甲班出面维持秩序的同学。据李检查说，派巩二成维持秩序是他首先提议的，怕把责任推到自己头上来，所以不敢检查。在这个会议上，他首先把巩二成批评了个一踏糊涂，说巩二成维持秩序是不相信外语系广大革命师生的表现，说派人维持学校治安“盯哨”是对待敌人的方法，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实际上李子康是个怕死鬼，是他首先提出加强治安，对“坏人”盯住不放的。而且，这样的事，在他身上就发生过几起)，要同学们“控诉”，“抗议”，在同学们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巩二成同志时，李子康拍拍这，拍拍那，鼓励他们说下去，说他们“打得好，打得准，有原则，有理论，有事实。”说同学们的言语出于“至诚”，“听到了外语系同学的内心呼声。”不加区别地笼统地表扬大家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学生”、“好娃娃”，“实在可爱”。当同学们对六·三调查的材料有意见时，李子康宣布一风吹，而暗地里却又让别的同志复制下来。在这个会议上，他还说他是个老病号，这二年没在学校住，意思是学校的问题与他无关。并要求大家把会议精神原原本本传达给全体同学，李子康极尽愚弄、欺骗、煽动之能事，利用同学们的情绪，通过感情拉拢，保护自己，纵火烧人。这就是“六·二○”会议，会期为时一天。
有人说：“‘六·二○’会议是个革命的会议，李子康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我们认为，校党委召开“六·二○”会议的用意是好的。
按：敢问诸君，用意好在那里?
但由于李子康阴谋策划，玩弄花招，把火引向其他干部和革命学生，挑动群众斗争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把运动引向歧途，这就改变了会议的本来性质，使“六·二○”会议成为一个反革命的会议。李子康欺骗群众，煽动群众，保存自己，纵火烧人，根本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六·二○”会议给运动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李子康负责。李子康是转移斗争目标的罪魁祸首！
按：运动前期，刘、宋、李狼狈为奸，转移斗争目标，罪责难逃！之后，刘、宋为了保存自己，亮出了李子康这个活靶子，把火引在一边，这一点必须揭露。但是，“八·一四”的领导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羞羞答答、左右遮掩，刘宋指向那里，他们就打向那里。这些人究竟是哪路的革命派?
“六·二○”会议前，同志们目标一致，基本上都是摆事实，讲道理，揭发校党委及其成员的问题。
按：早在“六·三”事件后，一场揭露与反揭露、革命与保皇的大论战就已激烈地展开了。你们却厚颜无耻地说“六·二○”会议前“目标一致”，真是大言不惭。我们说，造反和保皇势不两立，鱼目岂能混珠！
“六·二○”会议后，即六月二十一日，火突然集中到巩二成和文三甲同学身上，说巩二成派重兵包围了外语系，对外语系实行了武装镇压，说巩二成违犯了宪法，对巩二成提出一连串的质问和抗议；把文三甲同学比作美帝国主义。也有些贴给校党委的大字报。但多半是帽子大，事实小。
按：广大革命师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击退了校党委及其保皇势力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揭露刘梅等人的大字报高潮。我们记得，当时，刘梅之流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这是铁的事实，而你们却说革命的大字报“多半是帽子大，事实小”。时至今日，你们还保得这样不亦乐乎，你们的手法也太不高明了！
但对李子康的大字报几乎绝迹，有的还说从“六·二○”会议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胸襟，把李子康奉若神明，视若“包公”。
按：这是对广大革命师生的恶毒诬蔑！
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适应自己造谣中伤的需要，“八·一四”的领导集团，从来都是无中生有，把枝节说成主体，把树木说成森林。这里也不例外，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六·二○”会议一结束，外语系各年级、班就贴出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揭露“六·二○”会议是“又一个反革命大骗局”，(并且因此再次受到围攻)。对这些铁的事实避口不谈，采取“鸵鸟政策”，相反，“八·一四”领导先生却以自己的阴暗心理代替别人的磊落胸怀，说有人“把李子康奉若神明，视若包公”(象他们把刘梅之流当作永不崩裂的靠山一样)，真是可鄙而又可笑！
广大同学出于对党的热爱，由于对这次运动不够理解，看到外语系的一些同学“攻击”(当时这样认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校党委，又拿不出多少事实，压抑不住心头气愤，积极准备反驳。
按：不打自招。一句话，道出了你们的保皇本性。
校党委几次研究这个问题，要各系总支书记作工作，不让同学贴反驳的大字报，
按：不是“不让同学反驳”，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抓右派！刘梅的忠实爪牙，“八·一四”的干将曹马珠早已泄露了天机，诸君何须在此狡辩！
所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很少出现反驳的大字报。但由于他们灵魂深处欢迎肯定校党委的大字报，抵制否定校党委的大字报，所以措施不得力，制止不坚决，一场同学和同学之间关于校党委是否革命的大辩论终于展开了。
按：校党委组织围攻革命大字报，你们是心领神会的。现在，你们卖力为校党委涂脂抹粉，说什么“制止不坚决，措施不得力”，真乃江山易改，“保”性难移！
说校党委反革命的大字报暂时没有了，说校党委是革命的大字报成批出现。在这中间，有的同学曾贴大字报，建议大家不要过早地下结论，重要的是大揭大批，最后才能下结论。但刘梅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李子康看到许多人都说校党委是革命的，得意洋洋，说什么“形势大好”。二十四日刘梅再次代表校党委作“引火烧身”的报告，对前段运动中的错误仍未深刻检查，还说什么校党委是否革命的要让群众来鉴别，还给同志们定下了刘梅不是牛鬼蛇神的框框，给人一种迅速作出结论，运动马上就要转入第二战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感觉。七月四日和七月七日，刘梅代表校党委向党团员分别作第三次“引火烧身”的报告，
按：众所周知，六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刘梅所作两次“引火烧身”报告都是反革命大骗局，是把火往下引、纵火烧人。可是，“八·一四”的领导先生们却又造出一个“第三次‘引火烧身’”的神话来，为其主子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对前段运动中群众的发动和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估计，并给大家写大字报提供了线索，
按：看，校党委刘梅之流多么“革命”！
但由于校党委“引火烧身”决心不大，诚意不够，所以仍然没有扭转同学相互争吵的现象，
按：校党委的“引火烧身”，真的是决心不大，诚意不够吗?不！纯系诡辩！校党委引火烧人，残酷镇压群众、恶毒陷害革命师生的“决心”是很大的，“诚意”也是很够的！
你们把一场揭露与反揭露、造反与保皇的斗争，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同学间无原则的“互相争吵”，这不正说明你们企图制造“错误言论、人人有份”的反革命舆论吗？
关于校党委是否革命的辩论继续进行了半月之久。
七月二十三日，张赞、曹基钺等贴大字报揭露李子康“六·二○”会议上的言行。有的说对，有的说错，又引起了一场长时间的大论。
在此期间，校党委成员，中层干部还是很少写大字报揭发问题，教师仍是顾虑重重，同学们无所畏惧，敢打敢冲，但由于掌握材料不多，更由于校党委的错误领导，所以就造成了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
按：你们把两条路线的斗争硬说成是“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居心何在？
在校党委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各系党团组织都把认为校党委是革命的同学作为积极分子，把认为校党委是反革命的同学看成不可靠分子。七月二十三日，在条件极不成熟的情况下，学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刘梅被选成主任，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也多半是赞成校党委的。
按：在刘梅一手操纵下的文革筹委会，绝大多数的代表是刘梅的娄罗。他们岂止是“赞成校党委”，他们成百张地出大字报为校党委拼凑功德，狠不得把刘梅之流捧上天。企图保住刘梅这个靠山，好使自己往上爬。可悲的是这个保皇委员会不久就被革命师生查封了，砸掉了。“八·一四”领导集团回想这段往事，真是痛煞人也，绞断心肠！
运动走了这么大的弯路，校党委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副书记刘梅应负主要责任。但是，李子康明一套，暗一套，欺骗群众，拨弄是非，转移斗争目标，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干了不少坏事，捣了不少鬼，李子康想掩人耳目，溜之大吉，是绝对不行的！
刘梅之流从运动开始就残酷镇压学生运动，他们大锄“毒草”，大划“毒箭”大抓“右派”，对革命师生进行疯狂围剿，私查档案，抄黑名单，跟踪、盯哨、夜设联环哨、偷听会议，无理剥夺外语系革命师生的民兵值勤任务，刘梅的两次“引火烧身”报告集会以及在外语系六月十九日的集会上重点弹压，戒备森严。私设监狱扣押荣福胜同学，荷枪实弹的民兵枪上发光的刺刀夜夜在游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山大校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车兆民同学被迫上吊自杀了，荣福胜被折磨的精神失常了，在这种情况下，成百的革命师生被打成“右派”了……！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啊！然而，我们的“八·一四”领导集团的老爷们，对于这些却一笔避过，为刘、宋、李之流的反革命罪行全然开脱了。
七月十九日，山西省委第二书记、山西省省长王谦同志在省直二十一个单位紧急会议上总结了省直各单位运动发展情况，指出运动中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限期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揭开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说：“三天行不行?三天不行五天，三至五天如果再揭不开，我们就要支持革命群众，取而代之。”并且点了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的名，说：“……运动中不允许压制民主，不允许围攻，把火引向革命的群众。象山大、工学院你们为什么对外语系、电机系采取那样的态度？为什么不让人家讲话？难道这两个系的广大师生都是反革命吗？我看不是！即使是反革命，让他放出来，有什么不好?难道你们对这两个系就没有问题吗?这两个系的革命师生要坚持斗争，斗争到底，冲破包围。”
王谦同志的报告在我校各单位传达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听了这个报告后，我校广大革命师生明确了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他们停止了和同学争论，积极调查研究，督促中层干部写大字报。同时，党委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每天召开中层干部会议，让校党委成员和中层干部揭发问题，然后再把会议发言记录打印成文件，以系科为单位传达下去，这样做，运动发展较快。
按：校党委采取的“相应措施”，就是召开中层干部会议。当时刘、宋还未点名，反动气焰没有一点收敛，中层干部怎么敢于揭出顶头上司的老底呢？而且中层干部中又有几个实力派、知情人不是刘、宋、李的走狗?中层干部会议上，宋华青摆出一付阴森逼人的凶相，威胁打击敢于给他提意见的中层干部，人们大概不会忘记宋华青“要当一个李双双”这句话吧！在这种情况下运动如一潭死水，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八·一四”的领导集团信口胡说什么“感到很好”。真是一派胡言。
暴露出许多新问题，大家感到很好。王谦同志的报告，对我校运动的进展起了一定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
但是，对于王谦同志限期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尤其是点山西大学的名那一段话，许多同学不能理解。各单位具体情况不同，怎么能不加区别地一律限期三至五天揭开盖子呢?山大广大革命师生自发地和持不同意见的外语系部分同学展开辩论算不算围攻？
按：对有组织地围攻外语系革命师生一事，事到今天，化学系黄俊邦，教育系郭学勤(二人原系党总支副书记，均被罢官)皆已供认不讳，诸君竟然依旧掩耳盗铃，喋喋不休，实在太不知害臊了。
“冲破包围”又是冲破谁的包围？难道广大革命师生包围了外语系吗？外语系的同学的意见也不一致，笼统地说外语系长，外语系短，会不会引起系与系的同学之间的斗争?(事实上已经种下了系与系斗争的苗头)提出种种疑问。
八月一日，根据同学的要求和省委联络组的建议，刘梅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再次传达了王谦同志的报告。传达完毕，联络组组长苏允中讲话，他说：“对前段运动的认识，应放弃原来的看法(对刘梅、宋华青的看法)，把错误想法转变过来。过去还是认识问题，再不变就成了立场问题了。”对苏允中同志的讲话，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学觉得联络组是代表省委说话的，省委一定掌握许多情况，肯定不会错，因而很快放弃了原来的看法。有的同学虽然觉得现在揭发出的材料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不转又怕成了立场问题，压力很大，最后还是放弃了原来的意见。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和教师，他们觉得根本不存在“转”“不转”的问题，大家都揭发校党委及其成员，将来揭透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方向对头，为什么还让转呢？转向何方才为正确呢?同志们想不通，觉得工作组有违主席教导“‘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对于不同意见，不是通过事实加以说服，而是通过恫吓来压服。
与此同时，联络组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副组长牛蕴珍，指手划脚，积极活动，制造各种舆论。八月三日，省委党报直接向聂庆垒要刘梅、宋华青运动中的材料。八月四日，联络组又向化学系五年级同学要了一张关于刘梅、宋华青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八月四日晚上王大任同志还说什么：“你们学校的阶级斗争盖子明天就揭开了。”
八月三日晚上，并非出于同学的强烈要求，而是由于联络组的积极活动，平地掀起一场关于是否罢刘梅、宋华青党政职务官的高潮，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外语系和历史系的大部分同学突然挂出要求罢刘梅、宋华青官的巨幅标语。第二天，其他系的一些同学也贴出一些要求罢官的巨幅标语。
按：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斗，终于揪出了刘梅之流一小撮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对刘梅之流来说确实是平地一场“风波”，对刘梅的忠实走狗也是当头一棒。主子挨打，奴才心疼。既然你们已经顽固地站在刘、宋、李的立场上，那就难怪你们对广大革命师生的正义要求，要进行种种诽谤和诬蔑了。
但也有很多同学认为中层干部会议刚开始不久，目前揭发出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刘、宋是黑帮分子，有的材料还待进一步落实，山西大学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彻底揭开，现在罢官太显匆忙，对党的事业不利，因而贴出一些“理由不充足，事实未落实，现在罢官为时过早”的巨幅标语。
按：试问“八、一四”的铁杆保皇先生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对党的事业有什么不利呢？你们的逻辑，就是地地道道的保皇逻辑。革命者要求罢刘、宋的官，保皇派当然反对罢官了。
也有一些人在这个尖锐复杂的问题上惊呆了眼，不敢写大字报表示态度，实际上也不同意在事实还未弄清的情况下，匆忙罢官。八月五日，《山西日报》发表了聂庆垒的《一封山西大学的读者来信》和化学系五年级五个同学合写的《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两篇文章，同时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八月五日中午，山西大学召开了“声讨刘梅、宋华青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同学们表示热烈拥护省委点刘梅、宋华青名的革命行动，觉得省委点名，有利于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将我校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高潮。
但会后，直至如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和《一封山西大学的读者来信》两篇文章中所罗列的许多事实发现出入很大，有不少同学还对省委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批评。
按：无数铁的事实证明，省委点刘、宋的名，是一个真包庇，假批判的大阴谋！而一些保皇派们，见点名批评刘、宋，虽然心痛，但不敢触怒省委，矛盾心情使他们开始饶口令了；什么“有利于发动群众”，而要“热烈拥护”，什么“事实有出入”，点名过早，“损害了党报的威信”。同意又不同意，该点名又不该点名，可怜的“八·一四”领导先生们，已经自相矛盾糊涂到这种地步了！
按说踢开刘梅，宋华青这两块绊脚石以后，山西大学的运动应迅速掀起大揭露、大批判的高潮，然而不知为什么，本来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也停止了，大字报也少了。按说，省委点了刘、宋的名以后，应该一鼓作气，发动群众迅速拿下这个堡垒，但对刘、宋的态度是越来越软，王谦和王大任说：“刘梅这几年的工作还不错，省委在华北局开会时，还让他参加了省委文化革命七人临时领导小组。”又说：“刘梅是第三类干部的典型，点名是由于他不检查，再不点他的名，省委就要犯错误。”还说：“在报上点名末（应为“未”——编者注）作结论，点名是有分寸，还称他们同志，只是提出问题让同志们思考。”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拿不出刘梅、宋华青的罪恶事实而使缓兵之计呢？还是有意把我校运动方向拉向右转呢？百思不得其解。
八月十日，王谦同志在省直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在山大，拥护刘梅的失败了，反对刘梅的胜利了。事实证明，外语系掌握的材料是正确的。有的人被在大字报上点名骂作保皇派、哭鼻子。”外语系少部分同学听了非常高兴，觉得自己唯一正确，是真正的“左派”，觉的（应为“得”——编者注）王谦撑了他们的腰，壮了他们的胆，所以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在大字报上一再攻击和丑化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围攻革命的大字报，无理干涉他们不应干涉的事(如阻挡其他系选举的赴京代表，干涉党团总支的合法选举，广大同学对外语系部分人的恶劣行为十分不满，但为了执行政策，始终未作反驳)。
按：想当初，你们受到刘梅之流的青睐，气势凶凶，不可一世，又锄“毒草”，又划“毒箭”，残酷地扼杀革命的大字报。而当外语系革命师生起来造了刘梅、宋华青、李子康的反，你们反倒骂起横行霸道来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其他系的同学听了非常气愤，觉得王谦这段讲话是对山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诬蔑，是对山大阶级斗争形势的歪曲，谁保刘梅宋华青，谁哭鼻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王谦同志的讲话，重新挑起了系与系、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斗争，并且推向更新的高潮，在我校造成了混乱局面。我校运动从七月二十九日尤其是八月十日以来的混乱局面，究其根源，罪魁祸首是王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山西日报》点了刘梅、宋华青的名，但是省委老爷们玩弄了真包庇，假批判的阴谋，他们一边不疼不痒地批评刘、宋几句，一边又给刘、宋评功摆好，百般袒护，而且山西大学的一群保皇分子们也积极活动。他们说《山西日报》点错了名，他们要写文章驳斥报上的材料，他们到省委座谈，把刘、宋请上去公开为刘、宋辩解。并且扬言要严惩在《山西日报》上写文章的五个同学等等，这就是报上点刘、宋的名字后保皇派所干的一系列事实。先生们，你们不遗余力地为省委、校党委开脱罪责。你们快要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奉劝你们放老实一点，不要老是滑头滑脑，自欺欺人。
刘梅、宋华青压制民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为我校运动的绊脚石，被一脚踢开后，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怀着殷切的希望，迫切要求李希曾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从四清前线返校领导山西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月三日，李希曾书记终于回校了。但李希曾回校后，辜负革命群众的希望，不是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定地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上，放手发动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向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而是“怕”字当头，顾虑重重，划框框，定调子，束缚群众手脚，保存自己，打击别人，庇护亲信，排除异己，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举例说明：
(1)八月六日，外语系少部分人无理取闹，说中文系赴京学生代表高世英(党员)是“保皇派”，百般阻拦，不让上车。当此之时，同学们焦急万分，找到李希曾，要他出面处理。他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实际上是纵容少数人为所欲为，还说什么：“人家不让去，我也没有办法。”同学们连夜请示了省委，第二天高世英同学才离校赴京。
按：八月五日《山西日报》假点名之后，刘、宋的反革命气焰仍然是极其猖獗的，他们依然在四处活动，策划新的大反扑，扬言“要在十五天内改变形势”，“八·一四”领导集团为其主子的阴谋活动更加疯狂了。准备再一次把广大革命师生打入地狱，压之阴山。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日趋尖锐了、深刻了。在这种情况下，“八·一四”领导集团不知羞耻，绝然不顾事实，不检查自己，却说出了刘、宋这两个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绊脚右“被一脚踢开了”。真是荒唐，“八·一四”领导集团“日夜盼望”的李希曾回校后，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支持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动气焰，同样道出了“八·一四”领导集团的心里话：“现在我校的大绊脚石刘梅、宋华青已经搬掉了”。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出微妙的滑稽戏，则是奴才唱，主子和了。李希曾到底支持了谁呢？李希曾不仅庇护了李子康，也同样站在“八·一四”保皇干将的立场上，伙同这帮家伙，为刘、宋、李死命地撑着这张在暴风雨中破烂不堪的“红伞”。革命的风暴越吹越猛烈，这张伞是绝对撑不住的。
在其他会上也一再说过。不难看出，李希曾书记是把火往中下层干部身上引。
(3)给岚县分校的同学代表说：“在校的大大小小干部都有问题，你们有事找参加过四清的干部……。”李希曾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意思就是要同学相信他，来束缚群众手脚，不让揭发他的问题。
(4)李希曾回校之时，李子康的问题已揭出不少。他不是鼓励同学大揭大批，而是要同学不要纠缠生活小事。言外之意，就是说李子康的问题是生活小事，企图封同学们的嘴，束缚同学们的手脚。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包庇李子康吗？
(5)八月七日，在党、团、行政干部会议上，李希曾公然破坏民主选举制度，利用职权，威胁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硬要把聂庆垒塞进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之列，说什么：“选谁不选谁，是政治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李子康马上随声附和，并威胁大家，选上谁算谁，选不上谁活该。李希曾为什么要给人定框框呢?
(6)八月十二日，岚县分校(山大)革命师生声讨李安启(历史系二年级政治辅导员)镇压群众运动，打击左派学生的反革命罪行。李希曾书记也出席了这个大会。在声讨过程中，部分同学出于激愤，让李安启头戴纸帽，身穿纸衣，手执铜钗，在纸衣下边，还往脖子上挂了个铅球。这样做不符合十六条决定，李希曾不加正确引导，为我校武斗现象开了先例。
按：李安启等人，成批地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甚至逼同学写血书，你们连个屁也不放，现在同学们出于义愤，给他们戴个纸帽，罚他们游街，你们就迫不急待地跳出来大喊大叫，替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鸣冤叫屈，你们这帮人究竟是些什么东西？
(7)八月十三日，在聂庆垒的积极活动下，要组织牛鬼蛇神戴帽游行，集体声讨，李希曾大表赞成。当时的情况是，山西大学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未揭开，事实未澄清，条件不成熟，广大革命师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分歧很大，如果当时匆匆忙忙戴帽游街，势必会错斗一些好人，漏掉一些坏人，造成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混乱局面，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广大同学认为李希曾同意这样做法是别有企图的，是不符合十六条决定精神的。
(8)曾蓄谋成立临时党委，要把李子康的亲信聂庆垒拉进去，把和他意见不同的一些革命同志，如陈枫、巩二成推出去。
(9)李希曾返校后，一直没有正式作“引火烧身”报告，在其他报告中，有时轻描淡写地插带几句，说什么“我思想还没有完全无产阶级革命化。”“思想上有阶级斗争的反映。”与其说是引火烧身，还不如说是挡水。
(10)李希曾回校后，在他的一手策划下，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主席团。这个主席团只能代表少数人的意见，对广大革命师生处处刁难。在李希曾书记的错误领导下，我校运动处于冷冷清清，似动非动状态，曾一时动起来的中层干部又冷下来了，以往几次出现过的同学斗同学，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为严重，在十六条下达后，武斗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戴纸帽、戴西瓜皮、戴厕所纸篓、打脸、挂卫生纸、挂黑牌、穿纸衣、拿铜钗、挂铅球、罚跑、按头、搜家，严重的甚至推打。火一直不能集中地引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烧在普通干部和普通教师身上，在全校被斗的普通干部和政治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共有几十人。中文系一年级三个班几天内就斗了所有的政治辅导员和大部分教师共九人；把大胆揭发高光斗、李子康的同志张赞、曹基钺也被一斗再斗，受到最大的人身侮辱，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
按：“八·一四”领导集团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从来是不分是非，进行百般抵毁。张赞这个大妖婆是“八·一四”领导集团誉为“山西大学聂元梓”的赫赫人物。革命师生对她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八·一四”领导集团是极端仇视的。张赞是个什么人物呢？她是死心踏地效忠于刘、宋的爪牙，是个极端保皇分子，是疯狂围攻革命师生，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急先锋，为刘、宋“舍车保帅”的阴谋，效尽了犬马之劳。张赞与其夫黄俊邦狼狈为奸，在我校首先开创了挑动群众打击革命派的先例。在我校运动刚刚开始时是张赞第一个喊出了“改组外语系党总支”的嘶叫，妄图爬上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的宝座。而曹基钺在六月五日就把学生打成反动分子。张赞同曹基钺所干的种种罪恶，是罄竹难书的。对这种人应该不应该斗争呢?我们说不但要斗，而且要斗倒斗臭！由于我们严励（应为“厉”——编者注）打击了保皇干将，“八·一四”领导集团是于心难忍的。
阶级斗争的盖子长期揭不开，当权人物的问题性质至今定不下来。事实证明，李希曾是我校这段运动不能深入发展的绊脚石。为使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能够遵照十六条决定迅速深入发展，我们强烈要求踢开李希曾这块绊脚石，一切权力归革委会，让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八月十六日，山西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召开了声讨李子康反革命罪行的大会。与此同时，发生了一连串破坏这个大会的反革命事件。八月十六日，是我校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矛盾集中暴露的一天。
按：你们说对了，这一天，确实是集中暴露矛盾的一天。你们要替刘、宋翻案，我们要造反!你们耍阴谋，我们要戳穿！你们要包庇，我们要揭露！
山西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声讨了刘梅、宋华青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以后，在继续揭露和批判刘梅、宋华青的同时，又揪出山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子康。大量事实证明，李子康这个陆平的老同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是我校必须集中力量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纷纷写大字报强烈要求召开声讨李子康反革命罪行大会。在这种形势下，有九个单位共一千一百零六人于八月十六日经过革命串联，发起召开了《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员工声讨李子康反革命罪行大会》。当是（应为“时”——编者注）这个会是征得党委同意、请示了省委的。
按：不打自招，一言道破了省委、校党委是“八·一六”黑会的背后策化者。难怪李希曾说这次会是省委要检阅一下保刘、宋的力量。
参加大会的有我校革命师生员工二千五百余人、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矿业学院、劳动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坞城村贫下中农代表和省荣军疗养院的同志一千六百余人，共计四千一百余人。山西省委派省委常委、副省长焦国鼐同志参加了声讨大会。
会上有十六位同志发了言，他们中间有工人，有贫下中农、有革命学生、有革命干部。他们怀着愤怒的心情，强烈地控诉了李子康虐待媬姆，欺压劳动人民、生活极其腐化、严重蜕化变质、挥霍国家资财、腐蚀毒害青年一代、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在这次运动中明一套、暗一套、制造矛盾、拨弄是非、欺骗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这个大会是充分说理的，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露了李子康的丑恶面目。大会坚持了文斗，捍卫了十六条，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成功。
按：“八·一六”黑会，不让不同意见的同志发言，不让你们请来的李子康的媬姆把话说完，撕掉不同观点的革命大字报，所有这些，怎能说大会捍卫了十六条呢?！
大会对李子康破坏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躲躲闪闪，只字不提，百般包庇，这怎能说大会开得好，开得及时，开得成功呢?!
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以外语系小部分教师和同学为首的一伙人，他们平时不揭露李子康的错误，这天也没参加声讨大会，听听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为什么要声讨李子康，看看他到底有些什么罪行。而是会前就极力反对，会中又拼命破坏。刮阴风、造谣言、耍阴谋、放暗箭，扰乱会场、制造混乱，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会前，他们说什么揭露李子康是“抓住李子康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添油加醋，一批再评”呀，是“为了保刘、宋”呀，说什么“就目前所揭事实来看，出入很大，材料很不充足”，“当前还不够声讨条件”呀。有的还扬言说：“我们就是要保李子康的驾”，“谁反对李子康，谁就是反革命”；极个别人还喊出“李子康万岁”的反动口号。
按：时过五月，你们总揪不出喊“李子康万岁”的坏蛋。我们说，没有人喊过，你们也永远找不到这个人。你们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是没有好下场的！
大会将要开始时，他们又用反对开大会的大字报遮住大会横标，撕毁和践踏揭露批判李子康的大字报。他们看见大会仍然正常进行时，便又使出新花招，临时决定，拉出刘梅、宋华青戴帽示众，敲锣打鼓喊口号，唱着“说打就打”，绕会场游转，用以破坏声讨李子康的大会。更为恶劣的是：他们还（应为“殴”——编者注）打了大会主席团成员×××，欧（应为“殴”——编者注）打了向他们追还锣鼓的×××、×××、×××，以及其他几位维护政策、主持正义的同学。有物理系一个同学喊了“捍卫十六条、反对武斗”也遭到了围攻和挨打。他们说：“反对武斗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口号，是诋毁毛泽东思想，诋毁十六条的”。外语系部分人破坏声讨大会、动手欧（应为“殴”——编者注）打革命学生的严重反革命行为，激起了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怒，当晚，就有一千二百余名同学到省委告状。
按：你们就会找你们的主子校党委、省委，告广大革命师生的状！
对外语系少数人的反革命行为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第二天有二百四十三名工人和干部推举八十多位代表到省委严厉遣责外语系少数人无视党的政策严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行为。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十六日一连串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为。而这一连串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就是李希曾、李子康、刘廷玉。请看事实：
一、李希曾和李子康一唱一和，同弹一曲，如李希曾说山西大学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刘梅、宋华青；李子康也给同学说“刘梅、宋华青压制群众、我是放手发动群众。我和刘梅、宋华青有根本分歧，告诉同学们，我在党委是少数派。”这给中层干部揭发李子康的问题造成了压力。
二、声讨李子康是山西大学的一件大事，但李希曾同志借故推脱，不愿出席声讨大会。会议中有一些不同意声讨李子康的人，借用种种卑劣手法破坏声讨大会，发生了一起比一起更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时，与会群众纷纷要求李希曾出来说话，维护党的政策、李却说什么“我怕说错了，我马上召开校文化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临时主席团会议研究一下，说错了大家负责。”这实际上是纵容少数人闹事、助长反革命的气焰，打击革命群众的威风。
按：在你们的这本大事记中，左一个反革命，又（应为“右”——编者注）一个反革命，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被你们打成反革命。你们企图用把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吓唬人吗？你们都是些蠢骡驴，你们的主子把我们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真右派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的这一招吗?
三、会议进行期间，李希曾给省委王大任打电话说：“开会的是一千二百人，反对开会的占多一半。”实际情况是：全校师生员工共三千多人，发起开会的是一千零六人，参加大会的是二千五百多人，反对开会的只有几百人，李希曾站在谁的立场上，这不是十分明白吗！
四、李子康夫妇失去共产党员的气味，残酷地虐待媬姆、欺压劳动人民，激起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和当地贫下中农的仇恨，而李希曾却说：“媬姆的问题是生活小事，和运动无关”。不让同学揭发李子康严重蜕化变质行为。
被声讨的李子康对这次大会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1、李子康的保姆梁娥在运动中曾揭露过李子康夫妇虐待保姆的罪行，大会前李子康借故给了保姆梁娥二元钱(据李子康的检查)以收买保姆。结果在声讨大会期间、梁娥突然要求上台发言，极力为李评功摆好，歌功颂德。
按：会后，你们残酷迫害下中农梁娥同志，把她打成“牛鬼蛇神”，横加了“破坏山西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罪名的材料，我们有专门材料揭发！
李子康玩弄花招，破坏会议，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
2、大会开始前有几个同学跑到李子康家，给李递了条子，上面写着：“李校长、支持你”，并要李注意保重身体，李听了感到很舒服，握手以示谢意。这几个同学从李家出来后，带头破坏会场秩序。
3、大会进行过程中，有人破坏声讨大会、李子康看到有人不同意声讨他，内心感到很舒服(上述三条，均根据李子康的检查)。
声讨李子康大会后，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刘廷玉赤膊上阵，带头写大字报，诬蔑这个大会是个大骗局，大阴谋，是为刘梅、宋华青翻案，并在大字报上点了同学和好几个普通教师、普通干部的名，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有意转移斗争目标，挑动学生斗学生。在他的指挥下，外语系部分人对声讨大会主席团的成员和发起声讨大会的部分同学一再进行围攻，处处进行打击。
刘廷玉写大字报后，发起单位一千多同学及参加大会的同学表示极大愤怒，对刘廷玉的反革命行为提出强烈抗议，纷纷和刘廷玉展开了辩论，对刘把革命群众诬为反革命的罪行，提出了质问和尖锐的批评，戳穿了刘的谎言，把刘驳得哑口无言。在此以前，刘廷玉就阴谋策划，一面纵容和煽动外语系少数人违犯政策，无理取闹。刘廷玉是外语系少数人闹事的后台老板。
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大量事实说明，刘梅、宋华青被点了名以后，我校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仍然不能深入发展，其原因就是因为以李希曾、李子康、刘廷玉为首的一伙人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运动，肆无忌惮地破坏群众运动。
按：说来说去，就是没有刘、宋。怪乎哉?不怪也！
尽管他们处处刁难，但声讨李子康的大会还是胜利召开了，这是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胜利，是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按：“八、一六”会议被革命师生造反了，保皇派和刘、宋的阴谋被戳穿了；刘、宋的反革命气焰被镇压住了，这才是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才是广大革命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八·一四”的某些人说，没有“八·一六”便没有“八·一四”，看来，“八·一六”会议是一个极重要的会议。
一、“八·一六”会议的背景
山西大学革命师生，经过两个多月的斗争，揪出了残酷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刘梅、宋华青。山西省委的老爷们，万般无奈，在报上不痛不痒地批评了刘、宋几句。紧接着放出流言，说什么“刘梅这二年的工作还不错”，“点名是迫不得已的”等等。山西大学的保皇分子们，象雨后蛙声一般，马上附合。党委干部陈枫、张家治、贺雄年之流，不仅不揭发，反而四处活动，制造翻案舆论。就在这时，学校里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要重新认识刘梅、宋华青”、“你们声讨刘梅，我们声讨李子康”，“李子康比刘梅坏得多，”在筹备“八·一六”会议上有人说：“我正在动手写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将要把山西日报上点刘、宋名的材料全部推翻！”此时刘、宋也十分嚣张，说要在十五天内改变形势，云云。一时风云突变，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一个紧要关点，山西大学革命派又有被压在阴山之下的可能！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八月八日开始，一些保皇分子开始筹划“八·一六”会议了。
二，李子康是伙同刘梅、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做了许多坏事。随着运动的发展，刘、宋为了转移目标，保存自己，在中层干部会议上亮出了李子康这个活靶子。宋华青一指挥，巩二成纠集一伙人马上响应，写出了几张大字报，刘、宋手下的人，也纷纷到武装部抄大字报，改一下署名，便和盘托出。
但是，为了包庇党委，他们对李子康镇压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只字不提，一保再保。
三，“八·一六”会议筹备过程完全是在运动群众、欺骗群众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利用广大革命师生对李子康糜烂生活的不满，大投政治之机，许多系七次签名，有的系签名不通过本人同意，巩二成亲自给马飞做工作，让保健科的人员都参加，武××在筹备会上欺骗同学说：我正在写一份材料，把报上点刘、宋的材料全都能推翻！李子康我们还掌握很多材料，问题比刘、宋大！
这样，大会就在苏强、曹马珠(均是刘梅手下的红人，跟踪盯哨、高喊“保卫校党委”的有名的“特务”，打手)等人出面，校党委刘梅、宋华青、张家治、陈枫、贺雄年等人直接或间接的策划下，且盗用全校革命师生的名义，邀请外地群众三千余人，在八月十六日召开了。
四，在“八·一六”会议上，大会的筹划者不揭李子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而只抓一些生活腐化、虐待媬姆等事，并均出不了宋华青所定的圈子，使会议的质量提不到一定的高度。而保刘、宋派，却洋洋自得，任意剥夺观点不同或不合他们心意的同志的讲话权利。眼看刘、宋就要卷土重来，白色恐怖又将笼罩全校，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前段运动中取得的胜利，马上就要化为乌有。在这紧要关头，为了巩固我校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为了煞煞刘、宋的淫风，为了打击保皇派的嚣张气焰，为了支持参加会议的同志们的革命行动，为了给外单位的同志说明真象，总之一句话：为了戳穿大会策划者的阴谋，以外语系、教育系为主的革命师生，将刘、宋拖出，让他们戴纸帽游街、并且开会声讨他们。
正因为有人造了大会的反，于是有人说：我们声讨李子康，你们破坏，你们是保李子康的等等。如果不明真象的同志这样说，我们可以给他讲清楚。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此捞取半根稻草，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那些从宋华青那里捞点油水，把自己装成“造反者”，给别人因此加一顶“保李派”的帽子的人，永远休想在这里大作文章。
实际上，我们同大会策划者的分歧，即“八·八”前身同“八·一四”前身的分歧，决非从“八·一六”开始，一场造反与保皇、揭露与反揭露的斗争早已开始了。应该指出，“八·一六”会议的策划者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会议的影响，拉拢了不少人，拼揍成现在的“八·一四”。
我们认为，“八·一六”会议的参加者，大都是要革命的，问题在于，大会的策划者利用这个机会，推行他们的为刘、宋翻案的私货。因此革命师生造反，造的好，造的及时，造的无可非议！
六、对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同志八月二十五日在我校讲话的反应
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从六月二日贴大纸报起至今已开展三个多月了。三个多月以来，前段是由于刘梅、李子康、宋华青压制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后段是由于李希曾、李子康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我校运动一直不能走上正轨，同学斗同学的现象始终没有扭转，一直不能集中火力，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盖子一直揭不开，为了解决当前我校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八月二十五日省委书记卫恒同志亲临前线，参加了我校全体师生员工大会。
按：好一个“亲临前线”！这个两面三刀的卫恒在“八·一四”的头目的心中，简直成了救世主了。
会上先让刘梅、宋华青、李子康作了检查交代。接着卫恒同志讲了话。讲话中指出山西大学党委里有两个“司令部”，号召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集中火力，炮击“司令部”。并且根据同学中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决定让刘梅、宋华青、李子康停职隔离反省，待问题揭透和落实后，该罢官的一定罢官。讲话还对八月十六日声讨李子康大会作了肯定；对“八、一六”事件中挨了打的同学表示了慰问，并对外语系党总支书记刘廷玉用大字报形式挑动同学之间的斗争提出批评，让他作深刻的检查。不过刘廷玉的问题和刘梅、宋华青、李子康不一样。同时讲话时对《山西日报》八月五日点刘梅、宋华青的名又一次作了肯定，指出大方向是正确的。对八月十六日在声讨李子康的同时，外语系一些人对刘梅、宋华青的斗争以至戴帽游街一事，也没有一点指责，只是说我们应该坚持文斗。说刘梅、宋华青那样镇压群众运动，激起了群众的不满，一部分人那样对待也不要过分指责。最后，再一次号召革命的师生员工，特别是革命学生，必须在“十六条”的基础上，在革命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卫恒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是符合山西大学文化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正确的。广大革命师生认为，卫恒同志的讲话有利于消除同学之间的分歧，有利于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有利于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战斗任务，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纷纷写大字报，举行了一千六百人的集会，表示热烈拥护，坚决支持。
按：众所周知，卫恒的“八、二五”讲话，是卫恒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的大暴露。在这个讲话里，卫恒把山大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说成是宗派斗争，还说什么山西大学所有的同学百分之百的是革命的，企图挑起学生斗学生散布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对这样一个“黑报告”你们却“一千个拥护，一万个赞成”，卫恒到底是谁的后台难道还不明白吗？难怪外地串连革命师生在你们的大事记上写到“卫恒是你爹!”
但以外语系为首的一部分人，对卫恒同志的讲话非常不满，对卫恒同志采取了十分不礼貌的态度。卫恒同志的讲话一完，广大革命师生觉得卫恒同志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欢欣鼓舞，热烈鼓掌，而外语系少数人却说什么要《送瘟神》。当天下午，他们又集结了五、六百人到省委，对卫恒同志提出了种种质问，和卫恒同志无理取闹，对卫恒同志进行了变相的声讨。
按：几声保皇“高”调，一付奴才面孔！
他们说什么如果省委和卫恒同志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那么就马上罢刘梅、宋华青的官，停李子康的职。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罢官容易，待事实揭发清楚，说明刘梅、宋华青是黑帮分子后再罢也不迟。
按：你们同全校革命师生相对抗，曾贴出巨幅标语：“坚决不同意罢刘梅、宋华青的官”。在这里还说什么“罢官容易”，真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他们说山西大学根本不存在两个司令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山大党委就是存在着派别斗争，两派之间勾心斗角，你争他夺。
按：刘梅、宋华青已被广大革命师生抛开了，刘、宋人还在，心不死。他们依旧在幕后耍阴谋，放暗箭，企图进行大反扑。你们说已被抛开了，居心何在？
李希曾、李子康企图把靶子固定在刘、宋身上，牺牲别人，保存自己，严重地阻碍了文化革命的深入发展。卫恒同志说两个“司令部”，就是说，不但要搞刘梅、宋华青，也要搞李子康、李希曾。
按：卫恒胡说什么山大党委有两个司令部，企图把阶级斗争，说成是宗派斗争，你们为卫恒园（应为“圆”——编者注）场，一再为他解释，并且随声附和，配合的多么和谐、多么紧密！
他们说，卫恒同志不应该在会上点刘廷玉的名，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作为党总支书记的刘廷玉，在大字报上公开点学生的名，把革命的大会诬为大阴谋，大骗局，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公然挑动学生斗争学生，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是严重的反革命行为，为什么不应该点名批评？他们还说，卫恒同志不应该慰问挨打的同学。外语系少数人欧（应为“殴”——编者注）打和他们意见不同的革命学生，卫恒同志代表省委对被打的同学表示慰问，有什么不对？他们还威胁卫恒同志说，如果卫恒在三天之内不到山大作公开检查，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到华北局揭发省委的问题，说什么如果卫恒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罢卫恒的官；如果华北局不罢卫恒的官，他们就要到中央告华北局的状；说什么谁不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谁就是黑帮。
按：难怪你们跑到北京要同陶鲁笳秘密座谈，并为领取到陶的黑指示而洋洋得意！
八月底，同学大部分外出，运动暂时搁置。
上述就是我校六月二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三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情况。我们力求客观地、准确地反映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貌，以便取得领导上的指示和帮助，迅速将我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由于我们是同学，掌握的材料少，认识能力差，很难如愿以偿，难免不出偏差。望领导同志批评指正。
按：这本“大事记”是一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变天账，是“八·一四”一小撮铁杆保皇分子在卫恒的认许后，到华北局给他们的“卫书记”请功邀尝（应为“赏”——编者注）的喜报。后来这些家伙们又托卫恒的特务卜虹云把此材料送交卫恒过目，“以便取得领导上的指示和帮助”，“望领导同志批评指正”。真是一颗黑心肠，满脸奴才相！
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主义先锋大队赴京同学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
八月二十五日：“八·一四”领导集团的亲爱的卫书记，飘飘然“光临”山西大学。又“不辞劳苦”“亲临前线”参加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臭名昭著的“八·二五”反动报告。这个报告，为“八·一四”头目的保皇大业继续开辟道路，继续提供反扑的弹药。“八·一四”领导集团好不喜欢，连连嚎叫，对卫恒讲话“一千个支持，一万个拥护”。为了向主子讨好，黑夜赶往省委报喜，还要到中央去给卫恒报喜。为了向主子表功，为了保其主子过关，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真具有大卖国贼曾国藩“每败不退”的“风格”，保校党委不成，再保刘梅，又不成，再去保省委、保卫恒，真是“保”字当头一保到底!人们说“八·一四”是“老保”，确实当之无愧！
这就是“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的有关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记”。这个“大事记”是“八·一四”大队成立组织的思想基础，是“八·一四”领导集团用来欺骗别人，欺骗队员的教材，是“八·一四”文化革命以来行动的纲领，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反攻倒算的变天账。这个“大事记”“八·一四”的领导集团十分珍惜，六六年九月上旬写成，十二月份再次印发，大量散发。现在我们略加按语，再度全文翻印，供同志们参考。
“八·一四”领导集团伙同李希曾、刘梅、宋华青、李子康等人，干了许多坏事，顽固地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仅不揭发李、刘、宋，反而想尽种种办法为他们开脱。在他们的这册“大事记”中，仔细一看，字里行间，无处不保，无处不为省委、校党委开脱罪责！
直到今天，当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处在土崩瓦解之际，“八·一四”领导集团仍然不把这份“大事记”交给他们的队员进行批判，依旧坚持他们的这个“大方向”，妄图继续蒙蔽和欺骗“八·一四”的广大群众。但是我们深信，“八·一四”广大革命群众觉醒的日子愈来愈近，“八·一四”广大革命群众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附：“大事记”中，所说的广大革命师生，指现在的“八·一四”主体
“大事记”中，所说的外语系少数同学指现在的“八·八”主体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广播编辑小组加按翻印者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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