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7-2-2 作者：清华大学, 《满江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攀绝峰》整理
清华大学、《满江红》；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攀绝峰》整理1966年：
3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5月初刘、邓指定善于伪装的阎王张子意为首主持归中宣部的“维持会”，对阎王进行假揭发真包庇。
5月30日中宣部收发室的工人同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贴出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打响了中宣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
6月2日中宣部阮铭同志贴出大字报指出张子意是阎王殿的一个活阎王。
6月6日陶铸任中宣部长，执行刘邓路线，宣布派工作组到中宣部来。包庇阎王张子意，说什么张子意是“老革命”要区别对待，不停职反省，要照样送文件给他看。强调对阎王、判官“要从思想、理论上批判。”他还嫌大字报太多，说什么大字报要“有组织地写”“以集体讨论的成果为主。”
6月9日杭州会议，陶铸也参加了，在会上毛主席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陶铸是知道的。
6月13日陶铸回北京后，陈伯达同志也反对派工作队，红旗杂志社就没派，陶铸也是知道的。可是陶铸却按刘邓的意旨派张平化，李剑白为首的中宣部工作组。
6月14日陶铸不但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在中宣部工作队员和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提出“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张平化到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陶铸又派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小组长。
当天，陶铸听了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后指示说什么“你们那里主要是权威问题，目前主要是把领导权拿过去。他们有技术还要用，但不能让他们当权。”一再强调科室的夺权，企图把卫生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引入纯学术批判歧途，以包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月15日陶铸给卫生部的钱信忠保驾，并指示钱信忠：“领导总会有错误的，有错误只要检讨了，就主动了”，“卫生部的主要问题是权威问题，要把权夺回来，……卫生部主要肃清陆定一影响”，“医院革命分两步定，第一步夺权，不仅夺医院领导权，还要夺科室的权，同时要准备最坏的典型进行批判，但不要太多，一个单位一两个就行了，杀鸡给猴看”，“卫生部要支援北京市搞直属单位，卫生部本部有多少人就揭发多少。”陶铸到教育部给何伟打保票，说“教育部现任当权派问题不严重。”
6月18日当钱信忠汇报抽调一批干部到院校及直属机关当工作组的部署时，陶铸说：“这样部署是对的”。于是仅有200多学生的医科大学就派了26个工作队员。
6月21日陶铸在刘、邓主持的会议上说：“现在要写篇关于揭露‘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民日报社论，并说“……西安交大、北大、南京大学不同，是‘假左派’，‘真右派’问题。”
当天，在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陶铸大耍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宣布中宣部文革小组成立，工作队在文革小组领导下当顾问、当参谋；另一方面，又指定他本人和工作队正副队长张平化、李剑白、藏剑秋等人参加文革小组，掌管文革大权，阴谋搞变相的工作队专政。
6月22日陶铸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打电话说：“要强调党的领导，……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
6月23日陶铸在部文革小组成立大会上讲：“运动一定要严格置于党的领导下，任何消弱党的领导都是错误的”。要各处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排队，并规定中宣部的运动时间是三个月。
6月25日陶铸在卫生部作报告，公然讲“谁不听基层党组织的话，不管他口号喊得多高，面目多好，都是‘假左派’、‘真右派’。……各级党委党组织和工作组就是党的领导，把工作组随便赶走那可不行”，“你只拥护毛主席，其他人都不要，毛主席没有全国的党，他的上席还不是空的”。还说什么“五七年右派向党进攻时，反对党的领导，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共产党不能领导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定要置于党的领导下，这是一条区别“真假”左派的重要标志”。大肆散布“老子就是党”的反动论调。他还大定保皇调，说什么“找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到目前为止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
7月1日陶铸在北大讲话，就污蔑北六“六．一八”事件说“6月18日少数坏分子打架”。还说什么“在我们中宣部也有左、右、中间派。现在都以革命面目出现，现在是左、右派互相点名，这里边有个真左派，假右派的问题”。
《红旗》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周扬，刘少奇亲自派人对周扬加以安慰，叫他“不要紧张”，同时陶铸又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的这个意见，让其“安心休养”。
7月3日陶铸给医科大学铁杆保皇份子顾瑞华的复信张贴在医大主楼上，公开为卫生部钱信忠等打保票。
7月8日药研所张佩儒等四人写信给陶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污蔑董莉玉同志(是解放军派至卫生部工作组组长，放手发动群众，矛头指向卫生部)，陶铸看后批示：“文涛，信忠：我建议把这封信印发给工作组与学校文革小组全体成员，讨论统一认识，董必须承认错误，服从领导，否则撤消职务，送回部队”。
7月13日陶铸遵照刘邓黑司令部的指示，破坏中小学文化大革命。经陶铸审批何伟签发的一个《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要县以下的中学校招生、搞毕业、搞分配，不让中学生、小学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
陶铸当天还直接向卫生部长钱信忠下黑指示，说汁么“现在敌人也要插手领导运动，敌人要插手这点要看到，但是……敌人一活动你就马上顶回去是不行的”，还疯狂叫嚣“最好要排队，先排当权派然后资产阶级‘权威’，中学生不排队，大学生要排队，最后要清理，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处理”。
7月14日陶铸按刘邓指示，宣布新的中宣部成立。任命他从中南带来的张平化、雍文涛和旧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以及熊复、刘祖春等亲信为副部长，并宣布阎王张子意另行分配工作，张盘石调动工作，还积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要抽调力量到各大区去“取得经验”。会上述还文教部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分子的肖望东、何伟、钱信忠、荣高棠、丁莱夫等代表人物拉上主席台，并加封他们的官。
7月16日在斗争阎王姚溱的大会上，陶铸当面表扬彭真的死党许立群，说：“他有悔过之心，在小会上还讲了点问题，看来比较真实，还有点想革命的要求。”
7月17日陶铸在文教口的会上，积极贯彻刘少奇的指示，要中宣部抓一下教育改革，学制教材，教育方法等问题，并要张平化负责抓这一工作。同日陶铸要中宣部及所属单位组成一个庞大的南下工作队，准备兵分三路(华东、中南、西南)火速南下，最晚不得过7月25日就要赶到，此后，并发给南下工作队员几个完全按照刘少奇的精神写的文件：一、王任重给湖北省委的一封信，“枪打出头鸟”的黑提纲(这是一封黑信，公开号召抓“右派”)。二、广州中山大学党委领导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三、江苏南京大学工作队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以上文件都是压制群众的文件。
7月18日毛主席回北京指出派工作组的错误。
7月19日中宣部在张平化的主持下，召开了几十人的声讨周扬的大会，会议冷冷清清，斯斯文文，完全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这个会是按刘少奇对周扬的三点指示搞的，它完全是为了在报上发个消息，装装门面，掩盖刘、邓陶包庇周扬的罪行。
7月20日陶铸积极贯彻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成南下工作队，布置工作队员专门学习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和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的提纲，并专门成立一个教育组，要求在一个月内系统地提出大中小学的教育改革的文章。
7月22日陶铸到哲学社会科学部作报告，指示学部文革小组要按23条排队，运动初期这样做是很不利的。他还为自己派工作组开脱罪责。
7月下旬中宣部的革命同志已揭露了李剑白的错误，陶铸还派出以李剑白为首的变相工作组去教育部。
7月28日根据毛主席指示决定撤销工作组。此时陶铸秉承刘邓意旨派南下工作队破产了，但陶仍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还不甘心，又将原来的南下工作队兵分三路：一路留部搞运动，一路充当联络员，一路执行特别任务，此项特别任务就是筹办“政治学校”，挂集中教育黑帮之名，行保护照帮之实，在部内当时把这学校当成绝密。
7月30陶铸大谈“中央决议派工作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还说工作组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工作“有些缺点，有些错误”，而且是“由于旧框框产生的”，还说派张际春到学部去的“动机”还是好的。
8月1日张平化在部工作会议上，宣布取消工作队名义，但是他强调工作队是在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下工作的，肯定工作组起了积极作用，决定工作队员作为借调干部留下工作，企图搞变相的工作队。并保护阎王张子意等。
8月2日邓小平、陶铸在接见人大筹委会时陶说：“小平同志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革命，不算老……”还一再强调“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当天，陶铸和何伟策划布署了保何伟过关的教育部“辩论会”，在会上一面宣布给卢正义摘掉“反党份子”及“卢正义党”等帽子，而另一方面又宣布任命何伟为高教部、教育部合并后的部长。
8月4日陶铸、张平化指使刘祖春在教育部群众会议上说什么张平化是“老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竟然质问群众说：“你们攻击他是什么行为?”
8月6日陶铸被迫撤销派往中南、华东、西南等地的工作队，但是又以变相工作队的形式，派出干部去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局、学部等单位任联络员。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陶铸没有认真地组织中宣部的同志讨论学习。
8月12日公布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8月14日邓小平、陶铸在接见人民大学校筹委会委员时，一唱一和。当时人大在辩论郭影秋问题，邓说：“要选准目标”，陶说：“人民大学是个老大难的问题。”邓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陶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是老革命了，我是中革命，不算老，也是碰到了新问题”。
8月15日在张平化主持下，选出中宣部文革委员会，其中已被学部罢了官的张际春也当选为委员，工作队副队长藏剑秋也当选为委员。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雍文涛、熊复也是委员。陶铸、张平化、刘祖春任正副主任(后又退居委员)。
8月21日凌晨，陶铸在人民大学参加郭影秋问题的辩论会，陶以中央名义给郭影秋打保票。陶说：“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表现是不错的，……在社教中没有执行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而是执行华北局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郭不是黑帮，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郭中央是比你们更了解的……”陶还荒唐地要“保守派”在郭影秋问题上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红在一块”，“合并在一起”。
同日，中宣部在张平化的主持下，召开了对阎王张子意的批判大会，会前设立了很多框框，说什么对他“要客气一点”，不能叫“斗争会”，不准喊“打倒阎王张子意”，也不让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开会要坐着，要听他讲完。……想方设法来束缚群众的手脚。
8月23日陶铸在医科大学的讲话中，一再表白自己说：“中学生批评我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是‘敢’字当头，有很多考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强”，还厚着脸皮说：“我比上一次有点进步，你们就要欢迎。”
8月25日陶铸在北医大自我表白：“派工作组我也赞成。”并且一再抵赖说：“六月廿五日……我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说卫生部党委到现在为止不是黑帮……今天我宣布，我不保了，我当了两个月的保皇派，以后要当革命派。”我刚到北京，还不到一个礼拜就当了保皇党(按：本性难改)，……很蠢，真是很蠢，……糊涂……(按：装糊涂卖傻，妄想蒙混过关)。”
8月26日吴传启等同志到中宣贴出了张平化，张际春的大字报，揭露了他们在学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平化、张际春等对这些革命大字报表示极为冷淡，不满。陶铸、张平化等新阎王决定不再担任文革正副主任，退居幕后，操纵文革某些领导人继续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9月1日在中宣部院内发生了围攻湖南省革命师生赵纯镠的事件。
9月4日，八月底全国革命群众纷纷要求到中宣部看大字报，中宣部阮铭，给领导写信，建议敞开大门闹革命，欢迎群众来串连，与全国广大群众一起捣毁阎王殿。
9月6日刘祖春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提出禁止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在中宣部院内的一切辩论，并要把外单位的大字报在一个晚上统统用揭发阎王罪行的大字报盖起来，当晚阮铭写信给部文革，指出部内有些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老爷式作风对待群众运动。
9月14日阮铭对中宣部运动提出八点意见，指出中宣部运动中在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
9月15日陶铸接见人大八．一八红卫兵(保守派)时说：“你们还贴我的大字报，我8月20日的讲话，不是对你们有利吗？!郭影秋不是黑帮就不是黑帮!你们说是左派，中央罢了他的官，这不对嘛!”并在谈到不是黑帮时他一挥手说：“一、四类不用提了!”
9月17日陶铸在人大会堂接见广东学习团12位同学，公开保广东的赵柴阳、区梦觉、李嘉人、杨康华等。陶下令要中央常委照片全部见报，竟敢伪造刘少奇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假照片。
9月18日陶铸接见外地师生，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的前身之一西城纠察队任警卫。接见后西纠队员喊：“首长好!”陶立即笑着说：“进去谈谈吧!”他夸奖西纠：“你们第三号通令是谁写的?写得很不错吗!”又造谣说：“中央很支持你们，总理很欣赏你们。”他还要西纠队员去广州任出口商品展览会警卫工作。后来在西纠的要求下，竟把“十一”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值勤任务交给西纠。
9月20日熊复受陶铸委托，会见两个组织的红卫兵，传达陶铸的四点指示，这个指示有意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要群众斗黑帮，回避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吴传启不是采取明确指示的态度。
9月22日陶铸在中宣部文革常委的谈话中，对阮铭14日提的八点意见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并给中宣部的运动定调子。说中宣部运动的方向和路线是正确的。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字未提。
9月底陶铸打着“红旗”反红旗，策划召开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确定由他亲自作报告，要刘邓作主要讲话，还极端专横地要伯达同志替刘少奇起草讲话稿，妄图在会上宣扬刘、邓、陶。
10月1日在陶的授意下，新华社负责人熊复(也是中宣部副部长)在国庆天安门照片上安排了一个大阴谋，让摄影部拼凑了一张毛主席、宋庆龄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当时根本没有拍报这张照片)并发至各地报纸所用，新华社还编发了展览稿，在各地公共场合橱窗展览，在全国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陶铸究竟属于那个司令部的不是很清楚了吗?!
10月6日陶铸在接见教育部双方群众代表时一面说：“……我保票不打，过去曾打了一次保票，这是不对的。”一方面却又竭力为何伟开脱，当着何伟的面说：“何伟同志，你可能对少奇迷信多了一点，这有历史原因，……你没有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我说你不是黑帮。”“何伟与陆定一没有关系，……现在看何伟不是黑帮，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陶铸还对群众的革命精神大泼冷水，说什么“现在有那么一些人，不把人打成黑帮不过瘾，我就不信有那么多黑帮。”
10月8日至2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9日中宣部秘书处工人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贴出大批大字报，揭发批判李剑白、许以倩和坚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常委陈钦锋等人的错误。
10月10日熊复指使部文革付主任郑科扬大量印发臭名远扬的谭力夫讲话。
10月18日陶铸、熊复在毛主席第五次接见革命师生大会前夕，阴谋通过朱庭光起草的大会黑口号，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20日陶铸在中宣部大讲工作组有“一般和个别之分，说什么中宣部的工作组“没有完全起工作组的作用，是控制使用的”。言下之意，中宣部的工作组是属于个别问题不大的工作组。
陶铸在给中宣部革委会讲话时为刘、邓开脱说：“确实在很短时间内，大约几十天，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把主席路线执行错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一定一下子就是反动的，走到反动道路上还有一段过程”，“五十天也不是全错了，譬如发表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起多大影响，很快就纠正了。”同日，陶在新华社文革负责人的讲话中更露骨的说：“五十多天也不是完全错了的，而且五十多天的问题已经改进了，十一中全会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解决了”。
当天夜里，陶铸来中宣部找有关人员密谋布置关于口号问题的对策，规定什么问题可以讲，什么问题不能谈，“把口径统一”；并竭力为他们的罪行开脱，说“熊复的错误不过就是那么一点儿，是工作中的错误，是官僚主义，政治上的迟钝”。他还攻击革命师生，说“青年学生动不动就是阴谋，那有那么多阴谋，又不是黑帮。”
10月22日在“红旗”六六年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已经形成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而陶铸在和中宣部、新华社部分革命同志的谈话中，仍强调中宣部工作队和一般工作队有区别，是控制使用的；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从各单位的实际出发，部里斗批改是既定方针，不变。
10月30日陶铸在接见湖南赴京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代表时，吹捧张平化在文化革命前听毛主席的话，工作搞得好。说什么“张平化接周小舟后有一段工作做得不好，毛主席批评了他，近几年好些”，“湖南的工作近两年有进步”，“张平化对四清阶级斗争是坚定的”，“湖南的情况在中南来说是严重的，在全国来说不算严重，……张平化的态度还好”，还给张平化打保票说：“我不代表个人和代表们讲话，张平化中央还信任，还是让他回去当第一书记。”
11月1日：陶在人大会堂向一万多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时，把刘邓提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原因”归于“世界观问题”，“思想一贯右”，并强调是“认识问题”。第二归于“组织原因”，即所谓“一线与二线”，“集权和分权”，企图把责任转嫁于毛主席，诬蔑我党民主集中制原则。
11月6日：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在广州与革命群众议论黑材料的保管和处理会上说：“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与陶通过电话，陶说：‘三天后等中央补充指示下来再处理黑材料。’”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发出后，陶不批评广东省委违抗中央军委指示，却还要群众再等等。
11月7日陶铸在接见医大和北医六位学生代表时还说：“我8月23日讲了，前段我犯了小小的错误，我当了一个多月的保皇派，我已在医大检查了，我不再检查了!”
11月16日：陶接见山东学生代表时为谭启龙打包票：“谭到山东十四年，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的。山东工作搞的比较好吗!”
11月17日：接见沈阳学生代表时保东北局，说什么“东北局犯方向路线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11月21日，在中宣部、广播局、新华社党员干部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再次为刘、邓开脱，胡说刘、邓“没有搞秘密反党活动”，“还是思想认识问题”；并强调中宣部的工作“特殊”，强调中宣部工作队不一样，有特殊性。中宣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说什么：“你讲派工作队，也是工作队，讲工作队又不是完全的工作队”，“工作队是当参谋”，“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是受了错误路线的影响”，“时间也不长”等等。
11月23日，陶对中宣部运动作三点指示：(1)总的来说，中宣部执行了正确路线。(2)受了错误路线的一些影响，影响多大，可以讨论。(3)李剑白、许以倩在事务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5日，在中组部说：“刘邓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刘邓的思想谁也有……。”企图搅乱视线。
12月8日：接见中宣部内部分革命同志，不得不承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宣部有严重影响”，“不轻”，但仍强调中宣部没有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继续为刘少奇、邓小平开脱、辨解：“刘、邓还是中央常委，只能讲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不能讲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急忙狡辩，说什么“对刘邓路线的批判，整个来说，份量并不轻。”说什么他“原来提纲上有的，讲话时竟然把立场问题讲漏了”等等。绝不是讲漏，而恰恰是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他还推脱罪责，说什么中宣部运动主要是张平化负责，他不了解情况。
12月9日：广播事业局党委于当晚召开大规模的纪念大会，全楼灯火辉煌，并发纪念章。而这个会是陶批准的，批文为：“同意，望积极准备。”正当大力批判刘、邓路线时，他却要突出刘少奇，陶的鬼胎昭然若揭了。
12月13日：《红旗》杂志十五期发表，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时陶不得不在卫生系统的报告会承认刘、邓是“立场问题，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但陶铸仍然继续顽抗，利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机会，给自己定调子：“我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竭力阻止别人揭发。并别有用心地说：“反对林副统帅，反对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的言论、大标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言下之意，排在陈伯达同志之前的我也是不能反对的，反对我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定调未定正，可倒使群众识破了他心中的鬼。
在这次会上，他还为自己洗刷错误：“医大顾瑞华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回了信，作用是不好的，他有他的责任，我有我的责任。”
12月某日：陶接见人大红卫兵七位代表时，有人说：“陶铸同志，我校有人整你的材料。”陶说：“可以吆！发扬大民主吆!主席、林彪同志不是还有人反对吗!”无耻地把自己和主席、林彪同志并列起来。
12月21日：陶在广播事业局群众大会上讲：“丁莱夫最大的问题是不来革命。”保丁过关。
12月22日：在广播事业局讲话中，一方面让丁莱夫“停职反省”，另一方面却说丁私设集中营，不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后说：“讲给大家参考，不要录音，有录音赶快洗掉，不洗掉我不走。”内心异常恐慌。
12月30日：陶在“湖北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提出“通令”后才被迫接见他们。接见时，态度蛮横无理，不许同学录音，最后竟然从座位上跳起来，高举双手大喊“我抗议”，引起到会革命同志的愤慨，被迫承认错误。事后又篡改记录。他还以势压人，说什么：“我是中央常委，中宣部长，文办主任，你们要相信我!”
最后黔驴技穷，露了庐山真面目，大叫“我代表共产党!”一语道出了陶铸的“老子就是党”的丑恶咀脸。当同学要如实地公布记录时，他在一月三日大骂他的秘书，对同学“太软”，“犯了错误”，连夜派人要拿回实况记录，妄图销毁。
六七年1月1日：陶铸在召集文教口会议上说：“除毛主席、林彪同志以外，其它人都可炮轰，戚本禹也说过，说的比我还多，怎么不揪他，光揪我!企图纵容一小撮坏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1月4日：陈伯达等同志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指出：“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忠实行执行者”，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是陶铸”。至此，陶铸两面三刀的险恶咀脸完全撕开，掀起了揭发陶铸的高潮。
来源：《大字报选编：打倒陶铸(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大字报编委会，196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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