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90-7-0 作者：《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广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文革”期间，“左”的思想泛滥，派性严重，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践踏，许多地方一度乱打乱杀频繁，数以万计的群众死于非命，一大批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残酷批斗、审查、关押，蒙受不白之冤，长期遭受迫害，甚至身残命丧。全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医治“文革”造成的创伤，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西的全面拨乱反正工作搞晚了一些，以致影响了工作重点的及时转移。一九八三年春，党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调整了自治区党政领导班子，自治区党委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帮助下，组织和领导全区各族人民全面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随后又把这项工作纳入整党结合进行。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亲切关怀和中央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对我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彻底平反了冤假错案，妥善处理了“文革”中打死人的问题，对死者予以平反昭雪，并做好其遗属的善后工作；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稳妥地清理了“文革”中混进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以及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纯洁了党的组织。由于彻底否定了“文革”，坚持了党性，清除了派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全区实现了安定团结，为改革开放，为发展经济和其他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已于一九八五年结束。但是“文化大革命”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沉痛、非常深刻的。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和类似“文化大革命”动乱形式的再发生，以此教育青年和子孙后代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目的，我们编写了《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一书，以期望人们从中得到教益。
全书系统地如实地记载了1966——1976年当时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者和决策者，关于开展自治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会议决定、指示、通知、报告，两大造反派批斗所谓“走资派”、武斗等活动，以及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极其严重破坏的主要事实。它是广西“文化大革命”真实历史的写照，是中国这场“史无前例”大浩劫、大灾难的缩影。
参加编写此《大事年表》工作的都是当年参加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和从事整党工作、档案工作及有关方面的同志，他们对这些历史资料都作了认真整理、鉴别，同时在编写过程中还征求了许多老同志的意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所限，本《大事年表》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一九八九年五月
4日至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通知》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随之，“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本月中旬，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自治区党委)对区内各大专院校部署，在学校党委领导下，按照江青、姚文元定的调子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所谓“三家村”进行批判，这标志着广西“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学校展开。
19日 自治区党委通知：我区各大专院校每个系科派二名代表(有些机关也派了代表)到广州听陶铸《关于中南局地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代表回来传达后，各大专院校即宣布停课搞“文化大革命”，把学校里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批斗，使大批知名的学者、教授和讲师等知识分子首先受到冲击，有些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2日 《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并发表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煽动学生把矛头指向各级学校党委。六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有少部分学生贴出矛头指向学校党委的大字报，学校党委也组织另外一部分干部、学生贴出保护学校党委的大字报，这样学校开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5日 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成立了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副组长贺亦然(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段纯和(区党委财贸政治部主任)。
14日 自治区党委派出工作队(或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区直各文化部门、文艺团体、广西日报社。进驻各大学的工作队取代了学校党委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旨在稳定局势。有的院、校重新放映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的历史记录片。工作队的进驻，使学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上级党委，在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改为广西师范大学)少部分学生首先贴出了“炮轰桂林市委”的大字报。
15日 《广西日报》发表文章批判陆地著的《故人》，攻击《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自治区党委把陆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划为所谓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代表人物，布置各大专院校和文化宣传部门进行上挂下联，开展大批判。
28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陆地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当时陆地是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广西分会主席)。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黎福荣文章，攻击陆地著的《国庆节》是一张“反革命传单”，号召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结合批判我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30日 中央民族学院师生二百多人，在三江县参加四清运动。他们接到北京信息，要求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四清工作团没有批准。中央民院师生就在原县委第二会议室揪斗四清工作总团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莫矜，说是造“走资派”的反，在三江县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四清工作团组织赤卫队保卫机关工作秩序，以致发生围攻中央民院师生现象，并设立关卡，不准他们离开三江县到北京告状，事情搞得很紧张。为了解决矛盾，自治区党委派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傅雨田到三江县处理，宣布罢莫矜的四清总团书记的“官”，但仍受到中央民院师生的围攻。自治区党委再派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安平生到三江县对中央民院师生进行劝说无效，致使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中央民院师生又会同三江县中学部分学生揪斗县中学校长，在四清运动中被赶下台的干部也组织起来造反。四清运动被迫停止。当时中央民委肯定中央民院师生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中央民院师生造反劲头更大，他们回北京组织红卫兵，到八月二十五日又重返三江，在三江县城成立造反“联络站”，到原县委门前进行静坐绝食斗争，要求平反。三江县四清工作团全面撤退后，中央民院师生还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揪斗原四清工作总团书记莫矜。十一月底自治区党委作出了“三江事件”的检讨和处理意见。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三江事件”。
3日 《广西日报》发表《坚决清算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他彻底斗倒彻底斗垮彻底斗臭》的大幅标题和文章，在这一天，南宁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百多人开会，表示坚决拥护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痛斥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分别到广西日报社、广西大学看大字报，并对工人、干部、师生作了讲话，要求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4日 根据中央《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决定》的指示精神，自治区党委派驻区内务大专院校工作队先后撤出。广西大学师生要求进驻本校工作队队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尚持回学校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讨，民族学院、医学院师生也要求驻学院的工作队回学校作同样的检讨。从此，自治区党委对各大专院校由派工作队改为派联络员来指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日至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在广西，无论是“文革”开始时的自治区党委，还是“三支两军”领导机构、自治区革筹小组、自治区革委会以及随后成立的自治区党委，都执行了“文革”那套“左”倾严重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在许多方面接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广西成为“文革”的重灾区。
7日 驻广西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广西师院)工作队于本月五日撤出学校时，一些学生贴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对联，某些领导便组织工人赤卫队、干部和另外一部分学生揪斗当事者，开始是辩论，后来形成武斗，打伤了十几个学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桂林“八?七”事件。当时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和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发表，肯定红卫兵“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师院多数派学生认为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于是“造反”劲头更足，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得到各地的支持和声援，广西医学院的学生就自动组织了三十多人的队伍前往桂林支援师院的学生，这样很快形成桂林的多数派(后来称谓为桂林“老多”)。
八月上旬至九月，一些地市对小学教师进行集训搞“文化大革命”，以所谓“纯洁教师队伍”，在集训期间有不少教职员工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牛鬼蛇神”等罪名受到批斗。
10日 广西师院学生就“八?七”事件，派出代表赴北京向中央告状，要求改组桂林市委，要求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到桂林处理问题。韦国清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于八月十三日从北京回到桂林。在桂林市召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会议，第二书记乔晓光，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候补书记霍泛等到桂林，研究如何解决桂林问题。
17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给广西师院学生打来电报，决定派韦国清全权解决桂林问题。电报说韦国清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又是中央委员，要求师院学生相信韦国清。韦国清得到这份电报后便公开出面在桂林处理问题，十八日宣布撤销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副书记徐为楷的职务。当日，自治区党委还宣布撤销徐为楷驻广西师院工作队队长的职务，任命王同连为桂林市委副书记。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赵群声揭批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文章。次日，《广西日报》公布自治区党委关于撤销钟林《广西日报》总编辑职务的决定，定钟林为“三反分子”，大量报道全区广大工农兵群众、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等声讨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的滔天罪行的消息和文章。报社职工连日开会，声讨钟林的“反党罪行”。
18日 广西师院学生和南下串连队学生拉徐为楷戴高帽游街，这次给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在广西是个先例。当晚，韦国清正在桂林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处(有桂林市委领导参加)开会，认为学生这种过火行动是“右派”翻天，决定出动桂林步校师生对付那些学生，并布置桂林全市加强警卫，使对立情绪更加激化。
同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首都百万群众和红卫兵，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南宁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连日来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把南宁市很多主要街道和主要建筑物、商店都强令改名，说南宁市很多街道名称都属于“四旧”。如兴宁路、民生路，改为兴无路、灭资路，一些楼房商店改称为朝阳楼、造反楼、长征楼等等，把古老刻绘花纹的建筑、文物商店陈设印有花卉、古老图案的物品以及邕江大桥有凤凰浮雕的栏杆砸毁。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也曾出现这种情况。红卫兵还到农村串连，破“四旧”运动波及了全区。据不完全统计，至十月底，南宁市红卫兵集中抄家共六百七十多户，清理所谓“牛鬼蛇神”回原籍监督劳动的五千多人，查抄所谓“封、资、修”等物品十五万件。贵县在破“四旧”中使南山寺和东湖游览区的太平天国翼王亭、石达开纪念塔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等均被严重破坏；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在破“四旧”中把文物当作“四旧”，大批文化遗产毁于一旦，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19日 南宁市二中高二乙班成立“班级红卫兵”组织(全班同学参加)，成为南宁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南宁市红卫兵运动从八月至十二月，先后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红卫兵“总部”、“司令部”、“联络站”等二百多个组织，一千多个战斗队，人数发展到一万多人，成为南宁第一支红卫兵队伍。
本月中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前后三批共三百一十九人来到南宁市进行“革命串联”。走上街头横扫“四旧”，鼓动“造反”和揪斗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把矛头指向区、市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从此，各系统、部门、单位、学校竞相揪斗，给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戴高帽、剪头发进行游斗。
21日 南宁市红卫兵和各群众组织共六万人在区体育场集会，热烈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全区“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25日 上午，南宁市二中、三中、广西大学等六间大、中学校红卫兵联合组织成立第一个“南宁市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并在红星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大会提出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倡议。晚上南宁市各界代表一千多人在朝阳广场集会，表示支持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
3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到首都的五十万红卫兵和群众。广西一批红卫兵开始免票坐火车串连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3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广西大学贴出《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报。要求西大广大师生员工炮轰司令部(自治区党委)。
5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外地高、中等学校师生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广西各高、中等学校师生开始公费大串连。从此，我区红卫兵运动达到了高潮，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8日 广西师院学生两千多人宣布在桂林市委门前静坐，进行绝食斗争，并派二十五名代表到南宁向自治区党委请愿。要求自治区、市党委进一步处理桂林“八?七”事件。
9日 桂林“老多”的请愿代表到达自治区党委大门前，被“赤卫队”阻拦在大门之外，双方开展辩论。消息传开，广西医学院、广西大学、南宁市二中等十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共两千多人前来支援“老多”代表，并宣布就地参与静坐和绝食斗争。“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对静坐的学生进行围攻，结果前来参加静坐的红卫兵不断增加。在参加静坐绝食斗争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卫东”的女学生处在半昏迷状态，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出来探望，摸一摸这位女学生的头，这位学生即把他的手挡开，另一个女学生则把他的草帽抢夺扔在地上，站岗在自治区党委大门口的“赤卫队”就说这些静坐绝食的学生打了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并很快在全南宁市贴满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大字报，说他被打伤住院，要揪出凶手。随之很快传遍了广西，各地来信来电，有的集会声讨静坐学生殴打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于是参加静坐的“老多”学生强烈要求这位领导人出来澄清事实，这位领导人于十月十八日晚在南宁桂剧院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时解释说：咱们还是实事求是，学生只打了我的手，并没有打伤我住院。这就是当时轰动广西的“九?九”静坐事件。到九月中旬南宁各大中学校和外地学生纷纷北上串连，“九?九”静坐事件很快平定下来了。
20日 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师生贴出了《剥开“刘三姐”的画皮看伍晋南的修正主义面目》的大字报，对广西地方戏《刘三姐》和主管文教的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进行批判。伍晋南坚持说《刘三姐》是好戏，但是很多造反组织揪住伍晋南不放，勒令伍晋南作检讨，广西大学等八所大学院校造反组织轮流揪伍晋南到学校批斗。从此，伍晋南成了众矢之的。
本月上旬，广西红卫兵造反总部(以下简称“广西红总”)等红卫兵组织在南宁召开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勒令伍晋南到会答复。由于轮流揪斗，伍晋南感到疲倦不堪，难于应付，向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提出说：这里开大会要我去，那里开大会也要我去，我吃不消，我负不起这么多的责任，请求辞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小组长的职务。
16日 中央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徒步串连的通知”。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拟了一个计划，拨了大批款和粮票给外出串连者，凡是学校师生，下乡知青，或是机关干部参加“长征”串连的，每人每月补助人民币七元，四十五斤粮票，还给参加“长征”的一些红卫兵发了一套军服和铺盖，这方面开支花费了人民币三千多万元。当时到处设有“联络站”、“接待站”，自治区党委食堂也曾一度成为“接待站”食堂。自九月份以来红卫兵到北京等地进行串连，搭车免费，吃饭不要钱，造成了国家巨大的损失。
3日 南宁市橡胶厂、标准件厂等六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代表熊一军、梁柏松等二十人，经过串连、筹备，于朝阳广场宣布成立“南宁工人造反总部”(后改为“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
8日 由南宁红卫兵“总部”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发起，在区体育场召开约十万人的大会，批判自治区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由区党委主要领导代表自治区党委作检查，承认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
1日 《广西日报》转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在社论的号召下，广西继去年学生大串连之后，大批干部、职工也纷纷“造反”，积极参加“四大”，脱离工作、生产岗位，外出串连。南宁市朝阳广场成为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和进行“造反”集会的中心场所，“四大”愈演愈烈。
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而突然被打倒，震动很大。
5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一月四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恶浪，加剧了局面的混乱。
7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广西日报社“硬骨头”等十九个战斗组及“广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广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桂林‘八一’红卫兵驻邕联络站”等组织联合发表《致全区各族革命人民书——彻底揭发和批判＜广西日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并组成“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发布《封闭＜广西日报＞通告》。《通告》定从元月七日起，改出《每日电讯》，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是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成为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根据之一。在广西，“文革”中因对林彪、江青等一伙稍有不满或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好话而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批斗或判刑的，据查就有几百人。
15日 “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成立，并与“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联络站”等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下称“广西造反大军”)。以“工总”为主的二十五个造反组织成立“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并发表《封闭＜广西日报＞声明》说：“一月七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盗用造反旗号，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敢触动自治区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搞折衷主义、改良主义、温情主义。因此，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决定从一月十五日起，重新封闭并立即接管《广西日报》。在新的《广西日报》诞生前，出版《新闻报道》”。十六日《新闻报道》出版，由“广西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主办。
19日 桂林市“造反大军”、“老多”在两个造反组织的头头指挥下，连续三天，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几万人的大会，批斗韦国清和黄云等一批区、市领导干部。被拉去陪斗的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桂林市委副书记刘竹溪、徐为楷，桂林地委书记王祝光和自治区党委派往桂林市的“文革”顾问林中等一批领导干部。在批斗中，韦国清等被挂黑牌、戴高帽，有些领导干部被强迫下跪。会后，数十辆汽车进行大游斗。“造反派”用所谓保皇组织——“工人赤卫队”和“红旗红卫兵”袖章缝制的衣服，给韦国清披着，站在第一辆汽车上游街示众。被游斗者沿途被人掷石子、吐唾沫，受尽凌辱。
元月中旬，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策划下，全国斗陶(铸)声浪甚嚣尘上，广西师范学院“红卫兵总部”和北京、中南地区的三十个造反组织在桂林联合发起成立“斗争陶铸筹备处”，积极进行诬陷陶铸的各种活动。
21日 晚上十二时，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在南宁主持召开“西园会议”，传达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
22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
当晚，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以“工总”为主体的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
同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南宁市组织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有伍晋南、钟枫(区人委副主席)、尚持(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吕集义、阳太阳等二十三名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被戴高帽、挂黑牌分别载在十几辆汽车上，在全市主要街道进行游斗。
23日 “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的头头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驻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等。
之后，各地、市、县层层被夺权，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产队和街道居委会也被夺权。从此，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陷于瘫痪，全区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
24日 广西军区遵照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的指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担任“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工作。各地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和当地驻军，也分别在本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表态支持所谓的“革命左派”，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当天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单位四万多人，广西军区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
25日 广西《新闻报道》发表所谓《只准革命造反派夺权》的社论。是日晚上，广西造反大军围抄南宁“赤卫队”、“盾牌红卫兵总部”。
26日 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召开所谓夺权胜利大会，驻桂部队、桂林军分区、步校等代表发言，表示支持夺权的“革命行动”。
26～28日 应“造反大军”要求，广西军区先后派出五批部队共六个班、一个排、两个连，分别到区交通厅、区党委、区公安厅、南宁市委、南宁汽车修配厂、罐头厂和“工总”财贸分部等单位，支持“造反大军”。
28日 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
本月下旬，“造反派”夺权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各级领导干部几乎统统靠边站；大批领导干部和“保皇派”被抄家、被打、被抓，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工总”及其所属各分部，元月二十九日在南宁市组织大游斗。被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的，有伍晋南、霍泛、钟枫、贺亦然、谢王岗、陆地、肖寒等自治区、市和各厅、局、部、委、办领导干部近百人。
29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31日 广西军区举行驻邕机关、部队“接受军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誓师大会”。
1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大院内贴出《揭发两面派陶铸》的大字报。
2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达南宁，当晚受到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接见。记者直接插手地方的“文革”活动，对搞乱广西区党委，起了很坏的作用。
3日 “赤卫队”和“盾牌红卫兵”组成“广西无产阶级红色造反者联合司令部”(简称“无联”)，自称三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宣言》。
4日 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到“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和区党委“倒海翻江”等组织了解夺权情况后，对“三司”负责人和“倒海翻江”头头等人说，广西一月夺权没有成功，关键是没有结合领导干部，还需组织第二次夺权。贴贺希明的大字报在区党委书记中比较少，应当鼓励贺出来“造反”。此后，他积极在群众组织和上层领导活动、串联，反复鼓动区党委、区人委个别领导干部出来“造反”，说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该记者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查运动中因“文革”中在广西犯了严重错误已受到纪律处分。)
5日 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区党委院内贴出《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的大字报。
11日 广西军区民兵办公室改为支持革命左派办公室。
同日 “造反大军”几个负责人走访广西军区首长，宣布“造反大军”进驻区直机关所属单位的代表全部撤出。
12日 “无联”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韦国清、乔晓光、肖寒、韦纯束到会。
同日 桂林市公安局拘捕了原中共桂林市委书记黄云。强加给他的罪名是：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环湖会议室召开的机电系统书记、技术员会议上，“公开辱骂毛主席”，同月十七日释放。(一九八二年六月，桂林市委对拘留黄云问题进行了复查，认为对黄云拘留是完全错误的，是冤案，并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3日 自治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区党委“天翻地覆”、“倒海翻江”，区公安厅“红卫”战斗团、“广西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桂林“老多”等十多个组织参加，从二月十三日至三月十二日，先后八次联合召开批斗韦国清、乔晓光大会。参加人数达五、六万人次，区直机关厅、局以上部分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
14日 上午，广西军区向机关处以上干部和全体“支左”人员，进一步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肯定“造反大军”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军区负责人在广西医学院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负责人开会，表示承认这四个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15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在支左办公室各组组长和部分干部会上分析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说，南宁目前正处于夺权、退权、反夺权的酝酿准备时期，各群众组织正在大分化、大改组；“左派”和中间势力正在经受大考验，“右派”正在大暴露。“造反大军”首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夺权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军区作了原则上的支持，也是对的，但夺权准备不足，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6日 上午，“无联”两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大会，批判区党委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韦国清、乔晓光被拉到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八”红卫兵等组织认为，“无联”是“保”字号的，没有资格开这种会。他们开会是“假批判，真保皇”，是为了捞“稻草”，因而组织二百多人，冲击大会。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在医学院开会，着重交换对“造反大军”的看法，并研究如何帮助“工总”整风问题。
本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十六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十八日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此后，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老同志。并在全国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在广西，三、四月间“反击二月逆流”的妖风甚嚣尘上。
19日 自治区党委一些负责人及部、委、办十二名领导干部，发表《革命造反声明》(后称《二·一九声明》)。
20日 广西《新闻报道》第三版发表该报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
21日 区党委“倒海翻江”在区党委宣传部二楼小会议室，召集发表《二·一九》声明的十二名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成立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问题，强调要由“造反派”掌权，以“造反派”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参加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
22日 凌晨四十五分，广西“无联”突然袭击“工总”总部及其所属几个分部，打伤“工总”总指挥陈朝春，抓走熊一军等九人。天亮以后，熊一军被“造反大军”抢回，其余人员也都放回。“无联”此举，引起社会舆论反对和内部分化。
同日 “工总”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开大会，控诉“无联”抄家、打人、非法抓人。熊一军主持会议，“广西红卫兵总部”、“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参加了大会，但这几个组织头头因不同意熊一军出面主持会场而退出主席团，也未在会上发言。
25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驻各工厂、学校、机关的联络员，二十三日集中，进行整训。整训期间，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和各兄弟部队“支左”的经验，听取了军区首长对当前南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报告，并进行讨论，一致认为：应支持“工总”内部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砸烂“工总”，清除坏人。
27日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当前春耕生产，由各大军区、省军区负责领导”的指示，广西军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并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参加会议的有各军分区、市、县武装部领导、群众组织代表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等四百多人。
二月以来，广西军区和驻军向自治区十一个厅局、三个部委和十九个重点企业，派出了“支左”人员一百九十八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开展。
1日 晚上，在广西军区支持下，“工总”所属外贸、北郊、西乡塘等分部和“首都三司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造反组织约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揭发控诉“工总”罪行。指责“工总”自一月夺权以来执行了没有工作队的“刘、邓路线”，重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因而宣布起来“造反”，封闭了“工总”总部，并将“工总”主要负责人熊一军扭送公安机关拘留。(同年八月释放)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原“工总”各分部负责人开会。会上分析了形势，建议组织联络站，为成立新“工总”做筹备工作。
4日 桂林“老多”、“八·八战斗兵团”、华东工学院“驻邕联络站”、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广西一司”等组织散发传单，不同意砸烂“工总”。
同日 “造反大军”退出广西日报社，广西《新闻报道》改名《红色新闻》，由广西日报社职工主办。
同日 “广西汽司”宣布退出“无联”。
6日 区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人革命造反联络站”、“广西建司”、“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等二十一个组织，联合成立“联络总站”。
同日 广西军区党委发出《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通知》，《通知》说：军区党委经过和各方面协商，决定成立“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简称“广西抓促指挥部”)。抓促指挥部主任欧致富，副主任：陈开路(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广西军区)、何纪元(广西军区)、范迪波(空七军副军长)、魏德安(二○分部副部长)、贺希明、李殷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此外，还有十三个委员，由军区、自治区各有关战线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组成。
《通知》下达后，各地、市、县也先后成立了以解放军为主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
7日 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
11、12日 “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广西大学“狂飙”头头和“八·八”战斗团、区体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上海同济大学“东方红”等组织代表，分别走访广西军区和空七军，表示不同意砸烂“工总”。
12日 广西军区从三月十二日起，派出军管小组，对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
同日 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红色监察”和“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十一个组织发起，一百多个组织近四万余人参加，在区体育场召开批判韦国清、乔晓光的大会。廖炜雄主持会议。
13日 “广西工总”的二十三个分部一百多名负责人在南宁文化宫开会，准备成立“新工总”，并散发“工总砸不烂，越砸越坚强”的传单。会议决定：①不撤销联络站；②筹备成立“新工总”；③准备材料上京“告状”。
同日 “八?一八”红卫兵(简称小八)同“广西一司”就砸烂“工总”问题，在朝阳广场举行辩论会。“小八”认为“工总”应该砸烂，砸得好，“广西一司”则反对。
同日 周恩来打电话给韦国清，指示：广西地处援越抗美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站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14日 韦国清乘飞机由南宁赴广州军区。十七日，接周恩来指示，从广州乘飞机去北京。
同日 南宁市中、小学校师生七万多人，在朝阳广场召开“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18日 按中央指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率领工作组到广西军区筹备成立广西军管会。
19日 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编辑部就南宁文化大革命局势发表“严正声明”，最先提出“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的口号。
20日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设机关、学校、工厂、分区接待组。二十三日又增设秘书组，共五十组。
21日 广西军区召开区直机关代表座谈会，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有区直机关“天翻地覆”和区杂技团“愚公移山”、话剧团“一反到底”等组织的代表一十七人。广州军区副政委陈发洪传达了中央对韦国清的看法，说韦支援越南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来。代表们一致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亮相。会后“愚公移山”、“一反到底”等组织，连夜讨论，于次日凌晨贴出了第一张“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的大幅标语。随之，不少群众组织也陆续贴出了同类内容的大幅标语。
23日 经广州军区批准，广西军区派出五十名干部，对区公安厅、银行、邮电局、广西日报社、外事办公室(包括交际处)、广播电台和南宁市公安局等九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医学院、农学院、民族学院、教育学院、南宁医专等六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座谈区党委领导干部谁能站出来的问题。除一人认为韦国清可以站出来外，其余认为伍晋南、贺希明二人可以站出来。
25日 晚上，“广西工总”、“广西一司”、“广西八·三一”等八个造反组织约四百余人在南宁市桂剧院门前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大会》提出：“‘打倒韦国清’、‘反对砸烂工总’、坚决砸烂保皇组织‘无联’、‘老赤’(即赤卫队)、‘破盾’”等口号。会后进行游行。
25日 《广西日报》实行军管后恢复出版。
军管的《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并以报社全体职工、干部的名义发表了告读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办好新生的＜广西日报＞而奋斗》。
同日 “南宁八·三一”负责人向广西军区提出：韦国清是硬抬出来的。韦站出来我们同意，但现在不是时机，要军区慎重考虑。
26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区直属机关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参加座谈的有：区党委组织部“东方红”，统战部“革命烽火”，办公厅“四海翻腾”，粮食厅“五州震荡”，外贸局“反修”，物价局“红色”，财贸办公室“捍卫毛泽东思想”，供销社“延安”，农机局“红色”等十二个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大家一致认为：韦国清站出来是革命的需要，战备的需要。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广西军区三月二十三日《关于坚决执行和勇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告全区民兵书》。
同日 广州军区工作组负责人召集南宁市委“造反兵团”六名机关干部座谈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会上一致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认为“工总”对当前南宁市“文化大革命”阻碍很大，应采取相应措施。
当晚，原“工总”下属六个分部和广西大学“狂飙”、“广西八·三一”、“广西一司”、“南宁八·三一”、桂林“老多”等组织五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坚决反对砸烂工总”，“坚决打倒韦国清”。会后游行。
30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了广西大学数理系实现大联合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引起广西大学强烈反响。很多群众和群众组织贴大字报，指责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
是日 凌晨二时，区直机关“红色监察”、区党校“遵义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口号是：“坚决砸烂反革命组织‘工总’!”“给反革命组织‘工总’翻案没有好下场!”“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
是日 晚上，“汽司”、“铁司”(即“广西铁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建司”等工人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内容是：欢迎韦国清“站出来”，坚决砸烂“工总”。会后游行。
三月下旬以来，经广州军区赴桂工作组和广西军区做工作，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一些中上层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同时也有一批群众造反组织和干部坚决反对韦国清站出来，形成了两派的观点。
1日 广西军区发表致南宁市革命工人、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一封信，号召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复课闹革命，归口闹革命，实现“大联合”，建立“三结合”和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医学院“造反兵团”三个组织三十名头头座谈南宁形势及征求对军区支左工作的意见，与会人员批评军区屁股坐歪了，支持保皇派打击“左派”，要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组织；对“三结合”、“大联合”理解片面，不要原则，搞调和，搞折衷等。
11日 广西军区军管《广西日报》后，一些造反组织说：“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反革命复辟逆流来自军区”等。连日南宁市内开始出现关于军区支左问题的大标语。是日一些造反者又发出“最最紧急呼吁”，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充当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吹鼓手。
13日 晚上“工总”及“打韦”派的学生、机关、干部各造反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新工总临时指挥部成立。
14日 下午，“红卫兵联络站”在广西日报社门口贴了一张“勒令”(并向报社军管小组交了同样的一份)，说军管的《广西日报》“坚持反动立场”，“成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舆论工具”，并提出四条要求，要军管的《广西日报》请罪，限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等。军管小组拒绝了这个“勒令”。
16日 上午，“打韦”派七十多个“造反”组织七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声讨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会后游行。“工总”所属成员游行至文化宫时，自行启封被公安临委会封闭的原工总办公室，并挂上“新工总”旗帜，开始办公。
与此同时，游行学生千余人，到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所谓“控诉《广西日报》罪行大会”。并有人冲上报社传达室房顶，把广播喇叭砸烂，冲击者广播了第二号“勒令”，提出要在《广西日报》上开辟专栏批判军管的《广西日报》的“罪行”。
17日 晚上，六百多群众到广西日报社向军管小组送“最后通牒”，限令军管小组二十四小时内撤离广西日报社，并在报社门前举行游行示威。
18日 “支书派”三百多个群众组织六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叛徒哲学及揪出叛徒集团分子傅雨田大会”。傅雨田被“勒令”到会。
同日 南宁很多群众纷纷到广西日报社声援，表示坚决维护军管的《广西日报》，报社内一些群众也发表声明支持军管。
19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三位负责人在广西大学联合发表“四·一九”声明，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同日 南宁一中召开红代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受到“红卫兵联络站”、“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等组织约五百人的冲击，使会议中断。二十三日红代会再次举行会议，医学院“闯”、二中“井冈山”、“南宁八?三一”及部分机关干部共四百余人再次冲击，发生武斗。
20日 晚上，“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工总”等组织一千五百多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集会，表示坚决支持《四·一九声明》，坚决砸烂《广西日报》，会后游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提出三点要求：①撤销广西日报社领导班子；②撤销军管小组；③砸烂广西日报社群众组织“五八一一二”，限令三十六小时内答复，否则静坐示威。
与此同时，区党校“红浪”和有关红卫兵组织头头分别在区党校、区文化大院开会，讨论把对《广西日报》的斗争升级，为支持《四?一九声明》造舆论和争取更多的领导干部站出来等问题。
同日 “支韦派”四百多个造反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反动路线大会”，斗争矛头指向《四·一九声明》。
22日晚“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支持领导干部站出来闹革命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当“倒海翻江”、“红浪”、“南宁市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游行到广西日报社门前示威时，向报社提出六点要求，军管小组不予答复，他们便宣布静坐，并于当晚宣布成立“南宁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四·二二”)。总指挥：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静坐期间，南宁市和区内各地两派群众组织，分别召开大会和游行示威，声援静坐或声援军管《广西日报》，桂林等地“支伍派”数百人还纷纷到南宁参加静坐斗争。静坐人员至五月三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电报敦促下撤离。
23日 “支韦派”四百多个组织约四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批判《四·一九声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区党委组织部、办公厅、政法战线等九个单位的五十四名厅、处级干部和参加《二·一九声明》的七名厅级干部，在会上揭露批判《四?一九声明》。
同日 广西“四·二二”派“汇报团”赴北京。
26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决定撤销贺希明担任的广西军区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并向群众公布。
晚上，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和广西劳动大学学生千余人集队到广西军区门前，示威、静坐，抗议军区撤销贺希明生产指挥部副主任职务。高呼“揪出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口号。
27日 下午，“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组织约五百人冲入广西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随后，“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召开“声援广西日报社内革命造反派大会”。
28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严正声明》，指出：“四月二十七日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事件，严重违犯了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的尊严，破坏了军事管制的规定”，“严重地违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破坏了广西日报社的正常革命秩序”，“冲击新生《广西日报》的一切组织和群众必须立即撤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冲击军事管制的广西日报社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冲击的操纵者负责”。
29日 下午四时，南宁郊区贫下中农百余人去广西大学揪伍晋南，要其参加明天斗争乔晓光大会。伍晋南接见了他们，西大“革联”组织数百名学生把贫下中农包围，将伍晋南抢走。“汽司”、“铁司”、“小八”等“支韦派”集合一千多人前往西大声援农民，没有发生武斗。
29日 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在北京第一次向中央文革代表汇报，并送材料八十八份。共汇报了四个小时，汇报的问题有：韦国清问题、广西军区问题、所谓二月逆流、三月黑风以及砸“工总”问题等。
30日 上午，广西军区收到中央二十九日关于各革命组织派代表到北京汇报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电报，军区当即派人通知各有关组织。
同日 “支韦振”各组织三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三自一包’罪行大会”。会议由“郊区贫下中农造反总部”发起并主持。会议勒令乔晓光，伍晋南到会接受批斗，但两人都未到会。
4月底 在“斗陶筹备处”的串连影响下，广西师院“老多”成立了“斗陶联络站”，创办了《斗陶战报》，共出版十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三十七篇文章。流毒甚广。
1日 广西军区接中央文革小组四月三十日电报，指示进驻广西日报社及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学生立即撤离。下午，军区向静坐学生传达。
同日 “支韦派”赴京代表十四人及乔晓光、安平生乘坐六次特快列车赴京。“支伍派”十二名代表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未去，说此次进京汇报很重要，需要很好准备，提出推迟两天赴京。
2日 进驻广西日报社和在门前静坐的学生于下午四时撤离。撤离前“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声明》，指出：军管小组必须立即改组，立即组织造反派参加的版面小组，并重申“四?二二”“四?二七”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晚上，“支伍派”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庆祝击落敌机和红卫兵小将静坐斗争的初步胜利大会”。
与此同时，“支韦派”组织九万余人在南宁火车站广场召开庆祝空战胜利大会。会后游行，遭到“支伍派”学生和工人冲击。
3日 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及“支伍派”代表十二人，乘车去北京。
4日 晚，“支伍派”约五千人，“支韦派”万余人，分别召开纪念“五?四”青年节四十八周年大会。“支伍派”会后演出打韦节目。“支韦派”会后则举行游行，到广西日报社进行“慰问”活动。
同日 《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表明军管小组对中央文革“四·三○”来电的态度，并肯定说，新生的《广西日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今后将克服重重困难，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同日 南宁一中、广西农学院“三?七联络站”、“八·三一独立兵团”、“小八”等组织发起，成立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红卫兵联络站。
6日 “红色监察”、“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红色公安”等二十一个造反组织在南宁成立“区、市直属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并成立了一个七人组成的服务组。
8日 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在北京西苑旅社住处，讨论如何向中央汇报的问题。会上确定整军区的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
10日 “支伍派”各造反组织三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坚决打倒刘、邓路线，彻底为‘工总’翻案大会”。
同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联合在“四?二二”指挥部搞“兵训”，为期三天，有四十三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参加，编为三十六个连。集训其间主要讨论研究：①为什么要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②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③“工总”问题；④总结静坐的成绩和教训；⑤如何摧毁“保守组织”；⑥如何下厂、下乡宣传，争取工人、农民的支持等方面的问题。
同日 广西大学“支韦派”“能闯万重关野战军”(简称西大“能闯”)成立。
11日 “支韦派”工人、学生、机关干部主要造反组织头头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常委十五人，总指挥是“汽司”头头，副总指挥是广西大学“能闯”头头。
12日 “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八·八红卫兵总部”、二中“红革会”等三十四个学生造反组织宣布成立大、中学校红卫兵筹委会。
13日 晚八时，“新工总”、“红卫兵联络站”、“南宁八·三一”、“广西红总”等组织约七千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控诉所谓刘、邓路线和镇压“工总”的罪行。
15日 “支伍派”学生千余人又在广西日报社门前召开“彻底清算《广西日报》的滔天罪行大会”，再次强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社。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三号《严正声明》。
22、23、25日 “支伍派”学生造反组织医学院“闯”、西大“革联”、南宁一中“指点江山”、南宁三中“血战到底”、南宁七中“狂飙”等三批学生共一千二百多人，连续两晚强行冲入广西军区院内贴大字报和标语，主要内容是：“打倒韦国清、揪出徐其海”、“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等。
24日 “红卫兵联络站”百余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冲入广西日报社内到处涂写标语。
25日 上午十时，“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区、市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群众组织一万余人召开“抗议《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对抗中央文革指示罪行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十一时五十分，游行队伍将广西日报社重重包围，并分三批二百余人以送版面小组为名冲入报社，强占办公大楼，封锁报社前后门，并宣布对报社实行“兵管”。十二时二十五分，冲击者派出代表与军管小组谈判，提出；①石勇、杨仲绪(两人为军管小组负责人)等必须滚蛋；②版面小组必须由我“革命造反派”组成，“保守派”靠边站；③报纸只准登“造反派”文章，“保守派”文章一律不准登载；④《广西日报》三月三十日评论员文章，必须在报纸上开展批判。
同日 “支韦派”打着“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五?二五”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五?二五指挥部)，以与“四·二二”相对抗。
从此，不同观点的各造反组织便分别汇集阵线分明的“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和“五·二五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互相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派斗”。
同日 下午六时左右，“五·二五指挥部”数百人冲进广西日报社，与冲击报社的“四·二二”派进行辩论，并要他们立即撤离，并动手企图强行把他们拉出去，以致双方发生了以石头、木棒等为武器的武斗。晚八时以后，双方来支援的人已达五、六千人，武斗越来越严重，广西军区派出七辆宣传车到现场宣传，呼吁双方停止武斗，并派救护车抢救伤员。至二十六日凌晨，武斗渐渐平息，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26日 上午七时，“五·二五指挥部”千余人高呼“坚决保卫军管的《广西日报》”、“必须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等口号，从广西日报社后门冲入报社。进入报社后，把包围在电台、印刷厂的“四?二二”派人员强行赶走，后双方争夺办公大楼，引起大武斗。武斗持续至下午四时因雨停止，双方受伤百余人。
当晚七时，“五·二五指挥部”人员主动撤离，“四·二二指挥部”大批人马再度开进报社，占领电台、印刷厂和办公大楼。
同日 下午，曾春生主持在北京的“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决定晚上行动，去京西宾馆静坐和揪韦国清，并成立了阵地勤务组。晚八时左右，静坐队伍到韦国清住的窗口下去喧闹。次日凌晨一、二点钟，两个解放军同志到京西宾馆向“阵地勤务组”的头头传达中央文革两点指示：①韦国清同志是中央请来商量工作的，不能揪，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中央解决；②京西宾馆是军管单位，不能冲击，你们应该守纪律，把队伍撤回去。但遭到拒绝，静坐直到五月三十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派汽车把静坐人员接回西苑旅社。这次静坐历时四天五夜。
27日 上午，“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宣布对《广西日报》夺权。随后组织千余名工人、学生等冲进报社。十一时，强行进入电台、工厂，切断电源，使正在印刷的当天报纸中断，并将已印好的报纸扣留，不准发行。当晚，军管小组发表第四号《声明》。
28日 “四?二二”进驻《广西日报》后，强行出版当天报纸，发表夺权《声明》，给毛主席致敬电及批判《广西日报》的文章等。
对此，《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宣布“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出版的报纸是非法的。
29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公开指责“四·二二”造反组织。部队领导机关正式对一派造反组织发表“警告书”，震动很大。
同日 “五·二五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令》，勒令“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在三十日凌晨五时撤离报社，否则采取“革命行动”。
30日 凌晨五时，支持“四?二二”的七十名领导干部给中央文革发电报，说南宁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引发了武斗。五时三十分左右，“五·二五指挥部”调集队伍，对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斗。
本月下旬，区党委组织部造反组织“东方红”，根据“五·二五指挥部”的安排，动用本部公章开外调介绍信，派人外出调查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和后补书记霍泛等人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对霍泛在“文革”中被诬陷为“叛徒”，长期受迫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1日 晚上十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肖华、王力、汪东兴等。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李仕才、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这次接见主要是听取广西两派的意见。
2日 “四·二二”派在南宁召开“声讨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行大会”。
“联指”派也同时开大会，拥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
是日 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继五月二十九日之后，又发出《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被迫撤销这一《通告书》，并向“四?二二”道歉。
同日 “四?二二”部分组织的头头在区党校开会。会上讨论研究了《广西日报》和广西军区的问题。决定尽快整出以下材料汇报中央：①南宁保守势力是怎样扶植起来的；②革命领导干部是怎样受迫害的，③农民是怎样进城的；④武斗是怎样发展起来的；⑤揭批韦、乔问题等。按专题分工专人写，并反复强调，这五份材料，都要与广西军区挂上钩，点出军区是后台。
4日 晚十二时三十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对广西军区指示：要稳住阵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开枪，要文斗。
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简称《六?六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下达后，广西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仍继续发生。
7日 “广西联指”头头从北京给南宁打电话，把诬陷霍泛是叛徒的所谓材料传到南宁。“联指”以“北京来电”形式组织连夜翻印、散发全区，致使霍泛在政治上、身心上受到极大的迫害，亲属受株连，“四?二二”群众也因此受影响，造成严重后果。
10日 上午九时，“联指”派一百二十多个红卫兵组织八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开会，庆祝“南宁大、中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成立。广西军区派人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11日 从凭祥到北京的六次特快列车带有“四·二二”出版的《广西日报》到柳州，在伶俐站被“联指”群众拦截，双方发生争吵，司机说被打伤不开车，柳铁“工机联”以此为由向柳铁军管会提出“交出打人凶手”等条件，不答应不开车，致使列车在伶俐、黎塘停留十八小时。六月十二日，列车到柳州站后，柳州“四·二二”数百人以没交出凶手为由，坐在铁轨上拦截列车开出，并用机车堵死咽喉道岔，致使沿站所有列车不能运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干预下，此事才得到解决。六月十五日九时三十分，列车才从柳州站开出。
本月1日至12日 “四·二二”派组织大批人员，又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提出改组《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撤销南宁警司《致“新工总”、“倒海翻江”忠告、警告书》，为“工总”平反等七点要求，并四次封闭军区支左办公室群众接待站；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所谓党政军内一小撮的罪行，表演丑化解放军和韦国清的节目等。
在此期间，“支韦派”组织成千上万人马，也纷纷集会，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四·二二”冲击、进驻军区和冲击军管的《广西日报》。
13日 南宁一中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长期离校不参加军训的一中“四·二二”派“指点江山”学生三、四十人于前两天回校，十三日上午宣布要在校内搞“兵训”，占据了军训团宿舍，西大“革联”亦来十多个人，说是来指导“兵训”，要进驻一中，遭到一中“联指”派“红卫兵团”的反对，从而发生争执和小冲突。晚八时左右，“四·二二”在朝阳广场“造反楼”广播说，一中“指点江山”被三百多人围攻，发生严重武斗，要求声援。“工总”和部分学生、街道群众五百多人闻讯赶来，封住一中大门。为避免事态扩大，军训团长出面劝解，遭到“工总”中一些人的围攻，紧接着用瓦片、石块向一中打来。守卫大门的红卫兵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卫兵团”进行反击。不久，“四?二二”数百人推倒围墙冲入院内，割断电源，包围了教学大楼和一部分教室。“联指”派组织也前来支援。双方对打石头仗。十四日凌晨五时，“四·二二”撤离，武斗告一段落。八时，“四·二二”大批人马又重新将一中包围，由一中“指点江山”、西大“革联”、桂林“老多”二百多人向一中大门冲击。九时许，“新工总”、西大“革联”又来几百人，控制了通往一中的交通要道。“联指”派的铝厂、化工厂和橡胶厂约四、五百工人，也前来支持。武斗持续至十五日上午结束。
这场武斗，使一中校门前街道两旁居民房屋天盖毁坏严重，一中教学仪器房等亦被毁坏，折合经济损失五万多元。双方各被打伤二、三百人，重伤住院一、二百人。南宁市一中“六·一三”武斗事件，揭开了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序幕。
14日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韦国清、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参加了接见。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柳州国际列车停运问题。“四?二二”和“联指”都受到周总理的批评。
15日 周恩来第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陈伯达、戚本禹陪同接见。同时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陈发洪、王希永、徐其海、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等。
接见中，“联指”代表廖炜雄抛出敌伪档案材料，诬陷霍泛是叛徒，并诬告“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组成反革命联盟”，还诬告谢王岗是特务。周恩来对“联指”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及干预“四?二二”群众组织等问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同日 南宁市一中“六?一三”事件后，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当时，“四?二二”派说专政机关放劳改犯出来参加武斗等，扬言要血洗永宁公安分局。六月十五日下午三时至六时三十分，围攻坚持正常上班的永宁公安分局和永宁派出所的干警，将永宁公安分局副局长李义平和永宁派出所指导员余雄活活打死，所长何绍芬等十四人被打伤，其中八名公安干警被打重伤，六人轻伤，所有户口簿和档案文件材料被烧毁。
同日 上午，南宁市郊区“联指”派一些组织的头头开会，会上决定组织农民进城支援“联指”攻打“四?二二”航运“工总”。会后于十六日采取行动，进城的农民配合南宁“联指”围攻“四?二二”据点航运“工总”、文艺干校等地。“红色公安”、“一摸三揪”等组织与农民六百人(后增至二千多人)围攻航运“工总”北大码头仓库，造成大量伤亡，国家物资损失严重。
16日 “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改成只登新华社电讯稿。
18日 广州军区决定在柳州铁路局及各分局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葛冲等为军管会负责人。
同日 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青先军”抢占院办公大楼后，积极修筑武斗工事，“青先军”还抓了水电厅厅长蔡勇为和院党委书记李景亭做人质。二十一日，蔡勇为被“联指”派“红旗团”和“天翻地覆”、“红革联”救出。
18、21日 “广西联指”召开常委和各兵团负责人会议，作了进攻“四?二二”的武斗动员和部署，准备攻打文化大院。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负责人主持召开区、地、市“联指”常委及各系统司令部、兵团负责人座谈会，研究所谓“加强团结，迎接自治区革委会诞生”。
本月中旬，广西“联指”组织了一千多人再次进攻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持续数天未攻下，后撤回。
24日 广西“联指”调动工人及南宁市郊区农民包围区水电设计院“四?二二”“火种”大楼，清晨开始攻打。当晚，设计院工人蓝展在逃跑中，被“联指”人员用钢叉打死。二十六日清晨，“火种”大楼被攻下，“四?二二”骨干六人被关押挨打，大楼上“火种”的广播器材、探照灯及“文革”资料被抢走。“火种”成员龚华健被汽枪击瞎一只眼。
25日 上午，“联指”在区物资局二楼设立指挥部。下午五时许，“联指”派即从民主路、建政路、思贤路三面包围文化大院，并用推土机推倒部分围墙。七时许攻进了京剧、桂剧、木偶三团住地。住在该团的二十多名红卫兵负伤，“四?二二”、“全无敌”退守新礼堂及文联大楼。
26日 “联指”从粮食厅方向继续攻入文联大楼，将“四?二二”人中全部压缩在新礼堂内。天明后武斗停止，“四?二二”六百余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联指”攻占文化大院后，有的乘机报复，有的借机打劫，许多门窗被砸坏，财物被盗，不少人被打。
在“联指”攻打文化大院的同时，还包围了广西日报社，冲进报社大院，攻打工厂和办公楼，区邮电局“抓促指挥部”同时下令停止展览馆和文化大院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六?二四通知》传来后，“联指”下令撤走围攻报社的队伍。
29日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康生、戚本禹等陪同接见，这次接见主要听取“四?二二”代表的意见。周总理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武斗作了重要指示。
7月
本月初 根据周恩来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的指示，在北京两派谈判期间成立“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王荔任联络组组长。
2日 广西军区收到中央文革《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广西军区负责人指示由广西军区党委印发全区。
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开“联指”头头和南宁市委数名领导干部座谈会，对“四?二二”是造反派的认识和就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和制止武斗等问题进行研究。
同日 广西军区“支左”负责人召集“联指”、“四?二二”双方代表进行第六次谈判，继续讨论如何贯彻中央《六?二四通知》，制止武斗等问题。
4日 广西赴京两派在京达成《十条协议》，周总理指示：立即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广西军区以明电和电话发回转告全区照办。《十条协议》主要内容是：
1．坚决贯彻《六?六通令》和《六?二四通知》；
2．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毒打、逼供对方人员；
3．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
4．不准以任何借口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参加武斗；
5．坚决维护交通运输秩序，保证铁路、公路、轮船运输畅通无阻；
6．所有在外单位的人员在一星期内撤回原处；
7．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8．不准夺枪、开枪，各单位现有枪支，由军区派员监督收回或封存；
9．由当地驻军派员召集双方派出对等代表共同组成监督小组，监督执行；
10．本协议自七月四日起生效。
在协议上签名的：广西“四?二二”代表曾春生、龙智铭、黄杰华；广西“联指”代表廖炜雄、黄明发、颜景堂；广西军区王希永。
同日 中午，“联指”撤离在区人民医院、南宁市工农兵饭店和航运局等生产营业单位的据点。
7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广西大学“能闯”。广西医学院“星火燎原”、“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等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头头们在座谈中提出：①武斗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是自卫反击；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四?二二”是“造反派”还可以理解，但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是不可理解的；③“四?二二”受“走资派”操纵，勾结“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解放军，大搞打、砸、抢，我们认为“四?二二”是反动的；④“联指”单方面撤离据点，是右倾情绪。
同日 广西军区派人同“四?二二”、“联指”协商组成监督小组问题。“联指”方面提出，双方派出三至九人组成，“四?二二”方面认为“联指”的提议是非法的，并提出双方派出二十人组成监督小组；并说广西军区无权召集他们协商这个问题，应由南宁驻军来主持。
8日 “联指”又撤离集结在区文化大院、中华电影院、南宁市委、市一中、四中、西平桥食品店、市粮食局、红卫医院、桂南酒家、民族电影院等据点人员。
10日 广西军区三次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举行监督小组筹备会，就监督小组名额、如何开展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后因“四?二二”方面提出要桂林“老多”派代表参加的问题而未达成协议。
同日 下午三时，“四?二二”开始撤离朝阳百货大楼据点人员。五时三十分，“联指”全部撤离集结在朝阳旅社据点人员。
同日 “红色公安”和“南宁八?三一独立兵团”在卫生厅大礼堂举办“永宁分局和永宁派出所惨案”展览。
11日 凌晨一时多，“四?二二”谈判代表五人乘车从广西军区返“四?二二”指挥部，在工人文化宫前，被“联指”二、三十人拦截，并蒙上眼睛，开车在南宁市内兜数圈后放回。十二日军区召开“四?二二”、“联指”监督小组预备会时，“四?二二”代表就此事提出抗议，发表第三号声明。“联指”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12日 广西军区党委向各分区(市武装部)、师、各边境工作总站转发“关于开展对原中南地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大批判、大斗争计划”的文件。
同日 北海市发生武斗，双方用木棍、石头对打，至十三日共有一百多人受伤，其中重伤三十多人。
13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主持召开“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头头座谈会，讨论如何开展批判陶铸问题。
同日 广西“联指”组织红卫兵到广西军区警卫连和区党校分部驻军六九八四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轻机枪三挺、六○钢炮一门和一批弹药。
14日 晚上，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军区支左工作有关问题和制止北海武斗问题，并学习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
15日 上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联指”部分头头，座谈南宁当前形势和执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等问题。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会议，研究成立“广西地区批陶领导小组”和贯彻中央关于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指示等问题。
晚八时，广西军区召开电话会议(各分区、县武装部参加)，传达中央关于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指示，及军区贯彻这一指示的意见。
16日 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开会，讨论处理韦国清问题的三个方案。准备先给王荔谈，再要求给戚本禹谈。王荔没空，叫他们先写信给戚本禹。晚上，代表团讨论通过了给戚本禹的信。
同日 上午，军区负责人在南宁召集“四?二二”常委和“南宁八?三一”、“八?一八红卫兵”、“倒海翻江”三个组织的代表到会，对两派联合“批陶”问题进行了座谈。“四?二二”代表表示：坚持不能和“联指”坐在一条凳子上。
下午三时，军区负责人接见区党委、区政府各部、委、办、厅局负责人，谈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如何防止武斗问题。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负责人召集来南宁的桂林“老多”骨干就归口闹革命进行座谈，动员他们尽快回本单位搞好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
同日 广西军区成立了“批陶”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下设部队组、革命群众组、写批判文章组。
同日 晚九时三十分，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召集“四?二二”和“联指”双方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进行第六次谈判。
七月中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记者看了广西军区给周恩来“关于支左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后，于七月十七日，用原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记者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对军区的检查逐条反驳，为戚本禹反党乱军提供炮弹。这封信《对军区支左检查的一点看法》，经戚本禹批示，登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中央文革办事组编的《每日动态》上。
17日 被“四?二二”夺权后出版的《广西日报》在头版刊载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稿”《6955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训好得很，坚决支持热情帮助革命左派桂林“老多”》的消息，二版又刊登了新华社南宁十六日电、署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通讯员的通讯《我们的团长——记军训团长张体成帮助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事迹》。“联指”认为此稿失实，于凌晨三时许，西大“能闯”、区党校“遵义”和《广西日报》“五八一一二”等组织二百多人冲进新华社广西分社内，对总社昨晚播发此稿提出抗议，并强行进入电话室与新华总社通话三小时左右，还打了新华社广西分社的人。新华分社认为，这是对分社的严重政治迫害，要求广西军区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正常工作条件和人身安全。同日，新华总社给广西分社来电，要分社转告南宁各革命群众组织，桂林师院军训经验是六九五五部队供稿，由新华总社处理的，有问题由总社负责。
同日 上午，“联指”约十万人在朝阳广场召开所谓“痛打落水狗——刘少奇誓师大会”。
同日 下午，广西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做好“联指”工作，要区广播电台转播新华社发来的六九五五部队的军训经验，还研究了毛泽东伟大革命实践图片展览问题。
18日 在北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广西的记者以广西联络组的名义，给戚本禹写信，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广西“四?二二”代表团，听取对韦国清问题的汇报。并附有告韦国清的八份材料。
同日 上午七时，“联指”近十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批陶誓师大会”，广西军区派代表参加并讲了话。
十时许，“四?二二”二千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造反楼”门前，召开“热烈欢呼六九五五部队帮助广西师院军事训练大会”。发言者指责广西军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指责“联指”冲击新华分社。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四千余人在军区大院召开所谓“声讨原中南地区党内最大走资派陶铸罪行大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了关于批陶问题的动员报告，各部队代表发言，声讨所谓陶铸的“罪行”。
19日 晚十一时，广州军区支左办公室来电话，就北海武斗问题指示如下：①已通知南海舰队，派海军出面协同武装部队处理；②广西军区、钦州军分区各派一名领导干部到北海共同处理。
同日 上午，广西军区召集“联指”、“四?二二”代表就成立监督小组问题举行第七次谈判，会上因“四?二二”代表坚持要桂林“老多”参加监督小组，“联指”反对，引起争吵，未达成协议。
鉴于上述原因，双方要求广西军区提出意见。军区提出：建立监督小组的筹备小组，其任务是：①继续就“老多”参加监督小组问题进行讨论、协商；②解决、处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双方同意回去研究。晚上九时至次日凌晨，军区召集双方代表，对以上两点建议进行讨论。
23日 在江青七月二十二日提出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后，上海《文汇报》当天公开发表这一口号，煽动武斗。从此，广西和全国一样，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24日 根据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双方在京代表就组成南宁地区监督小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各派代表十九名，由广西军区召集组成监督小组。
26日 由军代表和两派组成的监督小组成立。在监督小组安排下，两派在南宁市人委门前，交换了前段武斗中被俘人员。
8月
1日 中央文革康生宣布贺希明是“历史反革命”，霍泛是“叛徒”后，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策划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在贺、霍被押上飞机起飞后，他们才向周总理报告。贺、霍被送到广州时，周总理电告把贺、霍送回北京，他们不听，仍把贺、霍押回南宁批斗。八月二日，“联指”派七十部汽车在南宁武装游斗贺、霍。在周总理一再追问下，令“联指”限期将贺、霍安全送京，才于八月十一日把贺、霍二人送回北京。
4日 “联指”调动上万武装人员的队伍，到广西日报社进行反夺权，并围攻区文化大院和区展览馆等“四?二二”据点，“联指”头头亲临指挥。“四?二二”坚决还击。这次武斗使用了钢叉、高压水管、硫酸、推土机等，双方伤亡严重。
7日 “联指”发出所谓“通缉令”，“通缉”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谢王岗，诬蔑他是“国民党大特务”。
9日 “联指”红卫兵等组织夺占广西日报社，并继续围攻展览馆“四?二二”据点。“联指”夺了《广西日报》后，并不交给军管小组，却于十日自行主持出版《广西日报》。
同日 上午，在北京，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曾春生等人与广西军区个别负责人经过密谋后，下午，“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主持召开代表团全体会议，具体讨论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揪韦国清问题并决定行动方案，纠集广西“四?二二”汇报团和北京红代会人员二百多人，于晚饭后再次冲击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韦国清被推倒在地上，韦的小腿、腰部、眼角、面部均受伤，流血不止，昏迷过去。保护韦的警卫战士，有的门牙被打落，有的被打得脑震荡，有的肝脏受损伤。伤势严重的留下后遗症。广西军区副司令徐其海也同时被围攻、辱骂、推打，并撕下了他的领章和帽徽，抢走了他的军帽。
11日 凌晨，周恩来来电，要求围攻广西日报社的“联指”人员撤离。驻军六九五五部队派队伍赶到报社，构成人墙，阻拦“联指”对报社进攻。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在报社工厂办报的人员撤离厂区，同时从工厂搬走部分机器、铜模、铅字和纸张。包围报社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五时，“四?二二”数百人冲进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粮食、副食品等。但由于报社印刷设备在武斗后遭到破坏，无法使用。“四?二二”办的《广西日报》在停刊十五天后，于八月二十三日改为油印出版，直到十月十五日止。
18日 晚十一时左右，“四?二二”头头经过策划，纠集了三百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四千多发。二十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四?二二”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20日晚上，“四?二二”南宁航运“工总”乘船到蒲庙抢夺邕宁县武装部枪支弹药。邕宁县“联指”经请示地专“联指”，组织力量在良庆江面拦截。但由于机枪发生故障，拦阻不成。
同日 南宁“联指”指挥部，决定晚上攻打东方红医院(即原工人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四?二二”据点。二十一日下午二时，东方红医院武斗结束后，医院被严重破坏，死十人(“联指”一人，“四?二二”九人)。还有些“四?二二”人员被俘后在别处惨遭杀害。武斗后，“联指”把十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一具，共十一具，当作是本派被“四·二二”杀害的罪证，现场陈尸展览。
22日 广西两派代表和军代表以及首都医疗队十六名医师，共同组成现场调查组，到东方红医院对尸体进行检验。
本月下旬，中央文革记者站派来广西的一名记者去找“四?二二”头头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团长，告诉他们，中央不久将解决广西问题，提出对韦国清要有几手打算，现在只有一种打倒韦国清的打算，到时候会被动，要早些把自己的几种打算写给中央，供参考。他们根据这个记者的意见，召开了代表团成员会议，写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对韦国清提了几种打算：一是坚决打倒；二是调出广西；三是靠边站；四是不能当广西第一把手。
25日 邕江大桥被“四?二二”武力封锁。“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四·二二”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南宁地专“联指”出动三、四百人，参与攻打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四?二二”据点。广西“联指”副总指挥指挥攻打邕江大桥。晚上十一点五分，攻打邕江大桥“四·二二”据点的枪声，响彻夜空。
同日 下午七时三十分，南宁驻军六九八四部队进驻“四·二二”造反楼、反修楼、展览馆等据点。
24日 周恩来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陈发洪、徐其海、王希永、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韦国清因病未出席)。
接见时谈话内容有：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欢迎外出人员回原单位，不强占地方；不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等问题。周总理在回答两派提问时说“四?二二”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
五次接见后，“四·二二”派群众组织以“造反派”自居，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派有的群众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有的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四·二二”。
同日 驻柳五五军部队发表声明，支持柳州“造反大军”。
2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
29日 广西“四·二二”火线指挥部开了九部汽车，到广西日报社仓库抢走大批卷筒纸，广西日报社职工向他们提出强烈抗议。
30日 在本月七日谢富治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的影响下，区公安厅“公安战斗团”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砸烂公检法”。
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发布〔67〕第二号命令：任命孙凤章为柳州铁路局军管会主任，王国端、张丰昌为副主任，金文秀为南宁分局军管会主任，黄世卿、翟元勋为副主任；曹银忠为柳州分局军管会主任，王洪均为副主任；华庆国为都匀分局军管会主任，程振堂、李观明为副主任。
本月下旬，“八·二四”周恩来第五次接见两派后，在北京，“四·二二”代表团，天天到“联指”人员门前寻衅，“联指”代表团在京呆不下，最后秘密分散回南宁。周总理知道后，叫秘书给广西军区打电话，要“联指”代表团回京，并派专机把代表团接回北京。
3日 广西“联指”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红卫兵赴京控诉团四十人乘火车于四日晚七时许到桂林南站时，遭到桂林“老多”和南宁赴桂的“四?二二”人员非法检查，将“联指”人员绑架二十五名，其余下落不明。
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广西军区于上午七点半左右，向各军分区电话传达。
接着，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有些组织还继续抢枪。
从八月份至《九?五命令》前，全区抢夺部队武器的有十九个县、市。其中被“四·二二”抢夺的有桂林、临桂、灵川、永福、平乐、兴安、资源、象州、宜山、横县等十个县、市；被“联指”抢夺的有阳朔、玉林、武鸣、扶绥等县；两派都抢夺的有南宁、邕宁、柳州、梧州、柳江等五个市、县。
6日 广西“联指”组织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表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将抢来的枪支炮弹上交了一部分给广西军区。
8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九·五命令)的命令》。
13日 周恩来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
接见的主要内容是：铁路要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桂林“老多”参加护路；“四·二二”要拆除工事；两派要封存武器等。接见中，周总理还指示广西军区负责调查和研究解决广西日报社印刷厂机器零件被盗走的问题。
14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5日 南宁“联指”延安片总指挥同金光农场“联指”头头公开违抗中央《九·五命令》，策划抢夺金光农场民兵武器。由南宁“红色公安”带领八十多名武斗骨干，乘坐两辆汽车前往。共抢得苏式7?62步骑枪八十支、轻机枪四挺、九二式重机枪一挺、五○式冲锋枪五十支。
16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协议》签订后，两派陆续交枪，但都没有交完。
22日 周恩来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黄永胜。被接见的还有：韦国清、乔晓光、伍晋南、贺希明、安平生、霍泛。接见内容主要是谈大联合问题。
同日 柳铁“工机联”、“钢联指”，南宁“红色铁路”，南铁“工总”，广西师院“老多”等组织代表和广西军区，六九五五部队，六九七七部队等军队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保证广西境内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八条)。
24日 柳铁“钢联指”、“工机联”等造反组织代表和柳铁军管会代表，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铁路运输畅通的协议”(共九条)。
27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发出《关于协助桂林“老多”执行任务的通知》。
28日 根据五次接见时周总理的指示要求，广西军区召开“为工总恢复名誉大会”。广西军区党委在会上作检查说“砸‘工总’是军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表示对“广西工总”广大群众公开道歉，再一次宣布恢复“工总”名誉，坚决支持“工总”和“四?二二”的一切革命行动。
本月，驻区党委大院的广西大学“能闯”一些学生，抄了伍晋南、贺希明的家，抄去一批衣物、照相机、手表等物品。
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全区各地出现大联合气氛，很多地、市、县两派群众组织联合举行庆祝大会。南宁军民共约十五万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国庆。
本月，在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由此造成成批乱杀人的局面，后果极其严重。
2～4日 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余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的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黄天辉被依法逮捕，于一九八五年元月处决)。
4日 广西“联指”召开“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掀起斗私批修高潮誓师大会”，并欢送广西大学“能闯”和“小八”、民族学院“三七”等组织的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
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主席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
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都要复课闹革命》。在广西，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26日 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签订了“关于实现柳铁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共三条)。
同日 柳州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驻柳部队代表，在北京达成《实现革命大联合八条协议》。二十八日，两派又联合发出告全市人民书。
27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五十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党的建设的要求。
28日 北京来电传达周恩来指示：参加护路的桂林“老多”，要回校复课闹革命，不再参加护路。
31日 “联指”发出《关于坚决打倒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晋南紧急动员令》。
6日 自治区直属单位由“联指”“文艺批判联络站”主持召开“批判”《刘三姐》大会。
8日 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十条协议》传到南宁后，广西两派和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十二万多人在朝阳广场隆重集会表示拥护。
9日 晚十一时至凌晨一时，周恩来接见柳州铁路局两派代表及铁道部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体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铁道部军管会主任苏静、副主任杨杰等。
同日 “联指”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所谓“彻底批臭《刘三姐》，坚决打倒伍晋南大会”。
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加了批语，毛泽东主席批示“照办”。
13日 广西军区和驻军代表，同“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达成《关于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促进和实现两派工人组织革命联合的协议》。
14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
同日 广西军区电话通知，各分区立即传达“毛主席批示‘照办’的十条协议”到各县，各县立即组织宣传队，印发批示向两派宣传，并深入到生产队宣传。
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53号文件《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一、《决定》认为，广西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军区对“支左”工作中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作的检查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决定》认为，韦国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能够诚恳地检查错误，态度是好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批准了他的检查，毛主席也看过这个检查，并批示“照办”。
中央还同意安平生、伍晋南的各自检查和韦国清、伍晋南、安平生的联名检讨。
二、中央同意和支持两派赴京代表在京期间签订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和《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并希望广西军区、当地驻军和各群众组织切实贯彻执行。
三、两派要拥军爱民，大力支持军区和当地驻军做好“支左”和援越抗美工作。
四、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日 下午六时至八时，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周恩来第八次接见广西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黄永胜、刘兴元。
接见主要内容：宣读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晚八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伍晋南、安平生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第一次会议。
23日 凌晨一时三十分至二时三十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两派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戚本禹、余立金，谈了几个问题：①关于两派问题；②关于贯彻《十条协议》搞大联合问题；③关于《广西日报》问题；④关于军区的检查报告问题；⑤关于干部问题。周总理指示代表团即日回广西。
下午三时，广西革筹小组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和两派赴京代表团、各军分区负责同志等乘专机回南宁。在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四·二二”、广西“联指”及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2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问题。
26日 凌晨，革筹小组成员郝忠云被来南宁的桂林“联指”和广西“联指”的部分群众拉到“建司”。要求郝忠云签字制止武斗。后经军区派人前去劝说，下午二时后送回。
下午三时，自治区革筹小组韦国清等七人在军区礼堂接见南宁三支两军全体人员和军区机关干部，魏佑铸宣读了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本月下旬，广西军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
27日 下午和晚上，韦国清召集革筹小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当前工作安排。
会议商定：坚决贯彻《十条》、《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七条》，不搞派性宣传；各县、市未成立监督小组的迅速成立；两派到各县去的人要回来；农民进城的回去。主张武斗的由本组织自己抓；《广西日报》仍要军管，要诚心诚意支持伍晋南站出来等。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贺电，祝贺柳州市两派红卫兵实现大联合。
28日 根据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农民代表进城(桂林市)慰问“联指”的情况，欧致富、魏佑铸指示：今晚立即给桂林地区的荔浦、阳朔、恭城、全州等县武装部打电话，责成武装部要坚决说服、劝阻各县的人不要到桂林，要在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桂林市的问题由桂林驻军与两派协商解决。
29日 欧致富、焦红光、王斌、魏佑铸、孙凤章，分别接见“联指”、“四·二二”部分常委，做关于伍晋南、安平生回南宁的工作。
30日 晚上，革筹小组开会，对柳州市武斗问题，经研究采取以下措施：
1．驻军、军分区、市武装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决制止武斗。
2．找两派负责人个别谈话，说服其所属人员离开军事机关。
3．军队不准开枪，市人武部不能离开驻地。
4．四支队不介入当地两派斗争。
同日 “广西艺总”派出六人组成代表团，到天津参加方纪、孙振、白桦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
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十一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十一月中、下旬，各地武斗频繁，抢枪事件又不断发生。
12月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邕全体成员，分别接见广西两派组织的常委，做伍晋南回来的工作。并听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发出《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内容如下：
一、大力宣传中央《六·六通令》、《七·一三通知》、《九·五命令》和广西两派达成的十条、七条协议，抓紧上交武器、弹药工作，做好劝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工作；
二、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敌情观念，严防黑手，克服派性；
三、地方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两派达成的“十条”协议，不能支一派，压一派，不准参与支持和挑动武斗；
四、各革命群众组织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五、军队必须高举“拥军爱民”旗帜，做爱民模范，不能支一派压一派。
3日 “四?二二”十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广西工总”成立一周年。
4日 下午六时，伍晋南、安平生从北京乘飞机回到南宁。革筹小组成员魏佑铸、王斌及驻军、两派代表一百余人到机场欢迎。
7日 南宁两派群众在南宁朝阳广场联合举行“热烈庆祝林副主席为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会”，会议由自治区革筹小组主持。
8日 革筹小组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的四点意见：①广西日报社两派联合起来，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共同出版，可先出电讯，也可以考虑发表两派同意的文章和革筹小组指定的文章；②进驻广西日报社的外单位人员要撤出，广西日报社内部人员要回来；③军管小组成员，可作必要调整；④《广西日报》军管期间有错误，有什么性质的错误呢?我们认为不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召集广西日报社两派代表谈判恢复军管办报问题。
同日 上午，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桂林“五四雄鹰”抢师范学院“造反大军”的枪问题。决定给驻军打电话：①不准开枪，不准抓人；②派干部进行劝阻；③枪支接管、转移。
12日 两派达成《关于联合开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学习班从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
同日 “联指”在区人委礼堂召开“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彻底砸烂广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大会”。“红色文化”代表在会上攻击诬蔑所谓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封、资、修、大、洋、古、高、精、尖等。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以明码电报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对监狱和劳改单位的二点指示》：1．任何群众组织，不准以任何借口冲击监狱和劳改单位，不和在押犯人、劳改犯人联系；2．监狱和劳改单位目前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3．在押犯人和劳改犯人，只能规规矩矩地服从监管、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违者严厉制裁。
14日 南宁地区工人革命大联合协商小组、“四·二二”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红色工人革命联合总部”发出《向全区人民紧急呼吁书》，坚决支持广西革筹小组《关于制止武斗的五点意见》。
16日 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南宁两派和驻军在朝阳广场召开“紧急行动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师大会”。革筹小组六名负责人参加了大会，革筹小组的负责人在大会上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紧急动员起来，立即制止武斗，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十项命令：一、军分区、人武部、驻军、三支两军人员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广西革命群众，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和《九?一三通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二、立即停止武斗，消除一切武斗因素；三、不准抢夺武器，坚决收缴枪支、弹药；四、群众组织不准随便抓人、打人、杀人，已抓的人一律释放；五、农民不准进城武斗，城市和圩镇的人也不要到农村串连；六、民兵不准参加武斗，更不准动用民兵武器进行武斗；七、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惩治坏人；八、军分区、人武部、驻军要支左不支派，做爱民的模范等。但是，命令颁布后，各地乱杀人的事件仍接连发生。
19日 凌晨，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四·二二”造反大军赴邕“反屠杀控诉团”二百余人，到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
同时，各县“四?二二”“反屠杀委员会”向革筹小组、军区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解除各地武装民兵和“联指”对“四?二二”的围攻；②立即派野战军到上述地区制止武斗，收缴武器；③立即下令取缔“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等反动组织；④立即解决各地受迫害来邕去桂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生活问题；⑤韦国清、广西军区要立即到群众中公开检查改正错误。
20日 军区负责人接见外地来的人员的代表十五人。他们提出五点要求：①立即召开分区、武装部电话会议，解除民兵“联指”武装；②玉林、平南等县要立即派作点部队去；③按总理指示，立即取消“贫下中农最高法院”；④解决外地受迫害人员的吃住问题；⑤大量印发中央指示的三个“照办”。
22日 在毛泽东“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下和“广西两派在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推动下，广西两派达成协议，成立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下午，南宁两大派和解放军指战员十多万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盛大集会，南宁市首批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七十五个单位向大会报喜。
此后，南宁两派工人组织、财贸系统组织、手工业系统组织和大中小学红卫兵组织，区、市机关两派组织等，也纷纷达成协议，成立了大联筹，促进了各系统、各单位的革命大联合。
同日 晚十一时，军区负责人接见“联指”常委商谈制止交通厅、水电厅的武斗问题。
23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问题，对水电厅、交通厅的武斗问题，确定了五条处理原则：①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②武器由军区负责收缴；③不准打架，不准动武，不准进行人身侮辱；④保障“四大”正常开展，保障人身安全；⑤被抓的人立即释放。
24日 经中央批准同意，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联合发布了《取消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等组织的紧急通知》。指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镇反委员会”和“贫下中农肃反委员会”等组织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取消，停止活动，今后不得再成立类似组织，更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借口私设法庭，随意捕人、杀人，如有违抗者，严加追查，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电告钦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命令立即停火，双方抓的人立即释放，参与武斗的农民立即撤回。
同日 下午，革筹小组五名负责人到南宁专区参加所属的十三个县成立“大联筹”庆祝大会，其中二名在大会上讲了话。
25日 南宁两派红卫兵大联筹成立。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成立大会，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晚上，广西大联筹召开会议。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会议。研究：①成立“大联筹”办公室；②派联合工作组到钦州地区制止武斗等问题。
26日 下午一时，各县“四?二二反屠杀委员会”组织两千人到广西军区礼堂门前开大会，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各地大屠杀。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并讲了话。
“四?二二”成立于“一二?二六指挥部”，约有七百人进驻军区礼堂和群众接待站，安装了高音喇叭，发布了《一二?二六声明》，重申“反屠杀指挥部”提出的五点要求。
同日 晚七时三十分，革筹小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做好对进驻军区的群众的工作问题。
27日 晚七时，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进驻军区的水电厅“红水院”的群众，解决制止水电厅武斗问题。
28日 南宁市北岸砖瓦厂两派群众组织，第一个按车间、班组实行大联合。双方签订了关于制止武斗的《六条协议》和实现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十九日下午三时半，区革筹小组以及驻军负责人等到该厂参加全厂职工大会，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和广西军区、驻军代表在会上讲了话，对该厂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坚决支持和祝贺。
29日 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五十分，“四?二二”在军区院内召开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还有近二百人提出要求解决工资问题，进入军区作战办公楼静坐长达十四小时。
二十时，革筹小组负责人参加大联筹会，研究两派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问题。
31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至晚九时，区革筹小组负责人接见“四·二二”进驻军区的一千多名群众，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就玉林、梧州、钦州地区发生武斗的问题发出制止武斗的三条命令：①双方立即停火，不准进攻对方；②双方所抓人员立即无条件释放，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伤害；③凡因武斗进城的农民和其他人员，要立即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否则，后果由挑起者负责。
同日 广西大学“能闯”向伍晋南发出“勒令”，限令他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五日十二时前交出所谓“认罪书”，否则将采取最强硬的措施。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两派骨干会上作关于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报告。强调要很好地学习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 广西“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一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和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勒令”伍晋南交出“认罪书”。广西大学“能闯”红卫兵头头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侮辱、折磨达两个多小时。
同日 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来电指示，指出“联指”、广西大学“能闯”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伍晋南的行为要承认错误，否则通报全国。
是晚，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组织红卫兵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要求军区负责人严肃处理这一严重事件，示威群众于翌日凌晨三时离开军区。
7日 广西“四?二二”南宁“红色铁路”五百多人到广西军区请愿，抗议南铁军管会在“支左”工作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
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派王斌召见“联指”广西大学“能闯”主要头头等二十多人谈话，指出他们五日拉伍晋南到广西军区批斗是错误的。
11日 五十五军副军长孙凤章在柳州被一派造反组织揪斗。
18日 灵山县“革联”头头率控诉团二百多人再次到广西军区控诉灵山县“联指”在五个公社成批杀害“四?二二”群众的罪行，要求军区制止灵山“联指”乱杀人的罪恶行径。控诉团在军区静坐。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发出关于容县黎村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说：“黎村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因观点不同，分裂成为互相对立的两派，由于‘走资派’的挑动和革命组织内部的不纯，混进了少数坏人，两派不断发生武斗，一些干部群众被杀害，后果比较严重”。
20日 广西“工总”和河池地区部分群众四百多人到广西军区声援灵山“四?二二”控诉团，在军区政治部大楼前请愿。军区负责人答应派人到灵山制止乱杀人。
本月中下旬以来，两大派的造反组织都企图采取武力镇压对方，摧毁对方，以夺取一派掌权，致使全区不少地方都发生大规模武斗。有的“造反派”调动民兵进城镇压所谓“土匪”、“反革命”，使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惨遭杀害。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于上午、下午分别召见广西“四·二二”龙智铭等九名常委和广西“联指”颜景堂、廖炜雄等六名常委。要求他们狠抓阶级斗争，搞好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凤山县发出制止武斗的五条命令：①两派都是群众组织，有分歧须通过协商解决。②“造反大军”进攻“联指”据点是错误的，要立即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停止进攻，撤除包围。③农民进城搞武斗是错误的，立即回原单位。④要维护中央“九·五”命令，不许抢夺武器装备。⑤“造反大军”绑架县人武部长是十分错误的，要立即送回。
4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如何克服派性和抓好对敌斗争问题。讨论中有的负责人认为，应给“四·二二”增加压力。贺(希明)、霍(泛)揪出来后，伍(晋南)一定要和他们划清界线。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分析说广西有几条黑线：一是历史反革命，他们当过高级军官，在红军时代，杀害过红军和群众；二是地下党被破坏两次，有“叛徒”；三是有“托派”，过去有一批留苏学生，有的参加了“托派”；四是有“走资派”。“走资派”是黑线上的人物，他们不搞坏事是不可能的。当前群众派性比较严重，这些人不利用群众的派性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去年底大联合的形势很好，很快又出现了反复呢?就是有“黑手”在活动。透过南宁和一些地、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看到逆流是从哪里出来的。“捍卫毛泽东思想联络站”(简称“捍联站”)，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等等，就是表演嘛！就是有“黑手”嘛!要把“黑手”统统抓出来!讨论时革筹小组还有的负责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说，围剿派性的意见很好，当前敢不敢承认和克服派性，就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对“四?二二”反映“三个照办”(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要求照办的《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全面上缴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不落实和遭到大屠杀的问题，我们应注意。有人则认为，当前有些群众组织的矛头还是指向军区。军区和各军分区过去一边倒(支持“联指”)是不对的。但他们早已开始转弯了，当然转弯并不容易。我们应该向“四?二二”做工作，使之相信军区系统。“四?二二”讲“三个照办”没有落实，我们要具体分析。“四?二二”当前提出的什么大屠杀，武装部指挥武斗等等，我们不能承认。由于会议上观点不统一，没有正视和及时采取果断措施，致使各地已出现的大规模武斗得不到制止，成批杀人的事态愈演愈烈。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和专案组人员，听取他们汇报所谓查“叛徒”、“特务”、“走资派”、“托派”、“反革命”专案情况。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一些领导人这样做，已陷入听信一派之言，错误认定某些人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不仅导致造成一批冤假错案，不仅派性得不到纠正，反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广西各地中共地下党员惨遭严重迫害；许多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
10日 广西“四?二二”“柳铁革命造反红卫兵联合战队”主办的《红卫兵战报》发表该报编辑部文章《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文章指责当时柳铁两派达成的“倒旗协议”，是当年《哥达纲领》的翻版。说这个“协议”脱离柳州和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在纸上空谈收缴枪支，助纣为虐，鼓励和纵容“联指”一小撮坏头头破坏“三个照办”。文章还指责柳铁“工机联”总部的头头提出的“铲平山头，破掉派旗，交出武器”，实质是“交出柳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年来浴血奋战的成果，以换得一些人到大联委，甚至到将来的革委会去做官”。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化了当时广西“四?二二”的内部分歧和广西两派的矛盾，影响了正在推进实现大联合的形势。
12日 广西“四·二二”五千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声明。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凤山县、柳江县发生武斗的情况》。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联合发布对自治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管的布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宋治平任军管会主任。
1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代表，对他们“要求挽留六九八四部队的错误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出《积极促进各专、市、县革委会建立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批准田阳七○二矿革委会成立，这是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县级革委会。革委会主任由“支左”的六九一二部队的一位科长担任。
本月中旬，自治区革筹小组召开全区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后于二月二十日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和镇压那些混进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此后，各地、市、县相继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自治区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部分地区出现乱批斗、乱杀人的严重局面。
21日 广西“四·二二”一部分人到驻南宁解放路的六九一二部队抢枪，抢得步枪四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六○炮一门，受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指责，并勒令“四?二二”如数交回枪支弹药。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坚决维护军管军训和立即取消“兵管兵训”、“民管民训”、“工管工训”、“农管农训”的通知》。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区体育馆召开两派骨干和部队干部大会。区革筹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指出，当前某些地区发生武斗，有人说是军分区、人武部挑动的，这种说法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有的干部支持这派那派，这笔帐是要算的。中国有句老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南宁市文革的几个突出问题和我们的措施的报告。反映：(一)某些群众组织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对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进行攻击。(二)进驻军区机关，干扰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的工作。(三)抗拒中央命令，阻挠部队调防。六九八四部队调离南宁，命令下一个月了未能执行。(四)抢夺部队武器。(五)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活动，破坏革命秩序。《报告》提出初步打算：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教育群众同坏人划清界线；由区革筹小组领导人向两派群众作形势和任务报告，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调查研究，对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周恩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工总”建工分部等组织“武装”冲击我执勤分队的情况的报告和两个连的武器装备被抢的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24日 广西“联指”下属“建司兵团”到广西军区仓库抢了一批枪支弹药。
25日 广西“工总”错误估计“联指”把抢来的枪支弹药藏在部队的油车运往钦州。“工总”所属组织就在南宁市友爱路拦截油车一辆，但没有发现有枪支弹药。
27日 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凤山县“联指”代表，听取他们汇报凤山县“造反大军”的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又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在当时两派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一周之内连发两次督促各专、市、县成立革委会的通知，以致出现一些地方提出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段时间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大部分于二、三、四月份陆续成立。
28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黄达升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四·二二”野战军。会上，黄达升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对大屠杀制止不力，我们成立“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①支援各地“四·二二”抗击“联指”的大屠杀。②镇压社会上的阶级敌人的现行活动。③打击、清理混进“四?二二”的坏人。
2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融安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一)调派一定数量的武装部队进驻融安，在武装包围“造反大军”后，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充分揭露“造反大军”的错误行为，对其实行分化瓦解。(二)区别坏头头和群众，孤立少数，争取多数，教育受蒙骗群众与坏人划清界线，反戈一击，揪出坏头头，交出所抢去的武器和国家财物。(三)对“造反大军”提出严肃的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掌握斗争大方向。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广州军区发出关于专职武装干部退出群众组织的请示报告。
5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要求六九八四部队回南宁“支左”。大会通过了《再致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6日 广西“四·二二”的“草上飞”第二挺进队又在南宁市张贴大字报，说当局调离六九八四部队是为了孤立压制“四·二二”。
7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提出最近的工作安排：融安县和凤山县的问题要处理，可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处理方案。博白县已派去部分部队，可以解决问题了。融安问题，应派部队包围起来解决，可采用解决里高圩的办法解决。看看需要多少部队。凤山县是否也采取同样办法解决(按：所谓里高圩的办法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二月二十九日命令六九八四部队派二十四辆卡车的全副武装人员去柳江县包围里高圩的“造反大军”，收回武器，并抓捕了六十多人押送柳州)。会议决定向广州军区提出请求派部队解决融安的问题。对凤山县建议由×师派部队解决。动用部队武装解决“派斗”问题由此定下原则方针。
8日 广西“四·二二”撤出进驻广西日报社人员。
1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河池军分区、凤山县武装部发出同意凤山县部队进驻“联指”据点，保护群众的指示。
14日 《广西日报》恢复军管并继续出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宁明县上石“农总”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上石“农总”是一个“坏人”当权和聚集的组织。十二名领导成员中，有所谓地主分子一名、坏分子二名、劳管分子一名，投机倒把分子三名、四清下台干部一名、有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的三名、杀父之仇一名。“农总”的“罪行”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公开诬蔑四清运动，大搞资本主义，猖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抢夺民兵机枪一挺、冲锋枪四支、步枪五十一支，制定“反革命纲领”要在今冬明春实现“四大自由”，公开叫喊“贺龙元帅万岁！”诬蔑当时支援越南和守边部队是贺龙的部队等等。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意见是：①派部队武装包围，强行收缴武器弹药。②取缔组织，严办首恶分子。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情况和我们采取的措施的请示报告说：“野战军”的组成及其发表的声明、公告是错误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他们组织“挽留六九八四部队联络站”，阻止部队调离，准备搞大规模武斗，搞打、砸、抢，办地下工厂、商店等。“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向“野战军”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对“野战军”这样少数坏组织的据点要以部队武装包围，开展政治攻势，全部收缴武器，要其交出坏头头。
20日 百色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苏毅坚(百色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覃展(地委副书记、专员)、张吉亭(军分区司令员)、张平(地委副书记)。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融安情况续报》说，广西“四?二二”融安“造反大军”连日来召开大会小会，大造舆论要消灭“联指”。为了解决融安问题，要求中央尽快批准调用部队(两个营和一个团)驻长安镇(县城)收缴武器，发动群众揪坏头头。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柳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对×团率一、三营进驻融安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要求：①部队行动必须秘密、迅速，对融安县城形成包围圈。②开展强大政治攻势，收缴武器，交出坏头头。③清理外来人员。④部队行动及执行任务过程中，由×团指挥，县人武部做好群众工作。部队奉命进驻融安县城后，“造反大军”从县城撤到农村，建立据点，企图保持力量。
27日 南宁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许长庚(南宁军分区政委)，副主任：董以法(南宁地委副书记)、熊光武(军分区司令员)、李文轩(军分区副司令员)、伏崇礼(南宁专署副专员)。
三月下旬，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28日 下午，南宁驻军和各界群众八万多人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誓师大会。声讨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反革命集团”，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主席、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坚决拥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和坚决拥护对黄永胜、温玉成任命的命令》的报告。
2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因对“大联合”和全区各地“四·二二”群众惨遭杀害有意见分歧，而发展为组织上分裂。指挥部在“航运工总”船上召开会议，进行改选，撤销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的常委职务，补选新的常委，由高兴学任总指挥，黄达升、蒋志恭为副总指挥。会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把龙智铭、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四人接到军区“保护”起来，让他们参加区革筹工作，代表“四·二二”参加区革命委员会。从此，广西“四·二二”分成老“四?二二”和新“四?二二”两个组织。
同日 广西“四·二二”所属组织“邕江风雷”在南宁发表《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3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我区当前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
3月18日至19日，广西“四·二二”航运“工总”召开形势座谈会，组织广西赴京“控诉团”。有四百多人于六月中旬上京后到京西宾馆静坐，要韦国清出来答复解决广西武斗问题。六月二十五日动员冲京西宾馆。“控诉团”静坐到七月一日被解放军押回和平里办学习班。
31日 《今日的〈哥达纲领〉》的作者肖普云(柳州铁路中学学生、红卫兵)在柳州市被逮捕。
1日 广西大学“革联”、广西农学院“革联”、广西医学院“闯野”、广西民族学院“红旗”等四个造反组织发表《关于韦国清问题的声明》。《声明》说韦国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和执行中央的指示，立即到群众里面去，公开检查错误，接受群众批评。并指出：根据韦国清目前的情况，他还不宜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四·二二”野战军的问题的请示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南宁出现了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较突出地表现在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野战军”身上，他们排斥主张大联合、三结合的人还公开集会、游行，直接把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通过大字报大造武斗舆论。为了迅速排除干扰，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坏人，打算公开表态，发动群众对“邕江风雷”所发表的声明公开进行批判。对“野战军”内的坏人、黑手和该组织的行动，要进一步查明。
4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参加大会号称有八万多人。会上通过决议：①关于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参加自治区革委会成员和赴京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②《关于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声明》。《声明》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突出报道南宁北岸砖瓦厂革命委员会《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粉碎敌人破坏阴谋》的消息。消息说该厂革委会的诞生，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革委会的阴谋取得的“伟大胜利”。
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南宁出现“打倒伍晋南”等标语的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南宁市“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报道说在解放军“三支”、“两军”人员的帮助下，革命大联合、三结合洪流滚滚向前，革命大批判烈火越烧越旺，“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提出要以实际行动迎接自治区、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同日 钦州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王晓峰(钦州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曾俊德(军分区司令员)、苏桐卿(军分区副司令员)、林中(原钦州地委副书记)、阎庆身(原钦州专区副专员)。
6日 《广西日报》开展对《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的批判。
7日 广西“四?二二”红卫兵五百多人集会并游行到广西军区请愿，强烈反对成立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声明，说即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就是“派委会”。并就这一个问题交送《给区革筹和韦国清同志的公开信》。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在《举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批臭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通栏标题下，刊登《射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发黑炮弹》等四篇文章。
8日 广西“联指”三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到广西军区。口号是：“坚决拥护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正确领导！”“坚决支持南宁市革委会成立!”
同日 广西“四?二二”的“飞将军”发表《紧急声明》：①在广西的“庞大人物”及其一小撮“黑手”操纵下，原定四月八日成立所谓南宁市革委会是抹煞“三个照办”，是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办的派委会”。②坚决支持广西革命造反派抵制和砸烂这个“官办的派委会”。③广西“四?二二”的红卫兵“四?七”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④不击退右倾老保的翻案妖风，誓不收兵。
9日 南宁举行干部群众大会。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作了《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痛击右倾翻案分裂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的讲话。讲话中强调了江青关于在革命的进程中，要防止敌人从右的方面来动摇、瓦解我们同他们的斗争。当然也要防止“左”倾冒险主义。右、“左”这两“极”是一脉相承的所谓指示非常重要，非常正确，非常深刻地指出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讲话中还说，现在有人乔装打扮，蒙骗群众，诡称自己是革命领导干部，企图混进革委会。如南宁“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中，公然扬言要“坚决抵制南宁市这个‘伪委会’、‘派委会”，还诬说什么革委会的成立，就是要搞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那样的一场大屠杀。北海市的“狂人”战斗队四月五日抛出一个反动的《论时局斗争的任务》。广西有人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座谈会”的“黑会”，广西文艺界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他们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要警惕“反革命两面派”进行反革命活动。要识破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把他们揪出来。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广西参加天津黑会和演黑戏情况的报告(并报广州军区)。指出，现已查明广西参加天津文艺黑会的有关人员及其活动，广西话剧团“四·二二”所属的“东方红”排演了黑戏《新时代的狂人》，导演是一个有杀父之仇的人。我们对黑会、黑戏采取的措施是：一、查清了广西参加天津黑会的组织和人员。二、贯彻了江青的指示精神。三、发动群众揭批周扬的罪行。
11日 继九日之后南宁又举行群众大会。“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并分别就“坚决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二版以整版报道连日来南宁群众集会《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消息和批判《今日的〈哥达纲领〉》，批判贺、霍、傅、谢、袁的文章。在三版发表题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的反革命逆流》的社论。在南宁连日来的群众大会和《广西日报》社论、文章的影响下，全区各地也纷纷集会，迅速掀起一个所谓“反三右”(即反右倾翻案、反右倾分裂、反右倾保守)的斗争，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广西当时派性恶性膨胀，极左思潮严重，已出现群众组织乱抓、乱杀人的严重局面，本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反“左”，制止乱抓、乱杀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然而，不仅不反“左”，却来个反“三右”，这就必然更加促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乱抓、乱杀人，甚至成批杀人的现象蔓延全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发出驻梧州部队武器被抢情况报告说，本月十日中午，梧州“联指”召开“批判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保卫毛主席誓师大会”，会后游行时被梧州“四?二二”造反大军冲击而引起了武斗，开枪开炮。部队五十多人前去制止未成，被打伤七人。十六时许，梧州“联指”分别冲击军分区、市人武部、分区独立营、监狱、看守所，抢夺一批武器和电台、服装等军用物资，还打伤五名战士。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四·二二”部分常委，指出有“黑手”操纵他们，要求他们提高警惕，与“黑手”、“坏人”划清界线。
12日 广西“四?二二”一万多人为反对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口号是：“要革委会，不要派委会!”“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毛泽东、林彪发出关于成立区革委会筹备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情况报告。报告说有少数人破坏，他们在区革委会人选问题上设置障碍，我们提名，他们不同意，协商无法进行。“四?二二”野战军所属的组织混进坏人，挑起派性。我们要继续宣传最高指示，尽快要“四·二二”提出参加革委会的名单来。要狠抓阶级斗争，增派部队进驻“四·二二”野战军控制地区，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要他们上交武器，对拒不交出武器者，采取强行收缴。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上午，在区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市革委会主任韩世福(广西军区副政委)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会后游行。
在同一个时候，广西“四?二二”两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反对、抵制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会后游行示威，队伍开到市革委会门前阻挡悬挂“南宁市革命委员会”牌匾时，发生了冲突。
同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召集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告诉他们有关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事宜。
同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讨论研究三个问题：①关于区革委会的人选问题。②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广西“四?二二”的“邕江风雷”大毒草的问题。③公开揭露参加天津黑会的人的问题。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并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司令部——欢呼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二版刊登南宁市革委会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四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了整版共六篇“批判”文章。
同日 桂林市革委会成立。主任王斌(广州军区后勤部二○分部部长)，副主任郝忠云(一四一师师长)、陈秉德(市武装部政委)、刘竹溪(原桂林市委副书记)、季兴华(桂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冯邦瑞(原桂林市市长)、苏玉山(原桂林市副市长)。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上报中央关于南宁市革委会成立遭到“四?二二”反对的情况报告。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上石“农总”分部调查报告，指出“农总”的罪名是：①组织人员非常复杂，其中五类分子二十六人，反革命分子九人，坏分子六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四人，杀父之仇二人，投机倒把分子二人，共一百二十四人。②一些骨干分子极端仇视革命委员会，反对解放军，攻击毛主席。③公开提出在农村中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以及“八大纲领”。④诬蔑、攻击伟大的四清运动。⑤该组织的头头企图逃越南。⑥敲榨勒索，强奸妇女。我们意见是用四个连的兵力和直属营全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歼灭这股反革命土匪武装。尔后留下少量部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秩序。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在南宁市召开军民大会。
18日 广西“四?二二”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大会。
19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举行集会，声称“坚决击退‘二月逆流’右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四?一九’反革命声明”。
同日 《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霍泛》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所谓批判霍泛的四篇文章。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新华总社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十八日集会情况简报。简报说新华社广西分社未经革筹小组同意，私自发出了这个会议的稿件，新华总社根据分社报道，将稿件摘入十八日的综合报道中说：南宁十八日有三万多军民在朝阳广场开会。据此，我们认为：一、十八日的集会是新“四?二二”指挥部单独举行的。他们拒不参加十七日革筹小组召开的军民大会，是分裂行为，我们不支持。二、新华分社的报道失实。十八日只有四千多人开会，无解放军参加。该报道加剧了两派矛盾，建议新华社更正这一报道(后新华总社未予更正)。
21日 桂林地区革委会成立。主任张鹤青(桂林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吴新中、张束之(军分区副司令员)、康凝(二○分部政委)、梁连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22日 广西“四·二二”三万多人在南宁市朝阳广场集会，“庆祝‘四·二二’成立一周年”。会后游行示威，声称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反对大屠杀。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新“四·二二”召开庆祝大会情况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促进革命三结合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南宁区体育馆大会上作形势报告，《报告》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右倾投降”，“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是毒草，要开展批判。“对毒草不批判，对坏人不抓，是右倾保守”，“对坏人要充分揭露，坚决打击”。还传达了康生关于谢王岗不能参加革委会的所谓指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梧州军分区党委和梧州支左领导小组发出《立即制止放火，制止武斗》的电报。要求查清“造反大军”“连续放火烧房”的原因，是哪些组织放火的，查清“造反大军”内部哪些组织最坏，其头目是哪些人。同时严禁“联指”进攻“造反大军”据点，不准调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誓死捍卫革命委员会——彻底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三版整版刊登两篇文章。一篇署名“卫东思”的《痛击反革命逆流，保卫革命委员会——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的〈关于广西时局的几点声明〉》。一篇署名区民政厅宣传组的《垂死的挣扎，绝望的哀鸣—一批判“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当前广西时局的几点紧急声明〉》。
24日 《广西日报》二版发表社论：《建设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四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文章，题目是：《撼山易，撼革命委员会难》、《绝不允许牛鬼蛇神翻天》，并转载《广西联指报》同一主题的“大批判”文章《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
2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三十人的名单。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继续批判“邕江风雷”的《三·二九声明》的七篇文章。其中有南宁“工代会”写的《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断反革命的脊骨》，南宁“农代会”写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宣卫东”写的《把反革命暴乱的动员令批透批臭》等。
28日 广西“四?二二”中学红卫兵三百多人，在“四·二二”常委史妙甫带领下，到自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抗议有关自治区革委会人选问题。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此事件向中央发出“四?二二”中学红卫兵冲击区革筹小组办公室的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头条报道《到阶级斗争第一线去领导阶级斗争——浦北县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人民主动向阶级敌人开展进攻》。三版在“坚决打倒霍泛”通栏标题下，刊登《痛斥霍泛“钱粮挂帅”的反动谬论》等五篇所谓批判文章。
同日 崇左县革委会副主任林兴、常委祝元洪来南宁新华街看大字报时，被该县江洲区流窜来邕的陈在森、陈龙生发现后，便纠集“四·二二”所属组织“雄鹰”、“新工群”中的几个坏人，把林、祝二人绑架到邕江照相馆毒打致死。凶手陈在森、陈龙生被南宁警备司令部抓获后处决。自治区革筹就此事件发布了公告，并向中央作了报告。
30日 部队八个连和民兵奉命对广西“农总”宁明上石分部(下称“上石农总”)进行武装围剿。五月一日打下了“上石农总”，“俘虏”三、四十人。八月九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此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四人，判劳改关押中死亡四人，在围剿和批斗中被打死和迫害死一百零八人。此外，判无期徒刑三人，有期徒刑二十二人，公安机关宣布管制一人，拘留六人，外逃下落不明八人(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与宁明县公检法组成调查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为“上石农总”是在广西“四?二二”刘锡荣的指挥下，而广西“四?二二”指挥部的组织机构，是以派性建立起来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从派性出发，加入该组织的。这个组织没有制定什么反革命计划和行动纲领。因此，对“上石农总”不应定为反动组织，应定为群众组织。经报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于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批复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一九七六年元月二十二日关于“上石农总”定为反革命组织的决定。并给予“上石农总”受害者平反)。
1日 上午，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向他们通报当前广西形势和对南宁市“阶级斗争”采取的强硬措施等问题。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有关负责人召见“联指”常委颜景堂，谈解决武斗和制止抢枪问题。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柳州武斗情况简报》(并报广州军区)。
3日 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等人在总指挥部(“长征楼”，后改为友谊商店)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去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弹药。会上组成了九人抢夺领导小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由于对灵山、合浦、东兴(现防城)、上思、马山、横县、博白、陆川等县“联指”下属的一些组织乱杀不同观点的群众和“五类分子”情况已十分惨重，于五月三日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和军分区发出关于制止乱杀人的歪风的指示。
同日 下午六时三十分，广西“四·二二”所属的一些组织去抢驻南宁区体育场的六九三六部队二营的武器。在“四?二二”去抢枪时，六九三六部队一营奉命乘车前往制止抢枪。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得知“四?二二”抢枪的信息后，立即组织沿途所属组织拦截“四?二二”的汽车，抓捕“俘虏”。晚十一时许，当六九三六部队一营的军车队二营驻地返回，途经中华路、朝阳路时，被“联指”的“汽司”、“红色工人总部”、“后备军”、“治安委员会”武装扫射，打伤解放军三十一人，打死五人。次日，广西“联指”总部却广播说“四?二二”抢夺部队武器，拦截六九三六部队军车，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
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进展情况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一版发表题为《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的所谓社论说：“由中国赫鲁晓夫黑干将陆定一、周扬死党之流，在天津导演的反革命黑会(即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和反革命黑戏(《新时代的狂人》)，是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的一次疯狂反扑”。四版整版刊登“支左兵”写的《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复辟阴谋》，揭露所谓“天津黑会”、“黑戏”。
根据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多次讲话精神，四月份以后，在区文化大院内开展了所谓“砸二黑”的运动(后又扩大到砸“三黑”即黑会、黑戏、黑画——刘宇一的“国际画廊”)，《广西日报》五月四日社论发表后，砸“三黑”的狂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延续到年底，波及到全区各地、市、县，造成严重后果。在广西，由于“黑会”、“黑戏”、“黑画”受株连，被定为反革命进行审讯逼供、批判斗争、搜捕关押的受害者共一百七十多人。一九八三年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开始后，所谓“二黑要案”才得到平反，受害者恢复名誉。
5日 晚十二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三千八百多人，出动汽车四十五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七千零四十四支，其中轻机枪四百七十九挺、高机四十八挺、六○炮四门、炮弹六十发、子弹一百二十万发、望远镜五十个。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严重事件。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报告了这一事件。
6日 广西“联指”抢夺广西军区军械库武器装备后，周总理命令：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
7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对“联指”五日抢枪事件，一定要严肃处理，并全部交回抢走的武器装备。
8日 周恩来又来电指示，五日“联指”抢走的武器要限期交回。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联指”抢枪问题处理的错误的初步检讨。
同日 柳州六九八五和五一九部队又被柳州“联指”(主要是柳铁“钢联指”)再次抢夺武器装备。共抢去各种枪支三百一十六支，子弹一万一千零五十六发，六○炮、追击炮二门，四○火箭筒二具，并打伤干部战士四十七人，其中重伤二人。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报告了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
12日 广西“联指”总部通过所属组织沥血红卫兵(简称“沥血兵”)搞所谓“禽兽展览”(即活人展览)。“沥血兵”将关禁在“联指”总部的不同观点的林执真(原区水电厅副处长)、张祖贵(原区地质局处长)、黄海泉(原钦州地区手工业经理部副经理)、谢卓夫(“四?二二”“雄鹰”成员)以及孔祥兴、黄强、张飞、方少华、黎之竟等十人，拉到南宁市北大路建筑研究所，关进木笼，强行组织群众前来观看“禽兽”。展览三天时间，使林执真、张祖贵等个人受尽侮辱和折磨。从此，上行下效，全区不少地方的“联指”组织也搞所谓“禽兽展览”，使一万多人蒙受极大的侮辱和摧残，不仅一批老干部和群众受害，高级知识分子也惨遭迫害。
同日 在中央的催促下，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部和各“兵团”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总理“五·六”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坚决打倒傅雨田》特大通栏标题下，又刊登四篇文章，诬蔑傅雨田。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全区已有五个专区、两个市、七十五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掀起一股右倾翻案妖风，使一些地区出现新的反复”。报告还说：“从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表明，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南宁‘四?二二’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
16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人赴京向中央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还向中央文革报告军管的南宁市银行解放路办事处被广西“工总”接管的情况(并报广州军区)。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报告说：“我区破获一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已捕获团长一人，副团长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经济部长一人，支队长四人，联络站负责人共六十三人。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反革命刊物、入团登记表、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二月二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和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利用‘四?二二’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侨有联系”(根据一九八三年“处遗”调查结论，所谓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一案，是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利用清查“老反团”来追查“新反团”的特大冤假错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报告后，部署全区追查所谓“反团”案，使数万人受到打击迫害，后果十分严重。这宗冤案直到一九八三年才平反。
同日 河池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张智理(军分区政委)，副主任李均、孙长锁(军分区司令员)、华英、章瑞林、毛凤鸾。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决定派欧致富率十人工作组去柳州市解决武斗问题。
19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研究：为了顺利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开展革命大批判，揭露阶级斗争盖子，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以及南宁市解放路银行办事处被“四?二二”广西“工总”接管问题的处理等问题。
2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全区各级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指示》说，我区破获的“反团”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仅涉及面广，而且敌人钻进群众组织利用派性发展串连。已捕的六十多名罪犯，伪军、政、警、宪和牛鬼蛇神、地富子弟占百分之七十五。主要罪犯已捕获，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各级革委会和军分区党委，还要进一步引起重视，把这一案当作一个战役来抓，指定专人，组织专门办公室，充分发动群众，力求迅速彻底侦破，并尽快结案惩处。当前该案工作重点是集中罪证、集中主犯，追组织，追联系。这一文件发出后，进一步促使乱揪乱斗歪风在全区蔓延，乱杀人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
同日 上午九点多，广西“四?二二”所属的“青年近卫军”(简称“青近”)几个人背枪在南宁市华强粮店附近巡逻，被粮店旁边市测量队宿舍的“联指”据点开枪射击。“青近”进行还击，被“联指”打死两人。接着“青近”以为华强粮店驻有“联指”武装人员，便攻占了粮店，并炸毁粮店三楼一间房，粮店一职工及妻女三人被炸死。“四?二二”人员攻占粮店后，见楼上并无“联指”武装人员，于当天下午六时撤离粮店。这就是轰动南宁的“五·二○”事件。当晚，自治区革筹小组开会。会议对这一事件提出处理办法。
21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华强粮店被“四·二二”抢劫、大楼被炸毁的严重政治事件的通告》。《通告》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犯罪行为”。
同日 拂晓，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等人，以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箱，共计一千七百万发。并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事情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日 上午十时二十分，黄永胜给广西军区领导人来电，要求他们负责处理柳州抢援越物资的问题。
22日 广西军区政治部印发《关于凤山县武斗情况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说该县武斗严重的原因是：第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黑线”串到凤山，“叛徒变节分子”、“右派分子”、“下台干部”和“走资派”等挑起来的；第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历史反革命、暗藏特务及社会上牛鬼蛇神混进群众组织，进行阶级报复；第三、“黑线”从外地伸向凤山。南宁“工总”有人来，德保县“走资派”、东兰县“走资派”来过凤山“活动”。此外，还有香港特务也插手凤山。《调查报告》还说：“凤山是广西军区和广州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是中南地区的一面旗帜，却遭到南霸天——陶铸和广西党内走资派贺、霍、傅之流的极端仇视”。“那里一小撮阶级敌人以革命老人的面目出现，狂叫什么：‘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志，我们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他们还狂叫‘刘少奇万岁！’”“有的甚至经常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翻案”。《调查报告》要求对凤山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文革”、“挑起武斗”要采取“强硬措施”。
25日 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一方的武器弹药。在部队把几个“据点”包围后，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一派、压一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一步恶化。
27日 驻南宁六九八四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部署向“四?二二”据点进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发出《南宁情况简报》说，“四?二二”新指挥部所属的一些组织，继续向“联指”开枪开炮，封锁交通，抢占据点。使市内运输中断，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如事态继续恶化，大武斗有可能发生。
同日 广西军区派部队围剿上石“农总”二十六天后，开始撤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给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报告说：根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即组织部队分批归建。各参战部队回原单位驻防，指挥所于二十九日返回南宁。由县人武部负责继续追捕外逃的三个坏头头。
29日 中央文革来电，同意韦国清、魏佑铸、焦红光于今天赴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当前广西阶级斗争问题”。
30日 广西“四·二二”常委决定拔除距本派据点区展览馆仅一路之隔的广西“联指”区林业厅据点。中午由阙家稳带领十二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杀害“联指”成员十二人，开枪打伤一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及一批财物，炸坏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一幢。“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一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二人。这就是所谓的“五·三○”事件。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广西军区、南宁驻军负责人开会讨论区林业厅事件。认为林业厅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严重政治事件”。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发出通告，公开表态。
同日 晚上，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冒充人民解放军进攻林业厅大楼枪杀革命群众的严重罪行的公告》，把派性杀人的“五·三○”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同年七月份解放军武装解决“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后，参与策划和袭击林业厅“联指”的主要有关人员共三十人，除五人后来在武斗中死亡外，其余二十五人均先后被关押。在派性的支配下，因受“五·三○”事件株连的林业厅一批干部和群众，有的被杀害，有的受冤进了监狱，有的长期被批斗、摧残。
1日 上午十时许，自治区监委、计委、南宁市二中“小八”红卫兵、广西大学“能闯”等造反组织的五十多人冲进原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李任仁(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广西常委、国务院侨委副主任)家，把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长期与中共合作，当时年过八旬，体弱多病的李任仁及其老伴何若真和三个孩子赶出家门后，抄走李家的大批文物、古画、瓷器及金银珠宝等贵重财物。不久，区人委办公厅“革命领导小组”组织批斗，游斗李任仁，将李任仁同四个“牛鬼蛇神”押到街头示众。李任仁遭到毒打，烈日曝晒，回家后神志不清(李任仁被赶出家门后，不能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同年八月十七日，邕江洪水泛滥，李任仁住地被洪水淹没，李因身边无亲人照顾被淹死在家里。李任仁冤案，至一九八六年才得到平反昭雪)。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给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柳州铁路军管会(并转柳州“造反大军”、柳州“联指”)《关于柳州问题的五点指示》，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中共中央关于全区五月下旬情况简报中说，桂林市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桂林“造反大军”于五月十七日攻打“联指”据点，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军队，提出：“打倒王斌政府”(王斌任市革委会主任)、“彻底改组桂林市革委会”、“景伯承(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挑动农民进城，要揪出来示众”等口号。由于武斗严重，两派连续夺枪。在夺枪过程中，打伤解放军数十人。简报还说：武宣县、上林县两派武斗也很严重。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解决上石“农总”分部问题的情况报告说，我们于五月一日凌晨用八个连的兵力，对广西“四·二二”宁明县上石“农总”实行武装封锁包围，经一个月的工作，部队留下一个连外，其余七个连已撤回。
4日 广西“联指”所属的“后备军”、“沥血”红卫兵、“小八”红卫兵及“红色林业”等十三个组织，约三千五百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一千八百五十九支，六○炮八门，子弹一百多万发。事件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面对广西“联指”调动大批农民武装进城攻打“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坚决制止农民进城武斗问题的指示》。
9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关于下令各专、市、县召开所谓声讨“四·二二”的“反革命罪行”大会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的紧急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针对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四·二二”的严重情况，再次向各专、市、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制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来《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市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大会上说，广西已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南宁市。他要求各单位发动群众彻底侦破此案，开展所谓“三查”运动。一查“走资派”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活动，三查地、富、反、坏、右的活动。他最后强调，要抓紧“三查”，为成立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扫清障碍。
同日 广西“联指”从南宁市桂剧院据点，用高射机枪攻打广西“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三楼起火燃烧，因火势不大，很快被驻守人员扑灭。
17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六?一七公告》。《公告》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混入了群众组织中，有的还当了群众组织的头头，打着造反旗号，狡猾地利用群众组织掩护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现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完全摧毁，必须彻底追查组织。《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一《公告》发布后，被派性利用，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四·二二”进行镇压，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死亡，不少人被打成残废，后果极为严重。这一冤案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1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昨天公布了所谓《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后，今天又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要统一认识，结合本地区情况，进行部署，以便更好地推动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要通过印发传单、有线广播、向群众宣读等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公告》。要召集群众组织负责人座谈讨论，检举揭发“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这样就把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了极端的地步，误抓和误杀了一批无辜者。
19日 广西“联指”常委经过颜景堂、李家海、何唯钦等人的策划和指挥“后备军”、“沥血兵”等组织，武装包围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火种”大楼据点，杀害六十二人，并灭尸于邕江河里。惨案发生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此案才得到处理，颜景堂被依法逮捕判刑，何唯钦等被开除党籍。
2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十九日“火种”据点被杀六十二人事件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联指”攻打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情况报告》。
23日 《广西联指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十七日发布的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头版下半版刊登广西“联指”指挥部所谓《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总攻击令》说：“‘反共救国团’深藏于‘四·二二’组织之中，‘四·二二’的头头就是‘反共救国团”’。《总攻击令》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行动起来，清查“反团”。对“抗拒缉捕者，可以就地处决”。“要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把他们打个人仰马翻，杀个片甲不留”。二版刊登社论《彻底摧毁蒋匪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当作“反共救国团”逮捕、关押和枪杀。
同日 广西“四·二二”指挥部发表《就广西革筹、广西军区〈六·一七公告〉告全区人民书》。指出，《公告》的发布，是为更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消灭广西“四?二二”一派群众组织大造舆论。
2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所谓《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公告》后，全区各地“联指”一派武装人员乱杀人的情况极为严重。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于今天向各专区、市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发出《关于禁止乱杀人、乱抓人的指示》。但乱杀人、乱抓人并未停止，不少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三篇长文，“批判”所谓天津黑会、黑戏，“揭露”广西“四·二二”派人参加所谓天津黑会的“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彻底批臭“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特大通栏标题下，刊登六篇文章，“揭露”、“批判”“四?二二”“邕江风雷”三月二十九日紧急声明。文章说这纯属“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阴谋，一定要批深批透批臭。
1日 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广西军区的部署，讨论研究了关于执行武装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区展览馆、百货大楼等据点，强行收缴武器问题。广西军区拟调动六个连的兵力和广西“联指”武斗队，以及武鸣、横县、邕宁、马山、崇左、上林、五林、陆川、贵县等县“联指”武装人员参加围剿。
2日 《广西日报》三版刊登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化为巨大的动力，在部队民兵中深入开展“三忠于”运动》。后“三忠于”(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运动在全区广泛开展，大搞毛泽东像章、建造毛泽东塑像，以致发展到人人跳忠字舞等，这样做，把毛泽东当作偶像神化，不仅搞乱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破坏了党与领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还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浪费。据反映，较贫困的大新县在“三忠于”运动中全县耗资就达一百多万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凤山县支左小组发出《关于稳住部队阵脚，加强社会调查的指示》，要求进驻部队要排除万难，深入宣传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依靠群众揭露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行。要稳住阵脚，坚守岗位，驻军和人武部领导机关不得撤出县城。
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同日 在京的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对当前情况进行讨论研究后，给广西军区打电话，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家里的领导同志抓一抓：
一、狠抓阶级斗争。主要是抓好舆论，向“阶级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①继续对贺、霍、傅进行深入批判，要批深批透。对谢王岗、袁家柯可以公开点名批判，对“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案件要继续抓下去。
②专案工作要抓紧，主要是抓“走资派”，抓“黑手”，对“坏头头”可通过审查接班人的方式来搞。人力不够要加强，要告诉各军分区抓紧此项工作。
③抓紧清理敌伪档案的工作，查“叛徒”、“特务”。
④狠抓报社、广播电台的工作，要很好地组织稿件，充分运用这些工具，批判谢、袁。报社、电台可能受到冲击，要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狠抓两派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做好反对我们那一派的群众的思想工作。
三、毛主席接见广州、兰州、济南军区赴京学习的全体干部的伟大意义，要广泛深入地宣传。
四、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五、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
六、中央首长六月十七日晚接见的全文记录，对军区领导可以全文传达，对团、师级干部有些部分(主要是点领导同志的名的地方)不要传达。
七、兴安县国防仓库武器弹药被抢的问题严重，请欧司令员很好抓一抓。
4日 广西军区召集南宁市全体支左干部大会。军区负责人作“南宁当前形势”报告。报告强调要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
5日 上午，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向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传达坚决打倒谢王岗、袁家柯的问题的决定。
同日 晚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和广西“四·二二”常委，宣读传达《七?三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1．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2．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
3．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4．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装备。
5．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6．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攻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七·三布告》在广西为派性所利用，把对立派当作阶级敌人，发动武装围剿，在全广西造成乱杀人，死人众多的极为严重的后果。
6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这一报道，对全区各地发生的乱杀人的严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 《广西日报》三版在特大通栏标题《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下，刊登署名区卫东的文章：《彻底粉碎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同时配发评论《不准老右翻天》。
8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举行千人大会，热烈欢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大会宣读《布告》并讲话，说《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进一步团结起来，为迎接区革委会早日成立，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话。他说，对《七·三布告》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也是对每个同志的严峻考验。要条条落实，坚决紧跟，把矛头始终对准“阶级敌人”，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认真搞好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从各个阴暗角落里统统拉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的措施》和《贯彻＜七·三布告＞的情况简报之一》说，接到布告后，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立即组织人员，深入街道、机关、工厂、学校宣传《布告》。在《布告》的鼓舞下，又掀起了对敌斗争高潮。有些单位“三查”运动进一步深入，又揪出一批坏人和“反共救国团”成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出动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一带散发《七·三布告》九万多份。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贯彻＜七·三布告＞简报之二》宣称，一小撮“阶级敌人”仍继续蒙蔽群众，抵制和破坏《布告》的贯彻，新“四·二二”说，《布告》是“变色龙”搞出来的，是镇压“四·二二”的。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当时，所谓流窜人员，实际是各地“四?二二”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避难人员，一些“联指”造反组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四·二二”一批人。
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三》说，“中央《七?三布告》公布三天来，已在全区掀起了宣传学习高潮。
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派出飞机散发《七?三布告》后，又布置各地组织声势浩大的宣传队伍，宣传《布告》。强调《七?三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一册。于是，全区共翻印散发《七·三布告》约一千万份，要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市革委会于上午联合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吹呼《七·三布告》，区革筹和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强调《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对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进军号，要求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坚决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向地、富、反、坏、右、“反共救国团”分子等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11日 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七·三布告》”，全区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四》。说近几天来，对《七·三布告》的宣传，从城市到农村，已全面形成高潮。群众组织揪出了一批坏人，其中有“叛徒”、“特务”、“托派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火车站召开大会，“欢呼《七·三布告》”。广西军区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围歼“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决策——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的颁布》。从今天起，该报军管小组在广西军区和自治区革筹小组主要负责人的指导下，就贯彻《七·三布告》问题，先后发表九篇社论。紧密配合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部署对“阶级敌人”的军事围剿，对全区又一次出现的惨无人道的乱杀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七·三布告》公布后全区乱杀人较《七·三布告》前严重得多，有些地方死人比《布告》前增加好几倍，给全区带来深重的灾难。
1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五》。宣称深入宣传《布告》后，原来跟新“四·二二”指挥部走的基层组织大部分找“老指挥部”联系，表示拥护“老指挥部”。
13日 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解放路一带，被广西“联指”和解放军武装包围后，“四·二二”在其控制区外边的朝阳路和邕江桥附近布防。警司发布这一恢复交通问题的通告，预示将以武力解决为“四·二二”火力所封锁的朝阳路至邕江桥的交通问题。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六》。“简报”未提广西“联指”、解放军重兵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一带而引起“四·二二”还击的武斗情况，只是说自七月十日以来，南宁百货大楼、造反楼“四·二二”据点多次开枪，打死群众二人，伤多人。十二日上午“四·二二”从解放路、华西路向北大路打催泪弹(实际是“联指”向“四·二二”进攻打的)，有二、三百人中毒。十三日南宁市革委会和警司发出《关于恢复邕江大桥、朝阳路等全市交通的通告》后，当天，大桥附近的“四·二二”据点连续向邕江大桥打枪，打伤过路群众二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七》(内容大体同十三日)。
15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在区体育场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并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的讲话都强调“要结合‘三查’，清理阶级队伍，向‘阶级敌人’发动全面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刮一场十二级台风，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七?三布告》，破坏‘七·一五’大会的反革命事件”。
同日 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广西“四·二二”的据点和控制地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进行了包围。与此同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饭店据点召开常委、各片武装负责人和各据点头头会议，研究部署总攻问题。会后，“联指”副总指挥等到广西军区汇报。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简报之八》，说十七点五十五分至十九点三十分，解放路的广西“四·二二”向军区机关开炮。军区院内中弹五发，打伤战士二人。
16日 《广西日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报道“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大会。一版在《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通栏标题下，突出报道十五日南宁十三万人集会“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的活动。二版刊登大会《向毛主席的表忠书》和社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二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三版刊登记者采写的大会侧记长篇通讯，大造声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从中午十二时至晚上，广西“四·二二”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下午四时许，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常委，要求他们“掩护群众救火”。当时，广西“四·二二”广播揭露自治区革筹、广西军区如此做法是“既做强盗又做官，既当道公又作鬼!”
同日 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八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杀害三十三人，还有的人被抓后生死不明。
17日 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赴京学习班的“誓师大会”上说，《七?三布告》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阶级敌人”可能要挑起更大规模武斗，要向“阶级敌人”展开更猛烈的进攻，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布告》的全面落实。
同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南宁市的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广西“联指”桂剧院据点向“四·二二”百货大楼据点开炮，大楼的第三层楼里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一带时，“四?二二”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第三次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一批船舶中弹烧毁(广西“联指”第二次炮击船只是上月二十三日，第一次炮击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广西“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一四三一号和一四○四号两艘船内装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点六吨，另有航空机油二十四桶，因中弹全部燃烧。“联指”前后三次炮击邕江河边船舶，共烧毁船只一百六十六艘，一万一千八百八十载货吨位，一千零三十客位，五千二百三十八匹马力，其中钢质船六十四艘，木质船一百零二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三千六百多吨，全部烧毁，其中汽油、柴油四百五十四吨，大米七百吨，杉木二百四十立方米，干辣椒五十吨，药品和药材一百六十五吨，薏米一百七十二吨，桐油一百三十二吨等等。被烧船舶和物资总共损失约一千多万元。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彻底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版和三版刊登署名“宣卫东”的所谓《彻底清算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真特务谢王岗的滔天罪行》专文。从此，谢王岗受冤被关押了十年时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方得平反，并恢复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党委举行联席会议，在南宁的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军区党委委员都到会。会议研究了制止“四·二二”中的一小撮坏人纵火的措施。会上，伍晋南提出：现在抓了不少“纵火犯”，对这些人不要打死了，要继续查明纵火原因，以免你说他，他说你，要最后作结论。
18日 按照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的指示，各地、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及“联指”又召开“誓死捍卫《七?三布告》”群众大会，全区城乡约有七百万人次参加了这样的大会。派性严重的人，利用此类大会，大造舆论，把不同观点的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加以镇压。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另有几条街道是双方交战时互相投汽油瓶而燃烧了民房、商店。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广州军区发出《严防阶级敌人制造更大规模纵火事件的措施的报告》说，阶级敌人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纵火破坏，烧毁大量民房、商店和船只，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从十五日到十八日，先后将新“四?二二”控制的永宁街、和乐街的民房烧了大部分，停泊在民生等码头的驳船被烧三十只。解放路与新华街交界处几十家商店被烧，灭资路银行、妇女儿童百货商店、冰室、三合馆、朝阳百货大楼已被烧毁，上国街、自强路有几处民房也起火。这次纵火事件绝不是偶然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七·三布告》的贯彻落实，据部队“观察哨”发现起火的原因，是有人从新“四·二二”据点出来点火和掷汽油瓶烧的。当时消防队组织救火时，遭到新“四?二二”据点开枪射击，仅十八日中午就打伤三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的做法是：一、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公布阶级敌人，揭露他们的阴谋。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二、积极做好两派的工作，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拆除路障，恢复交通，上交武器。三、成立指挥小组。由军区、警司、区、市公检法军管会、市革委会、×团等领导共八人组成。并组织武装机动部队四个连，任务是：①发动群众救火，组织部队火力掩护，阶级敌人胆敢向救火群众射击，部队采取坚决措施，保护群众。②加强联防，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清理外来人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③对邕江桥实行武装保护，严防敌人破坏。
19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四·二二”解放路一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火海。对此，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立即行动起来，扑灭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向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发出《执行武装掩护部队、群众救火指示情况报告》说，由于着火地区都在新“四·二二”控制区域，情况复杂，暗堡、火力点很多，需要作周密准备，我们采取的措施是：①组织了指挥所。②抽调四个连执行武装“掩护救火”任务。③已发出了坚决迅速制止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纵火事件的呼吁书，在全市反复广播，开展政治攻势，追捕缉拿反革命纵火犯及幕后策划者。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三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给河池专区革委会、凤山县支左领导小组发出通知。通知说：“凤山县原副县长×××，在‘文革’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指挥武斗，破坏革命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做了不少坏事，起了很坏的作用，至今仍不回单位，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应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21日 上午九点至十二点，广西“联指”又从南宁桂剧院据点炮击百货大楼广西“四·二二”据点，东北面墙被炮击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
22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四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二版刊登广西教育学院所谓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2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南宁专区、南宁市革委会召开了“欢呼《七·三布告》，誓死捍卫《七·三布告》大会”后，今天又分片召开“坚决贯彻《七·一八批示》(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全面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行动起来，歼灭阶级敌人。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用特大号黑体字制作通栏标题发表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五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
24日 中央再次发出布告即《七·二四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同日 柳州军分区曾于二十一日请示广州军区同意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即忻城、来宾、柳城、宜山、环江、象州、柳江县，合山矿、“八一”矿，柳州钢铁厂，柳州市郊区)“联指”武装人员联合攻打柳江县福塘“四·二二”据点，共打死一百四十六人，开支现金十万四千多元，吃去粮食五万三千五百八十三斤。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社论《一定要做到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六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头版还同时刊登消息《南宁八万军民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七·一八”指示，决心掀起更大规模宣传贯彻＜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这条消息发表后，全区进一步掀起了所谓对“敌”执行“群众专政”，刮起了杀人的“十二级台风”的狂潮，从城镇到农村，成批乱杀人。仅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六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十一人，教师八十七人，工人二十七人，集体工七十五人，农民居民三千四百四十一人，使一百七十六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三千九百五十一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一九八三年除中央军委纪委为严明军纪，对参与杀人事件的军队指挥者给予应有的法纪、军纪、党纪处分外，对乱杀人的当地指挥者、策划者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都分别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的处分。
25日 广西“联指”和部队继续进攻广西“四?二二”控制的南宁市街道，不断向解放路一带“四?二二”据点开枪炮击，多处起火燃烧。
同日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个连二百多人进驻广西大学，进行所谓宣传、落实《七?三布告》和领导“斗、批、改”。在“斗、批、改”中，通过审查批斗造成冤假错案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厅级干部二人，处级干部五人，科(县)级六人，正副教授十九人，讲师七人，助教五十七人，一般干部十人，工人七人，学生三十一人，家属二人，校党委副书记高仕克于八月一日被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斗后，押送南宁警司关押了七年。这一百五十六位受害者，三中全会后陆续得到平反，恢复名誉。但不够彻底，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后，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对“文革”中犯了错误的人员作了适当的处理。
27日 广西“联指”攻打南宁百货大楼。据一九八三年自治区和南宁市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联合调查组调查证实，“联指”这次攻打百货大楼是用高射机枪、四○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广西“四·二二”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28日 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包围攻打广西“四·二二”控制区域——南宁市南伦街、华强路、自强路。双方互相开枪开炮，投汽油瓶、打燃烧弹，使这三条街道民房起火。“联指”和南宁市革委会，以及南宁警司当时广播说是“四·二二”的人纵火焚烧南伦等三条街道民房，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武装掩护“群众”救火遭到炮击并死伤多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七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七?三布告＞》。
3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南宁“联指”武装人员围歼广西“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参加围歼的解放军有六九一二部队两个连，广西军区警卫营两个连，南宁军分区独立营一个连和炮兵第×团高机炮一连、二连，以及玉林、陆川、贵县、邕宁、武鸣、马山、横县、上林、崇左和南宁郊区“联指”武斗队。指挥所设在明园饭店，下午三时开始包围炮击。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及南宁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接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布置“联指”对广西“四·二二”施加压力，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其上交武器，反戈一击。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社论强调以中央《七?三布告》为武器，围歼“阶级敌人”。
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黄永胜主持会议，广西军区、桂林市武装部、桂林军分区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出动军队，武装解除武斗据点。
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和“联指”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于上午八时结束。打死驻据点人员二十三人，伤五人，“俘虏”四百七十多人。
2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军区负责人向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广州军区检讨错误说：“我们对新‘四?二二’展览馆据点实行强行‘进驻’和‘收缴武装’，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严重错误，特向中央检讨，请中央给予批评。”还说，在部队“进驻”时，他们向部队开枪，我牺牲六人，伤五十二人。部队还击打死他们二十三人，伤五人。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队，以及广西南宁“联指”武斗人员和武鸣、邕宁、横县、崇左、上林、马山、玉林、贵县、陆川等县“联指”武斗人员大举包围广西“四?二二”解放路据点。广西“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华街、上国街等十二条街道，昨天已被部队和“联指”武斗人员打成了一片废墟。
5日 解放军和“联指”重兵包围解放路，开枪开炮，一片火海，广西“四·二二”据守人员濒临灭顶之灾。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还发表社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八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社论鼓动各专、市、县革委会，各军分区、人武部和“联指”要歼灭“四·二二”中的“阶级敌人”。
5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抓获“俘虏”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上午九点左右，解放军和“联指”、“工纠”从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虏”出来，走到广州照相馆门前，枪杀了二十六人。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纪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两周年》。社论强调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歼灭“阶级敌人”。第三版报道各地工农兵欢呼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两周年的消息。呼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要团结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6日 从南宁解放路、展览馆抓获数千“俘虏”和“流窜犯”后，广西“联指”一大批人对“俘虏”和“流窜犯”进行屠杀。对此，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联指”总指挥颜景堂等主要头头，谈对“俘虏”的政策问题。
8日 部队和“联指”攻打解放路全部结束。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条街(巷)被炮击焚烧成了一片废墟。广西“四?二二”全部覆没。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一千四百七十人，抓获“俘虏”九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展览馆四百七十三人、解放路八千四百四十五人(包括在押居民)，“四·二二”赴京控诉团四百二十七人，“流窜犯”五百人。先后分别关押在区文化大院、区电业局、南宁二中、九中、天桃小学、当阳小学、五里亭小学、南宁幼师、区交通学校、区、市看守所等地。关押在区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区交通学校七百一十一人、南宁幼师四百四十一人，都被当作“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要犯”、“首犯”处理。被“俘”人员交各县拉回去“处理”七千零十二人，其中被打死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当作“要犯”长期关押二百四十六人。据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三十三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二千八百二十多座(间)，建筑面积四十六万平方米，使街道的五个公社，一万多户，五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价值六千万元以上。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召开全区电话会议，要求各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人武部认真贯彻《七·三布告》，组织“阶级队伍”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表人物和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实现全区“一片红”。尚未成立革委会的县，一定要在本月二十六日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前成立。
10日 部队和“联指”武装歼灭广西“四·二二”后，上午，广西“联指”总指挥部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所谓“捍卫《七?三布告》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人武装游行。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一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对调动部队和“联指”武装人员攻打、炮击、爆破“四·二二”据点，以及双方对打时互相扔汽油瓶，企图燃烧对方前沿阵地而引起的火灾，烧掉解放路一带三十三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加在广西“四·二二”一方。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下令围歼广西“四·二二”区展览馆据点后，决定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在展览馆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今天开馆预展。并决定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前往参观。
同日 河池军分区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关于用武力解决凤山‘七·二九’(广西四?二二凤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天峨、巴马、南丹、东兰、凤山等县人武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凤山县“联指”头目，六九一一部队负责人等。分区负责人在会上传达说，根据军区首长命令，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解决凤山——“七?二九”的问题。会议决定调宜山、河池、巴马、天峨、南丹、东兰、凌云、乐业、罗城等县和金城江的人民、龙江、东江兵工厂的“联指”武装人员，会同六九一一部队、凤山人武部中队共三千多人“进驻”凤山，“强行收缴”“七?二九”的武器。东兰会议结束后，各县人武部坚决执行“命令”，组织带领各县(厂)“联指”武装人员(人数超过原来规定，达到四千四百多人)到凤山后，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面包围，抓捕了一万多人(当时全县人口共十万三千一百三十八人)。仅这一次“围剿”，全县枪杀打死一千零一十六人，占“文革”中被杀死、迫害死总人数一千三百三十一人的百分之七十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参加过红军的二十人，参加过赤卫队的十二人，参加过游击队的一百一十七人。全县八十六个大队，有八十一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经过武装围歼扫荡后，凤山县革委会终于在二十五日宣告成立。
11日 下午，广西“联指”在南宁市朝阳广场召开“全面落实《七·三布告》，上缴武器誓师大会”。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南宁警司负责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肯定和表扬广西“联指”参加“掩护群众救火”，打击歼灭“阶级敌人”后，上缴武器的“革命行动”。
12日 由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在区展览馆联合举办的“反革命罪行”展览正式开展。展出时间五十二天，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六十五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一带抓获的熊一军等二十六个“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五十二天时间，尔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
13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由韦国清任革委会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五十五军副军长)、伍晋南、安平生、韦世经(南宁航运局工人)、林福文(南宁橡胶厂工人)、毛凤鸾(凤山县农村女青年、“活学活用”标兵)、廖炜雄(区党委组织部干部)、龙智铭(区水电设计院干部)、颜景堂(广西大学学生)、曾春生(广西医学院学生)任副主任。
同日 晚上，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在北京代表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主持召开广西“联指”常委电话会议，向颜景堂等头头谈三个问题。一要上缴武器(因为十一日“联指”召开“上交武器誓师大会”后，并没有把武器完全上交)。二要节约闹革命(围攻解放路胜利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大吃大喝)。三要对“俘虏”执行政策(九千八百四十五人被抓捕后，关押期间被动用十五种“刑罚”审讯，一批人被杀害)。
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召集南宁警备区、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布置做好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筹备工作。
同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区发出“关于自治区革委会成立的庆祝大会有关问题的通知”。
18日 南宁举行军民大会。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以战斗姿态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的动员报告”。
同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九论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广西日报》在其贯彻《七·三布告》的所谓宣传中，原计划发十篇社论，今天发表到第九篇。这篇社论说，广西贯彻《七?三布告》，消灭“阶级敌人”，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也很快就诞生了。因而社论发到第九篇结束。
同日 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的广西“四·二二”的九个头头，被在京一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送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随后送回广西各地关押。
20日 桂林发生了严重的“八?二○”事件，对桂林“造反大军”及同其观点的干部、群众刮起所谓“十二级台风”，杀害、打死和迫害致死共三百四十五人。原来两派群众组织对等参加的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个委员，在“八?二○”事件中，被逮捕关进监狱的有十九人。而“联指”的二十二个委员不管是策划武斗，指挥武斗，参加武斗，指挥乱杀人，亲自杀人，策划抢夺武器，则成为执行“正确路线”的“精英”，保卫“红色政权”的“功臣”，有些人还不断升官晋级。直到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才得到正确处理。
同日 广西“联指”在南宁又一次炮击、焚烧停泊在邕江的船只。而《广西联指报》于八月二十七日却报道说：“八月二十日七时正，在邕江纵火焚烧两艘有汽油、柴油共二百四十四吨的船舶，这是‘四?二二’航运‘工总’一小撮坏头头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破坏援越抗美斗争，纵火焚烧援越抗美物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滔天罪行”。
21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第二次向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这次报告取消了上次报告中建议伍晋南为副主任的意见。
同日 为了迎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诞生，《广西日报》头版发表《红日照南疆，形势无限好——本报记者述评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述评”广西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和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中央《七?三布告》，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从而实现了全区大地“一片红”——各专区、市、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述评”把全区各地以所谓“捍卫”、“贯彻”《七·三布告》为名，实行残酷派性镇压，乱杀无辜，造成数万人惨遭杀害的严重状况当作“伟大成绩”、“大好形势”，把派性路线当作所谓“正确路线”来大加宣扬。
23日 康生等接见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人员，宣读了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并作了“重要指示”。
24日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从北京回到南宁。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综合消息《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消息副题特别指出：经过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西的代理人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恶阴谋”，极其沉重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区四个市、八个专区和八十二个县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也成立了革委会。综合消息宣告了全区以《七·三布告》为武器，在胜利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凯歌声中，各专区、市、县终于在八月二十五日前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一片红”。
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常委：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陈开路、徐其海、刘重桂、韩世福、伍晋南、赵茂勋、肖寒、韦世经、邓成汉、邓文光、林福文、陈启品、蒋运英、毛凤鸾、肖桂荣、农其新、曾春生、颜景堂、何作然、廖炜雄、龙智铭、潘玉臣、李家海。革委委员一百三十三人。在庆祝大会上，韦国清、江燮元(广州军区副政委)、欧致富、安平生、韩世福等作了重要讲话。
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套红通栏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二版发表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
29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的主动权，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狠狠打击他们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彻底粉碎他们翻案复辟的罪恶阴谋”。
2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本报消息”：《一定要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报道自治区新闻战线集会，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和他们在新闻界的爪牙钟林之流，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罪行”，全面否定解放后十七年来党的新闻工作，诬蔑攻击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和党的新闻工作。
4日 《广西日报》刊登陈永贵的文章《握紧锄把子，管好笔杆子——肃清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流毒》。
同日 广西日报社、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军管小组举行批斗大会，将区直新闻单位已揪出来的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三反分子”、“黑笔杆子”七十多人进行批判和斗争。诬蔑这些人员在新闻单位把报纸和电台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所谓罪行。
5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社论诬蔑“我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许多部门，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庇护下，长期以来，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文人、黑教师爷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窃取了领导权”。社论强调，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认真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
6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连续批斗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参加批斗大会的有区革委会委员、广西军区、南宁驻军领导和三支两军人员，还有区直机关干部。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批准河池专区革委会、河池军分区组织四百八十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凤山县，宣传动员“散匪”(即跑上山避难的“四·二二”人员)下山“投诚”。这是因为八月十二日部队和十二个县(厂)“联指”武装四千多人围剿凤山“四·二二”“七·二九”人员和无辜群众后，有一些群众带枪逃进深山老林。“宣传队”和县人武部、县革委会宣称：“下山交枪，一个不杀”。强迫“散匪”家属上山动员亲人下山投诚。韦明乐、韦明立、韦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韦明景带枪逃上了高流山。韦明乐父亲上山动员。韦明景下山“投诚”。但韦明景回去第二天就被拉去杀害了(当时年仅十七岁)。从此，逃上高流山的韦明乐、韦明成、韦明立三兄弟，长期不敢下山。尔后，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下令派兵围剿韦氏三兄弟长达十四年时间。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全部成立》。
8日 《广西日报》头版发表新华社稿《共庆我国七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整个运动已进入斗、批、改的新阶段》。还报道南宁十万多军民昨天集会，纵情歌唱全国山河“一片红”，广大军民决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日 《广西日报》还综合发表全区军民《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我区军民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消息。综合消息宣传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部署开展“斗、批、改”的精神和决心。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公布所谓《关于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地区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公告》说，“破获了反动组织广西‘四·二二’农总宁明县上石分部，农总上石分部设作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下属十七个分团，一个武装连，农总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经常活动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个‘反革命组织’”。公布这个案件(冤假错案)，对当时全区各地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四·二二”带来重大的影响。
10日 下午，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召集“三办”、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司和区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汇报攻打解放路后，“关于南宁市‘俘虏’、‘收容’人员审查工作情况及下步打算”的汇报。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听完汇报后说：“对这批九千多个‘俘虏’，要根据不同情况，交由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作具体处理……”。九月六日，成立审查处理“俘虏”领导小组，组长由广西军区政治部负责人兼任，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南宁市革委会负责人担任。
11日 《广西日报》头版整版篇幅报道《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坚决执行毛主席发出的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战斗号令，同仇敌忾，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旺》。
12日 《广西日报》遵照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指示，今天编发一个版的批判谢王岗所谓“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文章。
15日 为突出宣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广西日报》又出八版。发表自治区负责人在(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刊登了(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的决议》、《关于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等文件。配发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上述总结报告、《决议》、《决定》和社论，都强调组织阶级队伍，狠抓阶级斗争，掀起所谓斗、批、改的新高潮。在所谓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决定中强调各级革委会成员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的三忠于干部”。一些“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就是按这样的标准选拔进了各级革委会的领导班子，窃据了各级领导班子的领导权。
19日 广西军区收枪小组向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党委上报《关于贯彻＜七·三布告＞，动员群众组织上交武器装备的情况报告》。《报告》说，自八月十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七日止，广西“联指”(指南宁“联指”)上交各种武器七千八百九十件，占抢走数的百分之九十，各种弹药二百九十四发，军用手榴弹九千五百二十五枚；收缴广西“四?二二”(指南宁“四·二二”)各种武器一百二十三件，占抢走数百分之四十五点二，各种弹药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六发，军用手榴弹二百五十四枚。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要求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对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反应。因此，今天《广西日报》一版突出报道南宁专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大会传达贯彻自治区革委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决议、决定。《广西日报》还突出报道柳州铁路局车辆段革命工人深入开展“对敌斗争”的消息。其标题是：《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狠狠打击阶级敌人》，强调要主动把阶级斗争这件事管起来，不管一个单位的阶级斗争多么复杂，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主力军作用，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能把那些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揪出来。各地传达贯彻区革委扩大会决议、决定和自治区革委主要负责人的总结报告，从自治区机关到基层组织，从工厂到农村，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立即掀起了所谓“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自治区各部门，各地、市、县，各大、中学校，几乎每个单位都揪出几个、几十个甚至百余个干部、教师、教授、工人，扣上“叛徒”、“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头头”、“反革命”、“反军干将”、“牛鬼蛇神”、“右派”等罪名关进“牛棚”和私设的牢房以及监狱。全区有十五万多干部职工受到残酷批斗和惩罚性劳役。区直机关将批斗对象按罪名轻重分为三等，一等送南宁茅桥监禁审查；有的被送进警司长期关押。二等送进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后改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隔离审查。三等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上这批干部长期被关押、批斗。到一九七二年才陆续“解放”，有的关押到一九七九年。
同日 优秀共产党员、革命烈士、博白县文地中学党支部书记刘振武惨遭迫害，在狱中逝世。刘振武反对林彪一伙的“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并推翻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派性，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用“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宣言》和《对当前全国各地两派争论的意见》投寄玉林军分区。刘振武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敢于坦率陈述自己的见解，揭露林彪反革命阴谋，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却被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认为是“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于同年八月十二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刘振武逮捕。刘振武在狱中病逝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他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他“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是一宗颠倒是非的大冤案，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自治区人民政府于一九八四年元月三日审定报民政部批准，于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欢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新闻、医院、科研等十六个单位大会”。会上，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代表区革委会向十六个“工宣队”授旗和赠送毛主席像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这批“工宣队”以产业工人为主，有解放军参加，共二千四百多人，分别进驻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南宁一中、广西日报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区人民广播电台、南宁市东方红医院、区水电厅等十六个单位，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运动。此后，各地、市、县革委会也派出“工宣队”进驻当地的学校、新闻、科研等单位。由于“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后，贯彻执行了广西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继续以“左”倾错误思想和派性指导运动，颠倒敌我关系，把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和教职工当作“阶级敌人”进行乱批乱斗，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带来严重后果。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三篇狠抓“阶级斗争”的报道，一篇是隆安《光明公社革委会以中央＜七?三布告＞为强大武器，深入后进队炸开阶级斗争盖子》，一篇是《克服右倾松劲思想，深入开展“三查一清”工作——凌云县上伞公社对敌斗争取得新胜利》，一篇是《玉林军分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大会闭幕，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坚决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使命》。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助长了全区乱批乱斗的歪风。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各军分区、柳州、柳铁支左联合办公室、各地驻军、各边防站发出《坚决制止乱杀人、乱抓人的通知》。这是有鉴于许多地区对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大抓乱杀，问题十分严重。《通知》发出后，由于全区并未停止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派性没有受到遏止，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制止乱捕乱杀的有力措施，各地乱杀人的现象并未能制止。有的地方在发出不准乱杀人通知前，还抢先口头通知说要赶快杀，过几天就不准杀人了，结果这些地方出现突击杀人，乱捕乱杀比《通知》发出以前更严重。
4日 从今天起至九日止，自治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为期五天半的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大会(所谓伍修集团，即伍晋南等发表“四?一九”声明后，一批支持伍晋南的观点的干部被广西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打成“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各地、市、县代表共一万多人。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等主持和指导批斗大会。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李殷丹、高仕克等被拉到大会批斗和示众。有六十六名处以上干部被划为“伍修集团”成员，也被拉到大会陪斗。大会还勒令全区六十一名副厅以上干部交代与“伍修集团”的“黑关系”。在五天半的批斗大会上，伍晋南多次反驳说：广西没有“伍修集团”，他自己既不是“伍修集团”总头目，更不是总后台。
10日 自治区革委会作出干部下放的决定。把下放干部与“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紧密结合，实际上把一部分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和不赞成那条所谓“正确路线”的人作为“清理”、“下放”的对象，下放到农村、基层或“五·七”干校。有些年老体弱和久病的干部也照样被下放。
同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两篇“典型”报道，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广西医学院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篇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捅“马蜂窝”——广西师院炸开阶级斗争盖子，面貌改变》。这两篇“典型”报道都说“工宣队”进驻院校后，认真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狠抓“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开展“革命大批判”，所以院校面貌大改观。“典型”报道还号召所有的机关单位和大专院校，要象他们那样，狠抓“阶级斗争”，狠斗“阶级敌人”。该报第三版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通栏标题下，刊登进驻广西日报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蔡宗立的文章《把报纸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文章诬蔑《广西日报》这个新闻阵地，一直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及报社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钟林之流所独霸，他们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窃取了《广西日报》的领导权。文章宣称要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报社的一统天下，挖掉报社“修正主义”根子，把报纸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
12日 《广西日报》四版在《坚决打倒谢王岗》通栏标题下，刊登四篇批判文章。一篇是该报记者报道《浦北县东风公社群众同仇敌忾，把谢王岗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叫他永远不得翻身》。一篇是浦北县革委会办公室写的文章《谢王岗在浦北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一篇是区党委宣传部“革命领导小组”写的文章《戳穿谢王岗贫农出身和当过长工的两张画皮》，对谢王岗进行恶毒诬陷。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作关于下放干部的报告，报告内容：一、开办学习班，深入斗批改；二、继续清队，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敌人挖出来；三、对伍晋南，中央未表态，群众要求打倒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革委会要做工作，统一政策，并不反对打倒伍晋南；四、大破大立，精简机构，合并机构。各单位逐级上报下放干部名单，留守人员组织编队，离开单位按连排编制过军队生活。区直机关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战线、系统编成大队，进行斗、批，改和落实宽严政策。
从九月中旬以来，继自治区革委会组织批斗贺、霍、傅、谢、袁之后，南宁市革委会又召开了几次批斗大会。区、市建工系统、宣传系统、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等也分别拉贺、霍、谢、袁去游斗和批斗。
29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勇追穷寇》。社论说在贯彻《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后，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炸开了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一小撮埋藏得很深的“叛徒”、“特务”、“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从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对“敌”斗争取得了新的胜利。社论继续鼓吹极左路线，煽动派性，扬言要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各单位的“黑爪牙”和一切“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该报还配合社论刊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狠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东方红医院对敌斗争深入发展》的所谓“典型”报道。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大会，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销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从而使国家主席刘少奇政治上、身心上受到严重摧残，并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3日 《广西日报》报道《南宁十五万人隆重集会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全会公报的发表》。
4日 在区体育馆批斗所谓“伍修集团”前，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某些负责人就决定要把“伍修集团”的主要成员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当作“活靶子”，拉到全区游斗，以掀起全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高潮，由自治区革委政工组负责组织游斗，并成立所谓批斗领导小组。从今天起，在“批斗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总领队、副总领队率队把贺希明等五人押送到全区八个专区、四个市和三十多个县进行骇人听闻的巡回大游斗。这一游斗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止，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先后共批斗了四十九场。参加批斗人数共达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所到之处，必召开万人甚至十多万人以上的批斗大会，且把当地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坏头头”等拉去陪斗。全区被拉去陪斗的县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在游斗过程中，往往结合游街示众，有的甚至搞“活人展览”，并结合当地的“宽严大会”来进行。贺、霍、傅、谢、袁等五人及陪斗人员都被挂上黑牌，武装押送，身心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
为了配合游斗进行，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成立了“伍晋南集团”材料组，编写《伍修集团罪行录》，印发十七万份，各地又翻印三十万份，散发全区。原区监委还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编印了一本一百六十四页的所谓《广西牛鬼蛇神总后台伍晋南》的专册散发，恶毒诬陷伍晋南、贺希明等领导干部，流毒很广。
6日 自治区革委会按照斗批改的步伐提出整党建党工作，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作报告说：清理阶级队伍结合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在整党建党中发展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入党。从此各单位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把一批老干部、老党员，当作“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等开除出党，把在“文革”中的杀人凶手、造反起家、对“文革”所谓有功之臣突击拉进党内。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七千多人。
18日 所谓“广西大学阶级斗争展览”对外开放，历时两个月，到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闭馆，全国有二十五个省、区派人前来参观(区内有七十七个县、市，十六万多人次)，展览内容：“教育革命”、“伍修集团罪行”，还有一批教师被当作“禽兽”进行活人展览，被展览者被挂黑牌、罚跪、毒打，受尽侮辱和摧残。
25日 《广西日报》头版刊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同时刊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军区工农兵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南宁隆重开幕。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负责人出席。出席会议的所谓“活学活用积极分子”共三千五百多人，多数是在严重派性下推选出来的所谓“立场坚定”的“文革功臣”，有的是“三种人”和杀人凶手。
6日 自治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代表会举行所谓“三忠于”报告会，自治区革委会、军区负责人出席大会，听取“讲用”。
7日 “积代会”分组讨论“三忠于”报告。《广西日报》军管小组遵照上级指示，报道讨论会。报道的主题是《大赞大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大赞大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英明正确》。副题是《代表们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把路线斗争觉悟提得高高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斗争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8～9日 全区“积代会”接连两天在区体育馆批斗“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质问伍晋南。区直机关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伍修集团成员”的领导干部也被揪去会场陪斗和示众。每天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人。
26日 历时十四天的所谓全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今天闭幕。大会通过了《给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表忠电》。
27日 《广西日报》头版以套红标题报道“积代会”闭幕消息。标题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誓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并发表社论《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把我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更新阶段——热烈祝贺积代会胜利闭幕》。
来源：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