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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革大事年表 (下)

日期:1990-7-0 作者:《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广西“文化大革命”大事年表》编写小组

1969年

1月

7日 继中央两报一刊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社论发表后,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发出《区革委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纪要》。该会议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和专区、市、县革委会、军分区、武装部负责人,共一百八十二人。会议主要讨论全区一九六九年春工作安排,会议提出:第一、要抓根本,进一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围绕斗、批、改各阶段任务,继续大力办好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厂、农村、部队,普遍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继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第三、认真搞好斗、批、改。“斗、批、改要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继续批斗“贺、霍、傅、谢、袁”。搞好整党建党,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第四、要求执行政策,区别矛盾,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月初,按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传达的最新指示及去年年底召开的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布置,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继续在全区范围内游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用“打活靶”的方法把全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全区从区直机关至各专区、市、县、社、队,处处设战场,残酷批斗,审讯逼供,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成千上万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遭到审查、批斗、关押,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

21日 荔浦县革委会专案组以全体人员名义,给广西军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写了《荔浦县深挖反革命组织情况汇报》,汇报肯定“反革命组织”存在,但目前还遇到了来自领导班子内部的阻力,要求上级派员前来调查了解(注:荔浦县“反共救国团”假案,全县有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受迫害,他们惨遭各种刑罚和人格侮辱,六百四十六人被逼承认参加这一反革命组织,一百二十五人在斗争中被打死,五十一人被斗后自杀,五百四十一人被打,有二百五十人被打致残。当时荔浦县“深挖反团组织定案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县公安局长和领导小组成员、武装部副政委等人已觉察此案有假,与领导小组中的制造这一冤案的造反派头头莫国龙、冯志方等人发生激烈的争论)。之后,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为了了解荔浦县这一重大案情,和支农部队一起到荔浦县,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认定“反共救国团”为假案。

29日 荔浦县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欧致富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会上作出“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为假案,及将制造假案的主要人员“工农兵司令部”头头董茂轩拘留审查。当天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干部、职工大会上,欧致富又作了讲话,指出“工农兵司令部”少数负责人的错误和罪行,宣布“反共救国团”、“中国青年党”是假案,应平反。欧致富和支农部队在荔浦期间,撤销了两个假案专案组,释放了“文革”中被错关押的人员,补发了干部、职工被扣发的工资,撤销了在桂林及修仁武斗中死亡的十八人为烈士的决定。对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和违法乱纪的干部、职工三百二十四人(其中荔浦县直属机关八十五人,各区二百三十九人)分别给予拘留、开除、撤职、免职等制裁和处分。尽管这一处理在当时还不够彻底,而且他们离开后又出现反复,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出这一拨乱反正之举,不仅阻止了假案的恶性发展,震慑了“文革”中的违法乱纪分子,而且在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中,起了良好的影响。

2月

3日 自治区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布置全面审查(解放以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有的地方把广西地下党的一些组织和其领导的游击武装队伍,诬蔑为“地主党”、“土匪党”和“土匪队伍”,把游击区和根据地诬蔑为“叛徒村”、“土匪村”,错误处理了一批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文革”期间,首先是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办”)于一九六八年七月间,对玉林专署专员熊福芝进行审查,并宣称“不到两个月即突破熊福芝的自首叛变问题”,“挖出了隐藏在博白和桂东南地下党的以熊福芝、邹优宁、张祖贵、林执真、梁山为首的、代表国民党利益的黑帮”。玉林军分区第六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清查桂东南地下党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要搞所谓“六○六”(审查地下党专案组)专案。“六○六”专案组成立后,对地下党成员进行残酷迫害。自治区革委会分管政工工作的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召开的自治区专案定案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说:“要抓紧广西地下党的专案调查。广西地下党,情况错综复杂,牵涉面广,涉及的人员多,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区,所在地区的革委会都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工作,尽快弄清其性质,跟上对敌斗争的需要”。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九日,他又在区革委定案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除重申二月会议关于清查广西地下党的布置之外,指出要突出重点,抓住大案和要案。并说:“所谓大案,是指广西地下党和其他集团案”,要求:“凡是有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所在市县革委都要组织专案组,你那个单位原来的领导有严重问题,也要组织专案彻底清查”。说“这是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望这些单位,尽快组织专案,争取在短时间作出成效”。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这位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再次在区革委会落实党的政策会议上说:“这次会议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广西地下党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几十个县,时间久,面很广,任务复杂艰巨,问题突出”。认为:“开展清查敌人破坏广西地下党的专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三十五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到八个专区五十八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二十八个”。“共产党员大批被捕,……有的动摇变节,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被派回来充当敌人的特务、内奸”。他以玉林、合浦的所谓“调查材料”为根据说:“一九三六年的新省工委九个成员中,就有二个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一九三七年博白地下党三届特支四届工委十八名领导成员,调查了其中十五人,发现特务四名,假党员二名,叛徒九名。合浦县委特支一级干部二十六名,现查出特务一名,叛徒五名。叛徒可疑分子七名。玉林地区革委会‘六○六’专案组通过调查博白地下党‘一?一三’事件,已挖出了一个以熊福芝为首的近百人的叛徒集团。其中窃据厅级重要职务三名,处级一名,科级十七名,区级十六名。从上面几个简单数字,已经可以说明广西地下党内部是有问题的,在局部还有严重问题”。

在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讲话指导下,全自治区掀起了一个残酷迫害地下党成员的狂潮。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七十四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专案人员共七百多人。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多。广西地下党遭受全面审查迫害期间,原地下党员,特别是特支组织以上的领导成员,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有的被迫害成精神错乱,家破人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五千多人,被审查的有三千九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遭迫害的达二千零八十七人,占受审查人数百分之五十三。被迫害致死的二百零一人。原桂北地工委书记吴腾芳、委员全昭毅被迫害致死,阳雄飞被残酷迫害。又如一九六八年二月,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专区“三办”派人到合浦县、北海市组织一百○六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所谓“南路党”的问题。对解放前后组织已查清作了结论的一些地下党案件,重新立案进行审查清理。北海市地下党案与合浦地下党案关系密切,亦派出十一人前来合浦共同清理。工作队连续办了十三期“学习班”,强迫一千六百多人参加学习,大搞逼供信。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全县被审查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国家干部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逼死七人,致伤致残二十六人,被打成“叛徒”三十六人,“特务”四人,“土匪”一百○九人。自治区革委会当时还把广西革命老区东兰、巴马、凤山作为审查的重点,使一批老红军、老干部惨遭迫害。如东兰县有二百四十九人被打成所谓“叛徒”、“变节分子”以及“有严重问题”的人。右江地区很多老干部、老赤卫队员及其家属,被诬蔑为“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而受到残酷迫害。当年红军右江独立师参谋长黄大权(土地革命时已牺牲)被诬为叛徒,并将东兰县革命烈士陵园内所刻的他的英名抹掉,严重地损害了东兰地下党的光辉形象。

批斗、专案刑讯逼供,历时三年多,造成极端严重后果的广西地下党假案,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由于广西某些领导仍坚持“文革”期间广西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彻底平反昭雪。直至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全面开展,才对此案进行彻底查证落实,广西区党委于一九八三年以桂发〔1983〕45号《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予以平反。事实证明当时自治区革委会对广西地下党的诬蔑,是没有根据的,立专案作为“大案”、“要案”审查是完全错误的。

3月

3日至1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九十三人。讨论自去年十一月农村小学掀起下放的热潮以来的情况和今后教育革命的任务。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讲了话。会议讨论了我区今后教育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当前工作。认为当前在抓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要突出抓好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和城市工厂街道办中、小学的工作。

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使我区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下降,教师队伍再一次受到摧残,农民的负担加重,影响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如玉林地区,全地区有四千九百四十八间小学下放到大队、生产队办,五十八间中学,初中下放给大队、高中下放给公社办。教师队伍经大审查、大清理,全地区公办教师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四人,安排任教的只一万二千零九十九人,有一千四百二十六人被定为“敌我矛盾”受审查批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响应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区内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报道。从此区内各专区、县、市开始掀起到农村去落户的高潮。当时广西把插队、下放和“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下放之风延续了几年,遍及全区。把城市所谓“五类”、“二十一种人”与“清队”时“站错队”的“坏头头”与城市知青共二十多万人先后下放到农村,在经济上、政治上以至思想上造成严重的后果。

4月

1日至1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我区出席“九大”代表有20人。全自治区为“九大”的召开举行了盛大的遍及全区的庆祝活动。全区各地分别举行了数千人到几十万人的庆祝集会和游行。

14日 晚,南宁市号称二十多万军民在“七?三”广场(即原来的朝阳广场,《七?三布告》颁发后,改称“七?三”广场)隆重集会欢呼“九大”新闻公报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自治区革委会“三办”把区直各单位的审查对象编成十四个大队,进行斗、批、改。后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的决定,区直机关部分审查对象和专案人员集中到武鸣壮文学校,即所谓“武鸣学习班”(全称:区革委会斗批改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从一九六九年四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收场,历时四年零七个月)。被编入“学习班”进行审查、批斗的厅(局)长以上的干部有60多人。

“学习班”设主任、副主任,下设政工组、专案组、办事组,第二专案组(专管“五?一六”案)。

“学习班”主要工作是审查案件,共有专案人员六百○一人,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来自区直机关和二层机构一百六十五个单位。据“学习班”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专案审干工作总结报告》称:审查对象五百三十人,经上级批准结案五百一十六人,定为敌我矛盾的六十一人,其中:叛徒三十人,历史反革命二十四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等七人;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四百六十九人,其中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重大错误的一百八十一人;审查对象中,受党内处分的九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三十人,留党察看二十五人,严重警告二十一人,警告十六人;受行政处分的一百三十七人(次),其中:开除干部队伍或清洗回家十六人,撤销职务六十四人,降级五十四人,记过三人,逮捕二人。在审定案件过程中,对参加“四?二二”的人员,凡支持“二?一九”、“四?一九”声明或进驻过展览馆的,均作为犯了严重错误进行处理。

这些案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和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绝大部分已得到平反。已平反的主要重大冤假错案有:

(一)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二)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三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伍修集团”案的平反决定。

(三)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一九六八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平反决定。

(四)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对广西反地方主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问题的平反决定。

(五)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自治区党委作出了关于为广西地下党遭受迫害问题的平反决定。

5月

8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员代表会议,学习毛泽东在“九大”的讲话、林彪的政治报告及新党章等“九大”文件。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五月十二日,《广西日报》发表了《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社论。五月二十二日,会议发出《关于贯彻“九大”精神的几点意见》。

会议把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以来“左”的一套做法作为“抓根本”的巨大成绩肯定下来。还把数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工厂、农村,十六万知识青年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多数单位深挖了“敌人”,全区大、中、小学已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起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及整党建党时清除了一批“废料”,吸收了一批“文革”有功之臣的“新血液”入党等作为“成绩”加以肯定。

7月

1日至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到会委员一百三十一人,会议研究讨论进一步落实“九大”精神,加强革命大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的“胜利”。

会议总结了当时我区“文革”的形势;研究讨论了清理阶级队伍、落实政策、整党建党、中、小学教育改革、大、中专“斗、批、改”及城市中、小学教育革命进行的基本情况。七月十四日听取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总结发言》,并通过了《会议纪要》。

会议对当时我区形势的看法是:毛泽东思想在全区空前大普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挖出了一批暗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全区县以上干部已解放百分之八十,四万多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工厂企业也下放了一大批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全区三万多所农村小学全部下放给大队和生产队接办。大中院校的大多数师生下乡下厂劳动,十万多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农业学大寨深入开展。

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广西文化大革命,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刘少奇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这是对的,是正确的”。并说:“已取得了丰功伟绩”。号召“要团结,不要分裂,把过去的帐都挂到敌人身上”。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团结问题,巩固发展大好形势。

会议决定:要加强团结,继续革命,要搞好“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各项政策;要改进领导作风、工作方法和要准备打仗。

3日 为纪念《七?三布告》颁发一周年,《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央《七?三布告》的颁发,大长了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与一小撮阶级敌人开展了激烈搏斗,彻底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

8月

月初以后,根据毛泽东“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的指示及自治区革委会的部署,全区各专区、市、县,先后集中力量,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基层开展抓第一批“三分之一”的“斗、批、改”,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两条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重点解决“领导班子革命化”和一些“老大难”问题。

9月

11日至2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自治区中、小学教育革命工作会议。出席会议二百九十一人。

会议提出要对教育革命加强领导,要抓紧大批判推动“斗、批、改”,要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要建立一支革命化的教师队伍和以“五?七指示”为指针走政治建校的道路。号召批判凯洛夫教育体系,批判旧教育制度,批判旧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和大学“六十条”,批判“读书做官论”和“读书无用论”。要建立好“天天读”、“评教评学”等新的教育制度。会议决定根据“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从今年秋季起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及“中学二?二分段制”。肯定农村中、小学下放大队办,教师工资实行“民办公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会后,对全区中小学进一步进行“教育革命”,使我区教育事业在“左”的路线下进一步遭受摧残。

10月

十月份以后,全区精简下放工作开始酝酿,各级革委都开办了学习班,要求干部通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服从组织分配。接着大批干部下放。年底,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六九年的形势和七○年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精兵简政,改造了旧机关,自治区原六十八个部、委、厅(局)精简为四组一室一校和十四个服务公司、站、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八十,各专区、市、县也精简了百分之七十,据不完全统计,有七千三百多干部下基层,三万多干部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事实上,在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当时把干部划分为几种类型:一是所谓“根正苗红”,“文革”中“立功”的,进革委会班子或留在机关;其余的都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部分去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下放到基层,一部分到“五?七干校”,一部分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被审查)”,从而使大批干部身心受到摧残。

12月

三十一日 晚,南宁市工农兵和干部集会欢呼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发表。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与部分副主任出席了大会。两报一刊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社论号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斗、批、改”,并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好整党建党。

1970年

1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学习、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决定》(载《广西日报》,不另行文)。《决定》对一九七○年的工作提出:1、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2、百倍警惕,加强战备;3、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工农业大跃进,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4、各级革委思想上、作风上要进一步革命化,“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把领导工作重点转向基层。

5日~17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第四次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各专区、市、县、柳铁、区直厂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和工农代表共六百二十二人。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我区一九六九年的形势和一九七○年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一九七○年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落实“九大”各项任务,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要求:1、把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要联系实际贯彻林彪“二十九字方针”,以“老三篇”为座右铭,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批判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经济上开展“三反”,教育上批判刘少奇的教育路线、孔孟之道,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体系和“读书做官论”,落实“五?七”指示;文艺上要继续批判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肃清其流毒,并要求学好、演好、捍卫革命样板戏;3、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大跃进的高潮;4、继续抓好三分之一,争取秋收前抓“三分之一”整个战役结束;5、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

这次会议《纪要》提出:“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搞小跃进不行,搞中跃进也不行,一定要搞全面大跃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同时还认为要解放思想,争取我区工农业生产在最短期间内跃入全国最先进行列。要求今年粮食产量达一百六十八亿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十六,工业总产值达到二十六至二十九亿元,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七。决心击退“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疯狂进攻,促进实现今年工农业的大跃进。

这一次会议比较全面地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教育战线上、文艺战线上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进一步推行了极左路线。

9日 天津下放来广西的医务人员二千多人到达我区,分配到七十个县,一百七十个公社和医疗单位(这些人员于一九七九年后,绝大部分已陆续回天津市)。

一月,根据自治区革委会和广西军区的指示,由河池军分区、巴马县人民武装部的主要负责人部署指挥,组织部队、干部和民兵一千多人,对巴马县那桃、羌圩两公社一些干部和农民为了躲避“刮十二级台风”而逃上山的所谓“土匪”实行围剿。这一围剿直到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结束,耗资四万余元,上山人员中被打死十九人,捕获判刑四人,株连亲属四十九人。一九八三年“处遗”时,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彻底平反,受害人员及其遗属得到昭雪和安抚。

一月中旬,自治区革委会在平果县黎明公社召开全区保卫工作会议。总结推广黎明公社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人民战争”的经验。二十日,出席会议的代表参加了平果县革委会在黎明公社召开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这次会议助长了全自治区所谓“深挖阶级敌人”运动的发展,为即将开展的“二?五”运动(即“一打三反”)打下思想舆论基础。

2月

9日 自治区革委会接到毛泽东二月五日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4号、5号、6号文件(即《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自治区革委会当日立即进行学习讨论,决定“要闻风而动”。当即成立六人的领导小组,下设“二?五”运动办公室,并于当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到专区、市、县,同时向区直全体干部传达,电话会议后,区直及各专区、市、县立即成立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在全区开展“二?五”运动。

10日~14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一打三反”的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二月十三日自治区革委发出《关于贯彻中央“二?五”指示的通知》(桂发〔70〕14号)。《通知》列举并强调了我区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决定要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所谓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群众运动新高潮,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层层发动,“帮助”手脚不干净的人“斗私批修”。《通知》还指出,抓“三分之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要以这一斗争为中心,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至年底结束,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支配下,全区不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又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惨遭迫害致死、致残、致伤和受到各种清理处分的冤假错案数以百计,直到一九八三年“处遗”时才得到平反,澄清了问题并妥善地处理。

在整个“二·五”运动期间,有不少人受到迫害,造成严重后果。如桂林市在“二·五”运动中,组织三万一千多人,在全市范围内搜查了八千八百三十九个所谓重点对象;桂林地区各县城乡共动员组织了三十五万人,分三千三百多个战区,对四万一千多个所谓重点对象进行大清理。在革命根据地的东兰县,开展“二·五”运动中,进行所谓“九查九挖”(即一查本地阶级斗争史,挖叛徒;二查敌伪分布情况,挖敌伪党团骨干;三查伪人员,挖历史反革命分子;四查解放前后外来户的政治面貌,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五查五类分子的言行,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六查几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事件,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七查资本主义倾向,挖投机倒把分子;八查小孩作案,挖幕后指挥者;九查清仓核库,挖贪污盗窃分子)活动。共挖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二百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三百九十一人,挖出“地下工厂”十一个六十人,“地下商店”五个七人,“地下运输队”九个三十四人,“地下包工队”十五个七十六人,全县共被批斗三百七十五人,其中自杀十二人,还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一起所谓“中华大皇国反革命集团”冤案。于一九七○年十月五日,召开公审大会,判处“首犯”李玉庭等三人死刑,立即执行,一人死缓,三人二十年徒刑,一人十五年徒刑,五人十年徒刑,一人五年徒刑,戴帽管制三人。东兰县这一大冤案,一九八四年才得到全部平反。

3月

2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简称《三?二七通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一九六八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

自治区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三·二七通知》精神,四月开始在全自治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地、市、县革委会,分别成立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对外称“三办”二组)。从此在广西开展了长达三年半左右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对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在我区发生的“文革”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案清查。致使“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及其同观点的大批干部和群众被专案审查,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不少人被错定为“五?一六”分子和犯有“五?一六”罪行的人。一九八三年六月,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平反通知》,对错定人员进行了平反。

5月

16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由韦国清、刘重桂、赵欣然、魏佑铸、焦红光、安平生、赵茂勋等七人组成,由韦国清任组长,刘重桂任副组长。同日在自治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自治区革委常委(扩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落实中央《三·二七通知》(即清查“五·一六”)为中心内容。在长达三个月的学习班中,进行大摆、大揭、大批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的种种罪行。在办班过程中,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几次听了情况汇报,作了指示,学习班结束时,区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作了总结。总结中说:“回顾广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有阶级敌人在那里搞,就是‘五·一六’在那里搞,就是那些叛徒、特务搞的,他们一开始就要打倒韦国清同志”。这次学习班的举办,确定了全区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导思想、清查的范围和斗争的策略。

20日 继四月二十八日我国政府发表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的声明后,毛泽东于今天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抗美援越前线的广西,各地连日举行集会、游行,欢呼和拥护毛泽东《五·二○声明》的发表,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

27日 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在广西贯彻执行后,不仅在大学,而且在中学同样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的后果。

8月

八月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公安厅召开会议,部署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革委会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会上明确把一九六七、六八年间,一派群众组织的冲击《广西日报》、抢劫援越抗美物资、挽留六九八四部队、演出《南疆烈火》、兵管兵训、反对砸“二黑”(即所谓文艺界的“黑会”、“黑戏”)等事件,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和事来清查。

这次会议后,清查“五?一六”运动迅速在全区全面开展,由于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迫害的继续,把一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活动当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反革命集团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抛出“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广西日报》九月十日转发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号召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要继续搞好斗、批、改和“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好整党建党。

9月

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在发出《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中说:自一九六八年整党试点,一九六九年铺开整党以来,目前已有百分之八十六的单位建立了新的党支部,百分之三十九的公社建立了新党委。已有十二个县建立了新县委。在当时严重派性的影响下,在整、建党中,一些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被吸收进党内来,有的被“选”进了领导班子,给各级党组织造成严重不纯。

九月上、中旬,《广西日报》在头版连续登载都安县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把都安县树为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1月

12日至26日 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研究如何开好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抓好基层党委及县党委的建立,在今年年底要有百分之七十的县级党委建立起来。

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十二月二十二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按照中央的部署,广西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社论指出;今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的一年。要在思想、政治、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并提出进一步肃清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指出:“社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这是我们全年工作的纲领”。要求:以元旦社论为武器,用战备的观点分析形势,检查工作,提高思想,明确任务,制定措施,进一步搞好斗、批、改,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将元旦社论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2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表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搞好领导班子革命化,把斗批改运动进行到底,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5日 《广西日报》转发《红旗》杂志刊登的毛泽东《论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语录》的三个部分,即:有了正确路线就有了一切;正确路线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自治区革委会以革政字〔1971〕1号文件发出《关于为<广西日报>选调新生力量的通知》。为“加强”《广西日报》工作,充实干部队伍,进一步搞好新闻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在自治区、广西军区“双代会”期间,挑选了二十九名所谓“根正苗红”、“三忠于”、“四无限”的插青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在二十九人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十四人。

8日 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今天结束。会议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南宁召开。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自治区革委常委、广西军区、自治区革委会各大组、各专区、市、柳铁、自治区“五?七”干校、区直一、二临时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上届自治区党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岑国荣、盘美英等出席了会议。会上,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传达《康生在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党代表大会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代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是遵照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进行开门整风,为成立新党委做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次整风重点是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在整顿过程中,要批判所谓黑《修养》、黑《六论》,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肃清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余毒。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等十二人,在会上进行自我检查,名曰“自觉革命”。一月五日,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作《关于酝酿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问题》的讲话。七日,经过三次酝酿后提出自治区第三届党委委员候选人一百二十六名。即:解放军三十四名、干部四十名、不脱产三十名、少数民族二十二名,其中妇女二十一名。

9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一九七一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六点要求:一、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二、积极完成整党建党任务,继续抓好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开好各级党代会,建立新党委。三、继续搞好斗、批、改,抓紧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集中火力批判“刘修”贩卖的“业务挂帅”、“生产第一”、“庸人哲学”、“爬行主义”;继续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抓好、抓到底,对阶级敌人要加强专政,对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要继续深挖,对新冒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要露头即打;进一步抓好教育、文艺、新闻、卫生等部门的斗、批、改。四、积极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五、加强战备工作,进一步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六、努力提高干部水平,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11日 当晚,南宁市军民集会。热烈庆祝毛泽东《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发表十三周年。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革委会负责人以及副主任等九人出席大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讲了话,说:“十三年来,我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的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其尖锐复杂的。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一部分权力,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大搞资产阶级的‘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他号召新闻工作者在新的一年里,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重要指示,把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全区电话会议,号召广大贫下中农紧急行动起来,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革委会,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自身思想革命化,斗倒“难”字,打掉“怕”字,反掉“骄”字,破掉“满”字,大破无所作为的庸人哲学,树雄心,立壮志,学大寨、赶昔阳,艰苦奋战,力争尽快实现全区粮食亩产跨《纲要》。这是在农业生产上推行极左路线的动员会。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第三号文件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区党政机关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即“反骄破满”运动)。学习济南军区的“三破三立”: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英雄观念;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

25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区革委礼堂举行“热烈欢呼革命样板戏彩色影片《红灯记》在我区隆重上映”开幕式。南宁市一千五百名工农兵群众和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南宁市革委会的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影片。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红灯记》的上映,必将有力地推动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27日 《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把路线教育当作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来抓》。提出:路线教育必须同三大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把它贯穿到一切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各项活动中去。要联系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的实际,发动群众进行揭、斗、批、改。二十八日,第三版又发表《红旗》杂志《继续搞好斗、批、改》的思想评论。文中指出:“对斗、批、改怎么认识,持什么态度,是关系到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

30日 自治区革委会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教育”的指示,继一月十五日发出《举办第二期教育系统干部、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通知》之后,于是日举办了全区教育战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全区各地进驻中学的宣传队、管理中学的贫下中农代表、高中党支部和革委会负责人,以及高中教师和教育行政干部共四百多人。在学习班中错误地提出:“当前我区教育革命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集中表现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争夺知识分子、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问题上”。在四十天的学习班中,一些教职员工受到错误的批判。

同日 《广西日报》刊登广西医学院七一级工农兵一位学员题为《要抓讲台上和课堂上的阶级斗争》的文章。文中荒谬地指责人体解剖教研室讲师汤冠军讲课中所说的“针刺哑门穴位时,要注意延脑的关系,若针刺不当,刺到正脑就有生命危险”是散布“活命哲学”。这篇严重违反医学科学的谬论文章发表后,学院党委组织开展了对汤冠军讲师的批判,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2月

2日 《广西日报》以《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胜利万岁》为题,报道了我区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六八年五月份起,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整党建党”工作,宣扬党的“九大”以后,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所谓“吐故纳新”,清除了“废料”,吸收了“新鲜血液”,进一步“健全”了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一些长期坚持地下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一些坚持原则,敢于反对“文革”、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好党员,和一些在“文革”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真理的党员,在整党建党中被当作“废料”清除出党,而一批所谓在“文革”中积极策划武斗和乱打乱杀人“有功”的派头头,则当作“文革功臣”,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从而造成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4日 经中央决定:任命韦祖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任命乔晓光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5日 《广西日报》社论《狠抓路线教育,猛促春耕生产》一文中提出,要防止埋头春耕,放松阶级斗争的错误倾向。要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黑货”。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各种错误思想要经常批、反复批。当时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万事不离“纲”和“线”,田头、地脚都成了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阵地。

9日至16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历时八天。参加大会的有工、农、兵、干部、知识分子和红卫兵党员代表共八百五十三人。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贯彻了“九大”错误路线。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乘胜前进》工作报告。指出:广西曾是桂系军阀的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长期以来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声称我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这场斗争的必然结果。经过反复激烈的阶级大搏斗,我们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总结斗、批、改运动的所谓“伟大成果”时,他说: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挖出了一批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还揪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沉重地打击了帝修反的别动队,纯洁了队伍。全区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有十三万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有一万七千多名干部“充实”到基层,有一万一千多名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基层党组织通过整顿,清除了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分子,吸收了六万多名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先进分子入党。在今后工作部署中他要求: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一打三反”运动要继续抓紧、抓好。深挖阶级敌人。大会选举产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自治区党委委员七十八名、候补委员十六名。常委韦国清、韦祖珍、刘重桂、安平生、赵欣然、陈开路、徐其海、许圣亭、乔晓光、覃应机、宋治平等十一人。韦国清任第一书记,韦祖珍任书记,安平生任副书记。这次会议,把广西“文革”中执行的极左路线当作“正确路线”肯定下来,把在极左路线和严重派性指导下,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当作“伟大成绩”肯定下来。这届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安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功臣”和一些造反起家、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经过拨乱反正,把混进自治区党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清除出去。对造反起家曾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的廖炜雄开除党籍。错误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3日 《广西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声明重申:七亿中国人民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可靠的后方。十六日,南宁二十万军民冒雨示威游行,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愤怒声讨美帝及其走狗入侵老挝的滔天罪行。

21日 南宁市的五所高等院校举行首届工农兵学员开学典礼大会。会上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红代会”提出号召:要发扬“五敢”精神,工农兵学员表示:“要用锄头挖掉封、资、修的毒根,用扁担挑起教育革命的重担”。广西农学院首届工农兵学员四百人,初中文化水平居多,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要求教学内容要做到“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其后果是教师难教,学员难学,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22日、23日 《广西日报》两天来报道了我区近二千多名“工农兵学员”,跨进了七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这些学员是废除考试制度后,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生的。自此以后至一九七六年止,几年来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广西师范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广西中医学院、桂林医专、百色医专等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多人。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不但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小学中,造成教育秩序的紊乱,师生关系紧张,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

23日 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批陈整风”工作会议精神。他着重指出:此次“批陈整风”的重点是批陈伯达,其次才是整风。会上,同时研究了文件传达的范围和时间安排的问题。自此,在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领导下,分期分批的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

25日 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负责人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汇报有关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试点情况。他说:从一九七○年四月起,全区在一些重点地区、重点单位进行清查“五·一六”的试点工作。目前立案审查的人,已初步承认并揭发了一批人的问题。其中,对伍晋南等均有揭发材料,王、关、戚这条黑线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就伸进了广西,与贺、霍、傅、谢、袁黑班子勾结在一起,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活动。初步查明,在广西有六个钩子:一是直接受王、关、戚的黑指示,操纵和利用一些坏头头进行阴谋活动。二是王、关、戚指派这条黑线插进广西来的。一九六七年这条黑线分成两个组(北京组、南宁组)十余人。三是全国文艺黑线。四是北京大专院校即“五?一六”集团。五是武汉线直接插进梧州。六是水电设计院的“火种”。最后,该负责人说:根据当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形势,全区转入广泛发动群众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条件已经成熟。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指出:中央指示很明确,清查“五·一六”一定要搞,要搞彻底,我们已经查出不少线索,要开会交流情况,研究下步做法。由于受极左思潮和严重派性的影响,这次的所谓汇报,成为以后“跟踪追击”、“顺藤摸瓜”的依据,对“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错误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我区从去年四月份在重点地区(主要是四个市)的一些重点单位,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专案斗争,基本上掌握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广西活动的主要罪行,为发动群众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一九七○年四月自治区革委会向各地、市发出关于进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准备工作的通知中,指定博白、上思、融安、东兰等县为重点县)。从现在起,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分批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具体要求:一抓紧搞好专案调查;二开办学习班,培训骨干队伍(交任务,交政策,交材料);三做好宣传工作(大讲中央文件精神,大讲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策,大讲“五·一六”的罪行,大讲领导决心),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所谓清查“五·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通知》中宣布自治区党委成立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小组。《通知》下达后,在三、四月份,全区各地层层相继建立以军队为主体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领导机构,配备专案人员,层层举办各类人员学习班,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对象。从此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在全区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迅速开展起来。

19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的政工系统所属单位的干部大会。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作《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动员报告》。指出:文化大院、广西大学、艺术学院、医学院和航运局为区直机关第一批开展清查的单位。政工组负责人作《专案工作经验总结》,自治区革委会清查“五·一六”办公室负责人作《文化大院运动情况的分析和估计》。同时,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三月底到四月初,区直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又举办了一期规模大的专案人员学习班(仅自治区文艺工作总团就有一百二十人参加)。

23日 《广西日报》转载北京大学署名闻军写的题为《路线斗争决不能休战——评王明、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国防文学”的反动性》的文章,诬陷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

2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会上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撤销自治区斗、批、改运动办公室,二是第二批党员干部会传达“批陈”的几个具体问题。

25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第二季度工作要点》。《要点》的中心是继续贯彻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精神,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以此来带动各项工作。《要点》中提出五项任务:一、开展“批修整风”,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新高潮。自治区拟于三月底开办一期中央规定参加学习人员的学习班。二、建立各级党委,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建立新党委中,要抓好开门整风,突出抓好路线教育,调配好领导班子。三、继续认真搞好文教战线的斗、批、改。这条战线的斗、批、改要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抓住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要害问题“大破大立”。文化战线在继续批《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毒草”的同时,以《苗家儿女》为靶子,狠批“反革命文艺黑线”。教育战线,在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的同时,要上挂下联,狠批“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余毒。四、抓好“四好”初评。五、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各级领导水平。

同日 《广西日报》在《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中,发表了《提高路线觉悟,做农业学大寨的促进派》的文章。

4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内部发行放映几部影片的通知》中指出:根据区党委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文艺大批判的指示精神,《苗家儿女》影片从四月中旬起,实行内部发行,放映前要提出批判要点,放映后要组织批判。“大毒草”《英雄虎胆》、《刘三姐》两部影片,除文艺、新闻、宣传等部门有关人员可以根据批判需要,经过专区、县革委会领导批准组织放映外,其它单位不再放映。

8日至21日 自治区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和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错误地阐述和部署了所谓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所谓重大意义和清查工作的具体方法等问题。

同日 玉林地委“三办”在《关于钻进玉林地区地下党两面派人物情况汇报》中,把地下党老干部韦树辉、熊福芝、林克武、黄经柱、王英等二十八人列为假党员、两面派、叛徒进行审查,有的被批斗、关押,长期遭受迫害,家属受株连。这一冤案,于一九八一年予以平反。

1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区革委会保卫组关于全区开展对敌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汇报。汇报说: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列举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数种表现,并建议在干部、群众中广泛进行一次阶级斗争教育,发挥“群众专政”的作用,抓紧打击有破坏行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区准备在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全面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听汇报后,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强调指出:清查“五?一六”这项工作一定要抓紧。

1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在南宁学习的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区党委领导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他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区开展了群众性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的专案斗争。在自治区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期间,清算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在全区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同时,结合开展“社会清队”工作。他强调指出:“一打三反”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清查“五?一六”的重点地区是南宁、桂林、柳州、梧州四市和柳铁(包括中央、区直和地直驻市的机关、院校、企事业单位);清查的对象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社会清队”主要在四市、各县城的街道和公社一级的圩镇,清理的重点对象是暗藏的和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独立办道人员,敌伪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可以通过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等,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十九日,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该负责人四月十七日在各地、市负责同志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和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讲话》。各地层层进行传达贯彻,一个所谓深挖阶级敌人的运动,在全区迅猛开展起来。

19日 四月十四日至十九日,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召开了各地、市和柳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同志以及路线教育试点的有关人员参加的“路线教育试点经验交流座谈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革委政工组、广西军区等有关领导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进一步认识路线教育的重大意义,弄通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基本观点,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反动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各地、市举办的领导、骨干学习班在“批修整风”中,要突出批修;报纸要组织好革命大批判的报道;文艺战线要深入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和“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等“毒草”。

25日 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高潮中,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在桂林召开了桂剧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旧桂剧是封建社会产物,解放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一直“霸占着舞台”。试验移植革命样板戏,彻底改造旧桂剧,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求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一整套所谓经验。

5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政工系统全面铺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意见》。指出:自四月八日以来,政工系统在区文艺工作总团等五个单位,先后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最近,在政工系统骨干会议上,传达了区党委领导人四月十七日在地、市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四月下旬,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又相继召开了在八个开展运动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召开各单位领导、骨干会议,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有关清查“五?一六”的指示,群众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可陆续铺开。要求在清查过程中,要结合“一打三反”运动,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各地、市、县、部分厂矿、柳铁、国防工业系统、军工生产师以及自治区有关部门共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计划会议于是日结束。会议期间,学习了毛泽东最近发出的关于“批陈整风”、“反骄破满”、做好经济工作的指示,以及学习毛泽东批发的《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到会人员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革命大批判开路,总结交流经验,拟订了《一九七一年我区发展国民经济计划》。

5日、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主要听取传达全国公安保卫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批陈整风”等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了有关领导班子建设等问题。会上,区党委领导人提出:自治区机关在“批陈整风”学习中,对机构设置重叠的现象,要统一研究调整,总的原则是减层次、减人员。自治区革委会对全区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广播电台、柳铁等单位领导成员安排提出了具体意见。六日,会议传达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召开并由康生挂帅领导的中央整党建党会议精神。在传达到领导班子问题时结合广西情况说:“全区三十三万三千九百一十四名干部中,工农干部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三,知识分子干部占百分之七十一,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十八”。“老弱病残干部七千五百九十四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三八,这部分干部不处理好,提拔、培养新干部受到影响”。“现在,全区在原有地、市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市长),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二十;在原厅局长干部中,尚未‘解放’的占百分之三十二”。

5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通知”,指出“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是我们完成斗、批、改伟大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建设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当天,《广西日报》配发题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社论,指出:当前落实《五?七指示》就是要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声称“要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余毒”。

7日 南宁市广大干部群众隆重集会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和南宁市委、市革委会以及南宁地区革委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自治区革委会领导人在会上讲话。说:“《五?七指示》是毛主席对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建设军队,建设国家的宏伟纲领”。他要求更深入、更扎实地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9日 自治区党委于二月中旬建立后,分别在三、四月份连续举办党员负责干部学习班,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联系“阶级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贩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我区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研究“批陈整风”以及当前工作问题。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围绕我区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的问题讲了话。会议对今后的工作要求:一、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讲清当前阶级斗争新形势、新动向;二、狠抓根本,当前要以“批陈整风”为中心,带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清队;三、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作风;四、要经常地、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五、认真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14日 《广西日报》从今天开始,以通栏标题开辟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专栏。“编者按”:“本报根据广大工农兵群众的要求,从今天起,对反动影片《苗家儿女》进行公开批判”。指责《苗家儿女》贯穿着一条反对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号召广大读者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向“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猛烈开火。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文艺革命大批判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以及广西师范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区和单位的写作小组成员,以《苗家儿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美丽的南方》等为活靶子,狠批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举办这一学习班之后,对影片《苗家儿女》进行了持续地批判。

同日 《广西日报》第三版,又以通栏标题开辟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彻底批判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唯生产力论”,据五日至十八日在十六天的连续报道中,发表了五十五篇“批判”文章,大肆诬陷刘少奇等领导人。

21日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举行隆重报告会,热烈庆祝毛泽东《五·二○声明》发表一周年。

23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教育战线革命大批判的通知》。指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全面教育”的伟大指示,继续深入持久地进行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所散布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同时,要求紧密结合教育战线的实际,继续狠批凯洛夫教育学、“高教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以及“智育第一”、“教师倒霉论”、“读书无用论”等,进一步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余毒。这一“批判”,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24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了署名新文《深入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文章。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假,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是真;二、“反修”、“防修”是假,保护“一小撮”是真;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假,妄图进行反革命夺权是真;四、“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假,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是真。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攻击。

五月间,自治区党委举办自治区革委会部分常委学习班。学习班主要摆“文革”中的“大事件”及两派参加大事件的情况。这次办班,实际上是为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发现线索。学习班结束后,龙智铭被立专案审查。龙在审查期间自杀身亡。

6月

1日 《广西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撰写的《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文章。“编者按”:从今天开始,批判何直的“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指责何直的文章是打着反教条主义、探讨文艺创作道路的幌子,大肆鼓吹“写真实”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疯狂反对文艺的阶级性和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等。

3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新文《坚持马克思列宁的阶级论,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文章。文中提出:坚持阶级分析,搞无产阶级革命,还是鼓吹抽象的“人性论”、搞阶级调和,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搞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鼓吹“和平”、“自由”、搞“大家专政”,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深入批判“人性论”,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分析一切,观察一切。

6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一九七一年计划会议纪要》的通知。同日,还批转了自治区公安保卫工作会议《关于贯彻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的意见通知》。自治区党委强调指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公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狠抓公安保卫机关的革命化建设,加强对敌斗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搞好“社会清队”工作。

12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上海机床厂党委会《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前进》的文章。文中指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办好学校的根本,在大批判中建立新专业,设置新课程,编写新教材。宣扬“七·二一”大学是造就无产阶级技术队伍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经验”的推广,我区各地也办了不少“七·二一”大学。

19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彻底批判反革命两面派陶铸鼓吹的“林业党”反动谬论》一文,全版刊登了五篇“贫下中农”写的所谓《狠批“靠山致富”论》、《顶住了林业“包产到户”黑风》、《党的政策不容篡改》等革命大批判文章,颠倒是非,极力鼓吹极左思潮。

23日 自治区宣传、出版系统召开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作“动员报告”。他指出:“揪广西军区的二十个为什么”、“四管四训”、“冲击《广西日报》”、“冲击电台”、“一中兵训”、“六·一三武斗”、“揪军内一小撮”、“文攻武卫十五条”、“二·一九声明”、“四?一九声明”、“今日?哥达纲领”、“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属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要深挖。会后,区直文化系统开展大抓“五?一六”分子运动,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28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举办《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展览》,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同意,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在自治区展览馆门前广场举行八百人参加的开幕式。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七·一”重要社论的通知》。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要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

29日 我区各地、市、县和柳铁,到六月二十七日止,已全部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新党委会。是日,《广西日报》发表本报评论员《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革命化建设》的文章。热烈祝贺我区地、市、县和柳铁全部建立新党委。在错误路线和派性指导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破坏,在新建的各级党委会中,都安排了一些“文革”中的所谓“有功之臣”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7月

1日 《广西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重要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当天,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并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的通知》。

3日至1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重要文章,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研究和部署了工作。会上还通过了《关于上半年形势的分析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纪要》。最后,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会议总结发言。他要求:一、县以上党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要结合分析上半年工作形势,对那些骄傲自满、讲假话、闹不团结和自由主义等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问题严重的单位,领导班子要进行开门整风。批判不正之风要上挂下联与批“黑四论”结合起来。二、要克服对敌斗争中的右倾情绪和执行政策中形“左”实右的倾向。三、要大鼓干劲,狠抓工、农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四、要认真做好外事工作。五、要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8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发表了广西区党委写作小组撰写的《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批判“四条汉子”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创作自由”的反革命口号》大批判文章。

9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专栏,又集中地发表了五篇彻底批判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文章。

1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先后到河池地区的巴马、凤山、东兰、南丹、河池、宜山、都安和罗城县检查工作,每到一处对有关形势,以及抓好基层工作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指示,并提出“住山、爱山、治山”的要求。到一九七三年,则把韦祖珍当时对工作中的指导意见,作为“污蔑”大好形势进行批判。以后又整理成“韦祖珍反党言行十八例”,组织进行批判。

1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武鸣学习班主要负责人汇报武鸣“学习班”审查干部的情况。他说:在武鸣“学习班”审查的五百多名干部中,大部分属人民内部矛盾,在审查中多是采用群众“批斗”的办法,在问题未弄清之前,不能“解放”,不能恢复组织生活。会上,还讨论了二十四名厅局长以上干部的定性处理问题。其中,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有二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有三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有六人;政治思想错误的有十人;审查无问题解除嫌疑的有三人。这些同志多年来,在工作上得不到正确的安排,精神上受到摧残。

20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指出: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定于八月五日召开,会议将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第二次全会精神,分析全区政治工作形势,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批修整风”为中心,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各项政治思想工作在基层落实。

同日 《广西日报》举办的“关于如何把大寨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发表《推广大寨经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一文。长期以来,这一“讨论”进行了连续报道,鼓吹“学大寨”的极左思潮。

31日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是四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使广西和全国一样,广大知识分子在“两个估计”和“左”的政策下,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8月

5日至2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政治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革委和区直单位、各级政工部门负责人、大专院校和部分厂矿、企事业分管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四百四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全区各级领导以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为中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搞好基层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建设,为完成党的“九大”以来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努力奋斗。

9日 《广西日报》发表《把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的社论。指出大庆是毛泽东提倡的一面红旗,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大庆的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在《广西日报》开辟《如何把大庆经验学到手》的讨论专栏。

16日 自治区党委关于安置处理老、弱、病、残干部和吸收新干部问题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报告中指出:“自治区革委成立后,我们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对干部进行了适当调整。初步统计约有七千名‘老弱病残’干部不宜分配,需要安置处理”。“关于吸收新干部的问题,全自治区一千零一十六个公社,按每个公社吸收三至四名计算,即应吸收三千零四十八名至四千零六十四名。条件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政治历史清楚,家庭和社会关系无重大问题,有基层工作经验和一定组织能力,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年龄在二十八岁以下”。在当时严重派性指导下,执行结果是把“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派性严重的人当作“优秀分子”吸收到干部队伍中来。有的窃据了各级的重要领导岗位和要害部门。

3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全区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即:《关于全区各级领导班子“两化”建设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意见》,指出:我区各级领导班子是按照“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委员中,解放军代表占百分之二十点二,干部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四,不脱产委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三十五岁以下的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七点三;出席县以上“双代会”的代表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关于全区路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今年以来,开展了以“批修整风”为中心的群众性路线教育运动,集中地批判了极左思潮,增强了革命团结,共同对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加强了组织纪律性;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批判“四旧”,增强了抵制腐蚀能力;批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倾向,使党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关于全区文化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意见》指出:全区各地经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正在进行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深挖了“阶级敌人”,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了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和反动的社会思潮,抵制了各种错误思想倾向。

同日 自治区党委还批转《关于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建设的意见》。

9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举办干部读马列书学习班的通知》。决定于十月在南宁举办干部读马列书的学习班。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两本书和毛泽东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结合学习《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和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等文章。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有各地、市、县和柳铁党委学习中心小组,各地、市、县革委会宣传、政工小组的负责人,以及相当县以上厂矿、大专院校、自治区直属厅以上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共五百一十五人。

12日 自治区革委会于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七日在南宁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各地、市、县到会代表共三百一十多人。会议指出:要把大寨经验真正学到手,必须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这个根本;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抓住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这个关键。会议要求各级革委会,要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做好规划,制订措施,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号召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要鼓起更大革命干劲,继续发扬勇敢战斗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学习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21日至28日 自治区党委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各地、市、柳铁、区直四大组、武鸣“学习班”和自治区“五?七”干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会议产生了《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清查过程中,坚决贯彻了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目前已有一百五十一个重点单位开展了‘四大’和专案斗争,办了七百七十四名重点人物学习班”。“根据揭露出来的‘五?一六’罪行”,初步排出十大事件:一、收集整理中央“首长”黑材料的几个组织;二、“二?一九”、“四?一九”夺权黑班子;三、揪“军内一小撮”;四、“北航黑会”;五、破坏区、市革委会成立;六、抢劫援越抗美物资;七、冲击桂林第三监狱;八、“九?六”抢劫桂林步校机密档案;九、南宁、梧州反革命纵火案;十、建立“反革命基地”。《纪要》要求:一、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二、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搞好斗、批、改;三、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四、彻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五、认真抓好社会清队工作;六、继续落实“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七、加强同帝、修、反、特务、间谍的斗争;八、加强首脑机关、要害部门的保卫、保密工作。自治区党委于十一月二日批转了这一会议所形成的《纪要》。

2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增补乔晓光为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区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覃应机为自治区革委生产组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并兼任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三个问题:一、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草稿);二、召开全区教育工作会议问题;三、举办马列学习班问题。

同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指示》。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奋战三、五年,把我区所有县办成“大寨”式的县。

10月

11日至2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传达贯彻中央有关林彪叛党叛国事件所发出的57、65、67、68号文件。自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于九月十二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以后,中央连续发出文件,部署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十一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关于今冬明春工作安排意见》的讲话。指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贯彻中央〔1971〕57、65号文件,当作当前第一件的大事来抓,并把这项工作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求:一、加强对传达贯彻中央57、65号等文件的领导。各级领导班子可分成两套人马,重点抓好中央文件的传达贯彻;二、用贯彻中央57、65号文件精神,来带动今冬明春各项工作的开展;三、抓好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四、狠抓政治落实,包括干部政策、对敌斗争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等。二十六日会议研究了关于贯彻中央68号文件问题。会议决定:为集中力量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县以上单位抽三分之二的干部下去,先搞县级机关,然后再到基层,月底前做好传达文件准备工作,全区要求在十一月上半月传达结束。二十八日会议研究了贯彻中央67号文件。为了不影响生产,决定在农村党员干部要分批、分片进行传达,贫下中农要分散传达,一个大队也可分片传达。县人武部、军分区同地方党委一起传达。要组织机关干部下去,每个专区都去人。区直四大组在南宁化工厂、邕宁县搞点。下去的干部归各地、市委统一领导。二十九日,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公社、柳铁党委、广西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党委、区直机关各大组、“五?七”干校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6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是一场最深刻最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是当前中心任务,是推动各项工作的总纲。要求全区在十一月十五日左右传达完毕。

29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宣讲中央〔1971〕68号文件应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要求:一、揭批罪行,大谈危害,激发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二、剥开画皮,认清本质,识破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三、大讲胜利,激励斗志,增强把反帝、反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四、提高认识,团结对敌,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五、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搞好“两个结合”,争取更大胜利。

30日 自治区革委会政工组发出《关于基层年终政治工作总结的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总结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基层领导班子开门整风以及做好生产队干部政治工作,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等方面的经验。

同日 《广西日报》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专栏,发表“区教革”《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文章,提出:鼓吹“天才论”就是反对学校向工农兵开门;鼓吹“理论至上”就是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鼓吹“教授治校”就是反对工人阶级领导教育。

1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会议,讨论自治区党委向中央作的两个报告。一是关于自治区党委在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中传达中央〔1971〕57号等文件的《情况报告》;二是关于龙智铭在五月间清查“五·一六”“罪行”时,卧路轨“畏罪”自杀身亡问题的《情况报告》。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讨论到龙自杀问题时说:去年办学习班时,龙智铭不交待问题,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中,群众揭发他大量“罪行”,又办了学习班,龙智铭感到问题严重,而“畏罪”自杀。我们的错误是对龙“管理不严”,龙智铭是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他自杀应向中央汇报。

2日 自治区党委并以桂发〔1971〕111号文件转发《关于清查“五·一六”工作会议纪要》。出于“左”的错误和派性思潮所形成的这一《会议纪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肯定。

7日、1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天来开会讨论自治区党委写作小组为《红旗》杂志撰写的《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学说——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为不断地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两篇文章,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同意发稿。

19日至12月上旬 自治区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革委会主管教育工作负责人、教育部门干部、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党委、革委会以及区直各部门、部分厂矿、宣传队、贫管会、学校和教师代表共六百多人参加会议。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对我区教育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作了错误的分析和部署。这一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长期以来成为我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把教育革命引上了邪路。

19日、22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有关当前阶级斗争形势、路线教育以及今冬明春工作部署问题。自治区革委会保卫组负责人汇报说:林彪事件后,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十月份案件比九月份上升百分之五十六。其原因是:我们思想跟不上;公安队伍“新鲜血液”多,破案率低;在执行政策上,对敌人打击不力。听完汇报后区党委领导人说:要全面搞一个对敌斗争的意见。对敌人造谣破坏不打击不行,对敌人不专政不行,劳改犯嚣张,不杀几个不行,对资本主义泛滥要批判。会议研究了《当前工作提示》初稿。

23日至2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是针对当前形势,研究今后要着重抓的几项工作问题。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当前着重抓好几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一、狠抓阶级斗争,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二、加强政策观念,认真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三、大力搞好基层建设,力争十二月以前做好生产队干部改选工作。四、认真做好实现明年持续跃进的思想发动和物质准备工作,在农村着重批判“四旧”和资本主义倾向。

12月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的通知>》。指出“这一社论,全面、深刻而简明地总结了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批修整风’运动极其丰富的经验”。强调学习社论要和认真看书学习、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15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传达贯彻中央〔1971〕77号文件的通知》。指出: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央77号文件,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要求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

21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措施》。《措施》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加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对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加强教育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建立一支无产阶级教育队伍,实行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工农兵教师是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

30日 《广西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社论。指出:“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在深入开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崭新的无产阶级新人在茁壮成长”。“目前,我区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占全区人口的六分之一,建国以来,资产阶级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向无产阶级发动多次进攻,当前,这个阵地上资产阶级对青少年腐蚀、争夺和无产阶级反腐蚀、反争夺的斗争仍在十分激烈地进行着”。

31日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路线教育总结活动。自治区党委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自治区党委还派出宣传队分别到南宁化工厂、南宁市八中和邕宁良永大队蹲点,总结推广开展年终路线教育总结活动的经验。各地、市和柳铁党委都及时召开了各级党组织会议和举办骨干学习班,层层进行动员和布置。为加强对路线教育总结工作的领导,各地、市成立了“路线教育总结办公室”。

1972年

1月

1~7日 自治区革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传达中央〔1971〕77号文件(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斗争材料之一》)和8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学习和讨论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区党委、革委会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路线斗争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基本原则是路线教育的重要内容;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唯心史观,以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反动谬论。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区党委和区革委会的领导同志。

2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通知说,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三要三不要”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要求全区各地迅速掀起一个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热潮,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元旦社论精神贯彻到当前各项工作中去,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元旦社论的领导。

4日 《广西日报》发表通讯《柳钢在沸腾,柳钢在跃进》,把派头头刘目忠誉为“钢厂铁人”。刘因在“文革”中乱杀人,在一九八三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而被判刑。

14日 《广西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题目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错误批判我区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写的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

15日 区党委领导人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检查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情况时说,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接着在全院开展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会,点名批判原院长张云莹和原院党委书记杨江等人。

18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贯彻中央〔1972〕3、4、5号文件,决定召开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25日~2月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第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到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六十五人,候补委员十四人,列席会议的干部五百七十六人。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二》并继续深入学习中央〔1971〕7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会议期间,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等三十人在大会上对林彪一伙进行了声讨、揭发和批判。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二人因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在一九八三年“处遗”后已开除党籍)。会议期间,自治区党委常委还和各地、市委负责人就会议结束回去后的做法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一)要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中央文件,逐条逐段地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二)各级党委要把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抓紧抓好。(三)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创造优异成绩。(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予以打击。(五)要严格执行过去的保密制度,认真做好保密工作。

2月

5日至中旬 各地、市、县委遵照自治区党委的部署,相继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972〕4号、〔1971〕77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三届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精神。各地、市、县领导干部,也都在他们召开的会议上作了批判发言。二月中旬以后,在各级领导的带动下,全区五万五千多名宣传队员,近百万骨干队伍,向城镇居民和农村社员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口诛笔伐,掀起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高潮。

10日 根据一九七一年试点经验,自治区党委向各地、市、县委和柳铁党委发出《关于在城市、县城的街道铺开社会清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社会清队”的基本做法:第一步,广泛开展四大讲(讲国内外大好形势,讲阶级斗争新动向,讲社会清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做好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第二步,开展四大、八查,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四大”即: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八查”即:查来历、查历史、查成份、查社会关系、查表现、查口音与籍贯是否相符、查年龄与相貌是否相符、查身份与生活特征是否相符)。要求通过“社会清队”把暗藏的阶级敌人、外逃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等清查出来,整顿基层组织,落实群众专政,组织居民走“光辉的五?七道路”。

根据自治区党委的这个文件精神,各地、市、县委都陆续部署和铺开了“社会清队”工作,有的县则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一起搞。在清队中由于派性作怪,乱怀疑、乱揪斗,搞得广大群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据梧州、柳州、北海、贺县、资源、阳朔、凤山、巴马、环江、都安、罗城、柳城、融水、横县、武鸣、天等、崇左、上思、德保、天峨等二十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在“清队”中就揪斗了二万八千五百多人,定为伪军、警、政、宪、特和地、富、反、坏、右等各类人员八千七百六十九人,逼死三百一十多人。在“清队”中,各市、县普遍搞了城镇居民下放农村,美其名曰: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结果到农村后,许多人的住房成了问题,许多人不习惯农业生产劳动,所得工分少,工分值又低,在农村生活不下去,许多人又慢慢地倒回城市,而城市又不允许迁回户口,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黑户”。据桂林市、南宁市和钦州、南宁两地区不完全统计,倒流回城的“黑人黑户”达一万六千八百多人。

12日 《广西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必须继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点体会》,作者署名是: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写作小组。

24日、25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给中央的报告:《区党委对林彪死党黄永胜插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揭发材料》。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由于黄永胜支一派压一派,造成两派严重对立,挑起武斗,破坏广西文化大革命,使广西受到巨大损失,死人很多,还烧了许多房子,烧了船,对黄永胜的这些罪行,要以区党委名义写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并附上电报原件和其他揭发材料”。

3月

20日至4月11日 自治区革委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到会人员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泽东批发的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文件,学习了全国计划会议精神,声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我区经济领域中无政府主义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严重现象;许多工矿企业因要派人去搞工宣队、工纠队、支农、挖防空洞,以致出勤率严重不足,影响生产和营业任务的完成。全区亏损企业达百分之三十,国营农场亏损也很普遍。会议认为很有必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24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和传达这个谈话纪要,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打下思想基础。

29日至4月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传达讨论了江青在接见广州地区三省(区)部分负责人时的“指示”。会议期间区党委一位领导人对自己在庐山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自治区常委和广西军区党委常委对过去在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也作了检查。四月六日,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代表自治区常委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对过去在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上的错误作了如下检查:(一)过去几年,因迷信林贼,对他盲目崇拜,经常对他进行吹捧、宣传,充当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在一些报告和报纸社论中,经常把林贼和毛主席相提并论,吹捧林贼,抬高他的地位。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在传达“九大”时,说林贼“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用得最活最活,跟毛主席最紧最紧”。一九七○年,自治区革委第一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把林贼说成“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最紧,用毛泽东思想最活最活最活,学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最好”。在《广西日报》配发的社论上还写有“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二)错误地翻印、编印林贼的反动言论和吹捧、宣传林贼的材料。一九六九年,自治区革委会印发了编有林贼“语录”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十万册。广西日报社选林贼已公开发表和还未发表过的报告、讲话文章共三十五篇,编印林贼的“言论集”十万册。自治区编印的中小学课本中,也有吹捧、宣传林贼的内容。一九七一年七月,自治区举办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展览中,有一幅仿制大型油画《井冈山会师》,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毛泽东与林彪会师,颠倒了历史,美化了林贼。有些单位还自行翻印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小道资料。据初步清查,全区共发现五种版本,都有歪曲历史、吹捧林贼的内容。(三)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一九七○年三月,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关于开展四好运动的指示》,错误地提出“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四好运动”在全区的开展,使一些单位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助长了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正之风,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全面落实。(四)为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学好唱好《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革命歌曲的指示,自治区党委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学好唱好这两首革命歌曲的通知中,错误地引用林贼的话:“教一个好的歌子,实际上也是一堂重要的政治课,又是文化课”。特别是在林贼叛国出逃后,又于九月十五日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了这个通知,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7日、8日 两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就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所犯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位领导人在不明林贼真实用意和过份崇拜、迷信林贼的情况下,在华东大组会上的发言中也说了“要设国家主席”、“宪法中要写上毛主席是我们国家当然的主席,林副主席是我们国家的当然副主席”的错误言论,并对上海市委提出了不满意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这位领导人认识到上当受骗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检讨。由于该领导人在发言中对上海市委表示了不满,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就触怒了江青一伙,在广州地区三省(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被江青几次点名批评。在四月七、八日两晚的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常委们就以江青的批评为依据,无限上纲上线批判该领导人,迫使他在四月九日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违心地作了第二次检查,承认自己“上了贼船”、“犯了反党、反毛主席、反‘九大’路线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同日 在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指出:过去吹捧宣传林贼的地、市委要作检查,自治区党委的检查要发下去。区党委某领导人的这次检讨要送中央;这次检讨连同他在北京的检讨要往下发,传达到县团级。

10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主要领导人作总结讲话,要求全区各地进一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一是要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二是把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狠抓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就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和捣乱。有的书写吹捧林贼的反革命标语;有的呼喊为林陈死党招魂的反动口号;有的同港特勾结,递送情报;有的大肆造谣,煽动战争恐怖。三是各级党委要不断增强党内外的革命大团结,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坚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更大胜利。

本月中下旬,各地、市、县党委召开了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和学习中央〔1972〕12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

5月

4日 为彻底清查林陈(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情况,自治区党委成立专案办公室(对外称第四办公室),区党委和区革委会分工二名领导负责抓此项工作。

17日 自治区党委将专案办公室(即“四办”)综合整理的《林彪死党江腾蛟一伙拉拢、控制广空桂林船修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情况》向中央专案组报告。

6月

13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我区九所高等院校开展秋季招生的通知。强调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要认真选送优秀的工农兵上大学,要认真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由于取消了文化考试,招收入学的学生有高中文化的,也有初中文化的,甚至有初小文化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给教学带来了很大困难,也给一些人“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

7月

4日~8月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探入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推动我区批林整风运动全面开展。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候补委员,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中的党员,各地、市、县、柳铁党委和县、市人武部的负责人,区直机关小组长以上干部,以及部分离退休老干部和基层干部,共九百一十五人。中央委员岑国荣、中央候补委员盘美英也参加了会议。区直机关、南宁地、市和南宁驻军的县团(包括十八级)以上党员干部共四千零一十五人听了传达报告。

区党委和区革委的主要领导人等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到会人员用十三天时间,着重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文化大革命”前后部分中央文件,阅读和讨论了中央〔1972〕24、25号文件。接着用十天时间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着重批判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文章《论短促突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关于干部路线问题的讲话等反面教材。接着用四天时间进行整风。

30日 上午,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关于过去在工作中宣传林彪问题上的错误的检查。下午,区党委某领导人在大会上检查了自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31日 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在南宁市大组会议上检查过去几年中,对林贼盲目崇拜,经常吹捧,做了他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如大搞“三忠于”活动;把林贼的话与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对他的黑指示从不怀疑,并广为宣传;一九七一年八月,从小道找来的一份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的材料,如获至宝,未经请示,就编入《学习资料》翻印了三万余册,广为散发,吹捧林贼,流毒甚广。

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和“三支两军”的负责人还学习了中央〔1972〕28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军队干部检查了“三支两军”人员中有的人因成了地方某个单位的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搞特殊化,占用地方房屋,贪大求洋,铺张浪费,请客送礼,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8月

4日 区党委领导人、革委会副主任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必须进一步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继续以批林整风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他说:“融安县最近破获一个所谓‘中华人民救国军林彪野战部队’反革命集团。就策划过抢粮、抢钱、抢枪,上山‘打游击’,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还要继续抓好‘一打三反’运动,重点仍然是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同时要认真抓好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6日 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对全区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作了具体安排,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用半个月左右时间,以市、县为单位,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吸收车间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参加,培训骨干。九月份陆续在群众中传达贯彻。

本月中、下旬至九月初,全区各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都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整风,培训骨干,组织宣传队伍。九月下旬开始深入大队、生产队,向广大群众传达,到十月底,十一月初基本告一段落。

在批林整风中,各地根据“要狠抓阶级斗争”的指示,连续召开公判大会,批斗“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不少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专政对象,交由群众专政。事实证明,这些被批斗、被专政的、被公判的,有一批是以派划线造成的错案、假案。

12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听取自治区党委专案组办公室汇报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情况,并向中央报告。报告说:“从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有林彪死党江腾蛟等十六人到过广西,有八人被他们拉上了贼船,接受交底,陷得较深的共有七人;沾边的有八人”。(据中央专案组最后审查结果表明广西没有林彪死党成员)

9月

16日、26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两次开会,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乱打死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七二年以来,广西各地在“文革”中不少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遗属上访上诉频繁,有的甚至向中央申诉,迫切要求给死者正确定性平反和惩处杀人凶手。中央责成自治区党委处理,并要求把广西在“文革”中死人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会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处理乱打死人的问题,政策性很强,弄不好会反复,这是一件大事,处理了一个就联系到一派问题,所以必须十分慎重”。区党委领导人又说:“对这个问题,只要人家不告状,就不要把这件事再搞了,要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行了,四类分子被打死就算了,不作处理了”。会上定了四条办法:一、反复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不能搞派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二、要把乱打死人这笔帐记在刘少奇、林彪,王、关、戚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和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身上。三、对死者家属子女,不管是哪一派的,坚持一视同仁,政治上不歧视,工作(生产)上作好安排,生活上有困难的,均用社会救济的办法解决。四、通过各项政治活动,加强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乱打死人的问题。

对处理打死人的问题,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区党委主要领导人认为:“关于六七、六八年期间我区发生乱打死人的问题,给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同志们也看了这个文件。这是告诉你们,领导上掌握处理这些问题的四条办法,让领导同志心中有数……,你心中有数,有四条办法可以做好工作,进行个别处理,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大张旗鼓,现在不是时候,就是以后,也是个别找上门来个别解释处理,要防止坏人挑拨离间,挑起派性”。由于当时的自治区党委领导对“文革”中乱打死人的问题没有认真处理,因而会议以后,有些市、县在落实政策中,只是把一些原来定为“敌我矛盾”的死者,改为“非正常死亡”了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派性问题,惩办直接杀人凶手和乱杀人的组织者、指挥者。甚至“文革”中造反起家、派性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杀人犯罪分子有的还入了党,升了官,继续搞派性,推行所谓“广西文革中的那条正确路线”。因此,受害者遗属不服,多年来,仍频繁地到上级党委机关和党中央申诉,迫切要求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惩办乱杀人的犯罪分子。直到一九八三年,中央对广西工作报告批示指出:中央希望你们进一步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自治区全体党员同志和有关群众的认识,大力发扬党性,坚决克服派性,坚定不移地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和“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抓紧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尽快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对情况复杂的“老大难”问题,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动手,调查研究,做好工作。接着,中央对广西自治区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着重指出:几年来广西自治区党委和广西的广大党员、干部做了很多工作,广西自治区的形势和全国的形势一样,也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落实政策的步子比较慢,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处理,广大群众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因此中央派出了工作组到广西自治区进行处理文革遗留工作。调整后的区党委在中央的指示和领导下,全区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这些问题才得到妥善的解决。

10月

25日 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通知,将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纪要,即《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工作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草稿),印发给各地、市、县及柳铁党委和革委,要求组织一定力量,以县为单位,选择一个公社或若干大队作为试点,贯彻实行文件所提出的各项意见。试点工作要求在十二月下旬结束。《纪要》(草稿)共有十四条,对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和加快农业发展步伐、劳动管理、财务管理、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社队企业、社员家庭副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提出了意见。要求以批修整风为纲,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肯定成绩,克服缺点、错误,解决存在问题,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而健康地发展。随后,各县成立了“农业学大寨”办公室,开展试点工作。十二月中下旬,各县召开了“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十二月二十五日,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联合发出《纪要》通知,全面开展贯彻实施《纪要》的工作。

11月

八日至十二月二日 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会领导以及其他常委参加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十二月二日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桂林市委在执行政策中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一)一九七○年四月,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大清查中,曹×(桂林市委副书记)犯了扩大打击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提出对所有的怀疑对象都进行搜查。开始,市委部分常委决定清查三千户,这个面已经过宽了,而曹×又自作主张,提出“翻一番”。在行动过程中,还提出了“乘胜前进,跟踪追击,扩大线索,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口号,结果搜查了八千多户。有六百多名干部出去搜查别人,自己的家又被别人搜查。这就伤害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感情,影响了革命团结,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二)一九七○年五月,桂林市医药站搞的所谓反革命杀人集团案,是一个假案、错案,轻率地把五人隔离审查达两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审查中又搞逼供信,严重违犯了党的政策,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三)一九七○年,桂林市办第三期公检法学习班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对公检法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缺乏一分为二的观点,在执行政策上出现了偏差: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二是搞刑讯逼供,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共斗争了七十多人,后又把这些干部当作工人下放到工厂;三是让判处死缓、后来宽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舒××到学习班去作所谓学毛著讲用报告,还号召学习班的人向他学习,走他的路。完全颠倒了敌我关系,这是严重的立场错误。当时在林彪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对公检法作了错误的评价,有其影响,要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实事求是,不要过于追究个人责任”。

但是,这次桂林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桂林市一些派性较重的人的派性活动,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和帮助。

27日 自治区党委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我区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根据中央指示,我区各级党委都把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次整风学习中,主要抓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批判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路线斗争消失论”,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对阶级斗争抓得更紧了。(二)批判林彪污蔑马列的书“多”、“远”、“洋”和反动的“三十字”方针,进一步认识“认真看书学习”的重要,改变了多年不读马列的状况。(三)批判林彪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改进了领导作风。(四)批判林彪“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反动谬论,坚持政治与实践的统一,更好地落实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12月

16日 自治区党委批转了自治区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关于做好事件结案和个人定案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各级党委结合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28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贯彻执行中央〔1972〕45号文件,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会议,到会人员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摆了一些政策不落实的情况,如有的在案件定性处理上有偏宽偏严现象;有的以劝退为名,随便开除职工;有的对扣发的工资该补发的没有补发,抄家抄走的财物该退回的没有退回,反映较多的是户口问题,许多下放农村倒流回城的人和部分由农村来的职工家属,没有户口,成了“黑人黑户”等。

1973年

1月

1日 《广西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献词》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

10~21日 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举行。会上各单位就一年来批林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及新闻报道工作等情况作了汇报。这次会议确定一九七三年全区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动员全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继续进行以“三项基本原则”为重要内容的“路线教育”。“认真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4月

2日 自治区革委会批复南宁、桂林市革委会关于撤销“工人纠察队”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该两市的“工人纠察队”。

5月

25~31日 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二十一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总结交流“深入批修整风”、“与工农相结合”及“加强团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大会“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二名,候补委员十二名。并经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自治区党委批准产生了常务委员十八人。梁吉泉、颜景堂任书记,刘美荣、唐以豪、莫家裕、梁梅芬、周卫红、卢黄基任副书记。这次“选举”把一些造反派头头、“文革功臣”和派性思想严重的人以及犯有杀人罪行的梁吉泉、颜景堂选上担任团区委的主要领导职务。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后,于一九八四、八五年对有严重问题的人分别作了党纪、政纪处分或追究了刑事责任。

是月,全区各地、市、县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纷纷传达和动员本地干部群众“揭发批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老红军干部的所谓“罪行”。当时的自治区党委给他确定了“直接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攻击诬蔑广西革命的大好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干部群众”等罪名。致使该同志遭受迫害,蒙冤近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至一九八三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6月

20~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期间,三十二名代表介绍经验或作了书面发言。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和“决议”认为:“我区工人阶级在‘文革’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英勇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并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开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使教育事业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总工会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八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三人。第一次委员会“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总工会常委十七名。岑国荣为主任(原柳钢工人,“文革”中造反起家,一九八五年被开除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副主任李家海(原南宁橡胶厂车间指导员,“文革”中指挥攻打区水电设计院“火种”武斗前线指挥)、邓文光(原区建一公司工人,“文革”造反派头头,因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等八人。由于错误路线的指导和当时存在严重的派性,使一些“文革”中有严重问题以及犯杀人罪行的人窃据了自治区总工会的领导要职。

7月

8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1972〕32号文件的指示》,要求各地遵照中央32号文件关于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的指示精神,结合我区的具体情况,分期分批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从七月份起,全区各地、各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除部分留在地方工作外,其余陆续撤回部队。七月九日,自治区革委、广西军区发出《关于撤销军事管制的通知》,全区各地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军事管制小组等机构亦陆续撤销。

16~21日 自治区第五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通过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各族妇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的工作报告和《全区各族妇女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决议。三十四名代表在大会上作经验介绍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九十七名。第一次全体委员选举并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妇联常委十八名,主任为曾小平,副主任八人。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选派带队干部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通知》。《通知》说:“根据中央指示和兄弟省的经验,区革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行选派国家干部带队的办法。带队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协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和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经常与知识青年的家长取得联系,共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使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干部来源,可从机关、学校、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中选派,原则上一百名左右知识青年配备一名干部”。

8月

14~29日 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讲了话,说,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传达贯彻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我区的实际情况,分析大好形势,严格检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统筹解决”的措施。会议对我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形势大好”。全区已有二十万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他们中间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已有大批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许多人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会议期间,自治区革委会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措施,提出要“狠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两条路线斗争”,“大力加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解决知识青年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等。

18~28日 自治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议在南宁召开。都安、横县、钦州县飞跃大队、田阳县那塘大队等一百二十二个“先进”单位的代表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区革委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题为《以批林整风为纲,大鼓革命干劲,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认为,广西“在批林整风的推动下,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并提出今后两年粮食总产量分别达到二百零六亿斤和二百一十六亿斤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草拟了《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若干问题》的纪要文件。文件说,我区“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建设大寨式的社队向建设大寨式的县发展”,决定今冬明春要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

24~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出席这次大会的广西代表有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岑国荣、盘美英、郭耀卿等二十二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有韦国清、安平生、岑国荣,韦国清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有盘美英、郭耀卿。

是月,广西高等院校一九七一年二月入学的首批“工农兵学员”毕业。

9月

6~17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举行了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会上传达了“十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九月中下旬,自治区党委又举办“学习班”,组织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十大”文件。并逐渐在全区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的热潮。

28日 《广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的长篇通讯报道《爬不了大坡就上不了高山——记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学大寨六年巨变的事迹》。报道说:几年来,都安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发扬“百方石头一分地,千篓泥土一担粮”的精神,在乱石窝上“修造梯地十六万亩。全县粮食产量五年翻了一番,六年跨过了《纲要》。去年在五十年未遇的严重干旱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一点六倍,平均亩产也由六年前的三百多斤上升到八百一十四斤。多种经营逐步发展,达到了一人一猪和两人一羊。五年来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一亿二千多万斤,猪、羊二十一万头,成为少数民族大石山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事实上,以上数字均严重夸大。同年十一月十九日,都安县委曾给河池地委、自治区党委写了《关于虚报粮食产量问题的检查报告》。据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材料,该县一九七一年虚报粮食产量四百六十八万斤,一九七二年虚报五千六百四十七万斤,一九七三年仅上半年就虚报了六千零七十五万斤,并制订了当年计划卖双超粮五千万斤的远远超过实际承受能力的浮夸指标,这一数字相当于一九七二年完成征购数的六倍。县委为完成这一征购指标,竟层层分配数字,强迫农民卖过头粮,搞得农民苦不堪言。

10月

11日 自治区党委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

是月,自治区党委从区直机关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宣传队,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各部、委、厅、局的三十七名负责人带领,赴全区八个地区、四个市的部分社队和厂矿,广泛宣传“十大”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掀起一个“深入学习、认真贯彻‘十大’文件的高潮”。

12月

3~4日 两天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行报告会,邀请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在会上作“批孔”报告。参加报告会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南宁驻军、柳州铁路局和各地、市的负责人,自治区、南宁市的机关干部、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小学教师、解放军战士等共两万人。自治区党委大部分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杨荣国的“批孔”报告大谈“儒法斗争史”,认为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都是极端反动的;批孔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阶级斗争,是深入批林整风的需要。杨荣国的报告,迎合了江青等人搞影射史学、推行“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政治需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杨报告后作了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把“批孔”作为批林整风的“重要内容”,“有准备、有步骤地发动群众”,“积极投入批孔斗争”。后来,杨的报告录音在全区各地层层播放,并被翻印成小册子,广为传播,在全区掀起了一阵“批孔”的狂潮。

22日 《广西日报》报道了全区一九七三年又有三万九千多名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消息。

1974年

1月

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插手部队,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的反动文章,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

29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各地、市、柳铁的负责人和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的领导人,以及地、市、县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作了批林批孔的动员报告。在学习班里,统一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认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当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倾向非常严重,农村有、城镇有。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广泛发动群众,既要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同时又要把注意力放在“大批判”上来。学习班至二月六日结束。学习班结束后,全区立即组织四万多名干部作为宣传队,由各级主要领导带领,到城市、农村基层,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随后,各地、市、县相继成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在全区迅速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第一期工农干部学习班举行开学典礼。这期学习班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学员是来自“文革”以来从基层单位选进区、地、市、柳铁的党委、革委的工农干部共三百六十八人。区党委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要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是关系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大问题,办好工农干部学习班,必须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同时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16日 为把“批林批孔”斗争引向深入,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到南宁手扶拖拉机厂看大字报并参加班组“批林批孔”会议,并与各车间党支部书记、群众座谈。座谈会上分析了全区运动发展形势,指出“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这段时间,江青等人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应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3月

14日 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广西艺术学院工农兵学员、区直文艺团体的创作人员、演员以及梧州市粤剧团、南宁市曲艺队代表举行批判会,以“极大义愤”批判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晋剧《三上桃峰》”。到会者表示在深入“批林批孔”运动中,坚决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的回潮”,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但当时在广西也有人反对批判《三上桃峰》的。她就是柳州市开关厂质检员孙芷新(女,四十一岁,中共党员,中专文化),看到评晋剧《三上桃峰》后,三次写信为《三上桃峰》叫好。柳州市委即以其“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为刘少奇翻案”,属“现行反革命”,判处她十五年徒刑。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市委才给孙芷新平反。

4月

1日 《广西日报》发表《认真抓好典型,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的社论。社论提出了要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摆在各级领导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抓好典型的问题。

13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体育馆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市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自治区、南宁市以及各条战线、郊区、街道的六千多名干部群众参加了会议。自治区、南宁市、广西军区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交流会由南宁市委主要领导人主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16日 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恢复自治区“五·七”干校,干校设在区党校原址(后迁往西乡塘),从四月中旬开始轮训区直属机关在职干部。是日,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正式开学,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参加这期学习班的一百五十名干部中,有局以上领导干部十四名,处级干部二十五名,党员占百分之八十。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四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区党委在全区范围内多次批判自治区党委书记韦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区机关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深入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后,南宁、百色、玉林、桂林、河池、钦州、梧州等地、市相继召开“深揭狠批韦祖珍”大会;区总工会、区妇联、团区委分别于五月上旬发出号召书,动员全区工人阶级、妇女、青年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之后,“口诛笔伐”韦祖珍遍及广西城乡。五月下旬,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给韦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革命夺权”、“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韦祖珍到广西工作后,曾到全区五个地区、两个市、三十七个县和区直一些单位作调查研究,对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进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评。在批林批孔中,自治区党委把他在工作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当作是对党和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并把他对老革命根据地和山区工作提出的积极意见,以及指出山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落后现象(即突出问题十八例等),作为“诬蔑广西大好形势”来批判。这不仅转移了各地清除林彪极左影响的注意力,而且又使当时山区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坚持下来,给后来山区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查明这是一个冤案,自治区党委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日作出《关于韦祖珍同志在广西工作期间问题的结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批,为韦祖珍平反,并恢复名誉。

24日 《广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狠批为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三○二案件>》。该文联系所谓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认为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在广西某些地方个别文艺团体移植演出的《三○二案件》(又名《不静的海滨》)是“一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大肆鼓吹林彪‘克己复礼’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的毒草戏”。“编者按”指出,“毒草戏《三○二案件》的要害是诬蔑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大肆鼓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它出现在社会主义舞台上,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明显表现”。声称“要深入狠批《三上桃峰》、《三○二案件》之类的大毒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抵制坏书、坏歌、坏戏”。

5月

19日 《广西日报》配合全区批判韦祖珍的“罪行”,发表署名文章《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

28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总工会召开自治区驻学校“工宣队”代表会议,会议至六月二日结束。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四人出席了会议。区党委领导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研究了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发挥“工宣队”的作用,狠抓文化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加强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等问题。会议明确了“工宣队”的基本任务,即为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

6月

《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中共广西武鸣县委文章《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11日 自治区召开全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出席开幕式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领导十九人,大会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三人。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总结交流知青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坚持在农村干革命的经验。会议于十七日结束。大会通过了给全区上山下乡知青的倡议书,号召知青走毛泽东指引的革命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月

3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大力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队伍”;要充分发挥“理论队伍”在斗争中的作用;要抓紧“理论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工作;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为进一步加强“理论队伍”,各单位要组织落实。实际上要层层加强“两杆子”之一的“革命大批判”的“笔杆子”队伍。

5日至6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加强“理论队伍”工作座谈会,自治区党委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分析了我区理论战线的“大好形势”并对理论工作队伍提出了要求。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对于那些传播很广的《三字经》、《增广贤文》以及“反动”谚语、格言等贩卖孔孟之道的“毒草”,要进行批判。在会议的部署下,全区深入持续地批判所谓“封建”的“坏书”代替和取消了对林彪极左思潮的批判。

31日 自治区“五?七”干校第二期举行结业典礼。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领导人出席了结业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指出要坚定地走“五·七”道路,坚定地办好“五?七”干校;当前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孔”。

8月

是月,自治区文化局党组在区直文化系统发动全体职工深揭韦祖珍同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的“反革命罪行”。区文化大院贴出许多大字报,其中有的揭了许圣亭(广西军区副政委、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张乃健(广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滨(支左干部、区文化局副局长)反对样板戏的问题。其中,《江滨十骂样板戏》大字报引人注目。后来有人在《十骂样板戏》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些材料,向自治区党委和江青写了一封长信,系统地揭发许、张、江对样板戏的所谓问题。

这封信于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写成,通过新华社记者转送到江青手中。江青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八日写了批语说:“广西文化界这几个小丑表面上诬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他们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国革命;仇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文艺路线);仇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我认为他们这样叫嚣‘三忠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建议党中央重视两广的文艺界斗争,以点带面,推动全国。”

自治区党委根据江青所谓“三个小丑”、“四个仇视”的“八?一八批示”,有计划地对许、张、江进行了批判,并规定许圣亭、张乃健由宣传部负责审查,江滨由区文化局负责审查。经过了在各种会上的多次批判斗争,最后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为江滨作出了“在文艺工作方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结论。事实上,对许圣亭、张乃健、江滨三人所进行的批判是错误的,它在客观上对我区在文艺工作中“左”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至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治区党委才发出《关于根据江青“8?18”批语批判江滨同志的平反决定》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区党委根据江青强加给许圣亭、张乃健、江滨同志‘四个仇视’的调子,有计划地对他们开展了批判运动,区党委认为,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决定予以彻底平反,推倒批判中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江滨同志的政治名誉……”。

9月

19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南宁军民十万人批判大会,深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会议号召广大工农兵在批判中充分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一场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民战争。区党委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10月

21日 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在南宁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柳铁党委和部分县委的负责人,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四个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以及各地、市工会、妇联、共青团、公安部门和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广西驻军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议题主要是学习上海建设“第二武装”的经验,明确在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同时要组织“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积极宣传上海经验,大力支持民兵指挥部,把我区民兵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历时十天的会议于三十日结束。

11月

5日 《广西日报》发表了题为《以上海为榜样,加强民兵建设》的社论,指出上海经验的基本内容: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依靠和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城市民兵队伍;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基层;明确提出民兵的任务是对内反复辟、对外反侵略,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加强民兵骨干的建设;建立民兵指挥部,更有利于加强党对民兵的绝对领导。因此,上海的经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本月中旬,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柳铁、广西军区政治部和区直机关有关单位主管宣传文化工作者二百多人。会议传达贯彻部分省、市、自治区文艺调演精神,分析全区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揭发我区文化部门有的人疯狂攻击革命样板戏,研究关于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问题。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27日 自治区革委会在南宁举行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分析全区政治形势,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了继续搞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巩固发展我区“大好形势”的问题。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自治区革委会委员一百一十四人,自治区党委常委参加了会议。区直各战线和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区党委某领导人作了工作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认为,全区革命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会议对今后的工作任务指出:要继续把搞好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区大好形势;要继续广泛发动群众,打一场批判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民战争”,彻底肃清《三字经》、《增广贤文》、《千字文》、《女儿经》等坏书的流毒;要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准备,迎接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的新跃进,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12月

5日至13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柳铁党委,部分区直厂矿党委主管组织工作的负责人以及自治区各战线、广西军区政治部、区直各单位和大专院校负责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共三百一十六人。自治区党委和区革委的部分领导人出席了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廖炜雄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把广西组织工作几年来推行“左”的路线,并在严重的派性干扰下,对“文革”中造反杀人的当作“文革功臣”和有严重派性思想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并当作“成绩”肯定了下来。中央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明确指出广西区党委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有一些在‘文革’中参与过杀人和残酷打人的干部至今还在台上,没有进行必要的处理。广西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严重地影响了区党委团结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经过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处分了“文革”中犯错误的国家干部,开除犯有严重错误党员的党籍,从组织上拨乱反正,否定了所谓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

18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南宁开幕。这次代表大会共有代表三千多人,此外,还邀请老干部、老红军、驻军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工业战线和农林场站的工人代表,各个战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农代表、农村教师、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小将,表现好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各方面代表一百五十多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和广西驻军领导等十一人出席了开幕式。在广西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等也参加了大会。区党委领导人分别致开幕词,安平生就农村工作问题作了报告。

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南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二苟抵南宁;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向陈永贵汇报了广西工作。

24日 陈永贵在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中心会场在广西体育馆,另设三十多个分会场,共十八万多人集会听了报告。市区工厂、郊区、学校以及全区的生产队都普遍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盛况”空前,郭凤莲通过大会向广西各族人民赠送了大寨大队的玉米种之后,郭凤莲、赵二苟在会上介绍了“经验”。陈永贵等的讲话,极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理论,说什么:资本主义倾向,不仅农村有、城市有,机关也有,要把这股资本主义势力打下去,要解决障碍大干快上问题,用党的基本路线去抓人的思想,抓大批促大干。昔阳县是通过抓点,解决了点面结合的问题,不敢干的事也敢干了,不敢想的事也敢想了,这样就能干一个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声势和气魄来。区党委领导人最后讲话指出,大寨的道路,是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把我区所有的大队都建成大寨式的大队,把所有的县都建成大寨式的昔阳县。

26日 自治区第二次贫代会闭幕。大会期间共有四十七个单位的代表和个人作了口头和书面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区贫协第二届委员会,通过了《倡议书》,号召全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把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新水平,以大批促大干,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为夺取明年新丰收,为实现我区第五个农业规划而斗争。区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为一九七五年全区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到大寨“取经”,学习大寨“批资批修总体战”那套极“左”的东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29日 在区党委领导人的陪同下,陈永贵等抵柳州市。陈永贵在柳州活动后说:“柳州郊区条件很好,山上是银行,山下是粮仓;号召郊区农民向大寨学习,毁林造田,大种粮食,不搞副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并说:“你们广西就比不上上海那样把资本主义搞臭。”

1975年

1月

5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8~10日 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3~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大会通过了宪法,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至十一月,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实际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开始了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使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转机。在这段期间,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先后召开了有关会议,针对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软、懒、散的状况,开始一个一个部门、一个一个企业的整顿。这些整顿在我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左”的影响太深,又有严重派性的干扰,使这些整顿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坚持下去,自治区党委在下半年作出决定,在全区开展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使“左”的东西再一次得到系统地发展,以致后来出现抢先批邓等一系列的错误做法,在全区造成极坏影响。

2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常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会后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随后,各地、市委和柳铁党委成员都根据自治区党委通知精神,先后开了党委常委会或举办学习班,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在全区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3月

4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和南宁市各单位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理论学习小组共二万多人。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各级党组织做好调查研究,联系实际,订出计划,做出具体部署,领导和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三月中旬,为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把基层单位的“斗批改”抓一遍,自治区党委决定组成宣传队抓好“三分之一”。全区从区直机关和各地、市、县、公社抽调五万多名干部组成宣传队,到农村、工矿开展所谓“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各高等院校也抽一千八百名师生参加宣传队。不少干部、群众在“教育”中被整。

26~30日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分别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工、青、妇的各级干部、广大工人、共青团员、红卫兵、青年、妇女迅速行动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资批修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优异成绩迎接工青妇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4月

1~8日 全区召开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大会。大会代表共一千九百多人。自治区领导在会上作了报告,要求把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和工业学大庆紧密结合起来,抓好“三分之一”,把工业学大庆运动提高到新水平。

1日 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颠倒是非、颠倒敌我关系,无限上纲,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23~29日 自治区党委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自治区党委、自治区革委会、广西军区领导出席了大会。会上有农村、厂矿、部队、机关、学校等十六个单位介绍他们的学习经验和体会。这次会议,为即将开展的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大造舆论。

5月

7日 广西日报社负责人传达自治区领导人的指示: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问题要处理。此后,《广西日报》紧密配合自治区党委开展的“批资批修总体战”,连续发表大批判文章,极力鼓吹极左理论,流毒深广。

24日 《广西日报》在报道自治区党委和地、市、县委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消息的同时,配发题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的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

下旬至6月,自治区党委组织各地、市、县委、部分公社党委和区直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分四批去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在昔阳与广西代表团会见。参观团先后在昔阳参观了二十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自治区党委强调要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高度来认识大寨、学习大寨。参观团回到南宁后,自治区党委立即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区党委第一书记要求各地要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彻底革命”的精神;学习昔阳、大寨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和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实践;并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昔阳、大寨的紧急动员会。随后,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地批“五种人”,批“资本主义倾向”,批自留地“商品化”,抓所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推广大寨评工记分和形式主义的人造平原,等等。致使许多农村干部、群众被残酷批斗,蒙受迫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仅南宁地区在这场运动中共处理了干部、群众一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开除党籍二百二十四人,拘留、逮捕四百六十六人,判刑四百八十一人,作其他处理六十六人。

6月

15日 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即《十条》),部署全区大打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简称“批资批修总体战”),进行开门整风。解决班子中“软、懒、散”和“五种人”问题。《十条》规定社员自留地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点七,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自留地主要种社员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围园,已圈的要严肃处理;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私分到户或包产到户,不准借田给私人搞冬种;不准私人搞马驮、马车、牛车、船只运输捞钱;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留人”;生产队要把工副业纳入集体经济计划的轨道,不准搞“野马”副业,已外出搞“野马”的要坚决地限期回来;所有企事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所需各种临时工,必须经县以上劳动部门批准,不准在社会上私自招工,商业、森工以及有关部门对木材、茯芩、松脂等林产品、砖瓦灰砂石等建筑材料,各种矿产品等的收购,要和集体打交道,不允许向私人购买。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反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积极推行大寨评功记分办法。有计划安排建设社员房屋,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粮、油、糖、烤烟,黄红麻、木材等六种农副产品,一律不许进入集市贸易;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取缔长途贩运。一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事业单位一律不准到国营林场和农村、集市采购国家统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全区所有农村集市从七月份起,一律改为每个星期天为一圩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上足百分之十左右劳动力进行常年施工。《决定》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一个城乡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批资批修总体战”在全区迅猛展开,大批干部、群众被当作“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保护伞”等进行批斗,蒙受迫害,极大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全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错整了一批好人。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仅据一九七六年一至六月统计,全区在“总体战”中揭发各种案件达二万五千五百多起,其中涉及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领导干部四百九十九人。除少数确有实据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外,不少好人被错整了。其次,运动中由于反复批判“工分挂帅”,强调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取消定额管理。这种“大概工”的推行,“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进一步扩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并在思想上造成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再次,运动中,各地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路”的花样百出。诸如自留地“搬家”、“上山”,“禁止赶圩”,“不准私人养母猪、母鸭”等等。有的县还提出批判“口粮六百斤,着重抓现金”和“窑顶冒烟,收入二、三千”,从而限制了社员的正当家庭副业,扼杀了社队的多种经营,窒息了农贸市场,堵塞了城乡商品流通。这使我区本来就很不发达的农村商品经济更加萎缩,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使群众继续过着“穷社会主义”的贫困生活。

7月

10日~8月24日 《广西日报》连续发表九篇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员文章,即:《评“野马”副业》、《“野马”是害马》、《锄“野草”》、《靠什么“上马”》、《田少人多出路何在》、《斥钱迷》、《从一百户调查中得到的启示》、《事关大局,非清不可》、《要把“野马”变“家马”》。把我区刚刚兴起来的一些社队企业当作“野马”批判而被迫下马。

21日 在毛泽东《七?二一指示》指示下,全自治区几年来积极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共办了“七?二一”大学三十所,正在筹办的近一百所,至十一月底止,共办一百三十六所,学员五千多人。另外,中小学校办工厂(车间)一千六百三十一个,以及农林场等。

8月

14日 毛泽东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这段期间《广西日报》连续发表《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等十二个专版的评《水浒》的文章。

10月

是月,全国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广西有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一百三十七人参加。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自治区党委于十月底,从区直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抽调三千二百多名干部和师生组成宣传队,与地、市、县宣传队一起,到八个地区、四个市和部分县、社、队和厂矿企业继续抓“三分之一”,要求继续贯彻学理论、防修反修,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推动普及大寨县运动。

5日 中共中央决定调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安平生任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主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

11月

上旬,全区八十六个县、市普遍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五十多万干部参加了会议。大家决心象搞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全力以赴,领导广大群众夺取普及大寨县和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由于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发展了在农业生产上“左”的东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上旬,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时,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下旬,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随后,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在全国展开。在这运动中,广西自治区党委态度坚决,行动积极,抢先批邓。

12月

27日 经中央同意,任乔晓光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赵茂勋、杜易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岑国荣、廖生东任自治区党委常委。

1976年

1月

1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宣传毛主席两首词(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两首词和元旦社论的精神实质,在新的一年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3日 《广西日报》一版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为题,报道了浦北县教育革命的成果。副题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广西日报》第一次在地方稿中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该县各学校都要认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

9日 《广西日报》一版刊登了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震惊人心的消息。可是在当天的第三版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新的胜利”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小通讯《欢腾的乐里河畔》——记田林县乐里河改河的二千多民兵、干部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情景;还登了四幅表现我区工农兵欢呼、学习毛主席两首词的欢乐场面的宣传画,画旁题有诗句:“新春喜读光辉词,迈步征途志更坚”;“夺胜利信心百倍,战逆流豪情满怀”。这与读者极其沉痛地哀悼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心情是极不协调的,干部、群众反响很大。

12日 《广西日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十八周年,自治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17日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宣传口党员副科级以上干部大会,廖炜雄在大会讲话中抢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因为区党委宣传部派驻《红旗》杂志社的人,于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早已从北京给廖炜雄来信,传达了姚文元的黑指示,廖炜雄等便有恃无恐地在会上说什么“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当天下午,广西日报社群工部立即刷出了“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的巨幅标语,贴在报社编辑部大楼的外墙上,这是南宁第一张公开写“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过路的群众十分惊异,停步围观。

18日 《广西日报》刊登自治区革委会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在大好形势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组织群众过好革命化的春节,该报并为此配发了《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社论。社论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是意识形态领域里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春节前后,往往是阶级敌人利用‘四旧’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机,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一切挑战”。于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通栏标题下,连续登了《过春节不忘阶级斗争》等文章。

下旬至二月上旬,《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了我区教育界、科技界开展“大辩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活动,把主张提高教育质量、改善科技人员工作条件错误地当作“奇谈怪论”加以批判。

一九七六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为了配合“批邓”,刊登了广西区党委写作组署名“桂志”的题为《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注: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央编译局编印《关于“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歪曲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部分材料》,摘编了广西写作组署名“桂志”的《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一文中歪曲引用的几处行文。),流毒全国。

2月

上旬,我区各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各学校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部署,和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提到的“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的精神。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了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一些严格执行学校纪律、认真抓教学质量的老师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搞“智育第一”;一些在“文革”初期或中期被揪斗、批判过的老师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刚刚恢复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了。二月九日,《广西日报》在一版显著地位刊登了南宁市二中党支部的文章《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一些体会》;几天后,又报道了浦北县党委为深入开展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培训骨干的消息,之后又登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理论组写的文章《不许篡改阶级斗争这门主课》。

12日 《北京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十四日收看报纸后,于当天下午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研究“批邓”问题,接着又召开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地、市委书记和区直各部委负责同志等共六十七人参加),会上点名“批判‘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十七日凌晨,自治区党委以《对右倾翻案风总代表邓小平同志开展初步批判的情况报告》为题,给毛泽东、党中央拍了特急电报。电文罗织了邓小平的所谓“罪状”并建议和要求中央考虑,在适当时机在全党全国点名批判邓小平的错误,彻底肃清其流毒。其后,又在县以上党员干部中对邓小平进行点名批判。

17日 《广西日报》一版转载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自治区党委常委立即进行学习。文中提到,“当前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常委们一看便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因为当时在团中央工作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梁吉泉(在一九八三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被开除党籍)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情况传了回来。于是自治区党委立即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共六十七人)批邓,分工几个常委带头批。

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后,区直机关、各大专院校,各地、市、县党委也跟着照样办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级党委常委逐个在会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即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并就在群众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作了部署。报纸每天也都是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和文章,从而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

11日至18日 自治区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期间,代表们大赞大颂“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以切身的体验,批驳教育界、科技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奇谈怪论”,决心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以阶级斗争为纲,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回击“右倾翻案风”。

3月

31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广西自治区写作组写的题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切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4月

5日 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四月初,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被中央错误地定为“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日晚,北京市派出人员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五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这就是被“四人帮”称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这个强大的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7日 晚,自治区党委常委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并以自治区党委名义,于当晚十一时致电毛泽东、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两项决议。

同日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广西日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十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莺歌燕舞,旧貌换新颜的光辉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启事》要求征文歌颂“文革”,继续“批邓”。

9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中央两个决议,愤怒声讨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的罪行”。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充分说明,邓小平是一切新老资产阶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我们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同日,各地、市、县的各族人民也分别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共三十七万人参加。《广西日报》在报道这一活动时,号召群众“把斗争锋芒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坚持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月上旬,自治区贫下中农协会在自治区党委直接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有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指示,集中火力“批邓”。会议认为贫协的工作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广大贫下中农,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

21日 《人民日报》为了鼓动“批邓”,刊登了广西写作组写的题为《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文章,流毒全国。

5月

3日至5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了有区直机关、广西军区直属机关、南宁市、南宁地区的部分工农兵业余理论骨干、专业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座谈会,对正在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新高潮,起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彻底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等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通知》。《通知》说: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重点,是所谓总理遗言。要集中力量,定出计划,抓紧时间,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查出结果,在基层单位还要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区直机关、南宁市党、政、军干部动员大会,号召共产党员和广大军民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区党委领导人、区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动员起来,打一场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人民战争。这里说的“反革命政治谣言”,是指群众中怀念周恩来总理,痛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舆论。在这次追查运动中,制造了不少冤案。

同日 在“学朝农,狠批‘右倾翻案风’”的形势下,广西农学院筹备迁校。借用广州军区“五?七”干校在全州县绍水公社的部分房屋和土地为校址,先成立桂北分院,四百多师生自背行李,步行到火车站,再乘车前往全州。说什么这是“与旧传统决裂,同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由于无校舍,只好把农学院植保、园艺、牧医、农机等五个系的师生员工,分别安排在全州县的城厢、才湾、绍水、咸水四个公社和军区“五?七”干校农场等地进行“开门办学”。口号是:“以社队为学校,以农村为课堂”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因无法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师生们意见很多。打倒“四人帮”后,农学院搬回南宁。这样往返搬迁,劳民伤财。

上旬至六月上旬,自治区党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共二千七百多人,分批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陈永贵接见了参观团负责人,大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东西,鼓吹割“资本主义尾巴”。参观人员回来后,照搬大寨那套“左”的做法,用“大批判开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盲目大搞人造小平原等等,极大地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破坏我区的农村经济。

14日 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了“全区工农兵理论队伍经验交流会”。区党委部分领导出席了开幕式。会上,廖炜雄致开幕词。梧州市光学仪器厂代表介绍该厂工人理论队伍,早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坚决抵制、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路线的“经验”。

16日 南宁军民十五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隆重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这一天,其他各地、市、县也都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

17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的电话通知》。《通知》说,这篇重要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伟大的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首位,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中央两报一刊这篇重要文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

18日 自治区革委会发出通知,要在全区迅速开展以“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歌咏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带头学唱、教唱。组织专业或业余作者编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曲。迅速在全区学校、机关、工矿、农村、部队掀起群众性歌咏活动高潮。为配合这一活动,《广西日报》于五月三十一日刊登《党中央两个决议威力大》、《翻案不得人心》、《举起革命的铁拳头》、《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歌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七首歌曲。许多市、县的广播站协同文化部门举办了广播教唱节日,教唱上述歌曲。

31日 自治区党委转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市贸易管理意见的报告》。《报告》说:“在批资批修总体战中,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把全区圩期统一由五天改为七天一次(统一规定星期天为圩日);禁止粮食、糖、油、黄红麻、烤烟、木材以及中猪上市;建立健全生产队代购代销店;取缔长途贩运,打击投机倒把;在经济领域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以来,全区农村集市贸易的活动范围缩小了,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收购农副产品的总额增加,集市农副产品出售总值下降,成交额显著减少”。各地自实行上述办法后,许多县城和圩镇出现了买不到蔬菜和其他副食品,买不到柴草,造成城镇居民职工生活上很大困难,纷纷向领导反映意见,而一些领导竟说:“宁吃社会主义的盐巴,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市场冷落萧条,造成地方财政和人民生活困难。

本月份,《广西日报》刊登“批邓”文章达到了高潮,几乎天天都有“批邓”文章,有的甚至一个整版和两个整版都是“批邓”文章,二十一日发表了《“猫论”就是复辟论》,二十四日二版发表了署名“区效”的批判文章《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翻案复辟》,同日的第四版还发表了署名“黄河”的长诗《第十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攻击邓小平。用诗歌形式如此毒恶攻击邓小平,在全国实属罕见。

6月

7日 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区党委主要领导人在会上作报告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一斗争中,我区各地紧密联系实际,揭露了一批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县革委会的局长、副局长,县党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有市党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大量的事实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内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走资派还在走”。还说:“去年,尽管有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干扰,但我们始终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组织县委书记以上主要干部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坚决执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打了批资批修总体战,这实际上是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今后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要紧密联系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使我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不断深入发展”。会上,还印发了一些“走资派”的典型案例。

7月

28日 《广西团讯》第十三期发表署名团区委学习中心组的文章《邓小平是最大的教唆犯》。文章说,“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挂帅人物,他利用手中掌握的那部分党政大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毒害群众,唆使青少年走资本主义道路,比社会上的教唆犯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七、八月份,批判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所制订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和《工业条例》所谓“三株大毒草”,直至十月打倒“四人帮”后才结束。从一月到十月,《广西日报》刊登我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稿件共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共六百五十四个版,平均每天六篇;有时一天四个版都是批判文章。

9月

9日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自治区党委于九月十日发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唁电,“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同时也给江青发唁电,“向江青表示亲切的慰问”。

18日 全区一千七百多万各族人民怀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分别在南宁和其他各市、县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各地人民群众表示,化悲痛为力量,抓革命、捉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10月

6日 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全国人民衷心拥护,拍手称快。

下旬,全区各市、县党、政、军、民、学,上千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城乡一片欢腾。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广西军区给党中央、华国锋发了致敬电。

一九七六年,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潮中,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七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书,(一)《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四十三万五千册。(二)《评三项指示为纲》,印了五十万册。(三)《翻案不得人心》,印了二十万册。(四)《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击右倾翻案风》,印了十万册。(五)《简评<水浒>》印了二万三千册。(六)《<论总纲>选批》印了十万册。(七)《从苏联变修看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印一万六千册。以上七本书共印了一百三十七万四千册。竭力宣传极左理论,诬陷邓小平,流毒广西以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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