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1-1 作者：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 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
江西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轻骑》、南昌五中“一小撮”战斗团《猛闯》兵团震撼世界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赢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不平凡的战斗岁月，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怎样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亲自部署、发动和领导这场伟大的革命；我们怎能忘记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舵手毛主席怎样带领我们跨过万水千山!今天，当我们以无限胜利喜悦的心情回顾这光辉的历程，翻开绚丽的史册，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感奋!
满怀对我们最高红司令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最忠诚、最深厚的感情，我们江西大学数学系六二级和南昌五中十一届二班全体六七年应届毕业生编印了《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献给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献给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本大事记是以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印的《天翻地复慨而慷》为底本编辑而成的。对其中不少部分，我们作了重要的增删，删去了一些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东西，增编了许多新的内容，尤其是江西省在一月革命风暴以来的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九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毛主席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哲学、经济、史学、文学、新闻、戏剧各界里开展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
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大反攻的号声吹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旗帜，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那黑云翻滚、群魔乱舞的岁月，她紧跟毛主席，坚持真理，力排众议，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亲自领导了京剧革命，冲破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层层压制和阻挠，攻下了京剧这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顽固堡垒。一九六三年我国掀起了京剧革命的伟大高潮。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登上舞台，大放光彩。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毛主席针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在一份反映柯庆施同志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批示，尖锐指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七月三十一日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与周总理、康生、江青等同志的指导下，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江青同志几年来率领文化革命的先锋战士，英勇奋斗，辛勤劳动，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胜利演出。
演出期间，毛主席观看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优秀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了京剧革命的道路。
刘少奇、邓小平的黑手伸进了这个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等伪装热心京剧改革，挤进大会大放厥词。彭真在讲话中恶毒攻击京剧革命现代戏是“粗制滥造”、“四不象”，他说：“你们最近可以把那些古人戏稍微搁一搁……，索性搞那么一段时间，把现代的革命戏演顺了手，那时，再同时演一部分古代人的戏也好”与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企图从根本上否定京剧革命。
江青同志向观摩演出人员作了《谈京剧革命》的重要报告，运用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京剧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发挥了毛主席关于京剧革命的指导思想。
这次演出的成功宣告了京剧的新生，大大促进了文艺界各条战线的革命化。
“革命经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京剧打开缺口的。”(陈伯达)以京剧革命为标志的文艺革命，是震撼世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开端。
六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又一次作了极其重要、非常尖锐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同时，毛主席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所谓《整风报告》上批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观看现代革命戏剧、舞蹈……，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八月 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道：“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九月 毛主席在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写的信上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十月八日 毛主席观看了江青同志指导创作的我国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热情鼓励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中旬 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北京京剧一团把《芦荡火种》作了重大修改，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突出了武装斗争，并改名为《沙家浜》，再度公演。这是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斗争所取得的一个伟大胜利。
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旧剧开了新生面，八个样板戏大放异彩。
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指示和文艺革命所取得的伟大的胜利，使得那些盘踞在文艺领域中的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们一片惊慌。
三月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胡说一九六四年以来学术、文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搞“过火”了，“妨碍了创作繁荣”，要赶紧“刹车”。邓小平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文艺革命，影射江青等同志。他说：“文艺作品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多完美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有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预感到文化大革命的威逼，他们处心积虑地否定京剧改革的伟大成果，妄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扼杀在摇篮里。
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了，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六十年代世界革命根据地里开展起来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代马列主义的最高峰。
65.11—66.5.16，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这一时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党的上层机构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三家村”的后台老板，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是这一时间黑司令部的台前人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彭真在反革命的“二月提纲”中，扯起了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拉向资产阶级纯学术批判的邪道，加以扼杀。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毛主席制订了“五?一六通知”。粉碎了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姚文元文章——反革命“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是组成这八个月惊心动魄阶级斗争画面的三大环节。
一九六五年九月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并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郑天翔、万里、邓拓等人，但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对当时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员康生同志却一直封锁着。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什么：“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大野心家罗瑞卿无耻污蔑，说这是“瞎说一通。”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彭真一伙们利用大权在握，千方百计想扼杀这篇文章。江青同志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冒着风险、顶着恶浪，密秘（应为“秘密”——编者注）地组织写作班子，经过七、八个月的反复修改，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讯号，揭开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攻的序幕。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文。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什么：“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文。
姚文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文。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他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章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文，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订，电话询问也不表态，直到二十五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点名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判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文；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文，“以免震动太大。”于是《光明日报》拖到十二月二日才转载。彭真还布置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并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一)《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又经过许立群、姚溱参与讨论和修改定稿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二)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钻故纸堆。
陆平黑帮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
十二月一日 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这样一说，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部队的同志只考虑部队的教育问题，不考虑全国的影响问题。”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彭真又鼓吹所谓“放”的方针，说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真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三日 姚溱和吴冷西召集中央级报刊负责人开会，贯彻彭真的意图，叫嚷：“不要集中在吴晗一人身上，对问题不对人，现在不是把吴晗本人搞臭。《人民日报》的按语中，我们就勾掉了吴晗、勾掉了与其他有关的问题。……”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下马不得已才写这个剧本的。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十二月七日 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
十二月八日 《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反动历史观。
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出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你们所谓的中央，就是彭真的朝廷)，《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看!又是鼓励又是定调，一群狐朋狗党。
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日 彭真在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恶毒地诬蔑、漫骂和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说：“人民觉悟的提高，不仅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靠反面教员。……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是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的。”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青草，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嚷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何其恶毒！。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斗志，武装了革命人民，揭穿了刘少奇、彭真一伙赫鲁晓夫式野心家的阴谋诡计。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杨成武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脑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把吴晗一伙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种一般的“社会思潮”，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的反动的政治实质。
十二月三十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二)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搞反革命情报，说过“大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地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同彭真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文没有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使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竟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一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赞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一个案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的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来管，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猖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话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炮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并附上一封亲笔信，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判”的“意见”。为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作准备。
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平是个好同志”，以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次会议，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革命气概，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策错误了。”迫不得已，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副主席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界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
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真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发下了许立群搞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同时又竭力包庇右派，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又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扬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了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励（应为“厉”——编者注）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炮制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同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在旧北京市委会上传达“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的内容，会上黑话连篇，乌烟瘴气。他们一会儿吹捧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水平高”，一会儿又给邓拓打气说：“你是左派，你有错误，在党内检讨一下就成了。”邓拓叫嚣说：“我不怕，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射，可以辩论。我手上也有别人不少小辫子。”
二月五日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反革命“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后台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也就是他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满（应为“瞒”——编者注）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去向毛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一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事后却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厉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把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反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它扯起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面破旗，祭起了“五大法宝”，企图扼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反革命“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绝口不提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而是大肆贩卖彭氏黑货，迫不及待地把矛头指向左派，诬蔑左派“自以为一贯正确”，“老虎屁股摸不得”。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三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叫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不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分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查检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的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邓拓一通。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慌，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燕园(陆平)——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就是不让搞文化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整系下去。……帐蓬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了一股下乡搞“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励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这个“四家店”的大头目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分（应为“份”——编者注）替吴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辨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议，掩饰自己的错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蹋一脚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是好的，但写的东西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分（应为“份”——编者注）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出提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要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住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评（原文如此——编者注）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日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炮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讨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一)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二)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三)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布置，当天从报社拉回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头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 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让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开会，仍同旧市委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遥控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向他们泄露会议重要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精神写的。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但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的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脚，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版。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的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见大势已去，便假装揭发，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图蒙混过关，东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五月四日 (1)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复。”说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的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谴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2)《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付（应为“副”——编者注）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举国震动，旧北京市委开始全线崩溃。
五月十日 (1)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2)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 (1)《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旧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2)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
五月十四日 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傢伙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5.16《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伟大的历史文件》)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下令广播和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四海翻腾，五洲震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的群众运动席卷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把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一撕，公开跳到台前，迫不及待地炮制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反干扰”、“抓游鱼”，镇压革命，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他老人家以最大的决心，最宏伟的胆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铲除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大隐患。扭转了方向，端正了船头。亿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伟大统帅的率领下“上九天”“下五洋”，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下旬 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她极大地武装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五月十七日 中央文革理论调查组曹轶欧等同志冲破前市委、陆平、彭佩云黑邦的种种阻挠到北大对陆平、彭佩云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鼓励北大革命派起来造反。
五月十八日 林彪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饭店会议开场。会议集中了前北京市委和市人委各级干部五百八十四人(其中很多是三反分子或者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由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凡主持。李雪峰亲临会场，作了三次报告。会议利用黑帮斗“黑帮”，使他们逃避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给牛鬼蛇神设置了一个安乐窝、避风港。这个黑会是新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北京饭店会议直到七月底才被迫收场。
五月二十五 在五·一六《通知》的号召下，在中央文革、康生等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宁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在“三家村”的顽固堡垒里燃起了一把革命的火。五?二五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它揭发了宋硕、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揭发了彭真、陆定一黑帮。这张大字报好得很!好就好在它把斗争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二五大字报是五?一六《通知》的光辉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五?二五大字报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惊慌失措。陆平黑帮开动全部反革命机器，猖狂反扑。晚上，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召集大专院校党委书记开会，污蔑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影响很不好”，宣称“党员不要贴大字报，作为一条纪律。群众要贴可以劝阻。”深夜十二时许，刘少奇邓小平指派李雪峰和刘、邓的黑干将张彦(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匆忙赶到北大，先和黑帮分子陆平、蒋南翔密谋后，向党员和团员干部作了讲话，挥舞“党纪国法”“内外有别”的大棒，批评大字报泄露了党的机密。并给陆平打气，要把“运动领导好”。这个讲话影响极坏，在群众中引起了混乱。一场反革命的围攻开始了。
五月二十六日——六月一日 陆平黑帮困兽犹斗，大肆围攻北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燕园内黑云翻滚，革命火种有被捕灭的危险。
五月二十九日 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革命青少年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光荣成立。这是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
五月三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陈伯达同志亲临《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日报》，并作了重要讲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对《人民日报》垄断地位崩溃了，《人民日报》宣告新生。此后，《人民日报》宣传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号令。
六月一旦 (1)《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条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2)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等同志，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以最高的热情支持这张大字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战斗号令。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六月风暴席卷全国。
晚上八点钟广播大字报，十二点，刘、邓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张承先工作组先头部队急急忙忙地开进了烈火熊熊的燕园。激烈的阶级斗争，殊死的夺权斗争把历史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六月二日 (1)《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2)《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3)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六月三日 (1)《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人民日报》第二天也转载了这一消息，这是革命道路上新的绊脚石。
(2)在李雪峰同志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的同时，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分子赵凡、万里、陈克寒等粉墨登场，拉起了新市委书记的红带子，干反革命的勾当。新市委急颁“安民告示”：“大中学校一律不停课，要停最多两三天。”李雪峰在市委机关一手制造了“六?三事件”。说革命干部写批判他五?五在北大讲话的大字报是“造谣”“暗流”“阶级斗争的反映”，胡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于是，市委机关中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受到了长达半月之久的围攻，二百多人重点挨整，全市委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作检查，不少人被打成“右派”“政治商人”。
(3)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急忙召集各部负责人会议，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擅自决定给各校派工作组。说什么：“没工作组不行，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夺权单位要派，群众起来原党委失去信任的也要派”，“哪里出事，哪里派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象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刘少奇还忧心忡忡地对胡克实说：“我要离开北京几天，你们要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啊!”他们把北京抓在手里，企图搞成一个“样板”，向全国推销。
陈伯达等同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帜，坚决反对派工作组去镇压群众运动，坚决抵制刘邓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刘邓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
于是，他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三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
六月六日 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
六月八日 北航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
六月九日 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
六月十五日 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
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往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
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
“树欲静而风不止”。前面赶走了虎，后门又溜进了狼。
(4)刘少奇、邓小平炮制了反革命的“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的灭火“指南”。且看是些什么货色：“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在街上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是日，新市委火速传达。李雪峰还特派吴德代表他到当时的革命最活跃的北大传达“八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眼最亮，当晚，北大等校贴出了反对“八条”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八条”是“框框”“压制革命”。
六月四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根据五?一六《通知》精神，不指名地公开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
(2)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邓小平的保举下，黄袍加体，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并窃取了中央文革“顾问”头衔，把手伸向《人民日报》，卫生部，高教部，学部等单位，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接收大员”，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高度赞扬，全力支持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精神。文中指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九六五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一个典型。”社论大声疾呼：“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那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六月六日 ①《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一文，《人民日报》同日转载。
②康生同志到北大看大字报，高度赞扬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但张承先却把这样的大好形势说成是“乌七八糟”，扬言要寻机“反击”。
③所谓新《北京日报》发布编委会“公告”，李雪峰任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为新《北京日报》编委会总编辑。旧《北京日报》这个彭真反党集团的忠实工具，改牌换记，成了刘、邓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喉舌。“新”《北京日报》从六?六“公告”开张到九?二宣布休刊，前后共八十九天，发表了五、六篇所谓“指导性”的社论，始终贯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陶铸进中宣部。他一到，就大耍陶的拿手本领——两面派手法。上午十一时，假惺惺地接见中宣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同志，随后又装腔作势到大食堂去吃饭，“同群众生活在一起”，鬼知道，他四日一下车，就已和阎王张子意通过了电话。是日十一点之前，早已偷偷地接见了张子意等阎王、判官，抚慰他们说：“我对同志们都寄以希望，对许立群、姚溱、林默涵、童大林也还寄以希望。”为他们开脱罪责说：“总的责任是彭真、陆定一”，“我们应负多少责任，就负多少责任”，“犯多少错误，就改多少”，为他们定调，说“大多数是认识问题。”一付（应为“副”——编者注）保皇派的丑恶面孔。在当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陶铸把阎王张子意、张际春等请上主席台，给“小鬼”大声棒喝，胡说“现在大字报太多了”。还别有用心地说：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都可以贴大字报，以制造混战，打击一大片，保护阎王殿。这以后，陶铸更加明目张胆地包庇陆定一等阎王、判官。他胡说陆定一的问题是“封建主义东西多一些”，周扬嘛，是“资产阶级思想多”，许立群“是有才干的，在好的领导下，可以做很多好工作，在坏领导下，也可以干坏事。”“姚溱交代了不少材料，还不错。”张子意是“老革命”，“不是黑帮”，“他同陆定一只是工作关系，副部长和部长的关系”，因此“要区别对待”。“童大林可以起义”。张际春最好不过，是受陆定一“排挤”的，在中宣部“有职无权”，宣布继续任副部长。这番话，说得这帮阎王、判官们眉开眼笑。新阎王，旧阎王握手言欢，狼狈为奸。
六月七日①《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一句话，就是统帅一切。”
②张承先下令封闭北大校门，把迢迢千里赶来支援和学习的革命群众拒之门外。张承先进北大后，所耿耿于怀的就是如何按照刘、邓的意旨，扑灭北大的六月烽火。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说给工作组提意见是“不相信党中央”，什么“听不听工作组的话是听不听党的话的标志”。他狂犬吠日，攻击毛主席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过时了”。他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把怒气冲冲的革命师生赶进平静的书斋，沉闷的阁楼。六?一以来北大造成的生气勃勃、痛打牛鬼蛇神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
在干部问题上，张承先工作组完完全全执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路线。他说北大的干部、教职工“都是黑帮黑线人物”，党员“都是修正主义的党员”，扬言“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总之，统统都要痛加扫之。唯独对陆平、彭佩云爱护备至，派人给他们站岗、打饭、送报，让他们看电视，睡大觉，奉他们为佛神，不准揪斗。
(3)清华园在沸腾。“蒋家王朝”见革命师生起来了，就用加课、考试来压制，制造“一万对七百”的虚假多数进行围攻。还提出了反动透顶的口号，什么“保卫党委就是保卫党中央”，什么“保卫蒋校长”，“我们最最敬爱的蒋校长姓‘马’”等等。是日晚，北大革命同学突破张承先的包围圈，冲进蒋南翔的封锁线，到清华点火，揭露蒋贼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的所谓“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等罪行，蒋记黑校党委恼羞成怒，亲自导演了所谓的“辩论会”，围攻、谩骂北大革命同学和清华革命师生，然后派人将北大的同学押送出校。这就是清华发生的“六?七”事件。
六月八日 (1)《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号召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
(2)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师生赶走了宋××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院才四天。但是，宋××还未走，又来了朱春和(邮电部政治部主任)工作组。朱吸取了他的老弟朱××死保北邮院党委而垮台的教训，使出了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法术。然而，不到四天，革命烈火又烧上了朱春和。
六月十二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停职反省。次日，北京新市委宣布，叶林工作组代行该校党委职权。
清华工作组一上任，不发动群众，不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到处给群众泼冷水，污蔑革命群众是“乌合之众”，“象一群羊”，实行“横扫一遍”政策，把清华大学基层和上中层干部共五百多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赶“上楼”，“撤职罢官”、“靠边站”。他们说：“蒋南翔坏了，那么从党委、团委到系总支、分团委、党支部也都坏了，各级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清华是黑窝”、“清华党是黑党”。他们逼着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搞人人过关，实行典型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六月十三日 (1)陶铸违抗毛主席的指示，调他的亲信张平化、李剑白组成工作队到中宣部镇压文化大革命，宣布“现在是工作队专政”。同时又派张际春(旧中宣部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指定张际春为学部文革组长，操纵学部运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2)陶鲁笳惊闻邮电学院第二个工作组被赶，慌忙拖着肥胖的身体，笨猪般的赶到北邮，叫嚷：“我相信，你们工作组是革命的，朱春和同志是彻底革命的。王子纲同志也是革命的”，“你们的根子就是我们”“就是党中央、毛主席”。陶鲁笳刚走，革命师生就贴出了大字报，“五问陶鲁笳?”“请看陶鲁笳的保票”等等。
六月十四日 (1)《红旗》发表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社论，又一次批判了反革命《二月提纲》中的“五大法宝”。
(2)清华大学革命小将迎着风浪，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指出：“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现工作组不可信任”。接着六月十六日，蒯大富等同学相继贴出同样的大字报。
六月十五日 高教部的革命干部揪出了蒋南翔之后，陶铸急忙让他的亲信刘仰硚代理部长。革命群众坚决反对，又揪出了刘仰硚。是日，陶铸又匆匆赶到高教部，传达了所谓“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正式宣布“何伟同志兼高教部部长职务”(何伟，旧教育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痛斥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反动逻辑，写道：“这些傢伙们有个奇怪的逻辑，谁要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这伙黑帮，就说谁是‘反党’‘反中央’”。文章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决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决不能搞‘和平过渡’，决不能搞‘合二而一’，而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这是彻底的辩证法，彻底的革命精神，它大大地武装和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
六月十七日 北师大女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这张大字报的所谓“辩论会”。会后，邓小平的女儿邓×向邓汇报，问邓反工作组对不对，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正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雪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着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件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而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②《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并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
六月十九日 ①《人民日报》公布了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②薄一波第一次到清华看大字报，遇到蒯大富同学。蒯提出要赶走工作组，薄训斥蒯说：“你应与左派站在一起，与工作组站在一起，不要比左派还‘左’，建议你写大字报，表明自己与左派、工作组站到一块共同斗黑帮。”
③王光美“受少奇同志委托”到清华“看大字报。”。此后，王光美在前，刘少奇牵线，一心想在清华大学再创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桃园经验”，用以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抗衡，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日 ①《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文中写道：“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然欢迎大字报?拥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人民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事实正是这样，革命师生热烈欢呼这篇社论的发表，而那些资产阶级保皇工作组则对它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北航等院校工作组下令不让广播这篇社论。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革命师生起来造反了，《六·二○》革命烽火升起来了!
②凌晨，地质学院长工出身的老党员，院党委常委李贵同志和部分干部、教员一起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揭发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革命口号。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广大革命学生的支持，革命师生团结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矛头直指邹家尤工作组。这就是地院无产阶级革命派引以为荣的光辉的“六·二○”造反运动。
地院“六·二○事件”传到资产阶级老爷耳里，他们神经质似地跳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当时的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何长工(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等断言地院有“地下司令部”，指使工作队抓李贵，陶还布置说：“工作队要沉着顶住，不要慌，要注意发现和组织‘左派’队伍，否则控制不了局势。”第二天，何长工、胥光义(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又亲驾地院，颠倒黑白，胡说“六·二○”是“少数人闹事”，是“对邹部长的围攻”，诬蔑地院的形势是“乌云遮天”，宣称工作队是“革命”的。这几个蠢驴还调来一帮子地质部机关工作人员，为邹家尤工作队呐喊助威，组织家属、小孩搞什么游行，出尽了洋相。这是反革命的“六·二一”反扑。
(3)六月二十日清早，北师大十七位同学贴出了“孙友渔把运动引向何方?”的革命大字报，革命师生纷纷支持。上午十时，孙友渔急忙作“广播讲话”，污蔑贴大字报的革命同学“别有用心”，想混水摸鱼，说“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制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混蛋逻辑：反对孙友渔就是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孤立毛主席，就是企图夺党的领导权。围攻开始了，什么“横扫外围”“反干扰”“抓游鱼”一片白色恐怖。但革命师生顽强战斗，中午又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一针见血揭穿了孙友渔的阴谋。然而，晚上，新市委下一道“指示”说什么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给孙友渔撑腰，使得北师大围斗群众的现象愈演愈烈，革命师生被批判斗争，整了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许吃饭。但是，北师大六?二○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④是日，北京轻工业学院的革命师生撤了张万合(一轻部政治部主任)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后，大发脾气，说：“不要怕学生，我同蒯大富辩论过，也不过是林希翎式的人物。”并亲自到轻工业学院镇压，看到群众怒不可遏，只好撤了张万合，另派邓东哲(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曹鲁(一轻部副部长)为工作队长。轻工革命师生马上截（应为“戳”——编者注）穿薄的西洋镜，说他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来了一个大保皇派。
⑤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刘少奇即找该校工作组和革委会(包括其女儿刘××)谈话，胡说：“出现说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阴险地布置说：“敌人出洞了，这个蛇出洞了，你们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就是刘少奇，直接幕后指挥，把师大一附中的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
⑥六月二十日半夜十二时，铁道学院革命师生掀起了赶工作组风暴。六月二十三日，薄一波、吕正操把它定为“六·二○”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六?二○革命风暴席卷北京市大中学校，前后几天时间里，三十九所大学的工作组被赶。这是革命师生反工作组的大胆赏（应为“尝”——编者注）试，它给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沉重的打击，好得很!刘、邓及其一伙被“六·二○”吓得魂不附体，当他们惊魂稍定，就迫不及待实行猖狂的反攻倒算，说什么：“六月二十日前后，在野右派感到气候已经合适，纷纷出笼，他们和黑帮分子、保皇派等互相勾结，利用群众的革命热情，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兴风作浪。”看!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啊!
⑦由六·二○开始，在林院发生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即二十二个问题)的大字报事件，是刘、邓残酷镇压全国革命造反派，扼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个典型事例。
六月二十日的清晨北京林学院蒋××等五位同学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后所得记录，整理成二十二个问题，用大字报贴出，题为《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同志谈话纪要》。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完全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因而它深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短短几天，到六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南昌、长沙等三十四座大中城市，计十五个省、自治区，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沉重地打击了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就这样一份革命大字报，却被薄一波、新市委以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大字报的作者，林院的五位同学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受残酷斗争。监禁起来，进行长期的逼供信。薄一波把林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七月九日，工作组召集十二个院校四千余人参加的所谓“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等同志达八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等的预备党员资格。”
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抄这份大字报的三位同志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师史××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反革命围攻象瘟疫一样流毒全国，很多地方有领导有组织地批判这个《谈话纪要》。
直到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这张大字报才彻底平了反，重见天日，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报作者和转抄者才得到了解放。这是对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一次大翻案!
⑧刘、邓得悉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以及各校的六·二○革命风暴认为出现了“逆流”，说“许多单位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邓小平叫嚷：“‘六·一八’不是北大一个学校的行动，而是有计划的，坏人的联合行动。”在主子的授意下，张承先写出了所谓的《六·一八简报》和《二十天工作总结》两个反革命文件。李雪峰看后大加赞赏，说“张承先的反击是对的，取得很大成绩”，“把伸手的揪出来了”，并说：“这样的反击要多一些，”刘、邓如获至宝，大笔一挥，批转全国。他们在所谓的中央批示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是刘、邓扼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步骤。北大“六?一八”的反革命血腥镇压事件从此波及全国，多少革命小将被打成了“反革命”。
六月二十一日 (1)下午陈伯达同志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并接见了革命同志，伯达同志指示：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进行革命串连，各单位要争取左派掌权，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秩序。文委的文化大革命的主人是文委的革命群众，工作组只能起顾问作用。陈伯达的讲话击中了刘邓路线的痛处。刘、邓的黑干将，对外文委工作组长张彦，立刻跳出来，恶狠狠地说：“他们来不打招呼，我们也就不理他，保卫工作我们也不负责。”并叫人整陈伯达同志的材料。六月二十二日，对外文委就出现了《陈伯达给了你们什么指示》的反动大字报。过了几天，七月一日，陈伯达同志第二次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张彦冷冷地说：“老夫子又来了，我不去见，见了被动。”又说：“我们要静观动静，搜集反映，就当没这么回事一样。”七月二日，陈伯达同志派中央文革的三位同志到对外文委继续看大字报、门卫竟无理阻拦，不让进。张彦大发雷霆，叫嚷：“他们真是欺人太甚，以势压人，我非抓他个小辫子不可。我也不是好惹的，按我过去的脾气，我非把他们捆起来不可!”并谩骂戚本禹同志“少年得志，不可一世”“专门找岔子”。这是六、七月份出现的反中央文革的严重政治事件。
(2)清华大学蒯大富同学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以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写得多好啊!几行小字使工作组大为恐慌，引起了清华园很大震动。
(3)是日，王光美带着刘少奇的“指示”正式进了清华园，成了一名神秘人物。王一下来，就扬言：“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4)薄一波给叶林打电话：“一些学生有托派味道”叫清华工作组进行“反击”。同一天，这个大叛徒又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报告上批道：“我看学生中有‘超左派’，这些人是否有背景，不得而知，你们要好好研究、观察……目前运动很可能是我们同‘超左派’争夺领导权。”
(5)北航石××贴出革命大字报《一条‘无头’的黑线》，被工作组打成“大毒草”，组织了十余天的所谓“辩论”。然后，七月六日，赵如璋作“总结报告”：“大辩论性质是夺文革领导权”，“揪出了石××之流牛鬼蛇神”“石××动机肯定是坏的，是别有用心的。”革命的反抗被镇压。
六月二十二日 ①地质学院一同学给薄一波打电话，反对李人林六月二十一日在地院的讲话，薄即刻写了一封简信：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来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派工作队去行使职权，这就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权，那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进，但不可以随便给工作队扣什么‘保皇党’之名称。”
他还在地院工作队整李贵同志的黑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为反革命的“反干扰”制造了理论基础。
②邓小平把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北大学生)召回家，收集材料，阴谋对抗陈伯达同志关于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邓对他子女胡扯什么：“工农、革干子弟掌权，这是一个方面”，“真正左派要和工作组结合起来”，“运动中要不断分类排队，选准打击目标。”等等
③清华发生“电话事件”。化九班(蒯大富所在班)要开会，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后来去的都是工作组秘书。次日蒯大富等贴出：“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会（应为“回”——编者注）事?”的大字报，哄动全校。“电话事件”是王光美运用刘少奇的“引蛇出洞”战术一手策划的。
六月二十三日 ①当此之际，正是北大、师大、地质、清华、人大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反工作组风潮兴起，此起彼伏之时，刘邓黑司令部慌了手脚，李雪峰为此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敌我的“报告”。他把革命师生反工作组说成是“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制造了一个混蛋逻辑：“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重要标志。”他耸人听闻的地说：“对右派赶工作队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这个“报告”，是李雪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动纲领。六月二十日，李雪峰通过《北京日报》，按照他“报告”的精神写了一篇社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一定要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这是一株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毒草。
②北京邮电学院三百名革命师生到邮电部揪王子纲(邮电部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经过坚决斗争，王子纲只好滚出来，革命师生声声责问，王子纲张口结舌，昔日威风扫地以尽。但是，薄一波，陶鲁笳却把这个革命的“六、二三”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横加镇压。
③“胡家店”炮制了《中国青年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这株毒草一出笼，就被革命师生揪住，痛加批判。
④薄一波，陶鲁笳布置“反干扰”，陶说：“要打歼灭战，不要打击溃战，要横扫一切”，又说：“要追根，把背后的黑线挖出来。”并确定以邮电学院，林学院为“反干扰”重点。
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干扰”运动开始了，刘邓及其同僚们向革命造反派举起了罪恶的屠刀!
六月二十四日 ①清华《六?二二》电话事件后，由刘少奇背后拉线，王光美亲自导演，叶林亲自出马，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清华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十字军征讨。在当晚，召开了所谓“声讨会”。清华革命造反派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紧紧抓住“电话事件”，步步进逼，工作组被搞得狼狈不堪，工作组长叶林恼羞成怒，叫嚷道：“他(指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并宣称“工作组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第二天，王光美的指挥下，举行了拥护工作组游行示威。“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反动口号充斥清华园。风云突变，长达二十余天的“反蒯斗争”开始了。
②刘少奇凶相毕露，对他女儿(师大一附中的)说：“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还说：“可以讲何××(高三学生)为坏分子……揭这些人，争取群众，压倒何××他们。”
③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为“造反有理”大喊大叫。工作组把它打成“反革命宣言书”。胡克实吓坏了，他学着刘少奇的腔调，叫嚷：“凡是背着工作组的活动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提出“要解散红卫兵，把党组织恢复起来。”他对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狂叫：“硬一点，硬起来!!”“坚决反击，坚决反击!”但是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红卫兵在高压下茁壮成长。
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队长刘新权(外交部副部长)，亲自上阵，作动员报告，镇压六月中旬掀起的反工作组运动。于是，北外进行了整整二十八天的“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工作组代替各级党组织，掌握全校各级大权，在各系、各班寻找一、两个反工作组的所谓“游鱼”，当作典型，进行“辨论”，实为围斗，在革命师生中进行反革命的分化，瓦解。大批革命小将受到迫害。
⑤陶鲁笳主持召开工交口院校工作组会议，让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邓陈哲介绍所谓“反干扰”“经验”。会后，陶亲自出马到邮电学院，替工作组打保票，派李人林“坐镇”地院。颁下一道道黑指示：各院校学生不得互相串连；到中央、国务院请愿不派汽车，要派人“陪同前往”；必须解散校内一切自发组织。
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少工作组用这篇社论来压制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各高等院校，先分批传达了李雪峰的“六?二三”报告，“反干扰”到达顶峰，高校一片白色恐怖。
地质学院工作队公布了薄一波的所谓“批示”作为上方宝剑，在“先扫清文化大革命道路上的障碍，斗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黑线”，“反工作队的干部要揪住不放”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一个镇压革命的“反干扰”运动，历时二十三天之久。十三名革命干部、教员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七一庆祝党的伟大生日时，还召开大会斗争革命师生。棍子满地来，帽子满天飞，什么“反党干将”“现刑反革命”，“特务分子”等等，许多同志被整得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度摧残。有的同志被迫写了十万字的检讨，依然通不过，必须承认是“主观上反党”。在“反干扰”中，工作队一手炮制了清一色保工作队的干将组成的伪院文革，强加于地院广大革命师生的头上。企图控制和征服地质学院广大革命造反派。
六月二十七日 ①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到彭、罗、陆、杨问题时，竭力包庇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什么“四家店”“从性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吹捧彭真反修“有功迹”，只是有“宗派主义情绪”，“毛泽东思想不大懂”，“搞个人突出”。说陆定一不过是“反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反左不反右。”说大军阀罗瑞卿仅仅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的作风。而大特务杨尚昆只是“严重地违反党纪国法”而已。
②薄一波在轻工业学院工作队的一个报告会上批示：“应抓紧时机做工作，把牛鬼蛇神(包括‘超左派’)揪出来，特别是注意揪其后台老板。”
陶鲁笳对李人林说：“地院‘六?二○’是反革命事件，……先搞破坏分子，再搞院党委……。”指挥地院工作队继续“反干扰”。
六月二十八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要各省市向宣传、文化、新闻、广播、出版等部门和所属单位派强有力的工作组，并“指示”各单位，“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革命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日。
(一)《红旗》第九期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语指出，《讲话》“最完整地、最全面地、最系统地总结了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最完整、最彻底、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
(二)《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这篇社论是陈伯达同志起草的，但万恶的刘少奇、邓小平依仗权势强行修改定稿。他们别有用心地将原稿中“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威望，在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一句删去，并公然反对关于毛主席超过马、恩、列、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的论断。原稿中点了彭、罗、陆杨的名，也被他们统统砍掉，并把原稿中揭露彭、罗、陆、杨，“手伸得很长，抓党权、抓军权、抓政权”，篡改为“要抓党权、要抓军权，要抓政权”。与此同时，却大量地塞进了刘、邓的私货，什么“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啦，什么“早在二十年前，刘少奇同志就向全党指出”啦，什么“邓小平同志指出”啦等等，猖狂地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贬低我们爱敬的林副统帅。死皮赖脸地往自己脸上贴金，真是罪恶滔天、千刀万剐。
(三)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跑到北大作“报告”，吹嘘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保张承先工作组，说什么“张承先有丰富经验”，并大肆散布反地方党组织就是反中央反党的谬论，镇压北大文化革命运动。
张承先借庆祝“七一”为名，大搞清洁卫生，把大字报全部撕下，整个校园“干干净净”，冷冷清清，其他各校也大抵如此。
(四)《红旗》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刘少奇急忙派人到天津抚慰周扬，叫他“不要紧张”。陶铸也马上叫张平化给周扬打电话，传达刘、邓和他自己对周的“问候”，让其“安心休养”。周扬感激涕零。
七月二日 刘、邓盗用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所谓“七?二指示”)，大谈要加强党的领导，运动要置于工作队的控制之下。《通知》，把生产和革命对立起来，以生产压革命。这个《通知》是薄一波、陶鲁笳按照刘、邓的授意草拟的。陶在写这个“通知”时还极其恶毒地把由于年中设备维修而引起的六月中旬钢煤季节下降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叫嚷“要写得严重一些”。
七月上旬 陶铸下令，以中宣部名义办一个党内刊物《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去要刘少奇题字(后因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垮台而未得逞)。他亲自审定的第一期八篇稿件中，主要一篇是大叛徒薄一波的黑报告。还有一篇西北局“决定”，大吹大叛徒刘澜涛，狂热地颂扬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早在二十一年前”就如何如何“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并疯狂地攻击陈伯达同志。另有一半以上文章是中南的，大肆吹捧他的独立王国。
七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
(二)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影秋代新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这是一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杰作，《汇报要点》诬蔑革命闯将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不打自招地说，前一段“扫除干扰”取得了很大“成绩”，今后要努力加油。
(三)晚，刘少奇向王光美、刘涛布置：“①“要把蒯大富当活耙子打”；②“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字里行间，都表露了这个中国头号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一道圣旨，老婆、女儿，虾兵蟹将纷纷上阵。当天，薄一波二进清华，配合工作队，大骂蒯大富是“小牛鬼蛇神”，“要夺共产党的权”，是“反面教员”，“缴枪不杀”。清华白色恐怖加剧，臭妖婆王光美创造了“反蒋必反蒯”的反动理论，作为工作组的行动纲领，他们危言耸听，造谣生事，什么“坚决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猖狂进攻”，什么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左派”等等，各系各班大抓所谓“蒯式人物”。七月七日王光美亲自导演斗蒯大富的丑剧，先后二十多天全校七百余人被斗，多人被迫害神经失常，七?二、七?五、七?七连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一人身死)很多同志失去人身自由，大批革命师生被整了黑材料。不让参加“七一”庆祝党的生日，连学毛选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弄得人人自危，好一个“反蒯斗争”!它是何等残忍!在此期间，王光美毒辣地使出了“借刀杀人”，利用干部整群众的鬼计，她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反蒯有功”的就马上下楼，否则，就长期“挂着”。王光美还美其名曰“触及灵魂”“将功赎罪”。“反蒯斗争”的结果，工作组成了“太上皇”，革命小将被打成“反革命”。“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是不会屈服于刘家朝庭的反革命压力的，许多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学含着热泪，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面前宣誓，写了“永远跟着毛主席”的血书，这就是革命小将对刘、邓法西斯专政的回答！
(四)反革命修正主义王任重写信给湖北省委《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即七、三黑指示)，恶毒地说：“要引蛇出洞，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子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这是王任重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黑纲领。
七月三日——十一日 在新市委和旧团中央的直接指挥下，召开了共青团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所谓第一次委员会扩大会议。七月九日，李雪峰到会作了“报告”，胡说什么“右派分子”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挑拨造谣，一时乌云满天，使党组织陷于瘫痪。”并再次给黑帮们打气，说什么“党派你去工作，那个地方的党是谁?就是你嘛!”
七月五日 中央文革派戚本禹同志到北京轻工业学院调查。薄一波得悉后，马上布置下属：“戚本禹到轻工业学院去了，你们要注意一下。”戚本禹同志冲破重重阻力，发现工作组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并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这一情况。工交党委办公室就戚本禹同志走访轻工一事，写了一期《动态》，薄一波在上面写了对戚本禹同志不满的批语，发泄他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仇恨。
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同志就轻工业学院问题曾找陶鲁笳谈话，但陶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由于中央文革的坚决斗争，薄一波不得不于七月九日叫工作队停止“反干扰”，但推脱罪责说“反干扰”是群众“自发的”。
七月六日 刘少奇下达黑指示：“中学文化革命八月份解决三分之一，九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象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七月九日 陶铸指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发出号召，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和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大肆推销他和他的忠实走狗王任重镇压湖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七月十日 刘少奇下令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搞教育改革试点，企图推至全国，扼杀文化大革命运动。
黑云滚滚，阴云阵阵，北京一片白色恐怖。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正当刘邓得意洋洋庆祝“反干扰”的胜利。高喊：“工作组危机过去了”的时候，北京高校再次迸发出革命星火。
七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陈××等五同学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革命大字报，再次把矛头指向工作组。张承先立刻组织对大字报的围攻。李雪峰派自己的私人秘书到北大活动。为了避过锋芒，“安慰”怒气冲冲的群众，保存工作组，张承先在李雪峰的指使下，于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作了三次“检查”，第三次，完全是按李雪峰的“三点指示”照样划葫芦一遍，然后抛出斗争陆平的方案，企图转移视线，蒙混过关。
七月十三日 (一)刘邓开会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刘胡说：“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并说要尽早“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会上，刘又大骂红卫兵是“非法组织”，并叫教育部抽一批人，加强中学工作队。会后，团中央按刘、邓黑指示，起草了一个报告，准备批转全国，因康生等同志的坚决制止才未得逞。这个会上，刘少奇还任命胡克实搞教师“集训”。七月中旬，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一起，逐个检查、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二)在刘少奇、陶铸的指使下，教育部何伟签发了《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毕业生问题的通知》，要各地中、小学马上招生考试，上课，照常毕业分配，企图扼杀全国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
七月十三日——十八日《北京日报》“新编委会”总编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翟向东被革命造反派揪出。
七月十四日 (一)刘、邓、陶谋划后，宣布改组中宣部，任命他们的亲信张平化，张际春、熊复、雍文涛、刘祖春为副部长，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为文化部部长，丁莱夫为广播局局长，钱信忠为卫生部部长，何伟为教育部部长，荣高棠为体委副主任。这是刘邓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新部署。
(二)刘少奇对他女儿(北师大一附中的)下黑指示，叫嚷：“老师不许开秘密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
七月中旬 刘邓急急忙忙派工作队，大张旗鼓“抓游鱼”“反干扰”，北京一片腥风血雨，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
(上海)黑市委划框框、定调子，规定高校上午读毛著，中午休息，下午学游泳，有的学校刮起了复课和提前毕业的妖风。刘少奇跑到上海对曹荻秋说：“上海搞得有秩序，不象北京那么乱，说明上海市委在群众中威信高。”
(武汉)武汉大学革命学生杨××写信给王任重，批判王在《湖北通讯》上的检查按语，被打成“反革命”，进行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大会斗七次，开除团籍，送农村劳改。
王任重制造武汉大学斗黑帮的假样板，到处兜售，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
湖大、水运学院等高校也发生了一系列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事件。
(西安)西安交大革命师生早在六月六日就起来反对西北局黑帮派的工作组，被打成“六?六”反革命事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大抓交大“一小撮”。
(广州)陶铸走卒赵紫阳之流利用《北京来信》事件镇压文化大革命，把同意转抄这封革命来信的革命群众打成“右派”。
刘少奇、邓小平坐镇北京，指挥他们分布在各地的爪牙刘澜涛，曹荻秋，李井泉等等疯狂地迫害革命师生，《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文化大革命运动处于危急时刻!
七月十六日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胸中自有百万雄兵”，从容自若畅游长江一个多小时，三十华里!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还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也很大吗?我们碰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领袖的伟大实践，伟大教导震动全球，回荡九天，极大地鼓舞了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冲杀的革命小将。
七月十七日 薄一波第三次去清华，对工作组员说：“前一段‘反干扰’是对的，只是不要让他(指蒯大富)拖住。现在转向打黑帮也是对的。”
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黑司令部操纵运动，他们利用中央大权在手，在怀仁堂开了几次会议，武断专横，排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把北京抓在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办”，毛主席亲自点燃的革命烈火有被捕灭的危险。“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亿万革命群众朝朝夕夕，多么想念毛主席他老人家呵!
七月十八日 北京城阳光灿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胜利地回到了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
毛主席一到北京，就以伟大的革命天才，最迅速、最坚决地纠正错误路线。第二天，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主席说，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给刘邓当头一棒。刘邓见势不妙，采用以退为攻的策略继续顽抗。
七月十九日 (一)十八日晚上张承先的假检查没有能欺骗得了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是日起，北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张承先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二)清华王光美见势不妙，反蒯斗争急刹车，急忙转入“斗黑帮”，有组织地布置退却。
七月二十日 (一)李雪峰说：“工作组是有成绩的，工作组是有威信的”。在李的指使下，李的女儿(北大历史系学生)联系十六个人抛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联合声明，妄图给大辩论定调子，保护工作组过关。
邓小平听说，七月十九日北大掀起了反工作组的高潮，急忙叫他的老婆卓琳给他在北大的女儿打电话，指示：“要给工作组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於是邓×伙同贺龙的女儿(北大政治系学生)串连一些高干子弟，写大字报，给张承先工作组涂脂抹粉，高喊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等等。邓小平知道后，得意地说：“这个提法好!”
北大关於工作组问题的大辩论方兴未艾，日益深入。焦点是“六·一八”事件
(二)刘少奇深夜冒雨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在反动路线破产的前夕，亲自为工作组撑腰打气。
(三)陶铸在中宣部传达他主子刘少奇的黑指示：说：“我们关着大门搞运动不行，少奇同志批评我们太消极了。”于是，他们立刻抽调大批力量，组织工作队，企图分赴中南、西南、华东等地，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研究”所谓“教育改革”的问题。走前，还得学习刘少奇、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等反革命文件。
七月二十二日 (一)毛主席会见了各大区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指出：“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并建议“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
(二)毛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到北大进行调查。北大革命师生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同志高呼“北大革命同学万岁！”顿时群情沸腾，呼声震天：“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晚，刘少奇主持汇报会(只开了五个小时)。薄一波、陶鲁笳作了三小时的发言，而陈伯达、康生同志只讲了一句就被打断。薄发言的要点是：(1)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2)“反干扰”是必要的，在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刘少奇插话：在学生中确实有右派存在)。最后，刘少奇作了结论：工作组还是要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机动，工作组也可以变成校党委。工作组有三种，一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组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三是更加脱离群众。这次运动来势很猛，工作组大部分还是好的，等等。这是个顽固对抗主席指示的黑会。
七月二十三日 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调查。
江青同志说：“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
陈伯达同志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斗争是曲折的。斗争总会胜利!”并明确表态说：对于“六·一八”这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
最后，江青同志十分亲切地说“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中央首长一次又一次顶风冒雨到北大，这是毛主席对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北京大学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大辩论走向更高潮，张承先临时政府即将垮台了。
七月二十四日 (一)上午，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同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研究工作组问题，毛主席英明决定，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是绊脚石，要立即撤工作组。毛主席回北京以前，中央文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直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不怕风险，不畏强暴，旗帜鲜明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伟大的领袖对她的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
(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来到广播学院，江青同志对同学们说：“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贴着：‘××不能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要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三)中央文革小组等同志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十一中全会工作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内称：“当前抓运动的人有几个理论和方针：一、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二、公开讲，要绝对相信工作队，反对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三、排除干扰，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以上方针性意见，都是和薄一波、×××、×××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封信打中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痛处，薄一波发了慌，急忙烧文件，毁灭罪证。
七月二十五日 (一)《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春雷动地，举国欢腾!革命造反派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社论说：“我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能创造出来。”第二天《解放军报》也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
(二)晚上，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第三次到北大，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亲自主持在东操场召开了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革命师生义愤填膺，纷纷上台揭发控诉张承先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承先狼狈不堪。康生同志最后指出：“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革命师生豁然开朗，原来那些声称“党中央派来”“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是假的，肯定有人在捣鬼!
七?二五大会是一次反工作组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向刘邓黑司令部进军的动员大会!
(三)上午，李雪峰同志在北京新市委召开会议，正式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指示，陶鲁笳要求工作组撤走前，必须作好三件事(一)成立临时文革筹委会；(二)成立临时院党委；(三)成立临时校务委员会。看!工作组还没有走，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又设计成了，陶鲁笳临时被调往新市委任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陶上任后，立即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分管北京五十多所高等院校，抽调原工作队人员到办公室工作。这是一个新的阴谋，林学院是工交口院校中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学校之一，是所谓“反干扰”的重点学院。被工作队作为重点批判斗争的就有一百来人，五人开除党籍。然而，薄一波、陶鲁笳之流，却在工交党委开黑会，要集中力量在林院收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要求是：(一)林院的运动是正常的，(二)学生中确有右派分子，(三)群众拥护工作队，(四)“反干扰”是群众自己干起来的，他们的目的是，向刘邓提供炮弹，对抗毛主席。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六日 毛主席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令撤消工作组。当晚，中央文革四下北大，召开了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张承先昨晚惨败后，立即同他一进校就拉起来的一部分高干子弟如反革命政治骗子张绍华之流策划对抗，在七月二十六日辩论大会上，二十多名高干子弟联合发言，给工作组唱颂歌，大讲特讲什么“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当场被革命师生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伯达同志说：“我们建议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是障碍物，……要撤掉这个障碍物。”革命师生齐声高呼，欢呼中央文革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欢呼撤走了刘邓派出的第一工作组，欢呼北大第二次夺权的伟大胜利!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告诉大家说：“昨天同学们递上来的条子，毛主席都一张一张地看了。毛主席最了解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革命行动!毛主席时时刻刻跟群众在一起!革命师生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支持北大革命师生赶走张承先工作组的喜讯象春风化雨一样，吹遍首都各个大专院校，北大的革命造反派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革命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革命的浪潮步步高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节节败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七月二十七日 (一)在清华问题上，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刘少奇单独找康老谈话，仗势斥责康老“不了解情情况”。康生同志说：“蒯大富是革命的”。刘少奇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你们说是镇压是不对的，不是镇压。”康生同志驳斥说：“不是镇压是什么?辨论?世界上那有这样的辨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是辨论吗?”康老还指出：“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陈伯达等同志全力支持康老，并派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到清华探望在押的蒯大富同志。
(二)当晚八时，毛主席派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亲自主持批判孙友渔的大会。全校几千名师生万分激动，欢腾雀跃，不断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康生、江青、陈伯达同志在会上先后讲话，号召革命师生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自己解放自己，彻底闹革命。受工作组打击、迫害的同学，进行了愤怒的揭发和控诉，并受到中央首长热情慰问和接见。被迫害的革命小将得到了解放。
(三)海淀区召开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广大中学革命小将对工作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江青同志热情支持并当场宣布了罢周杰的官(海淀区中学工作队队长)。可是胡克实却让周杰去找康生同志表示：“罢官，我组织上服从，思想没搞通，请中央文革小组检查海淀区的工作。”胡克实从来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五十多天来，他从未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过并肆意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小组不是来管中学的”、“中央文革不是领导组织，是研究单位”等等。
(四)地质学院“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击中了工作队的要害，立刻遭到保守派七百五十多张大字报的围攻。地院再次掀起了批判工作队的新高潮。
(五)王任重给北大送去一张大字报，以示“关怀”，并自封为北大“联络员”。张承先“临时政府”刚推倒，陶王的黑手就伸进了北大。
(六)清华大学学生王××，(王任重之女)在王任重的指使下，给工作组贴出了大字报，迷惑了一些群众，为自己进入王任重操纵的伪临筹作了准备，为王任重在清华捞得了一笔政治资本。
七月二十八日 (一)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北京新市委公布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集体整训，听取革命师生的揭发、批判。许多单位的工作组在撤离之前，违背巴黎公社的原则，指定一些人组成文革筹委会，继续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造工作组的反，在革命的道路上埋设定时炸弹，布置新的障碍。形成了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两派对立的局面。
(二)刘少奇同胡克实等谈话，竭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辨护。他说：“工作组还是努力的……不懂得工作方法的是多数。中学工作组多数是支持左派，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还说：“团中央承担这个任务，工作总的是好的。”“工作组匆匆忙忙上阵，一个是没有经验，一个是参差不齐，我们也没有交待清楚政策嘛。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恶毒地指责中央文革，说什么“中央文革小组要给市委撑腰么。”要中央文革小组“对中央负责”。企图用刘、邓的伪中央来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刘还指示团中央在工作组走后，每隔两、三天就去学校看看。胡克实听后，气焰更为嚣张、竟大骂起来：“他妈的!凭什么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他妈的，秀才就是不懂群众，他知道什么叫群众运动，让他们搞去!”恶毒至极。
当天刘少奇对其女儿刘××(师大一附中学生)说：“工作组要走、今天下午就走。今天早走，就不会被动，也使革委会主动。明天就会被动。”“你们要准备打下去，做好准备，因为中央有负责同志不了解情况，表示支持何××，这样就一定会当权。”“何××那样的人要当权，就让他当，这样可能把文化革命引向歧途，那时大多数群众会看清楚的，这就会证明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还会把权夺过来。”
(三)刘少奇对王光美、刘涛说：“(一)现在不是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讨论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三)工作组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王光美装模作样地到三个饭厅去象征性的卖饭，哗众取宠，企图逃避群众对她的批判斗争。
七月二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北师大、北大的革命师生贴出了很多炮打李雪峰的大字报、十分尖锐地批判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特务穆欣在这里充当了黑打手。七月二十九日，北师大革命造反派提出要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辨论李雪峰问题，并散发了传单。晚上，穆欣派人去师大，叫嚷：“今天两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都讲了话，中央是信任新市委的。”于是，把“炮打李雪峰”说成是“反党”“反革命逆流。”这次对李雪峰的批判被扼杀了。
七月二十九日 (1)《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
(2)毛主席派总理过问清华的文化大革命。
(3)周总理亲自派人送蒯大富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大会。
(4)新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所谓《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大会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撤了新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罢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官。大会快结束时，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会场群情激昂，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和革命小将见面。最后，总理亲自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刘少奇、邓小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会上公开发泄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刻骨仇恨。刘少奇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负责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他死不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胡说什么：“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明其妙。”他打着“保护少数”的旗号，露骨地反对毛主席。邓小平也在会上扯开噪门大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说什么“工作组是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工作组多数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是由工作组来负担。”为自己开脱罪责。
(五)这天上午，在清华王光美工作组私生了一个临时筹委会，由原各系文革主任组成，几乎全是高干子弟，为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作了组织准备。同时，臭妖婆王光美也在清华学着刘少奇的腔调说：“对工作组我有我的看法”“工作组有成绩，也有缺点，抹杀不了”，还恬不知耻地说：“光美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嘛。”
(六)北航工作组长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原文革委员会中十二名委员组成筹委会，当即遭到不少同学的强烈反对，认为十二人筹委会是非法的，又一场激战开始了。
(七)北航附中部分人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错误对联。并展开对对联的辨论。就这样，这副对联后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利用，发展了反动的血统论，成为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工具。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在人大会堂举行万人辨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大会并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八月一日 (一)在红卫兵刚刚露苗，并遭到无情摧残的时候，我们的最高统帅，我们最敬爱的红司令毛主席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表示最热烈的支持。他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对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首都高等院校的部分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历时十二天，于八月十二日胜利闭幕。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国际共产主义命运的一次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从头到尾是在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地位。
这次会议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进一步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确立了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最彻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全党的副统帅和毛主席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对政治局常委、委员作了组织上的调整。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了。这就保证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和会议公报的实行。
刘少奇、邓小平眼看自己当台前人物已经不行了，就寻找代理人。十一中全会期间，邓小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拉到自己家中密谈，并积极地把陶铸捧上台，以维持他们的黑司令部，与毛主席的司令部相对抗。
(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社论指出：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八月二日 (一)邓小平跑到人大，继续重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老调，并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胡说什么：“对郭影秋同志，刘少奇同志说，对一个革命者必须是多年评价，历史的评价。”
(二)正当北京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时，一小撮走资派利用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和政治上的不成熟，大肆宣传反动血统论，转移视线，挑动群众斗群众。八月一日晚上，航院附中把《鬼见愁》对联贴到了北大、清华、人大等校，挑起一场大辨论。二日凌晨，陈伯达等同志接见革命小将，指出这副对联“不全面”，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但由于坏人的挑唆，一些人并不接受。当天下午，北航附中近千人到清华游行，高呼《鬼见愁》这副浸透了剥削阶级反动血统论的对联。清华伪临筹觉得有稻草可捞，支持大辨论，骂不同意见的同学是“混蛋”、“狗崽子”，挑起了群众斗群众。
接着，北京一些院校，清华、北大等校掀起成立“贫协”(工农革干子弟协会)的风潮。但马上被中央文革制止了。四日，江青同志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坏人在叫你们上当了。”五日凌晨，总理在清华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八月二日到八月十二日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到建工学院“蹲点”。
刘少奇选中并不知名的建工学院，是有他险恶用心的。
建工学院工作组七月份在建院大抓“游鱼”，很多革命师生被打成“反革命”。七月三十一日，新市委迫不得已到建院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六名师生是“左派”，于是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在党内走资派和工作组的煽动下，一百多名师生大闹新市委。“革”和“保”的斗争尖锐化。八月一日建院二百多名革命造反派串连起来成立了《八一战斗团》，八月二日上午，“多数派”一千一百多人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幕后操纵下，一哄而起，成立了《革命团》。建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个组织对立局面的学校。当时正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候，刘少奇为了获得反革命“经验”，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新市委给他选择一个“不大不小，不远不近，问题复杂”的学校，供他“蹲点”，“试验开小会来解决矛盾。”
八月二日，八月三日连续两天，刘少奇带领大叛徒刘澜涛亲驾建院。八月四日又在中南海和工作组谈话，一直蹲点到八月十二日，前后作了四、五次讲话，大肆放毒，犯下了滔天罪行。他在几次谈话中恶毒地影射毛主席说：“有人造反成功了，有理了，但他一当皇帝，别人造反就无理了。”大讲什么：“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企图混淆两个司令部。千方百计包庇工作组，宣传他的反革命经验说：“学生揪住你们，兴趣就那么几天，如果你们态度不好，他们兴趣就越来越高。”“现在问题是如何脱身，错误要讲的。”他马上又说：“不得往上推”以开脱自己的罪责。他竭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叫嚷“校党委”，“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原支委、支书”“统统罢掉。”推销他的“引蛇出洞”论，说什么“蛇出洞就好打、刚出了一个反革命、你就一锤子，就打不倒。”“应该让他们活动，让他们整党员，这就暴露了他们。”他鼓吹“阶级调和”，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扶植保守势力，打击革命左派。为所欲为，疯狂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刘少奇的建院“蹲点”充分说明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
八月四日 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北大革命师生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到清华参加批判王光美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为蒯大富等革命小将平了反。总理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清华大学从今天新生了!”并高呼“新清华的革命精神万岁!”
八月五日 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司令部同资产阶级司令部激烈斗争的紧要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被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扼杀的危险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个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实质，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阶级斗争的盖子，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白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毛主席的大字报是最光辉的革命文献，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炮打司令部》是伟大统帅发出的战斗号令，极大地鼓舞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此，彻底捣毁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群众运动变得更加汹涌澎湃。
八月六日 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开大会，辨论对联《鬼见愁》，刘少奇的女儿刘××也混在里头。王任重硬拉江青、康生同志去，企图拉中央文革犯错误。在王任重的煽动下，一些中学生硬要江青同志肯定这副对联。江青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要他们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五个条件办事。又一次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八月八日 (一)党中央通过并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进行一场真正的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文件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她最及时、最英明、最深刻地总结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进一步系统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胜利道路。《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十六条》的发表。
《十六条》极大地鼓舞和武装了革命群众，调动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人民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全国人民的大喜事》的社论。
(三)就在《十六条》广播之前几个小时，地院《东方红战斗队》光荣诞生。她一出现就在《十六条》的指引下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发展、壮大。
(四)一个要“革”，一个要“保”清华大学在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八月八日晚上，清华的革命造反派成立“八八串连会”，旗帜鲜明地指出：①坚决反对“八·七决议”(伪临筹关于所谓斗黑帮的决议)；②坚决把关于工作组路线错误的辨论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流毒；③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翻案。
(五)陶铸在人大讲话，无耻地说：“确实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平同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也是碰到新问题。”
八月九日 王光美得知清华成立《八·八串连会》，当晚就对伪临筹的负责人说“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连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连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连会》成立了，他们同意伪临筹的“八·七”分裂决议，美其名曰“尽快斗黑帮串连会”，这是一个和“八?八派”完全对立的串连会。“八·八”与“八·九”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清华大学的反映。
八月十日 (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到党中央的群众接待站接见了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亲切地对被接见的革命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最高统帅向七亿人民发出的进军号令。
(二)陶铸式的人物王任重向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了联络员，控制这些学校的运动。陶、王路线开始贯彻。
八月十一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
(二)北航工作组于八月二日在“多数派”的赞美声中撤走。十日，四百多名同学前去中央文革，坚持要赵如璋回校检查。十一日晚工作组回航院，“红卫兵”挽臂保驾，撕毁革命同学贴出的要求赵如璋、工作组检查的大标语。有人竟高呼反动口号“工作组万岁”。这就是北航“八·一一事件”。
八月十二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胜利通过。《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这标志着全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
来源：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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