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68-5-0 作者：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编写组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编写组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划时代的文献》中，公开点名批判大叛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彻底宣判了这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死刑。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妖风的沉重打击!
谭震林是什么人？现已查明，他是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大叛徒，是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狂热鼓吹者，是彭、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几十年来，他一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长江波涛，滚滚向前，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猛烈地冲击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大叛徒、十恶不赦的老反革命谭震林在运动一开始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无耻地狂叫要“保卫刘少奇”，“保卫邓小平”。他和刘、邓、陶一起，“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打倒了彭、罗、陆、杨，揪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彻底宣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土崩瓦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一、二个回合的伟大胜利，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一月革命”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就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大叛徒谭震林公开跳了出来，伙同贺龙的心腹余秋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他们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小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把革命群众重新打成“反革命”，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他们还丧心病狂地否定二十多年前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为苏修的乏走狗王明翻案。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毛主席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让刘、邓、陶、王明、蒋介石重新上台，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智慧，高瞻远瞩，及时地戳穿了谭震林之流的狼子野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上到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期。”毛主席的英明指示，给无产阶级革命派指明了战斗的方向，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回合——反击“二月逆流”伟大斗争的进军号！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以谭震林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猛烈开火！开火！开火！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跃马挥戈，杀上战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顶险风，战恶浪，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终于把大叛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把紧紧追随谭震林的又一个黑干将、贺龙的心腹余秋里斗得威风扫地，狼狈不堪。同时，对陈毅、李先念等同志在“二月逆流”中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深刻的、必要的批判，击退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夺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回合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度地评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伟大斗争。我们的林副统帅指示：“反击‘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间一个重要的斗争，打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等等，是必要的。”敬爱的江青同志也肯定地指出：“反击‘二月逆流’是完全对的，不反击‘二月逆流’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但是，谭震林之流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一时一刻没有停止过翻案复辟的阴谋活动。一年多来，围绕着翻案与反翻案、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谭震林之流又进行了多次较量。
去年四、五月间，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被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烧得焦头烂额的谭震林，从原来的赤膊上阵，变为退居幕后，操纵其反革命阴谋集团，让江一真、季宗权之流大打出手，开始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首次尝试。他们一方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狂叫“反击‘二月逆流’是人为的，是陈××、谢××搞出来的”，“农口的斗争实际上是和中央文革的斗争”，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明目张胆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又操纵社会上的“二月逆流”派，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大搞秘密串联，互通反革命情报，合伙做了一笔又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就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在谭震林操纵下，刮起一股炮打谢付总理的反革命妖风，阴谋窃取北京市革命委民会红色政权。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及时戳穿了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党夺权、向工农夺权的阴谋诡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谭震林之流的这一黄粱美梦彻底地破产了！
去年八月下旬，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特别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及时识破了王(力)、关(锋)、戚(本禹)反党集团从极“左”方面炮打“三红”的反革命阴谋，首先把王力、关锋端了出来，挂了起来，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四个回合的伟大胜利！这时，那些本来就和王、关是一丘之貉的戚本禹、谭震林、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及其黑后台，马上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反王、关的英雄”，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幌子，拼命为“二月逆流”翻案。他们操纵社会上的“二月逆流”派首先制造反革命舆论，胡说：“反击‘二月逆流’是反党集团操纵的”，“炮打谭震林、余秋里、陈毅、李先念就是炮打周总理。”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狂叫“谭震林是内部矛盾”，“揪出炮打谭震林的黑后台。”紧接着，向站在反击“二月逆流”最前线的师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打出手，制造了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九·七”事件，妄图推翻师大革委会，从师大打开缺口，进而推及全市、全国，为“二月逆流”翻案，为刘、邓、陶、谭翻案。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下达了关于师大“九·七”事件的三个光辉文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谭震林，批判谭震林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这种行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强大声音，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鼓舞，又一次宣判了谭震林之流翻案复辟阴谋的可耻破产。
今年二、三月份，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杨、余、付及其黑后台又跳了出来，恶毒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他们互相勾结，妄图篡夺空军大权，他们操纵社会上的“二月逆流”派，妄图打倒谢××，颠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他们疯狂地为谭震林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大搞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翻案妖风。
春雷一声震天响，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作出了英明果断的决策，揪出了杨成武、付崇碧，逮捕法办了余立金，发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伟大进军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五个回合的重大胜利！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一个回合的伟大胜利，都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一小撮倒了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重新上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手段就是大搞右倾翻案。他们或者亲自出面，或者利用他们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各种代理人来从事这种翻案活动。反革命翻案妖风，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就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而且这场斗争将要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阶级敌人搞右倾翻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形式，接过革命口号，抽去阶级内容，进行反革命复辟勾当。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既要“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又要“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把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上反对革命的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最近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和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王关戚、杨余傅这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的斗争，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大搏斗。这个斗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越是接近全面胜利，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越是剧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持久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批判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反动思想，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为全面地完成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坚持不懈地战斗吧!新的胜利在前面召唤我们，让我们乘胜前进！
夺权！夺权！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没有政权，就没有一切，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黄浦江畔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造反派，打响了夺权斗争的号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唱雄鸡天下白”。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看！太行山红缨高举，渤海湾巨浪冲天，西南春雷震长空，东北升起新曙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如火如荼，首都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就要诞生了！
“一从大地起风雷，使有精生白骨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彻底敲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代表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丧钟。他们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垂死挣扎，反攻倒算。大叛徒、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马前卒谭震林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伙同贺龙的心腹余秋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他们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几十年的英明领导，为刘、邓、陶翻案，为苏修的乏走狗王明翻案。
他们打着“夺权”的旗号，猖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夺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打出手，残酷镇压。
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打着“三结合”的招牌，为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鸣冤叫屈，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拉入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让刘邓陶上台，让王明上台，让蒋介石上台，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走回头路，吃二遍苦，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股有亡党亡国危险的“二月逆流”中，陈毅、李先念等同志站错了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乱云飞渡仍从容。”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险风，战恶浪，英勇不屈，越战越强，和大叛徒谭震林之流浴血奋战，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
一月一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地迈进了一九六七年！
(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总结了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并豪迈地指出：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
(二)首都大专院校数十万革命群众统一行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的游行集会，打响了新春大捷第一炮。
一月三日：
(一)《人民日报》刊登了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二)周总理出席《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并传达了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革命性就是五敢。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纪律性就是革命的自觉纪律。”
(三)上海《文汇报》社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上海及外地革命派，经过艰苦斗争，冲破重重阻力，一举夺了报社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文汇报》的夺权，敲响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丧钟，揭开了伟大“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一月初：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互相勾结起来，使出最恶毒的反革命伎俩，用经济主义破坏生产，破坏财政金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疯狂地反扑。
(一)财政系统党内头号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原财政部第一付部长吴波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之流，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全国大批文艺界人员和小学教师赴京“告状”，向中央施加压力。吴波慷国家之慨，批准文化部“串连费”五百万元，教育部“串连费”一百三十万元。吴波还用三百元办公费和价值一千多元的设备，大肆收买《全国财政系统革命造反者联络站》这个大杂烩组织，作为他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新反扑的御用工具。
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等财贸口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及时地识破了吴波、肖望东之流的反革命阴谋，连续召开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并揪斗了走资派吴波、杜向光(原财政部付部长)，砸烂了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全国财政系统革命造反者联络站》，卡住了一笔笔巨额款项，给反革命经济主义以迎头痛击！
(二)三反分子、大叛徒谭震林指使水产部走资派肖鹏向水产部直属公司(如上海、烟台、青岛、舟山等)发出了停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电报通知，提出“船员停港搞文化大革命是革命行动，应有力支持”等四点黑指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渔船停港事件，抗拒和破坏了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
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发现后，立即追问谭震林。谭贼惊慌万状，狡猾抵赖，恶毒地稼祸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三)铁道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公开煽动火车乘务人员罢工，他胡说：“不出乘也是革命行动。”并扣压革命造反派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呼吁书，却散发了五十万份煽动工人罢工的《告全国旅客书》；并解散合同工、临时工二十万人，制造了铁路中断事故，严重地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贺龙的心腹余秋里大搞经济主义，腐蚀革命群众，给群众组织拨给大量的经费和卡车、吉普车、摩托车、自行车等物资。他胡说：“这是干革命起码的需要”。江青同志及时地指出：这是余秋里搞的阴谋。
(四)上海，在市委内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煽动下，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愈刮愈厉害，各厂发了大量的串连费，加班费，补助费，甚至补发了好几年的工资。他们煽动大批受蒙蔽的工人赤卫队以“上京告状”为名，脱离生产岗位，部分地方出现了停水停电的严重局面。上海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危险。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回到上海，领导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
(五)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又把这股妖风刮到农村，妄图把农村作为他们最后一个堡垒，负隅顽抗。他们煽动农民与工人、学生对立，胡说：“他们工人要造你们的反，你们就把反造回去嘛！”并签发巨额串连费，使大批受蒙蔽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在年终分配问题上，他们又恶毒地提出：“分光，吃光，用光”的反革命“三光”政策，分掉公积金和储备粮，……。想以此挖掉集体经济的墙脚，搞垮人民公社，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攻。
“妖为鬼蜮必成灾”。阶级敌人为了垂死挣扎，妄想把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蔓延到全国，破坏国计民生，破坏文化大革命。这就为它们的彻底垮台，准备了条件。
一月四日：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在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中央文革，而且背着中央。”
中央首长的讲话，宣判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死刑！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连夜刷出大标语、大字报。在中宣部、中南海门口，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高唱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战歌，坚决揪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次日凌晨，总理接见全体揪陶战士，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
一月五日：
长空万里响惊雷，黄浦江畔起狂飙。新生的《文汇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上海工总司等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名写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它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阴谋，宣告了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破产，吹响了“一月革命”的进军号。
(二)是日，上海《解放日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报社的大权，《解放日报》新生了。
(三)全国各地在京革命职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迎接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高潮誓师大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指示。他号召革命职工要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
(四)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刘、邓、陶。
一月六日：
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彻底打倒我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大会。”
一月七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一月八日：
在中央紧急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的，这个人极不老实。当时问陶铸怎么样，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都有刘、邓的照片，这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要这个部，那个部，教育部都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可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一月九日：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胆略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加了重要编者按，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提出了新任务。百川东流归大海，风烟滚滚动地来，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夺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从此，万里江天，千帆竟发，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开始了。
(二)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出了《紧急通告》，提出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意见。
(三)上海铁路系统革命造反派接管了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室，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接管了火车站，仅两天功夫就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瘫痪的局面。毛主席对同济大学的学生下车站、码头劳动一事非常关心，当听说他们还在那里坚持劳动之后，非常高兴，并说：“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正结合，现在才是真正的结合。”
(四)《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广播后，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集会游行，向上海革命派学习，奋起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首都学生连夜组成宣传队，深入外地赴京的工人住地，宣传《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工人赤卫队和全国各地在京工人迅速打回老家去抓革命，促生产。
(五)陈伯达同志接见新华社革命群众，并宣布改组新华社。
一月十日：
(一)周总理接见铁路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总理指出：“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本地闹革命，首先是解决政治思想的革命，不是解决经济的革命。”跑到外地去，不能促生产，只能破坏生产。要“恢复铁路运输秩序。”
(二)晚十时，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文汇报》代表。
(三)“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北京新华书店的革命造反派在天安门焚毁了刘少奇、邓小平的狗头像，并向全国新华书店发出了烧毁刘、邓狗像的呼吁。
(四)早在六六年十二月，师大井冈山、青海八一八就造了大叛徒谭震林一手炮制的大寨黑展览的反，提出“彻底批判大寨展览”等战斗口号。
大寨黑展览为刘、邓树碑立传，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谭震林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上执行刘、邓路线的一个典型的集中的反映。尤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仍然在全国展出，为刘、邓招魂，真是罪恶滔天！
今天，由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青海八一八，农展馆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联合组成《批判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联络站》。
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公布了，这两个通知宣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死刑。
(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一月十二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了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紧急通告》和《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通告》时加的重要按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合写的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个以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的浩荡队伍，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其磅礴的气势，杀上了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场，北京各基层工矿企业单位开始了激烈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夺权斗争。
(二)在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过程中，有多少人经历了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经历了一场破私立公的大风暴！上海成千成万的工人赤卫队员倒戈造反，他们当众撕掉赤卫队袖章，立即杀回工厂“抓革命，促生产”。他们愤怒的说：“糖衣炮弹打不倒我们，谁稀罕你这几个臭钱，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
(三)大叛徒谭震林在刘、邓倒台之后，他还无耻地狂叫：“保卫刘少奇”，“保卫邓小平”，“当刘少奇的马前卒光荣”，念念不忘为刘、邓翻案。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后，谭贼更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马上策划对抗“一月革命”风暴的阴谋。这天，谭震林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农林口各单位的部分走资派开会，做假夺权的舆论准备。
一月十四日：
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置石油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于不顾，与石油部走资派搞秘密交易，导演了一幕“君子协定”式的四十五分钟的假夺权。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石油部联合总部等革命造反派马上尖锐地指出孤家夺权问题的严重性，坚决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开展自下而上夺权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一月十五日：
首都和外地在京一百五十多个单位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伯达同志在会上指示：夺权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方式，采取开联席会议的方法，不要搞小团体主义。
一月十六日：
(一)《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全面地总结了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
(二)晚上，谭震林和李先念在外办小礼堂召开了农林口、财贸口各部党组会议。在会前，谭震林就事先召集过农林各部部长座谈。在会上谭说：“夺权风暴来要有思想准备，不要想不通”。并发出了“谁要夺权就给谁”的全面“夺权”令。还“指示”走资派：“你们把权交给你们认为的左派。”李先念昨天晚上就召开过财贸口各部部长会议，讨论有关“夺权”问题。今天，他在这个会上也说：“群众要夺权，我们不要硬顶”，“谁要夺权给谁”，“夺到那级给那级”。与会者还有人说：“交了权好，当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不致被围被斗。”“把权交了后，群众看我表现好，拥护我，我还干！”
这是大叛徒谭震林一手泡制的地地道道的对抗“一月革命”风暴，策划“让权”的大阴谋。于是农口谭贼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江一真以及农口其他各部的爪牙立即按谭贼意旨行动起来。这天晚上财贸口头号走资派、原财贸政治部主任、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对群众说：“我可以不当部长，我房子、小汽车也可不要了，去当两年普通动劳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三)总理在接见石油系统革命群众代表时严厉地指出了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孤家夺权的错误。总理指示说：“你们(指大庆公社)宣布了也无效。”宣判了大庆公社假夺权的破产。大庆公社代表当场承认错误，表示要收回发往全国各厂矿的所谓夺权通告。但是过后又大耍两面派手法，不仅不收回“通告”，反而坚持错误，对抗周总理的指示。
一月十七日：
(一)《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题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群众里面去》的社论，号召干部、党员，包括犯有错误的干部、党员到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
(二)保守组织《农红总》在北京展览馆开会，向各部保守派传达了谭震林的旨意，下了“夺权”令。在谭震林的一手导演下，各部保守组织都步调一致的开始了全面的假夺权。
(1)水产部：走资派肖鹏在开会前就作了电话布置，保守组织连夜写了“夺权公告”，同时拟好了高文华的“交权公告”，让高签字交权，上午十时半便贴出了“夺权公告”，仅九分钟就完成了假夺权。革命造反派当即就揭发了假夺权的阴谋。
(2)农垦部：凌晨保守组织“延安战斗团”将写好的夺权公告送给代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漫远审查，陈“指示”要写上“解散党组”。然后，八点多钟由原伪文革正副主任召开了“夺权”大会。会上，副部长刘型表示：“我们拥护你们夺权，你们夺了权我还是副部长嘛！”夺权后，把大印窝藏到中南海农口文革办公室，严重的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3)农业部：在三反分子江一真多次电话督促下，经过左叶、谢文景、李兴和延安战斗团的头头两天一夜的策划，于十八日午夜在和平宾馆江一真、朱荣的“防空洞”里举行了交权仪式。江一真和朱荣非常放心地签了名。
(4)林业部：在十六日，谭震林的黑指示下达后，惠中权第二次公然借传达周总理指示为名，召集司局长开秘密会议，以部党委的名义与保守组织“革命造反团”代表达成了承认夺权的协议，并发表了“交权公告”。
(5)农政、农办：谭震林先是说可以暂时不夺。以后在十七日上午怕被革命造反派夺走了造成被动，就同意立即进行夺权，当晚采取了行动。夺权的“接管委员会”名单由国民党CC特务石山等人拟定，经谭震林点头同意。
(6)气象局：谭震林之流认为保守派力量太小，不准备叫他们夺权。但看农垦部、水产部等单位“夺权”并不困难，便临时改变计划，于十七日下午在北京展览馆由保守组织《红卫》负责人背着广大革命群众宣布了“夺权”。
(7)其他部直属的各单位的保守组织也都很快地按谭震林的布置夺了权。在水产部，谭震林还派大叛徒袁也烈到青岛、上海、烟台等水产公司布置假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
(8)农科院、农展馆、八机部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雷厉风行，寸步不让，同保守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夺了本单位的大权。
(9)在首都三司的支持下，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在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揭发了谭震林之流搞假夺权的阴谋。陈伯达同志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典型的假夺权。”
(10)在中央首长的指导下，农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及时识破了谭震林一伙搞假夺权的阴谋。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革命造反派奋起战斗，开始了全面反击。下午，中国农科院《红旗战斗团》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农科院的大权。保守组织《东方红战斗团》闻讯后，企图挑起武斗，进行反夺权，立即遭到了革命派的有力回击。
(三)在301医院，余秋里和地质部走资派旷伏兆进行多次策划，积极配合谭震林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扑。谷牧同化工部部长徐××、副部长张珍(美蒋特务)、刘××、江××等开始出谋划策，准备反攻倒算。
一月十八日：
(一)全国各系统中第一个实现革命大联合的“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财联”)，在北京体育场主持召开“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周总理、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誓师大会。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到会的全国各地财贸战线十万革命战士表示亲切慰问。总理做了极为重要的讲话，在讲话中，他肯定并支持大会宣读的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十二项“紧急通电”。周总理、李先念同志还绕场一周，同大家见面，向开始联合起来，战斗在财贸战线上的革命造反派战士表示祝贺和支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条消息，并全文刊登了誓师大会的“紧急通电”。
(二)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根据周总理、江青同志十七日关于夺权问题的指示，进行了自下而上的夺权，取得外交部夺权斗争的初步胜利。当晚陈毅在人大会堂接见了革命造反派，代表总理和他本人表示支持和同意这次夺权。他说：“这(指夺权)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中央精神，我们完全站在你们一边。”“祝贺你们胜利。”等等。可是夺权以后，陈毅公然违背总理指示，表面支持，内心极为不满，扶植保守势力，压制、刁难，甚至企图搞垮外交部造反派。以后又大搞官复原职，恢复旧制度，取消监督权等反夺权的活动。
一月十九日：
(一)陈毅打电话布置外事口各单位夺权，他说：“现在无论那一派夺权，都要表示欢迎，赶快把权交出来。”在陈毅的授意下，外事口很多单位在同一天夺了“权”。
对外文委：陈毅指示后，下午四点又打电话和对外文委党组书记宋××协商，要他出面叫群众组织夺权。宋通过秘书向文委保守组织负责人通风报信，当晚七点半，七、八人背着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夺了权，当即遭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对。革命群众当场和他们辩论到深夜三点，感到事情可疑，当场揪来郝德青、宋××，他们才不得不交待这次假夺权的阴谋。对外文委的假夺权宣告破产。
外语学院：××大队得到陈毅的通知后，出于小团体的私利，排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晚上九点，八十个人抢走了公章、钥匙，宣布夺了外语学院的“权”。夺权以后，把造反团打成“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急先锋”，矛头对准造反团，全力“下扫”达二十多天。
(二)昨天，李先念召开了部长紧急会议，进一步布置“让权”的问题，今天财贸各部党组召集司局长开会，传达李先念所布置的准备“让权”的问题。
下午七时，李先念为了把财政部业务权让给革命造反派，使造反派犯错误，他亲自打电话给财金八八，请财金八八到财政部夺权。他说：“敖××，你们怎么还不去财政部夺权哪？！”
一月二十日：
(一)林业部造反派东方红公社识破了谭震林一手策划的假夺权阴谋，上午六点夺了林业部大权，成立了林业部“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立即得到了林业系统在京十几个革命组织的支持。这一革命行动激怒了谭震林、惠中权操纵的保守组织，他们于二十一日大打出手，进行了反夺权。
(二)财贸口各院校革命造反派，奋起夺了院校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权。同时分头到财贸各部与机关革命造反派结合在一起，向各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了权(粮食部革命造反派于1月23日夺了部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
财政部夺权后，吴波向李先念汇报，李当即表示“祝贺”，并错误地说：“业务权也可以夺，试一试。”
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明确宣布：业务只是监督，党组要把业务抓起来。商业部姚依林之流破坏夺权，说什么：“你们夺了权，……党组要停止活动。”(总理3．21指出，姚依林决定停止党组活动是错误的。)李先念也说：“你们也要搞业务”，“我们老了，没有用了……你们连保密室也夺过来。”(总理在1月25日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权派把业务推给造反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
一月二十一日：
(一)毛主席给林彪同志指示：“应该让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的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废，请酌。”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二十三日公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毛主席这个英明战略决策，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大信任，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是夺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二)农垦部革命造反组织《机关造反团》联合农大东方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从保守派手中夺回了大权。
气象局四十二名中层干部发表声明，支持革命造反派《红旗》，大造伪“权力接管委员会”的反，表示接受监督，很好工作。
一月二十二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亿万群众大联合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
(二)在北师大召开批判《大庆石油展览》誓师大会，揪斗了大庆黑展览的泡制者之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鲁笳。大庆黑展览疯狂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刘、邓树碑立传，肆意践踏、歪曲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大庆红旗。正如康生同志指出的：“这个展览没有一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东西，倒出售刘少奇的那本书，还挂刘、邓照片。”尤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还不搞掉，明目张胆地为已被罢官的刘、邓招魂。这是地地道道的大毒草！
六六年十月十八日师大井冈山就大造了大庆黑展览的反，排除种种困难，奋战六天六夜，和黑展览的泡制者陶鲁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伯达同志写信给他们说：“同学们发现石油展览馆的布置有政治问题是对的，我赞同你们的意见”，并责成陶鲁笳检查，这是对井冈山战士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
六六年十月份到现在三个多月里，为大庆黑展览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黑展览的另一个泡制者，贺龙的心腹余秋里竭力为这个展览翻案，向革命派反攻倒算，耍尽了两面派手法。通过这一斗争，师大井冈山战士又紧紧地揪住了“二月逆流”另一个黑干将余秋里的狐狸尾巴！
一月中下旬：
黄浦江畔一声炮响，“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了夺权斗争。
△山西：
十二日，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夺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切大权，捣毁了刘少奇、薄一波、彭真、陶鲁笳、卫恒之流的反革命老巢。
△山东：
二十二日，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青岛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一切大权。
△贵州：
西南响起春雷，报告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胜利的喜讯。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夺了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
△黑龙江：
三十一日，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驻军召开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宣告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委员会成立，东北升起了新曙光，黑龙江省新生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二十六、二十八日《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社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全国各地驻军纷纷集会，武装示威游行，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可靠保证。
一月二十三日：
(一)农科院《红旗》夺权后，谭震林一直怀恨在心，多次授意其亲信江一真，组织反夺权。在江一真的指使下，农科院保守组织《东方红战斗团》勾结外单位老保，血洗了农科院《红旗》战斗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二三”反革命流血事件。
一月二十四日：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外事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天下午，陈毅在人大会堂向外事系统革命群众作了检查。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在会上讲了话，给了陈毅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可是陈毅在检查后，拒不改正错误，悍然推翻自己的检查。说什么检查是“逼出来”的。他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对他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站错了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一月二十五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山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革命派代表，对财贸口文化大革命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总理指出：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现革命大联合，逐步吸收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中央各部夺权是“夺文化革命领导权，业务只夺监督权。”
(三)正当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指使四清中下台的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纠集在一起，刮起了一股反攻倒算的黑风，他们完全否定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狂叫：“‘二十三条’是错误的”，“出气的时候到了”。他们揪回四清工作队队员，任意辱骂殴打，斗争四清运动中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这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
在这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的通知》发表了。通知严正指出：四清运动有伟大成绩，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和《二十三条》都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通知》警告那些下台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许他们翻案。广大贫下中农为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起战斗。
一月二十六日：
(一)在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肆泛滥之时，师大“二月逆流派”造反兵团应运而生。它一产生就配合“二月逆流”，对准师大革命造反派井冈山公社，狂叫“二次夺权势在必行”，猖狂地向师大井冈山进行反夺权。
(二)李先念接见了商业部革命造反派，他提出：“夺权，党权、政权、财权都要夺。”公然与总理一月二十五日关于中央各部夺权“只夺文化革命领导权，业务只夺监督权”的正确指示唱反调。
一月二十八日：
(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为改变军队过去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规定，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支持革命左派，毛主席对八条命令的指示是：“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二)陈伯达同志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指导该厂革命派如何联合，掌好权，用好权，抓革命，促生产。
(三)连日来，财金八八和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连续召开“批斗吴波大会”，并和人民银行总行革命造反派召开“批斗胡立教大会”。
一月三十日：
(一)中央电台接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管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做工作，我就不赞成。”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指出：“青岛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取得这次大胜利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
一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毛主席亲自批改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纲领性文件。社论总结了震撼全世界的夺权斗争的五点基本经验：
1、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
2、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这是夺权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3、在夺权过程中，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的作用，而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人，心悦诚服，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
4、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彻底打碎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创造更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政权组织形式。
5、在夺权过程中，必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二月一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热烈欢呼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
(二)农口在“一、一七”假夺权以后，大叛徒谭震林指示谭办和农口文革办公室，开出了谭氏“左派”组织名单，交给反革命两面派傅崇碧。当时谭震林还说：“要把左派名单交给卫戍区，取得支持。”并在此名单上签了字，就这样谭贼和杨、余、傅之流勾结起来，镇压农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三)计委革命造反公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础上，展开了夺权斗争，同时进一步对余秋里进行了全面批判。然而保余派却百般阻挠破坏，石油学院大庆公社驻计委联络站连续贴出大字报，指责革命群众批判余秋里是“打着批判的旗号，欲置余秋里于死地而后快。”
(四)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和文化部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反击文艺界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与此同时，财金八八派出小分队，代表财政部进驻文化部，直接掌管财务出纳，扭转了文化部混乱不堪的财务状况。
二月二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热烈欢呼黑龙江省的新生。
(二)农口“革联”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刘、邓、陶、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革命群众用铁的事实揭发控诉了谭震林一手策划的“一、一七”假夺权的阴谋。谭贼对这个大会恨得要死，大骂是“右派”开的会。杨、余、傅之流也和谭贼一唱一和，叫骂这次大会是“右派组织”召开的。
(三)余秋里的心腹李人俊(国民党党棍)背着已夺了权的计委革命造反公社，召开党组会，名为研究如何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却在商量对付革命造反派的对策。当晚，李人俊竟让周总理早已点名的大叛徒、薄一波的得力干将宋劭文主持开会，向各局勤务小组和局长传达上午党组会议精神。这种无视广大革命群众的罪恶行径引起了革命造反公社的极大愤慨。
二月三日：
(一)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山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假夺权的阴谋，夺回了山东省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在夺权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给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有力的支持。这是山东省人民的大喜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二)周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以后要进一步实现革命大联合，并组织一个班子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二月四日：
(一)谭震林操纵农大《红旗》贴出了“农大东方红的大方向对吗?”的大字报，向农大东方红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王观澜之流也蠢蠢欲动，恶狠狠地要“判处东方红的死刑”，然而农大东方红坚信“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纷纷贴出了大字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了阶级敌人的反扑。
(二)财政部从一月二十六日开始连续七天召开批斗吴波大会，揭发出吴波大量的反革命罪行，使其反革命真相原形毕露。
二月上旬：
(一)谭震林和杨、余、傅之流紧密勾结，他们利用窃据的职权，对农林口造反派进行血腥镇压，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整革命造反派的黑材料，胡说农口“革联”是“右派、牛鬼蛇神联络站”，“他们的黑后台是王震——贺龙——刘邓”等等。
(二)谭震林亲自出马对水产部走资派肖鹏说：“红旗军是中央点名的嘛，要解散，头头要抓起来”，并要肖鹏向反革命两面派傅崇碧汇报。(水产部红旗军和中央点名的红旗军根本不是一回事)。傅崇碧得到汇报后，忠实执行了谭的旨意，在二月一日非法逮捕水产部三人。在此以前水产部还被抓了五人。谭震林与杨、余、傅之流勾结如此紧密，配合如此一致，他们完全是一丘之貉。
二月五日：
(一)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震撼世界的一月革命风暴的隆隆炮声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上海人民公社(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
(二)二月五日到二月底，谭震林派出的三反分子王振杨(农政付主任)和现行反革命分子陈宗烈(农业部一局长)为首的两个调查组到河北省等地，大量搜集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写成书面材料，交给谭震林。谭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攻击中央文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型炮弹。
二月六日：
(一)二月初批判大寨展览联络站派出调查员，前往大寨等地进行调查，他们和大寨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批判大寨黑展览，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大寨贫下中农对歪曲大寨精神的黑展览非常愤怒，他们表示要把泡制黑展览的人拉到大寨来斗！
(二)农大《红旗》在谭震林的授意下，砸了农口《革联》，抢走了所有批判谭震林的材料，并大肆诬蔑《革联》是“黑组织”。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行动。
二月七日：
(一)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与财金八、八联合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费开支问题和职工福利补发问题的解答意见(草案)》。在这以前，财政部革命造反派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代国务院拟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费开支的几项规定》(草案)的文件，并经国务院批转为正式文件在全国行使。接着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又发出了《关于彻底批判和废除财政驻厂员制度的通知》，都有力地反击了反革命经济主义。
(二)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陈毅却说什么：“刘少奇没有反对毛主席”，“现在与刘少奇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二月九日：
(一)北京新华书店出售革命宝书——横排版《毛泽东选集》二十万套。
(二)谢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
(三)水产部革命造反派十五个组织及水产系统部份革命组织、北农大《东方红》联合组成“水产部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反对“一、一七”假夺权。
(四)陈毅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指责革命造反派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是“发泄私愤”，还说：“七、八月份我讲了许多错话，今天我还是要讲”，“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某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等等。
二月十日：
(一)毛主席决定广播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团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黑龙江省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就是：革命造反派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高度赞扬了“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二)在化工部代部长徐××、大特务张珍(化工部副部长)、刘××、江××等人的操纵下，化工部保守组织成立了。并立即为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夺权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制定了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反扑的罪恶计划：“全面出击，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向化工部革命派展开全面的疯狂反扑。
二月十一日：
(一)农业部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农业部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自下而上的夺了各司、局的权。
(二)周总理接见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大叛徒谭震林却大耍阴谋，利用自己的职权，把农林口保守派拉去参加接见，向总理施加压力，妄图使伪政权合法化。
二月十二日：
(一)谭震林召集农口各单位伪革委会负责人开会。会上谭震林恶狠狠地说：“农口《革联》是反动的保守组织。”更不能容忍的是大叛徒谭震林为了达到他镇压农口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竟明目张胆地篡改总理讲话，指示他们在总理的讲话中加上“你们(指老保)是左派，你们胜利了”这句话，谭还说：“这句话很重要，要加上！”公开把矛头指向总理，真是罪该万死！
(二)陈毅去机场欢迎××国外长，在候机室，当着许多当权派的面，对外交部造反派大发雷霆说：“你们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反革命！造反派见报我坚决不同意！”“你们不造帝国主义、苏修的反，专造我们的反！”还说：“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毅推翻自己的检查说：“逼着我作检查，我还不认为我全错了，……没想到我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并大骂造反派是“赫鲁晓夫”，“无组织无纪律”，“典型的两面派”等等，并把文化大革命说的一团漆黑，说什么“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上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讲话中还指责对外经委批判方毅的斗争。陈毅的这次讲话，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推波助澜。
二月十三日：
(一)谭震林指使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谢华、吴伊波以《农红总》的名义，写出了臭名昭著的铅印传单《揭开所谓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画皮》，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攻击农口革命造反派组织是“黑组织”，是“农口一小撮走资派纠结起来进行猖狂反扑的产物。”毒草出笼后，谭震林倍加赞尝，大量印发，流毒全国。
(二)余秋里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子云(原煤炭部副部长)叫到家里，对其说：“你要将功赎罪么！”指使钟子云起来向革命派进行反夺权。于是，煤炭部党委竟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子云的主持下恢复了工作。从此煤炭部机关保守势力如鱼得水，欣喜若狂，扬言要摧垮革命造反派组织，妄图再次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
余秋里为了掩盖他炮制大庆黑展览的罪行，破坏革命群众的批判，大耍反革命阴谋，写信给其御用工具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在这封黑信中，他打着“要就地闹革命”的幌子，妄图摧垮《批判大庆展览联络站》。信中说：“我认为这个联络站现在没有存在的必要，应该解散。”在余秋里的直接策划和授意下，《大庆公社》立即派人砸了《批判大庆展览联络站》，抢走大量批判余秋里的材料。
二月十四日：
(一)谭震林篡改总理指示，欺骗群众，自以为得计，连忙召集《农红总》头目季宗权、钱轶芳、杨××等人开会，进一步策划镇压农口革命派的阴谋。他“指示”：农口文革成员要支持《农红总》，特别要加强对气象局、八机部、农科院保守派的支援。
(二)农业部伪“临管会”秉承谭震林旨意，在反革命分子江一真、朱荣的直接操纵下，向革命造反派反扑，宣布二月十一日革命派夺权是“反革命政变”，并勒令革命组织《井冈山》、《红旗战斗团》解散，狂妄之极。
(三)农大《红旗》在谭震林的操纵下，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劫走农大《东方红》的广播车，抢了广播站，诬蔑农大东方红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组织”。谭震林还不止一次地举起拳头对老保们说：“你们的拳头是吃素的?……我们也可以搞白色恐怖嘛！”妄图进一步镇压革命派。
(四)总理接见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时，陈毅多次插话，攻击造反派是“少年得志，放肆狂妄，以势压人”，另一方面又竭力为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部党委撑腰说：“他们(指造反派)要拉我整你们(司、局长以上干部)，我同造反派说，斗副部长必须经过我的同意。”
陈毅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外事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在讲话中威胁革命派说：“他们要想搞我，他们的权要被收回，也要造成他们垮台的条件。”
二月十五日：
(一)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和反夺权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在接见贵州革命造反派时及时指出：夺权斗争“连锁反应很快，左派不夺权，右派就夺权，保守派就夺走了，……如果是右派、保守派夺了权的，我们还要反击他，我们还要夺回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对大叛徒谭震林及贺龙的心腹余秋里等人策划的假夺权、反夺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二)农业部走资派左叶(党委书记)亲自出马，把部机关《井冈山》等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把革命派反对假夺权的斗争打成“反革命政变”，对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三)陈毅在接见外宾讲话中不但不揭露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反而竭力为其开脱，说什么：刘少奇“仍是国家主席”。再一次说明他并没有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彻底划清界限。
(四)李先念接见《国务院财联》时，指责革命造反派搞三反分子姚依林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包庇姚依林，说什么“姚依林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是走资派，不是彭真的人。”
二月十四日——十六日：
(一)连日来，大叛徒谭震林的黑指示一条接一条，他的爪牙四处奔走，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谭氏御林军农口《红总站》按照谭的黑指示，先后砸抄了气象局《红旗》、水产部《红旗》、农政农办《机关造反团》、农业部《井冈山》、《红旗》、农垦部《机关造反团》、农展馆《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对革命组织的负责人任意抓、殴打、审讯、揪斗，无所不用其极。仅农业部一个部，造反派组织共三百五十多人，有一半被列入专政对象，公开斗争，定为右派的八人，大、中会批判斗争非法审讯的七十六人，列入专案处理的三十六人，被逼迫口头检查的二百七十人，书面检查的一百二十五人，大、小会及大字报点名的八十八人，示众罚站的二十三人，被抄家停职审查的六十一人，上群魔图的三十一人，受迫害者占革命组织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农林口一时妖风四起，乌云滚滚。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牢记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坚信自己的大方向就是没有错，同反革命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二)师大井冈山连续写了十二封信给周总理，揭发和批判谭震林炮制大寨黑展览的罪行，但这些材料却被国务院秘书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荣鑫转给了谭震林，谭对师大井冈山批判大寨黑展览的革命行动恨之入骨，怕得要死，向师大井冈山进行疯狂反扑。
二月十六日：
(一)农科院《红旗》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愤怒控诉了谭震林迫害革命造反派的滔天罪行，革命造反派战士个个斗志昂扬，不少同志要求参加红旗战斗团，决心与谭震林血战到底。会后在院内举行了游行示威。
(二)陈毅接见“控诉驻外使领馆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代表，并作了长达七小时的讲话。这次讲话是陈在二月反革命逆流中登峰造极的表演。陈大叫：“外面有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往党、往毛主席脸上抹黑。”“去年我反对大字报上街，现在还是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密都泄出去了，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打倒大土匪贺龙’，这中央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不会说你们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人?人家骂共产党是过河拆桥。”
陈毅还借口保护“老干部”，为走资派鸣不平。他说：“现在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相信毛主席、林彪、江青、总理、陈伯达、康生，就只有这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了?我不愿意这样的‘干净’，把我拉出去示众！使人伤心啊，现在我们的老干部被践踏了！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讲话中陈毅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大为“伤心”，为刘邓反革命工作组鸣冤叫屈。他还说：“去年七月讲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我还要讲，新反扑也行，惨遭灭顶还要讲，准备人家把我整死。”
陈对革命小将、革命群众横加指责，说：“你们猖狂，不知天高地厚”，“非常左”，“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刘、邓路线，今天轮到你们来犯这个错误了。”企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
二月十七日：
(一)方毅攻击革命造反派批判陈毅二月十二日讲话的错误是“矛头针对总理”，“必须向陈老总‘请罪’”，并威胁说：“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还厉害！”革命群众给方毅贴了一副对联，方毅恶狠狠地说：“他们有什么资格要我低头认罪?笑话!谁贴的谁给我取下来，向我赔礼道歉！”真是狂妄之极！
(二)周总理接见了财贸口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当场逮捕了以极“左”面目出现，向党中央、毛主席夺权的黑手——杜向光，并揪出了政治扒手王学明。总理对财政部造反派丧失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夺权过了头提出严肃而又亲切的批评，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央各部夺权“就是夺文化革命领导权，业务只夺监督权。”要革命派把握好政策，掌好权。李先念在总理面前不仅不承认“让权”，叫造反派夺业务权的错误，相反把责任统统推到造反派头上，全盘否定财政部造反司令部、商院红反军、财金八八等财贸口革命造反派的大方向，指责造反派没有“立场”、“乱造反”等等。他还宣布：三反分子姚依林、历史反革命吴波官复原职；工商管理局大权交给大叛徒黄芥然(原党组成员)；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大叛徒王卓如是“历史问题”，是“一般问题”，“可以让他继续负责党组工作”；人民银行代行长、大特务胡立教“历史没有问题”。
二月十七日——三月初：
李先念借保“老干部”为名，为一小撮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鸣冤叫屈。他说：百丑图，“那都是三反分子?老实讲，我看了就流眼泪。”“我们党内斗争头脑一热，就说过头话。”“自首的人那么多，这些同志工作了几十年了，究竟还是个条件吧，如何对待这些同志，今后中央还要讨论。”“在白区工作，情况一紧张就走，是允许的。”他又公开说：“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前段文化大革命‘太激了’。”
二月十八日：
(一)毛主席二月十二日到二月十八日连续三次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说，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内蒙的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毛主席还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
(二)谭震林在接见驻八机部同学讲话中大放厥词，不仅恶毒攻击革命组织抵制谭震林之流搞反夺权的斗争是“乱斗群众，高压政策，白色恐怖，方向错了”。他还妄图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狂吠“文化革命我来掌权”，“告诉你们，我谭震林搜集黑材料是为了夺权的”。真是猖狂至极，罪该万死！
(三)余秋里把张××、孙××(均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叫到中南海，对张、孙说：“你们最近工作好抓吗?现在的情况能搜集上来吗?下面听不听你们的话?你们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你们不敢反映我给你们反映！你们把最近抓生产里边的困难给我写个材料，我要搞一个报告，越快越好，最好明天就送来”。余秋里所指的“抓生产里面的困难”就是要张、孙搜集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阴暗面”，以便他攻击中央文革，否定文化大革命。
早在六六年十二月份余秋里就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他借修改中央文革起草的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十二条”(即十条的前身)的机会，全盘篡改了“十二条”的革命精神，塞进什么工矿企业文化革命要“分期分批的搞”，“领导不能中断”，“企业可以派短小精悍的联络员”等刘少奇的黑货，公开为刘邓翻案。结果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否定了余秋里的黑“十五条”，而制定出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为此，余秋里对中央文革极为不满，多次攻击伯达、江青等同志是“书生、秀才”，“不懂工业”，并叫嚣“有事我才不找中央文革那些人”。
这样，余还不死心，又炮制了另一个大毒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汇报提纲”，妄图否定“十条”。他抹煞十七年来工交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攻击文化大革命中“企业基层干部斗争面宽了”，等等。总理看后说：“这是错误的，不要汇报了”。但余又公开对抗总理，仍上报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结果受到林副主席的严厉批评。林副主席说：有这个提纲，“就没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总理气愤地说：“违抗组织，欺骗中央，是不允许的，这要变成黑线人物了，就要反党了。”伯达同志也说：“这是对我搞突然袭击，我也是大小计委成员，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然而，余秋里丝毫没有悔改之意，继续攻击文化大革命。
(四)周总理接见了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周总理精辟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和伟大的“一月革命”夺权斗争，希望广大革命干部认清大好形势，振作革命精神，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李先念在会上又大保走资派，他说：吴波“不是三反分子。”江明“没有自首过，并没有被敌人逮捕。”卢绪章“并不是坏人。”(江、卢均为原外贸部党组成员，走资派。)李还正式宣布：“所有党组都要恢复工作”，让原班人马负责。这样，一小撮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革命造反派夺权后，又重新爬上了台。
在重新上台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吴波和部内保守派的反革命高压下，财政部革命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司令部》被迫解散。这是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
二月十九日：
(一)北京卫戍区二月十八日写了两个报告：《关于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个中学军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毛主席对两个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
江青同志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于促进革命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向前发展，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这次军训的中心内容是进行文化文革命两条路线的教育。
(二)谭震林对批判大寨黑展览联络站使出了种种毒辣手段。第一是“挤”：谭震林背着周总理，擅自把××大使引进展览馆，要把一个外国工业展览搬到农业展览馆来，妄图把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战士挤走。第二是“赶”：谭一方面把大批保守组织拉进农口，一方面要把师大井冈山战士赶走，污蔑批判大寨展览联络站是“瞎凑起来的全国性组织”，是违反中央精神的，要派人来接管。第三是“打”：谭震林、赵永夫之流把参加批判大寨展览联络站的青海八·一八战士打成“反革命”，进行疯狂迫害，污蔑“炮打谭震林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是“砸”：谭震林指使农大《红旗》一小撮人砸了《批判大寨展览联络站》，抢走部分材料，劫走全部电话机。第五是“吓”：在谭震林、江一真指使下，农大《红旗》一小撮人污蔑师大井冈山批判黑展览是“炮打总理”，写匿名信攻击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勒令他们滚蛋。在这种反革命高压下，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的革命战士并没有被征服，被吓倒。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定决心，顶逆风，战恶浪，一直坚持批判大寨黑展览，坚决掀出炮制黑展览的罪魁祸首谭震林。
(三)李先念派姚依林代表他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宣布王卓如、史立德(均为原党组成员、叛徒)为“党组负责人”和“主管业务的党组成员。”
姚依林还对总社群众说：“财政部把矛头指向吴波，实际上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混蛋逻辑!
二月二十日：
(一)晚上，谭震林再次接见农口五个假夺权单位代表，胡说什么：“总理肯定了你们夺权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总理是代表中央和毛主席讲的。”谭震林狗胆包天，竟敢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谣，造周总理的谣，真是罪该万死！
(二)化工部付部长、美蒋特务张珍在余秋里、谷牧之流授意下，杀气腾腾地说：“对红战团不但要从组织上摧垮，而且要从思想上摧垮。”在张珍之流的操纵下，次日，保守组织查封了《红战团》，并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对你们专政！”
(三)李先念派杨××向财金八八驻工商管理局战士传达他的“指示”，决定把工商管理局大权交给原党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涤新和原党组成员、叛徒黄芥然。
二月二十一日：
(一)谭震林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农口各部和农口院校代表，作了长篇讲话，胡说造反派“反谭震林大方向错了”。并把他的保皇派封为“左派”，把造反派污蔑为“坏人”。并恶狠狠地说：“经过斗争，把坏人暴露出来了，这里有阶级敌人，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蜕化变质分子，……暴露出来了，就便于把他们揪住，便于我们把他们一个个地斗倒批臭！他们现在送货上门，我们就接收。”
(二)化工部在大特务张珍主持下召开会议，研究反夺权计划，她说：“关于夺权问题，除今天参加这些人外还有徐××同志，当然还要适当地扩大些。”
(三)陈毅在中南海接见二外红卫兵等代表。陈毅圈定“三结合”对象，要问题严重的郝××、王×ד做个报告，大家批评就行了。”并大保黑邦分子张彦说：“不要无休止地斗下去了。”
(四)李先念接见财金八八代表时，为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小丑鸣不平。他说：“二十几岁的人，写几张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就是反革命，我就不同意。”
二月中旬——三月中旬：
党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出现了一股以大叛徒谭震林为代表的反革命逆流。谭贼及贺龙的心腹余秋里等人公开跳出来，疯狂地肆无忌惮地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起进攻，诬蔑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没有阶级分析”，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向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文革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胡说：“让中央文革掌权，中国就要修正主义当权。”他们否定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闹革命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说什么：“难道小资产阶级可以解放小资产阶级?牛鬼蛇神能解放牛鬼蛇神?”把这种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诬蔑为“形而上学”，“没有阶级观点”；他们诬蔑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在反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否定几十年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他们借口“保护老干部”，“保护干部子弟”，实际上保护叛徒、特务、走资派，保护牛鬼蛇神。他们否定阶级、阶级斗争，完全歪曲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的伟大教导。他们不仅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且反对二十多年前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为以刘、邓、陶为代表的一小撮走资派翻案，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苏修的乏走狗王明翻案，复辟资本主义。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奋起反击时，谭震林这个老混蛋，旧帐未清，新恶又添，竟敢向党威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拂袖而去，并扬言“砍掉脑袋，坐牢也要斗争到底”，还提出“不该入党，不该参加革命，不该活到六十五岁”的“三不该”反动论调，真是嚣张至极，罪恶滔天！
二月二十二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表示热烈祝贺。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在会上也分别讲了话。伯达同志分析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特点，指出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他号召“同志们，一方面要高呼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
(二)农口的许多怪事怪现象引起了师大井冈山的密切注视，他们遵循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导，派出调查组到农口各单位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誓与谭震林血战到底！
(三)李先念派他秘书郝××向物委传达他的“指示”：“薛暮桥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只是“说过一些错话，写过一些错文章，做过一些错事”的人！压制革命造反派揭发批判薛暮桥。
(四)李先念再三出面保驾吴波，说：“吴波不是三反分子。”“公开把吴波打倒是不允许的！”这样，吴波更加嚣张，他扬言要把“真正左派(实为保守派)搞一个大联合，重新夺权”，并把叛徒、特务朱楚辛等重新拉上台，组织反革命班子。
二月二十三日：
(一)《红旗》杂志发表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钻进干部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极少数。社论号召：“广大革命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社论还指出：“犯错误的干部，绝不能因为党对他们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而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拒绝接受群众对自己的批评，甚至掉转头来打击革命群众。如果那样，他们同党和群众的矛盾的性质，就会逐步地起变化，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使自己‘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社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警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趁机进行反扑，进行阶级报复。”
(二)化工部部长徐××从大庆回来，谷牧马上找徐××说：“化工部形势大好，大联合搞得好。”还说：“希望你们快搞个文件上来，送给我看看有没有必要送给中央。”同日，谷牧在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还介绍了化工部的“好经验”，吹嘘化工部可能作夺权的三结合典型。
(三)谷牧以为时机已到，拍马上阵，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把经委、计委、建委的造反派诬蔑为“薄一波、贾拓夫的残余势力”，说×××、×××(两个革命群众)等这一批统统不是好人，还咬牙切齿地说：“让他们猖狂一些就好嘛”，“这是他们的一个反扑嘛”。
(四)商业部姚依林官复原职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亲手炮制了《中共商业部党组通知》的大毒草，上报李先念后，发至全国。“通知”声称：“商业部和所属各局、各公司、各单位的局长、经理和各单位负责人，凡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以前在职工作的，一律恢复其工作。直接对党组(指的就是姚依林本人)负责。”全盘否定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把矛头直指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这个“通知”发出后，天津、成都、西安、湖北、山西等地财贸系统走资派重新爬上了台，出现了反夺权，许多革命组织被砸，革命同志惨遭毒打，有的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武斗。财金八八、商学院红反军驻山西、天津、太原、首都商场的联络站也纷纷被赶。
直到三月二十一日，周总理接见时，李先念还推卸责任说：“这是党组(指商业部)责任。”后来姚依林也不得不当场交待说：“这件事他(指李先念)知道。”
二月二十五日：
(一)在谭震林的指使下，农林口各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个跳了出来，纷纷“亮相”，充当了镇压革命群众的急先锋，进行反攻倒算。
农业部付部长朱荣于二月二十三日亲临农科院，参加保守组织的大会，并在会上控诉《红旗》对他的“迫害”。八机部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正人，这天赤膊上阵，抛出《我的立场》这张臭名昭著的大字报，明目张胆地把矛头对准八机部的革命组织《北京公社》。他说什么“《北京公社》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农林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给予这些跳出来的走资派以迎头痛击。
(二)地质部走资派旷伏兆以一张所谓“揭发何长工反党罪行”的大字报“亮相”，地质部的保守组织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贴出大字报，为旷伏兆评功摆好。
(三)计委保守组织“捍卫队”写大字报攻击革命造反公社批判余秋里犯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错误。
(四)李先念接见粮食部革命派代表，他说：革命造反派“极端不民主，比工作组还厉害。”又说：“文化革命时期，有些党政机关、学校单位的党的领导中断了。”他还保陈国栋说：“陈国栋是好干部，可以结合。”
二月二十六日：
(一)《人民日报》刊载了毛主席推荐的《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
(二)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等革命派代表。他不等“秋后”，就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算帐了。他说：“我看你们是不信任我的，现在我找你们算帐了，……我们犯了路线性错误，你们犯了政治性错误。”
二月下旬：
(一)师大井冈山派出的农口调查组到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八机部、农政、农办、农科院、气象局等单位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认为谭震林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罪魁祸首，积极准备炮弹，向大叛徒谭震林举行大规模进攻。
(二)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到大庆调查余秋里的材料，回京后又与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在工交各部委做了大量调查，特别是发现在计委、石油部、一机部、煤炭部出现了一股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余秋里在幕后进行了一系列策划活动。
二月二十七日：
(一)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他不能同意。毛主席说：“难道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毛主席指示，今后应把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晚上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原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代表。伯达、康生同志指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伟大军队，军区不能冲击。对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指示要撤回一切驻外联络站。
(三)“二月逆流派”在谭震林幕后操纵下，打、砸、抢《批判大寨展览联络站》，切断电话线，抢去全部电话机和部分材料，围攻广播站。
二月二十八日：
(一)农机东方红战士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冒着风险在八机部贴出《紧急呼吁书》，号召“革命造反派紧急行动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得到八机部革命造反派热烈拥护和支持。
(二)农科院《红旗》战斗团首当其冲，从白色恐怖中杀了出来，胜利地召开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誓师大会”，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煤炭部保守势力空前活跃，竭力为煤炭部副部长、三反分子钟子云评功摆好。什么“钟子云品质是好的，问题不大”，“钟子云态度老实”等等。×××公社负责人还说：“过去搞钟子云是头脑发热……”。否定革命群众对钟子云的揭发批判。
(四)在余秋里的一手操纵下，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薛暮桥，大叛徒刘岱峰以及杨献珍的门徒张翼飞等四人组成的原物委党组竟恢复了工作，他们大搞翻案活动。
(五)余秋里给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下黑指示说：“你们在一个月内做好思想工作，拿出‘三结合’方案来”，“你们大庆公社、中层干部、领导干部‘三结合’”。并攻击石油部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阵线不清，不能依靠他们。”
三月一日：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贵阳棉纺厂创造了自下而上的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好经验，马上决定向全国推广。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的社论。
(二)周总理接见石油、铁道、水电等工交系统七个部的代表。会后，余秋里进一步对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拉拢腐蚀，对其负责人之一楚××说：“你们大庆公社是个好队伍，讲政策，在石油部作了许多工作。”同时又对石油部党委定调子：“石油部党委，你们要全面地看，元月十四日夺权后，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部党委是支持你们的。”以便通过该组织把有大量三反言行的石油部党组书记、代部长康世恩拉入“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三)被余秋里多次包庇的原地质部副部长、三反分子何长工赤膊上阵，猖狂地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叫哴“谁抓过我们的头发，谁拧过我的耳朵，谁踢过我一脚，谁按过我的头，把我当成低级动物来对待，都是机关干的，我都认得。”还叫嚣：“大民主没有我一份?”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三月二日：
(一)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首都红代会宣言》。首都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欢呼雀跃，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连夜赶到中南海报喜，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革命小将的巨大关怀。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社论赞扬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三结合”方针，粉碎了阶级敌人假夺权的阴谋，终于获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社论指出：“山东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及时识破阶级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实现军民结合，粉碎他们假夺权、反夺权的罪恶活动。”
(三)余秋里将其心腹吴××(石油部政治部主任)、徐××叫到中南海，面授机宜，密谋石油部假“三结合”，并指示让吴帮助康世恩做假检查，使康世恩蒙混过关。
(四)财贸各部一小撮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李先念的保护下，官复原职，重新上台之后，在各部扶植保守势力，镇压革命造反派，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
△姚依林公开向商业部革命造反派说：“你们夺权通告政治上根据什么?组织上经谁批准?你们应该向全国承认错误！我是三反分子?还是我管！”
姚依林的心腹×××厉声斥责革命造反派：“到底你是混蛋，还是我是混蛋?哼！你还得听我的！”保守势力高叫：“我们保对了！你们(指造反派)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升级。”
△财政部吴波公开说，造反司令部“犯错误比我们还严重。”并操纵保守组织向全国发出《紧急声明》，把《革命造反司令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并说“现在已被革命组织砸烂。”他还嚣张地攻击中央文革说：“中央文革处于超然地位。”他疯狂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翻案，亲自电报通知全国，收回关于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许多革命文件。部内保守势力更嚣张至极，狂叫：“吴波是好同志”，“打倒吴波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此时，财政部内妖雾重来。
△人民银行总行胡立教也跳了出来，把自己打扮成“三结合”的对象，自封为群众组织的“参谋”。行内保守派狂叫“揪住胡立教问题不放，是方向错误。”“对胡立教晚结合不如早结合好。”保守组织也作出决定“四月初结合胡立教”。
△粮食部陈国栋上台后，收集革命造反派名单，准备反攻倒算。胡说：革命造反派夺权“是牛鬼蛇神夺权”。在陈一手扶植下，保守组织《××公社》应运而生。
△工商管理局：许涤新上台后，狂叫：“我就有一点生活问题”，“你们整错了”。
一时间，财贸各部妖风四起。值此关键时刻，李先念也错误地“指示”：要把财金八八驻各部战士撤走。财金八八与各部革命造反派顶险风，战恶浪，坚持揭发批判各部走资派的滔天罪行。
三月三日：
在革命小将的坚决斗争下，谭震林又改变了反革命的策略，耍起软的一手来，假惺惺地为革命派“平反”。又企图搞反革命的大联合和“三凑合”，逼迫革命造反派承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中央文革”，“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作为联合的条件。如果不承认，便套上“对联合没有诚意”、“破坏联合”的大帽子。企图用反革命的联合压垮革命造反派。
三月初：
(一)谷牧公开跳出来布置其心腹顾明，孙敬文要建委立即恢复党委活动，并在党组会上扬言“要恢复‘革命秩序’”。在谷牧的直接策划下，顾明猖狂的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二)在余秋里的策划下，一机部党委原班人马恢复了工作。
(三)李先念连续几次接见各部革命群众，说：“我以前批评你们犯方向错误，是冲口而出，是气头上说的。你们是老左派，建立过丰功伟绩，我是支持的”等等，对革命造反派先打后拉。直到三月五日，他还保胡立教，说：“胡立教可以先结合后检查”；直到三月十四日，他还指责商业部夺权“难道没有犯方向错误？……”可见，他立场根本没有改变。
三月四日：
(一)余秋里打电话给石油学院大庆公社负责人楚××，进一步拉拢腐蚀该组织，竟不顾事实地肉麻地吹捧该组织四十五分钟孤家夺权为“大联合夺权”，是“最早，最好，也最突出”，又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很有成绩。”并指示该组织：“干部问题一定要好好抓，要争取做个典范。”妄图通过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实现石油部资本主义复辟。
(二)化工部《×××》传达谷牧关于化工部夺权问题的黑指示。刘××说：“中央的指示(实际上谷牧的意见)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把谷牧的意见冒充中央的指示，欺骗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国务院财办副主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依林，赤膊上阵，对财办二·七战斗队发表了一个极为反动的讲话，恶毒咒骂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污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矛头指向总理”，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机关里(财办)看是不是左派，“就看是不是对李先念同志坚决相信，对他的指示坚决相信，毫不怀疑，否则就不是左派。”讲话后，财办保守势力猖獗到了极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战斗队在反革命高压下，被迫解散。
三月五日：
在一机部，余秋里一直对抗总理责成他每两天“给部造反派打一次电话，了解生产和联合的情况”的指示，拒不同一机部真正的革命派《一部联》联系，却单独接见保守组织《×××》，保守派对他汇报长达四个半小时，余笑容满面地对他们说：“你们的汇报很好，体现了主席思想”，并表示“我愿意做你们的参谋。”从此，在余秋里“参谋”下的《×××》向一机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部联》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扑。
二月六日：
“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重大回合——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进军号！
面对有亡党亡国危险的“二月逆流”，是坚决抵制、奋起反击，还是麻木不仁、漠然视之，甚至站在“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一边，为这股反革命逆流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众组织都要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
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下，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英姿飒爽，跃马挥戈，杀上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战场，硝烟滚滚，炮声隆隆，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三月七日，北师大井冈山、北农大东方红首当其冲，进驻农林口各部，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战斗口号，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三月十一日，北师大井冈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又发出了向贺龙的心腹、“二月逆流”的又一个干将余秋里总攻击的“最最紧急呼吁”。接着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中央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等革命组织又奋起反击外事口和财贸口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炮轰陈毅！炮轰李先念!顿时反击“二月逆流”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整个北京城以及全国各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进入了高潮。
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到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大叛徒谭震林伙同反革命两面派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之流，操纵“二月逆流”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什么围攻、谩骂、殴打、抄家，甚至绑架、坐班房，无所不用其极；什么你们“炮打谭震林、余秋里、陈毅、李先念，就是炮打周总理”，“你们是王、关、戚反党集团操纵的”，“你们搞分裂”，一顶顶大帽子扣将过来，反动气焰嚣张至极！他们甚至狂叫：“揪出搞谭震林的黑后台，”“谁反对余秋里就打倒谁”，真是反动透顶！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同志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临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第一线，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次又一次的最最坚决的支持。毛主席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撑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毛主席争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顶逆流，战恶浪，排除种种干扰，紧紧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猛烈地向“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之流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三月七日：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
“三、七”指示对加强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克服资产阶级的派性，对于促进革命大联合、“三结合”，团结大多数，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三、七”指示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运动的发展，愈来愈显示了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深远意义。
(二)师大井冈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站在反击“二月逆流”最前线，喊出“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战斗口号。揭露了谭震林一手炮制大寨黑展览，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为刘邓翻案、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滔天罪行，打响了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炮。师大井冈山的行动得到了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决支持。农林口革命烈火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
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吓坏了大叛徒谭震林，他连忙召集其爪牙陈漫远、肖克等人，通风报信，研究对策，说：“……今天我找你们谈，你们应当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取得群众信任。……”妄图蒙混过关，以便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三)七、八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驻石油部办公室，连续给余秋里写了两封信，向余秋里汇报了他们背着石油部机关和石油系统的广大革命职工而确定的“三结合”名单，并偷偷地上报总理，他们把康世恩、孙××、张××当作“三结合”对象，并大肆吹捧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康世恩“对主席有感情，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并说：“我们再次希望康世恩同志早日回部，尽快促成‘三结合’”。信中还请余秋里对石油部“三结合”“作出具体指示”。可以看出，他们已完全被“二月逆流”的干将余秋里所收买，成为其代言人。
(四)中侨委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一月十九日至一月二十五日期间，进行了四次夺权，第四次是由中侨委××总指挥部排斥其它革命组织夺了权，得到了陈毅和廖承志的支持。三月七日零时，陈毅给中侨委××总指挥部四点指示，其中肯定了“首都归侨×××公社和中侨委××总指挥部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是“革命左派”，拉一派，打一派，使两派群众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相对立，使中侨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遇到了曲折。
(五)陈毅在和外交部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时说：“刘邓已被彻底打垮了，彻底认罪了。”公开散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麻痹思想。
三月八日：
(一)师大井冈山召开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揭发批判了谭震林残酷镇压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滔天罪行和炮制大寨黑展览的罪恶勾当，北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十几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大会。下午师大井冈山大队人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杀进农展馆，揪住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农业部代部长江一真。当晚冲破保守派重重阻力，进驻了农业部，誓与谭震林血战到底！
(二)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发表“声明”：“打倒谭震林！”并且进驻农业部，表示坚决同农林口、师大井冈山的革命战友战斗在一起，彻底击退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庆公社总部负责人立即派人把北京公社的标语拍照下来，准备秋后算帐。并贴出“北京公社炮打谭震林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等大标语，开始了他们死保“二月逆流”的表演。
(三)余秋里看到街上“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标语，怕得要死，他心怀鬼胎，这天突然主动接见了计委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公社，假惺惺地做了个检查，妄图蒙混过关。他说：“如果你们认为我有资格的话，如果能取得群众的谅解，群众认为我可以，有悔改，要我参加‘三结合’，我个人一定服从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妄图削尖脑袋钻进“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这次“检查”中，余秋里还继续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原物委主任、计委付主任薛暮桥。说薛是“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好同志”。
(四)晚上陈毅接见外交部部分群众组织代表。
自二月二十六日外交部革命造反派开始整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部分保守势力，把矛头直指革命造反派，陈毅也说：“叫他们(指造反派)作检查”，“检查后还可以提意见，再检查，直到群众满意为止。”为保守势力打气，妄图一举搞垮造反派。陈毅还说：“把行政系统恢复……我们要解决这个‘乱’”，“部、司、处、科单位一整套的恢复，这不是复辟，现在我们正在恢复行政系统，由造反派来一概控制是不好的”，并让这些组织酝酿“行政系统怎样恢复。”部党委取消了对司一级的监督权，大搞恢复建制，官复原职，指定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当权派出来领导业务工作，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以及部里的保守势力，大造舆论，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说什么“造反派夺权夺错了”“司局长应各就各位”，“监督就是干涉”，“干涉太多就没法工作了”，“你们造反派就是为了私字造反”、“是为了捞个一官半职”等等。一时间，外交部资本主义复辟妖风，甚嚣尘上。
三月九日：
(一)陈伯达同志在军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从此，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展开了反击以谭震林为代表的“二月逆流”的惊心动魄的伟大斗争。
(二)红旗招展，杀声震天，师大井冈山驻农业部大队冲破了重重阻力，在农业部门口主持召开了首次批判谭震林大会，红卫兵小将揭发批判了谭震林一手泡制大寨黑展览和镇压革命群众，制造“二月逆流”的滔天罪行，农业部革命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张××勇敢地站出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声讨了谭震林残酷镇压农业部造反派的反革命罪行，到会群众上万人，斗志昂扬，高呼“打倒谭震林，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连日来，农林口各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紧急呼吁”，积极进行串连，决心彻底粉碎以谭震林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被谭震林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从此，农林口的革命之火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
(三)首都红代会地院东方红、北邮东方红、财金八八、农机东方红、民院东方红、劳大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相继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击“二月逆流”的伟大斗争！
(四)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大叛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浴血奋战的时候，北大×公社聂××、孙蓬一之流却为“二月逆流”推波助澜，扮演了极不光彩的保皇角色。北大×公社负责人聂××亲自接见农业部保守组织，为他们撑腰打气。北大×公社作战部、动态组人员，以农口调查员身份出现在农业部，要求找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江一真密谈，被农业部革命造反派赶走。于是他们便给农业部伪临管会留下名字，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找江一真密谈。以后农业部机关党委书记左叶与北大×公社作战部、动态组负责人王××在农业部多次密谈。北大主动提出派500人进驻农业部，为谭震林效劳卖命，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五)化工部代部长徐××受余秋里的指示上窜下跳，找北石大庆公社驻石油部办公室负责人楚××到余秋里家里密谈石油部假“三结合”。谈话长达三小时多，徐××对楚说：“石油部党委的班子是好的”，并按余秋里的旨意给康世恩等几个部长定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基调，还指示大庆公社“要高举‘三结合’的旗帜。”妄图把走资派拉进“三结合”权力机构。
余秋里收到大庆公社三月七、八号的信后，马上复信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关于干部‘三结合’的对象问题，我已转报××同志，待有指示后再向你们传达”，“我认为要在三月份实现‘三结合’”。阴谋尽快地实现他在石油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同时，石油部出现大量为康世恩评功摆好，要求康世恩参加“三结合”的大字报、大标语。
三月十日：
(一)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断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时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提出了革命“三结合”的方针，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取得夺权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二)人民日报发表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警惕，有人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借口‘三结合’搞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合二而一，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进来。这就是要混水摸鱼，要篡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要实行反革命复辟。一切革命的群众，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最后还意味深长地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要特别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这个社论的发表，把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
(二)谢副总理下午到全国农业展览馆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战士。师大井冈山战士向谢副总理汇报了谭震林炮制大寨黑展览，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滔天罪行。谢副总理审查了大寨黑展览，对谭震林的罪行十分愤怒。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一定把他们的意见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转达，并和大家一齐高呼“打倒谭震林！”这是对师大井冈山和农口革命造反派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三)在煤炭部，被余秋里重新拉上台主持煤炭部党委工作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子云抛出了他精心炮制的党委第一次会议“纪要”，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纪要”说：“要加强政治部的领导”，“干部任免都要经过党委讨论决定”，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造反派，否定了煤炭部党委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地向革命派进行反夺权。
(四)谷牧跟《××工交联络站》负责人李××谈话时，有人问；“街上到处都是打倒谭震林的大字报，这股妖风是怎么来的?”谷牧马上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先不要表态，不然以后容易被动！”谷牧竭力包庇“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顽固地站在谭震林一边，和谭震林是一丘之貉。
(五)首都红代会《批陈云联络站》在师大召开《彻底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两万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揭发了陈云许多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并指出当前社会上有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坚决击退这股逆流。
(六)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迅速进驻水产部、农业部、八机部、农政农办、农科院、气象局等单位，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大力支持革命造反派，向大叛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震林展开了猛攻。
三月十一日：
(一)康生同志和曹轶欧同志到全国农业展览馆接见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战士。师大井冈山战士向首长汇报了谭震林炮制大寨式农业黑展览，制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罪行。康生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展览突出的是刘少奇的政治。并对批谭工作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对师大井冈山战士予以极大的支持。
(二)《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急风暴雨中光荣诞生了！首都红代会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地院东方红、农机东方红、劳大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等近百个革命组织加入了批谭联络站。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造反大军，迎头痛击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三)大叛徒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干将季宗权，在《农红总》会上说：“这次搞谭震林是谢富治搞起来的。”“这次反谭浪潮的幕后操纵者，一个是×××，一个是谢富治，后面还有一个。”还装得若有其事地说：“中央对幕后人正在调查。”同时又大肆造谣，恶毒攻击站在反击“二月逆流”最前线，紧跟毛主席的谢富治同志，真是罪该万死！
(四)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怒涛冲得北大×公社聂××、孙蓬一之流晕头转向，惊魂失魄，于是慌忙召开形势串联会，窥测方向，决定对策。会上北大×公社作战部动态组大叫“谭震林是一贯紧跟毛主席的”，“几十年的历史都是革命的”，“谭震林打不倒！”最后决定：“轰谭震林不保险，还是打倒李雪峰好。”因此对谭震林问题“暂不表态。”
(五)面临工交口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师大井冈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发出炮打余秋里的“最最紧急呼吁。”“呼吁”中指出：余秋里是一个“两面三刀、文过饰非”、“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同时，在城内、计委、石油部及校内刷出大量“炮轰余秋里”，“余秋里是工交口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打倒余秋里！”等标语。向“二月逆流”的又一个干将、贺龙的心腹余秋里发起了总攻击。
(六)原物委主任、计委付主任、大叛徒薛暮桥在李先念保他重新上台之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财金八八经过大量调查，这天，八八队作战部发表声明(第二号)，决定打倒薛暮桥。
三月十二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作战组发出“通告”，指出：“正当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谭震林这个镇压农林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又在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赤膊上阵，充当了急先锋。”要求所属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全力以赴投入战斗，不打倒谭震林，不把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彻底击溃，决不收兵！
(二)师大井冈山和北石北京公社为彻底粉碎余秋里在石油部策划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进驻石油部，和石油部机关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坚决击溃余秋里在石油部掀起的复辟妖风！
三月十三日：
(一)红代会农大东方红再次发表“关于打倒谭震林的紧急动员令”，并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全校东方红战士和革命师生立即行动起来，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二)计委“革命造反公社”、钢院“九一九”、北邮“东方红”、政法“政法公社”等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炮轰余秋里的革命行动，坚决击退余秋里在工交口策划的反革命复辟妖风。
(三)师大井冈山、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新人大公社、钢院“九一九”等，联合成立“批余联络站”。
(四)谷牧对铁道部保守组织负责人说：“要让吕正操参加党组会”，并给他们打气说：“要挺起腰杆来”，妄图把三反分子吕正操重新拉上台。
(五)陈毅接见归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使、参赞，他在讲话中对革命群众对大使、参赞的批判极为不满。他说：“都是四十、三十几年以前的，最短二十四、五年的老同志，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大帽子很多，没有具体内容，所有大使都打成反革命”。最后还心虚地说：“我不多讲了，讲多了又是新反扑。”在陈毅的“同情”和“关怀”下，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使领馆当权派，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有的公然翻案，反攻倒算。如××大使说：“我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当权派认为“造反派说了不算数”。××大使诬蔑造反派“不要把好恶当政策。”等等。
三月十四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组织了彻底击溃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声势浩大的示烕游行。红代会所属单位以及农林口、工交口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十万余人同仇敌忾，走上街头，手举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呼革命口号：“打倒谭震林！”“解放农林口！”“彻底粉碎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二)大叛徒谭震林通过其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江一真散布什么：“部队和我们观点相似。”“部队是支持我们的。”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它们和反革命两面派杨、余、傅的黑关系。谭贼还通过江一真说什么：“对农口，我们这一边，总理是了解的。”谭震林狗胆包天，妄图进一步造谣惑众，操纵其所谓“三千御林军”——《农红总》，继续负隅顽抗。
(三)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动员全体社员积极行动起来，为粉碎余秋里在工交口策划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而战斗。
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发表声明：认为总部在石油部“三结合”问题上走上层路线，出卖原则，搞“三凑合”，提出“炮轰余秋里，解放石油部”，并要找总部头头辩论。
(四)陈毅在中南海接见对外经委“红联站”，安排方毅过关，要“很快”解放方毅。陈给群众运动划框框说：“把方毅同志解放出来，对外经委就走向了一个新阶段”。陈毅曾先后十次保方毅过关。
陈毅在这次讲话中说：“都是造反派容易偏‘左’，都是缓和派容易偏右，要有各方面的代表，中间派观点的可以参加。”事后，方毅果然在对外经委大搞左、中、右各派代表的“三凑合”，企图取代“红联站”，要“红联站”“准备交权”。
陈毅竟然说：“就是对走资派也要经群众讨论，征求他本人同意，不能压服，完全是说服，群众同意，他同意，然后从宽处理。”
三月十五日
(一)反革命的围剿锻炼出革命的左派，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队伍更壮大了。
九日：八机部“北京公社”同二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成立了“八机部机关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十日：气象局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联合成立了“红旗革命造反总部”。
十五日：农垦部的革命造反派重新站起来了，“井冈山”、“遵义战斗队”成立。
喜讯频传，凯歌阵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谭震林一手炮制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已经面临全面破产！
(二)农口保守组织《农红总》仍在继续活动，反革命分子季宗权以串连的形式召集农林口各单位联络员开会，布置谭震林的反革命三部曲。季说：“现在各自为战，各搞各的文化大革命，待形势好转时，各部统一行动，各部统一贴大标语。”企图改变反革命策略，挽救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三)大庆公社发表了第一号保余声明。声明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余秋里、李先念同志就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并扬言要“迎头痛击这股反革命逆流，揪出这股逆流的幕后人。”
下午两点，由大庆公社召集北大×公社、民院抗大、人大××、机械学院×××等二十六个组织保余串联会。会上恶毒攻击反击“二月逆流”“是一个阴谋”，是一股“反动逆流”，“搞余秋里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民院抗大连续几日的“抗大简报”中，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是“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打革命造反派，扰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说什么“我抗大公社红卫兵总部坚决反击这股从‘左’边来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他们的表演，更加雄辩地说明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
(四)方毅在对外经委作“检查”，陈毅亲临现场，宣布“解放”方毅。此后，方毅得意忘形，气焰十分嚣张，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革命派，扶植保守势力，围攻《红联站》。方毅在陈毅的支持下，在对外经委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
三月中旬
(一)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奋勇反击之下，大叛徒谭震林之流丧魂落魄，“二月逆流”的保皇党土崩瓦解，“二月逆流”产物师大造反兵团气息奄奄，受蒙蔽群众纷纷退出，不得不宣布解散。但是一小撮顽固分子并不死心，造反兵团要员汤××顽固站在谭震林一边，竟当上了“二月逆流”铁杆保皇党北石大庆公社的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死保余秋里。
(二)农科院《红旗》、气象局《红旗》、农大《东方红》等农林口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相继发表严正声明：要求每一个革命战士坚决打退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猖狂反扑，坚决打倒刘、邓、陶！打倒谭震林！保卫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攻击周总理就坚决打倒谁！
(三)陈毅接见了归国生“革联”代表。布置他们“老老实实学习两周”。讲话中他掩盖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宣扬“错误人人有份”。他说：“你们也有责任，你们也有错”。陈毅还定调子说：“回国人员、大使、参赞也要革命，都是革命同志。”企图使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走过场。
三月十六日
(一)下午农大东方红公社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愤怒声讨谭震林的反革命罪行。红代会师大井冈山、劳大东方红、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等革命组织及农林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万多人参加了大会。
会上以大量事实揭发了谭震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镇压农林口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二)连日以来，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和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校内、各部委和市内街道上贴出大批大字报，系统地揭发余秋里在工交口策划资本主义复辟，猖狂攻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滔天罪行。其它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支持炮轰余秋里的革命行动。
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召开“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提出：“炮轰余秋里”、“火烧余秋里”的战斗口号，许多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会坚决支持。
(三)从二月中旬开始，财贸口也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李先念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至今没有彻底改变立场，在谭震林跳出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时，他辜负了周总理的期望，又站错了立场，否定造反派大方向，扶植保守势力，镇压造反派，歪曲革命“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大保财贸各部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重新把它们拉上台，在“二月逆流”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各部走资派上台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财贸口文化革命危在旦夕。财金学院八八队作战部这天向全院革命师生作了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形势报告，呼吁广大八八队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二月逆流派”攻击这个会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军训”。
三月十七日：
(一)谢副总理在关于军事接管北京厂矿企业单位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坚决和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要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复辟逆流。”
(二)农林口各机关、各院校全面反击“二月逆流”达到了高潮，他们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把谭贼拉下马的决心，走遍北京各个角落，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用大字报、游行、大会、小会等等名种形式，“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打退反革命逆流，不打倒谭震林誓不罢休！谭震林之流建立起来的伪政权纷纷垮台了，但他们并没有甘心失败，他们改变策略，以攻为守，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总理很信任谭震林，谭震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一定要顶着”。“就是没有二月逆流”，“只有二月红流”，“三月才是逆流”。甚至公开叫嚣：“中央文革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在这天，谭震林在他的办公室还找他的黑爪牙们开了一次反革命黑会。谭贼叫嚣什么：“我出问题了，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农口运动是农口运动，我错了并不等于农口运动也错了，我对了也不等于农口运动全对。”公开跳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为“二月逆流”翻案，他还狂妄地说：“有人说我拉一派，打一派，我要不知道情况就算了，我知道的就四个地方：农业部、农垦部、农政农办、水产部，我就是要打一派、支持一派，就是支持左派打击右派。”其反革命立场何等顽固！
(三)在对外文委夺权的二外×××，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夺权的指示，不得不从对外文委撤走，这时陈毅提出“要交好权，接好权”。为此，三月十七日晚接见了对外文委、二外夺权委员会的代表。陈毅在这次讲话中，完全不顾中央的指示，再一次肯定“二外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在陈毅直接“关怀“下，二外把权交给了一贯排斥革命造反派的临时拼凑起来的“临时权力委员会”手中。
(四)师大井冈山驻农业部大队，从十七日到二十七日写出了三封致左、谢、李的公开信，向压在革命造反派头上的“三座大山”，谭震林的“大左派”、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左叶、谢文景、李兴猛烈开火！进一步揭开了农业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三月十八日：
(一)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胜利公社、东风公社、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石油设计院红旗、石油研究院东方红、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等革命组织在石油部召开“炮轰余秋里，彻底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揭发控诉余秋里在石油系统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大庆公社、钢院××××公社中途冲进会场，破坏大会。恶毒攻击这个大会是“反革命黑会”。
国家经委井冈山、物委劲松等革命组织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炮轰余秋里的革命行动。
石油部机关所有保守组织拼凑成×××总部，并贴出大量保余标语：“炮打余秋里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扬言要在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造反派中“揪出薄一波的黑爪牙”。
(三)财金八八作战部发表(第三、四号)声明，指出：“周总理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再次重申支持师大井冈山和北石北京公社炮轰余秋里的革命行动。并指出：“以李先念为首的财政部党组，反攻倒算，摧垮革命造反司令部……实际上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炮打李先念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财院“二月逆流派”立即抛出大字报，胡说“炮打李先念，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充分暴露了他们死保“二月逆流”的丑恶咀脸。
三月十九日：
(一)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战略方针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的时刻，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二)谢副总理批示无罪释放被谭震林勾结杨、余、傅之流逮捕的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傅崇碧之流表面上执行谢副总理指示，却在暗中仍对水产部保守派说：“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充分暴露了傅崇碧的反革命两面派真面目。
(三)北石大庆公社第一号头头姜×发表声明，说总部第一号保余声明“完全正确”，“炮轰余秋里是错误的。”连日来大庆公社根本不听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忠告，派许多人到师大大吵大闹，大刷标语，围攻谩骂，把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打成“一小撮”，恶毒攻击师大井冈山和北石北京公社，继续死保余秋里。
三月二十日：
(一)林副主席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林副主席指示：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可是，有些同志们的脑筋里，熟人很多，看到熟悉的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这只是暂时的现象，而且是属于很末微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要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要看到哪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不看到主流这一方面，只看到一些缺点，朋友们，同志们，老同事们吃了点儿亏，就把整个天下都看黑了，那就全错了，那就糟了，那就上了敌人的大当。看不到主流，就会迷失方向。”林副主席还指示：“对老干部，是必须作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变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干部子弟也是这样，有的是无产阶级分子，有的蜕化变成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观点，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价。”林副主席的重要讲话，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鼓午，使我们更加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识破了阶级敌人妄图否定无产阶级化文大革命的反革命阴谋，不但给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以巨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时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期”。周总理指出：“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三)张春桥同志在主持上海市整风报告会上揭露谭震林的罪行，他说：“谭震林前一个时期跳了出来，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他为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翻案，他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他把所管的系统，就是农口这个里面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打戊‘反革命’组织，制造白色恐怖，这些人搞的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样的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代表。”
(四)谢副总理接见政法公社代表时指出：“谭震林、余秋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就是搞逆流的。”“这股逆流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散布流言蜚语，保守派起来往革命派脸上抹黑，把矛头对准革命派，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对准文化大革命，对准毛主席，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并指示政法公社批判谭震林，“批判某些人，你们要参加。”这一天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时又作了同样的指示。
(五)批谭联络站在体育馆首次召开了“彻底击溃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大会”。大会由师大井冈山负责人谭厚兰致开幕词，她说：“谭震林是农林口制造‘二月逆流’的罪魁祸首，是‘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这株大毒草的炮制者。”农大东方红、八机部北京公社、农业部红旗等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对三反分子谭震林掀起的“二月逆流”先后进行了大量的揭发和控诉。这次大会把批谭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六)地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化工学院红旗、机械学院红旗、清华井冈山等三十多个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炮轰余秋里”，掀起反击工交口“二月逆流”的高潮。
北石大庆公社、计委×××、石油部×××等保余派在石油部召开“打倒薄一波誓师大会”，名为打薄一波实为保余。会上高呼：“打倒薄一波！解放余秋里！”
(七)在首都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工交口“二月逆流”的时候，谷牧仍继续策划资本主义复辟，他竟要被总理早已点名“是不是共产党员需要查清楚”的大特务孙大光主持召开党组会，妄图把大特务孙大光重新拉上台，向革命派反夺权。
三月二十一日：
(一)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指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有各种形式，各地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方面出现了复辟逆流，我们应该进行批判。”并且说：“财贸口要召开大会，李先念同志做检讨，我要参加，早就答应了。”同时指出被李先念、余秋里保过的薛暮桥、许涤新是反动权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该批判。当造反派提出姚依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要炮轰姚依林，到商业部去闹一闹时，总理说：“我同意炮轰，炮轰、炮打是一回事嘛！到商业部去闹一闹也好，……。”又说：“现在，当权派、小当权派又都出来压制群众，这可以叫反扑、复辟，他们要出来，他们还想当权，恢复旧的统治，凡是复辟也好，反扑也好，就是恢复旧的东西，恢复旧的思想，从广义上说，就是复辟。”这是总理对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最大支持、最大鼓午!
(二)财金八八总部发表“严正声明”：肯定作战部(1——4号)关于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炮轰李先念，打倒薛暮桥的声明是正确的。并呼吁广大战士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去。
三月二十二日：
(一)在反击“二月逆流”的隆隆炮声中北京市工代会宣告成立了。周总理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到会祝贺。并指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绝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允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允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允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会上，总理还指示红代会代表：“对于谭震林还要批判，揭露”。
陈伯达同志也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大搞经济主义，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生产。现在还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击退这股反革命复辟的逆流。”
(二)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整风动员报告会上说：“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在群众面前没有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出面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方法来搞复辟，搞反扑。”
(三)大庆公社总部发表第二号保余声明，声明说：“打倒余秋里，炮轰李先念是一股反革命逆流”，“这股逆流的制造者就是刘、邓、陶、薄及其黑爪牙。”扬言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疯狂地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四)师大井冈山三月十五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分别四次贴出“致大庆公社公开信。”阐明了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炮打余秋里”的严正立场。指出：“大庆公社决策人成了余秋里反革命复辟的打手”，“充当了铁杆保余的角色。”呼吁大庆公社中一切要革命的同志踢开绊脚石，参加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
(五)民院抗大在简报上直言不讳地表示“保余秋里是保定了”，“据调查了解李先念、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绝对不能打倒，也不能炮轰。红卫兵总部、抗大公社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击退社会上一小撮人掀起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六)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犯了严重错误，伹他竭力掩饰，说什么：“社会上有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这不是外交部的主要倾向。”同时打着。保护老干部”的招牌，包庇一小撮。说什么：“你们要主动地帮助这些老同志，使他们情绪不能损伤，三十几年的老干部全部炮轰掉，对党不利”。又诬蔑其他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说：“别的部统统搞掉了，人都找不到。”
三月二十三日：
(一)《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坚决执行和捍卫革命的“三结合”方针》。指出：“革命的‘三结合’，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的结合，不是无原则的结合，更不能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我们必须高度注意这一点。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着‘三结合’的旗子搞反革命复辟。粉碎他们的这种阴谋，我们人民解放军负有重大责任。”
(二)凌晨，周总理接见大庆油田赴京代表。周总理指出：“现在有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过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表现在经济主义，现在夺权斗争中资本主义复辟是一律复职。过去否定一切不对，现在肯定一切也不对。一律复职，一概结合，那就是‘三凑合’，就是复辟。”并说：“我们同意对余秋里、康世恩的错误进行批判。”“要批判从严，处理干部从宽。”
(三)周总理、谢副总理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总理指示：“对谭震林问题要大力搞，大力批、彻底批”。谢副总理赞扬北农大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炮轰谭震林“打得准，打得狠”。同时指出：“听说你们红代会有些单位(指北石大庆公社等)说：炮轰余秋里是‘一小撮’，这不对。他也可以批判嘛！回去对他们讲讲不要这样搞。”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极大支持。
三月下旬：
(一)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江一真、季宗权精心炮制了攻击总理、伯达、康生等同志、疯狂为大寨黑展览翻案的反动传单：《关于〈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的几点说明》，江一真指使伪“临委会”下令，要农印厂将两台印刷机停印毛主席著作，来赶印这一反动传单。
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农展馆东方红等战士知道这一消息后，连夜赶到农印厂，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冲破保守势力的围攻，将所印的反动传单全部没收，并说服工人拒绝印刷。
(二)“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穷追猛打，上揪谭震林，下扫谭氏小爬虫，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三月二十三日，农业部造反派召开批谭大会。
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气象局红旗连续召开“控诉谭震林、饶兴资本主义复辟大会”。
三月二十八日，农科院红旗召开“批谭大会”。
三月二十四日：
(一)在革命造反派的猛烈轰击下，大叛徒谭震林为了稳住反革命阵脚，拼命给老保打气说：“我们的同志占优势，大家只要团结，稳住阵脚，什么都不怕。”处于四面楚歌的谭震林牛皮吹得再大，也挽救不了他即将垮台的命运。
(二)下午师大井冈山，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国家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设计院红旗，石油研究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北农大东方红，邮电东方红，财金八八，机院红旗，一机部联委会等三十一个组织的革命造反派三万多人在北师大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愤怒揭发了余秋里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滔天罪行和在工交口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大会通过了“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和“告全国工业交通战线革命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最最紧急呼吁书。”正式宣市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会议进行中，“二月逆流”派组织人员、喇叭车破坏大会，革命派奋起反击。前来冲会的机械学院×××战士听了大会揭发后，当场向大会揭露其总部蒙蔽群众破坏大会的恶劣行径。
(三)北石大庆公社井冈山纵队发表第三号声明，重申“余秋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总部某些人三月份以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必须彻底批判。”
石油部保守势力贴出：“‘打倒余秋里，解放石油部’是反动口号”等大字报。
(四)大庆公社，北大×公社、国家计委×××，石油部×××等二十多个“二月逆流派”组织在国家计委召开所谓“批判薄一波誓师大会”，高叫“誓死保卫余秋里”，“谁反对余秋里就打倒谁”等反动口号。师大井冈山，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化院红旗和计委、经委革命造反派当场揭穿了大会假批薄、真保余的阴谋，大会半途收场。
(五)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怒潮冲击着谭震林及其一伙，他们急忙跳了出来，点火于基层，拉一派，打一派。谷牧在接见××××联络站李××等人时说：“林业部承认造反团，他们反薄保谭，政治部那一派(指坚决打倒谭震林的东方红)大方向明显的错误”。妄图否定革命造反派，继续死保谭震林。
(六)《国务院财联》作出“关于炮轰李先念的决定”。号召财贸口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七)财金学院“二月逆流派”发表“声明”说：“李先念副总理不能炮轰，火烧。”八·八队总部“三月十一日声明”和作战部(1——4号)声明“有原则错误，不予承认”。全盘否定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李先念，打倒薛暮桥的革命行动。并坚决反对召开“击溃财贸系统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这天他们还贴出“炮轰李先念，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大标语。遭到八八队广大战士严厉驳斥，坚决反对。
(八)北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农大东方红、财金八八、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钢院九一九等革命组织纷纷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给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阶级敌人迎头痛击！同时有力地回击了“二月逆流派”妄图把反对周总理的罪名强加在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破坏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罪恶目的。
(九)周总理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周总理指出：“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十)谢副总理在公安部讲话中指出：“毛主席提出不能打倒一切，有些资产阶级反动人物就接过革命的口号，进行反攻倒算；从上到下，机关有，工厂有，学校也有。这是一种逆流，是反攻倒算的逆流。它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起来，就要秋后算帐，还没有到秋后，春天就要算了。
三月二十五日：
(一)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中央首长到会祝贺。在会上，当师大井冈山代表向中央首长汇报他们开了批判余秋里的大会，提出“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大庆公社说这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小撮”，是风头主义时，谢副总理说：“批判为什么不行?为什么要死保?”
当汇报到批判余秋里遭到极大的困难，现在连《井冈山》小报都不给印刷时，康生同志说：“应该去印！”
(二)下午批谭联络站及水产部等十五个单位的革命派组织，召开了“击退谭震林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
(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就余秋里问题发表声明，指出：对余秋里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应该火烧，应该炮轰，如果余秋里屡教不改，则坚决打倒。
(四)晚上，大庆公社、北大×公社、民院抗大等“二月逆流”在石油学院召开形势串联会，会上说什么“当前逆流(指反“二月逆流”斗争)来势很猛，借搞谭震林为名，搞余秋里、周总理。”“财贸口把矛头指向姚依林(财贸系统头号走资派)是阴谋”等等，恶毒攻击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事件”。
(五)民院抗大公社再次贴出“炮打李先念、余秋里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指挥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是“反革命逆流”，说：“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我院非常猖狂。东方红公社又掀起一股炮打李先念、余秋里同志的妖风，也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妖风”。
(六)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物委劲松，经委井冈山，统计局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联合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薛暮桥大会，揭露了在李先念、余秋里包庇下的薛暮桥(原物委主任、计委付主任)在物委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
三月二十六日：
(一)周总理接见新疆代表团，再一次指出：“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
(二)陈伯达同志到计委看大字报。计委×××头头说：“他们(指计委革命造反公社)要打倒余秋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陈伯达同志指出：“不能这样讲。”计委革命造反派说：“大庆公社每天来三、四车人，对我们有压力。”陈伯达同志说：“计委运动由计委群众自己解决嘛，为什么他们要来？”
(三)姚文元同志在上海整风报告会上说：“从北京到全国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会有反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要企图把走资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
(四)下午批谭联络站在农机学院再次召开了“揭发控诉谭震林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罪行大会”，用大量铁的事实，揭发了谭震林之流策划反革命“二月逆流”至今仍负隅顽抗的反革命罪行，会上群情激昂，决心不打倒谭震林，誓不罢休。
(五)财经学院“二月逆流派”的头头联合贴出大字报，狂叫八八队“关于李先念、余秋里的问题要重新表态！”“余秋里就是要保”。接着第一、二号头头又分别抛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和“决择的时刻”大毒草，学着谭震林的腔调，胡说反击“二月逆流”，炮轰余秋里、陈毅、李先念就是炮打周总理，孤立毛主席、林副主席。并说：“不要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看得那么严重”，“用一个指头就可以把它扳倒”，反击 “二月逆流”“不能放在中心工作地位搞”，否则，就是“犯了方向错误”，就是“同中央文革唱反调”，等等。充分暴露了他们死保“二月逆流”的丑恶嘴脸。
三月二十七日：
(一)陈伯达同志到北大与革命师生进行座谈，讲话中伯达同志再一次指出炮打余秋里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农政农办的保谭派对进驻机关的革命小将百般刁难，不给饭吃，并挑动武斗，企图将他们赶走，小将们和革命造反派对他们这种恶劣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301医院举行的农业部党组会上，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干将季宗权说：“北大看法与师大有不同点”(指对打倒谭震林)，一语道破了北大×公社的保谭本质。
(三)北京电力学院《东方红》召开“批判余秋里大会”，会上揭发了余秋里在电力系统血腥镇压造反派的大量罪行。
三月二十八日：
(一)周总理接见工交系统二十一个单位造反派和各部党委成员。总理指出：“当前比较严重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结合的对象，要恢复原状，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潮。从《红旗》四期社论后，就出现了这个苗头。不仅如此，还想恢复旧秩序，恢复原来的统治，照旧当部长、付部长、司、局、处长，这是不许可的，那十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空了吗？毛主席的领导哪里去了？这种思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种逆流，这是主要危险，机关、农村、学校都有。”
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还批准把余秋里、谷牧交给革命群众进行批判，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反击“二月逆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支持，最大鼓舞。
三月二十九日：
(一)谢副总理指出：“余秋里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坚持错误，一点不承认，反对中央文革。”“应当继续揭发。”
(二)余秋里继续为其御用组织计委《××》打气撑腰，令其喉舌、国民党党棍李人俊(原计委付主任、党组付书记)散布：“谁革命，谁保守，还得看一看，两个组织后边的线都很长。”鼓动“二月逆流派”继续死保余秋里。
(三)工交口各部委、院校的革命派代表继续在计委召开“批判余秋里问题串联会”。
(四)北石“大庆公社”发表第三号保余声明，重申“余秋里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绝不是什么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据慎重调查，直到目前为止，仍无事实说明余秋里是工交口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继续为贺龙的心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余秋里开脱罪责。并恶毒诬蔑革命派批判余秋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三月三十日：
(一)《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的王效禹同志的“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重要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就在当前夺权斗争的时候，“一小撮刚刚被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死心，他们惊魂稍定，立即同各种反动势力结合起来，掀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他们竭力歪曲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妄图抽去它的革命灵魂，使他成为‘合二而一’的大杂烩。……其目的，就是要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领导权，由他们重新上台，重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还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都趁机大作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这篇文章是痛击“二月逆流”的檄文，鼓舞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二)农政农办召开“批谭大会”，农林口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谭氏门楼在熊熊的烈火中摇摇欲坠，受蒙蔽的革命群众纷纷反戈一击，农林口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三)水电部、煤炭部、冶金部等工交口七个部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水电部召开“批判余秋里问题串联会”，筹备批判余秋里的工作。
(四)聂××事先单独与大庆公社密谋后，以红代会名义在北大就余秋里问题组织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与北石大庆公社开所谓辩论大会，双方代表各十五人，每校派代表二人，会上聂××伪装公正，实际上却包庇余秋里在“二月逆流”中的罪行，袒护大庆公社。科大东方红等广大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当场揭穿了他们的保余面目。
(五)工交口各部委、院校的三十多个革命组织代表在北师大召开形势串联会。会议建议把工交口各部委批余和高校批余联合起来，把批余和批谷(牧)联合起来，把斗薄联络站与批余、批谷联络站联合起来，建立三统一的联络站，负责斗薄和批余、批谷的联络工作，以便集中力量，统一安排，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战斗。
(六)计委保守组织《×××》，一天中制造八起事件，围攻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抢广播，企图挑起武斗，转移斗争大方向。
三月三十一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同时还发表了《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批示：“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二)谢副总理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总根子在刘少奇。要挖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要全面批判，总根子为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指出：“现在利用造反派的一些缺点，把相当一部份造反派斗争了，这是一种反革命复辟。”
(三)在反击二月反革命逆流的胜利凯歌声中，水产部十六个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并先后夺了五个单位的业务监督权和财政大权。
(四)工交口各部委、院校成立了“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在其宣言中表示彻底批判刘、邓、彭、薄在工交战线上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粉碎余秋里、谷牧等人在工交口一手策划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把工交系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五)国家建委革命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谷牧大会，揭发控诉了谷牧在建委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谷牧在会上极不老实，百般抵赖，甚至公然叫嚣：“我怀疑这是薄一波的残余势力在有意搞我。”气焰十分嚣张。
(六)从三月九日至四月十九日之间，石油部机关“二月逆流派”组织《×××》相继给余秋里汇报了十五份石油部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并大整联合总部和北石北京公社的黑材料，妄图再一次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
三月底至四月初：
谭震林、江一真、季宗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用尽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卓越功勋的中央文革，胡说“中央文革是书生班子”，要让“中央文革掌权”，“中国就会修正主义当权”。搞谭震林是因为“中央文革有气就整他”……等等。江一真在301医院召开农业部党组黑会上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说：“农口的斗争是和中央文革的斗争。”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打倒谭震林！打倒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
四月一日：
(一)首都红代会、工代会等工矿企业、机关、大专院校一百九十多个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农业展览馆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彻底批判了谭震林之流一手炮制的《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开始狡猾地躲到幕后给其爪牙出谋划策，鼓动爪牙们赤膊上阵、大打出手。在谭贼的策划下，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给叶群同志写了一封反革命黑信，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制造混乱，欺骗中央，动摇、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季在黑信中说：“现在社会上通过谭震林的问题，有一种否定农口文化大革命的趋势。……但是，由于有些东西是由上面下来的，许多同志感到迷惑不解。……”其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三)外事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外造反团、外交学院造反兵团、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等革命组织写出了大量的揭发、批判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站在谭震林一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的革命大字报，揭出了陈毅“2·12”和“2·16”的黑话，激起了外事口和其他各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满腔义愤。外单位纷纷到外事口各部去串连，了解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情况，并一致认为外事口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不批判陈毅，不击退“二月逆流”，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和走过场的危险。在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归国生遵义兵团等组织的倡导下，外事口决定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这一革命行动得到了许多革命组织的坚决支持。
(四)上午，归国生革联“遵义兵团”22名代表在中南海会议室和陈毅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陈毅一面假惺惺地说：“我愿意支持你们，我把你们当成亲密战友！”一面又诽谤革命造反派“温度太高”，“斗争中越来越降低了你们的水平。”
(五)财金学院“二月逆流派”公开串联，大搞右倾分裂主义，召开分裂的小会，死保“二月逆流”。他们狂叫：“李先念同志就是不能炮轰，不能火烧！”“炮打李先念，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逆流。”甚至胡说八八队反击“二月逆流”是“保刘少奇”等等，就在这天，正式成立了“××串联会”。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的产物。
四月二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指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小将玩弄阴谋诡计，在革命小将之间拨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妄图分裂革命小将的队伍，将革命小将引向邪路。同时，他们贼喊捉贼，把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一贯主张的在干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攻击革命小将。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社论号召：“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人民日报》社论迎头痛击了妄图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从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理论，给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
(二)首都工代会、红代会，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革命群众组织几十万人拥向街头，手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愤怒声讨刘、邓、陶的滔天罪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的口号声震天，整个北京城沸腾了。
(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中，首先实现了全校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四)连日来，国家计委受蒙蔽的同志纷纷退出被余秋里一手操纵的保守组织《×××》，并反戈一击，揭露余秋里操纵《×××》的内幕。一小部分顽固分子心里无限空虚，他们说：“剩下一个人也要顶住”，“余秋里不倒，《×××》就不会倒”。
四月三日：
(一)总理、江青、谢富治等同志在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和中学红代会各校代表时，痛斥了种种反对批判谭震林的流言蜚语。谢副总理对农大东方红代表说：“你们不是正在批判谭震林吗?可以深入下去！”还指出：“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阶段，争夺政权斗争很激烈，出现了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合二而一’的新花招……。‘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假‘三结合’、调合的‘三结合’。”中央首长的讲话给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力的支持。
(二)北师大等七十多个单位在师大七·二七广场召开批判刘少奇誓师大会。
(三)《批判陈毅联络站》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外造反团、外交学院造反兵团、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民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十五个组织。会后，这些组织都陆续发表声明，严正指出：“陈毅在当前社会上出现的这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炮轰陈毅有理！”
(四)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冲破“二月逆流派”的重重阻力，在财金学院召开“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粮食部“粮食公社”等财贸口八个部、三个院校的革命造反派和北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北邮东方红、轻工七二九、民院东方红等九十多个单位参加了大会。会上揭露了李先念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站在大叛徒谭震林一边，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会上，还把被李先念在“二月逆流”中保上台的工商管理局头号走资派许涤新揪到会场示众。到会群众不断高呼：“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反革命复辟逆流。”师大井冈山等革命组织指出：“目前要不要炮轰李先念是关系到将财贸口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的原则问题。”表示坚决支持“炮轰李先念，解放财贸口”。这个大会把财贸口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四月四日：
(一)周总理、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对进一步反击“二月逆流”作了重要指示。江青同志说：“对谭震林我决不保他的错误，你们要打开局面。”江青同志还对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农大东方红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别人(指农口保守派)赶你们走，你们不要走，要坚持。可以组织短小精悍的小分队去支持左派，其他各口也可以去支持”。“他现在把农口搞成这样，你们不应该退出来，应该跟上去。我们和总理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的东西，以前对他的东西掌握得不多，现在斗争正在深入，你们现在不能撤走。农大东方红在支左这个问题上要多出一点力。听说师大井冈山、农机、劳大也有在农口的，这很好。”
(二)北外造反团、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组织在北外召开“火烧陈毅，把外事系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大会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充分体现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击退“二月逆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会上着重揭发批判了陈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系统所犯的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严重错误。
这天下午，陈毅、廖承志、王屏分头接见了外事口的“二月逆流”，给他们出谋划策。在讲话中暗示他们(1)搞假炮轰；(2)设法钻进炮打陈毅的造反派联合组织；(3)另起炉灶，另外成立假炮轰联合组织，和对力闹摩擦。从此，外事系统两大派越来越对立。
(三)北大×公社聂××、孙蓬一之流出于死保谭震林的目的，倒行逆施，以总部名义发表声明，把李雪峰同志打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急先锋”，并且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到处宣传，闹得满城风雨。从此以后，北大×公社反李雪峰一直没有间歇。李雪峰同志是毛主席派他到天津主持工作的。北大×公社、大庆公社等“二月逆流派”还跑到天津，勾结天津市保守势力，大反李雪峰同志，大反天津市五代会，矛头直指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四月五日：
(一)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首都大专院校八十多个革命组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教导，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中团结起来了，这天召开成立“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庆祝大会。
(二)由农科院《红旗》发起召开“揭发控诉刘、邓在农业系统复辟资本主义罪行大会。”农口革命派及师大《井冈山》等36个单位的革命派参加了大会。大会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谭震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鼓吹的“四大自由”、保护富农经济、大砍农业合作社、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等滔天罪行，狠狠揭露，痛加批判。
(三)《首都批谭联络站》在民族宫礼堂召开“批判刘、邓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对谭震林忠实执行刘、邓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大量揭发和有力的批判。
(四)连日来工交口各部无产阶级革命派，排除种种阻力，连续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狠狠地打击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及其爪牙。
(五)正当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击“二月逆流”批判陈毅时，外事口“二月逆流流”却反其道而行之，诬蔑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是，“歪风”，是“阴谋”，是“方向路线的错误。”竟然提出“你再揪十个谭震林，再烧三十个陈毅也不顶屁用。”甚至还颠倒黑白地说批陈是“为了保刘、邓”等等，妄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
(六)商业部革命造反派召开《彻底批判姚依林罪行大会》。
财贸口和其他单位十三个革命组织在民族学院礼堂召开斗争许涤新大会。
四月六日：
(一)中央军委颁布十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连同以前颁发的拥军八条，充分体现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战略思想。
(二)下午，总理接见计委、经委、建委各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我赞成批判从严，要继续揭发批判余秋里、谷牧。”“逆流要打退，不能原班人马，不能恢复原状，不能复辟，要砸烂老一套。”
(三)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揪斗刘少奇。刘贼吓得魂不附体，狼狈不堪。
(四)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之流在何××家中策划反动传单“农业部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反革命锋芒再次指向陈伯达同志，继续为被陈伯达同志早已指出的农林口是“典型的假夺权”翻案，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五)最近农口保守派在西山八大处和玉渊潭连续召开黑会，研究对付革命派的策略。会上意见很不统一，乱七八糟，士气低落，会议最后决定：批谭的问题由群众讨论决定，再不批不行了。同时，一小撮顽固分子继续捏造了许多保谭的谣言。
(六)计委形势大好，以《革命造反公社》为代表的计委无产阶级革命派穷追猛打余秋里、李人俊之流。《物委革命造反联络站》在斗争中宣告成立。
(七)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式成立，发表了第一号公告。公告说：“我们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批判大旗，高举人民战争大旗，万炮猛轰陈毅，解放外事口，彻底闹革命，彻底批判陈毅所推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击退外事口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彻底肃清刘少奇黑《修养》在外事口的流毒，彻底批判刘、邓在外事口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倒外事口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八)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外文局召开了“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的誓师大会。
四月七日：
(一)伯达、康生同志在军委召开的批判黑《修养》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对该书的批判：“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
(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社论提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三)在“二月逆流”中受谭震林残酷镇压的农政、农办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冲杀出来了，成立了农政、农办《东方红》公社。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会表示最最坚决支持和祝贺。保守组织土崩瓦解，原“农红总”百余人反戈一击，起来造反。
(五)《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在北师大大操场召开“打倒刘、邓、陶，彻底粉碎工交口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地院东方红、民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轻工七二九，新人大公社＼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石油设计院《红旗》、煤炭部《东方红》等几百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五万多人。大会揭发批判了余秋里、谷牧在工交口大搞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罪行。
(六)为了迎头痛击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国务院“财联”，财金八八，商院红反军，北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三十多个革命组织成立了“财贸口文化大革命调查小组”经过历时半个月的调查，一致认为：财贸系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李先念在这股逆流中站错了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并指出：“财政部造反司令部大方向是正确的，它是在李先念、吴波等人搞‘二月逆流’的压力下被迫解散的。”最后写出了《关于财政部文化大革命情况调查报告》和《关于财贸口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调查纪要》，并上报了总理。
四月八日：
(一)根据总理指示，国家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经委《井冈山》、建委《反到底》、《红旗》等革命组织在民族文化宫联合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会”。
(二)外事口及首都高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三十多个单位召开了“纪念主席九·九指示发表七周月，炮打陈毅大会。”北外造反团、遵义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在会上深入揭发了陈毅的错误言行。决心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来一个革命化”的伟大指示。
四月十日：
(一)《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社论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别有用心地抓住革命群众组织前进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极力夸大，肆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拼命往他们脸上抹黑，企图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他们并从暗中操纵，竭力扶植已垮了台的‘保字号’组织，使他们死灰复燃，重新抬头，压制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一些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干，就是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指出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应认识这个问题。
(二)清华井冈山开会斗争中国赫鲁晓夫的臭妖婆、美帝特务、清华园内头号大扒手王光美。刘、邓的狐群狗党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被揪出示众。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派几十万人参加了大会。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在几十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愤怒声讨下，王贼狼狈不堪，原形毕露。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四月十一日：
(一)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前夕，大叛徒谭震林之流大肆活动，操纵“二月逆流派”，恶毒攻击谢富治同志，破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天，北大×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孙蓬一之流歇斯底里大发作，公然把中央文革分成两派，把坚决反击“二月逆流”、主持北京市工作的谢富治副总理打成“反革命两面派”，并提出“万众一心，共同对敌。”会上空气紧张，杀气腾腾，扬言“晚上要步行到公安部找谢××辩论”。农林口《斗斗批》的主力《农科院红总》马上呼应，石油大庆公社第一号头头姜×率领全部人马去北大“声援”，并在大会上代表大庆公社全体战士表示“坚决支持北大×公社的革命行动。”要同北大×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之后，北大×公社在校园周围刷满了“打倒反革命两面派谢××”的大标语。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民院抗大等“二月逆流派”。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死保谭震林，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会。
聂××、孙蓬一深得“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的垂青。谭震林说：“要和北大联系，把希望寄托在北大。”准备退却的季宗权又凶相毕露，狂叫：“时候到了，准备给谢富治摊牌！”看！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二)四月十一日到十七日，农业部革命造反派组织“井冈山”、“红旗”在驻部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夺了农业部各局文化革命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农业部夺权斗争的胜利，宣告了谭江季反党集团的死刑，标志着农业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月十二日：
(一)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农口谭氏小爬虫季宗权得意忘形。他说：“现在社会形势对我们有利，新北大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对谢××有意见，说他两面三刀，我看说得对，谢××是这样的人。”接着面目狰狞地大叫：“时候到了，这是个大战役！”谭震林办公室马上给他指示：“有些事可以通过北大搞，学生好办事。”在谭震林的催促下，江一真、季宗权马上到北大取得了联系，把黑手伸进了红代会。
(二)晚上，谭震林亲自出马，纠集江一真等反党阴谋集团要员开会。在会上谭说：“我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是对待干部问题，二是对待群众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性质，我不好讲，你们可以独立思考！要说有‘二月逆流’的话，那么现在另一个更大的逆流就要来了。"把矛头直指毛主席，直指中央文革，真是反动之极！
(三)《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在中央民族学院操场举行揭发控诉刘、邓、陶滔天罪行大会。
四月十三日：
(一)《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陈联络站》召开“批判陈毅和《批陈联络站》成立大会。”八十多个革命群众组织和解放军代表共一万五千多人事加了这次大会。
(二)现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钱轶芳等以《农红总》顾问和第二召集人的名义向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了所谓“关于农口红总站的情况报告”。这个黑报告否定“二月逆流”的存在，死保大叛徒谭震林，猖狂攻击中央文革，对伯达同志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当时有些人说这些单位是假夺权，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恶毒地把揪谭斗争诬蔑为“阶级敌人的反扑”，而谢副总理是“反扑”的“根子”。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真是罪该万死！
(三)北石北京公社、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联总、石油设计院红旗、石油研究院《东方红》等革命组织在北京石油学院召开《打倒刘、邓、陶，摧毁余(秋里)康(世恩)王朝大会》。会上由青年艺术剧院的同志揭发批判了余秋里、康世恩伙同反革命分子周扬、林墨涵，炮制大毒草《石油凯歌》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的反革命罪行。
(四)外事口以北外××大队为首，纠合其它几个右倾保守势力成立了《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联委会》，这是右倾分裂主义的产物，妄图与《批陈联络站》分庭抗礼。他们不批死保，时隔不久，他们干脆连“炮轰陈毅”这块假招牌也不要了。
四月十四日：
(一)周总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明确指出：“当前主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逆流。”
(二)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时，严厉批评了聂××，孙蓬一之流炮打谢富治付总理的反动行为。
康生同志说：“谢付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谢付总理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军委常委，谢付总理是解放军全军文革小组的付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富治付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怎能设想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一年考验，还分几派，这样推测是很错误的，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很有害。”
江青同志说：炮打谢付总理“是错误的。……你(指聂××)应当作触及灵魂的检查。”
(三)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关于目前形势的声明》严厉抨击了北大×公社聂××、孙蓬一之流炮打谢付总理的罪恶行为。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击这股逆流，以实际行动迎接首都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四)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下午在外交学院召开批判陈毅大会。
(五)国务院《财联》主持召开《炮轰李先念，解放财贸口》大会。《财联》所属单位和其他二百多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一万四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用大量事实揭发批判了李先念所犯的“二月逆流”错误，并散发了“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紧急呼吁书”。财贸口形势越来越好。
四月中旬：
(一)大叛徒谭震林为了镇压反击“二月逆流”的伟大斗争，亲自拟定了反扑计划十条：“1、头目转入地下；2、工人上第一线；3、加强内部团结，严防组织瓦解；4、抓好内部活思想，稳定军心；5、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是正确的；6、坚决顶住，坚持到四月底就是胜利；7、放出不要打内战要革命大联合，两派都是左派的风；8、和对方展开批判刘邓大字报竞赛，获得政治上的优势；9、举起批判旗帜，统一口径，我的错误严重，可以批判，但不提打倒；10、向上报材料，一律以个人名义，最好以工人名义。”妄图顽抗到底。
(二)反革命分子季宗权公开炮打中央文革，对其同伙钱轶芳、荣励坚说：“中央文革批评谭震林，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他们(指中央文革)才是运动群众，拉一派，打一派。”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四月十六日：
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干将江一真，伙同农业部机关党委书记左叶、付书记谢文景、叛徒李兴，再次亲临北大×公社与孙蓬一、王××等人密谈。左叶等人被捧为上宾，受到除聂××以外所有公社头头的盛情接待。
当晚，季宗权又乘车鬼鬼祟祟地前往北大密谋，途中得知北大×公社负责人已受到中央首长的批评，见形势对他们不利，才又缩了回去。但季宗权之流仍贼心不死，狂叫“压是压不住的，将来矛盾总是要暴露的，以后总是要摊牌的。”
四月十七日：
(一)《首都批谭联络站》在北气专科学校大操场召开《揭发控诉刘、邓黑司令部忠实干将谭震林大会》，到会有一万余人，在大会上把谭贼的忠实爪牙陈正人、陈漫远、王观澜、石山、饶兴等人揪出来示众。在这个会上，无情地揭露了谭贼的御用工具《农红总》的十六条罪状，宣判了它的死刑。遭到谭震林、杨、余、傅残酷迫害的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又新生了，以崭新的姿态投入了战斗。
(二)正当工交口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反击“二月逆流”，深入批判余秋里的时候，北石《大庆公社》等保守组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越走越远。他们一面吹捧康世恩，一面全面为余秋里翻案，借所谓“核实事实”挑起武斗，企图用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
(三)《批陈联络站》组织所属单位举行游行，强烈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接受群众的批判。当夜陈伯达同志接见了《批陈联络站》各单位代表，对批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陈伯达同志对革命群众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的严正要求表示支持。他说：“应该让他按毛主席指示到群众中来。”陈伯达同志还指出：“要给陈毅改正错误的机会，上一次陈毅说他的检查是我们逼出来的，其实，我们并没有逼他，是他自己几次打电话请我去的。”陈伯达同志的接见给外事口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以极大支持和鼓午，给《批陈联络站》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四月十八日：
周总理在广州接见革命群众代表和驻军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那时连锁反应，广东1·22夺权，江苏也是1·22夺权，南京、安徽1·26夺权，旧省委看穿了这个，所以就利用了这个，这样就上当了。”“赵紫阳为首的旧省委利用了这次夺权，……赵到北京后，我们讲让权不对，……(让权)是极其严重的错误。”
“全国在二、三月中是有一股逆流，借干部亮相，想混水摸鱼，对广州来说没有这个问题吗?……还有一些地方要翻案，这些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我们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广州有两个暗流，一个是没有彻底批判陶、赵；一个是地方主义复辟逆流。”
四月十九日：
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员季宗权、钱轶芳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反革命黑信，这封反动透顶的黑信一口否定“二月逆流”的存在，大肆污蔑广大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指导下，全面反击“二月逆流”的英勇斗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黑手操纵的”，公然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信中还恶毒攻击一贯紧跟毛主席的谢富治同志，他们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既然成了现行反革命，一不做，二不休，造他们的反！”看！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四月二十日：
红日从东方升起，朝阳染红了首都的大地。在全国群众性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击“二月逆流”斗争高潮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庄严宣告成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伟大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判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北京的代理人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灭亡，标志着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光辉的里程。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他老人家接见谢富治同志时说：“我祝贺你，我祝贺大会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毛主席十分关心青年，他说：“青年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离生产，这样不会造成脱离群众，要半官半民。”
今天，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十万多人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派战友欢聚一堂，共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周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热烈祝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作了重要指示。周总理在讲话中指出：“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北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也立即行动起来，自下而上地开展夺权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江青同志阐述了毛主席“拥军爱民”的英明指示，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搞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说：“革命的‘三结合’，必须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为基础，必须在革命群众斗争中逐步实现，哪一些干部是革命‘三结合’对象，只能由革命群众批准，不能自封。……在斗争中实现的革命‘三结合’，……就可以防止坏人借口‘三结合’，混水摸鱼、反攻倒算、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四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周总理指出：“产生‘二月逆流’主要是二月以来，大联合、三结合、夺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利用群众组织来夺权。比如‘亮相’吧，有些人实际上是不能参加夺权斗争的，他也钻进来。……走资派钻进来了，这不就成了逆流吗?”
四月二十二日：
(一)周总理接见外交部干部时指示：“要让群众揭发陈毅同志的错误。”陈毅表示：“欢迎大家揭发，这次我又犯了错误。”
(二)在地质学院召开《彻底批判刘邓在“民族展览”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到会的一百三十多个单位三万多革命群众，愤怒声讨了刘邓的滔天罪行。
(三)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继续进行活动，江一真等人在团和农场一个河边召开党组会议。农业部机关党委书记左叶等人汇报与北大×公社联系的情况说：“去北大谈了农业部运动的情况，北大支持我们，说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谈时除聂××外，其它人都参加了。还谈到“现在北大公开支持我们不方便。”最后江一真说：“社会动态，红代会动态不掌握，你们要被动。”谭震林之流企图通过“二月逆流派”来分裂红代会，破坏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天，江一真还召集农口保谭派二百余人在密云开会。在会上，他造谣诬蔑周总理说：“谭震林的问题周总理已定了调子，检查得好，还可以当付总理。”还恶毒地说：“我们认为你们是左派，除非中央作结论说你们是保守组织，我在组织上服从。”
(四)国务院外办革命造反派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要求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大会充分表现了外办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决心。
四月二十四日：
(一)《批谭联络站》在农展馆召开《学习大寨精神，彻底砸烂刘邓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陈永贵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控诉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一小撮走资派对大寨的迫害，并对大寨展览作了深刻的批判，给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强有力的支持。
(二)江一真带着秘书张明俊等四人，乘小汽车到北大×公社找作战部长蒋××和动态组长胡××进行了四个小时会谈。双方交换了情况，交换了材料，会上双方观点完全一致。江一真说：“谭震林二月具体犯了什么错误不了解，从他的历史上，总理、江青一月七日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对他的评价，联系起来，全盘看，我看打不倒。”北大×公社方面表示：“对社会上搞陈毅、谭震林、余秋里都是有些思想不通。”江一真接着向北大说：“听说你们炮轰谢××?”张明俊说：“你们给他贴大字报轰他(指谢××)一下，就是大方向错了，受批评。为什么给其他付总理写大字报，别的政治局委员轰了就不是大方向错了，我想不通。”接着双方一致大肆攻击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研究了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计划，以农业部为试点，通过合作抓叛徒，破坏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这就是北大×公社等“二月逆流派”们在此后进行的由大叛徒谭震林、张本一手策划的所谓揪叛徒运动的秘密所在。北大方面说：“北大专门组织了抓叛徒的班子，但是此项工作遇到些困难，有些单位不让去合作，不好插手。”江一真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派几个人每天去配合我们搞清理叛徒集团，我们欢迎。”等等。这次会谈是谭震林之流插手北京市两大派斗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保护自己过关的铁证；也是聂××投靠谭震林，配合谭震林之流破坏反击“二月逆流”斗争妄图夺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权的重大步骤。他们和原师大造反兵团中一小撮顽固分子所成立的“斗陶兵团”一起，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大揪叛徒运动的丑剧。
(三)工交口《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召开“彻底揭发、批判刘邓在工交口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
四月二十五日：
北大×公社在街上贴出“揪出搞谭震林的后台”等大标语。石油大庆公社到处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是打不倒”，“揪出炮打余秋里同志的黑后台”等等大标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摇旗呐喊。
四月二十六日：
(一)周总理接见军管干部时说：“一月风暴席卷了全国，但是在夺权斗争中，……有的把旧秩序也恢复了，监督也不让了，这就不对了。对干部……全盘肯定是错的，是逆流，要批判。”“要反对恢复旧秩序，要建立新秩序。按旧的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二)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等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清算刘邓在政法界反革命罪行大会”。
(三)工交口《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粉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叛徒集团大会”。大叛徒彭真、薄一波、杨献珍、安子文、李楚离等被揪到大会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审判。
同日，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北大×公社等在石油学院召开“打倒刘少奇，保卫大庆红旗大会”，实际上是给贺龙的心腹、“二月逆流”的干将余秋里评功摆好。
四月二十七日：
谢付总理在北京市革委会上指出：“走资派借革命小将整风，进行反扑，有的省、市反复比较严重。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现了这个问题，……针对逆流进行了反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布署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战略决战。
四月二十八日：
(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号召广大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援，揭穿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的阴谋诡计，粉碎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反党阴谋集团干将江一真假惺惺地到农业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在此期间，他仍然指定他的秘书张明俊和农业部保守派组织与北大×公社向上反映情况，企图通过北大×公社达到翻天的目的。
四月二十九日：
(一)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凯歌声中，在反击“二月逆流”战斗的节节胜利中宣告成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副总理亲临大会表示祝贺。首都二百多个革命群众组织数万人到会与北师大战友共同庆祝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二)工交口《斗薄批余批谷联络委员会》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斗争薄一波大会”，揭发批判薄一波借办托拉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三)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二月逆流”发动的强大政治攻势面前，保谭组织中的许多人逐渐看清了形势，纷纷起来造反，特别是在农业部表现尤为突出。后院起火，燃在眉睫，谭、江、季之流如卧针毯。一方面，谭震林抛出一份假检查，妄想蒙混过关，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保守派打气，妄图进一步蒙蔽群众，保护自己。“农红总”的顾问季宗权奉谭震林、江一真之命召开了农业部保守派头头黑会，他象一条输光了的赌棍，声嘶力竭地叫喊：“谭震林肯定是不会倒的，我们要坚持斗争，任何条件下也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反动立场十分顽固。
(四)粮食部《粮食公社》连续五次召开大会，揭发批判了粮食系统头号走资派、历史反革命陈国栋大量罪行。
四月三十日：
周总理接见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各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农口曾经说‘三结合’了，好象轻而易举，召集监督生产的座谈过，过去是假的‘三结合’，是凑合的。主要是受‘二月逆流’的影响，怎么所有干部恢复原职呢？这是不对的，领导干部要在革命造反派监督下搞业务，否则就是恢复旧秩序，那不行。”
五月一日：
(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付主席来到群众中，同首都三百万革命群众同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五一”晚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同志，陪同接见的有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叶群等同志。
(二)林付主席为“五一”提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集中地表达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无产阶级感情。
(三)工交口“二月逆流”派见余秋里上了天安门，极为活跃，扬言：“让他们打吧，把余秋里打上了天安门”。有的竟贴大字报把余秋里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为余鸣冤叫屈，而对革命造反派却大肆攻击，污蔑炮打余秋里是“执行了反动路线”、是“无政府主义”等。
(四)物委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奋斗，终于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薛暮桥揪了出来。今天中央同意薛暮桥停职反省。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又一伟大胜利！
五月二日：
晚上，季宗权、张明俊、陈宗烈等人在孙超群家开会，密谋划策，借谭震林上了天安门狂叫什么：“中央叫谭震林公开亮相”啦，“反谭就是和中央唱反调”啦，并认为“让谭上天安门，对立面就要乱，大乱……。”真是白日作梦！
五月三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陈联络站》在地质学院召开批判陈毅大会，首都及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大会。
五月四日：
周总理接见财贸系统各派代表，给财政部革命造反派(即“二月逆流”中被迫解散的革命造反司令部)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周总理说：“你们(指财政部革命造反派)自己起来嘛！运动总要经过反复曲折，有对立面才有好处，否则就是温室里的花朵。这样才能锻炼你们。现在财政部造反派有多少人?(财政部造反派回答：×××人。)那差不多嘛！敖本立，你们不是也有个对立面吗?不要怕，你们怕不怕?”(敖本立：我们不怕！)“本来早就想开了(指李先念检查大会)，出现了‘二月逆流’，拖一段时间，但也不奇怪，运动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样才能前进”。
周总理的讲话也是对财贸口革命造反派英勇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有力支持。
五月五日：
(一)周总理、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委员时指出：“当前有一股逆流，反夺权风和翻案风。保守势力要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反夺权，打砸工代会革命组织。过去死保党委、保工作队的那些人现在特别活跃。”
(二)农科院《红旗》和中监所农业电影制片厂《红旗》连续召开第五次、第六次《彻底击溃谭、江、朱、张资本主义复辟大会》。大会把江一真、石山、谢华揪出来受审。
五月六日：
(一)农口革联和首都《批谭联络站》召开第五次声势浩大的批谭大会。
(二)计委造反派对余秋里多次撒谎，逃避群众批判，表示极大愤慨，纷纷写大字报、大标语，决心把余秋里揪出中南海。四十多名革命造反公社的战士自动组织起来去中南海揪余秋里。次日下午三时多，余秋里被迫出来会见革命群众，答应九日回计委听取批判。
(三)“彻底批判李先念联络站”正式成立。由财金八八、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轻工七二九、民院东方红、工商专科学校《革联》、粮食部《粮食公社》等十六个革命组织发起组成。
(四)总理联络员传达总理关于中央批准姚依林(原商业部部长)停职、留用检查的指示。这是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重大胜利。
当天下午在商业部召开了“打倒姚依林”的大会。姚贼被革命群众斗得狼狈不堪！
(五)成都“产业军”在三反分子李井泉之流的操纵策划下，开枪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四川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外地赴川的革命派惨遭杀害。消息传到北京，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激情，连夜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誓向李井泉之流讨还血债！游行以后，二万多人在地院大操场举行“声讨李井泉，支援四川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
五月七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
(二)周总理、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接见四川赴京代表，对四川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周总理指出：“‘二月逆流’又是一回事。有很多老干部，没有与刘邓路线彻底决裂，出现了一股逆流，但夺权的主流是好的。”江青同志说：“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幕后所操纵的保守组织，并且错误地支持镇压造反派，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案。”
(三)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决定撤消李井泉一切职务。
五月八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题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文章。这是射向刘邓黑司令部的一颗重型炮弹，有力地促进了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大批判运动。
五月十日：
首都红代会《批谭联络站》、《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批判李先念联络站》及《农林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联合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决心把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五月十一日：
(一)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全体同志环视北京城，观看大字报、大标语，了解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动向。
(二)计委《革命造反公社》召开批余大会，揭发了余秋里疯狂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余秋里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百般抵赖，态度极不老实。
五月十二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社论说：“最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还号召我们，拥军爱民。这是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保证。”
(二)周总理接见北外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代表时指出：“造反团对陈毅批得最早、最坚决，这一点我可以作证。……你们，我支持了，我表明了态度，我是支持定了的。”周总理坚决支持革命派，决定让陈毅到群众中来接受群众批判，并详细安排了批陈计划，由外交部、九·九兵团、遵义兵团、外院造反团、外交学院，共分四轮，大中小会结合进行揭发批判。
(三)计委、经委、建委及部分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经委礼堂召开批判谷牧大会，揭发批判了谷牧搞二月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
(四)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获得新生。首都财贸、工交、农林、文教、民委统战、中央各部委和大专院校一百四十多个革命组织的代表四万多人在三里河四十四中大操场隆重召开“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庆祝恢复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大会。大会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先念在“二月逆流”中的错误，以及财贸各部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官复原职，猖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同时，以铁的事实，痛斥了“二月逆流派”死保“二月逆流”，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无耻烂言。
五月十三日：
北外××大队，对抗总理把陈毅交给外事口革命造反派批判的指示，带领大队冲进外交部15号和30号，大搞打、砸、抢，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冲进机密大字报室，抄走机密大字报。外交部革命群众惨遭毒打，造成了骇人听闻的“5·13”流血事件。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严厉谴责。
五月十四日：
(一)农大东方红负责人在市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前就农口问题请示了谢付总理。
谢付总理说：“你们自己干嘛！继续深入批判”。还说：“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错误都是对的。保守派要保是错误的。你们可以把这问题反映给总理。”
(二)凌晨，谢付总理路过外交部，看到外院××大队冲外交部，大搞打、砸、抢，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给总理施加压力，责令他们立即撤出，赶快回去。周总理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命令他们立刻送回非法抄走的机密大字报。
五月中旬：
(一)反革命分子季宗权狗胆包天，胡说反击“二月逆流”，批判谭震林是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并恶毒攻击陈伯达同志“颠倒了敌我，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威胁中央文革“如果上边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作出解释，大方向是扭不过来的。”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红代会《批陈联络站》及外事口和北京市各单位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北外××大队，对抗总理指示，制造“5·13”事件的罪行。
五月十五日：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革命组织发表关于目前形势座谈纪要。指出：目前高校内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某些组织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蒙蔽和操纵下，纠集一些保守势力，把矛头指向北京市革委会，指向紧跟毛主席的谢副总理，处心积虑地颠复北京市革委会。《纪要》对某些组织迎合“二月逆流”，配合阶级敌人颠复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动思潮，给予了迎头痛击。
五月十六日：
(一)《人民日报》发表由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解放军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报导，并发表了“军政训练好”的社论。社论介绍了在北京师大搞军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4672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支持师大革命左派组织——师大井冈山公社的经验。其中强调指出：解放军坚决支持师大井冈山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的斗争。师大井冈山红卫兵连夜举行庆祝大会，和驻校解放军一起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巨大关怀。师大井冈山红卫兵表示一定要向解放军学习。民拥军，军爱民，军民团结一条心，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北石《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计委《革造》，石油部《联总》，石油设计院《红旗》等十一个革命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打倒刘、邓、陶，彻底摧毁余、康大会”。会上，大庆油田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代表揭发了余秋里利用电影《大庆赞歌》宣扬刘少奇修正主义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罪行。
(三)对外经委红联站和北外造反团等外事口革命组织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方毅出国问题发出紧急呼吁，《呼吁书》在列举了方毅镇压文化大革命、大搞二月复辟逆流等罪行后指出：他没有资格代表我国出国访问。5月18日，总理批准不准方毅出国，让他听取革命群众批判斗争，并指出要批深批透。这是总理对外事口革命派的最大支持！
(四)上午，由财经八八、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邮电东方红、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等二十多个革命组织，在中央财金学院主持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在经济领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大会”。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批判了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在经济领域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五)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财办联合召开“打倒姚依林大会”。财办“二七”战斗队和财贸政治部的代表以大量铁的事实，揭露了三反分子姚依林在财办扶植保守势力，镇压革命派，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以及他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较量，以大叛徒谭震林为代表的“二月逆流”的反革命复辟势力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经过艰苦斗争的洗礼，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坚不摧的革命大军，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乘大好形势的东风，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之流以及他们的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进一步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揭露和批判，革命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声讨会、批判会杀声震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被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接受革命人民审判了；贺龙的心腹余秋里也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得狼狈不堪；在“二月逆流”中站错立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陈毅、李先念等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下，逐渐认识了错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阶级敌人不得不改变它们的反革命策略。刘、邓、陶的小爪牙王关戚之流从极“左”的方面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狂吠“抓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军民关系，毁我长城；他们妄图搞垮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罪恶滔天。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特别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及时地识破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把他们端了出来，挂了起来。文化大革命取得了第四个回合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派距王、关、戚以及他们所操纵的“5·16黑匪兵团”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狠批极“左”思潮，进一步纯洁阶级队伍，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稳、准、狠地向阶级敌人发起了新的进攻。
革命还在继续，斗争远未结束。“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及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杨、余、傅之流，他们本来就和王、关、戚是一丘之貉，是王、关、戚的黑后台，然而他们却摇身一变，又公开跳出来，把自己打扮成“反王、关、戚的英雄”，借反极“左”为名，又掀起一股右倾保守、右倾投降、右倾翻案的妖风，为反动的“二月逆流”翻案，为他们自己翻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入了第五个回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妖风的重大斗争。
五月十七日：
(一)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公开发表。这个文件是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文献。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通知》的发表，庆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年来取得的伟大胜利！
(二)最近商业部连续召开了三次大会，批判斗争三反分子姚依林，姚态度极不老实，对揭发的问题百般狡赖，负隅顽抗。
五月十八日：
(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这篇极为重要的文章，精辟地阐述了“5．16通知”的伟大意义，并指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文章的结尾引用毛主席的教导，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二)北外造反团发表声明，重申其一贯立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于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坚决给予迎头痛击。
五月十九日：
(一)北大聂××与大叛徒、大特务、反革命分子张本密谋后，由张本直接出面，于五月十五、十七、十九日三天分别在国家科委、一轻部召开三次串联会，企图在农林口、工交口、财贸口、外事口拉拢一些逆流派，成立所谓“干代会”，扶植保守势力，分裂革命队伍，阴谋破坏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向中央、国务院夺权，向市革委会夺权。但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戳穿了，成立“干代会”的迷梦彻底破产了。
(二)计委革造等造反派组织继续揭发余秋里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余秋里百般狡辩，拒不认罪，激起无产阶级革命派满腔怒火，表示不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誓不罢休！
(三)《农口革联》对一贯炮打中央文革的谭震林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干将季宗权发出通辑令。
(四)在反击“二月逆流”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陈毅即将按周总理指示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的关键时刻，近日来，北外反动组织6·16公然把矛头恶毒地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妄图从极“左”方面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外事口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斗争最前线的《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正“左”、右逢敌，面临着新的挑战。“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极“左”的反革命暗流一冒头，马上遭到《批判陈毅联络站》所属成员组织的强力反击。林院东方红、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归国生遵义兵团、北航红旗等为此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就砸烂谁的狗头。
五月二十日：
(一)石油部《联总》、设计院红旗兵团、计委革造等组织在水电部召开“彻底批判余秋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罪行大会”，余秋里被揪到台前批判。许多惨遭迫害的同志，当面揭发控诉余秋里的罪行，许多革命领导干部也表示要积极投入战斗。
(二)北邮、北林、北航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北京市革委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等同志分别前往各校，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祝贺。
五月二十三日：
(一)农大东方红负责人把五·二五斗谭誓师大会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表示极大的支持，总理说：“你们开吧，我一定派人参加你们的大会。”并表示最近要接见农口革命造反派。
农口革命派针对谭震林及其爪牙的猖獗活动，再一次掀起了揪谭高潮。从23日起，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街头巷尾，把谭贼的丑恶咀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二)红代会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财金八八、河北北京师院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北石《北京公社》等十八个大专院校发表严正声明，迎头痛击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并表示坚决支持北外造反团、归国生遵义兵团总部对此问题的严正立场。戳穿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趁机搞垮外事口革命造反派组织的阴谋，给了外事口革命派以巨大的支持。
(三)财院“××串联会”发表什么《财院北京公社八八队向何处去》的文章。它全面地攻击了八八队反击“二月逆流”的革命行动。他们把中央文革原来准备发表的一篇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社论，说成是“八八队别有用心地为他们的错误打掩护”。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文章还把总行头号走资派、大特务胡立教吹捧为“革命领导干部”。
五月下旬：
计委起草一个在全国订货会议上的报告，余秋里、谷牧参加修改。谷牧看到形势部分写上了反击“二月逆流”问题，便恶狠狠地问：“‘二月逆流’究竟有没有这回事啊?”矢口否认“二月逆流”的存在，掩盖他在“二月逆流”中的罪行。
五月二十四日：
(一)周总理接见外事口革命群众代表，具体谈到批陈及其他问题，严肃指出北外××大队歪曲了总理15日的讲话精神，总理很生气的说：“批陈的问题没有变嘛！我已答应了的不会改变。问题是你们(指北外造反团)不要轻易地相信那一方(指北外××大队)。”“……他歪曲，你们怎么能怪我呢？……他坏，很好嘛，走向他自己的反面。”总理说外院批陈还是由造反团等发起，让××大队参加。
(二)粮食部《粮食公社》今天发表打倒陈国栋声明：揪出了粮食系统头号走资派陈国栋。立即得到财金八八等财贸口广大革命造反派的支持。
(三)由商业部革命派、财金八八等主持召开了“批斗姚依林大会”，大会以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姚依林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累累罪行，并把姚贼包庇重用的窃踞商业部要职的七个叛徒统统揪出来示众。大长了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大会得到工商专科革联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力支持。
五月二十五日：
(一)上午九时半，农林口在八机部召开“坚决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到会有120多个单位两万余人。在会上，解放军战士，农代会、红代会及河南二七公社代表纷纷表示坚决支持农林口的揪谭革命行动。大会期间，还收到上海、天津、青岛等地革命造反派的支持电。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谭震林从中南海滚出去!”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表明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保卫毛主席，誓与三反分子谭震林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
(二)粮食部《粮食公社》今天召开了“斗争陈国栋大会”。并将陈国栋包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安法乾等揪来陪斗。
五月二十九日：
农大东方红、农科院红旗等农林口各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再次发表声明。声明严正指出：“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炮打周总理，谁炮打周总理谁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目前，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对这股反革命逆流必须予以迎头痛击、彻底粉碎。”
五月三十日：
自四月至五月以来，北大×公社、大庆公社等“二月逆流派”，在大叛徒、大特务、反革命分子张本与聂××的直接授意下，联系异常密切，活动异常频繁。他们派出大批人马到各部委，特别是农林口、工交口各部委，支持扶植保守派，大搞打、砸、抢、抄、抓，严重地影响和破坏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干扰各部委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大方向。他们还派大批人马下厂下矿、积极扶植假工代会，拆工代会的台。5月30日他们又派出数百人连夜包围经委、计委，冲击计委大楼，大吵大闹。
五月三十一日：
(一)在反击“二月逆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农科院《红旗》宣布农科院无产阶级革命派把“二月逆流”中被谭、江、张之流所篡夺的党、政大权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中。农科院的红色政权——中国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光荣地诞生了。《农红总》一小撮坏头头在农科院夺权风暴面前狗急跳墙，向农科院革命造反派猖狂反扑，挑起武斗，制造了五·三一反夺权流血事件。
(二)计委《×××》勾结石油部机关×××、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矿院×××等“二月逆流派”借口索取薄一波的批件和手稿，冲进计委大楼，抢劫批判余秋里的材料，并挑起武斗，直到陈伯达同志闻讯赶来给以严厉批评，才被迫离开。
六月一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战略措施》，纪念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社论总结一年来的斗争经验，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时时刻刻注意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月二日：
(一)北石大庆公社驻石油部办公室的头头连续贴出大字报和三封致部机关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为石油部假三结合翻案，诬蔑革命群众反击“二月逆流”、炮打余秋里的革命行动是保薄一波，是转移工交口的斗争大方向。
(二)人民银行总行革命造反派为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把总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它的成立得到了财金八八、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邮电东方红、工商专科学校革联、轻工七·二九、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粮食部《粮食公社》等许多革命组织的大力支持。
六月三日：
(一)二日晚至三日凌晨，中央首长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同志接见外事口及其他兄弟院校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讲话中严肃指出和警告不准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指示要彻底肃清刘邓路线在外事口的流毒，彻底批判刘邓“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为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伯达同志还严肃地指出：“最近街上有这样的标语，反对谢××同志的标语，就是‘打倒谢××’，‘谢××算老几！’，无产阶级是不讲辈数的。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天下老子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己封的，是大家推的，是大家协议选出来的。”
(二)农大东方红揪谭兵团和气象局揪谭兵团上午在水产部召开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把谭震林揪出中南海。
六月四日：
(一)张春桥同志在与浙江代表座谈中指出：“谭震林的黑手伸到浙江、江苏，弄得很乱。”号召浙江、江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谭震林及其死党进行穷追猛打。
(二)民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石油北京公社，轻工七·二九等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在反击“二月逆流”取得胜利的凯歌声中，冲破了重重阻力，光荣地加入了首都红代会。下午，首都红代会所属单位几万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在地质学院隆重集会，热烈庆祝这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把谭震林从中南海揪出来斗倒斗臭，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
(四)《批谭联络站》和《农口革联》，连日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掀起了揪斗谭震林的高潮，农口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通令，勒令谭震林滚出中南海，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
六月五日：
(一)陈伯达同志接见红代会核心组工作人员，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说：我的讲话(指6·3讲话)就是指新北大，指的聂××，就是指孙蓬一，什么万众一心?没有阶级观点，你们在为垮台制造条件。你们攻击《北京日报》，《北京日报》是首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谢付总理是代表工农掌权，党掌权，你们这样搞，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夺工农的权，你们有一个学校还不满足吗?东夺权，西夺权，你们红代会两边都可以吸收嘛，轻工七·二九都可以吸收。……你们这样搞就会垮台。
(二)五日晚，红代会批陈联络站所属单位举行陈毅问题报告会，北外造反团详尽介绍了陈毅站在谭震林一边所犯的严重的“二月逆流”的错误，激起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极大愤慨，一致表示，坚决彻底批判陈毅的错误，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六月六日：
为了彻底击退阶级敌人挑动武斗，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阴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重要通令，即《六六通令》，以维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秩序，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保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严防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捣乱，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和最大支持，给一小撮伺机破坏的阶级敌人以致命打击。
六月八日：
《首都批谭联络站》、《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批判李先念联络站》等十二个革命联络组织发表声明，严正警告一小撮坏蛋继冲击国家计委、打砸抢之后，又冲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北京日报》社的反革命行径，指出“这是向新生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挑战，向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的一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决心予以坚决回击。
六月十日：
(一)陈伯达同志去计委看大字报并作了重要讲话，给造反派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二)大叛徒谭震林的心腹、反革命分子季宗权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黑信，此信和他炮制的《“修养”的要害是妄图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黑文章，都是影射、攻击中央文革的大毒草，实际上是借批判黑修养为名，与《人民日报》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唱反调，对这一重要文章进行了大肆的攻击和诬蔑，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发泄他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仇恨。黑信内容极为反动，必须彻底批判。
(三)首都红代会批陈联络站在外语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外交部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誓师大会。”大会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了致敬信，表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砸烂修正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六月十三日：
(一)在国务院会议厅周总理再次接见了农口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决定把谭震林揪出来批判。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革命造反派个个摩拳擦掌，决心和大叛徒谭震林之流决一死战。
(二)计委革造、石油部联合总部、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等革命组织在建材部礼堂召开批判余秋里罪行大会。会上系统揭发批判了余秋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言行，大庆革命造反派赴京上访团的同志也到会愤怒揭发了大庆地区最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情况。
(三)下午，《批判廖承志、批判方方联络站》在外语学院召开批判廖承志、方方大会。揭发了他们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向革命派反攻倒算的罪行。
六月十六日：
计委革造、大庆展览馆造反派、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在计委召开斗争会，揭发批判余秋里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大量罪行。余秋里在铁的事实面前仍然负隅顽抗，更加激起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慨。
六月十八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它象一声春雷，响彻全球，鼓舞着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震撼着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根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欢欣鼓舞！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手逐句修改了新闻公报。
六月十九日：
农大革命派经过一年多与走资派王观澜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的浴血奋战，农大的红色政权——革委会诞生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在庆祝大会上，北京市革委会付主任吴德同志说：“农大的革命造反派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它经受了多次斗争的反复考验。今年二月份，当农口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时候，农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同农口其他革命造反派一起，在外单位革命战友的支援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顶住了这股黑风，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反扑，使农口文化大革命走向了新高潮。……所以你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农口的一次伟大胜利。”
六月二十日：
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对外文委召开“庆祝六·二○革命群众运动一周年大会”，揭发批判了在去年六·二一伯达同志亲自去文委看大字报时，黑帮分子张彦陷害伯达同志的反革命事件，同时批判了陈毅在这一事件中严重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政治错误，引起了所有到会者无比愤怒，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张彦！”“陈毅必须向伯达同志低头认罪！”等等战斗口号。
六月二十三日：
余秋里以接受批判为名，在劳动部与计委×××、石油部×××、北石大庆公社的头头二、三十人进行密谈，从此，这些组织的保余调子唱得更高，并开展了一系列为余秋里全盘翻案的活动。
六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六月二十八日：
工交口“斗薄批余批谷联委会”在建委门前召开声讨谷牧大会。
六月二十九日：
(一)北石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石油部联合总部、设计院红旗、计委革造等革命组织，在北京石油学院召开“支持大庆造反派、保卫大庆红旗大会”。会上由大庆造反派揭发了余秋里在大庆大树其个人权烕、与毛主席分庭抗礼的滔天罪行，并指出了大庆资本主义复辟的后台是余秋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坚决支持大庆的革命造反派，将大庆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计委×××、石油部×××、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经过一番精心炮制，终于抛出了“关于余秋里同志问题的报告”。这是他们一贯死保贺龙的心腹、“二月逆流”黑干将余秋里的代表作。此报告极力为余秋里涂脂抹粉，大力评功摆好。却只字不提余秋里疯狂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罪行，只字不提余秋里策划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罪行。诬蔑几个月来革命群众对余秋里的揭发是“受坏人操纵”、“牵强附会”、“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政治陷害”，是“迎合了薄一波及其死党的需要”。把他们死保余秋里的丑恶咀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三)财政部保守组织和财经学院××串联会公布了所谓财政部文化大革命调查报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个报告与《财贸口文化革命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完全相反，充分地暴露他们死保“二月逆流”，为李先念的错误评功摆好，把历史反革命分子、财政系统头号走资派吴波吹捧得无以复加，死保吴波，恶毒地攻击财金学院八八队等财贸口广大英勇反击“二月逆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七月一日：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六周年。《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的世界观》，《解放军报》发表了《永远按照毛泽东思想干革命》的社论，纪念党的生日。
七月三日：
石油部联合总部，设计院红旗兵团、大庆展览馆险峰、师大井冈山、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在石油部召开“彻底批判大庆黑展览”大会，揭发了余秋里在大庆展览中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为刘邓翻案的罪行。余秋里顽固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抗，他明明是贼，还装圣贤。竟在会上高喊：“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是毛主席司令部的红干将！”“我是高举毛主席旗帜，树毛主席权威的！”“我是一向全面地系统地坚决地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我对五·七指示执行得最坚决！”“我从六○年开始就和薄一波斗争了！”并且还恶狠狠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威胁说：“谁揭发的谁负责！”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
七月四日：
余秋里给其心腹吴××(石油部政治部主任)打电话说：“我就是要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给他们看看。”(指他在3号斗争会上的态度)在余秋里的活动下，“二月逆流派”对余秋里向革命小将猖狂反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罪恶行径为之拍手叫好，和余秋里站在同一错误立场上。工交口的保余派竟然说：“余秋里就是不向坏人低头!”“余秋里态度不好是你们造成的！”“余秋里就是该保！保定了！”
七月八日：
余秋里在革命群众的强大攻势面前，向计委革命造反公社交出他七月三日的一份书面材料，即“七点说明”。但在这个说明中，余秋里对革命群众揭发他疯狂攻击中央文革、封锁中央文革、不向中央文革汇报情况等罪恶事实百般抵赖，只字不提他反对中央文革、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他在“二月逆流”中追随谭震林猖狂反扑的罪行。
七月十二日：
周总理接见外事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再次表示支持对陈毅的批判，并且就批判陈毅问题做了具体指示。
七月十四日：
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召开批判陈毅大会，北外专造反军、归国生革联、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二十四个革命组织参加了大会。
七月十五日：
鉴于陈毅在“二月逆流”中的严重错误，而至今对自己的错误毫无认识，长期不到群众中来，激起了外事口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义愤，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发起和组织的揪陈大军，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坚决要把陈毅“请”到群众中来，这一革命行动得到首都归侨井冈山、北外专造反军、九九兵团、归国生遵义兵团、中侨委红旗兵团、兴无灭资学校铁军、外交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等几十个革命组织的坚决支持。
七月十八日：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视察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时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二)外事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揪陈大军在战场上相继召开了誓师大会和陈毅问题答辩会等各种会议，揭发和批判了陈毅的各种错误，批驳了外事口右倾保守势力对抗毛主席对陈毅“一批二保”的指示，死保陈毅的错误观点和言行。
七月二十日：
(一)康生同志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第四次扩大会议上非常尖锐地指出：“……大家不要丧失警惕，要反击反革命逆流，炮轰刘志兰不是逆流。”
(二)下午首都批谭联络站、农口革联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粉碎刘邓陶谭反革命新反扑大会”。首都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给予积极支持，其所属部分组织及武汉、新疆、江西、湖南等地革命造反派参加了大会。大会进行中，接到中央文革关于武汉事件的指示，立即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数万名革命造反派战士群情激昂，冒雨高呼：“打倒刘邓陶谭！”“打倒陈再道！”“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等口号，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决心。
七月二十四日：
农口革联在农展馆召开了“揭发批判刘邓在农林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农科院红旗等代表揭发、批判了十七年来刘邓在农业机械化工作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七月二十五日：
周总理在天安门上对北农大东方红负责人说：“最近十多天，我都在处理武汉问题，很忙。但我对农口的情况是了解一些的，我很关心农口的问题。”
“关于批谭，还是按你提的前次方案，开一个一千多人的会，会场我负责找，我说了一定算数。”“我坚决支持你们这是不会改变的，以后还要支持你们。……”
七月二十八日：
谢副总理接见政法口部分单位代表时指出：“国家机关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成立革委会的，谭震林搞了几个是假的(编者注：指谭震林策划的1·17假夺权)，结果垮了。”
七月二十九日：
周总理接见农政、农办三个组织代表，就批谭问题作了指示。总理说：“三天内把批谭的问题研究一下，开会恐怕是八月了……。我先接见批谭的(指农大东方红)，你们就和他们一块来。”
七月三十日：
在余秋里的幕后操纵和直接指挥下，大庆公社和计委×××、石油部×××于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十日连续炮制了流毒全国的大毒草——《余秋里问题专刊》，全盘为余秋里在工交口掀起的反动“二月逆流”翻案，胡说什么“所谓余秋里在四部一委搞假三结合纯属造谣”，把这个贺龙的心腹余秋里吹捧为“拥护毛主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当权派”。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竟把余秋里恶毒攻击伯达同志是“秀才”、“老夫子”说成是对伯达同志的“尊敬”，真是反动之极！
八月二日：
(一)由《农口革联》主办的《农口文化革命展览》在全国、全农林口一片大好形势下正式展出，这是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伟大战果，是与谭贼浴血奋战的伟大胜利。“展览”揭露了农林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派谭震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制定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年二月又一手制造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滔天罪行。《展览》反映了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击溃谭震林所推行的刘邓路线和二月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辉煌成绩。
(二)首都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和外事口揪陈大军联合召开《揪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誓师大会》，大会期间，谢副总理来到会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革命行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八月四日：
下午五时和晚上九时，谢副总理又先后两次来到正义路4号，接见了外事口揪陈大军，谢副总理说：“你们批判陈毅是对的。”他说：“我来这里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怎么随便来？！”谢副总理告诉大家说，陈毅将在十天之内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谢副总理并答应大家，他帮助找会场。他还说：对陈毅先批判，然后陈毅作检查，通不过再批判。
八月五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这张大字报深刻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本质，吹响了彻底摧毁刘邓黑司令部的号角，是伟大的马列主义光辉文献。
同日，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刘、邓、陶家的院子里，分三个战场再次斗争了刘、邓、陶。他们的狗婆娘也被掀出来陪斗。
八月六日：
(一)为纪念毛主席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大字报，并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二)周总理、谢副总理接见北京外语学院红旗革命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具体安排批判陈毅的问题。
周总理和谢副总理接见时，再一次肯定地指出：批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并强调要联合批判陈毅。周总理还确定11日在人大会堂召开批斗陈毅大会，他和谢副总理参加大会。
(当北外造反团的同志向总理汇报开大会批斗陈毅时)谢副总理说：“我很支持你们嘛！你们开会我去”。
总理说：“我支持你们开大会，……十一日是星期五，只要我在北京，我一定参加你们的会，在会上，我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这是主席给我的任务。……”
八月七日：
(一)下午陈毅在外交部第一次接受了革命群众的批判。周总理参加了会议，作了亲切的谈话和具体指示。
(二)外贸部井冈山公社揪出了历史反革命分子、原外贸部付部长江明。下午，井冈山公社召开了《彻底砸烂旧海关，揪出江明》大会。
八月九日：
(一)林副统帅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
同日，林副主席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二)农口革联再次在农业部召开斗争大叛徒、谭震林的死党廖鲁言大会。
(三)谢副总理接见外事口两大派组织代表，具体商谈8·11批陈问题。由于北外××大队历来对陈毅死保不批，根本没有诚意要批陈，故借口“批斗陈毅大会”的名称他们不能接受，所以没能达成联合批陈的协议。谢副总理决定8月11日批斗陈毅大会由北外造反团、二外首都红卫兵等发起主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八月十日：
农大东方红发表严正声明，决心坚决取缔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组织“首都5·16兵团”，保卫毛主席司令部。
农口《革联》和《首都批谭联络站》发表关于“首都5·16兵团”问题的最紧急最严正声明，指出5·16兵团必须取缔，谁炮打周总理、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八月十一日：
(一)八月十一日晚上整个农林口沸腾了，农林口各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队人马组成浩浩荡荡的揪谭大军，奔赴中南海西门，就地召开了揪谭誓师大会，誓把三反分子、“二月逆流”黑干将、大叛徒谭震林揪出中南海，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二)八月十一日外事口和首都各机关、厂矿、军队、大中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批斗陈毅大会”。大会揭发和批判了陈毅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谭震林一边在“二月逆流”中所犯的严重错误。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谢副总理出席了大会，周总理讲了话。他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你们好！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我在5月12日就表示支持的，现在还是支持，今天会开得好！虽然中间有点波折，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总的来说，大家是按照谢副总理和我跟你们发起的三个主持单位达成的协议执行的，我们应该说：开得好！”周总理热烈祝贺外事口批陈联络站所属单位的革命大联合。
八月十三日：
农林口揪谭大军在揪谭火线斗争了谭贼的黑爪牙谢华，CC特务石山。十八日批斗了谭贼的得力干将，三反分子江一真。
八月十四日：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发表声明，严厉痛斥了反革命组织“5·16兵团”，并成立了专揪“5·16”兵团联络站，参加单位有农口革联、地院东方红、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师大井冈山、北京航校、北石北京公社、财金八八、民院东方红等八十多个革命组织。
八月十五日：
周总理接见了国务院财联及其他组织代表时说：“原打算六月十四日让李先念检查，请中央文革参加，我也参加，到现在李先念没有检查，原因我不说了，……现在定下来，本月十六日开大会，还是中央召集，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八月十六日：
(一)总理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时对北农大东方红负责人说：“我也知道你们农口革命战士在中南海西门揪谭震林，我是支持你们批判谭震林的革命行动的。”
(二)人民银行总行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全行广大革命造反派和财金八八《揪胡中队》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揪出了银行头号走资派、大特务胡立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八月十七日：
(一)李先念在人大会堂向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作检查。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叶群等中央首长出席了大会，总理主持大会，总理和伯达同志分别讲了话。李先念在检查中，承认了他在文化革命中，在财贸口各机关、各院校普遍地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又继续犯了错误。在六七年二月间，又对革命小将妄加指责，错保了走资派。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肯定了李先念同志的检查是好的，希望李先念同志多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随时发现和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二)周总理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六十名代表，决定将三反分子谭震林交给农口造反派批斗，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传来，农口革命造反派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八月十八日：
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外语学院造反团、财金八八、石油北京公社、大庆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等七十六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5·16”分子，打退阶级敌人从极“左”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猖狂进攻。
八月十九日：
(一)经过几个月来长期奋战，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揪出了大叛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今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面对面斗争三反分子谭震林大会，大叛徒谭震林被揪到台上接受革命派的审判。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揭发和控诉大叛徒谭震林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搞二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为刘、邓、陶翻案的滔天罪行。这是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出席了大会，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争谭震林的革命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二)师大井冈山，北石北京公社，大庆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联合总部等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中南海揪斗余秋里，召开了誓师大会，成立了揪余火线指挥部。
八月二十一日：
(一)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大庆公社革命造反总部，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石油部联合总部，石油设计院红旗，石油研究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地质东方红，民院东方红，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钢院延安公社，新人大公社等一百余个革命组织在石油学院召开批斗余秋里大会。革命群众对余秋里在“二月逆流”中的滔天罪行愤怒至极，“打倒余秋里”的口号响彻云霄。
八月二十三日又在石油部再次召开了批斗余秋里大会。
(二)财贸口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商学院召开“斗争姚依林大会”。胡立教、许涤新、薛暮桥、陈国栋、胡景云等各部走资派揪到了会场陪斗。
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周总理关于停止姚依林一切职务的决定，并说：“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打倒李先念也是没有错误的。”
九月一日周总理又明确指出：“姚依林是打倒对象。”
八月二十五日：
总理接见工交口无产阶级革命派时(当联委会代表说到三月份我们批判余秋里，他们说我们是薄一波的黑爪牙，是自上而下的逆流时)说：“这句话不对，可以给你们肯定这句话不对”。
(当联委会说到对立面贴很多大标语，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四月份余秋里没有听批判，五月一日，余秋里上了天安门，他们说我们把他打上了天安门时)总理说：“上天安门不是标志，这样理解太浅薄嘛！去年主席接见红卫兵八次，刘少奇也上了天安门，同时也在对他进行批判，直到最后打倒，党内斗争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嘛！要逐步地深入，要看你改不改。”
八月二十六日：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石油北京公社、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财金八八、民院东方红、轻工七·二九和川大八二六、青海八一八、河南二七公社、武汉“三钢”、“三新”等首都及全国各地英勇反击“二月逆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誓师大会”，斗争了反革命小爬虫，愤怒声讨了反革命五一六匪团的滔天罪行。大会发言表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随时准备砸烂一切胆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敌人，无论是右的，还是从极“左”方面的进攻，都将给以迎头痛击!
八月二十八日：
(一)农林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战果辉煌，掀出了谭震林、江一真、季宗权、陈正人以及王观澜等叛徒、走资派十三人。在这以后，农口革命派又揪出了大叛徒、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后台之一秦化龙。周总理赞扬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你们这样做是党性的表现，不是派性，你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
(二)财贸口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捷报频传，先后揪出了在李先念错误地保护下，二月份官复原职的财贸口头号走资派姚依林，银行系统头号走资派、大特务胡立教，粮食系统头号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分子陈国栋，原物委主任、计委副主任、大叛徒薛暮桥，原工商管理局党组书记许涤新，原党组成员、大叛徒黄芥然，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大叛徒王卓如、史立德，原财政部党组成员王学明、杜向光，原外贸部党组成员江明、卢绪章，以及原《前进报》临时党委书记、大叛徒吴泰如等，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又揪出了财政系统头号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分子吴波，召开了斗争大会(九月份中央正式决定撤销吴波一切职务)。
八月三十日：
凯歌高奏，红旗飘扬，首都农林、工交、外事、财贸四个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满怀着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激情和胜利喜悦，齐集北京农展馆，欢聚一堂，召开了“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四个口的代表分别发言，慷慨激昂，回顾和总结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下，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下，反击“二月逆流”的战斗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战果。一致表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怀着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大叛徒、“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和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杨余傅及其黑后台刻骨仇恨的心情，遵照林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打倒‘二月逆流’的干将谭震林！不准为反动‘二月逆流’翻案！”迎头痛击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翻案妖风，把被谭震林、杨余傅及其黑后台颠倒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个回合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如实记述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英勇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史实，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编印了《中央首长、中央报刊论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
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好，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加之时间仓促，人力有限，掌握的资料不全(主要的限于农林口、工交口、外事口、财贸口的一些材料)，故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地希望革命同志批评指正。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四个回合、第五个回合伟大斗争的大事记，我们准备陆续编写，希望解放军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继续给我们以大力的协助和支持。
首都红代会部分大专院校反击“二月逆流”大事记编写组一九六八年五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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