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5-9-7 作者：南京市档案馆
南京市档案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对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市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南京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推动“四化”建设，我们编辑了《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这本大事记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本馆收藏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小报、市级机关的文书档案、部分同志提供的口碑。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与“事”纷纭复杂，档案、资料散失严重，各种小报均带有派性，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遗漏、误记、不妥之处一定不少。因此，这本大事记只能作为内部机密材料，谨供市委、市府和组织部、纪委领导同志参考。
南京市档案馆一九八五年九月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号召广大群众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五月十八日，林彪在会上鼓吹“政变经”，并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组成“反党集团”。
㈠新华日报转载姚文元所写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姚文元在该文章中叫嚷“要横扫三家村有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㈡市委召开县、区、部、局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对“三家村”的批判。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要求大家“学好文件，开些座谈会、讨论会，写点文章”。
全市各条战线部分劳动模范和五好职工五十四人举行座谈会，批判邓拓同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公然煽动群众起来造反，“做与党内走资派作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市委召开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参加了座谈会。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队三千多队员在汤山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报告。
市委召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全面发动群众，强调“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政治部蒋震虹、鲁学智贴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大字报，批判厂长贯彻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揪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及其庇护者”。
晨光机器厂技术员余最康等人贴出《我厂社教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揭发、批判社教运动的错误。全厂就此开展了群众性的大辩论。七月十六日，市委派工作组进厂，组织反击，数十人受到批判。
省委对南大溧阳分校“六·二事件”作出错误决定：撤销南大党委书记、校长匡亚明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省委在南大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揪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匡亚明”。《新华日报》为此发表题为《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的社论。全市各界群众纷纷集会，“拥护”省委的“决定”，“声援”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
部分群众到《新华日报》“造反”，指责《新华日报》“心怀鬼胎”，“为匡亚明及其它走资派开脱罪行”。市城建局八人贴出《十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翌日，逸仙桥小学总辅导员章含带领十五名教师、一百多名学生，打着少先队队旗，贴出三张质问《新华日报》的大字报。两天来，数千名群众聚在报社门口，展开辩论。
省委决定向各大专院校派遣工作队，领导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提出全市“文化大革命”重点：学校是搞高中、中技校，各区抓问题多的文化馆、站，工厂搞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清理业余文化阵地，机关主要抓学习。
南京被服厂部分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厂党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
市委召开全市基层党员负责干部会议。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展开，已经搞过“四清”的单位主要是进行补课。
南大外文系法文专业四年级二十二个学生贴出《送瘟神》的大字报，认为工作队保护校党委过关，提出要赶走工作队队长。(省计委副主任汪冰石。)
南大“造反派”学生给匡亚明戴高帽子游校。省委驻南大工作队为此组织三场大辩论。
迄今，全市四十七所中等学校，被大字报点名批判为“牛鬼蛇神”的教职工达一千六百二十六人，占教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
市委召开十一中、四女中、五女中、玄武中学、远洋海校等十个学校工作组座谈会，座谈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参加了座谈。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讨论市、区分工和有关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会讲话。
市委召开五届十二次全委会，分析、研究全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如何抓好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会上讲了话。
市委发出关于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意见。
市委抽调二、三百人，组成十八个面上工作组到有群众起来“造反”的单位了解情况，进行工作。
省委决定：彭冲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省委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省委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全省干部、群众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作了《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广阔深入地开展起来》的动员报告。
省、市委召开中学师生代表座谈会，座谈在学校开展“无产阶级大革命”等问题。十中、宁海中学等校师生代表参加了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集训结束。今日起，各工作队陆续进点，开展运动。
长江机器制造厂设计科部分人贴出《告全厂工人同志书》，“揭发”厂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市委召集部分中等学校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及师生代表座谈会。会议提出“两类矛盾一起放”、“先放后分”的口号，要求各校党组织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教育分团发出通知：学校运动由工作组领导，党支部处理日常的行政工作。
市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期间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被南师“造反派”学生戴高帽游街，中暑致死。该校“造反派”组织竟以此日命名，以志纪念。
省、市机关干部三千余人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省、市党政负责同志李士英、张仲良、欧阳惠林、刘中、郑康、高黎光参加了大会。
省、市委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撤销派到各个学校的“文化革命”工作组。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和广播后，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到省、市委表决心：“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党员干部大会，听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讲话的录音。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全市的“文化大革命”到会讲了话。
全市各界群众连续两天举行游行，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保守派”与“造反派”发生争执。南京航空学院、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南京机电学校部分师生赶来支援“造反派”，被“保守派”阻于大门之外，形成对峙。南航等校师生立即来市里“造反”，十四日凌晨三点，胁持副市长王昭铨到场解决问题。
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作出三○二车间党支部书记陈其昌停职检查的决定。十七日，该厂部分职工来市委请愿，反对厂党委的决定；而另外二千多群众亦来市委，坚决要求罢免陈其昌。
南师附中、南大等校学生提出“立即取消自留地，斩掉资本主义尾巴”，迫使郊区一些生产队开始收回自留地。
一中、十中、铁路运输学校等分别召开学习“十六条”讲用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郑康、王昭铨等到会讲话。(强调“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革命群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本学校、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上”。)
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在市委召开有长江机器制造厂党委全体成员参加的会议，宣布市委决定：在厂里职工对陈其昌罢官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厂党委轻率地作出决定，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你们送来的关于陈其昌同志停职检查的报告，市委不宜批复”。(市委这个决定被称为“八二○指示”)。
全市十五万群众游行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在会上讲了话。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刘中、岳维藩、王楚滨、郑康出席了会议。
长江机器制造厂二千五百名职工抬着“坚决反对南京市委‘八二○’错误指示”的巨幅标语游行，并到省委请愿，要求撤消“八二○”指示。
今起，全市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名胜古迹遭到破坏，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图书、资料被焚烧。
市委召开大、中学校红卫兵座谈会。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主持会议，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市委召开全市各中等学校党委、党支部、工作组负责人会议。副市委王昭铨要求“各校抓好学习和运用‘十六条’的工作，积极筹建文革筹委会，做好重点人物的揭发和批判的准备”。
红卫兵在全市进行大规模抄家，工商界、文艺界、统战对象中不少知名人士被抄家。仅秦淮区夫子庙办事处所属地区，四天之内被抄家的就有一百二十九户。一中、三中、六中、一女中等校红卫兵，把建康路、三山街一带商店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商品，统统装车运走。
南师附中红卫兵“勒令”中央商场停业一天，由他们进去“清查”属于“四旧”的商品。
一些学校的“红卫兵”在鼓楼红霞纺织品商店门口“斗争”三百多名资方人员。这些资方人员脸上被涂上红、兰墨水，被剪掉头发，罚跪在地上。
南大“造反派”召开省委工作队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的主要成员参加了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做了检查。
市人委办公厅行政处工作人员常校先揭发“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象”，红卫兵纷纷到省、市委“造反”。为此，市委与九中、红旗中学、十中、长江路小学、人民大会堂“造反派”达成协议：画象交省公安厅保存，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的少数人，制造雨花台烈士遗骨被用来填了附近殡仪馆门前的广场的谣言。今天，九中、十中、十一中、南师附中、宁海中学等校三百多红卫兵在雨花台前集会，“揭发”省、市委的“滔天罪行”，将前去参加会议的市委代表戴高帽绕场游行，并动手挖掉方孝儒、杨向的墓。事后，还向全市发了攻击、诬蔑省、市委的《公告》。
二十五中红卫兵限期三轮车工人停业，说“人拉人，是四旧，要破除。”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成立。(副市长王昭铨到会祝贺。)
南工的红卫兵要砸碎竖在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国务院电令予以保护。市人委今日将铜像移至中山陵。
南大“造反派”“拦截离校的省委工作队，要其留校彻底检查“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省委被迫取消撤走工作队的决定。晚上，“造反派”师生成立“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头头为张建山、葛忠龙，后为曾邦元、梁玉楼、丁曰泗等。(张、葛于67年2月组织了“八二七夺权大队”，与“八二七”相对立)。
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刘中任组长，高黎光任副组长。
两千多三轮车工人在五中集会，“批判”市城建局、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要罢免公司经理、各区指导员等十三人的职务。二十九日，市委派员在三轮车公司召开大会，被迫撤消了十二人的职务，并派出十六人的工作组进驻三轮车公司领导运动。
南大“红旗战斗队”成立，负责人为朱英才、胡才基等人。
长江机器制造厂“文革筹备组”改名为“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
来南京串联的首都红卫兵与南京的部分红卫兵在南工操场“斗争”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人孙叔平等。
全市中等学校掀起“串联热”，六万多名师生中，迄今外出的有一万零五十人。机电学校、动力专科学校外出人数占两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查尧文等十二人来市委“辩论‘八二○指示’”。翌日晨，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出来接见。
市人委决定将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道路、广场、公园名称改为“革命化”的名称。
市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起来造反，贴出“批判”市政府一些领导同志的大字报。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和“中学总部”成立，(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祝贺。)
南师附中二百多红卫兵来市委与刘中“辩论”，硬说刘中的《十点意见》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纲领，并殴打机关干部。事后，又广发传单，诬蔑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和“赤卫队”在卫岗发生大规模冲突。
鉴于市委大院不断受到冲击，市委书记处迁到市公安局五处办公。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造反兵团”来市委找刘中、王昭铨展开“辩论”，并占据了市委宣传部数间办公室，做为“驻市委联络站”。
市委被迫决定，撤消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党委书记齐瑶亭的职务。
南京大专院校“造反派”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和人民大会堂窝藏反动画像的“罪行”。会后，南大文风来、中国人民大学谢伯良、何毅敏带领三千多人以要省委澄清为由，冲进省级机关单位进行“绝食斗争”。
市委召开部、局长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市委成立“红卫兵联络站”，负责联系、支持红卫兵组织。
市城建局、团市委部分干部起来造反，揭发市委“镇压群众运动的罪行”。
本市和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吉林、扬州等地的六十余所大、中学校“造反派”组织，在南京工学院召开所谓扬州事件揭发控诉大会。洪泽县退休干部侍海潮在会上揭发扬州地委“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
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原省文化局长周邨、前省文化局副局长吴白甸、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瘦竹、南大外文系副主任陈嘉被诬蔑为“三反分子”，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由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传达中央关于工农群众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的电报指示精神。
市委在市粮食局会议室召开各部、委、局、社教工作团、“文革”接待站负责人会议，强调“不能利用大好形势实现个人私心杂念，也不准利用大民主破坏党和国家的既定政策”。
南工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东方红战斗公社”，头头为罗会龙、汪询之。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造反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离校，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一千三百余人乘火车赴京“告状”。
“南京高等学校赤卫队”成立。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队进村，开展郊区“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确定了“两类矛盾一起揭，上下左右一起搞”的指导方针。
市文联副主席曹汶、玄武中学校长张一之被诬为“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受到《新华日报》的错误批判。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十几名学生来市委“绝食”，抗议市委领导同志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全市工矿企业“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
南京红卫兵纠察队召开成立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到会讲话。
南京外国语学校红卫兵打死玄武区建筑联社工人王金，市委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部分教师来市委控告市文革教育小组副组长石坚“压制民主”，要求和市委领导人展开“辩论”。
南工成立红卫兵组织——“七一战斗团”。
市委集中社教工作队队员千余人，作为“应急”的机动力量，以及时处理运动中的问题。
“南京市红卫兵中专工读总部”成立。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全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成员出席了大会。南大“八二七”代表丁曰泗在会上控诉了省委和省委驻南大工作队的“罪行”。(周总理表态：江苏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应该回校做检查。)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杜方平(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副部长)、吴大胜(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在全校大会上揭发工作队的错误。
华东水利学院成立“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头头为罗世果。
南大“八二七”从北京回宁，多次冲击省委，要挟省委交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省委驻南大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彭冲给他们“批判”。
市委召开各部、委、局、区负责人会议。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运动重点还是在学校，“工作组要回校做检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宣传党的政策，经受运动的考验。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派出所谓求见市委书记小组，强行占领市委办公厅。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岳维藩、高黎光、周爱民等多次做工作，他们才在二十一日退出。
省委通知原大专院校工作队集中，准备回校检查。
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八二七”将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架到南大，要其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简称“红二司”)成立，头头为华东工程学院的刘继红。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北上告状，市委派出社教工作队队员进行劝阻。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号召红卫兵步行串联，全国掀起串联热潮。
市委文革小组发出电话通知：正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等学校，凡是党委、总支、支部还没有中断领导的，一律中断领导。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发挥文革组织的作用。在中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以后，党组织对学校行政工作、师生生活的照顾等还是要继续加强领导。
南京铁路运输学校二百四十一名共青团员发出《给全国共青团员的一封信》，呼吁全国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坚决斗倒、斗垮、斗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向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等群众组织承认工作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第二次“占领”市委办公厅。二十九日将副市长陈慎言带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去“告状”。
南大“造反派”学生以要工作队整学生的材料为由，查封了省委和省委各部的档案室、办公室。
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组长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被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劫持，关押在南大，要其检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并揭发省委的错误，直到十一月中旬才放出来。
南大召开“火烧彭冲大会”，逼令彭冲承认省委驻南大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南大“红色造反队”对彭冲进行体罚，逼其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来市委“造反”，反对新任命的厂党委负责人进厂。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来市委同书记处书记刘中“辩论”了一天一夜。三日，将副市长王昭铨带去中共中央华东局。
晨光机器厂工人在市内主要街道张贴大字报，抗议南大“八二七”体罚彭冲。晚八点，部分工人冲击南大文革楼，企图抢南彭冲，与学生发生冲突。
南大“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彭冲代表工作队作第二次检查。
市委在江苏饭店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广大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造反派”，“积极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做革命的促进派”。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三司”)成立，头头为孟庆高、朱寿章。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十一个群众组织发出通令：禁止在大街小巷摆摊设点，流串兜售，影响市容观瞻。
八日，南大物理系三名学生去晨光机器厂煽风点火，受到工人抵制，双方发生冲突。九日，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宁联络站、“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等组织到晨光机器厂与工人展开“辩论”，并胁持彭冲到场表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江东兴接见华东工程学院赴京战斗团及被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陶铸肯定：“江苏省委工作还是不错的，有成绩的”，“江渭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你们要相信他会转过来”。)
团市委的“造反派”来市委大院煽风点火，市财政局、邮局、人委办公厅部分干部、群众起来“造反”，并相继成立群众组织。
十四所“赤卫队”和“八二八红卫军”发生武斗。“八一八红卫军”三千多人到省委“请愿”，要求惩办制造流血事件的“凶手”。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组织在五台山召开“捍卫‘十六条’大会”，就晨光机器厂“一一·九”事件，指责南大“八二七”等组织公然违反“十六条”，挑起武斗。
市委机关“造反派”召开“重炮猛轰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发出《通令》：立即接管市档案馆，市委书记处的一切活动均需在造反派监督下进行。
王洪文带领上海部分“造反派”工人赴京告状，途经南京，向江苏南京地区“造反派”“求援”。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头头陈克兴在南大与王洪文见了面，并帮助其解决了旅行车一辆、汽油大半桶、棉大衣十几件。
全市工人“造反派”要求省委批准建立统一的群众组织，省委以“工人成立省、市的统一组织，中央没有指示”为由不同意。“造反派”遂直奔火车站，赴京“告状”。十六日，周恩来总理来电，同意成立“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色职工委员会”和“红旗战斗队”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色职工委员会”一千多人离厂，撤退到栖霞区十月公社。
省委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检查》。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成立。
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召开“揭发、批判彭冲大会”，省委书记处主要成员被勒令到会。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在会上控诉省、市委的所谓策动红色职工委员会挑起武斗的罪行，并对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进行体罚，致使其昏厥。
市委就领导全市“文化大革命”作出第一次检查，承认“不自觉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红卫兵南京工读中专学校红色造反兵团”、“红卫兵南京中等学校司令部”等七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市委检查的日期必须和造反派商定，检查大会必须由造反派组织主持，全市安装高音喇叭，南京电台要转播，允许工人停工参加会议。
“南京高等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等十几个单位在南大操场召开“江苏省委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包厚昌代表省委做了检查。大会主席团发表声明：“检查不深刻”，要求省委再做“深刻检查”。
市委农村社教工作团三百多人到省委“造反”，要求批判“社教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又把工作团负责人、副市长周爱民“揪”到北京。
副市长王昭铨到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劝说红卫兵不要批斗正在患病住院治疗的学校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被该校“八一二红色造反军团”劫持，扣押数天才放回。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大“八二七”、“全国革命串联总队”、雨花台烈士陵园“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红卫兵”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在雨花台烈士陵园建设上所犯的罪行”。
市委决定成立九个“文化革命”接待站。
南京地区“造反派”在五台山召开“江苏省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检查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检查”。“造反派”认为“极不深刻”。会后，组织了“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将许家屯带去北京。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南京高等学校复员军人红卫军总部”、南大“红旗战斗队”、“赤卫队南大纵队”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揭发、批判”省委二十三日的检查，强烈要求省委重做检查，“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南京有线电厂“红卫军”与“红色造反队”合并，成立“红色造反者联合会”。
华东工程学院“造反派”到西康路三十三号礼堂“造反”，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和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先后出来接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一连三次打电话给南大“八二七”，说彭冲是人民内部矛盾，要他们把彭冲放回去参加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连续三次向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作检查。第一次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二次全部收回“八二○”指示；第三次宣布罢了陈其昌的官。并决定将市委检查印十万份，分发全市，消除影响，对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予以平反。其间，“红色职工委员会”把刘中强行带去北京四机部“造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派赴京代表团”及被带到北京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许家屯代表省委与“造反派”签定了《八项协议》。主要内容有：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就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向全市作检查，会议由造反派主持；立即清查“文化大革命”中整群众的黑材料，各单位党组织要保证全部交出；以后若发现还有材料没有交出，窝藏者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受行政处分。此后，江苏、南京地区开除党籍成风。
“南京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开幕。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头头为杨华、郝家驹。
市委召开全市工矿企业基层干部会议，邀请了“造反派”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代表市委就全市发生的武斗作了检查，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
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及全国各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在五台山体育场联合召开“向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了大会。北京的“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到会讲话，煽风点火。
市委办公厅、市财政局、文化局、银行、交通局、档案馆等单位“造反派”发起，成立了“南京市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头头为宋洪章、马登榜。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以要求副市长王昭铨到该校检查为名，来市委采取“革命行动”，封掉市委总机。
金城机械厂“红色造反纵队”、“八一二革命串联会”来市委“造反”，要求市委勒令该厂党委检查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达目的，遂徒步前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告状”。十三日，行至句容县天王寺，被省、市委派人劝回。
南京机床厂“赤卫队”和“红色革命造反派”发生武斗，双方受伤多人。
“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汇报去北京“告状”的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宣读与“造反派”达成的《八项协议》。
“南京九二八事件调查团”把副市长王昭铨“揪”到上海，妄图逼迫中共中央华东局就“王金事件”表态。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将省委办公大楼作为省委书记处“脱离人民群众，当官作老爷，已经和平演变的铁证”，对外开放，进行展览。
“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几千人冲到省委，要求否定省委与“造反派”签定的《八项协议》。十六日，聚集在省委的“赤卫队”已达万人。十七日，将省委书记处书记许家屯带去北京。
市统计局“造反派”发出《掀起市级机关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倡议》。
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基层干部大会。全市各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康作了《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动员报告，并与群众组织签定了《十项协议》：宣布对运动初期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的群众一律平反；对南大“八二七”、“红色造反队”、南工“东方红战斗公社”等造反组织与个人一律平反；彻底查清“雨花台事件”、“人民大会堂事件”等。
“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与南大“八二七”发生冲突。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东风兵团钢铁一○一八红色造反团”抢走市委组织部地下室的材料。
“南京八二七革命串连会”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张仲良，南京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出席了会议。该组织头头为康炳成、李效蟾、周文昌等人。
全市社教工作团全体人员集中，揭批“省、市委在社教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市级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南大“八二七”出动数百人捣毁“南京市红卫兵警备纠察队”队部。
南工“东方红”等造反组织冲砸南工“七一战斗团”和“掌握斗争大方向总部”。
南京铁路分局“造反派”和部分群众因所谓黑材料发生冲突，致使浦口车站停车二十七小时，国家蒙受经济损失达三十万元。
市委城市社教工作团“造反派”成立“社教工作团革命造反总部”。
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代表省委作第二次检查，为“造反派”组织平反。“南京市中等学校工作组革命造反总部”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揭发“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南京工矿企业赤卫队”、“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大会，“斗争”匡亚明、陶白、孙叔平等人。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赤卫队”连续召开“摧毁江苏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要求和省委签定与《八条协议》针锋相对的《七项要求》。二十五日，赤卫队员集中到浦口车站，去北京“告状”。千人徒步北上，几千人爬上了火车，前后两次到达滁县的赤卫队员共一万余人。二十七日，省、市委派市委书记处书记王楚滨到滁县劝赤卫队返回南京。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赤卫队员陆续返回，千余人住在江苏饭店。
南大“红色造反队”、“八二七”把彭冲“揪”到北京，逼中央表态。
市委文革办公室“造反兵团”与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达成关于改组市委“文革小组”、十四日召开市委检查大会等内容的《六条协议》。
“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与“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的下属组织在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发生武斗。“省工总”调集几万人围攻江苏饭店，同时下令封江，中断南北铁路交通。江苏饭店被“省工总”攻下，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事件后称“一·三事件”)。
事后，“造反派”发表声明，硬说省、市委策划“赤卫队”挑起武斗。省、市委和“省工总”达成《九项协议》，主要内容为：追查挑起武斗的幕后策划者和挑动者，依法严惩；凡参加“赤卫队”的基层干部一律退出；如在幕后策划、指挥武斗的，党员要开除党籍，干部要撤职等。
“一·三事件”以后，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纷纷冲砸“保守”组织，逼令其解散、“投降”，“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与“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总部”迅速瓦解。
《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几个“造反派”组织一月四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体人民书》。由此，全国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
南京地区的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
全市“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控诉省、市委制造‘一·三事件’的滔天罪行”。
南京地区“造反派”召开“‘一·三惨案’赴京代表汇报大会”，“控诉”省、市委的“罪行”，汇报周恩来总理接见赴京代表的情况。十万群众参加了会议。
“造反派”强行“接管”《新华日报》、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文革”来电：“江苏、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呼号不变，频率不变，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市委“文革”办公室、市公安局的干部起来“造反”，市委书记处在市公安局五处的办公室被冲。
上海夺权后，我市高级机关干部纷纷起来“造反”，市委已无法领导全市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晚上十一点多钟宣布市委停止办公。
市文保会“核导弹”、“红旗”、“红岩”三个战斗队，借口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旧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封闭了纪念馆。
省委、省人委的一些厅、局级干部组织的“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在新华社江苏分社成立。
“南京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全市“造反派”近十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东方红广场(今新街口广场)、人民广场(今鼓楼广场)、红卫兵广场(今山西路广场)召开“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表了《紧急通告》。会上，“揪斗”了省、市委主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刘中。
“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在南工图书馆二楼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由“省红总”文风来、“省工总”唐康、“红二司”薛同舜、“红三司”张建山、“南京八二七”刘元松、“省革总”杨华等九人组成常委会，负责统一“造反派”组织的行动。
“红卫兵南工总部”等十九个组织合并为南工“井岗山革命造反军团”(简称为“井岗山”)
全市“造反派”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控诉江苏省委罪行大会”。省委统战部部长高啸平在会上揭发了省委的“罪行”，决心“坚决站到造反派这一边”。
市级机关“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毛泽东路线战斗团”、“追穷寇战斗队”、“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搜查了市委文革小组的四个办公室。
“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决定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张建山负责)和“生产监督委员会”(成员有刘元松)，负责抓全省工农业生产，监督“走资派”抓生产。
南工“造反派”在南工礼堂“揭发”、“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
“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站”在南大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
“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红色公安纵队”、“省革总”在南大召开“打倒江苏省委、砸烂书记处大会”。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许家屯被戴高帽“示众”。
今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的少数头头密谋今日夺取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因没有与其它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遭到广大成员的反对，而没有采取行动。
下午，由“江苏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起，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组织在中苏友好馆召开联席会议，由文风来、张建山主持，讨论“夺权”问题。会上，省“红总”指责“南京八二七”吸收“赤卫队”队员太多而发生争吵，会议不欢而散。
“江苏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开会，继续讨论“夺权”问题。“省革总”、“市革总”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分口、分工“夺权”方案，并决定除“筹委会”以外，再成立“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和“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夺权委员会”由文风来、张建山、杨华、耿昌贤、刘元松等九人组成，文风来为临时召集人。
“省红总”、“省工总”、“省农总”、“红二司”、“红三司”、“省革总”、“市革总”等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发出《通告》：责令省、地、市要全面恢复对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接待工作，省委必须检查在接待工作中所犯下的“罪行”。
“南京市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和“南京八二七农林分会”成立。
晚上，“省工总”、“省农总”、“南京红二司”、南大“红色造反队”、南体“一一四”、炮工“革反团”、南航“红旗”等八个“造反派”组织继续讨论“夺权”问题。
“省红总”、“省工总”等“造反派”在《新华日报》召开负责人会议，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前面进行“夺权”后，又在中苏友好馆召开了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五人“夺权指挥部”，设在南京师范学院指挥“夺权”。
《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向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黄杰、“省红总”头头文风来、施彦忠、葛忠龙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江苏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组织不纯，不是以产业工人为主力军的”。邢文举和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杨新亚及“省红总”部分头头研究改组工总。
由南工“东方红”发起、组织的“江苏省东方红战斗公社”成立。
凌晨，“夺权指挥部”调动一万多人，夺取了省、市党政大权。南京军区出动四个连、二十辆军用卡车、十二辆摩托车支持“夺权”。
“夺权委员会”原定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庆祝“夺权”成功，因遭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反对，未举行。
晚上，“夺权委员会”在军区召开会议，南工“东方红”代表在会上发言，指责“夺权委员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夺权委员会”在南大文革楼召开会议决定，除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四枚印章外，其余印章交各部门“造反派”掌管；“夺权委员会”在中苏友好馆公开办公；第二天在《新华日报》发表《夺权声明》。
夜里，周恩来总理给“江苏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来指示：党和政府一贯支持革命造反派。……你们的夺权声明……如果发表，就注意以下两点：1、对省委的批评，希望你们不要点名。2、只谈夺权，不谈成立什么组织，以免陷于被动。我们准备邀请所有代表人物和省委、省人委、军区支持你们的同志来北京商谈有关政策、组织形式和工作方针。
“夺权派”在《新华日报》发表《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公布了三个通告和一个通令，宣布一切权力归“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等五十多个组织宣布改组“省工总”，成立“新工总”，并发表声明，指责“省工总”领导权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把持，堕落到修正主义边缘。
“江苏省新闻界革命造反者总部”成立。
“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南京分会”在成贤街小学成立，主要成员为王迫吾、张元等。
“夺权委员会”在五台山体育场、人民广场等处召开“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誓师大会”。五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三十万人参加。南京军区派出四千名指战员参加会议，军区副司令员饶子健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
“南京八二七”发表《紧急声明》，批判“夺权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分裂了江苏革命造反派。
由于窝藏“黑材料”，全市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党员达数千人，几乎占党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相当于十年来全市受各种党纪处分人数的总和。
月底，省军管会副主任梁辑卿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江苏派代表团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代表团要有省委站出来的干部参加，要有军区干部参加，要有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南京军区指定杜方平、李士英、包厚昌参加，后来周总理又通知南京军区增加了陈光。二月，邢文举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代表团去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解决江苏问题。周总理发现了这个阴谋，非常气愤，打电话给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说：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中央在北京，不在上海，我就是代表中央在解决江苏问题的，我已通知张、姚，要他们不要过问。
邢文举等人又指使曾邦元等人组织“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控告团”赴京，并让高啸平参加，受到周总理批评。周总理指出：高啸平不是省委级干部，不能代表省委，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不能参加代表团，应立即回到南京。邢文举通过王力，让江青接见了高啸平，让高继续留在“控告团”，同时负责侦破所谓“八○一反革命事件”。
“夺权委员会”举行会议，确定由各方代表十五人组成“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组中心组”，其中工人代表五人，农民代表二人，解放军代表二人，省、市级机关代表各一人，新闻界代表一人，学生三人。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反团”、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等发展声明：坚决支持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改组“省工总”。
“省工总”(后称“老工总”)在玄武湖公园召开大会，抗议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进行“宫庭政变”、“分裂省工总的罪行”。会后，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围了长江机器制造厂，捣毁了新联机械厂“东风战斗队”队部，封闭了《新华日报》。“新工总”、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则捣毁了“老工总”的下属组织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
“夺权派”召开会议，提出“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反夺权派”则报之以“一·二六夺权好个屁！”南京“造反派”遂分裂为“好派”与“屁派”。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出《关于筹建江苏人民公社的倡议》。
“南京九二八事件调查团”等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关于王金事件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大会”。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彭冲、王楚滨等被“揪斗”。
《新华日报》开始刊登“一·二六夺权就是好”的文章，声称对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红卫兵南京红色造反兵团司令部”、“省工总南邮司令部”等组织，认为“市革总”是“保皇组织”，而对其进行了冲砸。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委员、“省红总”赴京代表团成员耿兴，被揭发出是“犯有反攻倒算罪行，经司法机关判决押交群众监督劳改的阶级异己分子”，今日被公安机关逮捕。
“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等“反夺权派”组织的“炮轰一二六夺权委员会联络站”，在南大操场召开“一二六夺权问题辩论大会”。
华工“革反团”冲砸了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华水“革联”总部，捣毁了广播站，双方发生武斗。
“江苏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发表《通告》，宣布成立“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接管”江苏省政法工作的一切权力。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电子管厂“红总”、晨光机器厂“革联”、南航“红旗”等组织与支持“老工总”的金陵船厂“红纵”发生大规模武斗。
“红三司”所属十三个基层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揭发批判一·二六夺权委员会大会”。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南工“井岗山”等组织冲击会场，双方发生冲突。
杜方平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对“夺权”要坚持保护，要搞武装大游行。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等组织的成员高呼“一·二六夺权好得很！”，去南工、华水等校游行示威。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成员则大呼“一二六夺权好个屁”。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好派”播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的文章，引起“屁派”的强烈抗议。
南化公司党委副书记方立风、市科委主任石坚等十七人发表声明，决心与“旧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斗争到底”。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建立了“江苏省临时看守所”，准备对“反夺权派”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江浦地区的“省工总”所属组织在浦镇车辆工厂召开负责人联席会议，宣布不承认改组后的“新工总”。
“省红总中专总部”、城市社教工作团“野战军”、南无“八·一二”等组织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砸烂旧南京市委，打倒刘中、郑康、王昭铨大会”，“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师生的罪行”。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大召开“制止武斗大会”，会后游行。
凌晨二时，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特急电报：各级党委：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夺权斗争的宣传报导问题，中央作如下规定：1、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三结合(即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领导干部组织的)，今后要先报告中央，经中央批准后，再在当地报纸上发表。2、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一般不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名称。
“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礼堂召开“批判《新华日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新华日报》作出公开检查。会后，冲进《新华日报》编辑部，砸毁了“红二司”广播站。
二十二日下午六点到九点，二十三日凌晨一点到四点半，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江苏及南京两派代表团，听取了关于“一·二六夺权”的汇报。
“老工部”连续召开会议，谴责“党内走资派分裂江苏工人运动的卑劣行径”。
三五二一厂“革联会”、南京钢具厂“红卫军”等组织连续三天冲击、围攻南京无线电厂“红卫军”，抗议他们支持了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改组“省工总”。
市委监委委员丁山等二十二名区、局级干部发表《革命造反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各革命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
“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南京分会”发表声明，号召革命干部火速大胆地站出来，紧紧跟上两头(指中央和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
“老工总”调集南京机电电器工业公司“红卫军”、“工总朝阳区总部”、“工总玄武区总部”、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等组织三千余人，拦击、围攻南京汽轮电机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长达十八小时之久。
省公安厅“红宪司”等十个战斗队联合组成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公安联总”)。
华工“八一兵团”、“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召开“控诉‘文记抢印委员会’罪行大会”，发表《告全省革命造反派同志书》，号召全省革命造反派与“夺权委员会”作坚决的斗争。
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成员接见江苏及南京两派，决定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要求双方不要在夺权问题上争论不休，应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联合起来。
中共中央对江苏工作发出六条指示：㈠在军管会下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抓起来。㈡公安厅、公安局由军管会接管：1、不准利用它去抓另一派的人。2、执行中央转发的《重要通告》。3、侦破反革命案件，镇压真正的反革命分子。4、维护交通秩序，抓好消防。㈢由军管会接管报纸，不准用来攻击另一派。如难以出版，即暂出电讯稿。广播电台也接管。㈣重要工厂和轮渡、火车站、邮电部门派军代表。㈤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各自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革命派团结起来，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㈥省委负责人，都应在运动发展和监督工作中考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有些人可以参加“三结合”。经过一个过程，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
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江苏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踢开‘筹委会’，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在南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头头为周夕绿、石泽云。
南京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取缔金陵船厂“红纵”、延安区土建“八三○”、红卫林场“红卫军联合指挥部”、“省红总大厂镇工农总部”、“省红总浦口联合总部东门分部土石方大队”等组织。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会筹委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江渭清大会”。南工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指责“夺权委员会把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盖上了”，从而引起“夺权派”的反对，会场大乱。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及“省红总”部分下属组织数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审耿兴大会”。
根据省军管会指示，“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宣布解散。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新华玻璃纤维厂“红色造反纵队”。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省红总朝阳区总部”。
市军管会成立，对外办公。张潮夫任主任，谢中光、赵志德、林逸任副主任。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遵义区“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南京工农学革命串联总部”。
“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在南工礼堂召开“控诉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南京军区宣布取缔“工农红总南京气象学院红色造反团”。
“省文总”、“省革命造反派炮轰省委联合会”、“省革总”、“市革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彭冲。
南京地区高校群众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谭震林，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新反扑大会”。会上“好派”和“屁派”互相指责对方“受谭利用”。南师“八三师”、华工“革反团”中途退场，以示“抗议”。
“新工总”、“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红二司”、“红三司”等九个组织成立“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打倒刘、邓、陶联络站”。
“新工总”、“红二司”等“好派”组织提出“南京八二七是赤卫队变种，不能联合开会”，单方面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打倒刘、邓、陶大会”。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的社论，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
市军管会生产组发出《关于坚决反对经济主义，迅速组织钱物退回的通知》。
“红二司”、“红三司”分别集会，庆祝“十六条”颁布九个月。
省军管会责令“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及其下属组织南京分会停止活动。
“南京八二七”、“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红三司”召开“打倒刘、邓、陶，揭发省委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和该厂“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连续发生五次武斗。
“省红总”、“红二司”和“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分别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晚上，“省革总”部分成员在南大操场成立“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并发表声明指责“省革总”在对待“一二六夺权”，对待干部等问题上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方向错定了。该组织头头为陈其玢等人。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发生武斗。
南京线路器材厂“革命造反联合会”与“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发生武斗。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工“井岗山”、南航“红旗”等组织成立“打倒高啸平战联”。
南师“八三师”贴出大标语：“解散南京八二七”，五中“八八”也贴出大标语：“解散南师八三师”，双方发生武斗。
由葛忠龙发起，“省红总”、“新工总”、“市革总”、“红二司”在市委51号楼宣布成立“砸烂旧市委战斗队”，主要负责人为石延令。
南京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电子管厂“红总”、“省文总”、南体“一一四”等组织的成员高呼“南大八二七是南京保守势力的总后台”，到南大、南工示威。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十六中“八二七”发生武斗。
“省革总”召开省委、省人委部分部、厅、局长会议，要求广大干部“彻底与旧省委决裂，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了坚决支持“省革总”的声明。
“南京革命干部战联”成立，号召受迫害的老干部起来造反。其主要成员有南京动力学校方征、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志健、原南京石棉塑料厂副厂长方国华、市花木公司经理施亚夫等。
“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揪斗”了省委的负责同志。
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在中山东路体育馆“接见”了南京两派代表。
在“省红总”、“新工总”少数人筹划下，新联机械厂“东风战斗队”从下午五时开始“绝食”。南京化纤厂“红总”、南大“红色造反队”等十四个组织派人参加。
“南京八二七工人串联会”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表声明：坚决击退社会上反“八二七”、反“东方红”的逆流。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省红总”、“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晚上，南师“八三师”、南化“造反大队”、钟山化工厂等组织四千人前往新联机械厂，声援“绝食斗争”。
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和该厂的“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八二七”、“东方红”近千人撤退到南大。
“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捍卫‘十六条’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南工“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华水“革联”在南大礼堂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彭冲，会后举行游行。
“红卫军南京白云石矿纵队”、公交公司“十二三总部”、“工总浦口分部”等三十二个“老工总”基层组织发表声明：“一二八”工总改组，破坏了江苏工人运动，破坏了江苏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老工总”的一切革命行动，坚决和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旧省委内资本主义复辟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公安联总”召开“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南京有线电厂“红联”与来厂贴大字报的南工“东方红”发生冲突，南工“东方红”被打伤十九人。
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八一”、南无“八一二”、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等组织与建校“总司”发生武斗，双方受伤近百人，建校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省军管会负责人接见“老工总”代表，承认老工总是“革命群众组织”，并拨了活动经费。
“省革总”在商业厅召开“省级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处以上干部起来“揭发省委，坚决支持造反派”。
“市革总”、“市级机关八二七”联合成立“打倒刘少奇、砸烂旧市委联合行动小组”。
“红三司中联会”在南京林学院大礼堂召开“揭发市委大会”，“斗争”了副市长王昭铨。
“省红总”成立“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促成红卫军大联合联络站”，并发表声明，要求“新、老工总首先联合起来”。
“市中学革命造反联合会”、“中学炮轰市委联络站”在南工礼堂召开大会，“斗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
“砸烂旧市委战斗队”召开国营工业系统三十六个单位、九十八个“当权派”参加的“揭发旧市委会议”。会上，一批领导干部“亮相”，表示要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华东电子管厂两派回斗争“当权派”发生争执，该厂“红卫军”到省军管会静坐示威。
市级机关“打倒刘少奇、砸烂旧市委联合行动小组”，召开“彻底批判旧市委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斗争”了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刘中、岳维藩、郑康、张启龙。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与该所“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
“省革总”、“红二司”、“炮轰省委联合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大会”。
下午，全市两派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江苏省暨南京市革命造反派学习、执行、宣传、捍卫‘五一六’通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南京林业学校两派发生武斗，该校“八二七”勤务组成员蔡应厚被打死。
下午，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在人民广场召开“粉碎刘少奇及其黑爪牙王诤掀起资本主义复辟大会”。
南京电子管厂“红总”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斗争反攻倒算急先锋、大叛徒李士英大会”。
南工“东方红”抄了“江苏省革命造反串联会”成员刘思明、胡翠华等人的家，抢走了大批材料。
南大“八二七揭盖子战联”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召开“斩断刘、邓黑手，彻底揭开江苏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揭发省委“执行二月提纲，抵制五一六通知的罪行”。
省级机关“新总部”和“大联合总部”在西康路三十三号礼堂召开了“揭发批判陈扬大会”。
针对南工“东方红”前晚的抄家，“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下午在南大操场召开“坚决捍卫十六条，反对打、砸、抢、抄、抓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
晚上，“红二司”、“红三司”在南大操场召开“庆祝大批判、大联合联络站成立大会”。会上双方发生争执，南航“红旗”、南工“井岗山”、南医“六一三”相继退场。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发表声明：坚决支持高啸平造反，誓做他的坚强后盾。
晚上，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新总部”在南大操场召开“批判二月黑纲领，斩断刘、邓伸向江苏文艺界黑手大会”。
下午，南工“井岗山”、南体“一一四”、“红总中教司令部”、“红总财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
南京林校“八二七”在南大操场召开“蔡应厚被杀控诉大会”。
“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纪念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
南京远洋海校“好派”组织与七中“八一八”和机电学校“红反会”发生武斗，七中教学大楼受到严重破坏。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召开“毛主席批转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庆祝大会”。
上午，南京林校“八二七”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蔡应厚烈士大会”。“南京八二七”等组织近一万人参加，会后举行了游行。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
空字○○九部队“联总”、南京外语学院“红总”冲砸○○九部队“红旗兵团”总部。
“江苏体育战线联合会”在中山东体育馆“斗争”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发表，翌日，全市革命群众举行庆祝游行。
南京被服厂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
南京化纤厂“红纵”、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新联机械厂“东风”等组织与南京化纤厂“化纤公社”发生武斗，次日“化纤公社”撤离厂区。
“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操场召开“揭开旧省委书记处资本主义复辟内幕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李士英。
夜，十九中“新中司”、二十七中“一二○兵团”，冲砸了十九中“红暴”。
南无“八一二”与该校“东风”发生武斗。
南京第二机床厂“红卫军”与该厂“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
上午，南工“井岗山”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拥护‘六六’通令，反对打、砸、抢、抓大会”。晚上，“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召开“控诉党内一小撮黑当权派操纵公安机关镇压革命群众罪行大会”。
“红二司”等组织在南大操场召开大会，斗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惠浴宇。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成立，并发表声明，要批判《新华日报“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开会，斗争副省长陈扬。
南京有线电厂“八二七”召开庆祝成立五周月大会，与该厂“红联”发生了冲突。
二十三中“新中司”的学生下乡劳动回宁，无票乘车，和乘务员发生争执。“红总中司”调集南无“八一二”、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打伤公交公司三十多人，公交公司因此停车一天。
“红二司”在南工礼堂召开“彻底批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急先锋谭震林大会”。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会上批判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彭冲、许家屯。
南京“公革会”、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工“井岗山”等组织以市公安局五处整理了他们的黑材料为由，冲击娃娃桥监狱，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监狱不能冲”、“有意见可派代表向军管会反映”。
“老工总”、华水“革联”等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六六通令’，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
南京有线电厂“红联”斗争该厂军管小组组长但元嵩，要其表态承认“红联”是“左派组织”，但不回答，他们就按头，摘其领章、帽徽，进行批斗。
十四所“八二七”把所里的六辆汽车劫到南大。
南大“红色造反队”、南京木器厂“红卫军”、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等组织冲击市公安局五处，抢走大批档案材料。
南京机床厂“红卫军”、南工“井岗山”、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等几千人与五三一一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省红总”、“新工总”等好派组织在南京远洋海校设立“六二一联合行动指挥部”，指挥冲击省、市公检法机关。指挥部下设作战部，由文风来、张建山、朱开地、卞传良负责；情报处由鄂玉振负责；孙树桢、王侃等人参加了指挥部工作。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发表声明，批判《新华日报》“对抗省军管会指示，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提出要审查底稿。
下午，南大“红色造反队”、华工“革反团”、南工“井岗山”冲击省公安厅，抢走大批档案材料。省军管会发出三点指示：1、冲军管下的公安机关是错误的。2、全部抢去的材料立即还回，不得复制。3、被扣留的公安人员必须立即放回，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下午，华水“革联”和该校“革司”发生大规模武斗。
晚上，“红三司”召开“彻底批判刘少奇在江苏地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
上午，“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工人文化宫召开“斗争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大会”。
南京机器制造学校“红革会”和该校“红反会”发生武斗。
南京长江大桥四处“八二七”、“桥司”、“联总”与该处“红卫军”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受伤一百多人。
南无“八一二”冲砸了“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南京八二七中教司令部”。
晚上，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在南工大操场召开“捍卫‘六六通令’誓师大会”。
华工“革反团”、南工“井岗山”、南大“红色造反队”出动七十多辆卡车，再次冲击省公安厅。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奔赴现场，“维护‘六六通令’”。省军管会及时派出部队，避免了一场武斗。
凌晨三时，华工“革反团”出动二十多辆卡车，冲击五中“八八”、“南京八二七工人串联会”。
下午，“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旧市委‘三反’罪行大会”，“揪斗”了市委负责人彭冲、刘中等八人。
省军管会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各种方式制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武斗。
凌晨四时，十四所“八一八”、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华工“革反团”等组织数千人包围了南京机器制造学校教学大楼，与该校“东方红总部”发生武斗，致使该校教学大楼被烧毁，多人受伤。(此事件，后面称为“六二七事件”)
上午十时，三中“革联”、南无“八一二”、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等组织包围市政公司“江苏东方红”，由于省军管会及时制止，未酿成大规模武斗。
凌晨二时二十分，“中央文革”来电：“‘六二七事件’幕后指挥者查出来，凶手抓住，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处理情况向中央文革领导汇报”。
下午，南工“东方红”在南工大礼堂召开“南机‘六二七’纵火案控诉大会”。
晚上，南京电子管厂“红卫军”和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省军管会发出《通告》，要求所有群众组织成员立即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
空字○○九部队“红旗兵团”与“联总”、南无“八一二”、南体“一一四”发生武斗，受伤住院达七十人。
省科委系统“红色造反兵团”在南航召开“揭发控诉黑省委镇压‘八二六’革命群众运动罪行大会”，“斗争”了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彭冲、许家屯、管文蔚。
南大、南京木器厂、华东工程学院、三中等“好派”组织，冲击市公安局五处。
“省红总”调集了化纤厂“红纵”、十四所“八一八”、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林校“八二四”、化工厂“红总”、有线电厂“红联”围攻化纤厂“化纤公社”，冲了该厂生活区、食堂，抢了财务科。六日晚，参加武斗的达一万六千人左右。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人民广场召开“制止武斗大会”。会后，出动三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
“市级机关八二七分会”在中山东路体育馆举行“揭发旧市委三反罪行大会”。
南无“八一二”、市“公革会”、南京动力学校“斗批改”、南京林业学校“八二四”砸了栖霞区军管会，抢走了政法组的材料。
“新工总”出动“红卫军”包围、冲击省政协大院，把设在里面的“老工总”总部、“省文联八二七分会”等“屁派”组织赶了出去。
“促联”在人民广场召开“制止武斗、反对内战、促进革命大联合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凌晨二时，南京棉毛纺织厂“红革联”成员刘兴旺被杀，“新工总”发表声明：遣责“南京八二七”杀害刘兴旺。“南京八二七”则发表声明，说刘兴旺是被他本组织里的人杀死的。
下午，“新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刘兴旺大会”，控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唆使‘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中一小撮人，残酷杀害刘兴旺的罪行”。
“红三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发动第二次总攻击大会”。“南京八二七”和省级机关“新总部”“大联合总部”也参加了大会。
南京汽车制造厂“红卫军”用小板车和130型卡车，在厂门口拦截被该厂“八二七”开到南大的230型汽车。结果，130型卡车撞死两人、撞伤四人，230型卡车撞死一人，撞伤二人。
“新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昨天被压死的三名南汽“红卫军”成员。会后，抬尸游行，要求军管会严办“肇事凶手”。
南京化纤厂、南京砖瓦厂“工总”和本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新工总”、“红二司”、“红财司”、“市革总”在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联合召开了“揭开旧市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砸烂旧市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数十名市级机关领导(此会后被称为“南无黑会”)。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南京八二七”、“省革总”、“市革总”等一百多个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打倒江渭清大会”。省军管会代表，南京地区军事院校代表等六人在会上发了言。
七中、南京海运学校的两派在朝阳区军管会大楼发生武斗。
要武区革命群众在南工礼堂召开“要武区革命群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并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发起反对武斗签名活动。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斩断刘、邓、薄伸向江苏公交战线黑手誓师大会”。
由省军管会主持，南京地区两派联合召开了“制止武斗大会”。
省军管会发出《重要通告》，要求各派坚持“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执行‘六六通令’”，“为实现革命大联合作出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北京接见南京两派代表，要求双方“用全部的力量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发动总攻击”。
省级机关“大联合总部”、“新总部”、“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红三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光大会”。
“红二司”在南工大操场召开“紧跟毛主席，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为争夺挹江门，“南京八二七”与“省红总”发生武斗。
毛泽东主席对南京“文革”形势发表谈话。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公安联总”等七个组织数万人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公审六·二七纵火放毒犯大会”。
省汽车运输处“红卫军”和该处“八二七”发生武斗。
郊区十三个农民“造反派”组织发表声明：要求南京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
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委会”抄了农机“八二七”和省级机关“新总部水产局分部”。
东方红水泥厂“红总”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苗风高因“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到省军管会自首。
因“六二七”机校纵火事件，乐忠良、孙金有、李秋华被鼓楼区军管会拘留。
“红二司”、华水“革联”、“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等在中山东路体育馆举行“紧跟毛主席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
南京化纤厂“化纤公社”和该厂“红卫军”发生武斗。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南工大礼堂召开“痛打落水狗，粉碎刘少奇新反扑大会”。
八中“八一二”、机校“井岗山”、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与南师附中“红联”，为争夺广播站，双方发生武斗。
上午，“新工总”、“省红总”、“省革总”、“市革总”、“红二司”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晚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南大操场召开“向江苏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渭清、陈光发动总攻击大会”。
“促联”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南京市革命群众坚决反对武斗，促进革命大联合誓师大会”。
林彪、江青于七月十日派王力、谢富治窜到武汉，找“造反派”谈话，攻击另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联络站”，加剧了群众组织的对立。“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的一些战士与王力进行说理斗争，林彪、江青借此大作文章，诬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残酷迫害陈再道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
市公安局“公革会”、“公安公社”等七个组织召开“彻底砸烂旧政法党组，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利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
“促联”在九中礼堂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痛打落水狗，批判刘少奇大会”。
南京铁路分局“铁道兵”和该分局“铁联司”发生武斗。
“新工总”下属组织与“老工总”遵义、红卫、东方红三个区的总部及棉纺系统分部发生武斗。
南大“八二七”将市委书记处书记林楚滨和市委常委陈慎言关押在南大，逼迫他们交待、检举“省、市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省红总”、“新工总”和“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分别召开大会，抗议武汉“百万雄师”扣压王力、谢富治的“罪行”，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
《新华日报》“六一三战斗队”采取行动，把报纸改为电讯报。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举行游行“声援”。
“省红总”、“新工总”、“省农总”、“红二司”及驻宁军事院校的“好派”，抓了一百多名来宁的武汉“百万雄师”的成员“游街示众”。
上午，“红二司”在南航召开“复课闹革命，批判刘少奇大会”。
“新工总”在人民广场集会，“欢呼王力、谢富治返京”。
晚上，“新工总”、“红二司”在南大操场召开“打倒刘少奇、打倒谭震林大会”。
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与该所“八二七”发生武斗。
五中“八八”和市政公司“红卫军”在新街口发生武斗。
反修战校(即四中)学生在省工人医院与南医“六一三”发生武斗。
南京供电局“红卫军”与该局“革联”发生武斗。
“江苏东方红中学分社”在南工大礼堂召开“江苏省中等学校文化革命汇报促进大会”。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围攻二中“八二七”所占的教学大楼，省军管会派出部队，制止了武斗。
南京军区今起陆续发出《公告》，为取缔的金陵船厂“红纵”、“铁道兵”、“省工总遵义区总部”、“工农学总部”、延安区土建队“八三○”等组织平反。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五台山体育场集会，“声援”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会后出动千辆汽车，游行示威。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大会”。
延安区军管会宣布逮捕“七·六事件”中230型汽车司机武家林、钟宝瑜。
晨光机器厂“革联”等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冲砸设在市果品公司的“南京八二七”广播站。
“江苏省理论战线斗批改联络站”在省哲学研究所召开“斩断刘少奇伸向江苏理论战线黑手，彻底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盖子大会”。
汤山炮校两派发生武斗。南体“一一四”、南无“八一二”等参加了这次武斗。
南工“东方红”《小老虎》战联、南大“八二七兵团”《大决战》等四十三个战联发表声明，指责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对抗中央指示，支一派、压一派，分裂省军管会，煽动反军，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必须打倒！”
南电“八二七”成员杨龙芳被该厂“红卫军”毒打致死。
南大“八二七”、“南京八二七”等组织在南大召开“舍得一身剐，敢把杜方平拉下马誓师大会”。
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在南大操场召开“揭发批判杜方平言论大会”。
晨光机器厂“革联”与该厂“八二七”、“东方红”发生大规模武斗。“八二七”、“东方红”撤出工厂。
反修战校被“新工总”攻占。
省工人医院两派发生武斗。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南医“六一三”、南汽“红联”、延安区土建队“八三○”及跃钢“八二七”、反修战校都参加了这次武斗。
中国科技大学何朴受林杰派遣，以“中央文革苏南调查组”的名义来宁活动。
“省红总”、“新工总”调集南体“一一四”、南京远洋海校、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红卫军”、华工“革反团”、宏光机械厂“红卫军”近万人，围攻下关火车站“铁联司”总部大楼，抓走“铁联司”近百人，南体“一一四”一人被打死。
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海军学院、汤山炮校等九家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军事系统联络站”(简称“九联”)。
南京木器厂“红卫军”、南京远洋海校、三中、三十中等组织先后冲击了朝阳区的七个派出所，抢走公章、材料和衣物。
七月份，张春桥等人接见了蒯大富，占名诬蔑全国几个大军区负责同志不听中央的话。此后，蒯大富就派了清华“井岗山”兵团一、二百人来宁进行反军乱军活动。张春桥又授意蒯大富九月份在南京、上海、北京同时召开反军大会，以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
本月下旬，同济大学“东方红”头头陈敢峰派人来宁，向“炮轰省委联合会”负责人杨林琪、韦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的“指示”：“打倒许世友大方向是对的”。
“省红总”、“红二司”与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分别召开大会，庆祝“八一”建军节。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建立了“八一指挥部”。下设：一、参谋组，主要成员孙树桢、孟凯、陈明、陈立华、钱跃庭、王永怀；二、办公室，由宫政、董印、王杰负责，工作人员九名；三、情报组，由华工赵国章、“公革会”李达香负责，工作人员二十至三十人；四、后勤办公室，由孟凯、耿立建负责，下设有军械组，物资供应组；五、警卫连，由朝阳区陈志远负责，队员七十人。孟凯起草了“文攻武卫”提纲。“八一指挥部”后并入“联指”。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发表声明：“杜方平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反杜方平的人决无好下场”。
中国科技大学何朴与南大“红色造反队”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座谈，起草了《急告全省人民书》，鼓吹反军、乱军，矛头指向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
“红总中司”、“新工总”冲击空字十四厂，该厂许多贵重仪器遭到严重破坏。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江苏最大走资派江渭清、陈光发起第五次总攻击大会”。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省革总”、“市革总”抄传所谓的王力讲话，把矛头指向许世友。
南大“红四联”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南工“井岗山”铁鹰战斗队、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紧跟毛主席战斗队发表《关于南京地区形势的最紧急的联合声明》，说“许世友、杜平是军内走资派，与“八二七”坏头目相勾结，顽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必须打倒”。
南工“东方红”和武汉、无锡、常州等地“造反派”组织召开“向南京军区一小撮走资派宣战大会”。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在鼓楼广场召开“坚决支持梁、杜、吴大会”，声称要坚决击退“当前一小撮人掀起的反梁、杜、吴的反革命逆流”。
南京军事学院“红司”戴雨元等四十三人，以送大字报为名冲击军区，受到警卫部队阻止。军事院校及地方上的“造反派”前来“援助”。南大“红四联”心中想念毛主席战斗队等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支持军院“红司”的一切革命行动。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南京军区是前线指挥部，不能打乱指挥系统”。
“新工总”调集南京有线电厂、华东电子管厂、长江机器制造厂、新联机械厂、钟山化工厂、线路器材厂、江南光学仪器厂、石棉塑料厂、小市起重队、栖霞区联络站等单位的“红卫军”，于三日夜攻打南京砖瓦厂“八二七”。并调集南京汽车制造厂、南京动力专科学校和要武区、朝阳区、延安区联络站的“红卫军”负责打援，在太平门外阻截前来制止武斗的三十五辆卡车上的解放军。武斗中使用了各种武器，共打死九人，打伤一百四十余人。事后，“新工总”中的少数人策划伪造现场，炮制假调查报告，欺骗中央和广大群众。
军院“红司”、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于凌晨冲击军区政治部大楼，下午在政治部大院召开“控诉许世友、杜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前线话剧团“井岗山”、“江苏工农兵文联”等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南师附中“井岗山造反兵团”、反修战校“革反会”冲击南京军区看守所，企图抢走被关押的原南京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孙海云。
为了制造炸药，市化轻公司秦德本带人从紫金山仓库抢走三十罐硝酸。
“新工总”连续三天围攻华水“革联”。华水“革联”于七日撤退到下关南京长江大桥二处。
“好派”组织在南京军事学院二十四楼成立情报站，受“联指”情报处苏仲慈领导，负责人为殷家富、贺明良。
“首都红代会”北师大“井岗山公社对外作战部”发表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指责“南大八二七已成为许世友的御用工具”，提出“要坚决打倒许世友”。
为了进行大规模武斗，“省革总”头头杨华私自动用国库存粮一百万斤。
南京长江大桥二处、四处的“八二七”抢夺了守桥部队的武器。
市糕点公司朱月乔带人抢走红旗食品厂面粉三万二千斤，食油一千八百斤，糖四百多斤。
“新工总”调集万余人包围五中“八○八”总部，双方发生激烈武斗。七日上午，占领了五中，抓走了“八八”成员七人。
南京跃进钢铁厂、五女中被“省红总”、“新工总”攻占，这些单位的“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纷纷撤退到南大。
军院“红司”、海校“红联总”、无夕“主力军”等出动大卡车人，抄了许世友、杜平的家。
六日夜，南京无线电厂“红卫军”在逸仙桥一带抓走了一批所谓的“五湖四海”。翌日上午，由该厂吴永银等人押送到市军管会东大门院内毒打，不到二小时就打死四人。
市木材公司、南京第二机床厂的“好派”与木材公司“八二七”、“东方红”发生武斗。“八二七”、“东方红”被打死一人，打伤三人。
“南京八二七”在下关拦截了陵园中心粮站的汽车，抢走大米一万八千斤。
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和地方上的“好派”组织召开“打倒许世友、杜平大会”，并成立了“打倒许世友、杜平联络站”。
南师附中“红色造反军”、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军院“红司”、南大“红色造反队”、南师“八三师”血战到底战斗团、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再次冲击军区看守所，抢出孙海云。
军院“红司”、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冲击军区作战部。
南大“八二七”和南京城内的“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基层组织撤退到下关。下关地区“省红总”、“新工总”的基层组织撤到院内，以挹江门为界，形成两派武装对峙的局面。
市六中“韶山公社”抢劫战斗食品厂面粉一万三千多斤、饼干九千多斤、食糖四千六百多斤、元米二千四百多斤、赤豆九百多斤。
南京有线电厂工人虞绍佳被该厂“红联”毒打致残，全身瘫痪，肌肉萎缩，四肢崎曲，只有三十多斤重，被称为“活着的死人”。
《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把五湖四海打得稀巴烂》的社论，胡说在南京出现了一个“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新反扑密切配合的反革命流氓抢劫集团”，叫嚷“对‘五湖四海’决不能有任何纵容姑息”，从而，造成全市人心惶惶，到处搜捕“五湖四海”，一些无辜群众被诬为“五湖四海”被打死。
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以南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委会临委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坚决打倒军内走资派许世友！”
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十四所“八一八”和南京电子管厂、南京无线电厂、三三○四厂等“新工总”所属组织，出动五十四辆卡车，到汤山炮校抢劫各种武器千余支，打伤解放军战士两名。同时，把汤山靶厂、狼山营房弹药库洗劫一空。
晨光机器厂“革联”到后字二五○部队抢了一部分枪支弹药。
三三○四厂“红卫军”到海军军械学校抢了一批武器。
“南京八二七”先后出动十二辆卡车和几百人，抢走下关粮库大米七万斤。
“中央文革”派出的调查组到达南京。
中央调查组向军院“红司”勤务组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要他们立即撤出军区机关大院的指示。“红司”等组织二十二日才撤出。
“新工总”发出所谓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公告，决定建立“工人纠察队”，号召全市人民“迎头痛击‘五湖四海’反革命盗匪集团”。
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的所谓“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支持江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提出“一定要打倒江苏陈再道式的人物”。
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在海军学院召集文风来、朱开地、李仲林(华工院长)、孙树桢(长江机器制造厂政治部主任)等三十余人开联席会议，研究成立“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作为“好派”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朱开地、文风来、鲁学智、张建山、杨华等。“联指”下设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办公室。参谋部负责人为李仲林，组员有孟凯、孙树桢、槐亚东、马捷升、乔淼龙、陈明、胡翠华、王太、褚风鸣。下设作战部，成员有董印、王凯；情报处，成员有诸跃辉、苏仲慈、张思生；军运处，成员有蔡文英、吕成仁。政治部负责人为张建山，成员有戴国强、刘继红、孟凯、郭公举。下设宣传处，成员有张骏、陈国宁；保卫处，成员有肖书亭、夏羡堂。后勤部负责人为杨华，成员有王建军、陈雷。下设军械处，成员有张立成、彭素志、李文忠、王守章；军需处、卫生处、运输处。办公室成员有沈学仁、葛忠龙。
中央调查组到长江大桥二处，听取“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组织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
南空副政委王绍渊、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接见“省红总”、“省革总”代表，公开表态“坚决支持红总的一切革命行动”。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指责“八二七”勾结武汉“百匪”、无夕“九二”，威胁人民生命安全，提出“要武装保卫自己，给来犯者及幕后策划者以致命打击”。
“新工总”、“省革总”、“市革总”、“红二司”联合召开“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控诉武汉‘百匪’和‘五湖四海’罪行大会”。会后游行。
打着“中央文革苏南调查组”旗号的何朴，窜到苏南一带煽动反军乱军，在常州被公安机关逮捕。
南空政委江腾蛟传达张春桥给杜方平的“指示”：不要压“八二七”太厉害，不要重犯“一·二六”的错误。
“市革总”等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军内走资派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曲志超、秦金文等五人在会上发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南京军区、江苏省军管会、各革命群众组织发出通知：中央决定派出以刘锦平为组长的调查组，前往调查、了解和协助解决南京和江苏省无夕、苏州等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省红总”发出《紧急呼吁》，号召全省军民立即行动起来，“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南京军区的代理人——许世友”。
“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热烈欢呼‘八一四’重要文章发表大会”。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在会上表态：“坚决支持红总做好文攻武卫工作，如果阶级敌人胆敢挑起武斗，我们空军部队将进行自卫还击”。
市化轻公司“好派”出动四辆汽车从天宝山仓库抢劫雷管五十八万六千多发和一些导火索。
“省红总”、“新工总”先后出动五十余辆卡车的人员与江宁县“红总”、“工总”、东山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发生武斗。
南空召集“三支两军”人员集中学习。南空负责人王绍渊、高浩平到会讲话，提出“支持红总、团结八二七”的方针。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屁派”组织发表声明：指责两台已成为“杜氏派台”，要求停止自办节目，改播中央台节目。
“打倒许世友、杜平联络站”在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五万人参加了大会。
中央调查组听取“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等组织的负责人汇报。
下关电厂“红卫军”从海军军械学校抢走短枪十八支，轻机枪一挺，子弹一千五百发。
晨六时，通用机械厂“红卫军”冲击南京军分区，抢走冲锋枪八支，子弹一千五百发，大卡车、吉普车各一辆。
“南京八二七中学分会”举行游行，庆祝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一周年。
市物资系统温士林和晨光机器厂“革联”、长城皮鞋厂“红卫军”从工农兵水泥厂抢走炸药七箱半。
江宁县“革联”和南京三中学生袭击江宁县人武部，抢走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同时抢走县公安局、邮电局摩托车多辆。
“新工总”、无夕“主力军”、常州“主力军”围攻南京军院“红司”，抢走大批军用物资。
南无“八一二”在张建山带领下冲进南空飞机场，强占跑道，抢走部分武器。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及军事院校的“好派”头头在南汽开会，确定在南京无线电厂、南京体育学院、南京汽车制造厂、晨光机器厂、紫金山天文台等地私设电台，建立无线电通讯网。
南京电信局“红卫军”、长江机器制造厂“红旗战斗队”、市起重装卸公司“红卫军”等少数人，策划、夺取了南京电信局警卫班(四十人)的全部武器装备。
长江大桥“八二七”、“公安联总”、南京港务局“八二七”和港务局“红卫军”发生武斗，“红卫军”被抓走十四人，被迫撤至城里。
海军党委给海院“革命造反总部”、海军军械学校“红联总”和“革联”发来电报指示：据我们所知，南京军区许世友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他与陈再道比较，有根本的区别。因此，对许世友同志不能采取打倒的方针。同时，“南京八二七”组织是一个革命组织，对他们不能采取对付“百万雄师”的办法，更不能采取压垮的方针。建议你们冷静地考虑我们意见，并希尽快纠正不符合这个方针的一切作法。你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我们相信你们将来是会逐渐理解的。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问题联络站”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杜方平！坚决打倒许世友！”
省级机关“新总部”、“大联合总部”开会，“批判”刘少奇所谓《认罪书》。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下关铁路材料厂“批斗”省委书记处成员，要其交待“文化大革命”中省委与军区的关系。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在解放广场(即热河路广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摧毁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大会”，“批斗”了省委、省人委负责人彭冲、许家屯、惠浴宇。
“新工总”、“省红总”、“红二司”等组织和首都及其在宁的“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愤怒声讨苏南地区一小撮走资派罪行大会”。
“新工总”、“省红总”、“省革总”、“市革总”、“首都红代会”及南京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在军区礼堂召开“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揭发”许世友的“罪行”。
南电“红卫军”在挹江门附近八字山与“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发生冲突，“红卫军”崔福厚被打死。
“南京革命干部战联”发表《关于当前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分析与倡议》，鼓吹反军乱军。
同属于“新工总”的三五二一厂“革联”与“红总”在玄武湖发生冲突。南京机床厂“红卫军”、金城机械厂“红卫军”、以及六中、江苏冶金修造厂等的“好派”组织，纷纷前来支援“革联”，打死二人，打伤近二十人。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等组织发出《勒令书》，“勒令许世友在一星期内必须交出《认罪书》”。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老工总”等组织万余人去南大操场召开“庆祝南大八二七成立一周年大会”，队伍行至南京被服厂，遭到“新工总”下属组织的武力拦截，当场打伤数十人。中央调查组副组长宋皋作出三点指示：一、“八二七”召开庆祝成立一周年大会，无可非议。二、南京被服厂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是错误的，打伤人是犯罪行为。三、军区立即派部队保护群众。南京部队出动四个营部队，制止了武斗。
华工“革反团”、南体“一一四”、南大“红四联”、“省红总”、“新工总”下属的七十多个基层组织在军区门口召开“讨伐许世友大会”，并在从山西路至军区的马路两边搭起竹棚，成立“揪许火线指挥部”。
“新工总”的各大组织负责人在华工开会，表示坚决支持南体“一一四”、华工“革反团”向许世友发出《勒令书》的革命行动。
张春桥在得知了毛泽东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后，将南大“八二七”头头曾邦元召到上海，告诉他许世友不能反，“好派”要反就让他们去反。曾邦元从上海回来，立即召开了拥军大会。
四女中“八二七”召开“纪念‘八三○’大会”，受到南无“八一二”、南京被服厂“一二一红卫军”的冲击，双方发生武斗。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二名被车压死，二人受重伤。
南体“一一四”、十四所“八一八”、金陵船厂“联总”、南大“红四联”、南航“红旗”、南师“八三师”、南化“革联”、南林“东风”，以及一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发出所谓《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倒许世友战斗动员令》。
“市革总”发出关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意见。
南京化工厂、新联机械厂、钟山化工厂、化纤厂等单位的“好派”抢劫了停靠在燕子矶江边码头轮船上的二十多万斤公粮。
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卢树珍、冯奇林带领学生冲砸本单位电台仓库，先后动用50W收发机K字机、71型收发讯机、W调频收发讯机十余台。
清华大学“井岗山”头头蒯大富和张春桥密谈了六个小时。次日，通过军区发来电报：在宁的清华同学，许世友是好同志，要保。他有错误，相信他一定能很快改正。在宁的全体清华人员必须立即返京，否则将严肃处理。又派许适群专程来宁，在省歌舞团向清华大学在宁学生传达了张春桥的决定。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分水陆两路进攻南化的“好派”，武斗中共打死九人。
凌晨一时半至二点十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给“省红总”头头文凤来电：总理和“中央文革”不能同意打倒许世友；不同意“省红总”在三号准备召开的有三十万群众参加的打倒许世友的大会。
刘希河、武仲奇、张子华等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成立“农村文化革命联络站”，由“省红总”和“省农总”领导。
在中央调查组和省、市军管会的努力下，南京地区的“好派”、“屁派”、“促联”三派组织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
在少数人策划下，东方红区饮食糕点行业的“好派”举行了罢市。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在下关铁路材料厂“批判斗争”省委、省人委负责人陈光、李士英、包厚昌、陈扬。
“市革总”和“红总中司”联合召开大会，揭发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所谓镇压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迫害南师附中师生的罪行。
中央调查组组长刘锦平在AB大楼向南京地区的三派负责人传达中共中央对南京三派签订《坚决制止武斗协议》的批示：南京军区、派往南京的调查组、江苏省军管会、红总和八二七、促联三派群众组织：中央完全同意和支持你们三派代表于九月四日所达成的《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并且高兴地看到双方已在南京开始实施。中央要求你们把这一协议和中央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市、县革命群众统统按协议书和中央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付诸实施。
工农兵水泥厂“红卫军”与该厂“八二七”发生武斗，“红卫军”受伤三十多人。
“市革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市军管会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工农兵水泥厂“两派”发生武斗，受伤达二十多人。事后，该厂“好派”抬血衣、散发上万份传单，向省、市军管会施加压力。
“新工总”召开所谓大批判工作会议。朱开地、鲁学智传达了中央对江苏三派《九四协议》的批示，并作了所谓的工作报告。省军管会副主任杜方平到会讲话。
“新工总”、“省红总”、“红二司”等组织在人民广场集会，“纪念‘九九事件’一周年，决心揪回江渭清，把江苏南京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设在南京军区门口的“揪许火线指挥部”迫于形势，改为“揪江渭清火线指挥部”。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驻宁联络站发表关于南京局势的声明，鼓吹“杜方平是革命左派”、“新工总是江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核心”等。
“南京促联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成立。
“促联”召开“坚决执行中央批示，认真贯彻《九四协议》，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大会”。省军管会副主任吴大胜出席会议，并讲了话。
“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等组织在铁路会堂召开“声讨刘、邓、陶大会”，揭发旧省委和魏文伯、陈丕显的所谓黑线关系，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罪行”。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革命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毛主席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省红总”、“新工总”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迎头痛击江渭清猖狂新反扑大会”。南空司令部、上海“工总司”代表在会上发言。省委负责人刘顺元、陈光、惠浴宇、彭冲被“揪出来示众”。
为了对付“促联”，“好派”的一些基层组织在南京无线电厂成立了“南京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革命大联合总站”(简称捍联)。
“首都红代会”、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以及外地高等院校等二十九个单位和组织发表《关于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几点意见》，肯定“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等组织是“革命左派”，“杜方平犯了严重错误”，要求省军管会“严惩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
“市革总”、“市级机关八二七”、“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实行不倒旗的大联合，成立“市级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
三点三十五分至五点二十分，康生、张春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江苏南京两派代表团，肯定许世友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杰出的军事家”，要求“两派”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
金陵船厂、金陵造漆厂、南京肉联厂、南京港务局等单位的“好派”组织，以要求回下关区为名，在省军管会静坐，施加压力。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公布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指示。
“省红总”、“新工总”、“红二司”在江苏饭店成立“飞鸣镝”，负责搜集整理有关“促联”的情况，为“好派”赴京代表团提供材料。其主要负责人为金城机械厂杨跃良、南京电瓷厂林顺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关于按系统实行大联合的通知。
“省红总”在三三○四厂召开“斗私批修现场经验交流会”。省、市军管会、六四八三部队、南空负责人，以及“南京八二七”、“江苏东方红”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日停止了自办节目，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等组织在南大操场举行“斗私批修大会”。
南京炼油厂“新工总”三次冲砸市级机关“八二七”，抢走大量办公用品。
抗大附中(即宁海中学)“红联”和该校“八二七”为争夺广播站发生武斗，“八二七”成员孙昆仑被杀。
“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一万多人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孙昆仑大会”。会后举行游行。
十八日二十一点十九分至十九日零点四十分，周恩来总理、康生、张春桥、余立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要求“各派多做自我批评，克服派性，达成大联合协议”。
江苏省赴京代表团各群众组织代表经过谈判，签定了《南京三派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关于南京市工人革命大联合协议书》、《南京市大专院校革命红卫兵和革命学生实行革命大联合协议书》等三十多个协议。
南大“八二七”、“红四联”、“促联”签定关于《南京大学实行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市革总”作出关于举办干部学习班和部、局长以上干部管理问题的决定，将市级机关部、局以上干部分别交给机关各群众组织，集中住宿，统一管理，“参加学习，交待、揭发问题”。
省、市“革总”、“财司”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旧南京市市长岳维藩大会”。
“新工总”、“省革总”、工交部“联络站”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江渭清大会”，并向全市进行实况转播。
“市革总”、市农林局“造反军”召开大会，“斗争”副市长张启龙。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好派”组织，切断了江苏台收讯台和发射台的总电缆，另外私设了一条线路，中断对台广播，进行了非法广播。
周恩来总理、杨成武、汪东兴、刘锦平及“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和谢富治、吴法宪、李作鹏接见江苏代表团，要求各群众组织“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解放干部、发展大好形势”。
南大“红四联”、“省革总”、“新工总”、“抓叛徒联络站”在中山东路体育馆召开“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打倒大叛徒大会”。“斗争”了副省长管文蔚和省哲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原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
“新工总”、华工“革反团”等组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批斗江、陈、彭、匡大会”。“老工总”、“江苏东方红”、“南京八二七”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十四日晚九点二十分到十五日凌晨一点四十四分，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全体成员，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接见江苏代表团，要求各派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
“市级机关八二七”、市委组织部“火炬战斗队”等组织联合召开“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冲在干部路线上的反动罪行大会”。
“市级机关七一三革命联络站”发出《关于巩固和发展市级机关革命大联合的紧急倡议》。
“市级机关八二七”、“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市委联络站”在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刘中的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罪行。
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批市委联络站”、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在南工大礼堂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揭发彭冲、刘中罪行大会”。市委组织部“火炬战斗队”、市委统战部“八二七支会”代表在会上发言。
南大“八二七兵团”、“红四联”、“促联”组成：“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
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省军管会及南京三派在北京签定了《关于收缴武器弹药的紧急通知》。
市公安局“公革会”龚昭才、丁桂英强行夺取公检法临委会公章并当场将其毁坏，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重新刻制新印章。
中共中央发出〔1967〕411号文件，同意《关于南大大联合的协议》，要求全校师生员工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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