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6-11-0 作者：区文化厅
区文化厅68年以后，北京发生了“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一系列事情。针对这些极端分子，根据中央有关指示，一个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便逐步开始了。
本来广西与此并无很大关联，但一些人却从派性观点出发，进行无限发挥、扩大，以致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
早在1970年3月中旬，韦国清就派董坤、李宁去北京卫戍区学习清查“5·16”的经验，由于当时那里并没有完全开始搞运动，自然他们也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便回来了。
公安厅会议后，张乃健根据李宁的汇报，向文化系统各单位做了布置。于是下面便相继报来了一批重点对象的材料。这些人包括：候育中、谢民、刘士昭、候正泰、邵伟尧、李广才、梁凯华、秦大宁、陆铿荣、杨春曦、亢进等。张乃健看了这些材料后，同意报三办，再经三办批准，便决定将这些人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这样，这些人先后被强行或以欺骗手段抓起来，先后关押在戏校、展览馆和军区保育对面（现国防工办），例如陆铿荣，就是在70年11月间，李宁以“到区革委文艺创作学习班搞创作”用欺骗手法把他抓起来的。
在学习班里，对这些重点对象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工作，专案人员布置审查对象反复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便从精神上给他们施加压力，学习班里不准他们互相接触，也不准他们与任何外人接触，就连吃饭、喝水、小便、看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有时为了某一个问题而日夜三班的追查，搞得被审人员精疲力尽，为此我们引证一些当时受审同志的材料来看：
亢进：“他们轮流吃夜餐、休息，一直斗我到凌晨4点，……不准开窗，连窗缝也用纸糊上，因此我曾严重中暑昏倒两次。……不给吃饭，名义上由专案人员打饭，但他们经常‘忘’，我曾多次饿饭……”。
谢民：“一天吃两次共6两饭，上下午只能各小一次便，因此也限制了每天只给半瓶水喝。”
陆铿荣：“对我车轮式的审问5天5夜。”
陈左眉：“当时我已怀孕，身体很不好，只让我吃5分素菜，不让看病，还要接受审讯。”
这批“重点对象”，以后有的被下放，有的被长期隔离继继/续审查，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1971年3月以后，清查“5·16”运动的步骤开始加快了。
3月19日上午，在区革委礼堂，军区政委刘重桂做了关于清查“5·16”的动员报告，报告指出，区直机关和院校第一批搞清查的是：文化大院、西大、艺术学院、航运局、医学院。
为了配合运动的全面铺开，从3月底到4月初，政工系统在教育学院又举办了一期更大规模的专案人员学习班。当时文艺工作团有120人参加了这个班。其间张乃健做了关于专案情况的讲话，重点讲了总结经验的问题。李宁继而对文化大院的具体情况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估计。会上还宣布了各单位（剧团一级）清查“5·16”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1.思想发动阶段
4月，广西清查“5·16”运动全面铺开，区文艺工作总团成立了“清查‘5·16’办公室”。负责人有：石昆、陶子权、李宁。工作人员有：黄东成、邓雅娟、欧明英、刘友权、李国贵等，李宁当时还是区革委政工组清查“5·16”运动办公室的副主任，直接抓区直文化系统的清查工作。
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各项思想发动工作迅速地开始了。
4月7日晚，区文艺工作总团在团部召开区直文化系统各单位领导小组会议。会上石昆做了如何开展清查“5·16”的工作布置。要求各单位要出墙报、刷标语，大讲清查“5·16”的意义，大讲“5·16”的罪行，做好思想动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4月8日，区直政工系统在区革委礼堂召开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张乃健在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广西军区宋治平副司令员和张智理副政委都讲了话，主要是讲开展运动的意义和方法。
4月9日，文艺工作团在总部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汇报昨天（8日）动员会后的动态。李宁、石昆都在会上讲了话。
4月12日，团部在文化大院新礼堂召开各领导小组成员和骨干会议，名曰：战前整风。石昆、张乃健、公安厅三办的夏翰鸠。政工系统清查办的王中学都到会讲了话，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抓紧，突出阶级斗争，抓出成效来。
4月15日晚，在区电影公司放映楼召开经验交流会。文化系统、西大、航运局参加了会，石昆、张乃健到会讲话。
4月17日，团部召开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石昆对4月8日至17日这段工作做了总结。肯定了前段成绩，同时指出了存在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做法。
2.“四大”阶段
在4月21日上午，区文艺工作总团在文化大院新礼堂召开了《文化系统控诉、揭发、声讨“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大会》。会上由歌舞、话剧、桂剧等6单位发言。总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石昆做了大会总结发言，张乃健做了指示性讲话。这次大会是个转折，标志着运动从思想发动阶段转入了“四大阶段”。
这以后，各剧团掀起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举办了各种人员参加的各类学习班，运用大会小会、大字报、大标语、广播等各种形式对重点人物进行点名批判。
当时文艺总团上报区革委会政工组的审查对象名单有：京剧团的张荣澡；评剧团的赵克锋、张宋安；壮剧团的韦佩玉、罗海燕；彩调团的陈亚昭、沈桂芳；杂技团的冯东胜、陆振辉、林云斌；话剧团的候育中、马文力、李岳松；歌舞团的刘士昭、丁承策、胡大合、孙朝、周维民；桂剧团的石川、张才珍、蔡立彤；木偶剧团的邱元荣等。
3.专案阶段
从5月份开始，运动由“四大”阶段转入专案斗争阶段。
为了提高专案人员的水平，从5月2日至3日，区文艺工作总团在团部举办的为期两天的专案人员学习班。到会的有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和专案成员，主要内容是交流经验、统一思想，其间，石昆做了前段工作总结；话剧团刘先贤和桂剧团介绍了专案斗争经验；李宁和公安厅三办的夏翰鸠也到会讲了话。
从这以后，文艺总团归纳了本单位所谓属于“5·16”的6件大事，即：“《南疆烈火》”、“6984挽联站”、“兵管兵训”、“夺《广西日报》大权”、“反砸‘二黑’”、“收听反动敌台”。并开始立案审查与上述6件事有关的人，共定重点审查对象30名，6月，在区革委小礼堂召开全区清查“5·16”运动经验交流会，文艺总团石昆在会上介绍了经验，区里清查“5·16”运动办公室还把文艺总团的经验编册发放全区。
8月5日，区文艺工作总团召开《坦白交代和批判“5·16”罪行大会》。会上，京剧团的王焕国、管魁同，歌舞团的周维民“坦白交代了参与‘5·16’的罪行”。对罪行严重、态度恶劣，继续搞秘密串连的陈亚昭（彩调团）进行了批斗，这次大会对全团的清查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8·5”大会后，文艺总团在石昆、陶子权、李宁的具体领导下，清查“5·16”运动在各单位更加激烈地展开了。有的单位对被审对象日夜审讯，实行车轮战，进行威吓逼供：有的对病人也不让休息，还要迫其交代问题，接受批斗，甚至强迫进行体力劳动。这里仅引歌舞团丁承策的材料来看。
“党支部会上，逼我交待‘5·16’问题。我不服，以后每天每晚几个小组轮番审讯，搞疲劳战，我被拳打脚踢，被押着坐‘喷气式’。以后就被关押审查，强迫劳动，被开除了党籍，取消了干籍，降了工资，我真被逼到了尽头。”
当时，彩调团也在军代表，清查“5·16”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刘荣弟的指使下，以梁友森为首的专案组发动了对赵小明的连续批斗仅在71年8月10日到27日的半个月内就对赵小明3次“勒令”一次“严重警告”，大会批斗两次（其中26日搞了通宵），个别谈话21次，他被逼得精神达到极度恐惧，终在28日清晨跳楼自杀。
博物馆的陈左眉怀孕，直到临产前还遭受轮班审讯，致使其患了精神分裂症。
1971年10月份后，总团撤销，成立文化局。当时区文化局清查“5·16”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是：组长任杰、副组长王产鸿、刘景林。
从72年4月份以后，运动逐步转向后期结案工作。
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开始后，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区文化局做一大量的工作，分别为“5·16”大冤案中受迫害的68位同志作出了平反决定，给这些同志进行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政治名誉，消除影响，并对在审查期间所形成的材料，都按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作了处理。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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