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1-0 作者：[待确定]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才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全自不能幸免，广西不能幸免，作为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个工作部门的区科委（包括区科协）同样也不能幸免。“文化大革命”给区科委带来了同样的灾难：干部被斗、机关瘫疾、党组织失去作用，甚至一些老干部被迫害致死。这些教训实在是太沉痛了！为了记住这“前车之鉴”，不至“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今后重演，现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客观地记下这段史料，以备后人了解，这段史料是根据1983年广西开展“文革处遗”时，区科委“处遗办”组织部分同志对区科委“文革”期间的情况所作的调查及不少在科委、科协和计量处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和提供的材料（包括个人的日记等），加以整理流成。
1966年“五·一六”前后，区科委机关除科协办技小报的少数在家办报外，科大部分在邕宁县五塘公社蹲点。
1966年6月5日，蹲点的同志回南宁，听韦国清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接着，区党委决定，科委主任谢东来、副主任史乃展、陶希晋和兰江（区科委办公室副主任）组成区科委“文革领导小组”，领导科委“文革”运动。于是，科委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时运动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横扫”。
先是计量处徐运通等9人贴出大字报，揭露计量处的“问题”。之后，大字报陆续出现，内容多是对当时计量处处长高一峰的。
1966年6月11、12日，区科委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研究高一峰的问题及科委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把计量处作为面上的重点并派工作组到计量处领导运动。
1966年6月13日，经请示区党委宣传部同意，科委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包括计量学校的学生都来参加），会上，谢东来主任宣布高一峰不能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同事宣布莫一凡、胡志才、杭祖开、唐爱玲4人组成工作组，由莫一凡任组长，进驻计量处，科委机关在邕宁五塘蹲点的同志仍回点上，可以写大字报回机关张贴，部分群众对此决定意见很大；强烈要求回南宁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13日至16日，计量处大字报增多，被大字报点的有高一峰、钟竹林、张华、钮志廉、庞征岳、李栋、张知本等。
1966年6月24日，科委机关同志下乡蹲点的通知返回机关，集中在南宁搞10天文化大革命，由于群众有意见，遂又决定时间不限。
群众回机关后，大字报增多。
至1966年6月27日，已达1500张。大字报牵涉到厅局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7人，县级干部13人，工程师及一般干部21人。
1966年7月11日，科委群众的大字报达2088张（其中计量处1265张），大字报牵涉的面更广，厅局干部4人，处级干部7人，县级干部20人，工程师及一般干部47人，工人12人。大字报矛头所向，主要集中在高一任、陈乃麟、沈章平、陶希晋、韦延年、欧用强、宋培林、钟竹林、汤成詠、周粤生、张知本等身上。
1966年7月26日，区党委通知区直机关的运动暂停、集中力量搞学校的运动。
1966年8月16日，中央公布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后，区党委宣布谢东来的所谓“反党罪行”，调回区农业厅进行批斗。科委机关部分群众列队到区党委要求科委搞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23日，区党委批准科委群众的要求，同意科委搞文化大革命并撤销了原科委的“文革领导小组”。
由于谢东来被揪回农业厅批斗，科委“文革领导小组”被撤销，科委的干部、群众于1966年8月25日酝酿成立区科委“文化大革命运动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委”）。8月28日晚，进行选举。选出许建新、覃启仁、胡志才、梁润坚、岑国杨、卢桂枝等7人为“文革筹委”领导小组成员，科委领导靠边站。
1966年9月，区党委任命科委临时党组领导运动。临时党组书记是史乃展、副书记是谭敏。临时党组成员有兰江、杨练民、高国威，原来党组的其他成员均被排除在外。
1966年9月底至10月初，全国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科委这段时间的“文革”运动亦以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要内容，以莫一凡为组织的工作组收到批判，撤出了计量处。科委改派以杨练民为组长、高友价、黄伯明为组员的工作组到计量处，不到1个月便又全部撤出。
随着全国“文革”运动的发展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深入，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后，在1966年11月18日，林以松、韦盛高、赖文科等在科委内首先成立了造反组织，叫“舍得一身剐”战斗队。后骆扬从河池工作回来，也加入了该组织，并和林以松等，成了该群众组织的小头目之一。
1966年12月13日，科委联合战斗队成立。12月30日，区科委的联合战斗队又与区计量处，农业区划委员会，水土保持委员会的造反组织联合一起，成立了区科委造反联络站。联络站的负责人有林以松、骆扬、韦炳章、董永福等。
另外，由于观点上的不一致，科委内以覃启仁、盘家国、张乃忠等为首的另一些群众也成立起另一群众组织，叫“革命到底”战斗团。后又发展改名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这段时间，虽然出现了群众组织，但科委的文化大革命仍是在临时党组和“文革筹委”领导下进行的。
这段时间的大事有：
l、批判莫一凡。
1966年11月，计量处干部群众以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开始要工作组进行检查。随后就开展对工作组组长莫一凡的批斗，调查莫一凡的历史，给他扣上“地主分子”的帽子。除在科委多次批斗外，并于1967年元月10日左右，计量处的一些人还伙同上林县塘红公社的一些群众将莫一凡揪回原籍斗争。
2、批斗兰江。
最初，邓宗权、赖文科、陆荣钧等人写出科委办公室到主任兰江所谓《兰江反毛泽东思想108例》，而后又写出《兰江论兰江》等大字报。11月28日，还贴出大字报要求科委领导给兰江停职反省。12月7日，兰江第一次检查，没有过关。12月14日，被迫在科委群众大会上再次作检查。12月15日，科委召开干部大会，批判兰江的所谓“反动言行”。
3、批判韦廷年
当林以松，骆扬这边的群众批判兰江的同时，覃启仁，盘家国，张乃忠等另一边的群众对科协秘书长韦廷年也进行了批判，说他搞什么“温饱顺心主义”。同时，对科委人事处长谢琳、人事科长于谦（陆地的爱人）也进行了批判。
4、揭批科委党组。
1966年12月19日，批判史乃展，说他执行了“反动路线”。
1966年12月27日，科委筹委会召开全体干部会，讨论运动如何搞，提出“搞乱科委”，把锋芒对准科委“当权派”的意见。
1967年元月5日，科委召开大会揭批科委党组的错误，请谢王岗也来参加会议。元月6日，继续揭批科委党组，宣传部高信参加了会议。
1967年元月7日，林以松、董永福邀请沈章平、陈乃麟到林以松的住房商量运动如何搞。
1967年元月8日，胡志才等又开串联会，分析群众的思想动态，研究运动如何搞法。
1967年元月9日，沈章平、陈乃麟商量对谭敏如何搞法，沈提出先从揭谭敏的历史入手，陈不同意，提出应先发动群众，搞他的错误，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天上午，科委的复员转业军人开造反大会，对史乃展、谭敏进行批判。下午斗争莫一凡。晚上，莫一凡继续被批斗，并被宣布由造反派及塘红公社的群众将他带回农村原籍批斗。
1967年元月10日，陈乃麟、杨练民、胡志才、胡作力等座谈串联，在座谈中陈乃麟得知农业光、余锦堂等已去谭敏的家乡对谭敏进行调查，主要是查他过去革命时的历史。
1967年元月13日，科委的工人、学生、干部开揭发批判科委党组“迫害工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1967年元月14日，科委下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回来的队员开串联会，讨论成立革命造反组织。
1967年元月17日，区科委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开会成立造反队。屈英才、马秀兰、陈乃麟等集中一起研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晚上批斗谭敏，说他批准花坪林区的职工外出到北京等地串联，花了国家几万元是“以经济压革命”，“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想“跳避”批判，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主持批判会的是以韦炳章、林以松、骆扬等为主要负责人的“革命造反联络站”。批判会上未发生罚跪、打人等情况。
1967年元月18日，谭敏继续受到批判。
1967年元月21日，科委群众造反组织又开揭发谭敏的群众大会。这次批判会并有贺县鹅塘公社的一些群众参加。他们在会上首先“控诉”谭敏在鹅塘搞“四清”的所谓“罪行”（谭敏曾在鹅塘搞过“四清”，任分团书记）。这次批斗会以后，贺县鹅塘公社干部谭结和、苏义轩，社员叶仁生等，要揪谭敏回鹅塘批斗。林以松、骆扬、董永福等科委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取得领导同意，派了殷长年、李耀寰、叶达雄3人用车把谭敏送去鹅塘。
谭敏当时患有肝硬化症，在鹅塘，除在大会上检讨外，还被挂牌和在冬天里打着赤脚自己敲锣游街3天。后在贫县住了一段时间，2月中旬才返回南宁。
谭敏被送去鹅塘期间，在南宁两派群众组织正忙于夺权斗争、互相争吵、不亦乐呼。一时谁也再顾不上去揪斗“当权派”。
1967年元月，上海“一月风暴”的大夺权，震动全国，各地纷纷效仿。
1967年元月22日，区科委造反联络站的各组织头头集中区计量处开会。会上，林以松、韦炳章、董永福等介绍了区党委大院内各部、室夺权情况，并研究决定元月23日上午在上班前，整个科委系统同时夺权。
林以松、韦炳章、董永福开会回来，当晚即与骆扬、黄映华、王锦侠、区划委员会的郝革忠、郑西德、黎代恒等一起研究科委的夺权行动计划，决定成立区科委革命造反派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并拟好夺权声明和写好标语。
1967年2月23日7时左右，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先把造反联络站的同志都集中到科委礼堂，说清夺权行动的计划，随后，等科委的在家领导来上班时，把他们都集中到礼堂，宣读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夺取声明，夺了科委各处室的权。史乃展、杨练民、沈章平、陈乃麟、兰江等（谭敏当时正被送到鹅塘批斗，不在家）领导不在声明上签字，同意交权，就这样宣告科委夺权“胜利”。
夺权后，夺权临时行动委员会改为夺权执行委员会，人员进行了部分调整。先是造反联络站以巴黎公社的方式不提候选人，自由投票选出新班子，即勤务班成立，林以松、骆扬、肖代豪、赖文科、黄映华、黄伟明、郝美荣、陆荣钧等当选。并推选几位出身较好的人参加夺权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分工如下：林以松负责联络站的工作。机关的事务、生产工作由执委会管。骆扬和韦炳章负责科委全面工作，其中骆扬主管科委本部，韦炳章主管区计量处。肖代豪管生产，吸收杨练民、胡志才参加。陆荣钧管人事保卫。郝美荣、张继珊管人事组织机要、黄映华、王锦侠、伊妮负责宣传工作。
夺权后的大事有：
1、进行派性斗争。由于造反联络站夺权不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参加。元月27日，“战斗团”贴出《告科委全体革命同志书》，说夺权是反革命。于是，科委两派矛盾论不断尖锐，从1967年元月27日起，双方展开舌战辩论。28日辩论一整天。29日继续辩论。由于造反联络站人多势众，加上当时形势都是宣扬夺权的，最后以覃启仁为首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辩论失败。不少群众纷纷倒戈，并揭发“战斗团”是受许承绪（许建新）操纵的。于是在屈英才提议下，经林以松同意，元月30日晚，造反联络站的人抄了许承绪的家。由于抄出有所谓“变天帐”等材料，遂将许承绪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他带高帽，进行批斗。最后，“战斗团”表面瓦解，科委已没有对立面，其实这是在压力下的暂时统一，以至到了1967年“4.19”声明后，科委群众走向更大的长期分裂。
2、成立造反兵团。
造反联络站实现夺权后，于1967年2月2日，成立造反兵团，实际上是造反联络站为了整顿科委的造反组织和适应当时的斗争和夺权以后的需要而更名。造反兵团的领导称为勤务班，成员有林以松、骆扬、陆荣均、肖代豪、赖文科、黄映华、郝美荣、阳云等。
3、批判斗争史乃展。
1967年2月1日，造反兵团研究如何斗争史乃展的问题，从斗争方法到斗争重点都进行了研究。
1967年2月2日上午，支持造反派的科委科以上干部在屈英才的主持下，批判斗争史乃展。着重斗他关于党组成员的提名及所谓“三人黑会”的问题。下午，科委全体干部职工大会批斗史及展，被请来作证的区党委宣传部高信也被认为不老实而一并挨批斗。
4、批斗谭敏及谭敏自杀。
1967年2月25日，陆荣均召集副科以上的干部学习，并布置如何批判谭敏。
1967年2月28日，谭敏被批斗了一天。
1967年3月1日，上午和晚上揭发批斗谭敏。
1967年3月2日，上午和晚上批判谭敏。
1967年3月8日，“造反兵团”在陆荣均的主持下召开科以上干部会，研究斗争谭敏并准备拿他去桂林花坪林区游斗的问题。晚上陈乃麟、沈章平，杨练民一起凑批斗谭敏的材料。
1967年3月9日，一整天和晚上“造反兵团”开大会斗争谭敏。这天中午，陈乃麟、沈章平、杨练民3人贴出《“三反”分子谭敏的十大罪状和一个结论》的大字报。他们加给谭敏的十大罪状是：（一）利用群众对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贯彻“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对我不满就是对党不满”，以自己的言行代替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委一切工作的指导标准；（二）无时无事不耍流氓政客手段；（三）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路线；（四）搬用国民党寡头统治者的法西斯手段培殖打手和密报人；（五）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生活原则，搞“党组里有党组”，“党委里有党委”；（六）挑拨离间，造谣惑众，制造舆论，孤立别人；（七）欺上蒙下，利用合法斗争或非法斗争，公开排斥和整人、打人；（八）封官许厚、施小恩惠，以达其笼络收买的目的；（九）罪行暴露，则利用职权、打手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嫁祸于人；（十）以上各法不灵时，则采取各种手段公布经过制造的政治历史“档案材料”，来个“活埋政策”。一个结论是：用依靠亲信打手密报的法西斯手段来反对和代替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用宗派主义来反对和代替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用资产阶级专政来反对和代替毛主席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关于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指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和代替社会主义民主；用个人主义小集团的利益来反对和代替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指示；并以他为首的一些小团体、凌驾于党组党委之上。
根据上述“罪状”，大字报最后结论，肯定谭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政客、大阴谋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席的政治上的坏分子”。
2月底到3月初，总计谭敏共挨批斗了4天3晚了（其中有两天为半天，即仅上午批）。组织批斗会的是夺权委员会，其领导成员林以松、骆扬、韦炳章等轮流主持过批斗会。批斗的问题主要是“叛徒问题”，“宗派问题”，“三反分子问题”。
在所谓“叛徒问题”上，农业光在会上发言，以他和余锦堂于元月上旬去谭敏家乡调查所得材料，说谭教在桂东甫起义失败时脚被枪伤不是被敌人打的，而是“自伤”，胡志才则以转业军人的身份对枪伤作出背离事实的分析，肯定是“自伤”，致使当时的斗争气氛更为激烈。
在“宗派主义”问题上，谢琳、张乃忠等把经过党组讨论决定的干部提拔和处理，说成是谭敏一手包办，重用一批，打击排斥一批。
关于“三反分子问题”，陈乃麟、沈章平等则把谭敏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无限上纲，任意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
1967年3月11日，谭敏跑到大青山服毒自杀，被去那里劳动的机关干部发现，送回医院治疗。
1967年3月29日，晚饭后，谭敏向医生请假外出散步，到区医学院门诊部外的大树脚时，将陪周他的爱人张松筠支开，然后跑到医学院附院后面再次自杀含冤逝世，自缢身亡。
1967年4月中旬，《广西日报》社被围攻。红卫兵及各造反群众纷纷冲出单位，杀向社会。以支持或反对韦国清为分界，社会上出现了“4·22”造反派和“联指”派。两派群众严重对立、辩论、争吵。由动口到动手，最后大打出手酿成了武斗。
1967年4月底，科委群众受社会的影响，原来表面上的统一无派，重新分成两派，革命造反兵团站在“4·22”一边，红色科技站在“联指”一边，最后都分别加入到两派之中。
造反兵团的头头有：董永福、韦炳章、周礼万、骆扬、林以松、邓宗权、陆荣均、赖文科、肖代豪、区锐等。
红色科技的头头有：覃启仁、胡志才、张乃忠、农业光、梁润坚、李映忠等。
科委领导史乃展及兰江、高一峰、陈乃麟也支持“4·22”。
两派冲向社会后，暂都不管委内的领导干部。委内暂时相安无事。
1967年9月25日，冲到社会上的两派群众，基本返回机关，但仍分派活动，开会，学习各搞各的。
1967年10月初，前驻科委支左的广西军区的解放军回到科委。科委两派开始议论实现大联合，但未达成协议。
1967年12月初，科委两派初步实现大联合并就共同值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审查领导干部方面达成了协议。12月8日开始，共同派人值班。
1968年1月，广西两派表面上实现了大联合，实际上仍明争暗斗，派性并未消除。这也影响到区科委机关。两派的人无论在学习会上还是平时，仍争论不休，互相指责。对老干部仍持不同的观点。1月16日，《联指》红色科技写出大标语：“打倒野心家陶希晋！”“打倒全国反动组织成员——陶希晋、王浩！”
1968年3月11日，区科委、区科协、区农业区划、区水土保持委员会等，除科仪厂和计量学校外，全部实现了按单位的大联合。
1968年4月底，社会上两派对立又趋紧张，武斗气氛增浓，到机关上班、学习又不正常，有的又不来机关。
1968年6月至8月，南宁又发生大规模武斗。科委两派又严重对立。两派都有部分出外参加武斗。整个武斗持续到“七三”布告发布。
在武斗期间，科委“4·22”派拿过枪搞武斗的有潘景华、殷长年。进入过解放路的有骆扬、林以松、邓宗权、廖珍、黄彦珠等。
科委“联指”派的领导及负责与广西“联指”指挥部联系的是覃启仁、胡志才。拿过枪的有覃冠雄、言应麟、杨道华、梁润坚、梁官保等，他们去驻守过民族电影院，但未发生枪战。
1968年9月，经区革筹小组批准科委成立革命领导小组。革命领导小组是解放军支左人员曾宪训，第一副组长是胡志才，第二房租费覃启仁。成员有：廖重文、李映忠、韦颖玲、黎代恒、冯光松、李汉才、盘家国。
领导小组成立后，科委的运动和业务工作均由它领导，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一）搞斗批改；（二）清理阶级队伍；（三）整党建党。
显示在机关内搞大批判、发动和组织科委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进行对所谓 “史修集围”的批判，批科委副主任史乃展，办公室副主任江兰，计量处长高一峰等。另，李伟林、李治铭还被当作地主分子批斗。殷长年被当作有“纵火”、“杀人”罪来批斗。少数派的头头骆扬、林以松等亦受到了批判。
1969年 月，区直机关斗批改采败集中编队进行。科委干部被编为区直第七大队的一个连。连以下设排。第一排排长是谭康，二排长是高友价，三排长是杨道华，四排长是黎代恒，五排长是何崇碧。斗批改连开始是在科委干部集中住宿，后迁到区教育学院。所谓有“问题”的干部被编进“专政班”。“专政班”内又分“编内”班和“编外”班。被列入专政班编外班的有：史乃展、谢东来、陶希晋、陈乃麟、沈章平、兰江、高一峰、黄青禾、钟竹林、黄杰、李伟林、阳建德、黄体荣、李栋、邱友岑、马启鸿、黄衍琴、张凤仙、骆扬、殷长年、潘景华、林以松、邓宗权、陈问梅、王舜娥、钮治廉、庞征岳、陆荣钧、谢子渊、蒋祖剑等。负责管理他们的是梁官保、覃冠雄。
上述专政班的人员被安排在“牛棚”，爱到隔离审查，被限制自由，被开会批斗。
1969年5月30日，全体干部又被集中到干部疗养院搞斗批改。原来受审查同志虽然不再被隔离了，但仍被继续审查，仍要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整个斗批改阶段，被给予各种处分的有13人。李治铭被定为地主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回乡管制劳动。马启鸿、白世纯、邱友岑、蒋祖剑被当作“重点人物”收集材料和抄家。
1969年6月2日，陶希晋检查、李栋、邱友岑检查。5日，高友价同志陈乃麟检查。6日，沈章平。10日，宣布解放陶希晋，沈章平，宽大处理林以松、邓宗权、陈问梅。
1969年 月，将收集到的马启鸿、邱友岑、蒋祖剑3人的材料和抄3人家得来的书信、像片、实物，用来举办“阶级斗争展览会”。还画了马启鸿、邱友岑、蒋祖剑3人的漫画作为门前海报上的附画，使这些同志受到了人身侮辱。
1969年12月，沈章平、潘景华、殷长年被送往茅桥“学习班”审查。谢东来、史乃展、高一峰、兰江、李栋、马启鸿、邱友岑、黄体荣、蒋祖剑、李伟林、陈乃麟、钟竹林等被送往武鸣“学习班”审查。随案派往审查的专案热门员是刘建勋（任排长）、杨道华（任副排长）、廖重文（任副排长）、夏都礼、农业光、张乃忠、黄统南、黄伯明、江成松、言应麟等。
1969年9月以后，开始整党，建立了科委党支部。这以后，科委的运动都是在党支部，军代表和工宣从领导下进行。科委革命领导小组宣告结束。
1969年11月，区科委、科协、科技情报研究所、区水土保持委员会等单位全部被撤销。最后只留下杨练民、唐文秀、覃启仁3人于1969年12月分配安排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工交计划小组（科技）工作，其余人员全部分配下放。区科委被撤销。
1971年 月，经区革委会批准，成立科技处。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2年2月，成立自治区科技局。杨烈任局长。
区科技局成立后，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发生3件较大的事件：
（一）1974奶奶起，距离三次派出工作组到科仪厂搞批修整风。通过批修整风，科仪厂的杨耀勇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3年。雷时一被送劳动教养，吴礼贤被公安局拘留10天。科仪厂的厂长宋培林被加上“走资派”，搞宗派，包庇坏人等罪名，调离工厂。
（二）科仪厂整顿结束后，科技局又派出工作组到桂林雁山广西植物研究所进行整党整风，整顿领导班子。重点批判了所革委会主任田旭“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民主派”思想。植物所的科研人员邓立杰因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批斗、隔离审查，最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15年。
（三）1976年4月下旬，杨烈局长在“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歪风中，在植物研究所写了一首《声讨邓小平罪行》的词寄回局里张贴，在局内引起异议，认为这首词有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之嫌。6月8日，由副局长覃启仁将该词抄送区党委宣传部。6月9日上午，杨烈局长在局党组会上自我检查说：“廖部长（指当时区党委宣传部长廖炜雄——编者注）说我那首词有错误，我在党组会上作个检查。”与会同志亦予以批判，指出该词错误严重，杨局长应认真检查。自此前后约1个月间，杨烈局长曾检查过好几次，范围从党组扩大到处以上党员干部以至全局党员。对杨局长口头的和大字报的批判，一时成为局内运动的热点，批判中也有过上纲上线、伤害同志的过激言词。后来局运动办公室就批判情况向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宣传部、区直党委、区文教办写了报告。
除上述几件大事外，科技局根据区革委的布置，组织全局干部职工，搞过批林批孔和批判韦祖珍，但都是依上级布置，跟着报上的调子进行的，用每周星期二、五的学学习时间，以处室为单位进行学习、批判。本局没有开过专门的批判大会。
1976年9月“四人帮”被粉碎。
1977年10月，经自治区革委会批准，重新成立了区科委。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全国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广西同样也迎来了科学技术的春天。
10年文化大革命，给全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同样给广西、给广西区科委也带来巨大灾难。而且在搞武斗，批斗老干部方面比全国尤甚。文革期间，科委的老干部无一逃脱得了挨批挨斗的命运。特别是谭敏被批斗迫害致死。一些去搞武斗的群众，有的白白被打死，葬送了性命，有的下落不明。相当一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被抄了家。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科委受到批判斗争的干部、知识分子有50多人；挨过打的人22人；被抄家的有38人；被送到武鸣、茅桥审查的有15人；蒙受冤屈的有29人（其中被迫害致者死l人），通过1983年的“处遗”和1984年整党，“文革”中做了错事、打过人的同志大多数认识了错误，向受害者或受害者的家属赔礼道歉，弥合了伤痕，取得了谅解。“处遗”中，科委平反了冤假错案，对“文革”中被无端扣发工资的通知，补发了工资。给3名死者作了经济善后处理，发给遗属抚恤、抚养等费4951元。清查认有错误的人16名；其中属于一般问题的1人，定为犯一般错误的8人，犯错误的1人，犯严重错误的1人，严重违法乱纪的2人。尚在复核定性处理的3人（此3人“文革”时在区化工研究所工作，所犯错误亦是在化工所时犯的）。到1985年初，区科委的“处遗”工作顺利结束。
1、科委隶属驻南宁的单位：区科委本部、区科协、广西科普小报、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广西科技图书馆、广西科技书店、区水土保持委员会、农业区划（耕作研究室）、区计量处（包括科仪厂、计量学校）。
2、科委机关的机构：人事处、工业处、农业处、条件处、办公室（下设秘书科、行政科）。
人员：
科委本部48人，其中厅局级4人，处级5人，科级10人，工程师、农艺师4人，干部42人，工人3人。细分：
科委领导：4人。
办公室：共24人，其中处长l人，科级3人，干部17人，工人3人。
人事处：共6人；其中科级5人，干部1人。
条件处：7人，其中科级2人，干部5 。
工业处：13人。其中，处级2人，工程师3人，干部8人。
农业处：共14人。处级2人，农艺师1人，干部11人。
区科协：共21人。其中，处级2人，科级3人，干部15人，工人l人。
广西科技情报所：共14人。其中，处级1人，科级1人，干部12人。
广西科技图书馆：共8人。其中，科级l人，干部6人，工人1人。
科仪组：共4人。其中，干部3人，工人1人。
广西科普小报：共14人。其中，农艺师l人，科级1人，干部12人。
广西科技书店：共5人。其中，干部5人.
区水土保持委员会：共16人。其中，科级2人，干部13人，工人1人。
农业区划：共61人。其中，科级4 ，干部56人，工人l人。
计量处：（缺）
区科委领导：主任：谢东来（现在北京中国科协工作）。副主任：史乃展（现离休在江苏常州居住）。谭敏（“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陶希晋（现在北京）。
办公室主任：（缺）。办公室副主任：兰江（现在广西化学分析测试研究中心工作）。
人事处长：
工业处处长：沈章平（现已离休，离休前任广西科学院副院长）
工业处副处长：莫一凡（现在区纪委任“打击办”主任）
农业处处长：杨练民（现在区科协任副主席）
农业处副处长：（缺）
附录二：
附表三：
覃启仁，区科委“联指”派头头，原是科委一般干部，现任南宁地区农委副主任。
林以松，区科委“4·22”派的头头，原系科委一般干部，现在陆川县经委工作，为经委副主任。
骆扬，区科委“4·22”派的头头，原系科委一般干部，现在河池地区综合实验所当技术干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1987年1月
姓名 性别 原工作单位 原职务 现工作单位 现职务 备注 杨业庭 男 机械工业厅供销处 干部 区机械厅物资公司 副科长 - 陈元 男 南宁机械学校 副科长 柳江造纸厂 - 李仁章 男 区机械工业厅办公室 机要员 区党委组织部 副科长 文革期间任审查干部专案组工作 雷振威 男 区机械工业厅技术处 干部 区电子局屋子供应站 副站长 文革期间任审查干部专案组工作 崔志军 男 区机械工业厅政治部 副主任 区建材局劳动工资处 已离休 - 李万金 男 区机械工业厅国防工办 科长 区国防工办 主任 - 谢克学 男 区机械工业厅计划处 工程师、厅机关支部书记 区计委 副主任 - 廖正斌 男 南宁冶矿厂 厂长 区旅游局 局长 - 李柏亭 男 南宁插秧机厂 厂长 - 吴园园 男 区机械工业厅技术处 技术员 桂林机床厂工艺科 工程师副科长 - 刘安民 男 区机械工业厅政治部 副科长 南宁电影机械厂 厂长、已退二线 -
姓名 性别 原工作单位 原职务 现工作单位 现职务 备注 章星恒 男 区机械工业厅办公室 副科长 鹿寨县化肥厂 - - 李德厚 男 区机械工业厅技术处 技术员 区机械工业厅技术情报站 工程师、情报站主任 文革期间原机械厅造反团负责人之一，也参与审查干部专案组工作。 冯玉书 男 区机械工业厅计划处 干部 区农机管理局业务处 副处长 - 黄汉升 男 区机械工业厅供销处 干部 区机械厅物资公司柳州仓库 - - 陈英俊 男 南宁化工厂 - 南宁化工厂 - 进驻机械厅工宣队长 卢鉴贤 男 南宁汽配厂 - 南宁汽配厂 - 进驻机械厅工宣队长 黄业云 男 区机械工业厅基财处 干部 机械管理局 - - 沈孝纯 男 区机械工业厅基财处 科长 - - - 朱炳章 男 解放军 - - - 文革期间进驻机械厅军宣队张 赵德义 男 解放军 - - - 文革期间进驻机械厅军宣队张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