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2-0 作者：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柳州铁路局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前言…………………………………………………………………………（655）
“1·23”夺权事件 ………………………………………………………（658）
关于张炎同志受迫害及“张炎黑司令部”事件…………………………（660）
“6·11”6次特快停运事件………………………………………………（673）
“7·28”夺军权大会事件…………………………………………………（678）
“8·24”文化宫武斗事件…………………………………………………（685）
“5·21”、“5·25”抢援越物资及解放军枪支事件……………………（688）
“5·26”小鹅山武斗事件…………………………………………………（695）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事件…………………………………………………（700）
“6·18”灵川枪杀熊兆祥等六人事件……………………………………（703）
桂林地区舔尸骨事件………………………………………………………（706）
南宁“53天”会议…………………………………………………………（708）
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全国、全区一样，这场内乱也给柳州铁路局在政治上、经济上和职工生命财产上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全局各级党政组织瘫痪，运输生产多次中断。全局在这场内乱中死亡3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201人，武斗死亡192人；遭到冲击、揪斗、审查的职工7155人，占当时职工总数的19.9％，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638人，占这级干部总数的75.5％。在7155人中，革委会成立后正式立案审查的3569人，其中副科级以上干部287人。被查抄财物共400户（不包括武斗中两派互抄户数）。
二、编辑“文革大事件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当代，警戒子孙，使其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三、编辑“文革”大事件的原则是，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系统地记述我局在“文革”中发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上造成严重损失，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了说明历史事实，文中对某些事件作了必要的评述。
四、“大事件”的材料来源，以局档案馆保存的“文革”期间的有关资料和局党委、革委会的有关会议记录、文件为主，同时参阅“处遗”核查工作中建立的个人案卷和事件材料。
五、“大事件”是在“大事记”的基础上，按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记述事件的起因、经过和造成的后果，以及对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情况。
六、我局在“文革”中发生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共101件，根据事件发生对全局造成影响的程度，本文只列编11件，其余90件列为分局一级的大事件，由分局整编存档。
七、对事件的主要责任者的处理情况，有的人对几件事件负有责任的，只在其中一件记述。
八、根据中发（1982）55号、（1984）17号和广西桂发（1983）4、22、54、55号、（1984）15号文件的精神，自1983年5月我局开始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以来，全局立案审查974人（干部401人，工人573人；党员516人，群众458人），其中：核查对象225人（处级19人，科级116人，一般干部90人，党员214人，群众11人）；严重违法乱纪对象749人（干部176人，工人573人；党员302人，群众447人）。现已定案处理974人，其中：核查对象225人（定为“三种人”6人，严重错误58人，犯有错误80人，一般错误56人，查无问题25人）；严重违法乱纪对象749（定严重违法乱纪分子77人，严重违法乱纪错误69人）。在定案处理的974人中，给予处理的410人，其中：判刑6人；党纪处分247人（开除党籍33人，清除出党44人，留党察看33人，撤销党内职务2人）；行政处分157人（开除留察41人，降职2人）。
全局被迫害致死201人，渉及498人，已全部查清结案，其中给予处分的188人。全局大事件101件，已查清100件。全局被查抄财物400户，已查清375户，其中退回原物的97户，补偿176户，计币29,918元。对“文革”遗留下的293人案件和错误清退的127名合同工，给予了平反和收回安排工作。
1967年元月，“文革”运动由红卫兵的大串连、破“四旧”（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旧观念）发展到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文革”,起来造反。元月3日，局党委召开批判和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柳铁一中“联合战队”的红卫兵造了大会的反，下午，查封了柳铁工人报社。5日，局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王太成因指认为烧黑材料，被群众戴高帽游街，这是柳铁地区第一个被戴高帽游街的干部，震动很大。6日，因合同期满而解雇的湖南合同工“红铁军”来柳州造反，要求铁路局给予复工，并占据了铁路局电话会议室。对以上四件事，在柳铁地区各单位的职工群众中议论纷云，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因而形成了不同观点的群众，相继建立了不同观点的两派组织。21日，柳州机务段、柳州工务段、柳州车辆段等单位的“造反团”联合成立柳铁地区第一个跨单位地区性组织的“柳铁”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工总”），主要负责人有刘重阳、王立和、黄树森、李秉刚、杨传法、金旺荣、李振岭、王反修等。22日，柳铁一中的“刺刀见红”和“老二”红卫兵联合组成“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有王秉正、冯彩仁、袁逸坤、黄世全、黄清瑞、黄家骥、窦立斌等人。23日，柳州车辆段“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串连了柳州机务段、通信段、材料厂、中心医院、卫生处、局党校、印刷厂、铁一中等单位同观点的组织，联合组建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简称“思想总部”），主要负责人有：温甲友、吴兵、王彦章、林永孚、刘波、梁惠芳、戴云庄、黄清瑞、夏冠楚、聂文等。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的夺权风之后，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柳铁地区群众组织积极酝酿夺权问题。
1月23日晚，“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总部”成立。因怕“工人总部”和红卫兵冲击会场，大会发言设在柳州分局调度所，通过电话会议线接通文化宫大会场,大会由刘波主持。会上，温甲友宣布“总部”成立宣言和接管铁路局党、政、财大权的声明（第一号通令），成立了有柳州机务段的温甲友等19个单位代表组成的接管委员会。26日和2月3日，接管委员会发出了“十点决定”和第二号通令“关于履行接管监督的几项任务”。
“思想总部”宣布夺铁路局权不久，去了一伙人找铁路局政委、党委书记张炎和局长金玉成，要他们交权，张、金二人不交。温甲友领了一伙人到局办公室造反，将办公室的桌子、沙发搬到走廓上接管工作。据当时保管局党委、铁路局公章和文件、档案的孔令权、向秀荣、秦军民、马淑芬四人提供，群众组织宣布夺权后，公章和文件没有被查封和抢走，直到实行军管后，才交给军管。
这次夺权，对全局影响很大，其性质是很严重的。由于这次夺权的连锁反应，致使全局各级党、政组织几乎都被夺权，陷于瘫痪，并造成领导干部被冲击、揪斗的严重后果。1983年5月“处遗”中认定，这次夺权，未直接造成严重恶果，对有关人员免予纪律处分（见局“清办”第89卷。黄清瑞、温甲友等人案卷）。
张炎同志生于1917年6月，安徽濉溪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65年调柳州铁路局任政委、党委书记。在“文革”十年中，张炎同志被监护、关押长达九年半之久，先后被批斗50多场次（指大型的批斗会），惨遭刑讯、毒打、游斗、活人展览等严重的迫害，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因张炎同志问题而受株连的有2名局级干部（副局长黄永安、张子扬），20名处级干部和一大批干部、群众，成为我局时间最长、株连人最多的一起大冤案。张炎这一冤案可分为两个阶段，出现三次迫害高潮。
第一阶段（1967年元月至1968年7月），即造反派夺权阶段。这一阶段形成张炎同志的所谓罪行材料有3份，出现两次迫害高潮，先后被批斗30多场次，并被造反派关押、审讯、毒打。
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宣布夺铁路局党、政、财大权后，勒令局、处两级当权派靠边站。此后，全局各级党、政组织逐渐瘫痪，张炎等领导干部被揪斗。2月初，刘俊三、孟祥奎、范群等人起来造反,召集“四清”工作队员（张炎同志是“四清”工作团团长）张坚、罗政、唐瑾琦、谢文华、王永红、蒋受铅等9人，在柳州饭店编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张炎十大罪行”（初稿），全文两万多字，提出要“罢张炎的官，撤张炎的职，打倒张炎！”2月24日，以“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柳铁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东方红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缚苍龙革命造反团”三个群众组织名义，由罗政送鹿寨县印刷厂用两开纸印发全局。26日，由刘俊三、范群、张坚、黄清瑞等人组织斗争张炎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柳铁文化宫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由黄清瑞宣读张炎的所谓“十大罪行”。此后，3、4月份连续召开批斗张炎同志的大会。同时，召开10多次局、处级干部“爆炸会”，揭局党委的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局党委常委、副局长孙连捷同志带头写了六揭张炎的所谓罪行材料，说张炎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伪君子”、“阴谋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杨志宏（局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也揭了张炎的问题。跟着，局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韩杼滨同志写了七揭张炎的所谓罪行材料，给张炎同志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提出要“把张炎斗臭斗垮”、“打倒张炎！”李华山（总工会生活部长）、冯兆信（局宣传部长）、杨飞（南宁分局长）等处级干部先后写了张炎问题的大字报，把党委常委内的问题公布于众，特别是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直接把斗争锋芒指向张炎同志。3月6、30日，毛泽东思想总部”和“红联总部”，根据局处干部“爆炸会”揭发的问题，整理了“揭露批判张炎最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行”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炎八大罪状”（再稿）印发全局，形成了批斗张炎同志的第一次高潮。
局、处两级干部“爆炸会”后，在柳局的干部、工人和家属、学生中，形成了对张炎、孙连捷两名局领导干部“革”与“保”的对象。从5月底开始，先后有局长金玉成等5名局级干部和杨世贵等51名处级干部亮相支持孙连捷，有王进等7名局、处级干部参加了柳铁“联指”（“思想总部”或“红联总部”，后为“钢联指”总部）的活动。7月21日，张炎在桂林发表支持“工机联”群众组织的“亮相声明”，同日，在柳州有冯兆信等8名处级干部表态支持张炎，有黄永安等12名局、处级干部参加了“工机联”总部的活动。由此，“联指”总部称为“张炎黑司令部”（后来军管会、革委会都认可）。因而株连了张子扬、黄永安等20多名局、处级干部。张炎从桂林回柳州后，住进了“工机联”的据点柳铁文化宫。7月24日，张炎给广州军区黄永胜和柳铁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写信，申诉他的处境“实际上自军管以来，我已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军管从来不找我参加任何会议，也不分配我任何工作，个别群众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派联合总部、红联总部、柳铁东方红公社）错误的加予我的各种‘待遇’，军管也从来不表示任何态度，我曾几次的找军管负责人想汇报一下我的处境，同时也想交换一下观点，他们以各种借口推托不见，这实际上等于军管已侧面表态支持上述群众组织强加给我的罪名——‘三反分子’”。张炎写的上述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
1967年6月以后，两派“总部”，都成立了张炎专案组，派出大批人员对张炎同志的历史问题进行外调。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工机联”总部专案组1967年12月，认为张炎的家庭出身及个人政治历史问题是清楚的，并将调查情况在“红卫兵战报”第13期上作了详细的介绍。“钢联指”总部干部专案组于1968年3月，整理了“对张炎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报告”，并在“钢联指”报第70期上公布。柳铁军管会于1968年4月21日和5月4日，先后两次向中央写了“柳州铁路局政委张炎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张炎有“特嫌”、“托派嫌疑”、“挑动群众斗群众”，“请批准并利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大会，宣布对张炎采取监护审查”的意见。5月6日，张炎被军管会武装押送北京。5月12日晚，周总理在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点了张炎的名：“听说你们要把他送到温玉成那里去是不是？（答是）好，我们欢迎，这个人在柳州起了不好的作用”。5月13日下午，广西赴京代表团在北京友谊宾馆揪斗了张炎同志，柳局军管会副主任王国瑞代表广西代表团领导小组及柳铁军管会，对揪斗张炎表示最坚决的支持。会后，张炎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监护，直到同年9月4日才回到南宁。
1968年中央“7·3”布告下达后，从上到下掀起了批斗张炎的第二个高潮。把“布告”所列的事件都栽赃到张炎身上，甚至把广西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与张炎牵连上。为了配合批斗张炎，靳成环、高永康、周誉蒸、傅德炎等人编造“彻底清算历史反革命柳局头号走资派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刊登在7月21日“钢联指”报上。同日，刊登了“钢联指”总部发出的“总攻击令”和“向落水狗张炎猛烈开炮”的社论。命令所属组织对“张炎黑司令部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大批判、大声讨、大斗争的新高潮”，“集中一切火力，向落水狗张炎猛烈开炮！开炮！！开炮！！！轰它个人仰马翻，杀它个片甲不留。轰，轰,轰！杀，杀，杀！坚决摧毁张家皇朝，彻底埋葬张记黑司令部”。7月27日开始，“钢联指”报连续7期刊登“张记黑司令部主要人物画像介绍”，“张记黑司令部内幕”等文章，以及“彻底摧毁张记黑司令部”等社论，使受到株连的一批老干部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第二阶段（1968年8月至1977年6月对张炎解除监护时止），即局革委会成立后对张炎同志的迫害。
1956年4月25日报经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批复山东省委对张炎同志1943年整风中的政治嫌疑的历史问题，作了应予取消的结论。对1959年张炎所犯的右倾错误，1962年中央监委发文（62）监批字第103号文件作了甄别结论。1968年8月23日，局革委会成立后，按理应实事求是地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结的结论，但却成立了“张炎专案组”，除对中央已经结论了的历史问题和在“文革”中所谓罪行进行大规模的外调外，从9月4日张炎由北京回南宁后转回柳州送局看守所关押，到1969年初，长达几个月之久，在局管内的桂林、南宁、玉林、湛江、矮岭等地和南宁、柳州市轮番批斗、游斗近百场次，单是全局游斗就有30多场次。9月6～9日，在广西区第一次革委扩大会上被批斗（在南宁）。9月14、17、21日，由局革委会在柳铁鹅山体育场召开了三次大型批斗会。21日的大会上，革委会作出了张炎等9名局、处级干部有严重问题，交由群众批斗的决定。这样，对张炎同志和所谓张记黑司令部的批斗迫害合法化了，即第三次迫害高潮。
1971年下半年，张炎被押送到南宁区公安厅审查，1972年8月又押回柳州，开始审查其所谓“5·16”罪行，直到1976年5月止，达4年之久。在这期间，由王柬莱负责，前后经王起草的“关于5·16反革命分子张炎的罪行报告”、文件、请示报告等共8份，有的经局党委书记孙连捷修改后签发。这些报告、文件、给张炎同志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一贯攻击伟大领袖、一贯攻击中国共产党、一贯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局党委常委会先后7次讨论张炎案件，每次讨论意见都是给张炎以“清除出党，开除干部队伍，逮捕法办，判20年徒刑”的处理。上报广西区党委后，区“清办”两次来人检查，提出“帽子太大”。“有些还是1969年的旁证”，“有的一人一证显得单薄”，“有些是张炎1943年整风时的检查”等具体意见。但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对报告只在措词和段落上作了修改或调整，实质内容没有改变，致使张炎同志蒙受的冤屈长期得不到伸张。
1977年6月27日，打倒“四人帮”9个月后，局党委才作出对张炎解除监护的决定，下放到局砖瓦厂劳动。从此，张炎同志九年半之久的狱中生活才告结束，但案件并未了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拨乱反正的方针、政策，局党委本应及时对张炎作出平反的决定。但由于局党委前主要负责人和某些领导同志，错误地认为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认为广西有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广西和柳铁的“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成为有派性观点的同志的精神支柱，因而，使张炎同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以至在1978年11月27日，经局党委书记王屏同志签发，给广西区党委和铁道部党组“关于张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报告”中，还给张炎同志扣上“追随‘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建议“给予张炎以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并撤销其党内外职务，降为副局级，由铁道部另行分配工作”的意见。广西区党委于1978年12月6日正式批复：“张炎同志在1967年和1968年期间，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住进群众组织据点挑动武斗，破坏柳州铁路局军管，破坏无产阶文化大革命，错误严童，经研究决定，给予张炎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炎同志对处分决定于1979年底给铁道部写了申诉。1980年1月5日，部领导刘建章、郭维城同志批转了张炎的申诉。局将部领导的批件转到自治区后，区党委多次来电话催促局复查张炎案件。直到1980年6月2日，柳铁组干（80）字042号文件“关于对张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正式给张炎同志平反。广西区党委1980年7月5日批复：同意局党委意见。1980年11月20日，局党委第四次落实政策的全局电话会议上，为张炎同志公开作了平反，同时给张炎同志发了平反信件。至此，张炎同志蒙受13年之久的“文革”冤案得到基本解决。
参与迫害张炎同志的主要人员的处理情况（有的人员是与犯其他错误一并处理的）。
张坚，“文革”前任局运输处技术科长，“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编造张炎的“十大罪行”，指派人编造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登在派报上。在多次批斗张炎的大会上，诬陷张炎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叫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向张记黑司令部讨还血债”等。张坚在“文革”中，拉帮结派，迫害干部，策划抢枪、武斗，造反起家，当上了局革委会委员、局运输处处长职务。经柳铁党纪（84）字第46号文件决定：给予张坚开除党籍处分，撤销运输处处长职务，按“文革”前正科级安排工作。
刘俊三，“文革”前任局直属机关党委干事，“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十大罪行”和批斗大会。刘俊三在“文革”中，拉帮结派，迫害干部，策划抢枪，指挥武斗，造反起家，当上了局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局第五届党委后补委员，柳州车站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局工业处、货运处副处长。经柳铁党（84）065号文件决定，开除刘俊三的党籍，撤销局货运处副处长职务，按“文革”前股级另行分配工作。
范群，“文革”前任局党校教研室副主任，“文革”中是柳铁“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的“十大罪行”和批斗张炎的大会，带队在全局游斗张炎同志。范群在“文革”中，参与迫害干部和策划抢枪，指挥武斗，犯了严重错误。成立革委会后，被结合为局革委会委员，“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之一，保卫组副组长，政治部宣传处代副处长，柳州分局党委书记，局第五届党委委员。经柳铁党（85）014号文件决定，给予撤销局党委委员职务的处分，按“文革”前正科级分配工作。
王柬莱，“文革”前任局安监室监察员，“文革”中为局“斗批改组”、“三办”、“清办”工作人员，“张炎专案组”负责人。在批斗张炎的大会上揪张炎的头发和打耳光，参与在全局游斗张炎。在其担任“张炎专案组”负责人的近三年期间，多次为局“清办”起草张炎的审查报告。在报告中诬陷张炎同志是“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嫌”。1956年山东省委就张炎同志在历史上的政治嫌疑问题作了否定的结论，但在报告中仍然作为悬案挂着。王作为专案组负责人，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经柳铁党纪（86）字号01号文件决定，王柬莱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批斗干部，诬陷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工务处副总工程师职务，按工程师分配工作。
高永康，“文革”前任局工务处线路科技术员，“文革”中为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之一，干部组负责人之一，参与批斗张炎和修改“对张炎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报告”、“历史反革命分子、柳局头号走资派张炎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材料，诬蔑张炎同志“混入党内”，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地道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北京、南宁、柳州等地批斗张炎的大会上，高作了中心批斗发言。1968年10月，高执笔整理了“历史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张炎是怎样被揪出来的”所谓经验材料，作为“张炎专案组”集体代表之一出席了铁路局和广西区先代会，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经柳铁党紀（85）字第06号文件决定，高永康同志在“文革中积极参加批斗干部，诬蔑老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局副总工程师职务，按工程师分配工作。
靳成环，是柳铁“钢联指”总部干部组负责人之一，在群众组织期间直接负责对张炎的专案审查，诬蔑张炎有“特嫌、托派”，组织人员外调，还把15名局、处、科级干部诬陷为“张记黑司令部”的“黑司令、黑高参、黑干将”，参与组织批斗、游斗干部，犯有严重错误。“处遗”工作开始以来，能主动检查交待问题，揭发他人的问题，认错态度较好。经直属机关纪委直机纪（86）字第03号文件决定，免予处分。
郁柱龙，“文革”期间为局“斗批改”办公室工作人员，调查张炎的历史问题，起草了“张炎历史简况”，认为山东省委1956年对张炎历史上的政治嫌疑问题所作的否定结论是“没有全面调查”的。郁等人到中组部抄阅张炎的档案后，提出对张炎的历史问题“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意见，对延长张炎同志的审查负有一定的责任。郁还作为“张炎专案组”的先进集体代表之一，出席了局和广西区召开的先代会。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91号文件决定：郁柱龙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对张炎同志的审查中，歪曲张炎的历史，犯有错误，在“处遗”和整党中，能主动检查错误，总结教训，态度较好，免予处分。
邓乔生，“文革”期间为柳铁“钢联指”总部头头之一，1969年底至1970年7月，为“张炎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在此期同，专案组编造了“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炎罪行的审查报告”，把张炎的关系人张弓从安徽带来柳州辨认，迫张炎交待所谓“历史问题”。同时，还参与了广西区公安厅对张炎的审查和全局游斗张炎的工作。经柳铁党纪（85）字第10号文件决定：邓乔生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抢枪、武斗活动和批斗审查干部，犯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工程处副处长职务，按工程师安排工作。
罗政，参与编造张炎“十大罪行”，由他送鹿寨县印刷厂印发。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87号文件决定：罗政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编造干部材料和办派报，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免去局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
孟祥奎，柳铁“红联总部”勤务组成员之一，“联指”政治部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编造张炎“十大罪行”，经柳铁政干通字（1985）078号文件决定：孟祥奎同志在“文革”期间，参与组织编造干部材料，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按副处级分配工作。
造成张炎冤案持续时间之长，株连人员之多，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历届军管的参与。1967年3月3日，在驻柳局军运处组织下，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把张炎同志排斥在领导小组之外。这个小组实际上代行了局党、政领导权。3月12日实行军管后，张炎曾两次写信给广州军区和局军管会负责人之一张志臣，提出要找军管汇报所处的孤立处境，而军管推托不见。1968年5月，张炎被押送北京，周总理点张炎的名，后送北京卫戍区监护，都与局军管会两次整理上报张炎的问题材料有直接关系。因此，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副主任葛冲、王国瑞、张志臣、巴庆增、黄文俭等人，负有领导责任。
第二，局革委会、党委会未能及时讨论案件结案。局革委会成立不久，把张炎、黄永安等九名局、处级干部正式宣布有严重问题，交由群众批判斗争，客观上就给张炎等人定了性，致使一大批干部、群众受到株连，遭到审查和迫害。到1974年1月10日，局党委第一次讨论张炎案件和以后的对案件讨论中，由于当时担任局党委书记的孙连捷和以后担任局长的韩杼滨等个別局领导坚持不同意见，从而延误了结案时间和平反工作的进行。孙连捷同志在多次常委讨论张炎的案件中，坚持要“定张炎为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判20年徒刑”的意见。韩杼滨同志认为“张炎是周总理点的名，不是柳铁问题”。对此，孙连捷和韩杼滨两同志应负有责任。
第三，个别办案人员未能实事求是地办案。主要是成立革委会后的“张炎专案组”，它沿袭群众组织时期的问题和外调线索进行调查，张炎同志在1943年整风中的政治嫌疑问题，1956年山东省已作了否定结论、而办案人员到中组部抄回张炎档案后，仍把这个问题作为“特嫌”挂起来。广西区党委对审查报告提出意见后，没有按意见进行修改。
除了上述原因外，张炎同志发表“亮相声明”和住进群众组织据点所带来的后果，本人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铁路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公开发表支一派的声明，这在当时是起到了加剧两派对立的作用。对此，张炎同志在整党学习，否定“文革”教育中，应加深认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见局“清办”133、135卷，核查办第1、7卷，张坚、王柬莱等人案卷）
1967年6月11日，凭祥——北京的6次国际特快旅客列车，担任南宁——柳州区段的柳州机务段胜利型422号机车程振民机班人员，私带被查封的《广西日报》到柳州，在伶俐、黎域站被“联指”派的群众搜查，双方发生争执，列车到达柳州站后，以不交出打人凶手不开车为由，致使6次特快停运88.06小时，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67年6月11日，担任6次特快的机车司机程振民，副司机颜建跃，司炉马根兴、黄雄瑞，在南宁出乘后，司机程振民将《广西日报》300份带上车，南宁车站值班员谭振启发现后即告知南宁分局调度所，值班调度员曹阳答复，先开车，然后再设法处理。后经调度所研究，利用6次在伶俐站停会5次时，把报纸弄下来，曹即先告知了伶俐站值班员芦国仕。当13·51时6次到达伶俐站时，有伶俐地区的百余名群众找司机程振民要《广西日报》，司机说没有。群众要求检查，司机说你们没有权利检查。结果双方发生争执，有人把司机从机车上拉下来，在司机座位底下取出了三捆《广西日报》。在互相抢报纸的推拉过程中，司机的左手肘部擦破皮，颈部被抓一道红伤痕。司炉马根兴为阻止列车员上机车，用脚踢列车员。列车员拉了马的脚，把裤子拉破了。群众把搜查到的报纸拿走后，列车于14·52时从伶俐站开出，站停时间1·01时。
16·01时，6次到达黎塘车站后，就有200多名群众，跳过栅栏向机车冲去，声言要交出非法的《广西日报》。机车上有人说，报纸我们这里没有，都在后面的邮政车上。群众即冲向邮政车。群众冲上邮政车后，东翻四看，将6袋邮件（三袋国际邮件）拿到客运室检查，拆封后发现没有报纸，随即送回邮车。为了弄清责任，邮车押运人员视正身，在列车已开动后，拉了车长阀，列车停下来，经站、车双方出具证明后开车。当列车开动后，车站一名“工总”观点的职工跳上车拉了车长阀，列车第二次停车，理由是不交出凶手不能开车。这时，住在行车公寓的柳州机务段机车乘务员云集于机车附近。一些乘务员把列车长找来，提出“列车员打伤了司机，乘务员安全失去了保证”，“要交出凶手188号列车员”，“要书面检讨认错，否则不开车”。列车长说，“我在场没有看到列车员打人”，“退一步说，即使有，我们查出来可以批评教育，铁路是一个整体，内部问题好解决，应当先开车”。司机坚持不让。最后双方派代表谈判无结果而散。这时，铁路局调度所值班调度长潘少华与机车调度员黄炳研究，如果反复动员程振民不开车，即改用货物车机1808号担任，转线开车的方案。经与柳州、南宁分局协商，铁路局局长金玉成同意，并通知南宁分局调度所下命令黎塘车站实施。就在这时，铁路局调度所北口行调张立民越台指挥黎塘站，不同意用货物机车担任。张还电告铁道部总调度，部总调度答复,不管用什么机车,先开车要紧。局、分局调度让司机程振民接调度电话，他拒绝，并坚持无理的要求。最后，在柳州机务段、黎塘折返段等多方面做工作，司机提出列车到柳州站后再作处理，经局长金玉成同意，6次终于22·56时开出，列车已晚7·45时。
6月12日1·09时，6次到达柳州车站。“工机联”群众组织已有百多人在月台等候，列车刚停稳，就有一伙人冲上各车厢寻找“凶手”。“联合战队”的宣传车也开进了站台，并占据了车站广播室，反复广播“要交出凶手，不交出凶手休想开车”。铁路局长金玉成等局、分局领导和军管、公安人员都在站台上做说服工作，维持站、车秩序。下午4时左右，正当6次转线到三道准备开车时，422号机车司机程振民不顾一切，把机车开到一、三道咽喉道岔处，堵住了到发列车的进路，致使6次无法开出。
“工机联”总部的个别头头，提出了①交出打人凶手，②保证乘务人员安全，③交回《广西日报》三条作为谈判条件。“联合战队”由钱文俊担任总指挥，成立了“6.12火线指挥部”。6月13日，“指挥部”给柳州警备司令部、政治部、柳局军管发出了“不答复”造反派的要求，即从6月13日21·00时起，除国际特运外，中断南宁列车段的一切客运列车”的通牒。当日，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柳铁暴动团外交部”就1967年6月11日国际联运6次特快列车给柳铁军管小组的所谓“照会”。声称：“不交出凶手不开车”。柳州市“造反大军”的头头况既白等人，组织了一、二百名学生在列车前面卧轨，阻止列车开出。
鉴于上述情况，铁道部军管会12日23·00时给局军管会、柳州卫斥区并转6次列车全体乘务员的（67）字第289号电报，要求“顾全大局，照顾国际影响，立即通车”。14日7·30时，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传达周总理“一定要把列车开出去”的指示，望立即执行周总理的指示，迅速将6次快车开出。15日3·00时，铁道部军管会传达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就解决6次列车开车问题的指示的紧急电报（电文343号）,指示要求6次旅客列车迅速开来北京，原机车乘务人员4人，及全体列车乘务员、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军管小组代表一人，随车来京，开车时间另以调度命令下达。在周总理、铁道部军管和广州军区等领导直接干预下，6次特快终于6月15日9·38时，从柳州站开出，造成列车晚点89·15时，其中在柳州站停留80·29时。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担任6次乘务的机车和列车的全体乘务人员、副局长黄永安、局军管会主任葛冲等一行人，到北京等候周总理接见。7月4日，周总理接见了上述人员，对不按时开车的恶劣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6次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在黎塘、柳州等站中断运行88.06时，在政治、经济上造成了严重损失。①一些国际友人不能按时到达北京，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②打乱了运行计划，造成黎塘、柳州等站的接发列车临时改变进路、机外停车、邻站等牌的情况不断发生，许多列车不能按图运行。仅在柳州车站，造成了15列客、货列车到发晚点共计10.43时，少开货车5列，两台机车不能投入运用,使国家在经济上损失约200多万元。③使千多名旅客生活不便，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④给中央和各级领导施加压力，造成工作困难。
事件的发生是因司机程振民出于派性，私带群众组织出版的《广西日报》而造成的，应负主要责任，由于是一般群众，未作任何处理。
事件发生以后，柳铁“工机联”总部的个别头头李振岭、王反修、刘荣生、钱文俊等人，不从全局出发，不顾国际影响，提出无理要求，使事态扩大，应负主要责任。这些人的处理情况见抢劫援越物资事件（第六件）
铁路局副局长黄永安和柳州机务段政委徐一，对事件的处理上有派性，不能认真执行中央和铁道部军管会的指示，做好乘务人员的思想工作，及时开车，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见局“清办”67—72卷）。
1967年3月12日，柳州铁路局实行军管以来，柳铁“工机联”总部认为军管在柳铁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6月，原柳局政委、书记张炎曾与赵周成（柳州分局宣传部长）、王反修（“工机联”总部头头）在桂林议论广西和柳铁的“文革”问题，认为“解决柳铁问题的关键在于军管，解决柳州市问题的关键在于柳州驻军，解决广西问题在于广西军区”。6月22日，王反修从桂林回到柳州，将上述看法向“总部”的头头陶煦、刘重阳、张启文作了传达。武汉“7·20”事件后，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从北京打回电话，声称“全国已到了全面向军内走资派夺权，要大造声势，掀起揪军内一小撮新高潮”。这时，赵周成从桂林回到柳州，对“总部”人员说：“军队问题是根本问题，只要解决了军队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与此同时，7月20日，柳铁“革命造反联合战队‘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了以“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为中心内容的“对目前形势的九点看法”，提出“夺权必夺军权！非夺不可！不夺军权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现在“大搏斗到来了”,“要枪对枪，刀对刀，血战到底”，“解放大中南”，“武装保卫广西”。在林彪、江青的“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口号煽动下，柳铁“工机联”总部头头酝酿召开“为毛主席夺军权誓师大会”事宜，并在舆论宣传和组织工作等方面作了准备。
7月23日,“工机联”总部的核心成员陶煦，在柳西建筑工区召开“总部”头头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镇市、张启文、王反修、李秉刚、桂叔林、夏冠楚等人，中心议题是：武汉“7·20”事件后，军内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其他地方都行动起来了，我们怎么搞？在议论中，刘重阳拿了一张“痞子战报”编辑部发表的“对目前形势的九点看法”进来，在座的人分头看了，一致认为文章写得好。张启文说，我们目前正需要这样的文章来统一对目前形势的看法，应组织全体学习。镇市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当前的中心任务都提出来了。我看“总部”不再另搞什么文件，就把这个材料翻印下去，“总部”发个通知，组织战斗队很好学习。到会人员一致同意镇市的意见，并由夏冠楚起草了学习的通知。会上，还决定召开一次批判军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
为了进一步落实批判军管执行“资反”路线大会有关事宜，24日，陶煦在柳东建筑工区主持召开“总部”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镇市、刘重阳、王反修、王业骏、桂叔林、夏冠楚、钱文後、王继宁、张启文、杜永泉等人。会议就大会的五个问题进行了讨论：①大会名称问题。桂叔林、王反修、钱文俊等人提出，要开一个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誓师大会。也有人说召开“夺军权大会”。张启文认为这样提法不妥。镇市说：“夺军权就是夺军内走资派的权”。王反修说：“这样提法没有什么错，夺军权就是夺被军内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陶煦说：“夺军权不是说群众组织把军权夺过来自己掌握，而是把军权夺给军内的“左”派掌握”。讨论结果意见基本一致，要召开“夺军权大会”。②对要不要军管负责人到场的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要到场，一种不同意到场，最后意见由机关“总部”征求干部意见后再定。③由“联合战队”负责起草大会发言稿。包括徐一代表干部的发言。④先开誓师大会，然后再揪斗军管负责人。⑤誓师大会由张启文和宣传组筹备,“联合战队”配合；批斗会由王反修，于义霞和斗批改组负责筹备，黄玉梅协助。最后，一致认为大会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改组军管会，二是撤换军管会领导人，三是军管公开认错，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达到第一条最理想，不过不容易做到，只要军管公开承认错误就好办了。
24日常委扩大会后，按分工筹备。7月24日下午，张启文在灯光球场乒乓球室召开机关“总部”成员会，组织学习“痞子战报”，布置各战斗队回去组织学习，同时，对大会名称和要不要军管会负责人到场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结果，各队长意见不一。25日，在少年宫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对上述问题又进行讨论。结果，认为不应要军管负责人到场。镇市也到车辆段去布置学习“痞子战报”。
24日，“联合战队”召开常委会，作出了四点决议。决议提出：“我们今后的政治任务是……彻底地孤立和打击广西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砸烂广西军区黑司令部”。
25日上午，张启文在行车公寓主持召开柳铁地区各单位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部”的陶煦、王立和、黄树声，车辆段的黄克勤，工务段的杨XX，水电段的陈柳钢，机务段的杨雨水、王明松，局机关的肖贻堃，铁一中的李崇泰等20多人。会议要求各单位对揪军内一小撮问题，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大造舆论。
25日下午，柳州机务段造反派的头头杨雨水、王明松，在参加地区头头会议后，向徐一作了汇报。徐一认为：“总部跟得比较紧，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应召开一个常委会进行传达，像铁一中那样定出几条，作为我们的行动方向，将来写个总结也有个依据”。当时在场的还有张志恒（段党委副书记）。徐、张二人都表示去参加常委会。下午两点半左右，在运转楼由杨雨水主持，召开了机务段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徐一、张志恒、王明松、刘克勤、肖洪章、肖福祥、罗国信、杜永龙等9人。会议内容是传达“总部”会议精神，学习铁一中“联合战队”的“决议”，徐一在会上作了“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前的大方向”的发言。会上，决定由杜永龙起草决议。26日下午，在运转楼学习室由杨雨水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人员除25日常委会的外，有李华农、黄世羽、李恩、朱达余、枢民、刘植生。会议通过了柳州机务段“革命造反派”常委会决议：“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草案），声称目前“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未被彻底揪出，彻底打倒，军政大权还窃据在他们手中的时候”，要“坚决揪出广西军区、柳铁军管会的谭氏人物，捣毁其黑司令部，彻底揭发、批判、清算拿枪的刘、邓路线”。
7月26日，“联合战队”在局军管会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军管衙门朝南开，有理无权莫进来”，横批是：“混蛋执政”。在大门口上同时贴有一首“夺军权之歌”，内容是“国家大事夺军权，人类相杀几千年，血染柳州更娇艳，多少人头飞不见，没有太阳要黑天，不夺军权命危险，革命造反本无情，刀子无血无军权”。
在经过周密的筹备和大造舆论后，28日，张贴了由肖贻堃起草的“柳铁工总、机总、教总、工程工总、家总、联合战队”关于召开“为毛主席夺军权誓师大会”的“海报”。
28日晚上，“工机联”总部在鹅山体育场召开了“为毛主席夺军权大会”。大会由铁一中“联合战队”常委黄玉梅、龙炳宏主持。大会宣读了“关于揪斗葛冲、张志臣的严正声朋”。“声明”要“柳局军管会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向革命群众投降”。柳州机务段政委徐一代表干部作了题为“我们要造军管会走资派的反”的发言，提出“打倒军内走资派、把葛冲、张志臣揪出来示众！为毛主席夺军权！”的口号。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勒令到会受批斗，会后被“联合战队”的余敏惠等人揪到铁一中关押、批斗一个多月。
“7·28”夺军权大会后，30日，“联合战队”的“老联战报”印发了大会专刊，刊登了大会的开幕词和“工机联”总部“向柳局军管会葛冲、张志臣之流的宣战书”，“把葛冲、张志臣揪出来示众!”，“把葛冲、张志臣的权夺过来”等文章，提出要“向军管会内一小撮走资派猛烈开火，为毛主席向军内走资派夺权，把葛冲、张志臣从军管会赶出去，葛、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次大会造成了柳铁地区揪斗军管人员的严重后果。大会结束后，局军管会副主任张志臣被揪到铁一中关押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王反修、田松年对张进行过三次批斗，张遭到了打骂。8月2日，“联合战队”揪斗了公安处副处长张珍同志。8月7日，柳州机务段造反派夺了段军管的权，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临时行动委员会，行使指挥生产权。8月10日，机务段造反派砸抄了段军管小组，绑架了除刘亚友以外的汤金生、张宝安、张准路、翟青云、谭传荣等5名军管人员，关押在运转大楼内。晚上，又将分局军管会的张升豪、占喜信和6982部队的副市长王焕东揪出来关押。柳州机务段军管小组被砸时，热水瓶被砸烂，衣服、被子丢落一地，军管小组的电话被拆，军管人员的领章、帽徽被扯掉。12日，机务段的刘荣生又到车辆段将5、6个军管人员揪到机务段关押。军管人员被关押最长的有一个多月，一般都在十几天。在此期间，他们遭到皮带、凉鞋的抽打，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主要责任者是王反修、钱文俊、杨雨水、刘荣生，这些人在清查“5·16”时均被收审，具体处理意见见事件第六件。
赵周成、徐一、张启文、陶煦是事件的重要责任者，其中赵、徐在清查“5·16”时被收审。张启文在“处遗”时，定犯有错误，党内免予处分，免去局总工会宣传部长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陶煦在“处遗”时，定犯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质量管理办副主任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见局“清办”第4、13、30卷，张启文、陶煦案卷）。
1967年8月21日，住在柳铁文化宫据点的“工机联”群众抓了基建处的工人蒋顺生、徐廷瑶。23日上午8时左右，基建处“陈国平造反总团”的刘树源、魏诘、杨以顺三人到文化宫门口贴抗议的大字报。这时，文化宫冲出一伙人与刘等人辩论，又把刘抓进文化宫（8月24日放出来），余下的人即回单位报告。大约10时左右，“基建总团”的主要负责人黄运琪到柳铁“联指”总部（局机关东楼）要求打文化宫救人。当时在场的“总部”头头有张坚、范群、刘俊三等人，还有领导干部白生元、王进等人也在场。“基建总团”提出“总部”不打，他们自己打。还有人把匕首插在桌子上（据说是靳明元，但证实不了），威逼“总部”下命令打文化宫。根据这种情况，张坚、范群、刘俊三、王进、白生元等人作了简单的研究，决定派刘俊三去找局军管和市支左办、55军领导，想通过军队出面调解放人。
下午，还在闹着要打。刘俊三到市内联系调解无结果。这时，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张坚、刘俊三、范群、温甲友和领导干部王进（局政治部副主任）、杨世贵（局干部部长）、陈永康（柳州南站党委书记）、白生元（柳州分局党委书记）等人，在局西楼政治部王进的办公室再次碰头研究，当时有人提出要打，有人提出还是通过军队调解。最后同意采取先礼后兵的三点意见：①继续找军队联系出面调解。②发最后通牒，限时放人。③以上达不到，则作打的准备。会后按分工做准备，刘俊三继续找军队联系。张坚写通牒。温甲友、范群组织人员作打的准备。
23日晚上七、八点钟左右，由于找军队联系和广播最后通牒无结果，柳铁“联指”总部在局中楼二楼召开了柳铁地区各总团头头会议，具体布置打文化宫事宜。会议由范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张坚、刘俊三、温甲友、邓乔生、陈良祖、万健、黄运琪和领导干部王进、杨世贵、白生元、陈永康、刘景隆（直属武装部长）、曲德仁（桥隧大修队党总支书记）等，一共二、三十人。会上，范群宣布晚上攻打文化宫的决定。在讨论时，刘景隆发言讲了打文化宫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要朝天开枪，不能伤人，人放出来后，即撤退。最后，决定由柳州分局“总团”担任主攻，基建“总团”在豆腐厂一带狙击可能从柳铁一中出来的增援，机关“总团”负责“总部”一带（铁路局大院周围）的安全。会后，各自作武斗的准备。
24日凌晨二、三点钟左右，各队伍按分工就位。担任主攻的柳州分局“总团”，由曲德仁（营长）带领民兵营的五、六十人来到文化宫的西面，沈子文带领一部分人来到文化宫的东面，基建“总团”人员要豆腐厂至汽车队（现汽运公司）一带埋伏。担任现场指挥的范群、刘俊三等人，从局大院乘小汽车到中心医院门口（指挥部所在地），王殿贵背着步话机与“总部”联系，广播车上由广播员陈一春反复宣读最后通牒（下午已开始广播最后通牒了），谢文华也在广播车上。大约4点钟左右，担任狙击任务的基建“总团”的通讯员罗锡标、刘型忠二人到中心医院门口向刘俊三报告，人员已按指定到位。刘说，准备好了就打，随即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弹。这时，担任主攻指挥的曲德仁即指挥人员进攻。瞬间，枪声大作，文化宫内的电灯熄灭，西侧门被炸药包炸开。当曲指挥人打文化宫的高音喇叭时，被子弹打伤脚送医院包扎。武斗中，白生元在邓乔生的护随下，到武斗现场察看。由于解放军极力劝阻，制止武斗，范群、刘俊三先后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弹，武斗结束。基建队伍在撤退时，刘重阳一伙人从文化宫冲出来，朝工人郭新安开了一枪，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据刘申诉：他开了一枪，郭当时没有死，手上抱着一支枪，其他人要去夺郭死抱不放，后来，现在柳州车辆段的邓学深用长矛捅了一下，才把枪抢去，但经查，证实不了这一情节）。
这次武斗，是柳铁“联指”总部的主要头头经过周密策划而发生的，是柳铁地区第一次使用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事件，造成死、伤各一人的严重后果。
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张坚、范群、刘俊三、温甲友和曲德仁，其处理情况见大事件的第二件。曲德仁担任主攻指挥，“处遗”定为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工务处副处长职务，按正科级分配工作。另外，王进、杨世贵、白生元、陈永康、刘景隆等老干部，对事件也应负有责任（见张坚、刘俊三、曲德仁案卷）。
1968年4月16～18日，由柳州市“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主持，在柳州召开三市一局（南宁、柳州、桂林、柳铁）会议，白鉴平、李振岭（柳铁“工机联”总部头头）在会上提出：“形势一触即发，要准备大打”。5月7日，柳州市“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在柳铁林场开会，由从北京回来的柳州市代表覃文彩作所谓形势报告，煽动武斗情绪，提出要在铁路上想办法搞武器弹药。李振岭在会上表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吃铁路”。王反修也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5月中旬，白鉴平、廖伟然（市“造反大军”头头）再次同李振岭联系，白提出，“地方要和铁路打成一片，现在说互相不介入只是一句空话，铁路一中断，中央就要表态”。这样，在抢夺武器弹药方面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此期间，柳铁“钢联指”总部的下属组织曾发生6次抢枪事件。5月3日，由“总部”头头戴云庄等人组织一、二百人到东站519团部抢了枪。5月4、6、7日，柳州分局“总团”、运校“红四军”、大联委巡逻队等，先后在局党校、柳州分局机关、工程机械厂、鹅山战备山洞、铁五小等处，抢了驻军6985.519部队的枪支。
为了抢劫武器弹药，柳铁“工机联”总部四出派人侦察和了解军列情况。5月17日，9257次军列从衡阳进入冷水滩口（柳局范围）。16日，桂叔林（局办秘书派头头）在柳铁一中向李振岭报告，“冷水滩方向有军列来，抢不抢？”李告知再行侦察。于是，桂即派柳州车站驻冷冻厂的陈太宇、程荣、唐诘到538编组站侦察，钱文俊（“联合战队”主要头头）派袁桂生、汤忠纯到车辆段化装成列检人员实地侦察，张德明、邱文润、刘明亮、佐余光等人都参与了侦察活动。
5月18日下午，李振岭、王反修召集“文攻武卫指挥部”人员会议，到会的有：李选风、李旺生、周彪、李崇泰、邱文润、王明松、桂叔林、潘秀、张德明、钱文俊等人。会议根据张德明提供：“538编组站有代号车（爆炸品），抢不抢？”经讨论一致意见，抢。李振岭说：“只要有，就抢，哪有那么多怕的？我怕什么？最多还不是杀我的头”。王反修说：“有就干，坐牢我去”。邱文润拍着胸脯高叫：“干，没问题，机车我包了”。邱还提出将列车拉冷冻厂去卸的建议。王反修提出：把女同学组织起来，如果部队来包围，就由女学生出面挡住。后因情况不准，晚上又继续开会。白鉴平等人也来参加，李振岭征求白的意见，白说：“到什么时候了？有枪就抢，打成反革命我们当，干吧！”当即由车站的巢炳泉汇报代号车的停留位置，决定拉到冷冻厂卸车，李振岭作了具体分工。当晚按计划将九辆代号车拉入冷冻厂。结果将炸药误认为化肥，未有抢成。
19日继续开会研究。会上，白鉴平说：“你们好好侦察，军列肯定会有的，大胆去抢，是援越物资也要抢”。李振岭说：“要有决心非搞到一批枪支弹药不可，不搞到决不收兵”。20日上、下午继续开会。当晚，公安人员赵克义将在柳州站发现9257次军列情况告诉了邱文润，邱又派人去侦察核实。晚上开会时，根据杨建平介绍军列的停留情况，决定抢，并作了分工。由韦立仁、周祖发、陈日福开车，李达道调车，杨建平扳道。21日凌晨三点钟左右，按分工人员全部进入指定位置。四时左右，机车开到柳州站后，因夜间作业，仅将10道南头停留的五辆车拉入冷冻厂，打开车门发现是炮弹，有的说要抢，有的说不抢。此时，李旺生持枪威胁押车的解放军（据李讲，解放军告诉他，你们要抢的东西在后面。而解放军龚道满讲，有一人用枪威胁他，问他这趟列车还有什么东西，龚未答）。于是，李旺生即告诉王反修、李振岭，李、王决定再次派机车到车战拉车。五时左右，第二次到车站10道将9257次列车八辆援越子弹车拉入冷冻厂卸车，押运的解放军要求打收条，王反修以“李向阳”的名字打了收条。可在打收条时，查看过运单，发现是援越物资，但事后仍欺骗群众说是“进凤凰仓库”的。子弹卸下后，李振岭派人通知廖伟然，廖即派人武装接管了冷冻厂，有计划、有组织地将子弹分运市内各地。
抢劫事件发生的当天，广州军区即转军委办事组指示：“抢劫援越弹药是非常错误的，希望快点交回来，并指定由欧致富、霍成忠同志主持收缴工作。”同时，中央通过广州军区给柳州支左办下达：“武装包围收缴，通过强大的政治攻势，动员上交”的指示。
24日上午，局军管会副主任曹银忠将强行收缴的消息向王反修透露说：“你们抢的太多了，不交一点是不行的，部队也不会答应，到时候强行收缴，也是要交，那就被动了”。下午，李振岭、王反修在林场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振岭、王反修、李旺生、周彪、李选凤、李崇泰、钱文俊、王立和、邱文润、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潘秀等人。会议由李振岭主持，讨论中心问题是：“抢的援越子弹交不交？不交，强行收缴怎么办？”讨论中，李振岭、李选凤、李旺生三人不同意交。王反修说：“我也不同意交的，就是交也要有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上交；二是动员民兵出城”。桂叔林说：“我们不能说一颗子弹不能交，解放军问的时候，我们还是答应交，但可以提一些条件，他要办得到就交，办不到就不交。条件：一是全面制止武斗，两派一起交；二是动员农民出城；三是释放被打的人；四是承认“4·20”是革命行动，取消“4·21”责令（4月20日，市“造反大军”在车波口非法扣留参加柳江县“三代”会代表乘坐的两辆汽车和随车上缴国库的74000元现金，并打死一人。21日，柳州市警备司令部发出责令其交出人、财、物等），这样我们讲话就主动了”。最后，一致意见要提出条件，由王反修、李振岭、钱文俊负责谈判。王反修说：“提出的条件解放军不答应，还是要强行收缴怎么办？”李振岭说：“强行收缴不通过我们，就发动老百姓去把他们拦住，进都进不到我们的底盘，他收个屁呀！”钱文俊说：“这还用发动，到时候老百姓自己也会去”。邱文润说：“他们如果强行收缴，婆婆妈妈的都上去，和他们辩论，这个办法最好”。王反修又提出，“要是武装收缴怎么办？”李选凤、李旺生等人说：“解放军来武装收缴，我们连枪都将他们的抢了”。邱文润说：“现在有米没有鸡，带枪来正好”。王反修提出：“现在可以先做好准备，赶紧把子弹藏好，该分散的分散，该埋的埋”。李振岭最后说：“这个问题就这样，回头我和大军再商量一下，统一口径”。会后，王反修、桂叔林、王明松、张德明、钱文俊、邱文润等人分别对所属组织作了传达和布置。
24日夜、25日凌晨，6985部队奉令进入机务段、铁一中、冷冻厂、538一带，收缴部队的首长在机务段会见了王反修、肖贻堃、李选凤、杨雨水、桂叔林、邱文润、邓承刚等派头头，动员他们交出抢去的子弹。王反修、桂叔林竟说：“解放军受了蒙蔽，镇压造反派”。接着邱文润、王明松带了几个人冲进会场，大喊大叫，辱骂解放军。邱、王还撕开衣服，拍着胸膛叫嚷：“朝这里开枪吧”。王反修等人趁机溜出会场，谈判无结果。这时，行车公寓和林场附近，家属、小孩围着解放军辩论，绑架部队首长，使部队失去指挥。在林场附近，周彪吹着口哨大喊：“造反派战士冲呀！抢枪呀！”大约7·40时左右，任树德爬上火车头拉汽笛，刘抱德带头抢夺解放军武器。于是，全地区性的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的行动几乎同时开始，到上午10时左右，这场大规模的抢枪事件结束。
“5·21”事件，共抢去9257次军列八辆车的援越子弹（56式），计11888箱，1700余万发。“5·25”事件，抢夺了解放军的各种枪支728支，弹药约11余万发，打伤解放军120多人。同时，加剧了柳州市和柳铁地区的武斗升级，连续发生了市探矿厂、小鹅山、技术馆等地的大规模武斗，造成10多人死亡。冷枪伤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迫使万余名职工、家属撤到柳北，形成南北河割据，铁路运输中断两个多月的严重后果，严重地影响援外物资及三线建设物资的运输，使我国的国际威望受到极大的损害，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
主谋者：柳州市“造反大军”主要头头之一的白鉴平（柳州市北极冰室会计）、廖伟然（柳州市五金站干事）。
组织指挥者：柳铁“工机联”主要头头之一的王反修（柳铁分局宣传部干事）、李振岭（柳州机务段司炉）。
主要参与组织指挥者：柳铁“工机联”头头刘重阳（柳铁机务段电工）、钱文俊（铁一中学生）、桂叔林（柳铁局办秘书）、邱文润（柳州机务段扳道员）、潘秀（柳铁第二工程队管理员）、张德明（柳铁机修队汽车司机）、李旺生（柳铁第三工程队材料工）、周彪（柳州机车车辆工厂车工）、李选凤（柳铁林场助理技术员）、李崇泰（铁一中学生）。
1971年9月，根据广西区党委的指示，对“5·21”、“5·25”事件列为反革命事件进行立案清查，对以上主谋、组织指挥者的白鉴平、刘重阳等14人，除钱文俊、桂叔林、周彪、李崇泰四人外，其余10人均按现行反革命实行关押审查。其中，白鉴平、廖伟然、王反修、李振岭等人，1977年12月，经柳州市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15年。1983年5月，广西开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后，法院对事件的性质重新作了认定，不以反革命事件论处，撤销原判，免予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其他人员也重新按“处遗”核查有关政策给予定性处理（见局“清办”第15卷）。
小鹅山上有供应全柳铁地区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水塔，原来是解放军看守的。两派武斗紧张以后，小鹅山就被柳铁“钢联指”总部所属的第二工程队的群众组织占据，安装了广播设备，每天派人上山轮流值班看守。小鹅山是柳铁地区内除大鹅山以外的一个制高点，实际上起到了了望哨的作用。1968年5月21、25日发生抢劫援越子弹和解放军枪支事件后，柳州地区的武斗形势很紧张，两派都在抢占据点。23日，市“造反大军”占据了飞鹅粮店和探矿厂一带。24日晚，市“联指”和“钢联指”占据了铁五小、柳铁中心医院、411家属楼一带。25日，为了堵击“造反大军”到太阳村的退路，市“联指”和“钢联指”围攻了柳铁运输学校。“工机联”总部为了给运校“井联”解围，决定攻占小鹅山据点，一来可以牵制“联指”围攻运校的兵力，二来可以减少对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的威胁，打通与运校一带的通道。这样，一场大的武斗在策划中形成。
1968年5月26日上午，柳铁“工机联”总部由李振岭主持，在铁路林场召开第二、三武斗指挥所的负责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潘秀、王明松、周彪、李旺生、张德明、钱文俊等。会议内容是研究如何攻打小鹅山据点的问题。会上，潘秀介绍了小鹅山据点的人员、火力配备情况及攻打方案。下午，在柳州机务段行车公寓9号房召开第三指挥所辖区各单位武卫负责人及第二指挥所部分武卫负责人的会议。会议由“三所”负责人潘秀、张德明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机务段的王明松、邱文润、任树德、方醒民，一工队的李旺生，车辆厂的周彪、张思乐，电务工程队的吴云、刘光洁、刘顺祥，工务段的黄树生、李国清，机电厂的王鸿儒，材料总厂的楚树亭，局办室的桂叔林，铁一中的钱文俊，列车段的李念中、王惠明、二建段的肖国启，电务段的蒋勇，李振岭作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潘秀宣布：24日晚，“联指”武装围攻运校（实为25日凌晨），为了给运校的“井联”解围，分散“联指”兵力，“总部”决定攻打小鹅山这个制高点，一来可以牵制“联指”围攻运校的兵力，二来小鹅山这个制高点拿下来后，可以减少对机务段、车辆段、工务段等地区的威胁，打通这一片的活动范围，“二所”和“三所”可以连成一片。小鹅山早就是“工机联”的眼中钉，我们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过去我们武器弹药少，现在枪多、弹多，所以指挥部决定今天攻打，任务交给我们“三所”，由“二所”配合。经过一番研究，潘秀布置具体任务：由方醒民、邓承刚、王克明、李念中四人带领一部分人打佯攻，把火力吸引过来；由吴云为队长，肖联保为副队长带领一部分人担任主攻，从小鹅山后面摸上去；由楚树亭、任树德带领一部分人，机电厂、车辆厂配合，担任狙击，切断“联指”的增援。另由王明松在机务段带一个班进攻二队，其他单位则负责对本单位的“联指”增援队伍的狙击任务。具体实施是：进攻二队的由二队派人带路；佯攻队伍在机修所进行佯攻；主攻队伍由12人组成，分成四个小组，从小鹅山水库偷袭上山；打狙击的要封锁机电厂后面通往校方面的公路小桥，机电厂、车辆厂要封锁车辆厂的大车库，工务段负责阻止列检所方面的增援。最后，潘秀还讲：今晚这一仗是关键的一仗，要出其不意，在没有拿下小鹅山之前，在我们的区域内不准出也不准进，答不上口令就开枪，无论是什么人都一样。李振岭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现在我们有了武器，小鹅山据点对我们威胁很大，是指挥所的眼中钉，要拔掉它，不管他们怎么打，我们只准打胜，不准打败。会议最后确定由潘秀、张德明、李旺生、周彪四人组成前线指挥部，潘秀为总指挥，其他人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铁四小（现厂小），进攻时间为27日凌晨2点钟（后因情况有变，提前于26日晚12点）。
26日晚上，按分工队伍进入指定地点，零点左右，担任主攻的队长吴云，副队长肖联保二人，带领张思禄、许训词、易木林、蒋勇、田连生、尹则栋、覃承庆、赵义贤、张世乐等人，全副武装，由刘顺祥带队（只带到半山就跑了），从小鹅山背后上去。当晚在山上值班的有廖明亮、夏顺庭、陈安柏、陈鹏、王正元、邓正文、许殿忠、杨昌樟、杨信鸿、熊志安、张金汉、黄永年等12人，有一挺老式的机枪（仅有一梭子弹），一支步枪和10多个土制的手榴弹。零点左右，许训词、尹则栋、覃承庆等人先摸到山上，尹则栋首先向山上的碉堡打了一梭子弹，碉堡内还击，打中了尹，尹当场死亡，拿信号枪的覃承庆的头部也中弹受重伤跌下山。为了与机修所取得联系，其余的人点了一堆火。此时，山上和二队内枪声大作，半个钟头后，武斗结束，“工机联”占据了小鹅山。
这次事件是“工机联”总部头头。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性的武斗。武斗造成了守方的夏训亭、许殿忠、杨信鸿、黄永年、廖明亮、邹祖贵、吴祥林（邹、吴二人在二队院内被打死的）七人和攻方的尹则栋死亡，覃承庆重伤的严重后果。
潘秀，是第三指挥所的负责人，前线总指挥，应负主要责任。因此，1968年8月6日被关押审查，1975年5月29日，经局党委讨论决定：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路籍，交群众监督改造。1979年5月，摘除现行反革命帽子，恢复党籍、路籍，分配当工人。1986年核查“处遗”中复查，定为犯严重错误，鉴于潘是1938年10月参加革命，1943年入党的老干部，免予处分。
许训词，在事件中，开枪打死许殿忠、黄永年、廖明亮，加上许在1968年7月12日策动别人毒打车辆厂工人倪金田致死，故在1969年9月23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总部其他头头，如李振岭、李旺生等人，在与其他事件中一并作了处理。
小鹅山事件，是柳铁地区武斗死人最多的一次事件。事件发生后，柳铁“钢联指”报用了整版篇幅刊登了死者的照片，宣传死者曾被“挖心剖腹”。对这个问题，在“处遗”核查工作中，作了专题调查。经查，尸体是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二工队的朱炳炎、李忠怡、王学文等职工自发组织准备上山收尸，由于车站屋顶打机枪，看情况不妙，各自散回家。后来，军管收的尸，查不到收尸者，也查不到拍照者，因此，“挖心剖腹”的疑点，得不到证实和否定（见局“清办”第15、111卷，局核查办第2卷）。
1968年5月21、25日，柳铁“工机联”和市“造反大军”抢了援越子弹和解放军枪支后，柳州地区的武斗形势很紧张，两派都在抢占据点。23日，市“造反大军”占据了飞鹅粮店和探矿厂一带。25日，市“联指”和“钢联指”为了堵击“造反大军”到太阳村的退路，围攻了柳铁运校，造成死亡三人，还占据了铁五小、柳铁中心医院、411家属楼一带。“工机联”为了给运校的“井联”解围，26日晚，攻打了“钢联指”据点小鹅山，造成死亡8人，27日又攻打二级站，6月1日又攻打了铁路技术馆。“工机联”自抢了枪支弹药后，枪多弹多，白天黑夜，冷枪不断，时有伤人事件发生。5月23日，在医院长大楼向365医院开枪，打死解放军1人，打伤1人。同日，在通往技术馆的桥上，打死到医院上班的女工1人。28日，为了揪出小鹅山事件的所谓罪魁祸首，“钢联指”群众先后抓了王椿湘、林荷达、高潮等领导干部。这时，两派矛盾相当尖锐，人心慌慌，有的家属开始向柳北撤离。
鉴于上述形势，两派“总部”都在密谋对策。30、01日，市“造反大军”头头廖伟然在探矿厂二楼召开有“工机联”头头李振岭、刘世清、李崇泰、袁桂生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攻打铁路技术馆（“东方红公社”所在地）问题，6月1日，攻占了技术馆。“钢联指”总部在27日上午，由张坚主持，召开了队长会议，市“联指”头头张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由于对柳铁地区形势看法不一，内部闹了起来。28日，由张坚主持，范群、刘俊三、温甲友等头头参加的会议上，鉴于柳南的武斗形势，“总部”决定动员本派群众撤过柳北。31日，“总部”的头头开始搬家，下午，由头头傅佛霖等人分头到各家属区动员搬家和转移资料，到6月1日下午，“钢联指”所属的职工、家属万余人撤到柳北，形成南北河对峙的紧张局面，铁路运输至8月1日止，中断两个月之久。
“钢联指”群众撤到柳北后，为防止对方偷袭，双方都在柳江铁桥南北头设置障碍。“工机联”在桥南头钢轨上装设了脱轨器。“钢联指”在桥北头停放几辆货车，并拆了一根钢轨，桥隧大修队在线路上埋设了四个土炸弹，派专人看守。
柳州两派武斗中断铁路运输以后，使苏联过境到越南的45号军列不能通过，在政治上和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为此，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广西区革筹小组、广州军区、柳铁军管会及柳州“造反大军”、“联指”发出了关于柳州问题的特急电报（简称“6·13”特急电），要求“铁路两派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外单位人员必须立即撤出铁路系统各单位，不得介入铁路系统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周总理办公室也亲自过问柳铁运输问题。6月16日，广西区革筹小组的安平生、欧致富、徐其海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柳州市、铁路的两派代表，对贯彻中央“6·13”特急电，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提出了要求。经多方做工作，在此期间的七列45号军列才得以通过，但在国际上已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柳州的形势逐渐好转。从8月1日始，职工、家属陆续从柳北返回柳南。此后，运输生产逐渐恢复正常。
铁路运输中断两个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职工、家属撤离时，由于仓促，所带用品有限，造成生活上的困难。由于柳南武斗混乱，有千多户被抄，使公私财物蒙受巨大损失。
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是“工机联”和市“造反大军”的头头李振岭、王反修、白鉴平、廖伟然。柳铁“钢联指”总部的头头张坚、范群、刘俊三、温甲友等人，负有重要责任，以上人员的处理情况见事件的第二、六件（见局“清办”第15卷、张坚等人案卷）
1968年6月16日晚，“桂铁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蒋继刚（桂林机务段副司机）带领武斗小分队，从桂林地区林业局去增援桂林二级站被围困的武斗人员，途径桂林群众路口时，被冷枪打死。次日，蒋的尸体被送到灵川县医院停放。18日，“桂铁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王国珍等人，为了给蒋“报仇”、“垫底”，将熊兆祥等六名铁路职工拉到蒋的棺材前枪杀。
1968年6月6日，熊兆祥（桂北站调度员）、向必成（桂北站练习技术办事员）、谢光华（桂机段煤台工）、彭俗逊（二塘采石场工人）、林育平（柳铁工人报社校对）5人，为了脱离武斗地区，在桂北站乘坐606次旅客列车回湖南、广东老家。列车行至灵川站时，被灵川县人武部和灵川、兴安、全州县的民兵，以及“桂铁东方红”群众组织的一部分人扣留列车，上车抓走了包括熊兆祥等5人在内的30多名旅客。扣留列车抓人时，“桂铁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王国珍在场（女，桂林铁小代课教员）。桂北站制动员张德荣，为了躲避武斗，从桂林步行至灵川县定江公社时，被当地民兵抓送县“联指”保卫科关押。
18日上午，“桂铁东方红”和桂林机务段“虎山行”战斗队的王广安、伊昇、魏国翰、李中平、刘汉华、张克强、胡文义、苏效义（以上均系职工）、孙桂生、蒋桂成、魏闯、曾祁阳、朱志强、强富德（以上均系学生）等人，先后来到灵川。当时已在灵川的王国珍就带他们到县医院看蒋的尸体。一到，王就痛哭流涕地对在场的人叙述蒋死的经过，并说“老蒋死得好惨”，激起了在场人的仇恨情绪。王广安就到停尸棚外鸣枪，当即有人说要为蒋报仇，要严惩“4·22”的人，要抓几个人为蒋垫底。有人问灵川有关的人有他们的人没有？等等。尔后，王国珍就带领他们到灵川县“联指”总部去提被关押的熊兆祥等六人。
王国珍等一伙人到灵川县“联指”总部保卫科后，王从魏闯的64开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亲笔写上了熊兆祥、向必成、张德荣、谢光华、彭谷逊、林育平六人的名字，交给保卫科的秦谦灵，要秦把人交给他们，秦不同意，说提人要有证明才行。王又到指挥部值班室办手续，还在提人在条子上写上“桂铁东方红”总部王国珍。办完手续后，王国珍等人返回保卫科提人，秦谦灵、梁茂宏就按字条上的人名将熊兆祥等六人分别从农业局和土产仓库提出交给了王国珍等人。
熊兆祥等人被提出来后，王国珍用王秀纯的匕首柄将张德荣的头敲破流血，蒋桂成也用武装皮带抽打张德荣。这时，蒋继刚的棺材已被抬到县医院后面北去的公路下坡处的中间（现甘棠公社食品组附近），熊等人被拉到棺材前，王国珍威逼他们跪下，一个一个地看蒋的尸体。王国珍、伊昇等人对围观的人煽动性地说：熊等人如何坏，我们的人就是他们打死的。再次激起在场人的气愤。这时，蒋桂成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欧兆福用一枚手榴弹一个一个地敲熊等人的头。曾祁阳第一个向熊等六人开了枪，紧接着王国珍、王广安、伊昇、魏国翰、刘汉华、胡文义、李中平、张克强、孙桂生、强富德、朱志强、王秀纯、魏闯、徐家财等人，都向这六人开了枪，大约打了二、三百发子弹，熊兆祥等6人当场死亡。
王国珍，是事件的首要责任者，1984年已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王广安，桂机段司炉，1970年8月自动离职除名，1974年因犯盗窃、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文革”中，是桂铁民兵营副营长，桂北民兵师副师长，在事件中，首先鸣枪激起在场人的派性仇恨，直接参予/与提人、枪杀，负有主要责任，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伊昇，积极参与提人和枪杀，负有主要责任，受开除路籍留路查看一年处分。
曾祁阳，系桂北铁小学生，1973年10月，因行凶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事件中，第一个开枪打熊等六人，负有主要责任，现因曾没有正式工作，不予处分，材料归档。
魏国翰、刘汉华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李中平、胡文义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欧兆福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其他魏闯、王秀纯、蒋桂成（当时均为初中学生）、强富德、孙桂生、朱志强（当时均为小学生），认罪态度好，不予处分（见局“处遗”组对该事件的调查报告）。
1968年6月，灵川县“联指”群众组织的部分民兵到桂北地区参加武斗，灵川县公路段的黄绍鸿，九屋公社的石安保在武斗中被打死，埋在桂林铁路工务段后面的小山坡上。10月初的一天上午，灵川县公路段的干部左玉玺等人到桂铁地区党委找军代表，要求寻找黄绍鸿的尸体下落，在得知埋葬地点后，死者亲属即前来起尸骨。
1968年10月7日上午，左玉玺和死者的亲属石立身、阳文生，以及黄梅大队队长徐天生等人，坐汽车来到桂铁工务段，准备起黄、石的尸骨。工务段革委会委员潘广老、唐景麟和地区工纠队队员席成新接待。经他们三人研究，把桂铁地区党委书记钱星林，工务段段长任焕来等所谓“走资派”以及对立派的部分职工、家属、学生、小孩共五、六十人，押到工务段后面小山坡上，强迫他们跪下向死者“赔罪”。死者石安保的哥哥阳文生用小刀把屈建成的一只耳朵割去了一半。桂北列检所工人张明太用检车锤打断了钱星林的肋骨，钱当场昏倒在地。唐景麟等人要钱星林、任焕来、宁喻、刘汉勇等人用手扒开坟土取尸骨，有的手都扒出了血。尸骨扒出来后，由于埋的时间不长，尸骨还沾有腐烂的肌肉，臭不可闻。唐景麟等人便强令杜永元、刘志光、钱星林、任焕来、陈梦初等人脱下衬衣擦尸骨。他们正在擦时，唐又喊叫跪在地上的人用舌头舔尸骨，强令每人舔三下，谁不舔就打谁，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跪着的五、六十人，从钱星林开始，每人都被迫舔了三下尸骨。这是一起古今中外，骇人听闻的罕见事件。
尸骨擦检干净后，放进木箱装上汽车，时值中午，烈日当头，唐景麟等人又强令钱星林、刘汉勇等一部分人跪在特别铺上石碴的汽车旁“守灵”，直至唐一伙人从地区食堂吃完饭回来上了汽车走后，才让他们回家，在烈日下跪了数小时。
唐景麟，是事件的主要责任者，经柳州分局纪委1984年10月20日（84）046号文件决定：清除出党。
潘广老，是事件的重要责任者，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席成新，是事件的重要责任者，因涉及他案，已被开除党籍。
韩盛桂，身为工务段革委会主任，当时在场，不加制止，使事态恶性发展，负有一定的有责任，犯有错误，认识较好，免予处分。
董殿英，身为工务段革委会副主任，当时也在场，不加制止，也有责任，因涉及他案，定犯严重错误，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见局“处遗”组对该事件的调查报告）。
1973年10月，担任柳局军管的广西独立一师师长张文芳（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师副政委庞建勋（局党委副书记）等全部军管人员撤回部队。局党委常委在南宁召开了整风会议（10月26日至12月13日，统称53天会议，实际开49天）。参加会议的有：局党委常委孙连捷、杨志宏、沈博、王进（只参加扩大会）、姜成福、刘运海、农琼、柳州分局党委副书记杨世贵，南宁分局党委副书记杨飞，工程总队党委副书记李春兴，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张峰，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卢俊贵，局公安处党委书记张珍，局办室主任韩杼滨，局宣传处代副处长范群（“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直属机关临时党委副书记陈良祖（“钢联指”总部头头），局“五·七”学校党委副书记李华山，局计划处处长陈西民，局人事处处长曹新周，局物资处副处长傅长和，局“清查办”负责人张坚（“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局工会副主任温甲友（“钢联指”总部主要头头之一），南宁分局工会副主任曾永敢（南宁“红色铁路”主要头头），都匀分局工会副主任张明德（都匀“联指”主要头头之一），局组织处副处长赵景润，局运输处副处长刘永生，局财务处业务科科长李仕道，共27人。
整风会议分两段进行：第一段，10月26日至11月15日，开常委会；第二段，11月16日至12月13日，开常委扩大会。
第一段，10月26日至11月15日，开常委会。26日下午，常委会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志，局党委书记安平生同志，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长赵茂勋同志，交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黎光同志（当时铁路、交通合并）以及核心小组成员、干部组组长李新同志到会，并讲了话，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如何开好会议作了指示。韦国清同志说：“你们这次常委会和扩大会，是区党委征得交通部的同意召开的。会议解决哪些问题？当然，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就我知道你们局领导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一致，思想上有哪些问题，怎么解决，需要摆事实，讲道理，交心通气”。“我知道孙连捷和杨志宏同志意见不少，有意见可以摆出来”。
10月30日，会议进入了交心通气阶段。孙连捷同志发言中，对团结搞不好的由来和发展，列举了七个方面：①关于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意见不一致；②关于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有分歧；③关于正确对待“三支两军”的工作问题；④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上有分歧；⑤关于党的民主作风问题；⑥关于集体领导问题；⑦党委内部的分歧怎么暴露在群众之中的问题。孙认为张文芳、庞建勋“一来就搬石头，整了曾永敢、万健、温甲友等人，还提出要解放张炎，是在搞派性”。认为张文芳同志在背后整他，这几年他是“孤立、受压、有难言之苦”，许多事情“杨志宏同志和姜成福同志与军管意见一致，是紧跟照办的”，杨志宏同志在军队与地方干部中，没有起到“调解、促进、桥梁作用”。在干部工作上，认为对“犯有错误”的杨绪亮、邓文、王德芳、陶煦、张启文等干部给予了重用。而对“文革”有“贡献”的张坚、曾永敢、温甲友、邓乔生、曹泽中、张明德等人，没有给予重用，是“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班子“不团结或团结不好，不是个人恩怨和无足轻重的小是小非问题，也不只是我与杨志宏同志个人的隔阂问题，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根本还是路线问题”。他还引用了空军党委报告中的一段话：“为什么有些人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孙引用这段话，引起了杨志宏、沈博、姜成福等人的强烈反感。孙连捷同志的发言中，阐述了同杨志宏同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分歧：①对待“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处理；②对待“三支两军”某些领导的某些缺点错误看法有分歧；③对待“文革”中一些有“贡献”的同志的看法和使用问题有分歧；④对待班子的团结问题有分歧。
杨志宏、姜成福两同志的发言，对孙连捷同志的发言提出了不同看法，主要是：①对许多事情“杨志宏同志与姜成福同志是一致的”，对军管是“紧跟照办的”问题，杨志宏同志认为是“跟路线跑，不是跟哪个人跑”。姜成福同志认为是“我们是紧跟党跑，绝不是跟你孙连捷跑”。②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问题，杨志宏同志问孙连捷同志“是谁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又是谁出卖原则，出卖灵魂？”姜成福同志说：“我认为你企图用这些站不住脚的东西在党委内部制造认识混乱，你对下级压得太甚，我不服气，不管你用硬的压，用软的拉，我都没有‘出卖原则，出卖灵魂’”。③对“文革”的“闯将”有“贡献”的人使用和安排问题，杨志宏同志认为，对范群、刘俊三、曾永敢、温甲友等人是重用了，所说“不重用”只“是张坚一人，张坚的问题从未提到过党委讨论过，不能因为张没有提拔使用，就是对群众组织头头有看法有问题”。姜成福同志对孙讲的使用干部“搞平衡，照顾两派”，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应“看到基本倾向，否则我们不会谈到一块，也团结不到一起，我也永远和你作斗争，我绝不会像你引用空军报告的那两句话，‘私心重，骨头软’的人”。
其他常委，如沈博、刘运海、农琼同志，在会上就班子存在不团结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承担了个人应负的责任。沈博同志认为：孙连捷同志发言说常委之间的分歧“是路线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没有摆出具体事实”。对引用空军党委的一段话，认为“这个比方是欠妥的，是很不慎重的”，“是有准备的，不是信口托出，也不是偶而失言的”，这样“会容易激化矛盾把水搅混，是不利于团结的”。
从常委整风所揭露出来的问题看，归纳起来主要是四大问题：①领导班子不团结问题，主要是孙连捷同志与杨志宏、姜成福同志之间；②对军队干部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孙连捷同志与张文芳、庞建勋同志之间；③对干部的使用问题，主要是对“文革”中有“贡献”的“闯将”，如张坚、温甲友、万健、曾永敢、张明德、邓乔生等人，和对“三办”、“清办”的干部定位问题，对所谓犯有错误的张炎、张子扬、杨绪亮、冯兆信、邓文、王德芳等人的解放、使用问题；④集体领导和群众路线问题，如工人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都匀分局搬家、盖常委12户，等等。这些问题，军管在时已有所暴露，但没有及时解决，使矛盾加深。10月，军管人员一走，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新的局领导班子未公布之前，召开了这个整风会，是很有必要的。
11月6日晚，韦国清、刘重桂、安平生、赵茂勋、黎光、李新等领导同志，听取了会议前阶段的情况汇报，对如何进一步开好会议作了指示。
常委整风会于11月15日结束，共进行18天。通过揭露矛盾，交心通气，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了团结，为召开扩大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二段，11月16日至12月13日，召开常委扩大会。16日下午，孙连捷同志代表常委会汇报了前段常委整风情况，对扩大会议的开法，提出了意见和要求。会上，孙连捷、杨志宏两同志作个人的检查。会议还传达了区党委、交通部领导同志的指示。黎光、赵茂勋同志到会讲了话。
从18日开始，与会同志向常委提意见。意见集中在班子团结、干部使用、思想和工作作风三个方面。对班子团结方面，认为军管张文芳、宠/庞建勋两人要搞掉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是支持张、庞二人的，张峰同志发言说：“张文芳到柳局后就想把孙连捷整下去，张曾对我说过：“/‘老张呀，你是局里的老人，你知不知道孙连捷作风恶劣，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我认为这是班子不团结的根本原因”。孙坚、范群同志认为：张文芳、庞建勋等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破坏孙连捷的威信，把矛盾公开化，公开动员群众整孙连捷，保护张炎。
对使用干部方面，认为该提拔重用的，没有提拔重用；不该使用的，使用了。这是否定柳铁的“文化大革命”。如张峰同志说：“‘三办’、‘清办’的同志都是‘文革’的闯将，为什么这些同志都要放到现场干一般工作，而对清查对象如张炎就那样关心？这是什么感情？这是对‘文革’的态度，对柳铁广大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这些同志在柳铁有很大的影响，你们否定了这些人，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韩杼滨同志说：“对‘清办’人员的定位问题，不仅是对几个人的问题，而是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在干部问题上发展的顶点。是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清办’人员基本上都是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其中有的还是主要的，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怎样对待，是关系到按什么路线，什么政策对待柳铁‘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否定他们，不就是否定柳铁‘文化大革命’历史吗？”张坚同志说：“‘清办’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都是好的，庞建勋的一句话，‘这些人原则上不能留在机关’，下令把绝大部份人员调离机关。如邓乔生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作很好，为什么不能留在局干部部门呢？”范群同志说：“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整张坚，杨志宏、姜成福同志是清楚的……张在柳州地区比较有影响，为什么不能用？”张坚同志说：“范群头上戴了个代副处长，也是我们的光荣。范也是受排斥歧视的。范原是公安处代副处长，有的人不放心，把他调到宣传处，据说是庞建勋传达交通部的指示，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公安处长调走的，这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是中央规定的？当庞传达时，你们常委有什么想法？这是不是变相排斥。群众组织的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几年来，你们对我们冷若冰霜，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怕说不清，怕大会点名，怕说我们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只好向区党委汇报。……我感到张、庞就是想颠倒柳铁‘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曾永敢、张坚、李华山等人，对使用冯兆信、张志恒、王德芳、邓文、段峰、陶煦、张启文等干部，认为他们在“文革”犯有严重错误，不应重用。
对思想、作风方面，主要是领导班子有的同志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主观武断，强迫命令等，提出了批评意见。特别是对张文芳、庞建勋两人的作风不民主，个人说了算，如搞工厂大搬家、宿舍大调整、大办食堂等。对孙连捷、杨志宏两人因个人之间不团结，闹意气，影响工作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扩大会议期间，韦国清同志在明园小会议单独接见张坚、范群、温甲友、曾永敢、陈良祖、张明德等六名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在接见时，韦国清同志说：“怎么搞的，老孙（指孙连捷同志）在常委会上很多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楚了，你们和老孙有没有联系？”（众答：没有）接见的大部分时间是张坚等人向韦国清同志诉说对军管干部，特别是对张文芳、庞建勋的意见。陪同接见的有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同志。
12月1日，孙连捷、杨志宏、姜成福三同志，根据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补充检查。
11日上午，韦国清、安平生、赵茂勋、黎光等领导同志，接见了扩大会的全体同志，并讲了话。
13日，会议结束，孙连捷同志作了总结，韦国清同志到会讲了话。
黎光、赵茂勋同志和区党委办公厅的董坤、黄念先、王肖琴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
在扩大会议即要结束时，宣布了柳州铁路局党委、革委会新的领导班子，孙连捷同志担任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其他领导成员除了原有的以外，新增了杨世贵同志为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温甲友（派头头）同志为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这次会议，已经被历史证明，从思想上、组织上错误的肯定了“文革”中的“一派正确”、“造反有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它是派性的产物。会议期间，把某些是正确的说是错误的，加以批评否定；把某些是错误的说是正确的，加以支持肯定，颠倒了是非界限。主要反映以下三点：第一，会议中少数人研究确定吸取了一派主要头头参加了会议，他们会内会外结合，进行派性活动。他们一方面在会上大摆本派在“文革”中所谓功劳和贡献，另一方面对干部使用上，说什么“打击‘文革’的积极分子，可以说上上下下都采取了措施”；“由对个别人排斥发展到整批的排斥”；“群众头头不能当这个，不能当那个，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犯罪了，到底这是什么路线”；“我们有很多心里话要说，也不敢找你们，……只好向区党委汇报，……如果不是在广西，不是在区党委顶得硬，柳铁‘文革’历史就会颠倒”。相反的是，对恢复老干部工作和“解放”张炎同志，则加以指责批评。第二，会议期间，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志单独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一派主要头头，并说：“怎么搞的，老孙（指孙连捷同志）在常委会上很多问题说不清，老是输，你们来了（指扩大会）情况就变了，问题都搞清了，你们和老孙有没有联系”。这是支持造反派继续闹派性的根子。第三，这次会议使一派正确，造反派主要头头得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从组织上合法化。“把选拔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中锻炼和考验的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写入了会议纪要。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原则，到1976年底，全局提拔副处以上干部31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15名，占48.1％；科级干部187名，其中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54名，占28.9％。如柳铁“钢联指”总部的主要头头温甲友（“文革”前是工人，提为局党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张坚（原科长、局革委会委员，提为运输处处长）。刘俊三（原股级干部，局革委会常委、办事组副组长，局党委候补委员，提为工业处副处长）、范群（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局党委委员，提为柳州分局党委书记）、万健（原股级干部，提为柳州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政治部主任）、邓乔生（原一般干部，提为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施训志（原科级干部，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曾永敢（原股级干部，提为南宁分局党委常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张明德（原工人、提为都匀分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为了怕别人说“一派掌权”，相应的提拔了另一派的主要头头陶煦（原副科干部，提为物资处副处长）、张启文（原科级干部，局革委会委员，提为局体委办主任）。总之，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我局干部群众思想中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给党的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
1983年5月，根据中央和广西区党委有关文件的精神，我局开展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对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了核查，按照政策规定，给予了应得的处理。
（见局档案馆常委扩大会议记录、简报，1983年局党委“处遗”工作会议文件之一）
来源：原载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1987年10月。
来源：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