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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日期:1987-2-0 作者:中共三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三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前言

我们编写“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成果,借以教育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永远记住这一惨重的历史教训,不使其重演,并可以起到资政、教育、存史的作用。

编写《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叙。

在编写《大事记》的方法上,主要以“文化大革命”在本县发生事情的时间顺序排列,选择其中比较重大而有影响的事加以记载。同时,尽量反映出各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加以必要的评述。力求概括当时“文化大革命”在三江发生的全貌。

资料来源:主要根据县档案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档案的材料和“文革”时期保留下来的部份传单,小报等资料,经认真细致地核对、查实记录的。

说明:三江是在1964年至1966年开展“四清”运动(即清组织、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当时到三江参加“四清”运动的工作队有: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数百人,中央刚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即“5·16”通知)。在三江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中央民族学院部份师生就起来“造反”,要求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从三江“四清”分团闹到柳州地区“四清”总团直至广西区党委。所以,三江开展“文化大革命”在广西来讲是较早的,是与“四清”运动交叉进行的。

由于水平关系,又因时隔长久,资料不全,难免缺错,敬希指正。

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小组1987年2月

1966年

6月3-4日 三江县“四清”县团在县委第二会议室召开全县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6月8日 县直“四清”分团书记贾清波在县直机关传达柳州地区“四清”总团和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三江开始了。

6月9日上午,“四清”县团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古宜镇居民约5000多人在县礼堂广场“声讨邓拓反党黑帮大会”并举行游行。会上县团党委书记莫矜(区统战部副部长)讲话,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写大、小字报和开各种座谈会。声讨和批判邓拓。

下午,县政协副主席荣辉贴出一张声讨邓拓的大字报。内有“我们身在三江,眼望北京,因为北京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在的地方。我们要坚决打倒他们”。这段话被认为是公开叫嚷要打倒党中央和毛主席。县直“四清”分团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职工和街道居民2000多人到县政协批判、声讨荣辉。

6月14日 “四清”县团书记莫矜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主要讲3点:

1、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思想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展的;

2、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伟大意义;

3、三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班的步骤,强调既要配合全国、全区揭露邓拓黑帮,同时也要揭露三江的小邓拓。

最后,宣布成立“三江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黄启斌(宣传部部长)、副组长凌绍光(税务局副局长)、组员罗家阔(教育科长)雷电隆(监委干事)等人。

6月15日上午 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收听区广播电台广播“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6月16日 县直分团党委召开会议,提出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3点意见:

1、把声讨邓拓、陆地,结合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

2、结合批本单位“小邓拓”,发动群众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3、用回忆对比的方法声讨邓拓、陆地、荣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6月18日 县直机关的文化教育战线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大洲中学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县直“四清”分团政治部主任谢鸿仪作动员报告。

6月26 中央民族学院学生韩玉田等7人,向林溪公社“四清”分团党委要求允许他们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被林溪分团党委书记官忠恕等认为他们是“怕苦”、“不安心工作”、“闹事”、“反党”行为,并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6月30日晚,在三江参加“四清”的中央民院师生200多人,到县团小会议室向莫矜提出质问:为什么不准他们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四清”县团领导认为:这是“闹事”、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行为。当晚则不安排中央民院师生的食宿。

7月1日 在县委球场,中央民院师生约200人揪斗中央民院组织部长沈景贤,并画黑脸。这是三江揪斗领导干部、画黑脸的开始。

下午 以黄保强为首组织编写对文化科长杨通山主编的《三江民歌选》大批判专栏。

7月2日 三江“四清”县团党委研究并布置各分团对参加“闹事”的中央民院师生进行批判,还布置委员李炕(区人委办公室副主任)到县邮电局截留和拆阅中央民院师生的信件、偷听电话等。以封锁外地的“文革”消息。

7月3日 文教战线开始对杨通山进行重点批判。被陪斗的有文化馆干部郑光松、吴居敬等。这就是批三江的小邓拓,三江的《三家村》。

7月17日 李清和等数名中央民院师生从北京来三江,宣传北京等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进行煽风点火。

7月19日 中央民院师生写大字报上街张贴,揭发“县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

8月1~12日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公布毛主席支持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斗走资派,批权威,开展“四大”,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

8月19日 柳州“四清”总团委员、地委副书记陈咏到三江,向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民院师生讲话,强调三江属“四清”运动地区,情况特殊等,并宣布:(1)县团不是黑帮,总团没有黑线。中央民院李清和等不要到中央民院师生以外去宣传文化大革命;(2)大字报不许上街;(3)中央民院师生不要到机关和农村进行串连。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央民院师生负责。

8月25日 中央民院师生并串连部份县中、县师范、县直机关、学生、干部共数百人到三江“四清”县团举行静坐,开展绝食斗争,要“县团”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并通电北京等地,得到中央民院等大专院校来电声援。此一事件轰动柳州、南宁、中南地区。即所谓“三江事件”。三江县中、县师范参加静坐的学生以8月25日为名,组成“八·二五”红卫兵。

8月29日 中央民院师生冲击三江“四清”县团,要求公布中央“五·一六”通知,并抢走文件。“四清”县团即将此事定为“抢劫国家机密文件的反革命事件”,并将中央民院师生和参与此事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县中、师范学生600多名列入黑名单。

8月30日 区党委常委、区人委副主席傅雨田到达三江。在广西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三江县直分团组织起以韦德柱(古宜镇小学教师)为主任,彭刚(计委干事)为副主任的“县直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并在县直机关将“一、二类”干部职工组织成立“赤卫队”。“赤卫队”的任务有3条:

1、学习和掌握运用“十六条”;

2、保卫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

3、保卫机关的安全,维护机关的秩序。

并以县直“文革”和“文革”接待站的名义,组织铅印《论“三江事件”》等18种攻击中央民院师生的宣传材料317,037份,分发广西各地。印刷费花去8585元。

8月31~9月2日 林溪公社“四清”分团召开党代会、人代会、贫下中农代表会和妇女代表会,会上分团党委书记官忠恕、副书记何汉昌单独向各大队党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讲中央民院师生“抢劫机密文件”准备逃跑。并布置各大队派民兵站岗放哨,遇到中央民院的人或讲北方话的人,都要抓来公社盘查。

晚上,以彭刚为首的6名“县直文革”委员要求区党委常委傅雨田转告中央民院师生:“今后要批判斗争任何人,务须经过‘文革’批准同意”。

9月2日晚 “县直文革”组织2000多干部职工、家属到中央民院住地~原党校(现招待所处)围攻中央民院师生。

9月3日清晨 “县直文革”副主任彭刚等人到县汽车站拦车,将中央民院韦崇武等数名师生带回县团,理由是怀疑他们“带走机密文件”。

9月4日上午 林溪公社平岩大队贫协主席杨戍生和民兵班长杨信林在马安屯龙善桥上站岗,拦住打算步行往湖南搭车上京告状的中央民院学生马耀宗、杨大成,将他们带到程阳,被群众围攻。后不准离开三江。

9月5日 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到三江解决“三江事件”。

9月初至9月末 三江县全体教师集中大洲开展“四大”,一批教师被批斗、挂牌游街。

中央民院师生转移至柳州,三江组织庞大的辩论团赴柳州围攻中央民院师生,讲他们在三江为四类分子和“四清”下台干部翻案。

11月×日 广西区党委发表对“三江事件”的初步检讨和处理意见,韦国清同志也作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

1967年

1月12日 以宋日初等为首的三江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中央民院《打落水狗》战斗团、广西民院《风雷》战斗分队、三江《八·二五》红卫兵、桂林《抓鬼》战斗团8个造反组织在县电影院(即大礼堂)召开“热烈欢呼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的贺电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告全县人民书》。会后举行游行。这是响应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誓师大会。

1月13日 由广西民院《风雷》战斗队三江分队“三江事件”《追穷寇》战斗队主编的油印《三江战报》创刊。

1月17日 三江县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柳州地委书记王杞桓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宣布:

1、党内走资派、原县委书记李春旺停职反省;

2、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曾广铭停职反省;

3、坏分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原“四清”县团办公室副主任黄保强开除党籍;

4、强奸幼女犯龙添培、强奸妇女犯梁治安交公安局拘留审查(梁属错案,已平反)。以上5人被挂牌戴高帽示众。

1月27日 在上海“一月风暴”和柳州地委“1·25”夺权的影响下,三江以宋曰初(商业局干部)、韦祖明(气象站干部)、杨汉中(邮电局技术员)等人为首,纠集县直机关造反组织和红卫兵近百人包围县委、人委大院,逼迫领导干部交大印、签字交权。他们一举夺了三江的党政大权。

接着,各机关单位、各公社的造反组织也纷纷起来夺本单位的权。各级领导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靠边站,被批斗。三江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落入“造反派”手中。

2月末 在三江县人民武装部的支持下,以宋日初等造反派为主的“红色革命生产指挥部”召开三级干部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布置抓革命,促生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正确对待干部等问题。

3月 广西广大干部、群众对韦国清能否站出来闹革命,结合进广西革命委员会问题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支持韦国清参加革命委员会,一种是要打倒韦国清,因他在“文革”初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错误”等。

3月19日 “三江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成立,负责人曹德丰(小学教师)、唐光远(简师班学生)、梁新远(小学教师)。

4月19日 区党委副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联合发表支持造反派打倒韦国清的“四·一九”声明。这样,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表态参与派性活动。一派是支持伍晋南,一派是支持韦国清,从而形成了广西两大派组织。

4月22日 南宁造反大军冲击《广西日报》社,晚上开始举行静坐,绝食,并成立“4·22”火线指挥部。各地造反大军声援,后广西造反大军简称“4·22”,三江亦加入“4·22”。

5月13~16日 三江县召开革命职工代表大会,大会设常委主席团,选出宋日初、韦祖明、杨汉忠等23人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还通过决议,县人武部政委蔡显忠到大会讲了话。

6月1日 三江县职工代表大会宣传组编的油印小报《战地黄花》创刊。

6月14日 郭宏声调到三江县人武部任政委。

6月16日 郭宏声在县人武部作形势报告,讲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的问题。参加的还有县直机关干部张克岩、宾祖珍等。

6月19日 “三江县革命造反大军”正式宣告成立。司令罗昌华(县中学生)、副司令曹辉(农民)、杨天付(工人)、常委宋日初、韦祖明等。后宋日初、韦祖明另成立《敢死军》,不久又合并为广西《“四·二二”三江造反大军》。

6月22日 造反大军代表走访县人武部原政委蔡显忠,问他支持哪一派。蔡答:“现在支韦和支伍的论战~站在哪一边是立场问题”。“韦国清不是三反分子,是不能打倒的”。“对于三江造反大军”我是不支持的,“4·22”是个反动组织~你们造反大军就是“4·22”在三江的一个支部,郭宏声也讲:“支韦打伍和支伍打韦是划分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界线”。

6月24日 8名原“八·二五”红卫兵以大军刻公章为名,到县人武部静坐示威达32个小时。

6月29日 三江县人武部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人武部政委郭宏声在报告中介绍韦国清的情况,要求大家支持韦国清。中午还组织上街游行。下午大军去冲击会场。

7月1~8日 三江县人武部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人武部部长戴纯余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把我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原县委副书记季远祥作有关夏收分配工作报告。

7月5日 “八·二五”红卫兵开始搞“兵管”、“兵训”,与人武部搞的“军管”、“军训”相对抗。

8月25日 三江造反大军从人武部撤除静坐后,红卫兵头头曹崇林(学生)把《八·二五》、《火炬》、《东方红》、《延安》、《鲁迅兵团》等红卫兵组织领导成员集中在榕树底开会,宣布对县中学实行“兵管”。由《八·二五》、《火炬》管旧教学大楼,《延安》、《东方红》、《鲁迅》管新教学大楼。

8月30日 红总头头何家财(中学教师)、罗昌华(学生)、曹崇林、邹海滨(学生)、韦承斌(学生)、覃世松(学生)在一中教学大楼开会。后由何家财部署:《八·二五》、《鲁迅》兵管县委大楼。《火炬》兵管人委大楼。《东方红》兵管文化馆。《延安》兵管手工业局。9月1日进驻。这是三江两派占领踞/据点的开始。

9月3日 三江革命造反大军的《大军战报》创刊。

9月7日 三江造反大军派曹崇林、吴天云(学生)前往湖南通道县与“湘江风雷”联系。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三江造反派军如果被“联指”攻打,就逃来湖南,请接待;二是请派武装人员到三江协助抢夺公检法的枪支。“湘江风雷”通道总部答称:第一点可以办到。第二点不行。中央已有规定,我们不能介入广西的文化大革命。

9月8日 曹、吴二人准备返回三江路过通道县的陇城,又与陇城“湘江风雷”分部联系,陇城分部满口答应派武装人员支援三江造反大军夺枪。曹即打电回三江,三江大军总部研究,立即派覃世松(《延安》红卫兵头头)带一辆货车到林溪迎接,并把林溪大队大军观点的民兵也接上车,共30多名武装人员运来古宜。到《延安》据点——手工业局开会。参加研究的除几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外,还有“农总”、“工总”的头头曹辉、曹文申(农民)、杨天付、白剑虹(职工)等人。最后决定红卫兵为主,当晚包围公、检、法大院,他们进公、检、法大院后砸门、撬锁,只得到65支坏手枪和一些子弹(因公安人员先知他们的行动,武器都转移和埋藏好了,人员也全部撤离)。这就是三江第一次出现抢枪的“九·八”事件。

9月9日 三江造反大军举行武装游斗,并将武装部领导全部押去游街。

当晚,“联指”人员基本撤离县城,到三角渡的流送站集中。

9月30日 被我公安部门破获以劳改释放犯杨通华、土匪县长潘志强小老婆袁云君为首的“三民主义军”反革命组织。他们以文化大革命串连为名,在湘、桂、黔边界活动,并订于10月1日举行暴动。在他们暴乱的前一天,将其司令、对外联络部长、参谋长等一帮匪首一网打尽,还缴获其反动纲领、土匪名册、印鉴和作战计划等罪证。

10月17日 三江两派通过谈判、办学习班等,实现大联合。

1968年

2月 三江造反大军将冲击公、检、法得的武器全部上交人武部封存。

3月1~4日 “联指”副总指挥唐光远和“联指”作战部的杨奇(粮食局干部)到柳州参加柳州地区联合司令部会议,各县汇报武斗情况,柳地联司常委胡文治作形势报告,介绍柳州、融安等地武斗情况,并强调各县“联指”都要掌握武器。参加会议的有柳地联司负责人杨光、唐彪、沈善泽。

3月6日 唐光远、杨奇在县卫校召开“联指”兵团以上负责人会议。总指挥曹德丰主持;唐光远传达柳地联司会议精神,并研究决定抢夺县人武部的枪支问题。

3月7日上午 唐光远在卫校召开“联指”所有成员大会,讲形势紧张,要夺武器,准备战斗。

在县直属粮库在作战部长陈德俊(粮食局长)的指示下,由杨奇召集作战部成员研究抢枪具体方案。

下午:柳地联司胡文治、沈善泽到三江。

晚上:曹德丰在县物资局召开“联指”兵团负责人会议,胡文治在会上再次强调抢武器的重要。

3月9日凌晨杨奇通过与县人武部内线联系,并组织木材流送站工人、大竹民兵等百多人布置在县人武部周围。由杨奇带6、7人潜入人武部锯断武器库窗枝,拿走机枪、步枪、手枪114支,弹药2000多发、手榴弹250枚。武器装备主要交流送站工人,使之成为三江“联指”的武装骨干力量。

3月10日 “大军”到县人武部质问:为什么让“联指”偷枪?“这是明‘偷’‘暗’发”。人武部政委郭宏声说不是发的,“让历史作证明吧”。

3月11日 县人武部在“大军”的质问下,被迫派副政委陈玉海等人到县直属粮库找杨奇等,要回30多支手枪,将杨奇拘留3天。

3月26日 经柳州军分区批准,八江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侯佐玉(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吴天道(公社武装部长)

4月2日 经柳州军分区批准,独峒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吴仁斌(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吴永金(公社武装部长)

4月9日 召开三江侗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主任戴纯余在大会发表讲话。同日发表《告全县人民书》。

县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

主任:戴纯余(县人武部部长)

副主任:郭宏声(县人武部政委)

荣世杰(原县委副书记)

石锦堂(原县委副书记)

委员:48人

常委:12人

戴纯余、郭宏声、荣世杰、石锦堂、冯锦春(武装部科长)、曹德丰(“联指”头头)、陈符凡(武装部副部长)、曹仕恩(电影院干部、“大军”常委)、杨建臣(财政局长)、肖玉书(宣传部副部长)、卢桂庭(水厂工人“大军”常委)、陆启楠(商业局干部、“联指”常委)

4月11~12日 县革委第一次全会

会议内容:

1、全会的思想革命化和全县人民思想革命化问题;

2、抓好农村文化大革命,开展大批判,刹住单干风、赌博风和“四旧”等。

3、抓革命,促生产;

4、成立三部一室:

政治部:主任:郭宏声(兼)

副主任:罗书勤(原副县长)

生产指挥部:主任:荣世杰(兼)

副主任:陈符凡(人武部副部长)

保卫部:主任:庞积善(人武部副政委)

办公室:主任:石锦堂(兼)

4月13日 丹洲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杨绍忠(公社武装部长)

副主任:张明芳(原公社党委书记)

梁集宝(原公社副主任)

4月14日 良口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曹光文(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郭金隆(公社武装部长)

韦焕基(原公社副主任)

4月15日 勇伟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梁代椿(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梁日忠(公社武装部长)

侯正宗(原公社副主任)

富禄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侯顺清(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罗生隆(公社武装部长)

周澄清(原公社副书记)

秦付祥(原公社主任)

4月25日 斗江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兰衍标(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罩祖礼(公社武装部长)

韦锦辉(原公社副书记)

5月15日 三江造反大军组织“上京控告团”,由曹文申、何家财、赵锋组成,主要控告“联指”、“三·九‘偷’枪”和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问题。

5月21日 古宜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唐玉雄(公社武装部长)

副主任:陈明安(原公社党委书记)

韦宗熙(原公社党委副书记)

6月6日 县革委召开四级干部会

郭宏声作动员报告:

1、目前阶级斗争和敌人破坏的表现:打击贫下中农、打击干部、书写反动标语、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复辟“四旧”,大搞封建迷信、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篡夺领导权、右倾翻案风等等;

2、我们的态度: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坚决打击、决不留情,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

3、我们要大抓阶级斗争,组织千百万人民群众,主动地、连续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对于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向阶级敌人进攻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坚决撑腰。对阶级敌人的破坏罪行,坚决打击,坚决镇压;

4、抓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注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

6月8日下午 郭宏声在县革委委员会上传达柳州军分区召开各县革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军分区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广西革筹小组召开的会议精神。军分区政委郭鹏在总结时讲:

1、这次会议是互相交流经验,鹿寨搞得比较好,上下搞,贫下中农刮台风,搞得到处揭、批、揪斗坏人,声势比较大;

2、要狠抓大批判,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特别是反对领导干部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查单干、查敌人复辟等与批斗本单位、本地区的叛徒、走资派结合起来,大批大斗四类分子,对这些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和批判农村自发势力结合起来。做到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把罪大恶极的拿去游街示众等方面均可。把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但不准乱杀人。

3、革委会内部,有的资产阶级派性十足,这样下去就会发展到右倾分裂主义;

4、另外,根据当前阶级斗争,全县要组织纠察队,设关卡,还要发些枪给群众,防止敌人搞破坏活动和流串。

还有,“5·16”事件是个反革命事件,冒充解放军去杀人,区革筹要各县表态。

6月10日 各公社武装民兵陆续进驻县城,形势开始紧张。

晚 林溪公社“联指”将合华、冠洞大队“联指”观点的武装民兵30多人组织到公社所在地鸣枪示威。“大军”则组织数百名群众将武装民兵包围,逼他们交出武器,开列清单将武器转到大军观点的民兵手中。

6月11日 林溪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姚荣杰原将一挺机枪藏在群众家,怕被“大军”知道夺走,就打电话到县叫“联指”派人去取。“联指”总部立即派吴明崇(林溪人、粮食局职工)去取,拿走机枪时被“大军”发现。电告县革委,要求派人员去解决,缴枪。

6月12日 县革委派副主任石锦堂、人武部干部覃海兰、县革委委员李运德(大军)、梁新远(联指,后不去)去林溪解决收枪问题,原公社书记何汉昌(大军观点)陪同石锦堂等到岩寨屯一家了解情况。突然,吴明崇抱着机枪从隔壁跳过菜园高喊:“那个要枪的就来!”朝石堂等打去5发子弹,石锦堂被射中大腿动脉,其他人都四散逃跑。后何汉昌从沟内爬出来,发现石锦堂负伤,即简单包扎并找人去喊医生。过了近一小时才找到公社医师冯锦斋(大军观点)又去找药,经过不少周折才能为石包扎、打针、服药。并电告县革委派车、派医生去接回县医院。但因流血过多,无法送回而死亡。

6月13日下午 县革委听取覃海兰等汇报石锦堂在林溪被打伤致死的情况。

6月14日 县革委听取林溪贫下中农代表汇报石锦堂死的情况。并决定派出调查组赴实地调查。

县革委还研究决定:罗书勤任办公室主任;

李恩先任政治部副主任。

6月16日 柳地联司负责人唐彪、柳州常委沈善泽带融安联指张秉顺等10多名武装人员到三江,当天与三江联指曹德丰、唐光远、杨奇等在县直属粮库开会,汇报和研究石锦堂被打伤致死的情况,大家认为:主要是国民党军医冯锦斋有意注射肾上腺素,使血管扩张流血过多致死的。

唐彪还分析了柳州各县武斗情况讲:柳州、融安武斗紧张,三江虽未打起来,但大军势力大,林溪又是大军武装最强的地方。我们要以石锦堂事件为由,踏平林溪,搜缴大军武器。最后,大家提出“踏平林溪,枪毙冯锦斋,为石锦堂报仇!”的口号。

6月17日 唐彪与杨奇等人在县直属粮库研究进军林溪的具体方案。沈善泽在县物资局仓库向三江“联指”作形势报告。

晚 “联指”作战部头头陈德俊(粮食局长)、程宝恒(森工局副局长)、唐光远、杨奇等人在县革委小会议室研究枪枝问题,程宝恒讲:武器不够,我负责找人武部“解决”。

编者按:从县革委几次讨论来看,县人武部领导对石锦堂的死因,基本上也认为是冯锦斋害死,所以,对“联指”的此一行动是默许和支持。

6月18日 “联指”在卫校召开大会,由杨奇作动员和部署出兵林溪事宜。

6月19~21日 19日傍晚“联指”去林溪人员分别到疏菜队大田公路旁集中,由木材流送站用船运枪枝来,并由杨奇、李土田(木材流送站工人)、唐光远、程宝恒等带领,以木材流送站武装连为主的100多人枪分乘3辆汽车开往林溪。

20日清晨进入林溪,由于“大军”事先闻知弃械逃跑,未引起武斗。“联指”逐户搜查,缴获各种枪支20余支,抓住冯锦斋医师和黄庆培(公社宣传委员)及“大军”观点群众20多人。

21日上午,“联指”在林溪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冯锦斋医师。这是三江第一次有组织地、公开地杀人。

下午“联指”武装人员从林溪返回县城,当晚又抓大军观点的领导干部和群众74人,关押在县手工业局。

22日 持大军观点的干部、职工、教师和群众300多人陆续逃往湖南双江。并选出核心领导成员为:罗昌华、凌绍光、何家财、吴尚基(教师)、韦长兴(县委干部)、荣永作(农民)、侯顺如(农民)、韦甫义(教师)。另:大军中的“工总”、“农总”、“文攻武卫”等组织数十人撤下丹洲公社板必大队农总据点。

6月25日 斗江公社牙林大队都稿小学老师陶保林(大军观点富农家庭出身)忽然闯进大队党支书潘田光家,将党支书及其两个小孩砍死后逃跑上山。此一事件震动全县,县革委通电全县称:阶级敌人向贫下中农动手了。我们要坚决镇压阶级敌人。县革委、公社革委立即组织民兵上山搜捕。

6月26日 “古宜公社贫下中农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成立,召开庆祝大会,总指挥侯家聪(文大大队党支书)主持会议并宣布枪杀关天生、曹继旺二人。

这是在县革委主任戴纯余授意下,为全县作出示范的。县人武部还通知八江、独峒公社武装部长带武装民兵前来参加。“县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筹备处通知各公社、大队“联指”来开筹备会的代表200多人也参加。这实质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人观摩现场会。

6月27日 “斗江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召开庆祝大会,总指挥梁日华(扶平大队干部)、副指挥韦贤伦(粮所干部)主持大会,公开枪杀潘田业等11人。

同时,牙林都稿发现陶保林回学校,民兵立即前往包围,陶持刀拒捕,被当场击毙。陶保林持刀杀人的恶性案件,因双方当事人均死亡,其起因何在,无法查证,没有结论。

6月28日 经县革委常委研究,由县革委保卫部主任、人武部副政委庞积善召开各公社领导电话会议,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主要讲3点:

1、大好形势:林溪、古宜、斗江群众已起来镇压阶级敌人了;

2、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是:文化大革命接近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阶级斗争越复杂、尖锐、深入。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如讲革委会是“派委会”,杀害县革委副主任石锦堂,诬蔑人民纠察队;

3、我们的态度:(1)、引导群众向前进,扩大战果,支持他们;(2)、相信和依靠群众;(3)、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4)、要组织落实,把民兵组织起来,把粉枪、梭标队等组织起来,管好四类分子,防止敌人破坏和流串;(5)、大查、大批、大斗要开展起来。

这次电话会,是一次以县革委名义公开动员刮台风、杀人的会,把全县推上杀人的高潮。

6月29日 斗江公社东坪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召开群众大会,由指挥长梁同清主持,党支书赵元姣参加,公开枪杀杨继成等2人。这是大队一级公开杀人的开始。

6月30日 林溪公社程阳、平岩两大队庆祝成立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大会。枪杀杨光德一人。

7月1日 “三江县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成立召开庆祝大会。总指挥曹德丰、副总指挥唐玉雄在大会上讲话。县革委副主任荣世杰、人武部副部长邓明月到大会祝贺,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老堡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会上枪杀居家贵等5人。会前县革委主任戴纯余到老堡亲自策划研究杀人。

“同乐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覃炳雄(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韦民政(公社武装部长)

潘家荣(原公社副书记)

曹于益(原公社副主任)

良口公社小学老师杨日平与和里大队干部杨千付早上赶到良口公社向武装部长郭经隆汇报:从武宣中学逃跑回和里的教师杨光槐组织反革命活动,准备在今天暴动。郭经隆急电向县军管会报告,县革委立即派军管会负责人阎善祥带十多个武装人员赶往和里调查了解,查无实据。

7月2日 阎善祥等认为阶级斗争复杂,决定将杨光槐拘留送县审查。杨光槐一直否认有此事。

后经和里、南寨等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对杨光化、杨开光、杨光善等8人进行严刑逼供、诱供,各人违心地编造出一套“反革命组织”及活动计划,从而造成了这大冤案,被牵连的有良口、同乐、勇伟3个公社。和里、南寨、信洞、燕茶、吉坤、洋溪7个大队,良口中学、牛浪坡林校、勇伟小学、和里小学4个学校,被牵连的有107人。其中有老师、干部、学生、宗教人士、商人和农民群众。被公开枪杀8人,被迫自杀2人,被严刑拷打数十人之多,有的重伤致残,在“处遗”时,对受害者已彻底平反、对遗属已抚恤。

7月2日 “独峒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梁日贤(独峒大队干部)、副指挥长:陆大清(林略大队干部)、申卫华(供销社干部)、覃平安(八协大队干部)。并召开庆祝大会公开枪杀吴包德等5人。

“八江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韦仕通(税所干部)、副指挥长:王大维(八斗大队干部)。并召开庆祝大会公开枪杀6人。

7月3日 县革委常委开会。副主任荣世杰讲:全县到昨天止共打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主子女、富农子女等45人。

斗江公社沙宜大队召开庆祝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成立大会,公开枪杀梁茂兴等5人。

斗江公社周牙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声讨“57125反共救国团”公开枪杀俞朝金等5人。

勇伟大队召开声讨“57125反共救国团”大会,会上枪杀李铭和一人。(县革委主任戴纯余到勇伟亲自策划)

下午,戴纯余从勇伟电话通知富禄公社召开大、小队三级干部会议,戴当晚赶到富禄参加研究,选举“富禄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员。

7月4日 富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各大队汇报四类分子破坏情况。

7月5日 “富禄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莫明义(公社监察干事)、副指挥长:罗生隆(公社武装部长)。并召开庆祝大会,公开枪杀梅甫主等4人。

7月5日清晨,以融安“大军”为主力向丹洲公社所在地——板江发动武装进攻。这是三江、融安、永福三县“大军”组织的“三县联防指挥部”的一次军事行动,融安的李剑光任总指挥,三江的曹辉任副总指挥。他们企图打下板江、将融安、三江、永福、融水连成一片的所谓“根据地”。

事前,三江县人武部已掌握情况,派人武部副部长陈符凡等下丹洲,组织30多名武装纠察队在山头掘壕据守,又将100多支轻重机枪、冲锋枪、自动步枪运去配备丹洲武装民兵连。因此,融安大军武装几次冲锋攻打不下。三江县革委、人武部召开会议,把此事件定为“丹洲反革命暴乱事件”。立即调动县直和各公社武装民兵600余人分水陆三路赶赴丹洲“平叛”。

6日清晨三路武装陆续赶到丹洲。大军逃散,民兵跟踪追击。融安也组织武装阻击。县人武部还组织一个以杨奇为队长、梁友文(工商联秘书)为指导员、队员有:吴家英(林业干部)、赵日忠(农业站干部)、朱茂荣(粮食干部)、覃继光(司机)、赵金玉(司机)、兰昌孝(银行干部)、唐应财(大队干部)、栗和保(武装部炊事员)、曹祖胜(农民)、唐光远(县工农兵总部代表)等12人,组成小分队,到融安追捕曹辉。他们每到一个大队都与大队干部研究召开大会杀人。他们经过的5个大队被杀了21人,杨奇擅自在半路枪杀无辜群众苗仲强。赵日忠在合桐私自枪杀本单位干部陶保平。三江、融安县武装民兵抓到的“俘虏”12人亦被枪杀。

三江县革委、人武部通知三江逃往湖南双江的大军人员,要无条件返回三江“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不给安排食宿。

7月9日 三江县人武部派参谋曹正瑜到双江,与三江大军人员谈判,大军提出5点要求:

1、执行中央“六·六”通令,释放大军战士和支持大军的领导干部;

2、解散人民纠察队及工农兵指挥部;

3、柳州来的工交兵团及外地来的人员要就地放下武器;

4、无条件撤销关卡、拆除工事;

5、保证大军人员人身安全,归还“四大自由”,不准克扣工资。曹正瑜传达县人武部党委答复的4点意见:

1、中央“六·六”通令我们坚决执行,释放大军战士和领导干部我们要向群众组织做工作;

2、人民纠察队、工农兵指挥部不能撤销、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

3、关卡、工事不能撤销、拆除,还要加强;

4、真正的革命同志就能保证安全。

并要求外出人员携带的武器、弹药、手榴弹、匕首、爆炸品就地交出等。

7月10日 县革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抓阶级斗争和生产问题。

戴纯余讲:1、划清界线,分清敌我;

2、搞大批判、“报上当”;

3、斗私批修;

4、要控制杀人,现已杀80人。

庞副政委讲:运动应该向纵深发展,把幕后的挖出来,这点思想不能动摇。杀几个四类分子没什么了不起,三江和平土改,反动势力基础雄厚,融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典型,对四类分子杀的还不多,只缺乏个手续。

冯景春讲(人武部科长):杀几个四类分子完全应该。

丹洲公社召开庆祝“平息丹洲反革命事件”和“丹洲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大会。会上枪杀群众15人,指挥长熊科(公社企业工人)、副指挥长黄廷甫(大队干部)、政委李德英。

7月12~15日 县革委召开公社革委主任汇报会,戴纯余主持会议,荣世杰布置生产,郭宏声总结。

各公社汇报统计,全县杀人已达112人。

戴纯余讲:一要认清形势,二是掌握政策,三要相信贫下中农,他们是天然的革命派,不要对他们定什么框框,放手让他们干。

郭宏声总结讲:通过学习毛主席批示的第四个照办,为下一步刮12级台风打下基础。目前抓阶级斗争形势很好。广大群众起来了,阶级敌人土崩瓦解了,今后要掌握政策,杀人不能比赛,但不能泼冷水,要诱导,群众发动起来了,要引导向纵深发展。

各公社回去要召开三级干部会贯彻。

7月12日 三江县革委发出《致三江外出人员的一封公开信》,要求外出人员提高警惕,不受阶级敌人的蒙蔽,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凡是我县外出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人员,务于7月底,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7月16日 林溪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荣庆书(小学教师)、副指挥长陈基太,并召开庆祝大会,枪杀石成印等13人。

7月17日 良口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栗德群(公社干部)、副指挥长杨日平(小学教师)、韦玉秋(农民),并召开庆祝大会,枪杀12人。

9月19日 三江县革委发出“关于严禁乱抓人、乱关人、乱杀人的通令”。

7月23日 勇伟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梁日忠、副指挥长梁代柱(木材站职工),并召开庆祝大会,枪杀7人。

7月24日 逃往湖南双江的“大军”人员约100多人集体返回三江,大部已被分别拘禁在人民礼堂、手工业局和土产仓库。

陆续从外地押回的领导干部和大军头目如:原县委书记邱明、副书记咸海波等20多人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本单位随时可将他们拿去批斗和挂牌游街。

7月25日 大军“农总”头头荣永作、曹文正拿去县城游街,遭打死。国家干部、大军头头宋日初、凌绍光、辛其通在游街时被打重伤。

7月27日 林溪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韦献达(原公社党委副书记)

副主任:吴信保(公社武装部长)

杨晏能(原公社副主任)

7月28日 老堡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主任:潘家才(原公社党委书记)

副主任:居然(公社武装部长)

7月30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全面收缴非法携带和私藏武器弹药的公告”。

8月6日 县革委常委扩大会研究对地、富、反、坏分子抄家问题。戴纯余讲:1、不能赶出门,给一定生活资料,管制劳动;2、武器、金银财宝全部上交;3、各公社人武部要掌握底子,有组织地搞;4、不能乱“吹”,需要杀的要经过专政机关。房子可以动,其他东西不能动。此一决定,造成全县2400多户被抄,群众损失近百万元。

9月10日 三江县革命委员会组织的“三江县阶级斗争展览”在县文化馆开始展出。内分6个馆:第一馆:仪式馆;第二馆:介绍文化大革命几个重大战役;第三馆:政治、军事馆(主要介绍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第四馆:经济部份(主要介绍地、富、反、坏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活动);第五馆:实物馆(主要介绍“三江造反大军”中的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强占据点、打、砸、抢、抄等);第六馆:主要介绍两年多来全国、广西、三江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展览馆还搬到各公社巡回展出,历时一个多月。良口、独峒、林溪等公社还将本地的所谓“走资派、牛鬼蛇神”拉去搞“活人展览”。

展览馆展出具体负责人唐志宗(文教小组组长)。

9月12日 县革委常委会研究,再下发一个“不准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乱定成分、乱没收、乱分配的通令”。

会上,人武部严科长汇报:目前我县杀人是较多的,占全地区第三位,上报杀400多人,实际可能有600多人。

按:县革委7月9日虽然两次下达禁止杀人的通令,但始终未采取什么果断措施。致使乱杀人持续到11月底。

10月6日 “三江县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召开归口闹革命誓师大会,宣传撤销县工农兵指挥部,并向县人武部交印章,交“战旗”。

10月7日 三江县革委在灯光球场召开群众大会。首先由县保卫部宣判14名罪犯,后由政工组主持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批斗大会,支持大军的原县委书记邱明、副书记咸海波、老干部宋庆海及部、委、办、局领导干部和大军头头31人被扭入会场,挂牌跪在水泥球场上曝晒,任由群众斗打,有的被打昏倒在地、女的被剪阴阳头。批斗会由县革委委员梁新远主持并喊口号,县革委常委曹德丰在会上讲了话,县革委、人武部主要领导戴纯余、荣世杰、郭宏声等都坐在主席台上。

10月30日 以戴纯余为组长的斗、批、改领导小组。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580多人集中“五·七”干校(周坪口)搞斗、批、改。团部设办公室,罗书勤任办公室主任。下设8个连队:

一连连长:左长寿(交通局长)、指导员:荣汉英(印刷厂干部)、管辖县委机关、交通局、印刷厂等单位。

二连连长:肖国旺、指导员:石素华(百货公司经理),管辖百货公司等单位。

三连连长:丁双成(食品公司经理)、指导员:麦玉华(食品服务公司指导员),管辖饮食、糖业烟酒公司等单位;

四连连长:邱鹏云(粮食局教导员)、指导员:龚智尤(农械厂厂长),管辖粮油、银行、农械厂等单位;

五连连长:覃克忠(供销社主任)、指导员:盘彩云(商业局人事干事)管辖商业局、供销社等单位;

六连连长:王德华(森工局干部)、指导员:张克岩(幼儿园主任)管辖森工幼儿园等单位;

七连连长:韦凤先(计委干事)、指导员:汪引凤(县长),管辖县委、县人民政府、农业局等单位;

八连连长:石成阶(战备办公室主任)、指导员:刘永安(物资局秘书),管辖物资局、水电局、税务局等单位。

在“五·七”干校期间,有不少人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假党员等。白天上山挖地、打柴,强迫劳动,晚上轮番批斗,有的被残酷斗打致伤。县供销社干部周济群、交通局干部容愈端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交群众监督劳动(1973年收回,恢复公职)。

同时,根据上级的部署,县革委成立“三忠于”办公室(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公室由廖雄负责(县人武部科长),在全县开展“三忠于”运动,把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推向顶峰。形成人人戴毛主席象章、家家挂毛主席像,干部、职工人手一块有毛主席彩画象的“三忠于”牌,人人唱毛主席语录歌,个个跳“三忠于”舞,每天还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甚至要求在每天饭前,全家还要闭目向毛主席祈祷,表示感恩。只要毛主席的一句“最新指示”下达,机关干部、职工立即倾巢出动,不管白天、黑夜,路远、路近,都要及时传达到群众中去,干部群众则敲锣打鼓集中听传达。把毛主席的话当作绝对真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这正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所在。

1969年

4月 县革委将全县所谓“牛鬼蛇神”集中干校批斗、审查。其中原县委书记邱明、副书记韦昌孚、县长吴世德、财办副主任宋庆海、粮食局局长金化雨,文化科长杨通山、勇伟公社党委书记曹积尧、税务局副局长徐伟等120人。当时谢维斌任干校校长、李贵武任副校长(按:中共三江县委于1984年2月28日下文给邱明等120名同志平反。原加给他们的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和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秋:贫下中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占领学校教育阵地”,参与学校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全县小学老师全部回原籍由当地贫下中农挑选任教,报酬则与社员一样登记工分参加分配。由于一些乡、镇回乡教师多,无法安排而去务农(不久全部收回统一分配)。

柳州市第一批知识青年50人到三江斗江公社插队落户。

三江从1969年起至1977年,每年都有数百名高、初中生下生产队插队落户。林溪、富禄等少数街道居民也有部分全家被下放到生产队劳动落户,据统计从柳州下放到三江的高、初中生共2批,388人。三江下放到生产队插队落户的高、初中生9批、1638人。下放到生产队落户的街道居民有436户

(后逐年回城,被招工、招干、参军等吸收,至1980年才基本收完)。

10月7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农村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意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革命大批判,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黑六论’”。

11月5日 县革委召开常委会,对三分之一点和面上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认为:“我县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采用各种手段和我们拼死的斗争,妄图篡夺无产阶级政权——”。

11月9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我县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各级领导应突出抓好阶级斗争和革命大批判的决定”。

11月23日 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长戴纯余调任柳州军分区任副参谋长,朱光接任县革委主任、人武部长。

11月28日 县革委副主任、人武部政委郭宏声调离三江。

冬 柳州地区文教组长胡文治带领各县文教小组长到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参观。三江积极贯彻“学校要学工、学农、办劳动基地”的经验,首先,将县中搬到牛浪坡林场,接着,各公社中学也纷纷走“五·七道路”,把学校搬进山沟建立劳动基地。名称统一改为“××五·七中学”。

12月19~22日 县革委召开第四次全会,通过“关于开展‘学罗定,赶罗定’进一步推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掀起更大规模的大办水利、造田造地的新高潮的决定”。

1970年

秋 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三江县一千多、柳州市400多中学生下放三江各生产队插队劳动锻炼。

12月5日 荣世杰调离三江,林宝田任三江革委副主任。

1971年

3月14日 朱光调离县委,人武部政委黄中道接任县革委主任。

3月29日 张玉清任县革委副主任。

4月 中共三江县委员会成立,黄中道任书记,江宗廉任副书记,江宗廉、莫凡植任县革委副主任。

6月 在全国统一部署清查“5·16”分子运动中,三江县革委成立第三办公室,派曹正瑜(人武部参谋)、梁仁轩(人武部参谋)、负责对原县委书记邱明及韦立群、宋日初、罗昌华等21人集中县榨油厂进行审查,历时一个多月,后来上级有指示停止审查。

(按:此案属假案,在“处遗”中已平反)

8月12~23日 三江县革委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主要传达上级关于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和社会上清理阶级队伍工作。

12月28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出现违反政策,造成死人和外逃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发生自杀事件45起,外逃46人。

1972年

4月 成立修筑白云山水利指挥部,在工地召开动工誓师大会。

12月20日 县革委成立“农业学大寨办公室”,曾广铭同志任主任。

1973年

1月29日 县革委召开72年度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5月24日 县革委下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的国家干部、职工其家属生活困难补助费开支问题的规定”。

6月12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组织民兵上白云山水利工地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15日每个公社组织15人的先遣队上白云山。

9月10日 县革委常委扩大会,副主任江宗廉传达区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进一步明确“学不学大寨是农业战线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10月9日 县革委再次发出“关于继续组织民兵上白云山水利大会战的补充通知”。

10月30日 莫凡植、张玉清、吴仕德任县委副书记。吴仕德兼任县革委副主任。

1974年

1月29日 莫自林、汪引凤、钟玉湘、罗书勤、赵元姣任县革委副主任。

2月3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及任职的通知”。

7月12日 区革委办公室发出“关于受审查人员的工资被群众组织拿去使用后应否补发的问题给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函复”。内称:经区革委常委办公会议研究,原则上同意给予补发;但审查后定为敌我矛盾的则不应补发。

9月24日 县革委发出“关于调整上白云山水利工地劳动力的通知”(按历时3年多,花工90多万个,人民币93万元,水利修成无水源,劳民伤财)。

11月28日 莫自林任县党委副书记。

1975年

元月×日 在大打“批资批修总体战”运动中县委书记、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黄中道带领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部、委、办领导到斗江、古宜、丹洲、老堡公社开现场经验交流会,他们分乘3辆汽车途经古宜公社古皂大队时,黄中道看到生产队群众打了不少泥砖坯来烧,他认为这就是“火烟冒上天,泥巴变成钱,重钱轻粮,大搞资本主义”的典型,就下车带头把砖坯全部推倒,砸烂。到丹洲公社的东风生产队也将群众的砖、瓦坯砸烂,还将群众砍的杂条木栋数十根也搬上车运回县。

7月 全县组织1964人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乡。主要内容批林批孔、整党整风和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山区造平原,迎接机械化”的号召下,全县各公社、大队、生产队都组织起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吃住在工地,高山造平原,削山头、造大田。全县的样板独峒公社林略大队组织200多青年的开大田专业队,他们用一年多时间削平一个大山头,开出一块40亩的大田,花10万多个人工,结果无水源不能种水稻。反而大片村背百年风景林被砍光。

为了把批资批修总体战搞得有声有色,全县统一部署,将贪污集团首犯莫玉光等9人在县直和各公社巡回游斗。

9月15日~19日 县委书记、革委主任黄中道代表三江出席中央在昔阳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日在北京闭幕。三江被列为全国“农业学大寨”300多个先进县之一。

9月21日晚 黄中道从北京回县,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敲锣打鼓到渡口迎接。

9月下旬的一天在县礼堂外广场召开千人大会,庆祝三江被列为学大寨先进县。

11月1日~6日 县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到会代表5322人(县直535人,公社757人、大队党支委666人、生产队3364人),会上提出“苦战一年、两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

冬 动工修归纳水库,归纳寨数十户苗族人民被搬迁到附近山头居住。但由于勘测失误,水源不足,水库修不成,半途而废,损失人民币139万元。

在“小而全”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县里大办“五小”工业。我县在程村修建氮肥厂,由于燃料、原料缺乏,工厂报废,白白浪费资金547万元。

1976年

3月9日~13日 县革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经验交流会。批判“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县革委副主任莫凡植在会上作《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为在一、两年内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中说:“去年6月和11月县委分别召开三级和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广西三级书记参观大寨、昔阳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传达和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以来,“全县召开26场宣判、批斗大会,收回‘三扩大’的土地6200亩,追回‘野马’副业人员1200多人,收回副业单干现金16,000多元。”并根据昔阳的经验提出要求,我县每年干部参加劳动时间为:县级100天、公社干部200天、大队干部300天。

8月20日 黄中道调任柳州市人民武装部政委。莫自林接任县革委主任兼任县委书记。

后记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三江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所谓“民主革命补课,刮台风”的年代,被杀害的无辜群众954人(其中被迫自杀182人),被抄家3889户,损失863415元。这种无法无天随意杀人,是罕见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把一切都看成是阶级斗争,动辄以阶级敌人对待,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

在生产建设上,由于受“农业学大寨”极“左”思潮的影响,大办水利,劈山造田搞“人造小平原”,“割资本主义尾巴”、“二苗化”等,将三江建成了“大寨县”。结果是劳民伤财,使三江更贫困。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吾辈谨记,勿蹈覆辙。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九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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