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5-11 作者：区检察院政治处
区检察院政治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指导思想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对区人民检察院来说也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当时全院有干部（工人）49人（厅级2人，处级9人，科级14人，一般干部23人，工人1人），被扣上“叛徒”、“特嫌”、“假党员”、“大汉奸”、“现行反革命”、“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各种罪名受到批判斗争的12人。这些同志直到1983年广西开展“处遗”工作后才得到彻底平反。
当时区检察院是在区公安厅大院内办公的，“文革”中大的活动多是受到公安厅院内的影响，区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后，许多大的活动都是在一起，现按时间顺序将“文革”的大事记述如后。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院领导向全院干部作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并宣布成立区检察院“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卢秀生（检察长），组员杨一峰（办公室主任）、兰锦林（刑事检察处处长）、韩静德（法纪检察处处长）、林宝田（办公室副主任兼人事科长）、孙曹威（法纪检察处副处长）、梁仕臣（办公室副主任）、侯秀云（人事科副科长）。
戚本禹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全国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广西结合批判“三家村”开始批判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的短篇小说《故人》。6月的一天晚上，卢碧容写大字报时，在一张纸上乱写，其中有“故人”，“当然是正确的”等字，同处干部张英忠看见认为是反对批判《故人》，便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孙曹威认定卢写的是反动字条，卢的爱人董延汉向孙解释卢是无意中乱写的。孙认为董包庇卢，亲自写了《董延汉是卢碧容的辩护士》的大字报，后卢、董被扣上《夫妻黑店》的帽子受到批斗，卢被隔离审查。
6月的一天，吴象全在学习会上和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观点，有些事情联系到张宁缘。孙曹威认为吴与张搞私人关系。群众因而批判《张、吴黑店》。以后孙还背着“文革”领导小组擅自宣布卢碧容、董延汉、吴象全、张宁缘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
与此同时，研究科石华昌等也给科长王光武出大字报：《揪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光武》。于是全院干部纷纷给上述同志写大字报，形成揭批高潮。
经过多次批判之后，由卢秀生代表党组宣布王光武为“阶级异己分子”、卢碧容为“反革命”。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院领导按照“十六条”的规定，撤销了“文革领导小组”，成立“文革筹委会”。经全院投票选举，选出吉伯圣、吴象全为区检察院“文革筹委会”的正、副主任，李柏杰、周玉殿、刘炳岩为该会成员。
10月，院“文革筹委会”号召群众写大字报，批判卢秀生、张复海正副检察长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卢秀生代表院党组作检讨。同时宣布给王光武、卢碧容等恢复名誉。
1967年1月上旬“广西造反大军”夺区党委权之后，区检察院以吉伯圣、吴象全、周玉殿、李柏杰、彭万戳等5人成立了夺权委员会，并夺了检察院的权，同时指定彭万戳、杨一峰、兰锦林、孙曹威等为工作班子，负责全院业务工作，筹委会则负责抓“文革”工作。
1月下旬，筹委会和夺权委员会以张英忠是“铁杆保皇”，抗拒“一月风暴”，而组织全院干部对其批评。同时，先后分别在区检察院、区公安厅食堂连续批斗卢秀生、张复海，还组织石华昌、李吉平、廖廷清、张宁缘、李柏杰、董廷汉、肖杰等编造卢秀生的所谓“罪行材料”，题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卢秀生十大罪状》，铅印后广为散发，使卢秀生的政治声誉遭到砥毁，在全区检察系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同时还抄了卢秀生的家。
1967年3月，区检察院部分同志自发的成立“敢冲”、“敢闯”战斗队，不受夺权委员会的领导。“敢冲”的负责人是廖廷清，“敢闯”的负责人是裴大新。5、6月间，两个组织合并成“区检察院红旗战斗团”，负责人是廖廷清、裴大新、张英忠、周玉殿和肖常玲，后来增加张汝炎；成员有蒋积发、黄珍、黄金芳、杨子善、李建楷、夏乃秀、孔祥寿和候秀云，不久夺权委员会解散，成立了“红色风暴战斗团”，领导人是吉伯圣、吴象全、李柏杰、彭万戳和刘炳岩。过了一段时间刘炳岩退出，董廷汉加入，成员是王廉、石华昌、李吉平、王光武、卢碧容、肖杰、张宁绿、袁路、徐启先、罗宗福、李文杰、李仕源和邓树义。
1967年4月19日，区党委负责人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发表支持群众造反的声明。区检察院“红旗战斗团”贴大字报，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指责《“四·一九”声明》挑动群众斗群众。“红色风暴战斗团”，也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伍晋南等站出来闹革命，反对“抬韦（国清）”。
4月22日，红卫兵到广西日报社静坐绝食，成立“广西四·二二火线指挥部”，4月25日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社的权。南宁汽司、建司、区党委群众接待站等群众组织成立了“五·二五行动指挥部”（广西“联指”组织前身）。区检察院“红色风暴战斗团”发表声明，支持红卫兵小将夺军管广西日报社的权。“红旗战斗团”发表声明，捍卫军管的广西日报社，随后“红色风暴战斗团”参加广西“四·二二”组织的活动，“红旗战斗团”参加广西“联指”的组织活动。
1967年7月4日，广西两派群众组织在北京达成“十条”协议，区检察院“红色风暴”和“红旗”战斗团，实行大联合，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革命造反兵团”，服务员有吉伯圣、吴象全、董廷汉、廖廷清、裴大新、周玉殿。
周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肯定了广西“四·二二”是造反派，“联指”是群众组织，区检察院“红色风暴战斗团”发表声明退出区检察院“联合造反兵团”，改为“广西四·二二区检察院炮打司令部兵团”服务员有吉伯圣、吴象全、董廷汉、李柏杰、王廉、彭万戳。“联指区检察院战斗兵团”分出来后，服务员是张汝炎、张英忠、李建楷、周玉殿、夏乃秀。
1967年9月，社会上武斗紧张，“四·二二区检察院炮打司令部兵团”的同志感到不够安全，离开区公安厅大院，分别到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桂林师院和南宁市解放路等据点。
10月，“联指”区检察院兵团召开大会批判游斗卢秀生和蒙铎（副处长），会议由廖廷清、周玉殿主持。“联指区检察院兵团”和“区公安厅联合兵团”联合组织批斗所谓走资派钟枫、卢秀生。
11月，“广西‘四·二二’新政法总部”成立，常委有刘前、李明清、吉伯圣。与此同时，“广西联指红色政法司令部”成立，总指挥苏礼娥、副总指挥李建楷（区检察院干部）、郝良才、常委陈勇、梁文忠、李西正。
11月“广西四·二二”在解放路召开代表大会，吉伯圣等代表“区检察院炮打司令部”组织参加，会上刘前代表“广西四·二二新政法总部”就砸烂公检法作了报告。
1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批准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下达后，“四·二二区检察院炮打司令部”组织的同志回到机关，组织开会批斗张复海，由吉伯圣主持批斗大会，要张复海表示支持“四·二二”，张不表示，被打了一巴掌。
1968年2月，公、检、法机关实行全面军管，军管主任宋治平、副主任朱敬之，检、法组长王惠民、副组长宁显芝，区检察院军代表有潘蒂炎、唐修贵、潘伟林、罗朝宁。
1968年5月23日，军管会在公安厅保育院集中批斗领导干部时，区检察院检察长卢秀生和蒙铎（副处长）、单连禧（办公室副主任）被拉去批斗。批斗会上出现了体罚，殴打、挂黑牌、戴高帽等污辱行为，卢秀生被打得小便失禁。
24日下午，区公安厅继续开批斗会，区检察院张英忠、区法院梁文忠等人将卢秀生、蒙铎、单连禧、韦立仁等押去批斗。给卢秀生、蒙铎、单连禧挂黑牌。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区公检法军管会号召干警参加所谓捍卫“七·三”布告的斗争，联指公安政法兵团组织了一百多人参与攻打“四·二二”组织在南宁市百货大楼和解放路一带的据点。当时区检察院参加的有张汝炎、夏乃秀、杨子善、周玉殿、张英忠、裴大新等。
1968年7月6日的早上，苏礼娥在区公安厅球场对陈勇说，“七·三”布告的颁布是宣告我们的胜利，“四·二二”的失败，要游斗一下“小爬虫”。下午游斗开始，区检察院被游斗的有蒙铎、吉伯圣、罗宗福，被游斗的人有的挂黑牌，有的背戴泥箕，并写上“小爬虫”、“变色龙”等字条。区检察院罗宗福被毒打瘫在地。
11月7日，军管会集中公、检、法干部到广西民族学院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区检察院编为第六连，指导员张复海（支部书记），副指导员肖常玲，连长张英忠，一班长罗宗福；二班长廖廷清、副班长黄珍；三班长裴大新，副班长李柏杰；军代表赵东洲、黄志等。
12月，按照军管会部署由张英忠主持批斗卢秀生、单连禧、蒙铎。卢秀生因长期被批斗，年老、体弱经受不住曾想自杀，要了两瓶安眠药放在床下，后被及时发现，才免遭不幸。
1969年1月按军管会的部署，由张英忠主持批斗了所谓坏头头吉伯圣、吴象全，后把吴象全定为划而不戴的反革命。还批斗了张宁缘、王光武、董廷汉、李仕元、卢碧容、王维权（1969年初有人说王维权参加“秘密电台反革命案件”孙曹威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将王判徒刑并关进看守所，此事受到单连禧的抵制，结果单被取消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称号，并排斥出专案组。王维权同年12月送往武鸣学习班继续受审查，由兰锦林、黄显发二人调查清楚向五连报告作出否定。但1971年又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分子进行审查，后被下放农村，84年才彻底平反）。
1969年10月，斗批改结束。区检察院干部由区革委会安排工作有，卢秀生（检察长）离职休养，张复海（副检察长）分配到区革委会办事组工作。杨一峰（办公室主任）分配到柳州地委任副秘书长；单连禧（办公室副主任）分配到区留守处政工组；林宝田（办公室副主任）分配到三江县革委会任副主任；梁仕臣（办公室副主任）分配到区林业厅办事组工作；蒙铎（刑事检察处副处长）分配到柳江县革委会任副主任；兰锦林（刑事检察处处长）分配到武鸣县学习班搞专案；徐家兴（监所检察处副处长）分配到田阳右江煤矿革委会任副主任；韩静德（法纪检察处处长）分配到区公检法军管会七处任处长，孙曹威（刑事检察处副处长）分配到区公检法军管会审判组。科级以下37名干部有的分配到区直单位工作，有的下放到基层，有的到武鸣学习班搞专案，有的到武鸣学习班集中审查，区检察院实际上被取消了。
1983年4月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把处理好我区“文革”遗留问题放在当前工作的首位，全区检察系统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始进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我院梁廷芳副处级检察员，在“文革”中因迫害干部和批斗中打人致伤，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办公室副主任张英忠在“文革”中因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人事处处长刘树义在“文革”中是处理龙州县工商联事件现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工作严重失职，错误严重，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助理检察员赵和江，在“文革”中因参与迫害领导干部和在批斗中打人，受留党察看1年处分。工人唐祝恩（汽车司机），在“文革”中因参与杀人，受清除出党处分。
区检察院政治处1987年5月11日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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