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6-0 作者：中共靖西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靖西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8年元月21日至23日，在靖西县武装部长李季的组织策划下，强加给“靖西造反大军”“4·22”（少数派）为反革命暴动；强加给原县委书记、地区行署副专员黄小林同志为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总后台、总指挥。县武装部下令调进大量民兵，进城武装镇压一派群众，进而嫁祸于黄小林同志。
“文革”开始不久，原县委常委几个主要领导人，大造舆论，坚决打倒黄小林。他们联名连续发表两个造反声明，制造气氛为打倒黄小林定调子。从此以后，在全县范围内，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打倒的主要对象，都集中到黄小林同志身上。正当两派矛盾愈演愈烈时，县武装部政工科干事曾克昭（“支左”人员）盗用“4·22”名义，写假信寄给黄小林，要黄站到“4·22”一边。从而诬陷黄小林同志参加派性活动。1968年元月21日，李季主持召开公社武装部长紧急会议，策划调动部分公社武装民兵，进城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事件。接着“大联指”头头易国英、莫善主持召开关于民兵进城后勤工作会议，会议最后决定：民兵进城后勤工作由许荣绍等人负责；民兵食宿统一安排；战斗统一部署，由易国英、林硕负责指挥。元月24日下午，两派矛盾激化，武斗形成。“大联指”以优势力量，围攻少数派据点，最后“4·22”因寡不敌众，据点被攻占，人员四处逃散。这场武斗从元月24日下午开始至27日上午结束，历时3天半时间，武斗结束后，“大联指”以胜利者姿态，到处抓“俘虏”，仅27日一天，就抓捕了带有“4·22”观点的少数派干部、群众300多人。更残忍的是，当天就枪杀了包括黄小林同志在内的28人，造成了靖西闻名的“1·27”流血惨案。以此同时，各公社、大队也同样发生武斗，如靖西中学、岳圩中学、新兴、华利、新圩、壬庄、安宁等地均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接着普遍开展大批大斗，开办所谓“学习班”，大搞整人运动。
枪杀黄小林等28名干部、群众之后，由于外面提出议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李季和驻军支左办向百色军分区领导汇报假情况，欺骗上级。另外县武装部还授意“大联指”头头黄勇等人，炮制了所谓《靖西‘1·24’事件真相》，以假乱真，把靖西这场武装镇压一派群众，杀害黄小林等28个人一案说成是“靖西发生了一场严重反革命暴乱事件，这是与黄小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靖西头号走资派为首的一小撮顽固不化走资派和暗藏在靖西造反大军的一小撮坏头头一手挑起来的”。
“文革”期间，靖西范围内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武斗，30多次大的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斗的约4000多人，卷进各种批斗会约万余人。武斗中被打死的34人，被打致伤、残的238人，被批斗迫害的6900人，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和重大损失。“处遗”中统计，属于“三种人”的6人，属于犯严重错误的154人，受各种处分的有269人。经济善后用款达394049元，34个遗属安排了工作。
1967年7月“文化大革命”期间，靖西县和区内各地一样，分为观点不同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为支持韦国清的多数派（即“大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另一派为支持伍晋南的少数派（“广西4·22靖西造反大军”简称“造反大军”），在靖西“1·24”事件发生之前，两派之间虽然有过冲突，但还没有造成武斗，后来，由于靖西中学“就是敢”、“主沉浮”红卫兵组织（少数派）走访了县武装部“支左办”，要求出面解决学生纠纷，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采取了一些过激行动（静坐抗议），从而引起武装部的反感和不满，为此，“支左办”把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暗中监视，造册详细登记这两个红卫兵组织成员名单，特别是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本人及家庭、社会关系、政治面目等都作了详尽的记录在案。所以，县武装部仅在2天之内就向这两个红卫兵组织连续发表了4次措词强硬的所谓《严正声明》，乃至后来发生了由县武装部纵恿支持，由“大联合指挥部”群众组织公开出面，大动干戈，对“造反大军”一派群众组织实行血腥残杀的“1·27”事件。
在县武装部长李季的组织策划下，1968年元月21日至23日在靖西县城强加给“4·22”少数派为反革命暴乱；强加给县委书记、百色地区专署副专员黄小林为这场反革命暴乱的总后台、总指挥，县武装部秘密召开公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围歼反革命暴乱，下令调城郊、岳圩、新圩、新靖镇等4个公社，18个大队、1950个民兵进城武装镇压一派群众，从而嫁祸于黄小林同志。从元月24日开始，“大联指”仗势，以众多兵力武装围攻少数派据点，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最后“造反大军”，据点被攻占，人员突围逃散，这场武斗历时3天半，到27日早上结束，武斗结束后，“大联指”进行大搜查，一天之内就抓捕了320多人（少数派），他们把抓来的人进行捆绑、毒打，更残忍的是，当天就枪杀了干部、群众、学生共28人（名单另附），造成了靖西有名的“1·27”流血事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黄小林同志就是在27日中午被县委机关造反“兵团”的头头从屋内拉至大院，活活斗打至死的。
经过大屠杀和打死黄小林同志以后，“支左办”领导小组就着手筹备成立县革委会，并派“抓促”指挥部副主任，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黄朝纲（原县长）和军代表到自治区筹划成立靖西县革命委员会，经过酝酿筹备，于1968年3月10日成立了靖西县革命委员会。县武装部政委胡应忠任主任，武装部长李季任副主任，地方干部任副主任的有发表打倒黄小林造反声明而被认为是革命领导干部黄朝纲、韦绍益（原县委副书记）、杨志（原副县长）等3人，莫绍增（原公安局长）、韦荣（原县委宣传部长）任革委会常委。
对这一重大案件，1972年原区党委组织了区、地、县三级工作组进行过调查，可是在查到关于杀害黄小林同志的幕后策划者是谁，涉及到调动民兵进城镇压一派群众和查觉到用“4·22”名义给黄小林同志写假信是“支左”人员曾克昭（武装部干事）的笔迹时，调查工作就中断了。当时具体主办该案的县武装部副部长何国雄说：“此案可分两个阶段来查，27日以前武斗为一段，27日打死黄小林以后又为一段。”因此，调查工作只安排27日打死黄小林现场查起；关于曾克昭冒充“4·22”给黄小林写信的问题涉及到部队，应由部队来管，就这样，几经周折，至1981年区党委才作出结论，定为挟嫌报复杀人案。对主要凶手黄勇、董风（县委农林部干事）追究刑事责任，对斗打黄小林同志致死的有关人员林硕（县委宣传部干事）、曾浩（县工交部干事）、黄岗（县团委干事）、杨朝雷（县文艺队员）、张仕民（县直党委书记）、曾克昭（百色民政局副局长）、韦胜达（县委组织部长）等人作了处分。1982年初为黄小林同志开了一个追悼会，就此了结，对于这一案件的处理，靖西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很不彻底，也不确切，不能平民愤。直至1984年6月，区党委“处遗”工作会议以后，在地、县委的领导下和区、地工作组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县“处遗”领导小组组成“黄小林同志被枪杀案”调查小组（共22人），县委分工副书记、县委“处遗”领导小组长陆运泰同志具体负责对这一重大案件进行了广泛、反复地调查核实，最后认定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支持和依靠一派群众组织调动民兵进城，镇压少数派群众，蓄谋栽赃陷害黄小林同志，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县委“处遗”调查组，经过2年多的内查外调，听取受害家属申诉，目击者证实，当事人的交待，查阅“文革”历史档案等重大材料，弄清了该案的全过程和它的内在联系。
（一）制造舆论，打倒黄小林同志
“文革”开始不久，县委常委、公安局长莫绍曾在县委会上当面对黄小林同志声称：“我不参加你们的县委常委会，以后开县委会我不参加，我要同革命造反派一起闹革命。”67年元月，造反派在体育场召开县三干会和县直机关夺权大会，会上莫首先发言，表白他支持造反派夺权并对黄小林同志进行批判斗争，大喊坚决打倒黄小林。
黄小林同志被打死后，68年3月7日，胡应忠在县双代会上说：“我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黑司令的忠实爪牙，是刘、邓、陶和广西、百色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以来，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贪天之功把全县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革命斗争取得的伟大成就，据为己有，把广大群众，当成阿斗。”又说：“靖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67年3月12日，黄朝纲以县常委、县长身份，和县委副书记韦绍益，县党委常委、公安局长莫绍曾，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韦荣、副县长杨志都以各自职务的身份，5人联合发表《要做革命派，不当保皇派，与三反分子一刀两断，坚决站出来造反》的造反声明，印发各地。声称“坚决砸烂旧县委，打倒黄小林。”造反声明中诬蔑黄小林同志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五大罪状”。说：“黄小林犯了滔天罪行，罪魁祸首，是罪大恶极。”造反声明中还号召：“革命的领导干部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大造以黄小林为首的靖西县委的反。”并声称继续在大、小会以大字报揭发。接着第二天，即3月13日县委组织部长韦胜达，副部长刘立仁、县工交政治部主任周谦、县妇联主任凌桂兰等人又发表了造反声明，也印发各地，大造打倒黄小林同志的舆论。从这以后，把斗争的主要目标，打倒的主要对象都集中到黄小林同志身上。
1967年5月，在县委饭堂批斗黄小林同志会上，刘立仁在批斗会上泄漏干部机密，造成董风等人对黄小林同志的怀恨。
1967年11月，黄修明（原县委办公室主任）以县委党、群、政、法造反总部专案组成员身份，到县委档案馆翻阅抄录县委会议记录和黄小林同志在“文革”前在会议上的报告、笔记本，并亲自编造陷害黄小林同志所谓“三反分子黄小林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登在县机关战报，散发全区各地，影响极坏。”
1967年10月，靖西形成“联指”和“4·22”两派，在两派矛盾愈演愈烈时，县武装部政工科干事曾克昭（县委“支左”人员）盗用“4·22”名义，给黄小林同志写信，叫黄站到“4·22”一边，从而诬害黄小林同志参加派性活动，叫嚷什么“黄小林是“4·22”总指挥、总后台，欺骗不明真象的人，激起多数派群众对黄的愤恨，企图把水搞混、嫁害黄小林同志。”
（二）以镇压反革命暴乱为名，调动民兵进城，镇压一派群众，进而陷害黄小林同志
1968年元月21日，在县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紧急会议，策划调动民兵进城镇压所谓反革命暴乱事件，会议由县武装部长李季主持，县武装部政工科长张西亭，副科长农博学参加了策划会。
根据许道光等9个原公社武装部长的交待材料证实，李季在公社武装部长会上说：“分析了全县阶级斗争形势来看，县城发生武斗已不可避免了，这场武斗是“4·22”挑起来的，我们决定调动各公社武装民兵进城来支援，要有组织，有领导的来，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但要注意做好保密工作，要是上面来查问时，你们就说民兵进城搞武斗是自发进来的，不要说是武装部布置。”在会上，原新靖镇武装部长邓安忠插话问到：“县城武斗就要打起来了，征兵工作怎么办？”李季说：“先打完这场战斗后，再搞征兵工作。”
1968年元月24日上午，易国英、莫善以群众组织出面，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各单位、新靖镇、城郊公社的“抓捉”指挥部领导小组长和造反派头头。“支左”人员张清连（原514部队营长）、伍祥胜（514部队教导员）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两点：一是县直各单位要落实好两套人马（即一套是保卫机关，一套是出去参战）二是民兵进城后，各单位要大力支持，粮食、付食品先拿出来吃，以后再算。
1968年元月24日下午，在城郊公社会议室召开民兵进城后勤工作会议，参加会议有县直各单位和城郊、新靖镇搞后勤工作的干部，由易国英、莫善传达24上午会议精神。会上讨论决定三条：（1）民兵进城后，由许荣绍等人负责；（2）民兵食宿要统一安排，设在县委、接待站、镇一小、县食品公司等12个点，各个伙食点要落实好总务和炊事人员。县直各单位要大力支持，吃住要给民兵方便，粮食、付食品都先拿出来，以后再算。
作战是统一布置，前线指挥设在邮电大楼，由易国英、莫善、杨雄明、廖兴邦、王占奎、何文笔、何纯养等人具体指挥，第二线指挥部设在县委院内，由林硕、董风等人负责，统一制定作战计划部署，县城内外，设立12个兵力点，分别围歼“解放区”。外围几个公社布置几道防线，编制作战座标草图和通讯密语字码，统一口令和配带符号，战斗用高音喇叭指挥，“111”是进入战斗准备，“112”是做好战斗准备，“113”是战斗开始，民兵进城由武装部统一调动，这次进城参战单位的民兵有新靖镇、城郊、新圩、岳圩等4个公社18个大队（即环城、联街、小龙、吉坡、其崇、午龙、金龙、东利、旧州、必灵、常富、亮表、大兴、壬庄、遵义、果保、武平、同元等大队）。
根据百色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1968·2·18日《关于靖西县城郊、岳圩两个公社部分社员民兵进城参加武斗的情况调查报告》统计，这次进城参战民兵人数约1500多人，其中来得最多的是午龙大队民兵约400多人，介入武斗的武器约100多支（其中重机枪一、二挺，轻机枪4挺，冲锋枪20多支，步枪70~80支），消耗子弹700多发，其中消耗最多的是大兴大队。用去粮食约7000多斤，伤亡人数约20多人。这次武斗动用了战备物资，使国家财产遭受破坏，同时也浪费了大量劳动力。
又根据新靖镇、城郊、岳圩等公社武装部的统计，这次进城民兵所需枪支、弹药，均由县武装部统一发给，经过李季、张德厚等人批准发下去的枪支100多支、手榴弹500多枚、子弹10300多发。仅新靖镇武装部陆启谈交代证实：于1968年元月24日傍晚到县武装部经过李季、张德厚批准从县武装部军库拿出枪支30多支，其中冲锋枪8支、子弹4箱2000多发，用胶轮车拉出来，车上用油布盖着。县建筑队也到县武装部领了8支枪。
根据县水电局干部谢鸿华、李大健、邓奋精交代：元月24日下午，来参加开会的各单位造反派头头，回去后马上贯彻会议精神，如水电局造反派头头农年生，召集骨干研究、分工，谁留在家搞保卫，谁出去参战，还研究上报本单位“坏人”名单（即预谋要杀的人）。
在武斗期间，县武装部还派出科一级干部亲临“大联指”各据点指挥武斗，县武装部政工科长张西亭于元月25日下午去县农机厂据点检查，指导吉坡大队民兵使用重机枪和利用地形地物，后勤科张德厚到县旧招待所楼上据点指导吉坡大队民兵掌握重机枪的射击要领。
24日下午4时，“大联指”和“靖西造反大军”双方，各自加紧占领制高点，构筑工事，准备武斗。“大联指”以镇一小、农机厂为主要据点。“造反大军”则以百货大楼、人民医院为据点。当时武斗气氛非常紧张，从开始打石头仗发展到开枪对射，于是靖西县城武斗形成。从24日起，“大联指”集中优势兵力，蓄谋摧毁“造反大军”据点。26日下午5时，由李江（大联指）头目和岳圩民兵黄喜廷带领爆破组，用炸药包将县人民医院（即“造反大军”据点）大门、侧门炸开，“大联指”一轰而进，到27日医院和所有据点全部被占领，“造反大军”四处逃散。这场武斗从元月24日下午开始到27日上午结束，历时3天半时间。27日上午，武斗结束后，“大联指”以胜利者姿态到处抓“俘虏”，对各机关单位、街道居民，进行大搜查。仅27日一天就抓走了干部、群众320多人，（有“4·22”观点的人），他们把抓来的“俘虏”分别集中在县体育场、公园、排沙等处进行捆绑毒打，更残忍的是，当天就杀害了干部、群众、学生28人，被杀害的28个人当中，副专员兼县委书记（黄小林）1人，区级干部2人，一般干部6人，工人11人，居民群众4人，学生3人，造成了靖西有名的28个人命案（也叫“1·27”事件）。在枪杀这些无辜的干部、群众、学生中，杨志亲自出马，跑到邮电大楼“大联合指挥部”找易国英商量，并带领易和何文笔到南门、县人民医院、森工站、食品公司、土产公司、体育场等地巡视，并指使何文笔将现场被杀人的名字一一登记起来，然后经水电局返回县人委。
（三）李季指派农博学、农廷丰去小龙大队部“营救”被关押在那里的30多名“4·22”少数派学生。
元月27日，上午8、9点钟，李季派农博学、农廷丰（县武装部助理）到城郊公社、小龙大队部“营救”被关押的学生（这些学生是26日晚因“4·22”据点被攻占后逃散出来，路过小龙大队而被扣留的）。当二农来到半路，遇见小龙大队民兵营长苏朝权，民兵黄发奎、凌贵宝、周安荣、廖鹤光等人（枪杀陈、周凶手）武装押着捆绑很紧，被打得满脸青肿的陈汉腾、周日雨（这两人是靖中少数派头头）往弄板方向走去时，农博学走到跟前向苏朝权说，押这两人去哪里？苏说，带他们去弄板找枪（借口少数派学生在26日晚突围逃散到小龙大队弄板山坳时，将两支冲锋枪藏在那里）。问话完后，农即分咐农廷丰跟随民兵押陈、周去弄板“找枪”，自己则赶到大队部。在那里听了小龙大队党支书黄发鲜汇报关于押陈、周去弄板“找枪”一事，听完汇报，农即叫黄发鲜通知民兵把被关学生一个个绑起来，然后等农博学去接见讲话时才松绑以示关怀。此时，去弄板“找枪”的民兵已将陈、周带上弄板山坳顶下坡处就地枪杀了，他们根本就不是“找枪”，枪杀时，农廷丰故意走在上弄板山坳民兵的后头，为了掩人耳目，二农都分别对民兵定调说，如果有人问到陈、周的事，就说他们的人“4·22”从山上开枪下来打死的，千万不要说是我们干的。与此同时，农博学在黄发鲜的陪同下，走到教室接见被关学生并讲了话，农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受惊了，我们是奉命来‘营救’你们的”。顿时，室内有些学生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这时，农边讲话，边叫民兵给学生松绑以表示对红卫兵的“关怀”，讲完话后，农博学即给县武装部打电话，要求增派部队前来接应（农怕在半路出事）。最后，由“514”部队教导员关凤山带领一个班解放军战士到小龙大队部，然后才把被关学生取道“其花”（地名）接回县城，集中住在新华街敬老院内看管，不准回家。
第二天农博学还和梁朝团（新靖镇委书记）到陈宝光（陈汉腾父亲）家进行欺骗动员其家前去弄板收尸。陈说，我儿既然是反革命分子，死了就算，何必抬回来做什么？农博学诱说，你的儿子陈汉腾是被坏人开枪打死的，以后上级会追认为烈士的，现在还乱，不能马上追认为烈士，你先去收尸掩埋……。第二天下午，陈宝光突然被邓安忠（镇的武装部长）叫去训了一通，还把陈绑了半天。以后还抄陈的家，街干梁文铁、李玉彬、庞永抗、邓日光等人随意拿陈宝光来批斗、罚跪、吊打，骂陈宝光是反革命家属，是陈汉腾的狗父亲，一定要打死陈不可。
另外，农博学还带手枪到周日烈（周日雨哥哥）家进行威胁说，周日雨是反革命分子，现被打死，罪有应得，你们家属马上收尸掩埋，否则，后果自负，讲完扬长而去。
（四）县委造反派头头密谋策划杀害黄小林同志27日中午，林硕、曾浩在县委第一会议室召开县委造反派全体成员会议（部分领导干部也参加），会上，林硕、董风等人动员说：根据揭发材料，黄小林晚上跑出去，到百货大楼指挥武斗，又是“造反大军”的总后台，大家怎么办？”顿时会上一致喊道：“要抓他来斗争”，于是，杨朝雷第一个推门进去把黄小林拉出门口斗打，在打死黄小林时，在场的县级干部有韦昭益、黄修明、志荣、周谦、韦胜达、刘立仁等人，在斗打黄小林时，董风、黄修明等人还到黄小林房间抄家、翻箱倒柜寻找曾克绍以“造反大军”名义给黄小林同志的假信，董风将这封假信当众宣读，这时黄勇、董风、黄岗、杨朝雷、张仕民等人拿出铁器把黄小林同志活活打死在县委院内，当黄小林被打倒在地时，有20多个干部也参与打黄小林。其中县级干部2人，区级干部8人，一般干部17人。在黄小林被毒打时，韦绍益、韦荣等人在场追问：“黄小林你是不是晚上跑出去指挥武斗，是不是‘4·22’总后台”等话，黄小林被打死后伪造物证，把黄小林在劳动中搞断了的铲柄大做文章，诬陷小林用此来对抗才被打断，另外还伪造现场，捏造黄小林越墙到百货大楼指挥武斗，假造黄越墙时留下的脚印和丢下一只布鞋于墙脚下，大搞实物现场展览欺骗群众。当天杨文高写了广播稿并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广播写道：这几天由于我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浴血奋战，已经揪出了一小撮打着“4·22”旗号干坏事的反革命分子，根据这些坏蛋坦白，我们从靖西县党内头号走资派黄小林房间搜出了靖西造反大军一小撮坏头头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铁证。现在我们全文广播这封信。这篇广播稿，捏造事实，栽赃陷害黄小林同志。
（五）李季和驻军“支左办”向军分区汇报假情况
元月28日晚上，李季在县武装部办公室向百色军分区政委苏毅坚汇报靖西武斗情况和“支左办”元月29日向军分区书面汇报材料中肯定地说：“从武斗的现场实地调查看，参与这场武斗的不仅有走资派，而且有社会上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他们既是幕后策划者，又是直接参与武斗的骨干。例如，据初步了解，这场武斗的幕后策划与原县委书记黄小林（大量材料可证是走资派，已死）有直接关系的，黄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跑出去指挥武斗被群众打死的。”经过查证黄小林同志，根本没有跑出去指挥武斗，也没有参与任何派性活动。李季的汇报和“支左办”元月29日的报告，纯属伪造，捏造事实嫁祸陷害黄小林同志。
（六）伍祥胜授意黄勇炮制所谓《靖西“1·24”事件真相》
在打死黄小林同志和枪杀28名干部群众之后，听到外面提出公正的议论，靖西县“支左”人员感到压力很大，在县武装部政工科长、“支左”人员张西亭和514部队教导员、驻县委“支左”人员五祥胜的授意下，进行所谓“辟谣”。指使县委机关造反派头头黄勇等人于1968年2月6日炮制了《靖西“1·24”事件真相》，把靖西这场武装镇压一派群众，杀害黄小林等28个人一案说是：“靖西发生了一场严重反革命暴乱事件，这是以黄小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靖西头号走资派为首的一小撮顽固不化走资派和暗藏在靖西‘造反大军’的一小撮坏头头一手挑起来的。”以此来掩盖推卸这场大屠杀的罪行，欺骗群众，欺骗组织。黄朝纲、杨志、董风等人携带《靖西“1·24”事件真相》印刷品到龙邦公社，董风在黄、杨的安排下，向当时在公社开会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进行宣读。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黄小林同志在“文革”期间，根本没有参与任何派性活动，谈不上什么黄小林跑出去指挥武斗，更不是什么“4·22”总后台、总指挥。历史已经判明：黄小林同志在其任靖西县委书记期间，为党为靖西人民做了不少有益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显著的，任何人是抹煞不了的。小林同志不愧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县人民的好领导、好书记，至今人民还怀念着他。小林同志的光荣业绩将永远载入靖西县志史册，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靖西人民心中。
1、黄勇（服刑期满，现已释放），在靖西“1·24”事件中，挟嫌报复，第一个用铁尺（凶器）打黄小林头部致死。打死黄后，还继续搞假材料栽赃陷害。在“文革”十年中，一贯表现坏，认罪态度不好，已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追究刑事责任，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处15年徒刑。
2、董风（服刑期满，现已释放），在靖西“1·24”事件中，在斗打黄小林同志时，董和黄修明等人进黄房间抄家，并拿出曾克昭给黄小林写的假信在批斗会上宣读，读完即参与用铁尺将黄活活打死。定董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公职、追究刑事责任，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处13年徒刑。
3、邓安忠（原新靖镇武装部长，现正在服刑），在“1·24”事件中参与县武装部长李季调动民兵进城镇压“4·22”一派群众，批准枪杀干部、群众4人；在经济上有贪污行为；在作风上乱搞男女关系，已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党籍、公职，追究刑事责任，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
5、冯长久（原城郊公社副书记，现正在服刑），在“1·24”事件中，带领本大队民兵到县城镇压“4·22”群众组织，指使民兵枪杀干部、群众3人，已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公职，追究刑事责任，已由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监外执行）。
6、莫善（原城郊公社干部，现在环卫站当工人），在靖西形成两派期间，是“联指”主要头头之一，在“1·24”事件中，是作战指挥部主要成员，亲自指挥武斗，造成元月27日被枪杀28个人的严重后果，已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使用的处分。
7、林硕（原县委宣传部干事，现在农科所当工人），积极造反夺权，大搞派性活动，与曾浩、易国英、莫善等人在“联指”总部密谋策划杀害黄小林同志，造成黄被打死的严重后果；参与编造《靖西“1·24”事件真相》，继续栽赃陷害黄小林同志，认罪态度较好，能揭发同案人重大问题，已定为积极造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开除党籍，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
8、曾浩（原县委宣传部干事，现在公园当工人），在“1·24”事件中与林硕、易国英、莫善在“联指”总部策划杀害黄小林同志，并同林硕一起造谣，煽动群众斗打黄小林同志，造成打死黄的严重后果，黄小林被打死后，参与黄勇等人编造《靖西“1·24事件真相》，继续栽赃陷害黄小林同志。认错态度较好，已定为积极造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区级干部，作工人使用。
10、杨朝雷（原县文艺队员，现是工人），元月27日，参与斗打黄小林同志，谎报事实真相，制造假现场，胡说黄小林同志用铁铲斗打他，煽动群众打死黄小林同志，并用铁器打伤黄的头部。认罪态度较好，已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处分。
12、韦绍谋（原二小副校长，现是工人），在“1·24”事件中，奉命枪杀居民2人（沈念星、罗继盛），犯严重违法乱纪，已给开除党籍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的处分。
13、陶烈（原靖中学生，现在县电影公司当工人）在“1·24”事件中，参与枪杀1名教师（陈奇峰），犯严重违法乱纪，已清除出党，行政上开除留用2年的处分。
14、黄光秋（原靖中学生，现在地州乡干部），在“1·24”事件中，参与枪杀1名教师（陈奇峰），犯严重违法乱纪，已清除出党，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安排处分。
15、农廷丰（原县武装部助理员，现已病故），在“1·24”事件中，与农博学去小龙大队处理被关押在那里的30多名学生，放手给民兵枪杀陈汉腾、周日雨（少数派学生头头），汇报假现场，推脱责任，已定为犯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处分，取消1982年提的工资。
16、曾克昭（原武装部干事，现是水泥厂干部），编造以“4·22”名义写给黄小林同志一封假信，栽赃陷害黄，造成打死黄小林同志的严重后果，犯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撤销区级干部，作一般干部安排，取消1982年提的工资。
17、覃明哲（原靖中革委主任，现在地州中学任教），在“1·24”事件中，参与杀害黄小林同志，在学校对4名老教工搞假枪毙，逼死3人，被打致伤残2人，认错态度不好，犯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撤销校长职务，作中学教师安排，取消1982年提的工资。
18、赵正扣（原城郊税所所长，现在原单位一般干部），在“1·24”事件中，指使民兵枪杀本单位1名干部（吴耀良），犯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撤销所长职务处分，取消1982年提的工资。
19、张仕民（原县直属党总支书记，现在电影公司工作），在元月27日参与用步枪口捅打黄小林致死，犯严重错误。鉴于历史上对革命有一定贡献，认错态度好，已给撤销副县级降为区级干部的处分。
20、杨雄明（原县委财贸干事，现在经委工作），在“1·24”事件中，是武斗指控部高参，参与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犯严重违法乱纪，党内留党察看2年，行政上撤销副科长职务，作一般干部安排处分，取消1982年提的一级工资。
21、廖兴邦（原农业技术员，现是科委农艺师），在“1·24”事件中是作战指挥部主要成员之一，积极指控武斗，犯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取消1982年调资资格。
23、何纯养（原农科所技术员，现在农委工作），在“1·24”事件中，何是武斗指挥部主要成员之一，积极指挥武斗，犯严重错误，党内留党察看1年处分，取消1982年调资资格。
24、杨文高（原团县委副书记，现在新靖镇工作），参与打死黄小林同志活动，黄被打死后，杨写了200多字按语，栽赃陷害黄小林同志，犯严重错误，给留党察看1年处分。
25、黄修明（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任县委副书记，现在县农委任督导员），在“1·24”事件中，参与打死黄小林活动，参与董风等人进行黄小林同志房间抄要曾克昭以“4·22”名义给黄小林同志的假信。黄被打死后，黄修明和林硕等人到打死黄小林同志的凶手黄勇家喝酒，在酒桌上恶毒攻击黄小林，吹捧凶手。67年以县党、群、政、法造反总部身份，到县档案馆翻阅抄录县委会议记录和黄小林同志在“文革”前报告、讲话材料、个人笔记，编造黄小林反毛泽东思想100例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登在战报上印发各地，犯严重错误，撤销县委副书记职务。
26、杨有宁（原县文艺队干部，现在泗梨初中任教），参与斗打捆绑黄小林同志，犯严重错误，给党内留党察看1年处分。
27、罗华盛（原靖中学生，现在安德中学任教），在“1·24”事件中，参与枪杀一名教师（陈奇峰），犯严重违法乱纪，行政上开除留用1年处分。
28、农青平（县体委工人），在“1·24”事件中，参与枪杀居民1人（沈念星），犯严重违法乱纪，认罪态度好，行政上开除留用察看1年处分。
29、陈弟枢（原煤炭公司工人、现土产公司干部），在“1·24”事件中，策划枪杀干部1人，犯严重违法乱纪，开除党籍处分。
30、刘立仁（原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已退休），发表打倒黄小林的造反声明，在批斗黄会上，泄露干部机器，致使黄勇、董风对黄小林怀恨而将黄活活打死。刘也参与脚踢黄小林，犯有严重错误，已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1、韦胜达（原组织部长，现在党校），发表打倒黄小林造反声明，参与斗打黄小林同志。犯严重错误，但认罪态度好，能揭发同案人重大问题，已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2、姚进（原县委党校校长，现在体委工作），积极参与编写黄小林反毛泽东思想100例并参与踢打黄、犯严重错误，已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3、李敢（原统战部干事，现在县府工作），参与编写刻印黄小林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并参与踢打黄小林，黄死后李还到凶手黄勇家喝酒大谈“1·24”事件。犯有严重错误，已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4、李江（原食品公司工人），在“1·24”事件中，积极带领民兵攻打“4·22”据点，用炸药炸开人民医院大门，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犯有严重错误，给行政记大过处分。
35、黄朝纲（原县长，现已离休）以县长身份发表打倒黄小林造反声明，制造打倒黄的言论，参与研究和表态同意李季调动民兵进城搞武斗。犯有严重错误。黄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在历史上对党和人民有一定贡献，认罪态度较好，经地委批准，免予纪律处分。
36、王占奎（原邮电局局长，现已离休），在“1·24”事件中，担任武斗指挥部高参，参加指挥武斗，犯有严重错误，但王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在历史上对革命有过贡献，“处遗”以来，认罪态度好，又能揭发同案人的重大问题，免予纪律处分。
李季策划调动民兵进城镇压一派群众，造成枪杀、打死黄小林等28名干部、群众、学生的严重后果，对“1·24”事件应负直接责任，材料已转送有关单位。但李季至今还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杨志以副县长身份发表打倒黄小林的造反声明，通过办学习班，摧残迫害干部，犯有严重错误，现尚未处分。
农博学：是李季派到小龙大队“营救”被关押在那里的30多名少数派学生。但农没有完成“营救”任务，相反，造成陈汉腾、周日雨无辜被小龙民兵枪杀，民愤很大，对农免予处分，干部、群众意见较大。
说明：本文是根据1984年元月16日和1985年元月15日中共靖西县委员会关于《靖西“1·24”武装镇压一派群众，杀害黄小林同志的调查报告》及“黄小林被杀害案卷”中有关材料整理编写而成。
黄小林（百色专署副专员、县党委书记）
莫永略（靖西街上人，在德保县财政局任副局长）
韦绍琪（新靖镇宣传委员）
蒋胜培（新靖镇检查委员）
杨宗勤（县气象站干部）
王洪仁（县水电局干部）
许毫光（县食品公司干部）
黄 传（县百货公司干部）
陈奇峰（靖西中学教师）
黎阳伟（靖西中学工友）
陈汉腾（靖西中学学生）
周日语（靖西中学学生）
王永森（靖西中学学生）
覃伟民（靖西卫校干部）
罗继胜（新靖镇五金社干部）
张万里（新生街会计）
黄 徒（新靖镇居民）
黄琪平（县被服一厂工人）
黄德清（县运输社工人）
黄华强（县拖拉机站工人）
赵世龙（县农械厂工人）
吴岳生（县农械厂工人）
黄定伟（环城大队社员）
芦洪杰（县运输社工人）
沈念星（新华街居民）
邝怀府（新靖镇镶牙组成员）
梁亚作（联街大队学生）
注：以上28个人是在1968年元月27日同一天内被枪杀的。
张其昌是1939年出生在靖西县安宁乡安宁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从小热爱劳动，上学读书，1956年初中毕业，分配在靖西县林业科工作，1958年考入武汉水电学校，1960年毕业分配在本县水电局当技术员，靖西县巴蒙水库建坝时任施工员。平时爱写文章。1966年“四清”运动，实行“左”的路线，给他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帽子，把他开除公职，回家生产。其父张信实在解放前以农为主兼做些小生意，解放后同样是务农，曾在食品站当过临时工，为人诚实。其弟张其俊，刻苦钻研，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现任靖西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66年5月16日以后，全国掀起一场浩劫的“文革”运动，推行极“左”路线，流毒到处蔓延，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搞夺权斗争，接着出现了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1967年龙邦公社书记黄广灼同志被靠边站，张其昌也趁此机会参与批斗质问，逼黄广灼同志给他重新安排工作。随着运动不断引向深入，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恶性膨胀，就在这个时候，一派以张其昌、钟武、韦志华等人为首成立“农民造反司令部”，另一派以何政权、邓安格、陈雪菊为首等人成立“联指”，经查实，这两派同属群众组织。张其昌与陈雪菊在安宁经常开展舌战，相互辩论是非观点。原来张派支持伍晋南，后来伍晋南被打成反党集团，在张派里的一些看风使舵的人，倒戈反对张，把张派说成是坏组织，当时派出所派员专案调查，整理材料上报，经县公检法批准，拘留张其昌、钟武、韦志华、梁国兵等4人在县公安局审查20多天，查无实据，以无罪释放回家。但是，“农民造反司令部”的组织，被视为反革命组织，县公检法下文宣布取缔。
（摘自纪委会存档的黄忠诚、黄立先案卷）
1968年元月上旬，正在县参加征兵三级干部会议的龙邦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副主任黄忠诚，公安特派员何政权，那冷派出所所长黄立先，公社抓促常委邓安格，还有各大队党支部书记、文书、共青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等，在县食品公司住宿。6日，用午饭后，大家议论说：“前天坐车来开会，到地州时看见他们抓坏人了，但我们龙邦公社都没见抓坏人。”当天下午7时许，何政权叫黄立先出宿舍门外，何说：“刚才来开会的几个领导和同志商量，现在很多地方都抓坏人了，但我们龙邦公社没有动，安宁的张其昌近来活动很嚣张，要先把他抓起来打开局面。领导说给你打个电话，找你的派出所同志或公社在安宁工作的同志商量如何搞好，但最好公安不出面，给民兵群众抓。”黄说：“张其昌上个月捕了，刚放回家，捕时又有上级批准手续，现在都没有什么批准手续，我不能这样做的。”何又说：“现在时间不同，专政是群众专政，还要什么批准手续？领导有这样指示，你应当服从执行，因为，张其昌是你派出所管辖区，所以，领导就给你打电话去。”当时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就在食品公司打电话到安宁找本所张忠直，按照何的话，传给张，黄说：“张其昌近来活动很嚣张，要抓他起来，但公安不要出面，给民兵群众抓。”张忠直于7日，用过午饭后走出大队，在球场碰见公社干部下安宁工作的组织委员李永荣和民政助理戴鸿锦，张把黄立先的电话传给李、戴二人，接着三人立即到大队部进行商量分工。下午2时许，李、戴二人前往安宁大队康上屯找民兵营长谭其志、经营干部黄克山，民兵张廷贵、黄华科等10多人。在康上村头的那古标（地名）传达布置任务，说张其昌近来活动很嚣张，他扬言要“杀贫留中保地富”，我们一定要把他抓起来。下午3时许，把民兵分成两个组，一组任务抓捕张其昌，另一组到大罗屯抓捕农克章。在抓捕张其昌时，安宁小学教师岑楼同志到场规劝说：“你们有没有逮捕证？没有逮捕证是不能乱抓人的。”当场有张派的人质问张忠直、李永荣、戴鸿锦。张其昌的父亲张信实割断绳子，把儿子解救回家，见状不妙，傍晚，张忠直离开安宁到利定大队住 ，李、戴两人绕过小路连夜赶到吕平大队住。张、李、戴三人离开安宁，张在利定大队打电话向黄立先汇报：“民兵已把张其昌捕起来，但又被张派把人抢回去，怎么办？”黄说：“你马上找民兵来布置，注意他的动态，防止他往越南逃跑”。讲完电话，张于8日凌晨约1时，急电传话，叫谭其志连夜赶到利定大队，把黄立先的话向谭传达。谭回家后组织民兵待命，在天未亮前来到街上，包围张其昌家。李永荣和戴鸿锦到吕平大队后，也把安宁的情况用电话向在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梁必香汇报。梁接电后马上向在县开会的黄忠诚传话：“张其昌被捕后，张派质问我们，无逮捕证，怎么乱捕人？而被其少数派在辩论中把张其昌解脱回家。现在少数派纠集在张其昌家。”黄根据梁黄的汇报，立即召开出席征兵会议的公社领导下干部研究，黄即派何政权、邓安格等人乘上专车，于8日上午约9时赶到安宁街。同时，李、戴两人也从吕平返回安宁，大家立刻到粮站研究围攻方案，并明确分工，何政权任总指挥，谭其志任副总指挥，黄立先、张忠直负责保卫，李永荣负责搞后勤，戴鸿锦负责电话联系，邓安格、黄俊贤负责宣传攻势。
下午约3时，新造、利定、吕平、逐怀、上坝等大队的民兵接到公社通知后，陆续到达安宁进行围攻张其昌家。起初用政治攻势，按何政权、邓安格写的宣传材料，由黄俊贤和小学教师邝其贵向集聚在张其昌家的人广播，内容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张其昌等人快出来交械投降，谈判，才是光明道路，如果不出来投降自首，死路一条。……广播了十多分钟，尽管怎样叫喊张其昌都不出来。民兵求胜心切，下午约4时，谭其志带领部分民兵冲到室后，砸断了张家的后房门，冲入房内，又继续打坏前房后窗，在张家聚集的张宏从窗门出来“投降”，而被民兵蜂拥而上抓住头发，捆绑殴打，在屋内的张其昌见状，便向民兵投出一枚自制手榴弹，当场炸死康屯民兵黄孟作、张宏、钟超黑（被民兵强迫进去喊其父钟武出来投降），安宁一队队长农常锦因伤势过重，民兵送到中医联诊所抢救无效当即死亡：二队队长黄从实送到部队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民兵黄文香、黄恒巧等人也当场受伤，有的被炸断脚，有的被弹片穿破肚皮，枪声哭声连成一片。过了一会儿，又听到第二次爆炸声，张其昌和他的父亲张信实被迫同归于尽了。经何政权与县人武部电话联系，晚上9时许，有县人武部何国雄副部长（当时进驻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随一部大卡车开到安宁接受民兵伤员回县，然后把重伤员送往764医院，轻伤员送往湖润医院。（摘自县纪委会存档的黄立先、黄忠诚、戴鸿锦、张忠直案卷）。
当晚，何政权等人仍挥动手枪，继续指挥民兵向张其昌家开枪射击，但张家墙壁坚不可摧，铁木大门子弹打不破。黄克山从小队仓库拿来两包炸药夹在一起，装入大门坎下，把大门炸断，然后枪声断断续续延至深夜才停止。元月9日早上，在何政权等人领导下，组织民兵进行打扫战场，发现张家的后山有一条血路，才知道钟武、冯志华、冯庆科受伤后于夜里逃脱。
经过清点，“1·8”事件的这场悲剧死亡7人，受伤13人，炸毁一幢二进大瓦房，用了国家物力、财力几千元。直至中午把死人草埋后，当时称为“反革命暴动”案件算被平息。（摘自县纪委会存档的邓安格、黄忠诚案卷）。
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令人触目惊心。权势者把“农民造反司令部”的群众组织，诬陷为所谓“反革命组织”被取缔了，可是，受株连的人仍然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原来参加张派以及受怀疑的人，被死为“中美苏三联反共救国军”反革命组织。继续迫害钟武、冯庆科、岑楼、岑胜陈、郑守生、韦志华致死；冯志华挨吊打后，被割掉一边耳朵。逐怀大队民兵黄永怀，参与围攻张其昌家以后，在打扫战场时，不服从命令，回到大队以后被定为参加张其昌反革命组织，对他进行揪斗，关押在大队40多天。（摘自黄忠诚案卷）
1979年，我们党召开了下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文革”十年浩劫鼓吹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大搞内战，弄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使很多人受到迫害致伤、致残、致死，遭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做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的悲剧再不能重演了。我们遵照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有关政策规定，对安宁“1·8”流血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作了平反昭雪，政治上恢复名誉。张其昌、岑楼、关守生的子女作了安排，经济上补助19767元。对参与组织策划围攻“农民造反司令部”，造成流血事件的有关人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处理：黄忠诚被开除党籍，撤销供销社主任职务，由区级降为一般干部使用；何政权被开除党籍，开除干部资格作工人使用；邓安格、黄立先、李永荣、戴鸿锦、张忠直等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冯正基，男，52岁，文盲，解放前曾被抓去当兵，解放后一直在家搞农业生产；冯有义，系冯正基长子，32岁，初小文化，复退军人，生产队长；冯有远系次子，27岁，初小文化，复退军人，生产队记分员；冯有春系老三，高小文化，生产队出纳员。贫农成份，均为我党在农村的基本群众。“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运动，写大字报，参加辩论。由于对各类问题看法不同，自然而然在群众中形成了相似观点的人结合，矛头对着所谓“走资派”的群众观点分歧，演进成了两大派严重对立进行派别斗争。各派为了表示自己组织的纯清，不断地把对方提拔的人保起来，抛出去，唇枪舌战，无休无止。冯有春曾和大队干部辩论，被视为“仇人”，趁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冯正基曾当过伪兵，诬为残渣余孽、危险分子，要进行批斗。冯四父子便跑到县城一带躲避。县城发生武斗，参加过“4·22”的人，尤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冯家四父子觉得在县城一带住不下了，但回家又怕挨斗，就回复兴大队弄通山岩洞躲藏起来。
1968年1月27日，新圩公社武装部长兼公社“抓促”副主任（大联合）赵开连打电话请示县武装部部长李季（请示时公社主任黄进和、副主任李辉艺在场）说：什么“复兴大队冯正基、冯有义、冯有远、冯有春父子到县城参加武斗，参加‘反共救国军’，现在已经回来，在山上躲避群众斗争，如何处理？”李季指示：“既然已经上山，那性质就变了，由你们处置。”根据李季指示，1968年2月16日，赵开连在公社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上说：“冯家几父子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反革命性质。县城武斗后，他们在县城住不下了，他们已经回来，复兴你们要派巡逻放哨，一定要想办法捉到他们，抓到他们就不要留了。”大队按赵开连指示，召开大队定工干部会议，派出15个民兵轮流放哨，侦探冯家四父子。2月20日上午赵开连接到大队电话汇报，知道冯几父子在弄通山洞后，赵就布置新和、万吉和复兴民兵进山围剿。赵还邀请复兴大队支书黄家成到自己房间商量，赵说：“将冯正基父子四人干掉，最多留一个要材料。”商定后，黄家成即回复兴指挥，赵继续通知新和、万吉大队民兵。赵对新和民兵说：“复兴大队发生反革命暴乱，你们马上进去，到那要服从复兴大队指挥。”在赵开连的安排布置下，新和、万吉、复兴一百多个民兵带着冲锋枪、步枪、机枪进山围剿冯家四父子。开始黄家成派人将冯正基的同堂亲属冯有志、冯有富叫来，令他们上山动员冯正基等4人下山投降。但冯四父子害怕，不敢下山，黄就命令开枪，在武力的威胁下，冯四父子被迫下山。他们刚刚走到山脚，新和民兵便问：“现在怎么样？”黄支书说：“按照原来。”民兵又问：“留哪个？”黄说：“留冯有春，”又问：“冯有春是哪个？”黄回答：“冯有春是带腰带的。”黄便令冯有春站到一边，喊冯正基、冯有远、冯有义向后转，并下令开枪。新圩街上民兵曾维轻喊“预备放，”这样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响，3人应声倒下地死亡。后将冯有春押到大队部，约过一个钟头，民兵谎说冯有春逃跑，用长矛活活刺死。
惨案发生第二天，大队召开全体党员和生产队干会议，发动大家揭发，声讨冯四父子反革命罪行。第十四生产队指控冯有春任生产队出纳期间，贪污集体款400多元，硬逼冯有春胞弟冯有业（15岁，在小学读书）拆房1座9间拍卖瓦片抵债，家具、狗、鸡全部没收，致使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真是人性、理性全部消失的一次演出。
“反共救国军”这个名堂，是逼、供、信中出来的，“4·22”头头黄邦伟等人被枪决，数千人被打击和摧残，死于非命。就是为挂上这反动组织名声，根据我们的资料，根本没有这个组织。全国这些惨无人道两派斗争，恰恰给了林彪、江青和一些形形色色的跳梁小丑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派别斗争打倒对手，为篡党夺权做着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做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随便策划指挥杀人的赵开连已经开除党籍，行政区级干部降为一般干部使用，取消82年提的两级工资了。但奇怪的是幕后指挥杀人、县武装部长李季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令人费解。
湖润的新兴、华利两大队，地处中越边境线上，那里驻有部队的一个工作站。67至68年间，该工作站的站长孙元提、副站长庞庆荣、指导员吴荣新以支农为名，直接参与策划、组织、指挥这两个大队的批斗、吊打、枪杀无辜群众。他们在新兴、华利各种会议上煽动说：“现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大好，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好多地方阶级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好象巴马、马山等地，一个晚上就杀了10多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从这里证明，人家阶级斗争的盖子已经揭开。你们新兴、华利的运动还是冷冷清清，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新兴、华利有没有阶级斗争？“7·3”布告里面所讲的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这个“猛”字怎么讲呀！”庞庆荣说：“别的地方搞得轰轰烈烈，有个地方（县）地主、富农、国民党残渣余孽基本上扫光（杀光）了”。于是，从1968年3月9日至9月23日，致使新兴、华利两大队被无辜枪杀4人，斗打致死11人，逼死小孩2人的骇人听闻的新兴、华利事件。下面分别列举各案情况。
闭明珍兄弟的父亲闭振强是在解放前为逃避征兵拉夫，从大新县到湖润的新兴落户的，闭振强在1961年因病去世，家里留下妻子和闭明珍、闭天珍3人相依为命。1968年闭明珍年仅16岁，闭天珍14岁，均系未成年的小孩。由于平时较俏皮，又是无父亲的孤儿，68年3月初，新兴大队革委副主任林翼的几只小鸭不见了，便怀疑闭家兄弟作案而怀恨在心，3月7日，林翼扬言说：“你打死我小鸭不赔，我就把你打死”。不久，林即以闭家兄弟是小偷为名，召开生产队骨干会议，提出要拿闭明珍批斗。后来，林以群众要求批斗闭明珍为由，指派新兴街上红卫兵头头黄日昆负责召集新兴街上、新屯、布棚屯、古器屯等民兵到新兴街开会，要把闭明珍批斗，当闭知道自己将被斗的消息后，跑到桥沟下躲藏，后被民兵发现，拉回会场斗争。黄日昆说：“今晚要给他洗几斤水（打死的意思）”便叫闭跪下，斗了一会，宁华国（民兵骨干）有意把广播筒罩住煤油灯，灯一黑，民兵就七手八脚把闭明珍打倒在地昏了过去，当时怕闭死在街上不好，将其拖出街头的路旁，闭母见状，扶儿子回家治疗。第二天闭明珍的弟弟闭天珍见哥哥被打成这个样子，说：哥哥你不要怕，谁打你，我帮你报仇”。这话被隔壁房的朱日金（林翼爱人的哥哥）听见，朱对林说：“应一不做二不休了”。
3月9日上午，黄日昆、朱日金、罗怀进等人商量，朱日金说：“妈的，前两天晚上打死他（指闭明珍）才合，浪费时间，今晚再开。大队革委副主任林翼又授权黄日昆主持批斗会。”
3月9日晚上8点钟左右，各队民兵集中在新兴小学教室，准备批斗闭明珍兄弟，黄日昆说：“我们民兵在这次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是大的，但对阶级敌人还不够狠，还手软，驻军首长都批评了我们，说别的地方已经向阶级敌人发起全面进攻了，要求我们要跟上形势，决不能落后”。接着又说：“今晚是考验我们对敌斗争坚决性的时候了，对这两个坏分子（指闭明珍兄弟）我们决不手软，坚决消灭”。接着又作了周密布置，令梁克新（民兵）、许清理（已故）封锁闭家后门；陈忠康、黄林光（民兵）等人把守前门；农高辉、黄良（民兵）叫开门；廖军、廖成就二人到闭家屋上压顶。黄日昆布置完后，林翼用白话说：“杀去”！一帮民兵直奔闭家进行包围，前后门被围得水泄不通。民兵叫喊要闭开门，闭也不开，民兵从门缝中见闭明珍上楼，廖军和廖成就即爬上屋顶用瓦片打闭，闭又跑下楼欲从后门逃跑，又被民兵梁克新用步枪顶住，闭被迫返回家中。这时，守在门口的农高辉诱骗闭的母亲说：“你要是想给两个儿子成人就给他们出来，如不给出来，由阿婶你考虑吧！”在民兵的诱逼之下，闭母见势不妙，开门出来，向包围的民兵求情饶恕，这时闭明珍、闭天珍也随母出来，民兵梁德康将闭母拉开，其余民兵用枪顶住勒令闭家兄弟跪下，陈忠康用一条铁棒打闭明珍的头部，梁德康用铁铲打到闭明珍的肩胛上，罗怀进用一条短钢钎打闭明珍的腿，还有黄日昆，农高辉等人参与毒打闭家兄弟，一直把闭明珍、闭天珍这两个尚未成年的小孩活活打死在自家门口。闭家兄弟被打死后，黄日昆立即安排四类分子周汉初、梁建就、黄桂连等人将尸体抬到派出所后山2人共一坑埋掉。
根据调查证实，闭家兄弟被斗打致死是一起有预谋、有领导、有组织的杀人案，是新兴、华利地区在工作站煽动下第一次斗打致死的案件。本案的主谋是原大队革委副主任林翼，同谋有林翼爱人的哥哥朱日金，红卫兵头头黄日昆、农高 辉，主要凶手是陈忠康、梁德康、罗怀进、黄日昆、农高辉。
（摘自84年2月中共湖润公社党委“处遗”领导小组关于闭明珍、闭天珍在“文革”中被打死一案的调查报告）
1968年9月2日，部队驻新兴工作站副站长庞庆荣召集新兴大队干部李瑞光（革委主任）、林翼（革委副主任）、李文英（革委委员）、黄天务（革委副主任兼民兵营长）在新兴大队部商量研究“文革”问题。会上庞庆荣说：“你们新兴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别的地方搞得轰轰烈烈，有个县地主、富农、国民党残渣余孽基本上扫光（杀光）了。我的地方（老家）地主的坟墓，人家去挖都得很多金银你们试试看，今晚是不是先挖新兴街上廖家的地主坟墓，你们有什么意见，这样做成不成？”几个大队干部同意了庞提出来的意见。接着将要批斗的对象列了出来。林翼说：“廖斌军组织反革命（“反共救国军”）、廖斌章是地主子女，家里藏有手枪，黄桂连是地主分子，家里藏有金片，先拿这些人来斗。”会议决定后，庞庆荣布置四个大队干部分头召集民兵准备抓新兴街上姓廖的几家。
9月2日晚上，庞庆荣亲自和4个大队干部带领民兵黄天晶、宁华国、黄飞龙（现已死）、黄天锐（现已死）、鄂成海、黄福堂、黄焕良、农元等人，持枪到新兴街上抓廖氏三家的人，李瑞光带民兵抓廖斌章、廖艳芬、廖斌芳；李文英负责抓廖斌军、唐秀珍、廖斌亮、廖斌记；林翼负责抓廖斌忠、黄桂连、廖斌华。他们把廖氏三家10个人捆绑后押到大队部关押后，庞庆荣和李瑞光又带民兵罗合章、黄日昆、黄林光、黄章、刘忠祥、黄天晶等人于深夜去挖廖斌章家的祖坟廖少奇的坟墓，结果只见几根骨头和一支金笔咀。
9月3日上午，庞庆荣又召集4位大队干部和新兴街上第四队队长林文隆、第五队队长陆军等人在旧派出所商量批斗对象问题，庞征求大家说：“现召集大家来商量今晚应斗哪个和哪个，还是全部斗完？”李瑞光说：“照我的意见不能都斗完，哪个是主要斗哪个。”林翼说：“照我的意见斗廖斌章、廖斌军、黄桂连、廖斌忠、廖斌华。”林翼说完后还征求林文盛的意见，林文盛说：“这样就这样。”散会临走时，庞庆荣又交代说：“你们去通知民兵，有枪带枪，没有枪带木棍来。”便各自分头通知去了。
散会后放走了认为不是主要人员的廖斌芳、廖艳芬、廖斌亮、唐秀珍、廖斌记等5人，留下廖斌华、廖斌军、廖斌章、黄桂连、廖斌忠5人准备晚上斗死。9月3日晚上9时左右，民兵将廖斌章、廖斌军、廖斌忠、黄桂连、廖斌华等5人押到街上圩亭进行斗争。在斗争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庞庆荣、李瑞光、林翼、李文英、黄天务等人，会场没有电灯，只点着煤油灯，斗争会由林翼主持，林把所有的斗争对象的所谓“罪恶”讲了一通，然后叫民兵将被斗人员捆绑押到会场中间跪下，林即宣布“下面由群众揭发”。第一个上台揭发的是宁华南，宁勒令廖斌章交出埋藏的手枪，当廖说没有时，宁即将枪托捅打廖的腰部，致使廖倒地，这时煤油灯也被吹灭了，此时宁华国、马飞海、农元、农元才、黄飞龙（现已死）、黄天锐（现已死）、许清理（现已死）、黄焕良等拥上踢打被斗的人。由于众多民兵趁黑毒打，不一会就把廖斌章、廖斌忠、黄桂连三人活活打死在会场上，廖斌军未断气，还呻吟，“妈呀！我没有罪，救我呀！”黄焕良又冲上说“他妈的，你还喊救！”又踢一脚，但未断气，宁华国说：“唷，这个人死得这样苦”，又用砖头砸而毙命。
当4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之时，李瑞光一个快步过去抓住廖斌华拉出会场外，才免一死，在被斗的5人中，除廖斌华外，其余4人被打致死。
4人被打死后，李瑞光召集民兵在街头大榕树下总结经验，说：“今晚斗争会大家来得很齐，成绩是大的，证明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了。但今后斗争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接着民兵营长黄天务令四类分子梁建就、周汉初、梁成英、黄衡右等人把4位被害者的尸体抬到派出所后背山4人同一坑埋掉。在四类分子要抬尸体去埋前，民兵黄丕干见廖斌军未完全断气，就用锄头打廖头部两下，廖斌军的血溅到黄丕干的身上。
经调查证实，廖斌章、廖斌军、黄桂连和廖斌忠被斗打致死一案是一件有预谋、有组织、有领导的杀人案，本案的主谋是部队驻新兴工作站副站长庞庆荣，同谋是林翼、李瑞光、李文英、黄天务，主要凶手是宁华南、黄天锐（现已死）、黄飞龙（现已死）、农元、马飞海、许清理（现已死）、黄丕干。
（摘自1984年2月30日中共湖润公社党委“处遗”领导小组关于廖斌章、廖斌军、黄桂连、廖斌忠被打死一案调查报告）
1968年6月，边防工作站指导员吴荣新、站长孙元提、副站长庞庆荣在华利大队举办二期“斗私批修”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新兴、华利大队党员、干部、红卫兵头头。学习班第一阶段是个人“斗私批修”，第二阶段是揭“阶级斗争盖子”，号召各大队、村屯，把所有四类分子和牛鬼蛇神都进行揪斗。学习班结束后，华利大队原支书黄文业、大队长农广山、民兵营长陆振林、文书何德有，研究批斗名单，主要是研究批斗四类分子。后来由于群众揭发了黄益光、何国益、阮雄、阮合等人偷盖大队公章从越南走私二头耕牛到下雷去卖。当即揪斗了黄日光，但工作站长孙元提在堂怀布替屯以支农为名，奸污了该屯的女青年阮美田、黄英雷、赵素暖、潘金莲、李连英等人，引起青年对他的愤恨，孙就对大队干部黄文业和阮锦说：“你们没有抓住主要人物，并指使要把何国益拿来批斗，主要是斗他两条：（1）偷盖公章，走私耕牛。（2）为父翻案，你斗下去，他是有材料可斗的”。
1968年6月24日，孙元提安排大队干部何德有、黎贯光等人去揪何国益，并把他关押在大队仓库里。会前孙召集大队和生产队干黄文业、阮锦、农广山、何德有、何斌杰、赵权昌、李长专、黄辉光、黄华山等人进行研究，提供对何的批斗材料，研究决定批斗材料是：（1）为父翻案；（2）对历次运动不满；（3）谋害干部；（4）贪污走私等。孙元提当晚在赵权昌家门口亲自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何国益，25日、26日两晚孙又组织继续批斗何。在批斗时，黎贯光、农高辉、黄金光、等人都打过何。过了两天，何被戴上所谓“反共救国军”牌牌，押到湖润街搞全公社游斗，回来后将何关押在大队部几天。68年7月下旬，何趁民兵不注意，撬窗逃跑，何跑后，孙、庞和大队民兵营长陆振林派民兵叫何国益的弟弟何国民、何国平带路去抓何国益，未找到。8月29日晚上，新兴街上演戏，孙带一名战士到华利大队部找陆振林、孙对陆说，今晚新兴有戏，很多人看戏去了，他（指何国益）可能回家找东西吃，派民兵潜伏抓他，陆说：“今晚我值班，我去叫人通知民兵来。”通知来了带枪的黎贯光、农高辉、陆振英、陈廷伟，带木棍的黎远光、彭廷荣，孙对民兵说：“今晚任务是去抓何国益，抓得的话就要活的，抓不到活的就开枪打死他。”布置完后，孙还给民兵发了4付电池作照明用，然后带一名战士和6个民兵出发了。当走到布替屯村头，孙叫民兵就地休息，亲自到布替屯找生产队长黄辉光带路，黄不愿去，孙便说：“你不去就是同情敌人”，黄不得已跟去了。当走到零古留（地名）时，黄发现甘蔗地边有人在吃甘蔗，黄用手电一照，并叫是谁，何发现有人叫，即向民兵方向跑来，这时黎远光即向前抱住何国益，不料被何国益手中剃刀打中右上耳部流血，黎便放了何，在旁的民兵彭廷荣也被打中下巴流血，黄辉光见状，把手中木棍对准何国益猛打下去，何身受重伤，仍挣扎向山脚逃跑，这时，孙元提命令民兵“开枪”。黎贯光也用壮语喊“开枪”，顿时枪响，不知是谁开第一枪，何倒下，又爬起来，又倒下，爬到堂怀小学门前旱沟就爬不动了。当民兵追到那里时，何尚未断气，农高辉又对何背部打了一枪，何死亡，打死了何国益后，民兵集中在堂怀小学门口，孙元提说：“你们送受伤的人到工作站包扎。”说完就领着战士走了。第二天早上，黎贯光告诉陆振林说：“何国益已被打死了。”并带陆到现场，见何伏在旱沟里，全身是血，左肩中一枪，臀部开花，右手打断，陆振林从何的口袋摸出一把剃刀，一张字条。当天，阮锦、黄文业就叫何的兄弟何国干、何国政、何国民、何国平等抬何国益的尸体到村头去埋。
何国益在逃时，孙元提到大队革委主任阮锦家，对阮说：“你们要把何国平、何国民批斗，逼问他们哥哥何国益跑到哪里？是否回家？”并指使收集何家兄弟的材料。枪杀了何国益后，给何国平、何国民和堂兄何国政定其参加反革命、放毒、谋害干部三条罪状，于68年9月3日和4日两晚连续对何家兄弟批斗，第一晚批斗会上，覃忠、何斌杰、黄辉光等人对何家兄弟拳打脚踢，何国平受不了，说：“你们别再打了，这样，以后我怎么劳动？”覃忠边打边说：“你还想以后劳动？”由于何家兄弟不承认参加反革命组织和放毒行为，被打得遍体鳞伤。散会后，阮锦、黄文业又召集骨干开会商量，地点布替小学，有阮仕初、何斌杰、赵正规、赵权昌、赵群丰、覃忠、赵汉云、黄辉光、农广山、农高辉、黎贯光等，会上，阮仕初先提出：“这几个人每次运动都为父翻案，我们要乘这次运动把他们干掉，不然，他们仍然报复我们。”覃忠接着说：“他们太臭了，每次运动都告我们，他们想谋害干部，留下来干什么！”会议决定明晚批斗并通知民兵带武器、木棍到会，准备把他们打死。第二天下午，堂怀屯社员在地里劳动，生产队长何斌杰说：“昨晚新兴大队报销了4人，今晚我们也要报销两个。”在场的何国平、何国民的妹妹何玉光听到，估计要杀他们两个哥哥，收工回家后，就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了何国平、何国民。晚饭后，何斌杰通知群众开会，在屯里喊：“今晚开社员大会，……是最后一晚斗争会等”，何国平、何国民听到后，预料自己要遭毒手了，就对妹妹何玉光说：“我们先出去躲一躲，你在家要照顾好母亲。”就趁黑逃跑了。大队干部阮锦闻讯即到村中叫所有民兵带枪守卡，要捉拿何家兄弟。
何家兄弟逃到越南，9月8日被越方送回岳圩四明大队边境，他们因肚饿到四明大队不透屯亲戚家找饭吃，当晚即被民兵抓了起来，岳圩四明大队文书黄启俊打电话通知华利大队来领人，民兵营长陆振林就叫黎远光、农高辉二人去通知布替、堂怀民兵把何家兄弟领回来，这样三个屯何斌杰、阮显、农高峰、阮合等共去了8个人，除1人拿木棍外，其余7人都是拿枪，到了工作站，当时驻军工作站指导员吴荣新、站长孙元提都在场，吴荣新说：“你们去接何国平、何国民来，一定要带回来给我看。”他们到了四明大队，见到何家兄弟都被绑在大队部。何斌杰、阮显二人签了名，办好了移交手续，接着何斌杰搜查了何国平、何国民身上物品，共搜得人民币12元交给阮显。何斌杰、农高辉把何家兄弟重新绑好，农高辉押何国民走在前面，何斌杰押何国平跟着，后面是同去的民兵，当走到四明和新兴交界处■丧时，天将亮了，农高辉说：先休息一下，何斌杰就叫何家兄弟跪下来，把他们绑得紧紧的，然后农高辉押何国民，何斌杰押何国平，要他们面向越南方向跪下，农、何退下后即举枪向何家兄弟开枪射击，其中何斌杰打了3发子弹，阮显打了5发，何家兄弟被击中背部倒下，何国民没有断气，还在呻吟，阮合就拿木棍朝国民头上猛打二下，何国民也就死了。
二何被枪杀后，何斌杰、农高辉他们回到边防站，孙元提问：“他们怎么样？”何斌杰、农高辉笑着说：“他们在路上逃跑，我们已经把他们送上西天去了。”孙说：“我知道了。”何家兄弟被枪杀后，阮锦、黄文业、覃忠、何斌杰等人又把何国平、何玉光及党兄何国政抓起来，关在旧仓库4天4夜，白天关起来，晚上进行残酷批斗，何国干、国政被吊起来斗打致伤。同时何国干之女仅2岁，何国政之女何锦玲有病，由于他们控制不准医治，不给出门，结果使两个孩子被折磨致死。
据调查证实：此案主谋是孙元提，同案大队革委主任阮锦，副主任黄文业、阮仕初（教师）及覃忠。主要凶手是何斌杰、农高辉、黄华山，其次还有阮远、阮合（已死）、赵成业、阮常茂、黎远光、陆廷伟、黎贯光、彭廷荣等。
1968年9月，在驻新兴部队工作站指导员吴荣新、站长孙元提、副站长庞庆荣的策划指挥下，新兴和华利两个大队大批揪斗所谓“反共救国军”和四类分子，他们逢斗必打，逢打必死。一天庞庆荣在大队召集大队革委成员开会（当时庞到华利大队支农），参加会议的有大队革委主任阮锦、成员黄文业、农广山、陆振林、黎贯光、李承宝、黄金元等人。会上庞说，（大意）新兴、华利堂怀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开，即指这些地方已大批杀人了，福利、■玉二屯还未揭开，“7·3”布告没有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是讲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现在毛主席已经吹号了，看我们敢不敢冲锋等话，接着庞分析了华利大队应如何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庞问：“象■玉屯彭瑞华多大年纪？”李承宝回答：“69岁了，”庞说：“活了这么久，吃了那么多米就够了。”当天晚上就决定批斗彭瑞华，吃过晚饭庞带一名战士和黄文业（大队干部）、民兵营长陆振林、治保主任黎贯光等人到■玉屯发动群众批斗彭瑞华，庞叫李承宝通知社员开大会，又通知队干、民兵到村头研究，参加人员除庞和三个大队干部外，还有李承宝、黄金元、何德光、陆永良、农国珍、黄金华、彭永明、李承通、李承斌、黄英荣、许瑞元、许加胃等人，庞在会上说：“人家外面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了，今晚就看你们了，”黄文业说：“我们听部队领导讲的，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研究会结束后，就在兰球场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黄金元宣布，李承宝作动员，庞、黎都讲了话，然后叫民兵农国珍、黄金华将彭瑞华押到会场跪下，勒令彭交出埋藏的光银和枪枝。当彭说土改时已交过了，当他们一无所得时即令民兵黄金华、农国珍、陆秀峰将彭吊在篮球架上，离地1米高，李权先打彭一拳，使彭荡来荡去，接着陆秀峰、何德胜、陆永德也打，后来绳子断，彭跌到地上，李日、彭瑞连、李日胜等人上去拳打脚踢，约有5、6分钟，彭被打得奄奄一息，人还未死，黄金元就命令民兵农国珍和黄金华去叫彭的儿子来一起去参加埋。
在吊打彭致死全过程中，庞庆荣和跟去的那个战士（不知名）以及在队干部黄文业、陆振林等人在教室屋檐下看，直到埋了彭瑞华并开了训示会庞等人才离去。彭死后的第二天上午，李金元、李成宝还带民兵抄了彭的家，抄走柴刀一把和一把刺鱼工具。
据调查证实，此案主谋为庞庆荣，同谋有大队干部黄文业、陆振林、黎贯光，前台指挥是李承宝、黄金元、凶手是农国珍、黄金华（已死）、李叔、陆秀峰等人。
（摘自1984年1月10日中共湖润公社党委“处遗”领导小组“关于彭瑞华在‘文革’中被吊打致死一案的调查报告”）。
1968年8月间，常驻福利屯的庞庆荣曾多次在会上说：“对敌人要猛烈开火，象宁美英（地主）这样的人留下来做什么？”在庞的指使下，福利屯群众曾多次把宁拉来批斗，押到湖润、新兴街上游斗示众。8月的一个晚上，庞亲自到福利屯叫民兵营长陆振林、治保主任黎贯光召集民兵和大队干部在大队部开会研究批斗人，参加研究会的人有：庞庆荣、农广山、陆振林、黎贯光、农高辉、赵日光、李金元、农广荣、陈廷伟等人，庞在会上说：“‘7·3’布告里面没有说什么文斗武斗，主要是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陆振林接着说：“新兴那边已斗死了一部分坏分子，我们大队堂怀屯也斗死3人，难道我们村没有阶级敌人吗？人家村村有，以后难向上级交待呵！今晚我们斗宁美英，你们怕不怕？”大家说“不怕”。于是黎贯光、农广山说：“现在新兴那边已搞了（指斗死人），单我们村没有搞，我们村有没有阶级敌人！有！大家敢不敢斗？”黎就去喊群众到小队仓库去开会，黎在会上说：“四类分子宁美英一贯不服从排工，今晚我们拉她来斗，根据新兴那边的方法（斗打致死），今晚继续斗她。”说完就带民兵到宁家抓宁，当宁被押到会场时，群众就喊她跪下，由于宁年老跪不快，黎贯光即向宁腰部猛踢一脚，接着何元又是一脚，宁倒地后，农高辉、黄日利、何祖章等人用脚向宁乱踢，不到20分钟，年老的宁美英就活活被踢死了，黎贯光叫黄日利等人将宁尸拉出会场，丢在核桃树下，然后继续开会，农广山说：“今晚我们已经把四类分子宁消灭了，以后不准谁告诉给她亲属知道，如果谁告诉了，我们就把责任推到谁身上去。以后出门或做工，不准谈这些，只准淡生产。”农说完后就散会，散会后，黎去通知死者侄仔叶华繁、叶华盛说：“你婶已被斗死了，你们下去抬她去埋，”埋时，黎还跟后到斗路监督，宁美英被打死后，农高辉等人还把宁的丈夫叶春维押到大队部关起来，由民兵看守，次日后才放其回家。
据调查证实：此案主谋为庞庆荣，同谋有大队干部农广山、陆振林、黎贯光（兼凶手）。凶手有农高辉、何元、黄日利、何祖章等人。
（摘自1984年1月16日中共湖润公社党委“处遗”领导小组“关于宁美英在‘文革’中被斗打致死一案调查报告”）。
1968年9月2日，驻新兴边防工作站副站长庞庆荣在新兴大队部召集大队领导成员开会，参与的有：李瑞光、李文英、林翼、黄天务，会上庞说：“你们新兴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别的地方搞得轰轰烈烈，有一个县地主、富农、残渣余孽基本上搞光了，你们怎么办，有什么意见？”林翼说：我们新兴街上廖斌军组织反革命；廖斌章是地主子女，家里还藏有手枪；黄桂连是地主分子，可能还有金片，群众要求拿他们来斗，接着黄天务说：“梁侦荣是国民党伪村长，解放前在华利大队欺压人民，逼征公粮归己；梁侦华解放前拦路抢劫；宁广康是地主分子，他家藏有手枪，群众意见大，要求拿他们来斗争。”林翼又说：“先斗廖家，问题廖是地主仔，后斗梁家。”最后会议决定，先斗廖家，后斗梁家。
廖家4人被斗死后，工作站指导员吴荣新带领一个排的战士（约20人）到新兴大队古器屯支农，住在潘文忠家。有一天，吴在潘家召集古器屯生产队骨干开会，会上吴说：“人家地方，地、富、反、坏、右分子老早就干完了，你们这里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这个时候不干，到哪个时候才干？”吴讲完话又进行分析研究揪斗人员名单。黄飞龙、黄天务说：“一队揪梁侦华、梁侦荣、梁侦松、梁侦瑶、梁侦表来斗。”吴荣新说：“所有的残渣余孽统统揪斗，今晚先把他们抓起来。”当晚黄天务、黄飞龙、黄天锐、宁华作、宁华国等人就将梁家几兄弟以及宁华先、宁广景、赵国甫、赵加坤、赵加德等人集中关在仓库一起编竹帽，然后拿他们分人分批进行批斗。
9月22日晚上，人们正拿梁侦瑶来批斗吊打，潘文忠等民兵持枪看守被关在仓库的梁侦松等人。大约9——10点钟左右，梁侦松害怕被斗挨折磨，就将自己编竹帽用的柴刀割颈自杀，流了血但没有死成，于是就说“我请假小便”。出门后趁机跑到玉米地里伏下，以便逃跑。就在这时被赵家权等人发现。赵喊“梁侦松逃跑了！”宁即向梁侦松逃跑方向打了一枪，民兵听到枪声后，立即赶到现场，参加追捕梁侦松，人们打亮手电筒，黄飞龙、黄天锐先发现梁侦松各开了一枪，梁还往里跑，在民兵包围下梁拼命往玉米地深处跑。当民兵发现梁伏在水淹地（土名）埂边时，被周太岳、潘文忠、黄高照等民兵击毙。
9月23日下午，吴荣新、庞庆荣召集全片民兵开会研究批斗对象，吴荣新说：“今晚根据华利大队群众要求拿古器屯的梁侦荣、梁侦华、宁广康三人来斗，全片群众（新兴、华利大队）都参加。”李瑞光说：“既然华利要求斗就斗梁侦荣，并应拿到华利去斗，不能拿到我们新兴斗，我们新兴大队不斗。”吴又说：“同意也斗，不同意也斗，不管你那么多，散会！”这样谁也不敢讲了，最后决定新兴由4个大队干部分头通知各屯民兵群众，华利由黄文业负责通知民兵群众，当晚到新兴圩亭开斗争大会。来时要求民兵全部带枪、带木棍。由黄天务负责通知民兵押梁侦荣、梁侦华、宁广康3人到会场。那天晚上，黄天晶、宁华国、宁华南、黄飞龙、宁华作、黄福堂、赵国英、黄天务等人就押梁侦荣、梁侦华、宁广康3人到大队部，由民兵看管。坐在主席台上有吴荣新、黄天务、李文英、黄天晶、林翼、黄文业、农世训等，李文英主持会场，黄天晶列举被斗人的“罪行”，他说：“今晚拿他们3个到大会来斗，因为小会斗他们很顽固。梁侦华的罪行是偷盗，一贯对党不满，解放前曾到越南偷东西，不出集体工，做“自留人”；梁侦荣的“罪行”是一贯不出集体工，是国民党伪村长，以前做过很多坏事；宁广康是地主分子，一贯不老实，今晚斗这三个人，该斗不该斗？”台下人喊“该斗”，黄天务站起来说：“民兵将他们三个人一个一个押进会场，第一个是梁侦荣！”宁华国将梁侦荣押进会场。宁华南揭梁当伪村长时压他父亲；黄华山揭梁抓征兵，并抓住其胸部推来推去；宁华国用拳头打；赵文义用木头捅打梁侦荣的阴部，梁即倒下，一帮人拥上毒打，不一会就被打死了。梁侦荣被打死后，黄天锐押梁侦华进会场，黄天才用木棍打梁侦华的头部，梁倒下，农天球又用木棍打梁的头部，昏倒后，阮锦、黄辉光将梁拉到大队部，半夜死去。第三个被拉进会场斗争的是宁广康，当彭廷进押宁进会场时，有人说：“不斗了，散会吧。”在场的宁华南说：“两个是下中农（指梁侦华、侦荣）都被打死了，留下地主以后就不好下场啦！”彭廷进令宁广康跪下，将绑绳往后一拉，又踢宁的腰部，农天球用木棍打，宁华国脚踢，在众人的踢打下，宁广康当场被打死。
斗争结束后，在旧派出所总结，吴荣新说：“今晚斗争成绩大不大，你们总结看。”李文英说：“今晚斗争成绩是大的，但这样做作为就是夺中央的权，因为杀人权不在我们大队支部。”最后无人再发言，散会了。
梁侦荣、梁侦华、宁广康三具尸体由黄天务通知四类分子周汉初、梁建龙、梁成英、黄恒右拖到派出所后山坳埋葬。
经调查证实：该案主谋是边防工作站指导员吴荣新、副站长庞庆荣，在新兴、华利大队支农期间，直接指挥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及民兵残酷批斗、打死无辜群众10多人，吴、庞是主谋和策划者。同谋是李文英、林翼、李瑞光、黄天务、黄天晶。主要凶手：宁华国、宁华南、黄飞龙、宁华作、周太岳、农天才、农天球、彭廷进、黄天锐、潘文忠、 黄高照，其次还有凶手黄华山、赵国英。
（1984年2月10日中央湖润公社党委“处遗”领导小组关于梁侦松在“文革”期间被枪杀和梁侦荣、梁侦华、宁广康被斗打致死的综合调查报告）
新兴、华利大队群众被无辜枪杀4人，斗打致死11人，逼死小孩2人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经调查核实，是在部队驻新兴工作站的站长孙元提、副站长庞庆荣、指导员吴荣新的煽动、策划、直接组织指挥该二大队的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和民兵残酷批斗、枪杀、吊打无辜的群众的结果。
孙元提，系原新兴工作站站长，在新兴、华利支农期间，先后奸污青年妇女阮美田、黄英雪、赵素暖、潘金连、李连英等5名；亲自组织民兵枪杀何国益，参与策划杀害何国民、何国平，是杀人的主谋者。原只定因奸污妇女被清洗回家，对“文革”中杀人问题尚未处理，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庞庆荣，系原新兴工作站副站长，68年8、6月直接组织策划杀害宁美英、彭瑞华、廖斌章、廖斌忠、黄桂连，参与策划杀害梁侦荣、梁侦松、梁侦华、宁广康等人，罪恶不小，民愤大，应追究刑事责任。
吴荣新，系原新兴工作站指导员，直接组织策划杀害梁侦荣、梁侦松、梁侦华和宁广康，是杀人的主谋者，应追究刑事责任。
陈忠康，教师，用铁棒打死闭明珍，是凶手，行政上开除干部资格，给生活出路，安排在矿场做工。
覃忠，矿场医生，是杀害何家三兄弟的主谋者之一，行政记大过处分。
黎贯光，是杀害何家三兄弟凶手之一，是杀害宁美英、彭瑞华的主谋者之一，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黄辉光，带民兵围捕何国益，用木棍打致何重伤后何被枪杀，还参与打死何国平、何国民，给予开除党籍。
李瑞光，伙同新兴工作站吴荣新、庞庆荣、策划批斗梁侦荣、梁侦华、梁侦松、宁广康等人，后被打致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周太岳，教师，是第一个开枪打梁侦荣致死，参与打梁侦松、梁侦华、宁广康致死，给予行政上开除留用处分。
黄丕干，干警，用锄头打未断气的廖斌军头部而死亡，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至于对本地的凶手、同案犯，我县已根据国家法律和“处遗”的有关政策已给恰当的处理，群众较为满意。就是孙元提、庞庆荣、吴荣新三人当时是驻新兴边防工作站的领导，对新兴、华利事件负有直接组织指挥杀人的责任，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已调防或转业，去向不明，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他们已被漏网，属于漏网的“三种人”，请求自治区党委，广西军区党委在查明他们去向后，按党纪国法严肃处理，以平民愤，纯洁党的组织，这是完全必要的。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高潮阶段，毛主席先后发表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当时，靖西县革委常委胡应忠、李季第9人，于8月8日下午研究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要横下一条心，办好学习班，通过斗私批修，搞革命大批判，深挖阶级敌人，搞好清队，对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要定型下来，同时，搞好精兵简政，实行机关革命化。为了加强对学习班的学习领导，由胡应忠、韦绍益、杨志等13人组成学习领导小组，胡应忠同志担任组长。县革委从1968年8月至1969年元月20日止，先后举办了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是县委机关及有关部、委、办、科、局、室的人员；第二期是县直二层机构的人员；第三期是各公社机关和直属单位的人员。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共3115人，学习时间最长的50天，最短的20天，在批修阶段揪斗329人，占参加学习人数11.5％。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陆远泰、甘必春、李惠畴、闭润坤等220人，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有：农正奇、王景山、鲁中直等109人。
例如：举办第一期学习班的时候，常委决定，革委机关本身及其直属单位，除留一、两人坚持日常工作外，其他统统参加办学习班。具体时间安排：整顿学风7天。斗私10天，批修20天，整改10天，总结提高3天，共50天。学习方法，首先搞斗私，解决内部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和无政府主义，丢掉包袱，轻装上阵；然后搞批修，主要是解决敌我问题，把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把走资派拉去斗，把清理阶级队伍和精兵简政结合起来。
整改：通过学习班对干部、职工进行全面考核，动员每人都要写决心书，教育他们要正确对待精简机构，做到走者愉快在者安心。对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要定点搞劳动，边劳动边审查，分工包干抓落实，个别问题复杂、严重，一时不能解决的，交由专案办理，对这些人时间可延长一些，能站出来的人，革委要点名给他站出来。我们这样做法，叫做学一步走一步，不交底。
编班问题：一个班分四个队，一队队长林硕，副队长邱作屏，指导员周喜文；二队队长杨志，副队长陈美满、黎歧，指导员罗荣才；三队队长彭道明，副队长毛鸿升、周谦，指导员黄安业；四队队长韦荣，副队长陈福英，指导员陆振化。学习班设办公室：黄志耀负责学习，张清连负责行政，还有廖英邦等5位参加。队干要具体分工，各队的队长抓学习，副队长抓行政（兼组长），队里成立领导小组，吸收组长参加。
组织机构落实以后，来参加学习班的干部，于8月16日，自带行李和生活日用品，背着“为人民服务”的挂包，陆续到学习班（县接待站）报到。按照已编好的班、组集中食宿；在学习期间，不准请假，不会客，要坚持抗大式的精神，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经过听学习动员报告，学习毛主席语录，漫谈讨论，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掌握武器，自我亮相，丢下包袱，轻装上阵，集中火力针对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猛烈开火，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坚决把阶级敌人斗倒斗垮斗臭！有很多同志原来对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习，感到无限欢快，表示要好好学习，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解决实际问题，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殊不知，实与愿违，学习班对待干部是残酷无情。第一期参加学习班420人，被斗打的63人，占参加人数15％，其中被斗打致伤致残29人，占被打人数的46％。
二队队长杨志在10月10日晚上，传达办公室关于当前对敌斗争意见时候，对到会的组长和资料员说：“这几天来斗争的特点，士气高，火力大，少数敌人已缴械，但多数敌人还是狡猾，交待明，不交待暗，企图转移斗争目标。也出现一些支流，事前工作不充分，主攻方向不明，火力不够集中，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曲折复杂，理解不透，个别同志精力不集中，上下团结不够紧，步调不一致。为了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们要明确指导思想，为稳、准、狠打击敌人，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战前要做好准备工作：主要做好四个落实（即组织落实、材料落实、作战计划落实、指挥员落实。）
2、斗争步骤：先交待事实，再追目的，后扫外围，进行批判。
3、斗争方法：大会交待问题，有目的地揭发；小会攻心，交待政策，深挖细追，轮流战术，交叉进行；要注意文斗，当然对个别顽固，群众触及皮肉也必要，但不要说是我们讲。
在学习班里被列为批斗重点对象有：闭润坤、欧阳辉、罗丽飞、邓竞生、李惠畴、周日烈、陶亚敏、赵贻斌、郭振明、农星红、杨文邦、梁福昌、冯闯等13人。在批斗闭润坤同志时，是杨志掌握会场，杨说：“走资派闭润坤，你不坦白交待，挑起武斗，由你负完全责任。”他这么一说，那些打手一拥而上，抓拉头发，拳打脚踢；闭在第四场被批斗时，打手用吸烟斗猛击左胸，遭到重伤，虽经医治，至今仍有余伤。在人民大会堂学习班组织联队批斗欧阳辉同志时，也是杨志亲自掌握会场，杨志逼欧交待“叛徒”问题，并恫吓说：“限在24小时以内坦白交待清楚，不然就逮捕法办。”在此情况下，欧被打致重伤。在学习班期间杨志多次主持批斗大会的对象还有罗丽飞、周日烈等人，煽动说“哪个不老实交待，就给他点厉害看看。”因而，这个队出现了：罚跪、拳打脚踢、抓拉头发、用小铁线串大黑板挂在脖子上来回两头拉、勒令脱光脚在新铺小石头的路上跑步、分组轮流批斗不给休息、假枪毙等违法乱纪行为。第二队105人中，被威胁要杀掉的有邓竞生、倪心培、闭润坤等3人，被批斗的28人，其中被打伤的8人，杨志身为队长，发生殴打，不但不制止，反而把打人最凶的第三组评为先进组，徐阳被评为先进组长，在大小会上号召其他组向第三组学习。
1968年11月9日，由杨志在县革委接待站集中60多人，向这帮所谓“牛”训话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们到‘五·七’干校去，好好劳动，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在劳动中要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你们这批人有30％要判刑，有一些人要开除回家。”训完话就用武装押送到大王庙（“五·七”干校所在地），每人得住约1.5尺宽，还分三等，认为问题特别严重的住在里面，较轻的住在两旁，较重的住在中间，并宣布晚上不准出大门，大小便谁乱出来就开枪打死，晚上派武装人员看守，不准和家里人见面，亲人送东西来要经过检查，开饭地点是在农科所饭堂，但不准这些人进饭堂，由监管人员杨光辉指定专人到饭堂领饭、领菜，晴天在露天吃，雨天就在牛栏里吃饭。在大王庙这段时间，不准回家，不准上街，不准请假到医院看病，不准看书读报，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也没有任何人来做思想政治工作。最重最脏的活要这帮人去干。对被赶到大王庙的60多位同志，实行武装监督，强迫劳动长达1年多，使他们身心受到摧残。在接受审查、监督、强迫劳动过程，仍受到监督人员杨光辉（已被双开除处理）毒打的有：李惠畴、周日烈、张其俊、陶亚敏、赵贻斌、劳永柱、冯汉强、郭进明、罗丽飞、姜容健、邓竞生、张其业、杨文邦、黄志斌等14人，其中，被打重伤的6人。如1969年秋的一天，干校派一些人到武平公社渠来大队割蕨草盖田七棚，午休时，杨光辉突然喊张其俊到仓库，不讲情由就给张跪下，然后用自己正穿着的一双皮鞋，右脚使劲地往张的胸部踢，把张打翻在地，一时透不过气来，当张正要爬起来时，又被杨踢，并加一拳到后脑处，这样，张只呻吟一声，就昏倒过去了。至今已隔十几年，但天气变化，张的胸部仍然发痛。
经过所谓严格审查，作敌我矛盾处理的有：陆运泰、甘必春、李惠畴、闭润坤、杨耀良、冯汉强、曾克基、周日烈、倪心培、沈仁、阳群、岑树虎、王治斌、郭白丁、戴烈训、罗柏林、梁福昌、莫明、韦碧波、郭振明、欧阳辉、邓竞生、黄义、王佐希、廖达夫、杨文邦、廖建业、农星红、张其业、温子芳、陈启中、劳永柱、罗丽飞、覃耀江、陶亚敏、林少魁、左正基、赵贻斌、陆宝镜、张其俊、梁建文、陆绍绩等42人，占受审人数69.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核查，这批60多位同志绝大多数是各单位的领导骨干，没有一人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实践证明，这个学习班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干部的学习班，实行了一条极“左”路线，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我们按照党中央和区党委的有关文件规定，分别给予他们平反昭雪，让这些同志在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三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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