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6-0 作者：中共柳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柳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7年8月30日凌晨2点至4点钟，县城“造反大军”在“柳铁工机联”的支持下，约百余人来到县人委，用冲锋枪、步枪在大门外射击，县人民武装部解放军韦晨钟和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等同志前来制止武斗，门外枪声停后，韦晨钟、韦善图等同志进入人委院内，韦晨钟、韦善图同志喊话：“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不要打枪了。”驻在县人委办公室内的“联指”武装人员——韦宗传继续射击，把前来制止武斗的韦善图同志击中倒地。“造反大军”的红卫兵，立即把韦善图同志抬送县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天亮以后，人武部政委宋吉月找县“联指”副总指挥韦云超去武装部问明情况，“联指”因开枪打死解放军指导员韦善图同志，自知有错。“造反大军”则要“联指”交出打死解放军的凶手。“联指”为给县人武部施加压力，以“人身安全”为由，决定暂时撤出县城，疏散各地。30日9时左右“联指”头头出走，随后“联指”派的干部职工及家属全城撤离，造成县城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关门闭户，县城一些机关单位空无一人。9月1日凌晨，“造反大军‘联战’”红卫兵进驻文化宫。这就是我县轰动一时的所谓“八·三〇”事件。
1、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
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上海“一月风暴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和揪斗“走资派”的过程中，在全自治区支持韦国清和支持伍晋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担任领导的问题上于6月间分裂为两大派，即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派。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派。开始由分散的不同观点开展辩论，发展到不同观点各自建立“战斗队”。1968年8月3日，全县支持韦国清的一派在县城组成全县“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8月10日，全县支持伍晋南的一派在县城组成“柳江县造反大军”（又称柳江“4·22”），两派就支持韦国清和支持伍晋南。谁是革命派即“左派”，谁的大方向正确……等问题进行激烈的口头辩论，大字报辩论，并互相攻击，覆盖对方大字报，冲击对方“宣传队”进而发展到推人、打人、由拳打脚踢，升级到打石头仗、弹弓仗，发展到有组织的制造长矛、大刀、短刀、土枪、土手榴弹、土炮、手雷……县城小规模武斗时有出现。开始由突发性武斗，发展到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有指挥的武斗，武斗手段和规模逐渐升级，县城武斗气氛很紧，各方加紧备战，准备应付武斗。
2、县人武部支一派压一派、加深两派矛盾
全县两派就支持韦国清，支持伍晋南，谁是革命派，谁的大方向正确等问题辩论白热化的时候。1967年6月28日，县人武部在县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把支持韦国清的组织——县直总部作为“左派”予以支持，而持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的组织——柳江中学“联战”红卫兵的一派受到压制。到同年8月24日，县人武部一反过去，改变“支左”立场。由原来支持“联指”派，改为支持以县城“联战”红卫兵为主体的造反大军派，即“4·22”。人多势众的“联指”派因过去受到支持，转过来受到压制。从而进行强烈反抗，组织队伍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宋吉月”（武装部政委）“揪出军内一小撮”等口号。而过去受到压制的现在得到县人武部支持的“造反大军”，认为自己的“大方向正确”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从而趾高气扬，自称要以“他为核心”但由于“造反大军”当时人数少，势力比较弱，在县直机关单位中，没有取得控制权，急于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力量。借助于武力——用枪杆子来压服对立派，便酝酿着抢枪。
3、抢夺县人武部的枪枝弹药
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的所谓“文攻武卫”的煽动下，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指导下，抢枪的舆论在社会上流传着。1967年8月27日凌晨，县造反大军“联战”红卫兵在“柳铁工机联”的支持下，剪断县邮电局电话电缆，翻墙冲进县人武部，强行抢夺县人武部的枪枝弹药。由于县人武部的枪枝已事先埋藏起来，当时只抢走一些子弹。
由于“联战”抢枪，“联指”加强戒备，作了布置，人员武器集中，日夜值班，28日凌晨，县“造反大军‘联战’”红卫兵又在柳州市一些红卫兵组织的支持下，第二次翻墙冲进县人武部强行抢夺人武部的枪枝弹药，县“联指”知道后，立即组织指挥拦截，县医院“联指”在县“联指”委员谭冰的带领下，到县医院旁边的路上拦截，双方用长矛、短刀开展武斗。这次冲突“联指”派伤2人，“造反大军”柳州红卫兵死一人。“造反大军”为防止驻守在县公安局的“联指”人员出来拦截，丢了一个土造手榴弹到公安局围墙内，炸伤县委、县公安局干部各一人，此后两派矛盾更加激化。
“造反大军”连续二次抢夺人武部的枪枝弹药。“联指”头头廖玉欢、韦云超、莫元科、韦建昌、王文彬、韦志英等人28日在柳江中学红卫兵“百万雄师”驻地和柳江供电所研究决定抢县人武部的枪枝弹药，并制定方案，29日白天到县人武部抢枪，先由红卫兵打先锋，从县武装部正门进去，机关干部职工尾随从侧门等地进去。为了防止“造反大军”进行阻拦和干扰，并从黄岭大队“联指”控制的民兵手中借来步枪机枪作警戒。29日上午10点开始抢枪。“联指”副总指挥韦云超在县委大楼阳台上打鼓指挥，下午2点抢枪结束。抢枪期间，全城武装戒严，不准行人进出。下午，柳江中学“百万雄师”红卫兵从学校搬迁到县委大楼集中。开始建立武装据点。实行武装割据。
1967年8月30日凌晨。县“造反大军‘联战’”红卫兵在柳铁“工机联”的支援下，约百余武装人员到县人委大院门外，用步枪、冲锋枪对空四处射击，以武力威胁“联指”，要“联指”缴出抢走的枪枝弹药，县人武部解放军韦晨钟，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等解放军前来制止武斗。叫双方停止射击。“造反大军”停止射击后，韦晨钟、韦善图等4位解放军进入人委院内。高喊“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停止打枪”。但驻守在人委办公室内的“联指”成员韦宗传仍继续射击，开枪打中九九分队指导员善图同志，“联战”红卫兵立即抬韦善图同志到县医院抢救。“造反大军”人员随即撤离。韦善图同志终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当即死亡。
天亮后，人武部政委宋吉月同志找“联指”副总指挥韦云超去问明情况。“联指”因开枪打死解放军指导员韦善图同志。自知有错，造反大军又提出要“联指”交出打死韦善图指导员的凶手。联指为给人武部施加压力，以“人身安全”为由，决定临时撤离县城，转移到各公社农村。30日上午9点左右，“联指”头头出走。随后，“联指”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全部撤离县城。疏散各地，造成县城停工、停产、停课、停业、关门闭户。县直很多机关单位空无一人。县人民银行“文革”组长何国祥，要银行人员全部撤离，（当时银行是青一色的“联指”派）有人提出“金库怎么办”何说：“金库不管了”他决定从库款中发给每人500元。还集体带走7万元（回来时已归还）银行抓促组长，副教导员周滋新同志从路上动员肖林全、梁加琼二同志一同回到银行守金库，虽然保护了国家财产，但违反了何国祥、韦如杰等人的意图，因而遭受到一连串的批斗，并再次夺去了周滋新“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的权，以及招致后来的残酷摧残。
“联指”撤离县城后，“造反大军”控制县城。30日晚上“联战”红卫兵进驻县文化宫，次日以搜查枪枝弹药为名，对人委、县委大楼办公室进行搜查，把搜查出来的子弹集中文化宫。
1.“联指”集结力量
县“联指”撤离县城后，主力云集百朋一带。撤离在县城附近的“联指”头头王文彬、刘九伶等人串连约30余人，在柳州市二轻局召开临时会议。重新集结力量，继续开展活动。决定成立县“联指”临时前线指挥部，推选出负责人有：王文彬、刘九伶、韦志英、刘启兴、韦安居、韦彦昌等人。前线指挥部与撤离在百朋方面的“联指”头头何国祥、韦来成等人取得联系后，又在百朋召开“联指”会议。决定：?改组县“联指”；?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和组织“联指”派的民兵武装集中统一领导，强行收缴对立派民兵的枪枝，并集中200余人的武装人员，准备“杀回县城”。
县人武部派人同“联指”联系，要“联指”回城“抓革命促生产”。县“联指”9月19日在百朋召开“联指”群众大会，动员回县城“抓革命促生产”。9月20日，“联指”回到县城。并以雇请民兵保卫国家财产为名的合法身份，把“联指”派的民兵“请”进机关单位。如银行、粮食、排灌站、商业等单位。以及暗中调集民兵武装进县委大楼，公开或暗中建立武装据点。
2.上缴武器，搞大联合
县人武部向两派提出上缴武器，实现革命大联合。9月20日，“造反大军”响应县人武部的号召。先上缴武器，同“联指”搞大联合，并召开上缴武器同“联指”搞大联合的大会，会后持枪游行，游行结束，把抢得的轻重机枪各1挺，手枪11枝，冲锋枪3枝，卡兵枪9枝和一批子弹，上缴县人武部。
9月1日“联指”也上缴自制的长矛、短刀和手榴弹、子弹。在县人武部的主持下，两派谈判搞大联合。
柳江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第二年的冬季，正值两派斗争激烈，各自建立据点，加紧备战，互相抓人。武斗时有发生，武斗气氛紧张，干部职工擅离工作岗位的动乱时间。1967年12月14日至16日，成团区粮食管理所所辖水灵、金垒、大荣、六道4个粮库的粮食和成团、六道供销社的商品物资被群众哄抢一空，计抢去粮食3135000斤，油脂5000斤，油料12000斤，黄豆11000斤，和供销社全部商品物资，总价值约85万元，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件。
1967年县城8月30日事件以后，两派矛盾激化，在“文攻武卫”的错误口号指导下，两派在加紧“文攻”的同时，又加紧“武卫”的备战活动，建立据点、抢枪、接管民兵枪枝、自造武器、挖工事、储备食品、用具……小型武斗不断发生，并不断加剧和升级。
成团区政府干部，“联指”常委刘有亮在大荣收缴民兵枪枝时，被“造反大军”追缴，成团“造反大军”覃大家带领队员冲进成团区政府，把躲在屋檐下的刘有亮抓到“大军”据点——雅中关押、审问，次日晚才放走，成团区政府“联指”成员见状恐慌。自行离开单位回家或进据点，“造反大军”于1967年12月1日，宣布接管区政府，接着武装进驻区政府，成团区商店、粮库处于无人看管状态，水灵粮库留有一个家是本屯的保管员兼管，他实际上没有去管。由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瘫痪，社会赌风盛行，，社会治安混乱，武斗气氛紧张，民心不安，生产受到影响，群众中对粮食无人看管，担心受损失，影响日后的生活。大荣大队党支书覃华安针对这种情况，心有不安，曾对县人武部副政委雷霆同志提出建议讲，大荣仓库的粮食，我们大荣占60~70万斤。如果被别人抢去，群众生活困难，是否可以大队掌握数目，把粮食分散到群众中去保管，待平静后如数交回，这一建议被拒绝。
水灵粮库无人看管，花生被看牛小孩偷来吃，吃不完又把花生拿回家，被大人发现。看到粮库无人看管，大人也去偷。水灵屯韦风利白天进仓库，偷了一袋约80斤的黄豆回家，见无人去问，又去偷稻谷，一而再，胆子越来越大，不仅他个人去偷，还在群众造舆论，致使他人也去偷。
县城“造反大军”文化宫据点“红卫兵”，没有粮食吃，向县武装部报告要求县粮食局供应粮食。“联指”不同意，经县武装部批准，县城“造反大军”文化宫“联战”“红卫兵”于1967年12月上旬，在人武部人员的带领下，到成团区水灵仓库，运走粮食、黄豆数千斤。
1967年12月14日，县城“造反大军”到成团去的兰春风，发现群众中有抢粮的动态，认为事关重要，给县武装部打电话，武装部于14日下午派参谋田经武同志去成团了解情况。田经武到成团后，发现群众哄抢粮食的事件即将发生，个人难以制止，又打电话回县武装部汇报情况，并要求再增派人去，县武装部得知情况后，决定增派秘书科长韦晨钟、参谋彭定清和分队战士2人，共4人前往成团（均不带武器），到成团天已快黑，看到四处有人挑箩筐和带袋子的群众，往水灵粮库方向去，一部分群众已进水灵粮库要粮食。县武装部的韦晨钟等人民解放军为了制止哄抢国家粮食，他们一方面向县武装部汇报情况，一方面想办法控制群众哄抢国家粮食的局面。经研究用“空城计”，四人分四路边吹哨边喊。哄抢粮食的群众不明真相，以为大批解放军来了，就四处逃跑，武装部的4个同志进入水灵粮库后，即修钉好被撬烂的库门。哄抢粮食的人，见只有4个解放军，又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韦晨钟同志向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并宣布抢国家粮食是犯罪行为，谁再第一个进去抢粮，就抓谁，开始人群中互相观望，谁也不再动，后因解放军人少，天又黑，谁也看不清谁，来哄抢粮食的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仓库面前水泄不通，人群中有的讲：“他们才几个人怕个吊”，有个别人讲：“打他们”，群众中有人喊：“要粮食就要粮食，不准打解放军。”韦晨钟同志站上油桶大声宣传党的政策，反复宣传哄抢国家粮食是犯罪行为。这些群众根本不听宣传，不听劝阻，有的人硬冲进粮库。彭定清同志力大，来一个推一个，有的连人带箩筐推倒在地，但他们爬起来又冲入粮库要谷。有的挑谷出来的连人带谷被推倒。你推倒这个那个又来，人象潮水一样的涌进去，根本无法制止。他们四人在水灵粮库从天黑做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点，全身汗流夹背，精疲力竭，身上的衣从里到外湿透，又冷又饿，只好回到成团供销社休息烘衣服。在水灵粮库被群众哄抢的同时。金垒粮库的粮食也被哄抢，田经武参谋一人在金垒粮库那里进行宣传教育制止抢粮，结果无效。由于制止不住，只好回县把情况汇报，当时回到大荣粮库时，又见群众挑箩筐，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荣粮库。韦晨钟、田经武、彭定清等5位解放军又去做群众工作，宣传政策，人群只是围拢过来，开始还不敢动，有一个妇女头用手巾包着，硬是往粮库内冲进去，其他人也跟着冲，把解放军往一边挤，根本不听劝阻，当天大荣粮库也被群众哄抢一空，接着第二天六道粮库也被哄抢，成团区4个粮库3天内被群众哄抢一空。
抢完粮食，接着又抢商店物资，商店物资抢完后，门板、窗子、楼板也被撬光，计抢去木板15立方米，行条75根，门板24付，床架4个，办公桌2张，公文柜1个，磅秤2个，火砖约5万块。
14至16日哄抢国家粮食的群众人山人海，比平时赶墟的人还多，他们来自成团区的各公社，也有来自三都区，百朋区和福塘的人们，有人挑的、马车拉的、过路的人和马车，见状也参加哄抢。成团区附近公社的人家，不论党员、干部、农民、也不论国家干部，还是有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参加了。有的本人不去，家属去。有劳动力的人人都去挑。六道公社干部家家户户都参加要粮，成团区副区长覃源（当时已靠边站），既得粮食，又得布匹。水灵屯180余户人家，除一户老党支书覃凤依没有去要外，其余都去要国家粮食。六道街不少人家全家出动，一趟又一趟地去粮库挑谷子，直到抢完为止。哄抢得多的户达2000斤~3000斤谷子。
成团哄抢国家粮食发生后，在县人武部的要求下，驻柳6996部队于1967年12月17日下午派一个连的部队进驻我县，其中一个排在县人武部副政委雷霆同志的带领下，在县抓促指挥部，县两派群众组织的配合下，到成团区向群众作宣传教育，反复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有部分群众拿粮食来退，有的退几十斤，百把斤。有的退一些布和成衣。当时追回粮食5万余斤，商店商品价值1千多元。
1970年至1971年春，经过县派驻各大队的宣传队，和县军管会一同做发动工作，动员群众登记，分期退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收回粮食54万多斤，油料18000余斤，油脂200余斤，现金1029元。
“八·三〇”事件后，两派群众组织矛盾加深，武斗逐步升级。2月14日县城“造反大军”在柳州“造反大军”的支援下，向县“联指”交通大楼、新华书店、税务局等据点发动武装进攻，“联指”死2人，伤一人，被抓3人。15日柳州“联指”派兵增援县“联指”，17日兵分三路向“造反大军”外围据点糖包厂、柳江中学发起进攻，武斗规模扩大，19日柳州“联指”继续增兵，21日同县“联指”一起向“造反大军”中心据点——县文化宫发动进攻，23日凌晨“大军”被逼撤退，“联指”占领文化宫。从2月14日至23日的武斗，就是我县所谓的“二·一四”武斗事件，这期间共死亡24人，重伤6人，造成严重后果。
1.明里联合，暗地扩充武装。
1967年8月30日，县“联指”武装人员韦宗传在县府大院开枪打死前来制止武斗的九九分队指导员韦善图，“造反大军”要“联指”交出打死解放军的凶手，县“联指”以“人身安全”为由，于当天下午撤离县城，疏散农村，经县人武部做双方的工作，“联指”于9月20日回县。在人武部主持下，两派开始谈判大联合，9月20日大军率先向县人武部上交枪枝，21日“联指”也将子弹、和自制的手雷、长矛、短刀等武器上交人武部。27日两派通过谈判达成大联合5点协议。大联合的气氛虽然逐渐形成，但双方并未因此失去戒备，县“联指”以“保护国家财产”为由，把本派的泗浪武装民兵“请进”县银行和粮食局。财粮在握，又把本派的黄岭、百朋武装民兵进驻排灌站和县委大楼，明里暗里建立武装据点。“造反大军”上交武器后失去武装，深感受骗，随即也派员下到大荣等地集中本派民兵的武器弹药。进而双方收缴对方零星的武装，从而相互发生冲突，矛盾日趋扩大。双方向县城集结武装，县城的气氛日趋紧张。
2.相互攻击，武斗升级
1967年11月8日，县城“造反大军”到饭店面前写标语，被饭店“联指”人员覃崇武制止和干预，互相言语中伤，覃崇武被“大军”抓进文化宫并在审讯中被打。“联指”闻讯组织数百人冲击“大军”驻地文化宫，要求释放覃崇武，“大军”不放人，并划警戒线，阻止“联指”前进，“联指”不顾“大军”的警戒线，要冲进文化宫，“大军”前去制止，双方发生石头仗，县人武部前来制止并做工作，“大军”释放覃崇武。12月15日蚕种场“联指”成员韦秀梅上街贴攻击“造反大军”的大字报，被“大军”撕毁，“联指”前去阻拦，双方发生拳头仗。“大军”把“联指”一人抓到武装部“说理”。12月23日“联指”组织队伍上街宣传，布置大量人员埋伏在周围，暗藏短棍、铁器以应付突然事变，当“联指”的宣传队对“造反大军”进行攻击性宣传时，“造反大军”前去质问和辩论，双方发生推拉和拳击棍打，并在十字路口开展石头仗，由于“联指”事先有准备，加之人多势众，这一仗“大军”被打伤14人，“联指”伤4人。当文化宫里的“大军”赶来增援时，“联指”已撤离。“造反大军”队伍从县食品公司经过时，发现该公司干部“联指”观点的靖国衡在办公室里，“大军”以靖国衡是污蔑攻击“大军”的“08号”观察员为由，把靖国衡抓进文化宫。下午4时，刚从学校分配来的“大军”观点的龙汉岭林场技术干部韦贵传在未建成的百货商店阳台上玩时，被“联指”开枪击中，韦从阳台上掉下来，当场死亡。文化宫里的“大军”胡兆刚等人闻讯拿来担架准备抬走抢救，但刚走出文化宫大门，胡兆刚又被“联指”从老法院射来的子弹击中死亡。靖国衡被抓进文化宫，在审问中被打伤，后放在阳台上受冻，24日早上死亡。从此县城武斗升级，从拳打脚踢、石头、长矛、大刀到真枪实弹，从打伤人发展到打死人，冲突扩大，仇恨加深。
3.相互抓人和袭击，武斗扩大。
11月22日，泗浪大队“联指”武装袭击进德“造反大军”，进德“大军”4人被打伤，“大军”头头熊国芳等2人被抓，23日县城“造反大军”声援进德“造反大军”，并发表“一一·二二”声明要“以血还血”，要求立即释放熊国芳等2人，当天“造反大军”拿被“联指”打伤的“造反大军”的血衣在拉堡街游行，中午12时进德“造反大军”到县武装部静坐，要求县人武部解决：1.收缴泗浪民兵的枪枝；2.立即释放被抓走的熊国芳等2人；3.立即交出“一一·二二”事件主谋和凶手。由于人武部没有立即答应上述要求，24日静坐人员增多，各区“造反大军”相继声援进德“造反大军”静坐，外地“大军”并为静坐人员进行慰问演出。当日进德“造反大军”抓走“联指”2人，随后经人武部做工作，双方释放被抓人员。12月5日结束静坐。12月14日“联指”在排灌站据点拦截柳州“造反大军”路过汽车一辆，汽车翻下河，车上3人被抓。12月16日泗浪大队武装人员韦有干被进德“造反大军”抓走。12月21日柳州“联指”“八一八”组织一人在塘头被“大军”抓走。12月21日县城“造反大军‘联战’”组织和“联指‘百万雄师’”发生武斗，“百万雄师”的韦仁辉中弹受伤，12月22日夜“联指”在老法院据点向“造反大军”据点文化宫进行炮击，发射土造炮弹数十发，文化宫弹痕累累，楼板被烧。黄岭大队“联指”武装人员刘光亮中弹身亡。12月24日县委书记韦日荣等到成团了解粮食被哄抢情况，被成团“大军”扣留。12月29日“百万雄师”韦仁辉因伤医治无效死亡，遗体运回县城，“联指”在老历年初一为韦仁辉开追悼会，连日播放哀乐，并发表要为韦仁辉报仇的声明。“联指”加紧修碉堡、挖战壕、地道，日夜值班放哨，并聘请蔡学武、刘云虎、余景禄、谢遵谊等打过仗的老同志担任顾问。“造反大军”安电网、垒窗子、修碉堡，双方加紧备战，应付战斗，整个县城笼罩在战斗的气氛之中。
1.“二·一四”大军首先进攻“联指”驻地。
1968年2月11日下午5点左右，县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正在开饭，炊事员韦柳生在食堂前面地坪上，被“联指”从税务局方向射来的子弹击中死亡，由于韦柳生人诚实和蔼可亲，工作勤恳踏实，深受“造反大军”的喜爱，突然无故的被“联指”开枪打死，人人痛哭流涕，发誓要为韦柳生报仇，当即“大军”常委召开会议，决定攻打“联指”，并派出韦云哉去柳州找“造反大军”头头董凤英求援，又派人下成团、福塘等地要各地“造反大军”派兵增援，柳州“造反大军”来有一百多人枪，成团“造反大军”来有20余人枪，龙怀“造反大军”来有十多人枪，建都“大军”来一百多人有十多枝枪，共计200余人。13日“造反大军”召开常委会，参加常委会的有罗乐民、韦云哉、潘国居、覃应勋、黄建贵和柳州的董凤英等人，会议决定分兵三路攻打“联指”据点，第一路攻打“联指”的县委、人委据点，由柳州“大军”主攻，约一百多人由刘嗣元带路；第二路攻打“联指”的交通大楼据点，由“联战”主攻约20人韦云哉指挥；第三路攻打新华书店，由拉堡“工总”主攻，指挥员黄建贵，有30人。2月14日凌晨4点，韦云哉带领的第二路首先攻打交通大楼，遇上电网，放了一个炸药包，炸塌一个墙角，“联指”杨秀禄当场被炸死，由于“联指”早有准备，“大军”攻击不下，撤离战斗。第三路攻打新华书店，“造反大军”又放一个炸药包，炸死“联指”赵文全一人，活捉练春发等3人，新华书店被攻下，接着“大军”冲进监狱抢枪，大部份枪枝没有枪机，得了不少子弹，“联指”得知“造反大军”进监狱抢枪，即组织兵力从供电所方向向监狱方面压过来，混乱中人武部科长莫英被手榴弹炸死，“大军”撤离并驻守拉堡街练家刘尚扬炮楼和老税务局（即拉堡工总据点），当日下午柳州“造反大军”抢得枪后就要回柳州，因分枪不匀发生内讧，县“造反大军”副总指挥韦云哉，抱着炸药包冲进人群，威胁不放下武器就同归于尽，扬言“宁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不愿死在‘联指’的枪口上”，在韦云哉的炸药包威胁下，柳州“大军”放下武器，开会研究武器的分配和继续留下坚持战斗的问题。
2.请援兵，“联指”攻击“大军”外围据点。
2月14日武斗打响后，“联指”指挥王文彬一面号召各据点就地坚持抵抗，一面进一步观察大军进攻意图，并召开临时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有王文彬、何国祥、刘九伶、韦来成、常积英、廖玉欢、杨达兴、郑跃忠等人，会议决定向柳州、百朋“联指”求援，郑跃忠去柳州联系，王文彬打电话到百朋，郑跃忠从文笔乡方向出发，并在文笔乡打电话向柳州“地专联司”告急，县“联指”驻“地专联司”联络员韦兆德，即与“地专联司”头头频频联系，并打电话给各县“联指”通报求援，还打电话到南宁给广西军区欧致富司令员，由于“地专联司”主力已去融安支援武斗，当天“地专联司”沈善泽等人只带领一百多人来柳江援助，并进监狱抢枪和子弹，15日下午返回柳州。临走前开会鼓励县“联指”坚持战斗，16日支援融安武斗的人员回来立即来柳江支援。
百朋方面“联指”接到县“联指”王文彬的电话后，“联指”常委韦祖利，即带领琴屯武装人员和社直机关一些武装人员，乘坐县“联指”派出接应的汽车回县，晚上汽车行到龙山大山脚时被成团“造反大军”伏击，汽车被炸，韦有英和孙荣福二人被打死，司机陆喜才、干部林新文等3人被打伤。县“联指”王文彬、何国祥带领四、五十人前去接应，“大军”撤退。百朋“联指”武装人员到县后进驻水电局据点。
2月15，县城“造反大军”攻打“联指”税务局据点，用炸药包炸开一个缺口，“联指”唐定富嘴角被炸伤，“大军”攻进税务局和银行宿舍，并企图向人委院内进攻，人委大院告急，人员向县委大院撤退，“造反大军”为防避“联指”再度占领未建成的新百货大楼、居高临下威胁文化宫，于15日中午将百货大楼炸塌。15日下午王文彬率领一个班武装人员前去银行宿舍查看，并布置加强防守，有来就打，“大军”被打死一人，天黑时“大军”从银行宿舍和税务局撤走，2月16日早上，县“联指”县机动队韦来成带领机动队进驻银行宿舍和税务局等据点。
2月16日下午，柳州“联指”500余人乘汽车增援柳江“联指”，带来一个机枪连、两门三七战防炮，带队的有汽车制造厂的姚炳棋、五公司张林、柳钢的蒙志恒、柳空的金科长、柳拖的史老头、“地专联司”的吴希义、沈善泽。晚上在县工会召开军事会议，柳州“联指”参加会议的有姚炳棋、张林、金科长和“地专联司”带队的人员，柳江“联指”参加会议的有王文彬、何国祥、刘九伶、韦来成、杨达兴、甘志运、韦建昌、常积兴、廖玉欢、刘云虎、蔡学武、陈寿仁、韦祖利等人。会上研究由防御转入进攻问题，决定分兵三路向“造反大军”外围据点的柳江中学、拉堡老街、商业宿舍、糖包厂等外围据点进攻。刘九伶指派带路人，第一路由刘九伶带路，从县委出发经文化馆过拉堡街进银行，向糖包厂出击；第二路由陈鸿亮带路，从公安局过拉堡小学向柳江中学进攻；第三路由龙玉乾带路向柳江中学攻击，指挥部设在县工会，17日凌晨刘尚扬炮楼首先被“联指”炸塌，中午“联指”分三路同时向“大军”驻地发起攻击，整个战斗在和睦村、拉堡中学、小学一带激烈进行，“造反大军”韦云哉带领小分队四处出击，“联指”因地形不熟，进攻受挫，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4时左右，柳州“联指”被打死6人，伤3人（柳空金科长被打死），18、19、20日，“联指”处理后事休整，调兵遣将等待柳州增兵，没有进攻。
3.“联指”进攻“大军”据点文化宫。
2月19日，柳州又增派柳钢、柳州财贸、西峨、柳城等“联指”武装近千人支援柳江，2月20日“联指”在县工会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参加会议有王文彬、何国祥、刘九伶、韦来成、杨达兴、甘志远、陈有昌、刘云虎、蔡学武、韦祖利、常积兴、廖玉欢、覃志甫和柳州“联指”蒙志恒、姚炳棋和柳“地专联司”负责人，会议决定：1.攻打县城“造反大军”中心据点文化宫；2.成立攻打文化宫前线指挥部，总指挥蒙志恒、副总指挥王文彬、成员有何国祥、韦来成、刘九伶、廖玉欢、杨达应，以及柳州和“地专联司”各兵团的负责人；3.分四路向文化宫进攻：一路由姚炳棋带一个连从商业宿舍向糖包厂进攻，二路柳钢连从印刷厂向文化宫进攻，三路县机动队韦来成带一个连从粮食局向文化宫北楼进攻，四路沙塘、西峨和县内一些武装从税务局到邮电局把围墙挖通到百货门市部向文化宫南楼进攻。“一反到底”在税务局和旅社交界处负责用三七战防炮轰出文化宫正门，廖玉欢、沈善泽负责担架队，指挥部设在县工会。2月21日双方战斗仍激烈进行，“联指”晏进华在湖南街口被打死，晚上各路队伍进入阵地准备进攻，这时县武装部派人通知“联指”前线指挥部讲，柳州“大军”已全部撤走，各区“大军”已先后回去，文化宫只剩下“联战”红卫兵几十人，希望“联指”考虑攻击，“联指”前线指挥部考虑到武斗产生的严重后果，决定把布置在文化宫后面从印刷厂向文化宫进攻的柳钢连撤回公交大楼，正面用三七战防炮对准文化宫轰击。炮击时炮弹从文化宫前面一直打倒文化宫舞台，文化宫前面的柱墩也被打崩，对文化宫威胁很大。何国祥、杨达兴又在人委食堂后面指挥曾奇用自造的土炮向文化宫攻击，2月22日战斗继续，晚上第四路人员从百货门市部向文化宫南楼发起进攻，用炸药包炸开文化宫围墙和炸塌文化宫南楼的一个角，为进攻文化宫打开缺口，文化宫里的“造反大军”经过分析，认为“联指”人多装备优良，自己实力不足，因此于“联指”大举进攻之前的23日凌晨2点左右从文化宫全部撤退，先到建都后进柳州。撤退时“大军”名叫肥仔（已死）的红卫兵把21日抓得“联指”的卫生兵县医院护士黄丽打死在文化宫后楼。2月23日天亮“联指”占领文化宫。
“二·一四”大规模战斗，给我县人民和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斗十天时间里，双方集中武装人员和后勤人员约2000余人，生活开支近十万元，双方在战斗中打死23人，重伤6人，人武部被炸死一人，炸毁公私房屋7间，损失国家物资约20万元，战后“联指”把“二·一四”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大军”组织作为反革命组织对待。1968年4月27日县革委成立后，6月26日县革委组织外县民兵3000余人围剿槎山、进德“造反大军”熊国芳等人，当场打死熊国芳等十人，活捉3人。10月18日柳州军管会把罗乐民、李成保、韦云哉、潘国成、覃永谋5人用汽车遣送回县，途中被“联指”武装人员在县交通局十字路口拦截汽车，从车上强行把五人拉下车打死。同年10月5日县革委常委正式决定把“二·一四”定为反革命事件，一些干部、群众因牵连而被打死，大批干部、群众被株连受关押，被打伤打残。1983年在党中央领导下，广西新的区党委成立，全面开展“处遗”工作，“二·一四”事件获得平反。1983年10月12日中共柳江县委文件决定给“二·一四”事件予以平反，给有关受害人员恢复政治名誉。
一、槎山事件的起因
1968年，正是两大派组织武斗发展阶段，柳江县决定于4月20日在柳江县城（位堡镇）召开县“三代会”，讨论和研究成立柳江县革命委员会。因4月22日下雨，洛满区50多名代表不到会，县派两部汽车去接，下午两点钟左右返回到柳州河北车渡口处，被柳州“造反大军”阻拦，两名代表被抓走，随车的一名公安员、7个民兵和6支枪、银行两名干部和上交银行金库的74000多元，以及被押送上解审理的9名犯人全部被扣留。4月21日，县“三代会”王文彬、刘九伶、韦建昌三人到地委联系。同日，柳州“联指”发出声明，要求军队出面解决。11时30分，驻柳部队联合支左办公室、柳州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就“四·二〇”事件向柳州“造反大军”发出通谍，责成他们：
1.立即无条件地在（21日）今晚23时前全部释放非法扣留的人员（包括受审人员）和被打死的死者尸体，如数归还被非法扣留的汽车、民兵武装、国家现金和私人财物；
2.交出此事件的组织、挑动者和凶手；
3.对此事件检讨、承认错误；
4.如果不放人，不如数归还车辆、武器、国家现金和私人财物，由此引起一切后果，概由柳州“造反大军”总部主要负责人负责。
4月22日，柳江以柳江县贫下中农和“三代会”名义发出《限令柳州造反大军履行柳州驻军四点命令的强硬声明》，声明指出：
1.柳州“造反大军”必须无条件地立即执行驻军四点命令，交出被绑架的全部人员、武器和物资，交出凶手和黑后台；
2.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有胆略，有力量捉拿柳州“造反大军”拦劫的几名罪犯，捉拿“四·二〇”反革命事件的罪犯归案；
3.如下午3点钟前，柳州“造反大军”坏头头仍执迷不悟，我们将采取最暴烈的革命行动，由此引起一切后果由柳州“造反大军”坏头头负责。
声明发出后，当天，柳江县“三代会”约1200名代表到柳州抗议，请求孙凤章军长表态。
1.要“造反大军”放人；
2.确定“四·二〇”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柳州“造反大军”对于这一切不予理睬。而且发出声明书，把抓走扣留的贫下中农、“三代会”代表说成是“招待”；把9名罪犯说是自己的“战友”，是造反派；把执行押解犯人任务过境的武装民兵说是“民兵持枪进城”，把银行7万多元说是“来历不清，暂时收留”等等，并且杀害“三代会”代表覃仁欢。还将此理由向中央文革汇报。
4月23日，柳州“联指”、“地专联司”头头在柳州市委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四·二〇”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决定组织武装力量对着干，约在5天之内，各县武装民兵相继进入柳州。柳江县民兵去柳州的有，百朋20多人，穿山10多人，进德20多人，洛满20多人，县直机关干部10多人，共80多人。从此，两派组织一边大造舆论，一边用武力袭击，一边抓紧壮大自己的力量，陷入难解难分的地步。
6月11日，柳州河南“联指”失守。“造反大军”占领河南后，说要“扫清外围，踏平柳江”。柳江县革委闻讯后感觉十分危急，立即在原工会球场召开机关干部紧急会议：刘伯生、梁水生作报告，稳定军心，会上发了一批枪弹给纠察队。第二天（6月11日）成立了“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并以“保卫红色政权”为由，派人到临近兄弟县去请求援兵。第三天（6月13日）起，先后有合山矿、八一矿、忻城县、武宣县、象州县约3000人到达柳江。
各县民兵进驻柳江以后，柳江县革委主任宋吉月与象州县革委副主任郑锡成研究确定，邀请各县革委、武装部负责人到穿山开联防会议。6月20日开会，参加会议的有柳江县革委主任宋吉月、副主任刘伯生、忻城县革委主任孙延国、武装部长魏歧、来宾县武装部长付国良、革委常委朱金生、八一矿革委副主任宋正台、武宣县革委副主任文龙俊、革委常委林光记、象州革委主任何长寿、副主任郑锡成、葛长山、武装部长田保忠。这次会议，成立前线联合指挥部，宋吉月任总指挥。会议内容主要是研究进兵柳州攻打“造反大军”的问题。后来因军分区不批准，不能开兵进城，就采取另一措施，攻打槎山，消灭“这股匪徒”，引诱柳州“造反大军”出兵增援，然后侧重打来援之兵。经请示：这一行动得到军分区的同意。所谓槎山“这股匪徒”是以进德“造反大军”熊国芳为首的；共13个人，名单如下：
熊国芳 23岁 进德街人
潘洪连 30岁 拉堡房屋修建队人
计汝坤 23岁 福塘人
何明庆 27岁 拉堡镇搬运社人
邬明生 22岁 洛满流山人
黄天祥 拉堡镇人
郑志华 25岁 白山大队人
覃义烈 22岁 琼林大队人
梁家峰 16岁 琼林大队人
罗继弟 槎山人
凌宏兴 18岁 槎山人
赖茂权 18岁 槎山人
张水旺 55岁 槎山人
1.冲击进德区革委，还在区革委楼下打死一个人；
2.在半路抓走泗浪大队党支书覃金运，泗浪民兵去追要回来时有两个民兵被打死（据查被打死的是韦宗寒和洛满周启安）；
3.在进德火车站抢要车上的援越物资；
4.经常在进德街后面山上，枪口对准街上群众扫射，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
围剿槎山，县革委、县武装部曾先后召开会议研究过，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指挥进行的。1968年6月2日，县革委发出《柳江县革命委员会呼吁》中的第三点说：“目前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呼吁我县工人、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提高警惕性，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并呼吁各兄弟县革命委员会，兄弟县工人、贫下中农、广大革命群众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和声援”。
6月19日又以县革委名义发出《严正声明》。《声明》中罗列罪名说：“受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所操纵，利用柳铁‘工机联’和柳州‘造反大军’坏头头，纠集了湖南‘省无联’、贵州‘四·一一’、四川‘一反到底’、东北‘炮轰派’等11个省市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及广西各县的专政对象、流氓烂仔等组成了一股反革命武装，在柳州制造了‘四·二〇’全国罕见、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以后，不但毫无悔悟之意，相反愈演愈烈，目前已达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最近又不断勾结我县社会上的流氓烂仔荷枪实弹多次到进德、洛满、里雍等地四处抄家抓人，大肆掠夺公私财物，吊打屠杀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武装袭击进德、成团等区革命委员会，使我县邻近柳州的各公社社会治安和贫下中农人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对柳铁工机联，柳州造反大军一小撮暴徒的一系列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挑衅，我们将采取最坚决的暴烈革命行动，柳江27万人民坚决同他们血战到底……并呼吁各兄弟（市）革命委员会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声明》最后说：“誓死和兄弟县（市、单位）革命委员会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为了防内抗外，县革委先后成立了县人民武装纠察队，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1968年6月6日下午在县革委会议室召开常委会，主要是贯彻分区召开的各县正副主任会议精神，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大抓阶级斗争，向敌人发动主动进攻”。有宋吉月、韦日荣、韦熙年、刘伯生、宋洪盛、君振兰、梁水生、岑贤、计大开、韦祯贤、韦晨钟11人参加这次会议，会上，宋吉月说：“形势大好不是说风平浪静才是大好，打、挑起武斗，暴露了敌人，也是形势大好的表现”。还说：“对当前的阶级斗争，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出猛烈进攻，谁这样做谁就主动。为了适应当前的阶级斗争，成立纠察队，设岗卡，也打算发些东西”，会议决议纠察队人数（工人60、复员军人60），任务和领导名单。6月8日，县纠察队成立，约120人，队长韦来成、指导员陈寿仁、副指导员韦云超、副队长韦光清、韦庆光，县革委对纠察队的领导由刘伯生担任，因本县人武部当时的枪枝弹药已被柳州和本县两派组织抢光，于是宋吉月、韦桂定等7、8人，开了一部汽车，经忻城、宜山、罗城到柳城要枪。共得7.62步枪100多支，每支配有子弹100发，6月11日河南“联指”失守后，县革委在工会召开的机关干部会上，发枪给纠察队。6月12日，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下设人民纠察队，贫下中农保卫大队），总指挥长宋吉月、副总指挥长韦熙年、刘伯生。6月15日，刘伯生召开县城武装人员大会，动员力量，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68年6月12日，县革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宋吉月、韦日荣、韦熙年、刘伯生、韦祯贤、梁水生等同志参加。会议在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的同时，作出请兵决定，并以“保卫红色政权”为理由，用县革委的名誉写了介绍信，分别派人到邻近县去请求援兵。宋洪盛、尹振兰、刘九伶到来宾、合山矿；韦日荣、韦加径去忻城；韦炳修去八一矿；张仕连去宜山；朱贵元、莫有连去象州、武宣。从6月13日起，各兄弟县民兵全付武装陆续到达柳江。除象州、武宣民兵驻扎在穿山和新兴农场以外，其余大部分兵力驻扎县城。总共援兵约有2000多人（其中象州约1000人、武宣约400人、合山矿1个连、八一矿2个连、忻城2个连），由宋吉月、刘伯生统一指挥。各兄弟县民兵驻我县约2个月时间，直至攻打福塘龙怀后，8月中旬各县才撤回本县去。这期间的一切开支费用（包括伙食费）均由我县负责供给，据查共开支现金10万4000多元。
围剿槎山之前，县革委派人侦察熊国芳这些人的去向和动静，并暗中详细观察地形。6月26日那天，刘锦辉派计汝坤、潘洪连、何明庆、邬明生、黄天祥跟熊国芳、郑志华到槎山执行任务，至半路增加覃义烈、梁家峰2人，共9人晚上约10点钟赶到大队加工厂，罗继弟和本厂工作人员凌宏兴、赖茂权3人已在里面睡觉了，当晚12个人分别睡在加工厂4间房子里。县革委侦察到他们进入槎山后，立即作了研究部署，出兵围剿。
26日深夜出发。兵分一攻一伏（柳江和八一矿民兵主攻槎山，忻城、合山矿民兵伏击援兵），三路进军，第一路是柳江纠察队一个连，由纠察队长韦来成带队，王景章、罗烈奇等3人带路，作为主攻部队，从槎山西面塘头这边直插大队部、加工厂，柳江从中抽出一个班（10人）的兵力，由韦光清带队打前哨，先占领槎山高地一个山头，控制制高点。第二路是八一矿2个连民兵，由营长王省余带队，安排朱启山、曾立民、曾庆初带路（二曾半路逃脱），从进德经泗连过槎山的山前村，直插槎山小学。第三路是伏兵，忻城两个连埋伏在5里卡，合山一个连埋伏在基隆大队平地屯，专等截击柳州“造反大军”增援之兵（据说27日那天，柳州“造反大军”开了5部汽车的兵力前来增援，至5里卡被驻军阻拦回去，因此没有打成）；另外，象州民兵约1000人，武宣约400人在新兴农场一带布防；战斗指挥部设在塘头小学。具体领导人是：总指挥宋吉月、副总指挥韦熙年、刘伯生。总后勤梁水生，但宋吉月、韦熙年不去，由刘伯生座阵塘头指挥部临阵指挥战斗。在指挥部的还有刘云虎、刘九伶、谢遵谊等人。参加这次围剿的约1500人。
6月27日凌晨3点钟左右，柳江和八一民兵先后到达大队部加工厂门前。加工厂里面的人被骚动惊醒，听见外面脚步声乱了起来，已经怀疑是围剿民兵了。这时，潘洪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怕暴露目标，熊国芳也悄悄地对里面这帮人说：“我们不要出声，他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把门堵死，‘联指’推不开门，他们就以为里面没有人就会走开的”，他们就用谷子慢慢地把门堵死，王景章怀疑里面有人，便从门外打了一枪进去，里面不知谁沉不住气，向门外打了一枪，外面立刻有人大叫：“里面有人，他们开枪了”。集聚在加工厂门口和周围的民兵即四散隐蔽。这时目标明确了，“八一”大部分兵力也压过来了。5点钟左右，围剿战斗打响了，双方对打得十分激烈。
开始，柳江纠察队打主攻，“八一”民兵在外围打增援，柳江民兵冲上去放了两个炸药包炸加工厂房子，但由于当晚行军，导火索被雨淋湿，炸药包都不响，民兵又不能冒险冲上去，指挥部便临时决定由“八一”矿民兵作主攻，柳江退到二线，火力援助。“八一”矿民兵虽多，但里面7条枪都是新式武器，一时也不能靠近。直到27日中午还未攻下，指挥部发出围剿命令（宋吉月、刘伯生签字），命令在天黑前把槎山加工厂打掉，营级干部又加开会议，重新组织力量攻打。会后由连指导员王成祥组织了7人小组尖刀班，在高机、重机、轻机枪的掩护下，尖刀班接近加工厂西面第1间房子，用炸药、爆破筒和手榴弹炸房子，连续炸毁了3间，到最后的第4门受阻，就进行政治攻势，喊“缴枪不杀”。
大约是中午12点左右，熊国芳、梁家峰、赖茂权被高机射死，郑志华被炮爆筒炸死，潘洪连、黄天祥、计汝坤等几个人都已受伤，里面的人被围困在一间房子里，而又被重火力压得抬不起头，这时，邬明生说：“投降算了”。外面的民兵也正在高喊“缴枪不杀”，邬明生征得大家的同意后，便脱下白衬衣摇摆示意投降，然后丢出一支冲锋枪。“八一”矿王耀文就一个箭步上去把枪抓在手，还往地上抅了一个点射，见是好枪，便放心喝令里面的人举手出来，结果先有5个人举手出来，何明庆走在前面，刚出门口，柳江民兵朱启山就开枪把他打死，剩下4个，由王耀文一个人端着缴得的这支冲锋枪将他们押到屋外草地上，由于“八一”矿民兵在进攻时，重机枪手罗升平被打死，卫生员吴琼英和民兵莫发基两人中弹受伤，他们很气愤，便叫“俘虏”黄天祥、计汝坤、邬明生、凌宏兴4个排好队跪着，执行集体枪毙，王成祥等人开枪把他们打死，其中计、邬、凌3人当场死亡，黄天祥装死，但大腿已中数弹成重伤，他们见黄未死，又叫他跪好，正准备打时，八一矿民兵营长王有余过来制止，说要活的，谁打谁负责，然后叫通讯员张国保押走，这时，罗继弟、覃义烈从后门出来投降，一起3人被通讯员押回八一矿民兵驻地——进德粮所。
潘洪连是民兵冲进加工厂里面去开枪把他打死的。打死他时，里面有人哈哈大笑地说：“潘洪连挨打死了，除了一害了”。
围剿战斗结束后，泗浪民兵韦献勤用刀割熊国芳的头，韦显明也用刺刀刺，由韦斌武拿回进德街上挂起来示众，挂了一天半时间，6月29日，县城干部职工追悼为槎山围剿而牺牲的“八一”战士罗升平，又把熊国芳的头拿到拉堡，同时，县革委通讯班韦斯克等人去槎山割潘洪连的头来一起挂在拉堡镇十字街柳江饭店门口示众2天，后来，李元金派两个劳改犯拿去埋。
其他尸体不给动，群众也不敢认尸，过后大队干部叫四类分子拿去埋。
这次围剿，熊国芳等13个人当中，在加工厂里面被打死的5人：即熊国芳、潘洪连、郑志华、梁家峰、赖茂权；投降出来到门口被打死1人：何明庆；被打伤2人：罗继弟、覃义烈；投降出来被执行集体枪毙的4人：邬明生、计汝坤、凌宏兴、黄天祥（其中邬、计、凌当场死亡，黄大脚中弹受伤）；被抓后打死的有张水旺。共打死10人，3人受伤被俘。
革委方面，八一矿重机枪手罗升平被打死，卫生员吴琼英、民兵莫发基重伤，还有一个民兵轻伤，八一矿民兵缴获得56式冲锋枪2支，半自动步枪2支，“五四”手枪1支，子弹3000发，人民币104.75元；柳江县民兵杨胜祥缴获得半自动步枪1支。
6月29日，县革委发出《给在围剿武装土匪战斗中英勇负伤的同志们的慰问信》。信中说：“‘6·27’槎山剿匪战斗的胜利，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在这次战斗中，你们负了伤，流了血，你们的血，是为柳江27万革命人民而流的，为全国革命人民而流，这血流的有价值，流的有意义，血是不会白流的，绝对不会白流！”
6月30日，县革委又发出《给全体指战员的慰问信》（韦日荣审批：同意发，68年6月30日）。信中说：“6月27日，一举全歼了长期武装盘踞在槎山的这股匪徒，是以反革命分子熊国芳为首，网罗我县社会上一些渣滓，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干尽打杀抢奸坏事，矛头对准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新生的革命常委会，四处抓捕基层干部，枪杀红卫兵、民兵，向我广大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恶勾当。这次把他们全歼了，为我县人民根除了一个大隐患，你们为人民立了一功”信中最后说：“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戒骄戒躁，乘胜直追，主动地、猛烈地向一切阶级敌人发动总攻击，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1983年7月，我县开展“处遗”工作，在县委“处遗”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成立了平反冤假错案专案组，对当时县革委以所谓“长期武装盘踞在槎山的这股土匪，是反革命分子熊国芳为首的”采用“武装围剿槎山这股土匪”进行专案调查，经反复调查实核，以熊国芳为首的进德“造反大军”，是广西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中的一派，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广西两大派群众组织，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两派都是错误的，应彻底否定，柳江县革委当时受派性思想的干扰，对一派强加罪名，甚至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以所谓“一股土匪”“反革命组织”进行“围剿”的做法是错误的。1984年1月14日，柳江县委以江发［1984］14号文件，关于清剿槎山事件的平反决定给这一事件予以平反，给在这一事件中的被害者，和在这一事件中受株连的有关人员平反，恢复名誉，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对在这一事件中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
土博区革委会在革委主任覃炳通主持下，1968年7月2日召开“土博区贫下中农群众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大会期间各公社在批斗中当场打死24人，其中干部2人。这就是我县“文革”期间召开群众大会打死人最多的大会。
1968年6月8日至10日，县革委在县革委会议室召开全委扩大二级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对敌斗争问题，会议由韦日荣传达军分区召开第一次各县革委正副主任会议精神，9日各区汇报了前段对敌斗争的情况、经验和措施。10日韦日荣作报告，最后宋吉月作了工作布置，要求立即行动起来，不要心慈手软，以“刮12级台风”的劲头，全面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要以区或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这次会议以后，各区回去都作了贯彻。土博区革委13日晚至14日上午，召开了区二级干部会议，传达县二级干部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有区革委领导，区直机关单位的领导，各公社干部。会议由区革委主任覃炳通主持和传达县全委二级扩大会议精神。区武装民兵和琴怀公社干部因在琴怀公社收缴枪枝和清查“打砸抢”物资等工作，没有参加区二级干部会，覃炳通主任在区二级干部会议散会后，于14日下午赶到琴怀公社，向民兵和该社干部传达县二级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在联系土博区所谓阶级斗争的表现时，对一些人强加罪名，他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好得很，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谁好谁坏我们分不清，琴怀公社韦家义是个教师，‘文革’中他就跳出来，带人攻打粮所、抢商店，这不是暴露了他吗“有些生产队分田单干，地主富农公开要回自己的土地，屯兵公社分成80多个队，实际分田单干，特别更坏的阶级敌人是‘三开’人物，土博公社的覃有亮日本时期吃得开，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共产党吃得开，‘文革’时期也吃得开，他是一切坏人的总后台，带头砍树，策划抢粮、抢枪，与政府对抗，这些人不斗臭搞垮能行吗？他们比任何阶级敌人更危险。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猛烈向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前几天屯兵公社召开了群众大会，批斗了阶级敌人，并专政了2人，这是革命的行动，好得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你们作为全区的纠察队，更要紧跟形势，在这场刮12级台风中，要稳准狠地向一切阶级敌人猛烈开火”，会后并布置武装民兵立即回区整编，建立区人民武装纠察队。武装民兵从琴怀回区整编时，把所谓“打砸抢”分子、小学校长韦加义，和农民杨昌杰押到区公所关起来。
6月21日土博区人民武装纠察队成立，是土博区所谓全面对敌斗争转向新高潮的标志。当洛满区传达贯彻县全委扩大二级干部会议精神，强调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刮不刮12级台风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领导要负责任。致使流山公社于6月20日批斗打死7人；流塘公社6月21日批斗打死11人；洛满区直机关6月22日召开批斗大会，打死国家干部杨宝洲等3人；6月25日洛满公社在东墟岭开批斗大会打死周宏图等9人；6月26日洛满区召开全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会上打死韦世强等9人；进德区的黄岭公社于6月中旬召开所谓公判大会，出布告枪毙刘亚权等一连串“刮台风”打死人的情况传到土博区，土博区革委主任覃炳通认为洛满、进德等区的群众已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全县的对敌斗争已进入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阶级段了，如果土博区不采取具体措施，将会因一步被动，带来步步被动的局面。土博区“联指”常委也向区革委提意见，认为土博区对敌斗争冷冷清清，要求革委采取措施，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6月27日区革委主任覃炳通主持召开区革委常委会议，常委5人，除韦荣瑞在县纠察队未参加会议外，覃炳通、熊茂、杨光国、韦开仁均参加会议，会上念了报纸上关于刮12级台风的文章，再次研究贯彻县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并介绍各区、和本区全委扩大会后对敌斗争情况，联系本区阶级斗争的各种表现，提出如何把土博区的台风进一步刮起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声势要大要猛，不要心慈手软，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于向阶级敌人进攻。经会议研究决定召开“全区贫下中农对敌斗争誓师大会”。6月30日召开预备会，参加预备会的有区革委常委、区直机关单位领导、各公社革委主任、保卫队长、民兵营长和区革委部分工作人员，覃炳通主持会议，会议就要不要召开全区对敌斗争誓师大会问题作了讨论，并统一了思想，会上决定：①、7月2日召开全区对敌斗争誓师大会；②、动员全体贫下中农群众、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参加大会；③、各公社保卫队押送大会批斗对象和陪斗对象准时到会；④、确定誓师大会的议程；⑤根据覃炳通的提议，大会统一报告后以公社就地组织对敌斗争。会上覃炳通要求各公社报出参加大会的批斗对象、陪斗对象，由韦荣瑞拿日记本记录，覃炳通还扦话讲：“要搞韦加义”。到会的各公社干部因会前未研究，大部份公社报不出来，提出回去研究后再报来，如四案公社回去摸底研究后，报有韦成卓、覃元奎、韦玉乾等3人为批斗对象；韦日常、韦玉杰；覃元英、覃元龙、秦志祥为陪斗对象。土博公社参加预备会的计万平回去后研究报了梁昌茂、韦卓新、韦光达、韦美培、覃有亮、覃元荣、廖正杰等7人为批斗对象。梅里公社回去后研究报了批斗对象韦建凡、韦铁成、韦美信、覃凤国等人，陪斗对象戚延凤1人。最后覃炳通还给会议总结布置，散会出来后，参加会议的人议论讲，这次刮台风8级不行，要刮12级，要刮掉一批“牛鬼蛇神”。
7月2日，如期在土博中学召开“土博区贫下中农群众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大会用学生的课桌搭起主席台，主席台的左右和后面用幕布围起来，布置得严肃醒目显眼，横额上用红布写“土博区贫下中农群众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到会的贫下中农群众和区直机关干部职工八九千人。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座的有：区革委主任覃炳通、常委杨光国、委员梁炳仁、各公社主要领导、大会发言的区直机关干部代表、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由区革委委员梁炳仁主持，下午2点半大会开始，大会议程：第一项全体起立，高唱东方红；第二项区革委主任覃炳通报告；第三项革命干部代表宾德富讲话；第四项贫下中农代表杨光国讲话；第五项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第六项以各公社就地组织对敌斗争。覃炳通主任的大会报告分为三部份，一是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二是讲对敌斗争问题；三是讲抓革命促生产。讲的三个问题中，以讲第二个内容为主，概括性总结了“文革”的“伟大成果”，讲了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当前阶级斗争的表现，列举了阶级斗争事例，并点了琴怀公社所谓打砸抢分子韦加义，土博公社所谓“三开”人物覃有亮等人的所谓罪行。号召全区广大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以刮12级台风的劲头，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不要心慈手软，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当时主持大会的梁炳仁宣读到大会议程第6项，以各公社就地组织对敌斗争开始，话音刚落，会场上的人群骚动沸腾起来，各公社的保卫队争先恐后地赶到大会主席台前，把各自送到大会的批斗对象和陪斗的所谓“坏人”押到各自的公社贫下中农群众的面前进行批斗，所谓打砸抢分子韦加义背着撮箕做的牌子，会上有人喊把韦加义带到台上来，韦加义很快的被带到台上给群众进行批斗，会上有人强加罪名指责他抢夺民兵的枪枝，到忻城大塘抢国家商店物资，在批斗中覃日英用木棒对着韦加义的脖子敲了一棒，纠察队计献林用土造折腰手枪向韦加义开了第一枪，接着韦振海用步枪又加上一枪，一瞬间韦加义第一个在誓师大会上被打死，接着北龙公社保卫队将覃汉平由学校的东北角送往西南角，覃汉平任过琴怀小学的教导主任，一路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过群众身边，随着枪声覃汉平的喊声随即消失。四案公社的批斗稍微慢些，到会的群众担心落后，有些人在队伍中高声大喊，我们公社斗争那个？队伍中有人答话斗争韦成卓，公社的保卫队长立即将韦成卓推出人群，约离四五步左右举起手中的粉枪向韦成卓背部放了一枪，韦成卓随着枪声倒地身亡，跪在韦成卓身边的陪斗对象覃元奎见势不妙，站起来就跑，一下就跑出30多米远，保卫队的蔡达金端起粉枪朝覃元奎的方向进行射击，覃中弹倒地，另一个保卫队员赶上，对覃元奎的头部补了一枪，覃就这样死了。四案公社的群众批斗不到几分钟打死了2人，余下的批斗对象很快被押离会场，当他们走到粮所时，有人骂四案公社干部讲：“他妈的，四案还拿这么多人回去养要粪吗？”梅里公社的群众来参加万人大会来晚了一些，大会报告已完毕，他们把押来参加批斗的对象留在中学山脚下，就到主席台找覃炳通主任，找不到，当回到本公社集合地点中学山脚下时，已枪声四起，留在中学山脚下待押送到大会的四类分子，已被其他公社保卫队枪杀了，如批斗对象周建凡被区纠察队的韦成海枪杀，覃凤国被土博公社土博街的覃春茂、洛村的梁建能2人拿去打死，韦美信见势不妙，逃跑上山被区纠察队追赶被枪杀在山上。土博公社把覃有亮、覃元荣、廖正杰等所谓“三老”带到万人大会，但没有拿去批斗打死，见各公社都批斗打死人了，他们公社没有打死人，便急急忙忙临时回到区里把在区里搞围墙的四类分子韦美培拿到大会批斗打死，在当天万人大会上各公社共打死24人，其中国家干部2人。
7月2日对敌斗争誓师大会结束，区革委主任覃炳通在区革委院内同人们议论讲：今天琴怀、梅里、屯兵等公社搞得好，（指当天打死人多），土博公社太软太差了，才搞去一个。饭后覃到土博公社，对在场的公社干部讲：“今天这个会，我对你们很不满意，你们才搞去一个，以后怎样领导”。7月3日宾德富到土博公社组织干部到食品站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除公社干部外，还有公社保卫队的梁扶佐、梁金标、梁继明、区委书记韦文雅也参加会议，会议内容主要研究对敌斗争补课的问题，宾德富在会上讲：你们公社抓阶级斗争太软了，覃主任对你们公社有意见，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狠抓，覃有亮等3人，不是好人是坏人，是土博街阶级斗争复杂的根源，又说，大家要统一思想，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对这些人进行批斗，如果你们不敢搞，我们号召别的公社保卫队来一起搞，经研究会议决定7月5日召开公社批斗大会，批斗覃有亮、覃元荣、廖正杰等3人，会中有人提出刘洪群怎样办？区委书记韦文雅说：老弟，那里莫忙讲先。会议考虑到覃有亮所谓“三老”在万人大会没有被打死，怕土博群众不敢打，决定发呼吁书，呼吁各公社保卫队参加批斗会。宾德富亲自写呼吁书，用钢板刻写，向各公社发出呼吁书，要求各公社保卫队参加批斗会。7月5日土博公社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大会由梁炳福主持，计万年作报告，梁建合宣布覃有亮、覃元荣、廖正杰3人所谓罪状，接着高呼口号，在喊口号声中把覃有亮等3人押出会场枪杀致死。
在县革委和军管会的组织领导下，于1968年10月25日在县城广场召开了侮辱人格的活人示众大会，110名受害者被挂牌示众，罚跪踢打，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广场活人示众事件。
1968年10月，县革委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7·3”、“7·24”布告，推动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县革委组织了县、社直机关干部分批赴南宁参观阶级斗争展览（活人示众）。参观回后，一些参观的领导向县革委建议学习南宁在县城搞一次活人示众，用以推动全县和各单位的斗批改。
1968年10月22日至23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全县斗批改问题，决定成立斗批改领导班子。24日至27日召开全县斗批改三级干部会议，根据县革委常委、军管会主任马云龙的提议，决定25日把关押在公安局的32名所谓犯人拿来大会示众，并由县革委发出会议通知。后来由于参加县革委的原派性群众组织的头头，利用此机会又把对立派观点的干部、群众和所谓“走资派”、“残渣余孽”等人一起拿来示众，扩大了范围和规模。
1968年10月25日中午，在县城广场召开活人示众大会。参加会议有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中学生和参加县斗批改三级干部会的全体成员和附近农民共2000至3000人。在会议主席台上就坐的有县革委会副主任刘伯生、县革委常委、县人武部副政委、军管会主任马云龙，革委常委韦祯然以及韦兆德、刘云虎、何国祥、李元金、龙涛；武装纠察队的有韦来成、韦光清、韦志英、廖玉欢和郑耀忠等人，由纠察队武装保卫会场。
参加活人展览示众的有被关押在县公安局的所谓“犯人”中错误严重的骨干分子，县直机关单位的造反大军观点的干部、工人、群众，“走资派”、“土匪”、“地主分子”、“地主孝子贤孙”、“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反共救国团”、“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残渣余孽”、“牛鬼蛇神”、“黑高参”、“黑手”、“黑后台”等110人。其中男性93人，女性17人，其中国家干部44人（科局领导4人），工人9人，医生4人，护士4人，居民5人，学生12人，教师17人，还有进德、福塘、穿山、土博、拉堡等社（镇）农民15人。被示众者来自监狱的32人，开会前从所谓参加烈士墓（其中有“联指”在武斗中被打死的人）监督劳动拿来的7人，关押在单位或在单位监督劳动的58人，到家抓来12人，临时从参加开会的人员中抓上台的1人。他们均被反绑双手，胸前挂着各种“黑牌”，武装押送会场。如税务局的苏启祥、糖烟公司的陈凤怀挂的牌子中间钉有几颗十几公分长的铁钉，铁钉对着胸口；走路站立只能弯腰拱背，否则铁钉就会刺进胸口；县供销社的匡超云的铁牌又重又大，本人走不动，由几人连推带拉推进会场，腰都直不起，冷汗直冒；柳江中学的陈格恭被挂着一块二、三十斤重的樟木板的牌子，走路气都喘不过来，颈都要断了。他们被押送到会场排成三列横队跪在主席台的右侧，不少人在被抓来时就边走边遭受踢打。严佩珍在从人委抓来时，在途中就被李忠心边走边踢打和枪托冲，跌倒在地时拉起来又推着走。中学教师刘三台身患重病睡在床上不能走动，逼着家属背着来参加展览，跪在地上。被捆绑抓来的所谓“有罪”的人，不时遭到踢打，邮电局副局长韦凤忠被踢胸部和小肚，痛得直喊；韦来成穿着大皮鞋一连踢了3个人的下腹部，每人2至3脚；韦光清把银行副教导员踢得仰翻过去，牌子上的铁线都被搞断；王秉臣被人踢翻在地上直打滚。
会议由马云龙主持，会议开始，首先是马云龙讲话，然后开始示众。首先是把关押在监狱的32人押进会场跪在主席台左侧，由李元金宣读他们的“罪状”，并逐一押上台跪下，并要各人按自己胸前所挂牌子上的“罪名”讲自己的“罪状”，一些人在后面踢打，踩脚后跟踢小肚用枪托冲，铁鞭抽打，各人只得违心地讲了自己所谓的罪行。如要刘锦辉讲自己是国民党军官刘尚阳的仔，搞打砸抢；要韦思学讲他是县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韦熙年的仔，是打砸抢的；要县医院未婚女青年护士谭玲玲讲是罗乐明的野老婆，谭讲我不是，接着有人讲你同罗乐明睡觉还不是野老婆是什么？并遭到一阵踢打，农业局局长黄益辉被两人推上台，边推边踢打，推到台上未讲完便被踢下午后，下面一轰而上又是一阵脚踢、石头砸，刘尚扬被踢下台后，被人用石头砸对头，鲜血直流；刘三台病重走不动，被人推上台后也被踢下台来，当时被踢下台的还有徐成林、姚成超等。县革委常委糖烟公司指导员王同连被推上台后被枪托冲，踩脚后跟和铁鞭打，打得连话都讲不出来。开会期间，郑耀忠打人最多，他拿大号铁线扭成的铁鞭站在主席台上的右边，上来一个他抽打一个，被示众的人很多都被他抽打。当天被示众的110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打的78人占70.27％，其中打成重伤48人，占被打人数的61.5％，一些人至今仍有伤残痕迹。示众会于当天下午3时结束。
示众完后，关押在公安局的所谓犯人仍押回公安局关押，其余人由韦来成、韦如杰等武装人员押送到县人委小礼堂跪在板凳旁边等各单位派人来领。
广场活人示众是县革委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召开的，打击面广，后果严重，伤害了不少干部和群众，是我县“文革”期间的一大错案，为了彻底否定“文革”，消除由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处遗”期间柳江县“处遗”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专案组，对1968年10月25日广场活人示众事件进行广泛的调查，先后调查了215人，经县委决定，给广场活人示众的110人予以平反，并逐一发了平反通知书，强加给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恢复政治名誉。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县公安局 刘如伦 干部 福塘公社 兰金 农民 县公安局 潘有锡 干部 福塘公社 兰景光 农民 县法院 张极 干部 福塘公社 覃思远 农民 县林业局 刘尚扬 干部 三都公社 韦思学 学生 县农具厂 何其光 工人 三都市管会 麦顶球 工人 柳江中学 李建强 教师 思贤大队 黄建贵 农民 柳江中学 兰有效 学生 思贤大队 龙振兴 农民 柳江中学 郑英琪 学生 进德街 熊国祥 居民 柳江中学 罗志成 学生 拉堡大队 刘锦辉 农民 柳江中学 覃耀朗 学生 穿山大队 周济隆 农民 百朋小学 韦振权 教师 穿山中学 莫国益 学生 百朋中学 伍时明 学生 穿山中学 叶生其 学生 成团供销社 雷家居 干部 土博公社 梁建德 农民 洛满街 柯玉忠 居民 土博小学 韦卓才 教师 福塘公社 潘国民 农民 - - - 福塘公社 覃仕山 农民 - - - 福塘公社 覃寿吉 农民 - - - 福塘公社 兰景荣 农民 - - -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人委财办 兰春风 干部 糖烟公司 颇菊英 干部 县教研室 石兆彬 干部 糖烟公司 陈凤怀 干部 县林业局 严佩珍 干部 糖烟公司 陈寿芝 干部 县农业局 王益辉 干部 糖烟公司 全肖萍 干部 县农业局 莫启明 干部 糖烟公司 王同连 干部 县农业局 简家新 干部 糖烟公司 韦玉斌 工人 县农业局 韦尧华 干部 煤店 韦运海 干部 县农业局 滕贵盈 干部 煤店 黄薇 干部 县水电局 黄钧 干部 外贸组 刘仕元 干部 县银行 周滋新 干部 邮电局 韦凤忠 干部 县银行 芦德坤 干部 邮电局 易念勋 干部 县税务局 苏启祥 干部 邮电局 吴亮广 干部 县税务局 徐成林 干部 邮电局 陈素行 干部 县税务局 覃云 干部 交通局 姚成超 工人 城关税所 蒋庆华 干部 农具厂 徐文鉴 工人 县供销社 谢志忠 干部 电影站 吴柳生 工人 县供销社 何希颜 干部 电影站 杨炳生 工人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县供销社 匡超云 干部 电影站 梁小初 工人 百货公司 黄奇明 干部 供电所 陈治安 干部 百货公司 阎严 - 文化馆 梁鲁 干部 食品公司 董裕忠 干部 印刷厂 孙一 干部 食品公司 王秉臣 干部 印刷厂 张汝坤 工人 医院 谭玲玲 护士 柳江中学 罗楚明 学生 医院 柯仲琼 护士 柳江中学 凌洪瑶 学生 医院 李群英 护士 拉堡小学 谭美珍 教师 医院 李品 护士 拉堡小学 芦艳华 教师 医院 陈俊 医师 拉堡小学 黄慧琼 教师 医院 何卓武 医师 拉堡小学 练仕宽 农民 防疫站 王崇鉴 医师 拉堡小学 练日强 农民 防疫站 张维荣 医师 拉堡大队 余凤珍 农民 保建站 吕洁云 医师 拉堡街 韦有祥 居民 柳江中学 熊玉珠 教师 拉堡街 吕秀金 居民 柳江中学 刘三余 教师 拉堡街 朱少云 居民 柳江中学 胡太道 教师 拉堡街 刘连英 学生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原单位 姓名 身份 柳江中学 林绍昌 教师 拉堡街 刘三台 教师 柳江中学 张超团 教师 - （原在罗城四把中学任教师） 柳江中学 陈格恭 教师 - 柳江中学 谢广任 教师 - 柳江中学 向光心 教师 - - - 柳江中学 韦宣梅 教师 - - - 柳江中学 何祥元 教师 - - - 柳江中学 徐可良 教师 - - - 柳江中学 孙春生 学生 - - -
1968年11月8日至12月中旬，全县集中干部、工人共534人到县锰矿搞斗批改学习班，在这时期，批斗了干部、工人、群众52人。批斗中拳打脚踢，搞假枪毙，放假炸药包，有23人在批斗中被打伤、打残，伤害了一大批干部，这种做法被军分区发现并批评后，于12月中旬搬回县城，仍继续在文化宫搞斗批改，直至1969年春节过后，县“三办”成立将一部份同志列为专案交“三办”审查，斗批改学习班才结束。
1968年10月22日至23日，县革委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伯生、韦熙年、韦日荣、梁水生、尹振兰、计大开、岑贤、韦祯贤、宋洪盛。列席会议的有韦晨钟，会议由刘伯生主持，刘伯生传达专区革委政工会议精神，以及韦国清、魏佑铸、郭鹏有关斗批改的讲话，主要精神是：一、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斗批改；二、对敌斗争，三、要建立斗批改领导小组，专案小组。23日下午，韦日荣就关于如何搞好斗批改作了发言，会议决定：一、常委成立二个班，即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由宋吉月、刘伯生、韦熙年、马云龙、尹振兰、岑贤、韦祯贤组成；面上工作由韦日荣、梁水生、计大开、宋洪盛负责。二、召开各区革委副主任会议贯彻（并来一个材料员），三、斗批改学习班的地点：有二个意见，一是在文化宫，一是在柳锰，先交群众讨论再决定，提出到柳锰的理由主要是：1.离县城远，人员时间集中；2.离县武装部远，不给武装部插手。
县直机关不同意宋吉月、韦熙年、覃兆纯参加县斗批改领导小组，还提出涉及武装部的问题怎么办？为此，刘伯生同志在27日的革委常委会上提出并决定派刘伯生、韦熙年两同志到军分区请示，军分区答复，原领导小组成员不再变动，涉及武装部的问题，把材料报军分区，接着县城出现所谓“揪黑后台、黑高参、军内黑手”的大幅标语。斗批改学习班的地点，经过各单位领导的讨论，县革委常委最后决定集中在县锰矿搞斗批改学习班。10月29日，刘伯生在县直各单位斗批改领导小组会议上宣布，并决定开完工代会（11月5日）以后就去，“4·22”派观点的干部、职工全部去，并决定县斗批改领导小组增加杨达兴。
1. 组织领导：
去柳锰搞斗批改原来常委决定，由刘伯生、韦祯贤、岑贤三人负责，由刘伯生管总，韦祯贤负责办公室，抓材料，岑贤管后勤，临动身去柳锰前决定刘伯生去自治区开会，临时决定由梁水生代替刘伯生去柳锰领导斗批改，柳锰斗批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人员有覃兆纯、梁文杞、韦承瑞、韦光钧、梁家崇、梁振清、韦兆德、何宝才等人。
县直机关决定集中534人到柳锰搞斗批改学习班分为5个连，第一连135人，包括革委、县委、人委：指导员刘传贵，副指导员韦凤鸣、连长龙王乾、副连长李忠心，材料员韦云超，陈鸿亮，排长陈寿仁、韦树伦、覃学信。
第二连，商业供销101人，指导员赵春芝，副指导员覃玉龙，连长韦平波、副连长韦汝才、材料员韦天乐、吴超武、覃修居，排长李秀英、李芬。
第四连，粮食、银行、税务、交通、物资局97人，指导员练水一，副指导员杨胜祥、连长韦来成、副连长刘文学，材料员韦芝棋、刘起兴，排长韦祖德、韦如杰、覃瑞钧。
第五连，卫生、文化系统95人，指导员华仕珍、连长姚玉梅，副连长梁美荣，材料员覃冰、韦俊林。
其中成立一个武装连约30人，指导员杨胜祥，连长韦来成，成员有韦加益、韦光清、韦启贤、韦永志、刘月光、刘庆如、陈寿仁、蒋玉添，刘文学、韦如杰、王朝正、韦继兴、廖建国、覃立强、樊绍林、刘峰、王文景、王文昌、袁光宏、覃汝贤、韦天乐、莫立强、雷定鹏、滕玉发等人。
2.斗批改学习班，中心任务是抓阶级斗争，搞斗批改，实际是突击一个“斗”字，加上一个“打”字，就是一斗一打，边斗边打，不斗也打，打人成风，所谓“左派”是“打”出来的，不打人不成左派，斗争对象是所谓“走资派”、“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历史问题、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孝子贤孙和对立派观点的干部、职工，而斗争的重点是揪“三黑”，即“黑后台”、“黑高参”、“军内黑手”。其矛头是“黑后台”——韦日荣、“黑高参”——孙建康、“军内黑手”——宋吉月。
3.学员是经过各单位领导研究确定的，原则是：一、机关大部分人员参加学习班，少部分人留在单位坚持工作，二、领导和骨干参加学习班抓斗批改，三、批斗对象即所谓“叛徒特务”、“残渣余孽”、“走资派”、历史问题，以及所谓“鼠派”即“造反大军”观点的干部、职工，和少数派农民群众。学员全部自带行李和劳动工具。
1968年11月8日，534名干部、职工入校，行李和劳动工具及部分小孩、妇女和工作人员，乘汽车入校，大部分人及批斗对象步行入校。8日早上，批斗对象约100余人，在文化宫广场集合，由韦来成指挥。干部、职工和武装人员在饭店面前集中。走在队伍前面的，是领导和骨干，其余是干部、职工，韦来成宣布间隔50米后是批斗对象的纵队，最后是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押送，当天步行70余里于下午6时左右到达柳江锰矿，农业局的覃瑞杰是过几天后单独用武装押送去的，他双手被帮在背后，行李挂在背后的手上，到猛矿跪下脱下行李后双手就不能动弹了。
批斗对象集中在围墙内的一排三间房子内，日夜武装轮流看守，早晚集合点名，外出要请假，劳动或拿去斗争均由武装押送，吃饭集队专窗发饭，案情所谓特别严重的石兆彬、梁小初、陈治安双手日夜用手铐铐着，不论吃饭、睡觉、洗凉都是如此，陈治安右手被打断，骨头露出来，手铐仍继续铐在手上，本人一再要求，仍不给脱掉。
4.学习。学习班分三个阶级，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第二阶段揭发检举、批斗，第三阶段总结。11月10日下午梁水生作斗批改揪“三黑”动员报告（报告是韦兆德写的），11日上午讨论，下午以连队向办公室表决心，15日转揭发检举和争斗，办公室分工专人收集所谓“三黑”的材料，韦承瑞、梁家崇到成团收集“黑后台”韦日荣的材料，主要调查韦日荣在成团被扣留期间支持“造反大军”和分田单干的问题。韦兆德、何宝才、韦光钧三人专门收集“军内黑手”宋吉月的材料，余华筠和覃兆纯专题揭发“黑后台”，孙建康“假党员”“人贩子”的材料。
接着各连队开始揭发斗争，15日午揭“三黑”，下午斗兰春风，17斗朱启仁，18日上午斗覃应勋，18日下午在锰矿球场斗争南下老干部、县委常委、财贸部长孙建康同志，斗争大会由韦祯贤主持，梁水生讲话，梁还喊“打倒孙建康”的口号，接着余华筠揭发孙建康的所谓“假党员”问题，覃兆纯揭发孙建康所谓“人贩子”问题，把组织上早已结论了的问题，重新提出来，接着批孙是“造反大军”的“黑高参”，有人喊孙跪下来，韦如杰即拿来绳子，覃汝坚就动手绑孙，覃玉龙上台抓住孙的台衣领，接着就有人将事先用铁皮和铁线做的牌子挂在孙的脖子上，有人按压孙的头，有人打了孙，孙大汗直流，抬不起头来。19日下午继续大会批斗孙建康，23日一连批斗孙，下午一、二、四连联合批斗孙，批斗后孙挂牌劳动。
斗争县委书记、县革委副主任韦日荣同志。斗争之前，斗批改办公室布置各连队出韦日荣的大字报，接着派覃玉龙、覃立强等人向县革委要求要韦日荣去柳锰看大字报，韦祯贤回县开会，也同刘伯生谈到群众对韦日荣有意见，要求要韦日荣去听听群众的意见，刘伯生讲：群众有要求就去吧！11月21日，韦日荣去柳锰先是看大字报，住在柳锰办公室，12月1日下午开大会，要韦日荣检讨，大会由韦祯贤主持，梁水生作开场白讲话，后由韦日荣检讨，回答问题，接着有人喊“韦日荣不老实，坚决打倒他。”12月2日至3日连日斗争韦日荣，斗争韦日荣由岑贤主持，梁水生、韦祯贤均在台上。第一个斗争韦日荣的是杨胜祥，接着韦光清、韦加益、覃其函。梁水生也作了揭发，12月2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韦祯贤在会上讲了韦日荣的所谓错误，即，1.敌我不分，重用坏人，用刘尚扬写报告，2.攻击大跃进，3.问XXX乱搞男女关系，4.文革中：①支持“大军”，参加“大军”骨干会，②到“工机联”去不承认。③到成团去见分田单干不制止等。韦日荣被斗争后搬到外面一个小房间住。
从12月15日起，各连队开始自行组织斗争。斗争对象在住地、劳动，和在行走和/时都不时有连队武装人员来押人回连队斗争，斗争下来后，有的被踢打得拖着身子抱着肚、弯着腰，扭歪着身子……有的自我按摸着身子，有的请别人代擦药酒。斗争对象时时提心吊胆，时时担心被斗争，实际上是担心被打，因此，斗争对象每人都准备有各种医治跌打损伤的药物，在当时出产田七的广西，一时竞没有田七卖，有的人不得不请外省区的亲友代买。石兆彬双手被烤，被斗争时任打者所需，想打什么地方就打什么地方，去领饭时还被打倒在地，被打得吃不下饭，睡不下觉，全身到处红肿，陈治安被脚踢拳打，鞭抽，一次斗争中右手场被郑跃忠打断。
所谓走资派周滋新，白天斗，夜晚斗，联队斗，劳动中田垌水沟边斗，逄斗必跪，逄斗必打，拳打脚踢，一个晚上被韦来成、韦如杰、覃求文等人拉去山边斗，到了山边叫周跪下，逼周交待所谓问题，周讲没有什么交待，被覃求文、韦如杰等人放假炸药包，点燃导火索搞假炸死，以炸死相威胁，另一次晚饭后去淋菜，淋了一段时间，又在小沟边斗争，被韦来成、韦如杰拳打脚踢一阵，打得腰也直不起，又强迫去提水淋菜，黄同连、石兆彬、陈治安斗争中脚被跪得脱皮化脓，就用纱布、棉花垫起来，经发现后被强行扯掉，并被拳打脚踢，还拿去饭堂示众，被吃饭的过往行人踢打，黄同连和石兆彬被踢打得睡在地上，站不起来。
学习班设有医务所，但被踢打者前去取药，被斗批改办公室通知“限制给药”，治疗伤痛的药不给或少给，有的人挂号费要5分钱，药费只有1、2角钱，斗争对象在学习班求医不得，只有求亲友购买药品送来，送药品来时有的被武装看守人员检查扣留拿走，有的人通过各种渠道，虽把药品送了进来，有一个晚上12点钟左右，突然吹哨集合，被武装看守的住在三个房间的斗争对象，被武装押送到灯光球场集合，机枪架在四周，枪口对准集合者，武装人员到宿舍进行大搜查，把这些人自备的各种药酒、药物营养品全部没收，当时因黄益辉的药酒较多一点，当场把黄益辉同志叫出队伍，令其跪下，然后把双手用手铐铐上，第二天将药拿到饭厅展览，组织参观。黄益辉、兰春凤还背着空药瓶示众。
县人武部派韦桂定同志到柳锰斗批改办公室了解情况，被拒之于门外，不准进入办公室。
韦兆德、何宝才、韦光钧，把收集起来的所谓“军内黑手——宋吉月”的材料，到柳州军分区向郭鹏政委汇报，郭听了一下，就不听了，说不用汇报了。12月7日军分区郭鹏政委到校视察，召开各连负责人会，并开了全校学员大会，并到被武装看守的斗争对象人员住宿地看望，郭鹏批评了斗批改学习班的做法是错误的，并指示立限撤销。郭鹏走后几天，柳锰斗批改学习班撤回县城，在文化宫继续搞斗批改，除留50多人继续在柳锰监督劳动外，其余成员全部乘汽车回县，斗争对象的汽车在车队的后面，最后面是由武装押送人员押送他们，机枪架在车头上押送。
回到文化宫继续搞斗批改，人员减少只设二个连，财贸为一个连，农林水、县人委、县委等单位为一个连，在文化宫统一吃住，斗批对象集中住在文化宫地下室。
1968年12月成立“三办”，被审查的人员152人，交“三办”负责审查，专案人员74人，最多达80多人，总负责人是武装部副政委赵成学，赵病故后由副政委艰贵崇接任，具体负责是余华筠，军代表先是韦晨钟，后王桂生。“三办”当时有大案组（审查地下党），清查敌伪档案组、专案组、定案组、秘书组，后又增加清查“5·16”小组。斗批改学习班到1969年6月人员逐步撤走。
在党中央领导下，1983年广西开展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中共柳江县委于1984年1月16日以江发［1984］12号文件“关于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集中柳锰、文化宫搞斗批改的平反的通知”给韦日荣、孙建康等152名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过去强加给他们的政治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全部推倒，被审查期间所形成的材料，按中央组织部规定处理。并给每个人发了平反通知书。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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