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6-0 作者：中共桂林医学院委员会
中共桂林医学院委员会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内乱之中。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上，交织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激烈搏斗。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我们的党、国家和各族人民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蒙受了巨大的磨难。我学院前身桂林医学专科学校在十年内乱中也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个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方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就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
《桂林医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遗”成果，以记取历史的教训，防止这种内乱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而向同志们提供一个查考桂林医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件的历史证据。
编辑《桂林医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的加以记述。
《桂林医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根据“文化大革命”中校党委、校革委、校专案组的原始记录本的记载，以及学校在1983——1985年“处遗”工作中形成的结论性文件和材料编写而成。事实清楚，材料可靠。为方便起见，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分为“文化大革命”初期、桂林“八·二〇”事件、校革委会成立前后、整建党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5个部分。某些事情因为受到篇幅限制，在文中不尽详细，可参阅学院档案室保管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处遗”的原始材料。作为《桂林医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的补充，特附桂林医专“文化大革命”前校领导班子序列表、桂林医专“文化大革命”中校革委会班子序列表、桂林医专“文化大革命”中校党委领导班子序列表、桂林医专“处遗”前校党委领导班子序列表、桂林医专“处遗”领导小组序列表、桂林医专“整党”领导小组序列表、桂林医专“处遗”后校党委领导班子序列表、桂林医专“整党”后校党委、纪委领导班子序列表供查考。
1964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杨、吴冷西组成。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
1965·11·10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为结帮篡党夺权玩弄反革命政治大阴谋，由姚文元出面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其罪恶目的是以文化学术界为突破口，把黑手伸向全国，妄图把党、政、军大权统统夺到手，实行封建法西斯的“全面专政”。
1966·4·16 《北京日报》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错误批判。
1966·5·4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文化革命小组”，直属于政治局常委会。为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了组织措施。《通知》还列举《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加以批判，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1966·6·1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从而一场全局性的，历时十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
1966·6·2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
1966·6·5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称赞北京大学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统治”。
1966·6·28 以王福荣（南宁市卫生局长）、李殿英（自治区航运局处长）为正副队长的“文化工作队”共20多人进驻学校。
此后，“文化工作队”先后在校内掀起揭露党委所谓“阶级路线”问题的鸣放高潮，将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和部分群众。校党委和校领导朱彬文、常光重、张福祥等被群众的大字报包围。
1966·7 我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支持北京大学学生的“革命行动”，同时批判校党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学生科干部虞孝隆和团委干部王建友等人将校党委1963年在广西大学整风的材料连续用大字报公布于众，引起了不同观点的群众争议。校人保科副科长苏醒等人组织召开有校办公室秘书付振民、附院办公室秘书张玉范、人保科干事张学贵等有关人员会议，将内科主治医师吴竖基的政历档案抛出。
至此，全校出现了大字报混战的局面，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陷入停课的状态之中。
1966·8·1~8·12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布了他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附印了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作为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讨论。
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以及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此时，“批判”、“打倒”、“横扫”的浪潮很快波及全国。全国出现了大动乱局面。
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我校不少教职工和部份学生纷纷走出校门，杀向社会，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文化工作队”被迫撤离学校。学校造反派把所谓第一批牛鬼蛇神，如田应华、林修曾、吴竖基等人挂牌示众。
1966·8·1 毛泽东同志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予以热烈的支持。在毛泽东同志的公开支持下，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
自此以后，我校师生员工很快“分化”、“组合”，先后分别成立了25个战斗队组织。即：
（1）教学支队；
（2）游击队；
（3）险峰队；
（4）前卫战斗队；
（5）灭资兴无战斗队；
（6）星星之火战斗队；
（7）无名战斗队；
（8）革命造反有理战斗队；
（9）满江红战斗队；
（10）燎原战斗队；
（11）烈火战斗队；
（12）挺进独立战斗队；
（13）反修战斗队；
（14）潜水艇战斗队；
（15）红色白衣战士战斗队；
（16）教工井岗山战斗队；
（17）遵义战斗队；
（18）导弹战斗队；
（19）红剑战斗队；
（20）反迫害战斗队；
（21）教工众志成城战斗队；
（22）工人反修战斗队；
（23）“4021”战斗队；
（24）塔山战斗队；
（25）征腐恶战斗队。
1967·1·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在元旦社论的鼓动下，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煽动起来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打倒一切”以及“横扫”、“罢官”、“揪叛徒”之风就越刮越猛烈。
这时，学校各个战斗队组织互相争雄，对立情绪加剧，把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各级党政领导、部分教师、干部、群众。校党委书记朱彬文、副校长常光重等党政领导干部在揪出来的声浪中被先后挂黑牌公开批斗。
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状态，党组织停止活动，教学工作无法进行。
1967·1·5 上海《文汇报》发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所谓“造反派”组织1月4日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体人民书》。由此掀起反革命的“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浪潮很快波及全国。
1967·1·14 我校12个造反派战斗队（红卫兵独立大队、红色白衣战士战斗队、挺进独立战斗队、教工井岗山战斗队、遵义战斗队、反修战斗队、工人反修战斗队、导弹战斗队、烈火战斗队、红剑战斗队、反迫害战斗队、潜水艇战斗队）发表联合声明夺权，成立了“桂林医专联合造反兵团”。其组织领导成员：
组长 唐仁和
副组长 黄祖文 元文伟
常委 唐仁和 黄祖文 元文伟 农光延 黄达甫
以后又增补了罗杰鸣、朱为胜为常委，赖燊宏为作战部长。
1967·1·17 附属医院成立“桂林医专附院联合造反兵团”。其主要出面人物是何德麟、叶传诚、罗美瑚等人。
1967·1·24 学校的造反兵团和附院的造反兵团联合组成“广西桂林医专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夺权行动紧急通知》，并接管了学校党、政、财、文大权。
夺权后，全校的混乱局面加剧，“运动”更加高涨了。在批斗的狂潮中，相继批斗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例如，校党委书记朱彬文、副校长常光重等人。
在批斗的过程中，重新提出了所谓的“莫三嫂”事件。
1965年3月，内科收治了一位叫莫三嫂的病人，主管医师刘宗昌开始诊断为细菌性痢疾，后确诊为阿米巴痢疾合并肠穿孔，以后病人死亡。对此事是否属于医疗事故一时未能统一认识，内科医士潘芙蓉和一些人提出应属于医疗事故的看法，这本是正常的，但潘却采取了一些不妥当的做法，如鼓动病人家属闹事等。当时，个别校领导对潘芙蓉作了不适当的批评和处理。造反派夺权后，潘出于个人主义的目的趁此机会上窜下跳，引来南下的“北航红旗战斗队”进驻学校。他们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清算保皇势力”的号召下，为潘芙蓉申冤叫屈，揪斗学校当权派及与潘芙蓉持不同意见的部分医务人员，造反的行动，步步升级，促使学校派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67·1·16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而观点相异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发生了严重的抗争，致使许多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处于两派群众僵持的状态。
1967·2~3月间，全校两派群众斗争阵线日渐明朗，对立情绪更加严重。当时，“4·22”即多数派对“联指”即少数派施加压力，“少数派”中的群众有的被迫离开学校，有的转移到南门“联指”控制的桂林饭店据点。两派之间斗争的火药味愈来愈浓。
1967·4·2 “造反兵团”负责人赖燊宏集中未参加战斗队的教职工进行训话，要求他们参加“造反兵团”的组织。
1967·4·15 《人民日报》发表《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社论。
1967·4·18 “造反兵团”组织了“批常联络站”和“批杨联络站”（常即副校长常光重，杨即副校长，副教授杨希谋）。“批常联络站”由学校行政系统和六四级学生组成。“批杨联络站”由学校教学系统和六五级学生组成。
自此之后，对常和杨开始了无休止的批斗。
1967·5·22 《人民日报》发表了《立即制止武斗》的社论。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乱中夺权”。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掩饰下，有意挑动派性，使观点上有分歧的群众组织带上越来越浓烈的派性色彩，武斗行为逐步升级。
1967·5~6月间，我校“造反兵团”为了在武斗中获胜，在校内进行了土地雷和沙枪的制造和试验，并发表“公报”和“声明”，准备迎击农民武装民兵进城而战斗到底。
恐怖气氛笼罩着全校。
1967·7·22 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为热衷于武斗夺权的派性头头们提供了“理论根据”，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1967·8·10 六五级学生、造反兵团作战组组长黄达甫带领学生十余名，参加了“桂林市大、中学校红代会”组织的抢枪行动。他们把从桂林军分区仓库抢来的枪支弹药交由驻广西师大红代会统一保管。随后，学生、“造反兵团”组长唐仁和带领十余名学生乘救护车到“红代会”领枪。领到重机枪1挺、歪把式轻机枪2挺，五〇式冲锋枪十余支、三八大盖及五三式步骑枪共30余支。
同年9月中旬所领枪支全部上缴桂林市军管会。
1967·11·17 学校“造反兵团”单方面组成了“校革委会”。其组成人员：
主任 军代表（缺）
委员 苏醒 赖燊宏 张国光 何建平 黄达甫 田炳龙 黄东涛 欧建英
后因没能得到解放军的支持，部分委员发表声明退出。所谓“校革委会”于1968年春自行解体。
1968·5~6 桂林市两派武斗进入白热化程度，学校大部分师生员工纷纷离校。一些同志参加了市里的两派武斗，总务处干部马启连、学生全来炽、陈世荣在武斗中被打死。
1968·6·5 造反派黄达甫、农光庭率领四、五十名学生参加了“桂林市红代会”组织的抢枪行动，抢到冲锋枪1支，手枪2支。同年7月中旬上缴桂林市军管会。
1968·7月上旬 教工黄天作、杨宗瑚参加了到兴安驻军仓库抢枪行动。黄天作抢回2支步骑枪，自己留用1支，另一支分给杨宗瑚。（以后，两支枪均上缴给学校“联指”负责人朱为胜、林忠琨，再由他们上缴桂林市军管会）
1968·8·19 晚上，杨宗瑚代表桂林医专“少数派”（即联指）参加了桂林市革委召开的布署“八·二〇”行动的会议。
1968·7·27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首先向清华大学派进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接着，工宣队陆续进驻学校、机关和事业单位。
1968·8·20 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镇压一派群众组织大的规模行动在部队、桂林地区12个县武装民兵配合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抓人、捆人、打人、此时，派性恶性膨胀到了极点，暴力被推向了高峰。
是日，我校教工王友、学生林忠琨上午在桂林市工人医院主持召开了回校抓人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醒 黄天作 何建平 李桂秋 杨宗瑚 朱为胜 詹明 唐积标 陈建孚 王释珍等十余人。
会议决定主要抓造反派的坏头头，干部少抓。计划约抓30人。
他们在市工人医院吃午饭后于下午3时左右在驻桂空军武装人员保护下回校抓人。当天就抓了40人左右，连同8月24日和以后几天内所抓的一共80余人。其中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有常光重、杨希谋、林现屿、熊忠敏、吴竖基、李文友、元文伟、胡俊卿等人。所抓的人员部分送往桂林市七中关押。胡俊卿被抓走后，爱人心脏病发作不幸逝世。胡俊卿回家料理丧事后，又被关押起来。
1968·9·5 桂林市棉纺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当即成立了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其领导成员是：
组长 赵××（军宣队队长）
副组长 杨连泽（工宣队，为第一副组长）后来是冯德本、金国安。
苏醒（党委委员、人保科副科长）
临时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后，当时主要是搞斗批改。因此，建立了“斗批改组”和“专案组”。“斗批改组”由叶传诚和张伟权负责。“专案组”由黄天作和任廷忠负责。
1968·9月底，在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的默许下，学校召开了“牛鬼蛇神”示众亮相大会。会议是苏醒到场坐镇，由校专案组副组长任廷忠主持。副校长常光重、副校长、副教授杨希谋，干部和知识分子林现屿、熊忠敏、虞孝隆、吴竖基、王当云、元文伟等30多位同志被造反派分别挟持到台前抬头亮相示众，这些同志挨打、被抓头发、捆绑，受尽人格上的侮辱。
1968·10初 学校一派群众组织（“联指”）在其主要头头林忠琨、朱为胜、唐明、陈建孚、唐积标等人主张下，召开了为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总务处干部马启连、学生全来炽和陈世荣举行的追悼会。追悼会由陈建孚主持，朱为胜致悼词。会上，将不同观点的黄东红、黄祖文、黄中烈（即“三黄”）押来“陪祭”，搞假枪毙。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没有认真制止，致使“陪祭”的人身心受到极大摧残，黄中烈因受不住折磨，不久在监押中自杀身亡。
1968·9~10月间，在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苏醒负责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先后参加过“专案组”工作的人有：
黄天作（组长） 任廷忠（副组长）
欧斌 武树荫 梁琼珍 梁书梅 杨有凤 陈柏霞 赵朝星 王长安 胡培英 廖玉英 唐凤姣 孙亭亭 邓培珍 张学贵 刘宗昌 朱名媛 李钟玉 郑思彬 叶学西 郑风春 苗风亭 唐积标 莫锦英 施广才 罗朝东 王释珍 魏德才 杨宗瑚
1968·8~9月间，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极左的口号下，经过周密组织安排，由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主持了3次大规模游斗。
第一次游斗，于8月31日由教工赖燊宏负责指挥，游斗前，将党委书记朱彬文、副校长常光重、副校长、副教授杨希谋等五、六十人集中在图书馆前球场上，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手中敲着罐头盒，口中叫着自己的“罪名”从学校游至本校29号宿舍再游回学校。在游斗过程中，许多人还不断地遭到拳打、脚踢、吐唾沫。
第二、三次游斗，为配合桂林市卫生系统的统一行动所组织，均由任廷忠负责指挥。时间分别为9月4号和9月18号。游斗前，被游斗人员均集中一处跪在地上，然后用麻绳一个个捆绑起来，再挂上黑牌，由乐群路经中山北路、叠彩路、十字广场至南门火车站再返回十字广场，经解放西路、太平路、乐群路回校。在游斗过程中，被游斗人员不断遭到押送人员及街上围观人群的殴打。
游斗结束后，校专案组即刻对其中34人进行立案审查，把他们集中监押在校本部，进行劳动改造。后来，将常光重、杨希谋、熊忠敏、张家满、胡俊卿、彭世友、李英华、林遂良、曾守智等十余人送校分部劳动改造。
1968·10·28 校武装班副班长杨宗瑚于下午两点钟带上武装民兵邓大显携带枪支到分校部监管“牛鬼蛇神”劳动。杨见邵子楼、林现屿等人劳动时没有挂牌，便以此为由令邵子楼跪在球场上训话，后又令其找一大块纸板写上“制造杀人武器邵子楼”挂在脖子上，当场杨宗瑚、邓大显将邵子楼押解至桂林市第四中学附近一块花生地时，杨突然命令邵跪下，对准邵子楼的背部开了一枪，邵应声倒下。由于没有击中要害部位，邵没有死。邵转头哀求杨别打死他。杨再次举枪向邵击发，子弹卡壳。杨将枪摆弄了十多分钟退出子弹，重新上膛对准邵的头部开枪，邵脑浆迸出身亡。邵子楼被枪杀后，与之相依为命的老母王淑和因伤感过度，生活无着，后来，不幸离开了人世间。
1968·10 自治区卫生局召开卫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批斗黄征局长。我校由苏醒带队去的共5人。其中，朱为胜上台打了黄征同志。
1968·8·26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8·9·7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8·11月初，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进行革委会的筹备工作。
1968·11·6 校专案组副组长任廷忠主持召开了解放、结合苏醒的会议，苏醒在会上发言表态。会后进行讨论，统一了对苏醒的看法。后由校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就革委会人选提名上报。
1968·11·26 桂林市革委会以桂革（1968）字第277号《关于成立广西桂林医专革委会的批示》同意桂林医专革委会成立。由苏醒、王广德、黄天作、叶传诚、李桂秋、张伟权、朱为胜、林忠琨等13名委员组成。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暂缺），革委会副主任由军代表担任（暂缺），苏醒为干部代表担任革委会副主任。暂时主持全面工作。在革委会领导下分四组一室：组织保卫组、政宣组、行政管理组、斗批改组、和革委办公室以及附属医院革命领导小组。
1968·11·28 苏醒主持召开了校革委会正式成立大会。
1968·12·3 校革委会和附属医院革命领导小组发布公告：
校革委会由苏醒副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下设：
组织保卫组：（负责专案工作）
组长 黄天作
副组长 朱为胜 李桂秋
政治宣传组：（负责斗批改工作）
组长 叶传诚
副组长 林忠琨 何肇传
行政管理组：（负责后勤工作）
组长 王广德
副组长 张伟权 覃桂英
附属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王广德主持附院全面工作。下设：
政宣组：
组长 任廷忠
副组长 梁琼珍
抓促组：
组长 郭庆
副组长 张玉范 潘世安
1968·12·4 上午校革委会副主任苏醒主持召开革委会成员会议。会议内容是研究大批判的问题，学习有关大批判的文件，会上、苏醒指示，把现有的批斗对象分类排队，从大批判入手，进一步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深挖二、三线的敌人。会上决定以大批判开路，把全校34个批斗对象分配到行政组、附院组、教工组、学生组4个组进行批判。
（1）行政组批斗对象：
常光重 梁意华 韦世荣 胡俊卿 虞孝隆 王建友 袁祖明
（2）附院组批斗对象：
潘芙蓉 张天民 李尧珍 张家满 曾守智 熊忠敏 苗毓英 潘锦章 林现屿 王当云 吴竖基 柳清涛 何德麟
（3）教工组批斗对象：
杨希谋 元文伟 邵子楼 熊绍栋 林遂良 徐养真 黄金香 张家铨
（4）学生组批斗对象：
黄东红 黄中烈 黄祖文等6人。
1969·1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公布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969·1·10 苏醒主持校革委扩大会，讨论专案立案的对象。会上，由专案组组长黄天作汇报，会议讨论通过。下列9名同志被列为敌我矛盾（校革委记录在案）：
朱彬文 男，贫农，职员、党委书记，定为叛徒，假党员，立案审查。
杨希谋 男，中农，自由职业，副校长，副教授，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立案审查。
常光重 男，反动地主，军阀家庭，学生，副校长，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立案审查。
刘兆强 男，贫农，革命军人，副科长（区级），定为盗窃国家机密现行反革命分子，立案审查。
胡俊卿 男，工人，伪军官，总务处副主任。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立案审查。
虞孝隆 男，33岁，王商业，学生，学生科负责人，定为漏网右派，立案审查。
张家铨 男，药理讲师，国民党三青团县直属队长（相当区队长），定为历史反革命有现行活动，立案审查。
熊绍栋 男，资产阶级，学生，化学讲师，定为漏网右派，立案审查。
吴竖基 男，51岁，地主，内科讲师，定为漏网地主，立案审查。
1969·2·10 桂林市革委政工组派军代表104部队王远明来担任校革委会主任。
1969·2·15 桂林市革委政工组派军代表181医院杨国文来校担任校革委会副主任。
军代表王远明、杨国文于1969年2月下旬先后到职。至此，校革委会正、副主任已经配齐。由王远明主持全面工作。校革委会副主任苏醒分管革委斗批改组和专案工作。
1969·2·28 学校斗批改专案学习班开学。会上，黄天作传达了自治区专案工作会议精神。广西军区刘副司令的报告，强调了专案工作，要求深挖阶级敌人，抓重点案件，抓紧广西地下党的清查工作。会议之后，学校强化了专案工作。
从1968年底到1969年3月，在校革委会的领导下，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以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随着“运动”的深入，全校受关押审查的对象从原来的31人增至42人，占当时职工总人数的13%。全校气氛十分紧张，人人感到自危，造成梁志逊、刘兆强、胡凤琼等3人死亡。
梁志逊，解剖学教师。开始参加校教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被怀疑为地主分子，列为审查对象，清洗出宣传队，进行审查。梁处于极度恐慌之中，于1969年元月26日11时25分留下一封遗书。骑自行车到芦笛岩山上割股动脉自杀身亡。
刘兆强，人保科副科长。被诬为盗窃机密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审查批斗。批斗中受到捆绑、殴打、罚跪，致使刘患有的高血压症病情恶化，于1969年3月25日住医院，次日晚因脑溢血致死。
胡凤琼，食堂工人。有一般男女关系问题，但由于校专案组多次追查其与所谓“历史反革命”的关系，造成胡思想极度恐慌，于1969年3月27日晚跑到伏波山投河自尽。
1969·4·1~4·24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林彪在代表中共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地肯定。“九大”通过了林彪作的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这个错误论点。
大会通过新的党章草案，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的论述，完全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
1969·5·5 经桂林市革委会批准，学校成立整建党领导小组。领导成员是：
组长 王远明（军代表）
副组长 王广德
组员 苏醒 黄天作 金国安 俸远祁 张玉范 杨有凤 龙万湘
后军代表王远明调离，增选军代表孙础、赵增学为整建党领导小组成员，孙础任组长。
1969·5·12 在全校范围内开始进行整、建党工作，历时4个多月。
整、建党开始后，在全校党内外开始酝酿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名单。以整、建党领导小组组长王远明、副组长王广德、校专案组组长黄天作等为核心小组对准备进入党委班子的人选逐个进行审查。同时，在党内开始对校领导班子进行批判、审查和解放，将青年造反派硬塞进党委领导班子。
1970·2·16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历时半年。
1970·2·17 经桂林市革委会政工组文教小组批准成立“桂林医专革委会二·五领导小组”，由军代表王远明任组长，军代表赵增学和工宣队金国安任副组长。
1970·5月中旬，在全校范围内掀起一个学习、贯彻、执行“九大”通过的新党章的群众运动，历时一个多月。
1970·9·19 根据区革委会下放医务人员工作会议精神，学校经过动员、学习、报名，经桂林市革委生产指挥组以（1970）革生字223号文件批准我校曾守智、胡承真、李素琼、林修增、袁立翠、谢绍清、罗素馨、张天民、黄荣煜、农秀实、朱名媛、朱成章、苗毓英、周秀宽、叶传诚、许克寒、廖定崇、刘凤珠、胡培英、张时顺、冀续智、吕珍秀、胡承莲、梁军、邓培珍、吕明辉、谢敦伦、宋玉洁、颜楚华、徐玉芝、李尧珍、李甄谊、王文华、李枫等45名同志下放，其中有医务人员28人，行政人员3人，工人41人。
1970·12·29 桂林市革委会派军代表孙础任我校革委会主任（校革委会主任、军代表王远明于同年调离我校），并任命军宣队赵增学为我校革委会副主任。
1971·2·7 我校首届招收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两年以上三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127名（工农学员99名，解放军学员28）。2月10日正式开学。开学典礼在市人民礼堂举行。
1971·4·13 经中共桂林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同意，批准学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桂林医学专科学校委员会”，委员会由11名委员组成：
书记 孙础（军代表）
副书记 苏醒
委员 赵增学（军代表）
王广德
张玉范
金国安（工宣队）
黄天作
付振民
梁琼珍
陈森洲（学生）
郑军（学生）
1971·4·15 经桂林市革委会同意，学校机构调整为四大组：政工组、办事组、教育革命组、后勤组和附院革命领导小组。
政工组组长黄天作，副组长张玉范；办事组组长朱彬文，副组长付振民；教育革命组组长田应华，副组长何建平；后勤组组长张福祥，副组长王友。附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王广德。
1971·2·8 中共中央就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作出决定。
1971·3·27 中共中央就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发出通知。经毛泽东同志批准，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1971·8 桂林市进行清理“五·一六”阴谋集团分子的大动员。采用普遍揭发和重点对象办学习班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四大”（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五查”（查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查历来重大事故、查来历不明和行踪可疑的人、查一贯言论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查五类分子的表现）。
为此，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清查小组，由校革委会主任孙础为校清查“五·一六”集团领导小组组长。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又使一些人遭到了程度不等的审查，最后却不了了之。
1971·9·13 林彪及其一些死党在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驾机叛国私逃，林彪、叶群、林立果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九·一三事件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清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1·9·27 晚上，学校配合全市的统一行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活动，被抄的有43户，许多被抄户的个人物品抄走。弄得人人如惊弓之鸟。此时，附院又揪出医师张家满进行批斗，诬蔑其纵容和唆使老婆喊反动口号。
1972·6 根据桂林市指示，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3个教育运动。
1972·9 学校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学生停课9天，教工分期分批办学习班。
1973·1·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把批判林彪为中心的批修整风运动说成“首先是批修”也就是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即批判极右。
1973·8·24~8·28 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1973·9·15 《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姚文元授意，署名石仑写的《论尊儒反法》一文，说“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影射、攻击、中伤周恩来总理。
由江青一伙所控制的舆论工具。鼓噪一时，通过批判“尊儒反法”，把“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了。
1973·10·23 学校开始开展批林批孔学习运动，开展儒法斗争史教育。
1974·2·2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宣告：“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1974·3 校党委决定基础课首次以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和生产队为基地进行开门办学，参加开门办学的有工宣、教师及七三级工农兵学员共216人，历时13周。
1974·4月初，学校组织七二级学生110人和工宣队员、干部、教师18人，分赴兴安县界首公社、全州县庙头公社、灌阳县黄关公社和文市公社试行临床课开门办学，历时2个月。
1974·6·6 学校组织七一级工农兵学员到兴安、全州等10个公社、20个大队进行毕业实践。
1974·8 七一级工农兵学员毕业。毕业典礼在市人民礼堂举行。由桂林市革委会主持会议，市革委领导及全市各有关单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1974·11·28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号召“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1975·3·7 学校建立了由工宣队、干部、教师共9人组成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率教育革命小分队赴灌阳县黄关公社与灌阳县合办了“黄关社来社去”班，共招收学员30名，学制3年，毕业后回生产队拿工分。3月10日正式开班学习。
1975·3 遵照区党委关于大专院校师生都要参加一次社教运动的指示，我校工宣、教职工共29人和七二级、七四级学员199人，分别到全州县庙头公社和灌阳县黄关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历时4个半月。
1975·5·7 区教育局组织全区大专院校到灌阳县黄关公社“社来社去”班召开了教育革命现场会。
1975·6·5 《广西日报》发表了灌阳县桂林医专黄关“社来社去”班党支部写的文章《把医科大学办到农村去——办“社来社去”班的一些体会》。
1975·6·6 《广西日报》发表了关于“黄关大学”的3篇文章。即，黄关贫协副主席宋祥荣写《我们欢迎这样的学校》；“黄关社来社去班”教师写的《改造教师队伍的极好途径》；“黄关社来社去班”学员蒋述芳写的《“闯三关”上大学》。
1975·8·18~9·3 根据区党委、桂林市委、教育党组指示，校党委进行开门整风：主要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两条路线问题。历时15天。
1975·12·4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12期刊登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矛头指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由此掀起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1·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说什么“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
1976·1·8 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对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操碎了心的总理的离去，无不感到震惊、悲哀。我校顿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1976·1·22 《广西日报》发表了我校两篇文章：一篇是桂林医专黄关社来社去班党支部写的《努力把社来社去班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另一篇是校报导组、西大新闻专业工农兵学员写的《春苗茁壮》。
1976·4·9 学校部分职工及七三级95名工农学员到桂林市二塘公社北分大队、四合大队参加抓“三分之一”工作历时4个月。
1976·7·6 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终年90岁。
1976·9·9 毛泽东同志于0时10分与世长辞。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恸之中。校党委组织了悼念活动。
1976·10·6 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和集会，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1976·10·22 全校师生员工参加了桂林市召开的全市《关于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广播大会，听完传达后，大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高呼口号，并分组进行讨论，贴出了《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等标语口号。
至此，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3年3月，因受到广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的影响，我院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做了一些处理工作，但对于许多重大遗留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区党委的统一部署下，我校于1983年4月至1985年进行了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工作。
我院“处遗”工作于1983年4月开始。区党委批准常光重为“处遗”领导小组组长，陈真为“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成立了“处遗”办公室。开展了“处遗”工作，完满地完成了“处遗”工作任务，并受到区教卫办的表扬。
区党委于1983年6月6日以桂干（1983）254号文件撤销了苏醒的党委书记职务，停止其工作，进行审查。
我院整个“处遗”工作着重解决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组织全院教职员工学习有关文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认真地讨论，提高了认识，为搞好“处遗”奠定了思想基础。
2、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关押、抄家、游街、监督劳动和受到一切不白之冤的79名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有的正式下文平反，有的是口头平反）
3、对我校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的同志进行了审查。共立案审查10人。其中定为犯严重错误的3人（党委书记苏醒、人事科长黄天作、附院党总支副书记任廷忠），严重违纪的2人（教工杨宗瑚、陈德亮），犯有错误的3人（何建平等），犯一般错误的2人（付振民等）。
4、“文化大革命”中死亡的10人（邵子楼、罗强汉、陈世荣、全来炽、梁志逊、马启连、胡凤琼、刘兆强、王淑和、黄中烈）按规定给予了经济上的补偿。
5、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头头教师元文伟和学生造反派头头9人。（唐仁和、农光廷、林忠琨、朱为胜、黄祖文、黄东红、唐积标、黄达甫、詹明）进行了记录在案工作。元文伟定为犯错误免于处分，其它学生由使用单位处理。
6、邱明亮“文革”中在上海外贸学院读书，参加造反，打过老师和领导干部。上海外贸学院对邱明亮进行了“记录在案”，我校经组织上研究讨论，定为犯错误性质，免予处分。
中共桂林医学院委员会1987年元月
书记 朱彬文
副书记 张福祥
委员 常光重（副校长）
杨希谋（副校长）
王广德
苏宝山
刘崇
说明：当时桂林市委批准了党委委员，委员会上分工朱彬文为书记，张福祥为副书记。党委班子已经履行了职责。但上报后未获上级批准，“文革”已开始了。
主任 王远明（军代表）
副主任 杨国文（军代表）
苏醒
委员 王广德 朱为胜 叶传诚 林忠琨 黄天作 任廷忠 李桂秋 何肇传 张伟权 梁琼珍
书记 孙础（军代表）
副书记 苏醒
委员 赵增学（军代表） 王广德 张玉范 金国安 黄天作 付振民 梁琼珍 陈森洲（学生） 郑军（学生）
书记 苏醒
副书记 季达（校长）
委员 陈真（副校长）
廖义英（副校长）
常光重（副校长）
王作民（副校长）
刘蔚芝（副校长）
纪委书记 陈真
副书记 曹光
委员 国荣献 任廷忠 何建平
组长 常光重
副组长 陈真
委员 王志成 曹光 朱彬文
办公室主任 曹光 副主任 王拓 刘善民
秘书组组长 苏锦富
清理组组长 王拓 副组长 覃能略
落实政策组组长 姚国台
记录在案组组长 唐仁明
组长 常光重
成员 白法民 付立忠 王志成 曹光
下设办公室：
主任 付立忠
副主任 刘善明 刘景林
组长 付立忠
副组长 曹光 覃能略
组长 常光重
成员 王作民 白法民
说明：后来党的核心小组过渡到临时党委，书记常光重，委员白法民、付立忠。
党委成员：
书记 常光重
副书记 白法民（校长）
付立忠（副校长）
委员 易龙金 刘善明 秦任甲 沈碧霞
纪委成员：
书记 刘玉棠
副书记 覃能略
委员 刘家驹 梁家禧 陈森洲
党委书记 常光重（“处遗”领导小组组长）
党委副书记 白法民（校长）
党委副书记 付立忠（副校长、核查组组长）
党委委员 刘善明（政治处副主任）
党委委员 秦任甲（总务处副处长）
党委委员 易龙金（附院党总支副书记）
党委委员 沈碧霞（基础部党支部副书记）
副校长 刘义（教授）
纪委书记 刘玉棠
纪委副书记 覃能略（核查组副组长）
政治处主任 曹光（“处遗”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
教务处处长 田应华（副教授）
院办副主任 叶涤（讲师）
附院院长 林现屿（副主任医师）
内科学教研室主任 熊忠敏（副主任医师）
离休干部 陈真（“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
离休干部 朱彬文（“处遗”领导小组成员）
离休干部 王志成（“处遗”领导小组成员）
执笔 覃能略
白先玲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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