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2-5 作者：中共融安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融安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67年9月4日上午7时，柳州机车车辆厂一辆南京牌汽车。车上坐着以黄小弟（又名黄志光，长安镇人。原在柳州“工交兵团”）带领8人（该厂保卫科张志能。红旗公社负责人尹道亮，工人陈红、黄桂南、陈冬生、司机黄子英），身上分别背着有7支驳壳枪。十几个手榴弹，黄小弟背有军号、车箱放有数根长矛和1把大刀。从柳州开来，由长安河东过河西，偷偷进入长安镇人委。他们来的目的是通过长安镇人委干部韦伟光向长安镇武装部刘子卫借枪。但因不慎、漏了马脚，被融安“4·22造反大军”群众发现。当黄小弟等9人进长安镇人委时，融安“造反大军”即造舆论，“大军”人员白子发等人向大街小巷高声叫喊说：“外地人黄小弟带人送一汽车大刀长矛已进长安镇人委，想挑动武斗！”。经这一宣传。长安“4·22造反大军”群众蜂踊而起。手持铁铲、钢钎、大刀。层层包围长安镇人委，装有大刀、长矛的汽车被“大军”刘庆祥（外号叫刘瞎子）走开、黄小弟等9人被包围在人委里面，无法出来，为了使县武装部支持“大军”和目睹这一现实，融安“4·22造反大军”派人到县武装部推拉徐荣（县武装部副部长）。孙振邦到长安镇目视现场、徐荣到了现场后。融安“4·22大军”群众围住徐荣等2人说：“黄小弟带外地人进长安挑动武斗，怎么办?”当时徐荣做了解释工作，但终因制止无效，而黄小弟9人被围在长安镇里面。“大军”越围越近。这时突然响了一枪。一些“大军”群众退了出来，但还有一部分“大军”群众死死围住不放。“大军”群众听见枪声响后，立却派人到大巷带以李剑光的民兵班来长安镇人委大门卧扑死守，刚卧扑一下子，以李剑光为首的民兵班听说黄小弟等9人已从后门逃走。立即绕道从后门追赶。这时黄小弟等9人逃到了长安镇大码头河边。拿了2条小船艇，急速划往河东上面寨岩排。黄子英正把船拴好。以李剑光为首的民兵班也已追到大码头沿岸。急忙即向对河即将上岸的黄小弟等9人打了一排机枪。这时9人跳水（其中黄子英1人负伤）向岸游去。后登岸逃走到浮石公社。此事发生大约2小时后，以赖培新、罗振光为首的融中“红革联红卫兵”学生和“大军”群众以外地人带枪进长安镇搞武斗为理由借口，冲进武装部，追逼武装部发给武器，但遭到了拒绝、后以唐义为首的“4·22大军三三兵团”冲进武器库，没有得到武器。最后经四处挖枪，在柚子树地下挖得了子弹4万8千发。七九步枪10多支、继后融安“4·22大军”组织和群众经常到武装部和监狱进行挖枪，武装部人员无法正常值班，武装部和监狱到处可见地翻一米以上深的挖枪坑，挖枪时间长达2个月之久，零星的挖枪，估计又得子弹1万多发。长短枪100多支，重机1挺、六○炮1门、六○炮弹10余发、炸药、手榴弹及枪支零件一批。房屋、武器受到了很大损失。
1967年9月24日凌晨4时，以黄小弟为首带领融安“联指”民兵约一个连。突然吹响冲锋号，向大巷中村发起了进攻。出其不意的进攻，机枪声和步枪声惊动了大巷、长安县城。以李剑光为首的大巷中村民兵班，对突如其来的进攻摸不清情况，在紧急情况下，李剑光命民兵班立即撤出抢占圣山庙制高点进行还击，当场打对一“联指”民兵的头部，重伤倒地（河勒民兵曾超群）,“联指”民兵以为大巷中村民兵有准备和自己已被包围，于是紧急撤退，战斗结束后，李剑光的民兵班抬“联指”民兵曾超群到融安县人民医院留医治疗。
1967年10月8日晚上，“造反大军”在大巷“农总”李剑光的指挥下，进攻抢夺河勒民兵排（河勒民兵排当时是柳州军分区的重点，配备武器精良，有40支新式步枪、4支冲锋枪，3挺轻机枪）,河勒民兵排为保卫枪支进行还击，战斗一直从8日晚到9日早上6时，河勒民兵排退到小洲驻扎防守。
1967年10月6日，融安“4·22大军”大巷武卫连吴世刚接受融安“4·22造反大军”总部王国华、王殿臣攻打小洲的决定任务带回大巷武卫连。河勒“联指”民兵因接近大巷中村，深怕融安“4·22大军”来包围夺枪，9月9日由河勒紧急退回小洲，随时可以由小洲过渡河东。“联指”领导人张秉顺、韦祖义、韦荣资、薛世奎等人得知河勒“联指”民兵退回小洲。当日半夜到浮石公社告知公社武装部。再商议中根据可靠消息、知道融定“4·22大军”在10月11日要攻打小洲，讨论中及时决定，由阳卓荣、廖子健、刘忠信、刘显珍、陈华龙、潘继祥、周敬恩、黄小弟、韦贵资、宁忠等各公社武装部负责人及“联指”重要人员带约5个连到小洲。主要任务是阻击融安“造反大军”的进攻和把河勒民兵接过河东，以免河勒“联指”民兵的武器被融安“造反大军”夺走。于是连夜出发小洲。1967年10月11日凌晨3时，以李剑光“4·22大军”的“农总”为主，伙同大将、板榄、雅瑶。长安“4·22大军”武装约一个连沿河勒、凤凰村、公路沿线向小洲逼围。当接近回龙村。小洲地界时，受到了强烈的阻击，激烈战斗在小洲连花桥上，在激烈的战斗中，还有三江“联指”民兵，大袍的鸟枪队出来支援，战斗持续到4时才停止，双方各死2人，融安“4·22大军”在撤退收兵中被“联指”民兵俘抓董松山等6人，后“联指”民兵交由县武装部副政委王方洲，由融安“4·22大军”的“农总”派代表2人由河东领回长安。
1967年10月上旬，公、检、法机关已接到上级有关通知，内容是外地有砸烂公、检、法所谓革命行动的不正常现象，并通知要把枪枝保护好。遵照这一精神，融安县公、检、法韦显国、李好球等公、检、法人员将好的手枪已运走，并把卡宾枪等长枪机头取出另放一处埋藏，把笨重长枪埋在公、检、法厨房地下，并伪武成原样地面，过了不几天，街上出现了造反大军要砸烂公、检、法的大幅标语，一天上午，以赖培新为首的“红革联”红卫兵组织100多人，越墙冲进公、检、法机关，四处搜查，在档案室搜得1把日本刀、4支鸟枪（有2支坏的），在档案柜里得到4、5个手枪皮壳，并四处挖枪，没有得到枪枝，当日跟着一些大军人员和大军群众也进公、检、法机关进行挖枪。但均未得到枪枝。事后由黄道章把枪机偷偷运走。趁陈兆光搬家机会由汽车将埋在厨房地下的长枪运走，公、检、法的工作人员已无法正常值班。
1967年10月下旬一天，以融定“造反大军”罗振光为首的“红革联”红卫兵组织和以“工总”邮电局邹祖德、段运蕃、曾艳华等大军组织全部接管了县邮电局、夺取了邮电局的财政电讯大权，按当时叫做“兵管、革命行动”，一直“兵管”到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在“兵管”期间，对保护国家机密受到了一定的损失。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段远蕃、曾艳华等被“联指”群众打死，徐济广、邹祖德被打伤，并被关押4年之久。
1967年10月中旬，融安“造反大军”为了控制宣传机构要地，在一天下午，以苏权和“造反大军”融中“红革联”头头赖培新带领100多“红卫兵”冲进融安县广播站，逼迫广播站侯学纪等人，要“兵管”广播站，当时侯学纪要苏权、赖培新带领的“红卫兵”，必须有上级的指示签字，才能接管广播站。后苏权、赖培新等“红革联红卫兵”到县委找韩涛书记，迫使韩涛书记在“兵管”广播站的报告上签了同意接管广播站，“红革联”拿了报告给广播站工作人员侯学纪看，侯学纪见韩涛签了字，侯学纪被迫无耐也同意签了字。到晚上11时左右。以吴梦光为首的少数“红革联红卫兵”接管了融安县广播站，以后一直由融安“造反大军”控制。廖田英、马庆华等人员一直成为“造反大军”的重要广播员。
融安“联指”与融安“4·22大军”的两派剧烈斗争已趋向白热化，在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文攻武卫”、“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思想指导下，两派逐步升级进行了几次枪战较量，双方都死了一些人。剧烈的两派斗争，双方都认识到“文攻”已不能取胜任何一方，大型的武斗已处于“一触即发”的阶段。于1968年2月，朱仁（现在南宁区党校工作）到融安，先与王国华（融安县林业局干部）联系。2月4日，朱仁亲自到大巷农总进行目前形势宣传和提出当前融安“4·22大军”的主要任务，朱说：“全国早以/已到处打响，三个“照办”下达后，军区屁股并没有坐正，(((早已运粮进十万大山，准备搞长期内战，而我们(((则以三山（宜山、凤山、马山）、两安（都安、融安）为基础，建立根据地，现在不是自卫还击，而是自卫反击。要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继续争取农民，发展农村，夺取武器，壮大实力，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城市工人运动，最后夺取城市的方针。计划是稳住南宁、大战柳州，打通桂林，控制铁路沿线，基本上解决广西半壁河山。广西立足于打，不打不解决问题，要想从走资派手中夺权，没有武装斗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融安“4·22大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主动出击，抢占河东战略要地，控制粮食，趁机攻下浮石。打通柳长县，以武装解放融安。推动各县，汇合柳城，相接柳州。联合各县，建立巩固柳北红色根据地。与桂林、河池联合，为夺取广西奠定基础。”经这一宣传，王国华、李剑光认为非常符合当前的实际。于是李找唐义（“大军”常委、长安“三三兵团”负责人）、罗振光（“大军”常委，融中“红革联”红卫兵领导人）商量。3人意见一致，同意召开融安“4·22大军”常委扩大会，由2月3日到2月8日，召开了攻打河东多次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李剑光、王国华、朱仁、莫玉新、陈世仁、陆清云、梁德光、唐义、罗振光、伍成新、韦杰珍、梁宣麟、王友堂、党鸣超、白子发等“大军”头头和重要人员。另一方面，由朱仁、李剑光派兰平的妻子进东边山调二大队（板榄、大将、雅瑶大军武装）出来，2月8日早上，二大队到了大将雅仕，下午召开一、三大队会议，宣布作战方案。经融安“4·22大军”多次研究，攻打河东已趋于成熟，突然于1968年2月9日下午2时，以李剑光为总指挥，派陆清云为参谋长带队，兵分二船，共38人，船头拿着“4·22大军”红旗，由李剑光和唐义的“4·22大军”三三兵团，用重机枪、六○炮等各种轻重武器作掩护，由长安河西塘码头迅速向河东东圩码头划行前进。船到中间河时，被河东“联指”发现，“联指”武装民兵便向来进攻的船只进行机枪扫射，当场打死“4·22大军”划船舵手1人（杨((），后“4·22大军”换人划船仍急速前进。由于李剑光带领的重机枪和六○炮等所有火力进行掩护，使陆清云带领的“4·22大军”船只武装在东圩得以登岸。当“4·22大军”占领东圩时，“4·22”的高音喇叭不断高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战火炮声弥漫长安沿河两岸,“联指”群众向高岭头和浮石方向紧急撤走。下午4时，以程俊球为首的16人全付武装“青年近卫军”又兵分两船，船上押着武装部刘作舟、黄慕群、王方洲等其他“联指”人员7人当炮灰作掩护，从长安人渡上方划行前进，很快在直属库登岸，随之向直属库进攻。已占领东圩的“4·22大军”从直属库大门进攻被联指武装阻击，打死“大军”3人，伤9人，从背面进攻的“青年近卫军”无死伤。战斗甚为激烈，一直战斗到夜间。由于不能拿下直属库，于10日凌晨，李剑光又派伍戍新带队过河东，增援“大军”,于10日中午攻下了直属库，并把“4·22大军”红旗插在直属库最高的房顶上。此次攻打东圩和直属库。“大军”死5人，伤9人。“联指”被俘杀3人，伤2人，其他群众死2人，伤1人。
为了攻打高岭头，打通柳长线，逼近柳州。于2月11日凌晨，由陆清云参谋长为总指挥，攻打大乐岗，在大乐战役中，房屋被炸1间，“大军”被打死1人，当日拿下了大乐岗，大乐岗武斗，“大军”死1人，伤1人，“联指”民兵伤1人，群众伤5人，拿下大乐岗以后，“大军”一方面利用高音喇叭不断高声广播，发动攻打高岭头的政治攻势，高声说：“高岭头已被包围，你们赶快放下武器投降！”另一方面，为了巩固东圩直属库和东圩，“4·22大军”把占领大乐岗的武装收回到直属库，李剑光总指挥叫二大队来东圩据守（二大队为板榄、大将、雅瑶“大军”武装）,但以林方松为首的二大队不同意此意见，继续占据铜鼓桥。于2月14日，柳州“工交兵团”和各路“联指”武装不断支援，给守卫在东圩、直属库的“大军”带来很大压力，双方交战在汽车站和农机站为中心的战场上。呈拉锯状态。以李剑光为总指挥的“4·22大军”武装感觉到这样下去是为背水一战、加上铜鼓桥失利消息传来，于2月16日当天夜间迅速退过河西长安。此次战斗不但互有死伤，粮食、机器、房屋等财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1968年2月9日，融安“造反大军”打过河东，先后占领了东圩、直属粮库、大乐、汽车站、农械厂、铜鼓桥等地。融安“联指”告急，向柳州和各县“联指”求援。2月13日，融安“联指”指挥部召开攻打铜鼓桥、东圩、直属粮库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联指”头头韦荣资、韦祖义、阳卓荣(“联防”指挥部司令）、廖子健（“联防”指挥部副司令）、韦贵资（“联防”指挥部政委）、李太祥（后勤部长）、高广谱（区林业基建队长）、黎克能（县委办副主任）等人。黎克能在会议中说：“铜鼓桥这个点，对我们高岭头很不利，他们（指融安“造反大军”）把东圩、河寨、铜鼓桥、大将串通一条线，形成包围圈。现在是他们牵住我们，控制了我们的一切活动，等待时机，想把高岭头吃掉的局势，现在形势逼人，必须打掉铜鼓桥这个点。”此意见与到会人员看法一致，会议决定攻打铜鼓桥。2月14日下午，“柳州工交兵团”，柳城民兵，象州民兵来融安后，15日晚，韦贵资在高岭头召开了作战会议，参加会议除上述人员参加外，还有宁忠（“联防”指挥部参谋长）,“柳州工交兵团”司令蒙志恒，柳城民兵负责人刘德兴，象州民兵负责人肖成忠等。会议由韦贵资介绍情况，后研究作战计划和人员分工：韦贵资、宁忠带领泗顶、大巷民兵攻打东圩，“柳地专联司”、象州民兵配合；阳卓荣带领浮石民兵攻打直属粮库，泗顶民兵配合；廖子健带领大良、东起、潭头、大乐民兵配合“柳州工交兵团”为主力，以蒙志恒为总指挥攻打铜鼓桥；其外围由刘忠信带领一个班守白崖寨独山作预备班；苏玉福带一个班守五里亭高石山顶控制高岭头周围；潘继祥带领一个班在红卫岭（观在酒厂）监视红卫方面的动向；李太样留在民兵指挥部指挥，黎克能也在指挥部协同指挥。
会议决定2月16日零点3个点同时发起进攻，各路按计划行动，因攻打直属库民兵过早暴露目标，被“4·22大军”发现用机枪扫射，被迫撤退。铜鼓桥这个点从16日零晨开始一直打到中午，由于铜鼓桥层层被包围，飞机坪及公路又是开阔地，二大队“大军”孤军作战，在无办法突围情况下，二大队 “大军”兰威用广播筒向外广播高声叫喊：“‘联指’同志们，大家停火，要文斗不要武斗。”正当喊叫时被子弹飞来打伤右手，叫喊声停止，最后二大队“大军”子弹打尽，大火又向“4·22大军”据点扑来，二大队“大军”除参谋长林万松及刘正英、肖宏毅3人逃脱之外，36人全部投降被俘虏。“联指”民兵将36名俘虏押送到铜鼓桥石灰窑和石油库一带，民兵开枪乱杀俘虏14人（其中女2人，葛云芝被刺乳房），事后将俘虏关押浮石粮所，“放风”时，民兵认为“逃跑”，将林忠冻打死。此次武斗，除“4·22大军”被俘虏杀15人外，交火中“柳州工交兵团”被打死5人，“4·22造反大军”死1人。“联指”民兵炸毁民房1间，烧毁民房9间和4个厨房，1间牛栏。
1968年3月15日前夕，“联防”指挥部接到潭头的报告，说潭头公社赖家村“造反大军”据点有枪。“造反大军”准备炸毁3孔桥，切断柳长公路。3月15日，“联防”指挥部政委韦贵资在长安高岭头主持召开会议，参加开会的人员有：韦贵资、廖子健、阳卓荣、李太祥、宁忠、曾应祥、阳青、黄成发、莫英津和高广甫，潭头武装部周再恩也参加，讨论把潭头“造反大军”的枪缴过来，研究决定，由廖子健、阳卓荣负责指挥，带领200民兵攻打潭头赖家村。出发前政委韦贵资在磷肥厂楼上作战斗动员，要求民兵在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敢战斗，只准胜、不准败。接着廖子健作战斗部署及乘车注意事项，廖子健说：“今晚出兵打潭头赖家村，指挥由我和阳卓荣负责，指挥地点在赖家村南面茶林，曾应祥带领大良民兵包围赖家村的北面；阳青带领雅瑶民兵包围赖家村东西面；黄成发带领大巷民兵包围赖家村南面；周再恩带领突击组直插进赖家村。”布置完后，用6辆汽车在高岭头装上全付武装民兵约150人，直开到3孔桥下车，步行近镇背，西寨村边过，天刚蒙亮到达赖家村，各路民兵按原作战计划团团围住赖家村。先用政治攻势，叫喊“造反大军”出来缴枪不杀，给予出路，但“造反大军”既不出来、也不出声，这时指挥人下令吹起冲锋号，民兵四处枪声不断向赖家村据点射击，双方只战斗约半小时，炸塌“造反大军”据点民房1间，战斗即已结束，战斗结果，缴得“造反大军”50多支枪枝、弹药、俘虏50多人（包括柳城“大军”、融水“大军”在内），押到潭头公社当场释放，有的押到浮石后全部释放，在战斗中1名“造反大军”重伤送到医院治疗无效死亡。
经融安县“联防”指挥部研究，参加会议人员有廖子健、韦贵资、宁忠，李太祥、曾应祥、高广谱等人，一致决定同意攻打东起北村。于1968年6月6日，“联防”指挥部指定李太祥、曾亚才、刘新安、潘继祥、韦忠信等负责人和莫英津（大良法庭庭长）带领70多名“联指”民兵分两路进军东起北村。一路由刘兴安带队从东江进军东起；另一路由李太祥带队从沙子过东起进军北村。6月7日清晨，两路汇合已达北村，并对北村进行包围。包围前，先采取政治攻势，韦荣资向“4·22大军”的炮楼据点用广播筒喊话说：“你们不要打枪，出来交枪给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虽喊了几次，但终因无效，于是战火拉开了。打了一段时间，战斗没有解决，“联指”民兵就用炸药包将“4·22大军”据点炮楼炸崩，炸崩后有几个“4·22”大军跑了出来，出来时当场被打死了几个，其中1个被压重伤被补枪打死，此次攻打北村，“大军”死6人，群众死1人，“联指”民兵死1人，伤2人。
1968年6月13日，融安“4·22造反大军”大巷农总武卫连在下村9队召开会议，参加会议人员为30人左右，李剑光、陆清云在会土讲了话，李说“我们东起‘大军’由于没有武器，被‘联指’杀了20多人，现在又逼近了我们，我们必须要有武器，去解放军那里去抢枪。”会议得到一致通过，于1968年6月15日上午，由陆清云带领约50多人左右到县人委大楼抢驻融支“左”6984部队的枪枝，后一些“4·22大军”群众也跟到人委大楼抢枪，虽经抢了一个上午，终因冲不上人委大楼，没有抢得武器。下午，融安“造反大军”领导人和重要人员王殿臣、李剑光、银长雄、黄家元、莫量成、黄河、莫玉新、陈世仁、关世智在县工会楼上讨论，决定下午继续去一小抢驻融支左6984部队的武器。下午3时，融中“红革联”红卫兵领导赖培新、大巷农总吴世刚通知各“4·22”造反派到一小抢枪（包括还在人委大楼抢枪的“4·22大军”），在抢枪中，1名红卫兵（卫校学生）被解放军打死，由于抢枪的人数逐渐增多，解放军被打伤，在人多，解放军又不好与群众撕打的情况下，于当夜11时大约有1个连的武器装备（包括热核弹武器在内）被抢光。
1968年6月上旬，融安县武装部和县“抓促”指挥部的领导人季树春（县武装部部长）、刘彬（县武装部政委）、张子义（县武装部副部长）、杨仲林（县委副书记）、曹竞军（县委副书记、已故）等，在浮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上级有关抓阶级斗争会议精神，决定在长隆战备仓库召开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进行贯彻，并明确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时间、规模，分工刘彬、张子义，杨仲林、曹竞军等人负责这次会议（简称长隆会议）。
长隆会议于1968年6月16日至25日召开，参加会议人员有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贫协干部以及县直机关的部分领导和干部，共约1000人。
6月18日，张子义做动员报告，提出开好会议的注意事项和要求。接着刘彬在会上做综合性的形势报告。刘彬在报告中介绍了各地抓阶级斗争，“刮12级台风”，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情况，其中说到办学习班和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如：来宾、武宣、象州等地。贫下中农都起来揭阶级敌人的盖子。象州县批斗，游斗了1404人，戴高帽、自己打锣讲罪行：如平山区四类分子都挂上牌子，太平也是这样，开展游斗，戴高帽游街，成立革命委员会都成立纠察队。刘彬在18日报告中（按上级领导和文件讲到的）说“阶级斗争，我们要群众专政，但我们要按政策办事，不能随便杀人。”
在讲到如何开展阶级斗争时，刘彬说：“对阶级斗争要有群众观点，必须发动广大群众，群众要求什么，就领导群众干什么，大抓阶级斗争，发扬民主专政。”
当时会议领导等人，听取了各公社关于阶级斗争情况和抓阶级斗争经验的汇报之后，确定了潭头、桥板、浮石公社和大巷公社的大乐大队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和作法。潭头公社革委主任门启烈在会上介绍中讲到：“以公社为单位集训四类分子，公社革委会根据贫下中农要求于6月3日集训了全公社四类分子169人……有严重破坏的10个四类分子当场捆起来，分别交由各大队贫下中农游斗，大搞游斗……新桂大队反革命分子陈德礼、苏希龙被游斗后大快人心，全公社有新桂、，潭头、红岭3个大队共游斗了四类分子10人，大长了贫下中农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威风。”经查实，陈德礼于长隆会议前在新寨游斗被枪杀死，还有骆进在石墙门附近也被打死，门启烈在介绍经验前，已向县领导（包括刘彬在内）汇报了这些情况。
6月25日，刘彬作大会总结时说“猛抓阶级斗争，向潭头革命委员会学习，刮台风大好，现在要求更加大火力，刮12级台风”。
刘彬在会上报告，总结所讲的这些话，肯定抓人、游斗、打死人等典型经验做法，客观上起到了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乱杀人的坏作用，产生了严重后果，长隆会议后至8月10日县革委成立时，全县共打死304人。如潭头公社在长隆会议至8月1日，在5个地方打死23人，桥板公社长隆公社至7月28日，在14个片游斗打死28人，因此，长隆会议是融安在“文革”中乱杀人的一支前奏曲。
1968年6月上旬，三江县“4·22造反大军”派文艺宣传队到融安演出，在融安桂剧院剧场演出几场，受到融安“4·22造反大军”群众热烈欢迎。1968年6月10日，在工会楼上，李剑光、王殿臣、陈世仁、莫玉新、银长成、黄家元等人“4·22大军”领导人和重要人员正在评论三江文艺队，陈世仁向李剑光提出找三江“4·22大军”来开一个座谈会，主要是就目前两县形势交换意见，以便加强两县的联合问题。李剑光同意召开两县座谈会，李剑光即叫莫玉新到永安客栈叫三江“造反大军”罗昌华、赖德胜、李治福等5人（其中有两人是常委）参加两县交谈会。在交谈会上，三江“4·22”代表罗昌华说“丹洲公社革委会是派委会，县武装部发枪到哪里的‘联指’民兵，那里的“联指”势力雄厚，他们设关把卡，对我们很不利。”。李剑光说‘联指’在融安设关把卡，四面包围，目前形势比较紧张，‘联指’在板江设关把卡，对我们非常不利，板江是咽喉之地，我们必须扫除这个障碍，我们只有拿起武器，早打、大打、要打到底，彻底的打！”王殿臣在会上对驻军、军分区、人武部大骂一顿，说：“驻军支一派压一派”，会议一致通过。两县发表一个联合声明。为攻打板江革委会而作舆论准备。
1968年7月2日, 融安“4·22造反大军”召开决定攻打板江会议。由李剑光通知。参加人员有王殿臣。赖培新、刘万成、周祥宣、邹祖光、伍成新、陆清云、黄绍吉、廖吉余、杨捷荣等人。在会上作了战斗部署。给各兵团分配任务。“三三兵团”去一个班。“红革联”和“二六战团”去一个排。由黄绍吉从东边山带一支队伍3日早晨4点钟一定到达板江。后勤工作由王殿臣负责。以左手捆条白色毛巾做符号。原定4日开始出发，但因落雨，改为5号，具体进攻路线是，由大巷武卫连和三大队武装从飞天庙去占领丹洲屋背山，包围封锁丹洲、二大队从板壁出来，攻打板江，二大队开始打板江前必须发红色信号弹三发为信号，以取得进攻一致。7月5日下午，李剑光，陆清云带队出发。因与二大队联系不上（二大队在板壁小贝已被包围受阻，并被打死9人），打不成，撤退到珠玉渡口刚碰见刘万成，赖培新带领的武装。刘问李剑光：“见到二大队没有？”李说：“没见到。”大约呆等2小时就转回来。刘向李说：“这里有2个人是板江的，叫他们带路。我们从小路，你们从公路打上”，李同意此意见，“造反大军”出发到第二天早上，发现已被包围，于是迅速撤退，边撤退边交火，在退撤中，“造反大军”被打伤1人（桂剧院的），二大队在小贝被打死4人，俘杀5人。“联指”民兵误会产生互战死1人，伤3人。
1968年7月，板榄公社武装部负责人刘新安由高岭头带领民兵回板榄公社，听到群众反映有一支“造反大军”在车平。刘新安分析可能是“大军”兰平一伙人，并把情况向县武装部汇报，经由县武装部刘彬，县委韦宗芬决定，由刘新安、潘继祥、黄友明、阳青、苏玉福等公社武装部长和联指负责人带领民兵约100多人，并派武装部九九分队一个班到车平围剿平山“造反大军”，于7月23日晚出发。到平山时，天刚蒙亮。“造反大军”就从平山顶上打枪下来。枪声响后。“联防”民兵及九九分队就把开枪出来的那间房屋包围起来，“造反大军”死守住房屋与“联防”民兵及九九分队激烈交火, 从24日天蒙亮开始战斗，打到中午时，板榄、浮石电站民兵，还有三江，永福，临桂“联防”民兵也来参战，“联防”民兵用手榴弹炸落屋面，不起作用，永福民兵也冲打一阵也无作用，仍遭到顽强的抵抗，三江民兵赵金玉冲上去，被“造反大军”打断一条腿，浮石民兵肖玉庭冲到屋门前，被“造反大军”打对头部，当场倒地身亡，板榄民兵林治平冲上去又被打断一只手，这样，一连被打死打伤3人，在这时候，有人提议烧房屋，当时刘新安不同意，为急救伤员，刘新安组织民兵将死伤民兵抬往板榄治疗，同时派专人火速到板榄公社要炸药雷管赶回平山，后来得了炸药去炸房子，但炸崩半幅墙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时候，时间是下午又快夜了，因为死了1人，又伤2人，“联防”民兵情绪不好，主要是怕夜了仍拿不下来，给“造反大军”跑脱不值得，最后“联防”民兵就抓押房屋主人（叫吴锦章）去烧自己的房屋。这样就把房子里的“造反大军”活活烧死。第二天早上清查，发现5具尸体，有2人全身烧焦，辨认不出，其他3人是邓振光（山尾人）。兰天皆（山尾人），覃明坤（泗安人）。被烧焦2人至今仍查不出下落，此次围剿平山，“联防”民兵死1人，伤2人，“造反大军”死5人，吴锦章一座5间大瓦房，被迫烧毁2间。整个房屋瓦面全部被炸坏。
原在融安支左的6984部队人员不足。于1968年7月上旬一天，根据上级指示收缴融安两派群众组织武装弹药，新增6984部队，大约增至一个团，由河东经车渡呈战斗状态进入长安。当进入到河西渡口上岸时，无线电发报战士立即向有关上级发报，高喊：“完全进入长安。没有抵抗！”“4·22造反大军”群众在车渡口打锣打鼓欢迎，在新增6984部队未来到之前，长安上空曾出现军用飞机散发“七三布告”传单，新增部队进入融安后，6984部队在立新旅社大楼反复广播。采取政治攻势。宣传必须上缴武器，长安“造反大军”及各战斗队“大军”群众组织，全部将武器上缴集中电影院交给6984部队和县武装部。融中“红革联红卫兵”用板车装武器敲锣打鼓送到体育场。当时6984部队夹道拍手欢迎融中“红革联红卫兵”把“热核弹”数枚交给6984部队，长安“大军”交枪后，大巷武卫连见联指没有交枪，以李剑光为首的大巷“农总”武卫连仍呈戒备状态，于7月16日，6984部队对大巷实行大包围，并四处军事戒严。因“4·22大军”群众超出警戒线，开枪打死大巷群众4人，长安镇1人，伤1人，大巷“造反大军”武卫人员不服，李剑光考虑到大巷房屋、老人、妇人、小孩的安全，命不准开枪还击。后全部将武器上缴，李剑光被带走关进监狱。
1968年8月13日。由李树春、刘彬，韦宗芬主持的融安县革命委员会与驻融“支左”的6934部队研究决定，调动了驻融“支左”6984部队一个排和以宁忠、韦宗和带领的联防民兵400人左右，开赴大坡公社摆竹山对融安“造反大军”进行围剿。但未发现“造反大军”，在围剿中，因“联防”民兵王伟尤拿的土制手榴弹发生故障爆炸，炸死联防民兵1人，王伟尤本人被炸重伤。
1968年8月20日至22日，融安县革委会（8月10日成立）在县革委小会议室召开了具有历史性第一次公社（镇）革委主任会议（简称8·20会议)，县革委副主任刘彬、韦宗芬自始至终主持参加了会议。县革委主任李树春去柳州参加地区召开会议。未参加此会，县革委副主任杨仲林、徐荣、革委常委张子义因事外出缺席，革委副主任李福当时已调离融安。
会议首先按8月17日的电话通知要求各公社（镇）汇报前段贯彻“7·3”“7·24”布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批斗、游斗和打死人的情况，长安镇革委主任首先汇报了该镇从8月14日凌晨起至19日止，共抓了261人，其中干部职工127人、上中农63人，下中农92人，四类分子42人，四类分子子弟66人。8月16日（长安镇圩日）已游斗打死21人，梁荣光在汇报中还讲了刘子卫（长安镇武装部长，在“处遗”中被判刑）等人8月21日还要拿人上街游斗问题。
会议期间21日。长安镇、大巷公社继续拿人上街游斗，被打死50人在街上，当天中午休会时，到会的革委各公社主任先后上街目睹了这一惨状，下午回到会议室纷纷议论，主持会议刘彬等人对此严重事件没有批评和提出制止措施。21日下午，由韦宗芬传达区革筹小组会议精神，休会前刘彬对全县情况概括地说：“前段工作是有成绩的，大抓价级斗争，发动群众向敌人开火，搞阶级斗争展览的办法好”并布置“今晚、明天研究怎样指挥好一场更大的向阶级敌人开火的战斗”。
22日下午，韦宗芬作会议小结，韦谈到本县“前段贯彻7·3”7·24布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大好，特别是长安镇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两圩消灭了74个（包括自杀3人），还说：“群众发动起来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要杀的是可以杀的”。在讲到存在问题时，韦说：“还有死角的大小村屯”。对错杀一些人的问题，韦说：“是前进中的问题，难免。不泼冷水”,最后还要求。“要做出更大成绩来，”刘彬对韦宗芬的上述讲话没有异议。
接着刘彬作补充小结。他说：“现在我县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在运动由广度到深度了，要做到三挖干净（把坏人抓干净，把反革命组织挖干净，把武器弹药收缴干净”。要挖净敌人，目前必须各级领导放手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了，表现为敢揭、敢批、敢管”。要使运动深入发展，稳、准、狠打击一小撮敌人。要解决几个认识问题，一是对敌人斗争简单化要防止，既然不能急刹车，又不能乱急于杀人，二是思想上要承认客观存在的两派组织，要尊重两派，当然一派的坏人较多，三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稳、准、狠打击一小阶级敌人，如何才算狠？首先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稳就不要乱；准就是不要错，树敌过多是没有好处的，杀掉一些不该杀的人，将来他家怎么办？参军不要！政治上怎么办？四是现在军委已经成立了，要强调统一的意志、步伐、行动；群众运动仍是群众运动，但要有领导，各部门，各大家也不能各自为政”。“回去要认真把前段工作运动总结检查一下，情况是什么，经验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教训是什么，回去要开常委会后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检查前段有那些做法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也不是追查谁的责任，处分是小事。主要是党的损失，特别是基本群众不能乱杀错，极其严重的个别四类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必杀的，也要经过群众批斗，弄好材料公布于众。”
在22日上午讨论中，大坡公社革委王任韦刚发言，讲到自己公社“大大落后于各公社抓阶级斗争的形势”时，刘彬插话说：“你们几个公社（指北边几个公社）革委成立的时间不长。抓得慢，现在要急起直追。”要力争赶上来。
从“8·20”会议后到9月12日，李树春同志在4级干部会上表态制止乱杀人时止，全县共乱打死723人，形成乱打死人的高峰。“8·20”会议极左面目的要害，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1968年9月13日。以刘彬、徐荣主持的融安县革委会和军管会。经有关上级批准。在长安镇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判处和逮捕法办造反大军和青年近卫军人员16人。判处伍邦显18年、覃德有15年、何英俊10年、何国全15年、陈素保15年、何国英20年、刘万成15年有期徒刑。逮捕法办程俊球、吴永福、李剑光、王殿臣、韦寿资、高鸿超、陈世仁、梁德光、莫玉新等人。伍邦显在押送回狱途中，不慎被刑警人员采脱一鞋。被参加大会的吴锦坤用板凳打对头部倒地后被群众打死。青近军司令程俊球、警卫吴永福2人（在2·9事件俘杀2人，在长安立新旅社抓杀2人）于1969年11月在第2次万人宣判大会被判死刑当日枪决，以上大部份人员已给予平反。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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