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6-7 作者：中共凭祥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凭祥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发生在中囯历史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囯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十年“文革”浩劫期间，“左”的思想泛滥，派性斗争严重，出现不少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影响很坏，流毒很广，遗害也甚大。凭祥市也和全国、全广西一样，在这场浩劫中遭受很大灾难。特别是1968年4月13日成立凭祥市革命委员会以后，市革命委员会紧跟自治区革筹小组的极“左”路线，大抓所谓阶级斗争，在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和斗、批、改运动中，组织发动群众深挖所谓“阶级敌人”，致使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出现了乱抓乱斗、乱打乱杀人的事件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据统计，在十年“文革”期间，全市共被批斗1251人，占当时总人数54287人的2.3%（含上石、夏石在内）；被斗致死和枪杀的242人，占当时全市人数的4.5‰；被揪斗毒打致伤残，造成冤假错案的共393人（其中死亡242人，蒙受不白之冤的151人）。还有不少受害者被抄家、封门，财产受到很大损失，给人们心灵上留下了极深的伤痕。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出彻底否定“文革”的结论后，凭祥市党委为了做好彻底否定“文革”，清除这场内乱造成的影响，切实搞好愈合和安定团结，同心同德搞好四个现代化，1982年至1983年4月，成立处理“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及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小组。由雷有生（市委副书记）担任组长。1983年6月份，市委按照中央自治区党委的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批转区党委（1983）54、55号文件，全市开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又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组长蒙化（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副组长刘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凌正权（市党委常委、市人大常委委员）、李导（市委常委、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子荣（市委常委、商业局局长）。1984年8月又增补潘纯杰（市纪检会书记）、韦富国（市检察院检察员）等两人为副组长。下设办公室，抽调48名干部加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对，市党委对在“文革”中被打死的242名受害者遗属，按照中央规定，已经逐一给予妥善处理，对被错批、斗、打、开除等蒙受不白之冤的151名无辜者给予平反昭雪，共发放“处遗”经费137680元。其中丧葬费229人，22545元；抚恤费216人，25430元；囯家干部、职工子女抚养费17人，15108元；修建住房困难补助费150户，4765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92人，12536元；三孤补助17人，1512元；被斗打伤残补助27人，2250元；其它补助150元。另外，还给囯家干部、职工遗属子女安排工作17人，颁发了242名死者的政治平反通知书。
同时，根据中央“处遗”有关政策，对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按照不同情况，作出恰当的处理。全市共处理了142人，其中属于国家干部的75人，国家工人的11人，集体工人的9人，社员群众的47人。在受处分的142人中，属中共党员的114人，属非党员的28人（具体名单和处分情况看附件一）。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区党委、地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凭祥市委在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过程中，以彻底否定“文革”为指导思想，以中央和区党委有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方针、政策为依据，克服派性，否定两派群众组织，认真查处“三种人”，处理“文革”中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等，对稳定凭祥市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政治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凭祥市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6月7日
5月16日，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向全国发出时，凭祥仍在搞“四清”（即清思想、清组织、清帐目、清经济）运动。当时的市委书记贺毅和其它市委常委“上楼洗温水澡”，市委的全部工作由“四清”工作团负责，直至这年11月“四清”工作团撤走后，领导权才移交凭祥市委，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四清”工作团总团团长许长庚（南宁地区党委常委、军分区政委）同贺毅商量，于6月下旬，将中共中央《通知》和区党委6月15日《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一并逐级向下传达，要求结合“四清”工作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所谓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权威”。（“文革”知情人谈话）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并派工作组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6月10日，凭祥市委派出以农康（区人委办公厅副秘书长，凭祥市城镇四清工作团副团长）、贺毅等人亲自带领工作组樊保垣（市委宣传部部长）、农伟基（市工交办公室主任）等21人，进驻凭祥市中学搞“文化大革命”。发动师生用大字报揭发批判校长梁玉金，副校长李留珠、黎宣珠，教师符伟章、兰青、黄锡钧等6个人，诬陷他们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已分子，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对现实不满等的坏人。拉开了凭祥市”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凭祥市“文革”档案）。
6月，凭祥市中学、凭祥市农校全体师生，根据3月17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关于学术批判问题的讲话和5月9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的关于《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精神，召开学术批判大会。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7年1月28日凭祥“文革”资料）。
6月初，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凭祥市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贺毅、副组长张国传（市财贸办公室主任）、黄德湘（市文教办公室副主任），郑纪明（市人武部政委）等6人组成，领导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凭祥市“文革”档案第五卷24号）。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5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接着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先后出现了“红卫兵”，上街游行示威，“破旧立新”。消息通过报纸很快传到全国各个角落。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形势的影响下，凭祥市的凭中、农校也开始出现红卫兵，他们树起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号，冲破所谓“资产阶级的封锁，从学校杀向社会”，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横扫四旧，大立四新”，凭祥社会秩序开始出现混乱。（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凭祥“文革”档案249卷号）
8月4日，凭祥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区党委关于撤销各大、中、小学校工作队的指示精神，市委书记贺毅就在凭祥中学组织在校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人员进行学习，决定把工作组撤出学校。后来凭中部分师生就借题发挥，上挂下联，说贺毅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压制凭中文化革命”的“罪魁祸首”。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以后，凭祥市中学先后有两批红卫兵代表邓仕南、许述文、梁勇、马贤君、何寿宣等人，在教师黄斯宁、马佳璙等人带领下，上京串连。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同校内的红卫兵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开始大造贺毅、石维斌（南宁地区公安处处长、凭祥城镇“四清”工作团团长）等人是凭祥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舆论。并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借口，逼贺毅写检查交待，公开向全校师生员工认错。在师生的压力下，于11月间贺毅被迫向凭中师生作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带领工作组到凭中去镇压、扼杀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错误的检讨。过后，凭中校内校外陆续出现“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等批判贺毅所谓错误的标语和大字报。（凭祥“文革”档案资料）
9月4日晚，凭祥市中学红卫兵和外地来凭祥市串联的红卫兵300多人，在凭祥市中学校门前的大街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会上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韦照光代表市政府讲话，农康代表四清工作队讲话。表示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提出更改市镇、街道、公社、村庄、商店等名称，破除过旧节，提倡过新节。尔后，重点保护文物的班夫人墓被盗挖；观音庙的泥菩萨等被破坏；凭中校门的一对石狮子被抛进鱼塘；不少民族文化遗产受破坏。（1966年9月4日各战斗组材料；凭祥市“文革”档案249卷；“文革”知情人谈话）。
12月29日，凭祥市中学、凭祥农校的大部份红卫兵北上“长征”（按：即上京串联），外省的红卫兵也陆续到凭祥串联。他们散发传单，贴大字报，鼓吹“革命造反”精神。此后，凭祥市中学、凭祥农中等校红卫兵也出现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上街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也纷纷成立“战斗队”，散发“造反”宣言。（凭祥各战斗队材料249卷，凭祥“文革”知情人座谈讲话）
1月初，凭祥市“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郑纪明（市人武部政委）、张国传（市财贸部部长）、农伟基（市工交政治部主任）等人组织部分干部职工群众前往南宁参观所谓南宁地区最大走资派甘怀勋罪行展览回来后，市委、人委机关和政法战线“打倒贺毅”、“揪出凭祥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传单、标语纷纷出笼。（凭祥“文革”档案）
1月14日至18日，凭祥市市委“雄鹰”战斗队（队长陈尚勋、副队长方镇，均系教研室干部）等81个战斗队的全体成员，在市党政战线“联合总部”负责人张淑英、王意家等人组织下，在市墟亭召开所谓“联合揭发批判贺毅、石维斌沈赋朝（市人委副市长）大会。”大会由张淑英主持。批判会首先在墟亭批判一个上午，尔后又拿到“联合总部”批判4个晚上。参加批判大会的群众除凭祥市81个战斗队全体成员外，驻在我市的区直和地直机关的部分干部职工群众，以及首都部分大专院校和外地来凭祥串联的红卫兵等约一千多人。大会对贺毅、石维斌、沈赋朝等人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会上还对贺毅、石维斌、沈赋朝3人分别作出了处理的“决议”在大会上宣布。对贺毅的“决议”共三条：（一）贺毅是“四类干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二）贺毅是凭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三）罢贺毅的官，撤贺毅的职。从1967年1月22日23时起执行。另外，对石维斌和沈赋朝作出的所谓“决议”是：认定石维斌在凭祥搞的一年多“四清”运动，在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经济上、作风上以及道德品质上都有“严重问题”，极不称职，要罢他的官，撤他的职。沈赋朝是商业局的当权派，在“四清”运动期间“问题很多”，“群众意见很大”，犯了“严重错误”，是党内“走资派”；他被提为副市长，是在“四清”工作团石维斌等人的庇护下提拨的，宣布无效。沈赋朝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从1967年1月22日23时起停止。并将他们处理的“决议”铅印成简报，广为散发宣传。这次批判会以后，贺毅、石维斌、沈赋朝等人长期被靠边站，不断遭受批判斗争。这年3月间，凭祥市委“雄鹰战斗队”队长陈尚勋、副队长方镇等人还多次主持和组织批斗贺毅、蒙化、赵育坤等市委领导人的大会，受批斗人员不仅被勒令跪下坦白交待问题，有时甚至还遭受踢打、戴高帽游斗。有一次，陈尚勋、方镇等人勒令贺毅到市委院内值班室下跪，陈尚勋亲自用事先做好的猪笼作为高帽，戴到贺毅头上并用力压下，致使贺毅左眼角被猪笼蔑割伤出血。又有一次，陈尚勋、方镇、郑巨荣（农委干部）、苏东华（人委干部）等人勒令贺毅到市委院内第一幢宿舍门前下跪，陈尚勋亲自下手剃去贺毅的头发，方镇用红油漆在贺毅头上画个大乌龟，然后押去游斗。游斗时，卢理养骑单车亲自押阵，当游斗队伍到财政局门口时，卢又下令停下来，就地斗争，并亲自上前批斗，说：“你贺毅一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家伙！”从这以后，凭祥市中学、凭祥农校的红卫兵就随心所欲地到市委揪贺毅到市区游斗示众，致使贺毅失去人身自由。在这期间，凭祥警备区司令员陈运春曾在凭祥市召见各个单位的“夺权行动委员会”成员，并在市电影院召开全市区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会上，陈运春作了划定“走资派”等问题的讲话，“支左”领导李胜基（市人武部部长）也作了《把矛头对准凭祥最大走资派》的动员报告。会后，郑纪明（市人武部政委）、张九亮（市人武部科长）在“支左”办公室召见了钟振江（市检察院干部）、庞杰（市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张淑英（市粮食局打字员）、王意家（凭祥海关干部）等人，授意他们着手收集所谓贺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材料。这样，钟振江等人到市档案室查阅档案。农作俊（档案科干部）为钟振江等人提供了贺毅全部工作笔记和有关贺毅在“四清”运动时的“检查”档案材料。李逄军（市委组织部干部）为钟振江等人提供了贺毅等人的干部档案。钟振江、庞杰、王意家、张淑英等人为了“打倒贺毅”，经过密谋策划，先后多次在市委饭堂等地方通过召开部分领导干部会议，采取边揭发边批判、边审问的方法，罗织了贺毅所谓“罪行材料”。在这个时候，广西出现了“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和“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按：韦国清是当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伍晋南是当时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两个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但凭祥两派群众都声称“打倒贺毅”，都在继续罗织贺毅的所谓罪行材料。直至7月9日至8月14日，由凭祥“联指”派钟振江、庞杰等人搜集材料，兰福荣（市委宣传部通讯干部）执笔编写，张淑英（“联指”总指挥）核稿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毅罪行》一书抢先出版，共铅印两千册，在凭祥和区内各地广为散发甚至出售。书中上挂下联，无限上纲上线，大肆诬陷贺毅有八大罪状：一、疯狂反对毛主席，刻骨仇视毛泽东思想，极力鼓吹刘少奇，大肆宣传“黑修养”；二、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三、疯狂攻击“三面红旗”，恶毒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四、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改变社会主义航道；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阶级复辟；六、涉外问题；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建立“贺家王朝”；八、充当“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打手，实行形“左”实“右”的刘少奇反动路线。尔后，再由郑巨荣（市农办干部）根据此书要点，整理编写出所谓《贺毅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汇编》一书，打印后在社会上散发。书中除了诬陷贺毅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外，还诬陷李子荣（工交办副主任，“四清”后期降为一般干部）、梁玉金（凭祥中学校长）等15名干部为“贺家王朝”，致使他们遭到批判、迫害。特别是贺毅，从7月8日至8月14日的38天里，连续遭到市直机关、学校所谓“革命造反”的大会，小会批判斗争48场（次），致使贺毅身心遭到痛苦的折磨。8月24日，凭祥市“联指”张淑英、王意家、钟振江等人，根据贺毅的“八大罪状”和“反革命言论”，又分别在银行门口广场和火车南站灯光球场等地方召开斗争贺毅大会，到会“联指”成员共700多人。会上被拉到大会陪斗的有赵育坤、沈赋朝、吴忠凯（凭祥外运公司经理）、李子荣和铁路站区常毅（站区党委书记）等人。批斗大会由王意家主持。张淑英在会上的批判发言中，大肆诬陷贺毅是凭祥地地道道“走资派”，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凭祥的推行人，是镇压凭祥“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声称要将“以贺毅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接着“联指”各分部的代表邓仕南（凭祥中学红卫兵）、李高仁（市法院干部）、赖永汉（市支行干部）等人也在会上对贺毅作了错误的批判发言，接着又押贺毅上街游斗。并在8月26日，编印（铅印）所谓贺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一书。书的末页署有雷有生（市委副书记）、卢理养（凭祥市长）、樊保垣（市委宣传部部长）、田玉芳（市委副书记）、农伟基（市工交部长）、张国传（财办主任）、黄德湘（文教办副主任）、方礼光（监委副书记）、方焕盛（计委主任）等9名领导的名字，进一步为市直属各机关单位随心所欲揪斗贺毅提供了所谓“三反分子——贺毅”的言行根据。从此，揪斗贺毅的会议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并从原来“造反派”自发组织批斗发展到由市领导亲自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揪斗。
1968年3月24日，凭祥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在市电影院召开全市“双代会”（即工代会和农代会），到会的有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各大队的农民代表两百多人。郑纪明（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人、人武部政委）在会上作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问题发言，强调所谓“阶级斗争没有结束，务必保持警惕，揭露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活动。”会中对贺毅的所谓“罪行”分组进行了分析批判。会议结束时，郑纪明又强调各单位领导要“亲自抓阶级斗争，上挂下联”。所以，“双代会”结束后，全市城乡都以“阶级斗争为纲”，上挂下联对贺毅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面对面或背对背的斗争或批判，肃清所谓“刘邓反动路线在凭祥的流毒。”特别是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后的7、8月间，市委、人委机关“造反队”的方镇、陈尚勋、杨晚基等人以游斗“走资派”为名，对贺毅进行抄家封门后，继续把贺毅捆绑起来，颈上系上用小铁线做挂带的木板大锅盖，在锅盖上写“凭祥市最大走资派”，然后押到街上游斗。在游斗中，贺毅汗流浃背，脖颈被铁线割破成一条血口。被诬为“贺家王朝”的赵玉坤、李子荣、凌正权、王汉臣等人亦被押去街上游斗。8月3日这天，郑纪明召开市革委常委及各组长会议。卢理养、曹庆余、肖桂沛、唐培德、孙喜海、韦照光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专门研究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一八”指示问题。在会上卢理养强调要搞“一三一”（按“一三一”指一批判，查走资派的幕后破坏活动，查五类分子的破坏活动，查叛徒、特务，一斗争）工作。所以这年8月，市革委在柳班大队搞“一三一”运动的试点时，贺毅也被樊保垣等人捆绑后押往柳班大队批斗。批斗会由樊保垣、雷有生主持。当樊、雷勒令贺毅跪下以后，邓天员（市农业局干部，曾被开除留用）、黄丘明（市人委通讯员）两人上前指着贺的头批斗，接着驻队工作组组长雷有生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本子上前敲着贺的头说：“你的问题严重，从政治、经济、组织路线都是修正主义货色，你的罪恶不交待过不了关，现在是说理斗争，你要老实交待……。”雷有生讲话完后，上柳村社员黄忠才（农民）、农仕飞（劳释分子）等人立即冲上去把贺毅胡乱毒打一场，使贺毅多处致伤。在场的农珊（市检察院检察长）也打了贺毅两个巴掌。批斗会结束后，又把贺毅同十多个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关押在柳班大队的文化室里半个月，白天被押去劳动，晚上被批斗，有时还勒令去埋死人，限制人身自由，后来樊保垣等人又把贺毅拉到文化馆批斗。这次批斗由朱海良（市银行指导员，银行革委会主任）、吴惠珍（市邮电局局长）主持。在批斗中，因贺毅被长时间捆绑和下跪，膝盖头皮破渗血，腰酸脚麻支持不住，跪得不直，就被关克山（市新华书店经理，文化系统斗、批、改小组组长）在背后用膝盖顶贺毅的背部，双手勒紧绳索，使贺的咀碰到挂在颈上的木牌，当场皮破流血。这年8月至10月，卢理养还布置李逄军（市委组织部干部）、兰福荣、郑巨荣等人到组织部翻阅贺毅的档案材料。他们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强加给贺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已份子”、“蜕化变质份子”等罪名。卢理养亲自挂帅，多次主持召开区级以上干部的会议，强调揭发贺毅所谓问题，要求大家举手表态贺毅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会上土产公司李开积等3人不举手，卢理养就说他们3人有问题，要批判。结果李开积等人遭到本单位所谓“革命群众”的批斗。与此同时，卢理养又指派梁炎（监委干部）、李高仁、庞杰、郑巨荣等人搞内查外调，搜集整理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贺毅”材料。从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方面大肆攻击、诬蔑贺毅，致使全市各个所谓“革命群众组织”把贺毅当作“阶级敌人”来批斗，逢会必批，逢批就诬蔑攻击贺毅。致使贺毅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打击。
1969年1月11日，自治区革委会在凭祥市灯光球场召开凭祥、宁明、龙州3个县（市）的万人大会，批斗“贺、霍、傅、谢、袁。”（按：贺希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区党委后补书记；傅雨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袁家柯，南宁市委书记）。在批斗会上，贺毅、陆正针（龙州县县长）陪斗。王意家、陆美花（宁明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人在批判发言中，指名道姓攻击、诬陷他们是“一伙死不改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伙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会后，凭祥市各条战线、各个单位掀起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深挖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恶浪。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凭祥市召开党员代表会议贯彻“九大”精神时，又把贺毅拉到会上批判斗打一场。李胜基（市革委会副主任）在会上亲自号召大家斗打，所以方礼光（监委副书记）打得连贺毅带在手上的一只梅花牌手表也被打烂了，贺毅配带在胸前的一支派克金笔也被闭仕花（社员）打烂落地。接着樊保垣勒令贺毅继续跪着低头认罪，因贺毅长时间跪着，膝盖发麻，腰酸腿痛，动了一下，就被樊保垣用手掌猛砍颈部，遭致半个月抬不起头来。8月以后，贺毅又被无辜押解到“五·七”干校监督劳动，继续受到批判和审查。
1971年，贺毅被地区调往武鸣栲胶厂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后，才结束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人身折磨。贺毅多年的冤屈才得到正名。1983年“处遗”中，参加斗打贺毅的人，已受到了应有的党纪或政纪处分。（凭祥“文革”档案、“文革”知情人座谈讲话）
1月26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由凭祥市党政战线“联合总部”为首发起的“凭祥市革命造反夺权行动委员会”成立。组织成员有陶进登（凭祥海关干部）、钟振江（市检察院干部）、张淑英（市粮食局打字员）、王意家（凭祥海关干部）、庞杰（市委宣传部理论教员）、唐势明（市粮食局秘书）、黄丘明（市人委通讯员）等人。当天下午2点30分“夺权行动委员会”成员在红卫小学开会，各战斗队派代表参加。会议由张淑英、王意家、钟振江等人组织和主持。这个会主要内容是研究有关“夺权”事宜。第二天（即1月27日）“夺权行动委员会”发表“郑重声明”，声称要从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党、政、财、文大权。当天晚上，凭祥市的“捍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钢铁革命造反司令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友谊公社野战兵团”、“全国中等学校革命师生红色造反团广西分团”、“党政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银行风雷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委会”等69个“革命造反组织”的头头，在市商业局集会，又宣布成立“凭祥市革命造反派联合行动委员会临时筹委会”，并发表了“宣言书”。在这期间，凭祥市中学“革命造反团”刘日初、符伟章、郭志明等人（均系凭中教师）也抛出《告全市革命人民书》，为全市进行所谓“全面夺权”大造舆论。（凭祥“文革”资料档案249卷）
1月27日，凭祥市所谓“夺权行动委员会”钟振江、王意家、张淑英等人通过“宣言书”鼓动全面夺权。声称：“夺回党、政、财权，以便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尔后，公、检、法、财税局、海关、街道办事处、外运公司、国旅等单位相继出现夺权。市公安局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汤善智（边境科副科长）、副主任陆玉明（市法院民事庭副庭长）等人，夺了韦照光（市公安局局长）、许斌（公安局教导员）、唐茂文（公安局协理员）、农珊（市检察院检察长）、潘纯杰（市法院院长）、李导（市法院副院长）等人的权后，随即成立“政法联司”，汤善智任司令，宋伟雄（市法院秘书）任副司令，邓志强（市公安局干部）任高参。被夺权的领导靠边站。从此，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处于瘫痪和混乱状态。（1967年元月27日市各战斗队材料253卷、249卷）。
2月初，凭祥市在北京电力学院红卫兵的串联指使下，以凭祥电厂毛进元（该厂工人）为首的“造反队”封了市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夺走了“文革”办公室的公章。接着市委“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李毓先、卢阳、郑巨荣、甘孝年（均是市农办干部）、梁保臣（市粮食局秘书）等一些“四清”运动中被审查的人，从市委档案室抢走了他们去宁明搞“四清”的档案材料。不久，市医院的章玉玲（护士）、叶鉴泉、牟甲错（均系医生）、刘日初（凭中教师）、林雨、农布基（均是绿化队干部）等人也在医院崔广凤（护士）的带领下，以封黑材料为借口，抢烧了他们在“四清”运动中一部分的个人检查交待材料（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
3月，凭祥警备区司令部（办会地点设在市人武部）召开“支左”工作会议。会议由郑纪明（市人武部政委）主持，参加会议有李胜基（市人武部部长）、韦其领（市人武部副部长）、张九亮（市人武部科长）、陈运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凭祥警备区司令员）等人。陈运春说：根据元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的精神，决定派出“支左”解放军梅启林、黄成龙（驻军762医院干部）、农庆善（友谊关检查站干部）、阎景清（513部队后勤科科长）等十多人进驻凭中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并对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邮电局、银行等单位实行军管。解放军奉命“支左”进入地方后，全市派性斗争日趋激烈，直到1973年7月，中央宣布撤退回“支左”解放军后才结束。（1967年3月凭祥“文革”档案）。
3月28日，成立凭祥市人武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李胜基，副主任委员王家安（二〇六部队副主任），委员有雷有生（市委副书记）、郑纪明、韦照光、玉中林（友谊公社党委副书记）、孙敬华（513部队副教导员）、张淑英、农作俊（市档案科干部）。下设办公室，主任陈少达（市人武部参谋）。3月29日，指挥部发出凭指字（67）第44号文件《关于召开全市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通知》，关于8月24至30日在308站开会。全市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友谊公社、党群、政法、财贸、工交、文教、外事、街道、林场、人武部等战线，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25。郑纪明在会上说：“这次‘积代会’主要是总结和交流我市群众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动群众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迎接中央军委、广州军区、广西军区、南宁军分区分别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代表大会，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会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农群英（卡凤大队弄尧生产队民兵）、马品干（竹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陆文峰（凭祥街道服务社主任）、黎建光（南山大队干部）等人介绍了他们所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会后，全市掀起学习“老三篇”（按：毛泽东著作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3篇文章）的热潮。（1967年3月28日“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
4月底，南宁韦佩玉（区壮剧团演员）、北京清华大学学生邱振贻来凭祥与同观点的红卫兵群众串连，在市财政局门前演讲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诽谤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和群众。尔后，凭祥市各个造反派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表明观点，“支韦、打伍”、“支伍、打韦”的大字报到处张贴。全市出现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凭祥“文革”知情人座谈）。
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及中共中央随之又发出的通知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凭祥市各个造反派在它的影响下，也纷纷写批判所谓“黑修养”的文章，抄成大字报上街张贴，掀起了从学校到机关、从城区到农村的批判“修养”一书的群众运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凭祥“文革”知情人座谈）
5月22日，凭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凭祥铁路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等54个群众组织共3000多人在市灯光球场举行集会和游行。控诉所谓全国、全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掀起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滔天罪行”。在大会上“通电”表态：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并在市银行成立《五·二二联络站》这个联络站是后来成为凭祥“联指”的前身。6月29日，凭祥市以党政和政法战线为主的市委、人委“雄鹰”、“卫东战斗队”、“农林水兵团”等倡议下，在市粮食局召开凭祥市支持韦国清观点的造反派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凭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会上张淑英被选为总指挥，副总指挥王意家、钟振江，成员：彭福庆（凭祥海关干部）、赖永汉（市支行干部）、黎志光（市邮电局干部）、庞杰（市宣传部干部）、郑巨荣、高仲强（市检察院干部）、黄李云（市财税局干部）、唐势明（市粮食局干部）、李春鸿（市街道干部）、张青（凭祥中学学生）、莫乃超（市电厂工人）、王云（凭祥检疫所干部）、赵正山（市财税局干部）、徐娥英（市服务公司工人）、潘华庭（市联合诊所医生）、雷有生、韦照光、张九亮等人。
同日，在张淑英等人的倡议下，凭祥市机关领导干部韦照光、陆桂春（凭祥外贸站经理）、班革（凭祥中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方焕盛（市计委副主任）、张瑞昌（凭祥海关关长）、黄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等101名领导干部联合签名表示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凭祥“文革”档案230卷；张淑英“处遗”案件）
7月间，凭祥市中学红卫兵“红联”战斗队赖鸿基、杨宗镇等指挥在凭祥中学搞“兵管兵训”、划定“兵管区”，禁止解放军“支左”人员进入，并排斥和围攻在凭祥中学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胡长广、梅启林等同志。（凭祥“文革”档案）
8月26日晚，在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战斗队成员邱振贻和广西文化大院壮剧团演员韦佩玉的支持和组织下，由葛扬华（铁路工人）等人通知陆德仕（财税局干部）、何作友（市土产公司干部）、潘德辉（市百货公司干部）、谭瑞龙、邵润生、谢伟、郑健英（均是凭祥海关干部）、周铺基、刘景坤、卢彬岗、甘春鸿（均是凭祥中学学生）、龚应肇（凭祥中学老师）、朱运阶（市运输社工人）、黄营连（新华书店工人）、韦佩玉、张健生（铁路中学学生）等人到赵巩（凭铁小学教师）家召开筹备成立“广西4·22凭祥分部”会议。会上葛扬华介绍南宁“4·22指挥部”的组织形式：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治部、组织部、作战部、宣传部、后勤部。韦佩玉在会上说各部简称第一、二、三、四、五部。还决定作战部内设情报局、参谋部。会上讨论了“4·22指挥部”人选问题。（凭清字1971年第6号）。
8月28日，葛扬华在凭祥中学后背山脚召开有何作友、陆德仕、潘德辉、周辅基、甘春鸿、卢耀奎、卢彬岗、朱运阶、韦佩玉、谭瑞龙、谢伟、郑健英、黄营连、丁家林（邮电局干部）等人参加的会议。会议中心议论题是如何封掉凭祥“支左”办公室的问题。葛扬华说凭祥“支左”解放军“支保不支左”（按：保，即“保皇派”；左，即“左”派），压制“革命造反派”。为显示“造反”精神，要把“支左”办公室封掉，给市人武部施加压力。并决定9月2日庆祝“凭祥4·22分部”成立前，由凭祥中学“红联”（按：“红联”是凭祥中学支持伍晋南观点的4·22红卫兵）去封。（凭委清字1971年第6号）。
8月30日，葛杨华又在赵巩家召集吴鉴棠（市邮电局干部）、朱运阶、甘春鸿、陆儒林（凭祥中学学生）、黄营连、张建生等人开会，具体讨论封“支左”办公室事宜。会上通过了吴鉴棠提出的两条意见：一是先造舆论，创造条件后行动；二是由凭祥市中学“红联”红卫兵出面，各战斗队支持。（凭委清字1971年第6号文）。
9月2日，“凭祥4·22分部”正式成立。总指挥马绍芬（凭祥国旅干部，成员有陆恩雄、陆德仕（均是财税局干部）、吴作年（百货公司干部）、颜瑞辉（交通局干部）、何作友、李有全（凭祥外经办干部），中午时，马绍芬对葛扬华说：“市人武部‘支保’不支左，是刘、邓的保皇兵，庇护坏人，我们要红卫兵去封支左办公室。”并授意葛扬华带领张健生、江时胜（铁路革联红卫兵）到凭中找杨宗镇策划后，下午4时左右张健生、赖鸿基、周辅基、杨宗镇30多人到市人武部封了“支左”办公室，揪“军内一小撮，”把矛头指向市警司陈运春、市人武部政委郑纪明。（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凭委清字1971年第6号文）。
10月26日晚，柳州“钢联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凭祥二〇六部队演出，凭祥“4·22”指挥部何作友等4人，指挥凭祥中学“4·22”红卫兵百余人打着“闯”字红旗冲进二〇六部队大院，一面喊“钢联指滚蛋！”一面散发传单。同时，涌上舞台冲散正在演出的柳州“钢联指”红卫兵。这时马绍芬又带领二、三百人的群众冲击二〇六部队军事机要大楼，声称“二〇六窝藏坏人”（指“钢联指”）要交出来。在场的红卫兵一起配合，先后3次冲击机要大楼，殴打出面劝阻的解放军战士20多名，其中打伤4名，扰乱部队达十多个小时。（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
10月29日晚，凭祥火车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板透生产队有两个青年因带尖刀前来观看，被维持秩序的工人发现抓起来，误打致轻伤（已道歉和负责医疗）。凭祥“4·22”骨干何作友借题发挥，派人到板透以慰问为名，煽动说：“联指”镇压“4·22”，工人打农民，这样下去，以后农民进城赶墟都不行……等等。10月31日上午，柳班大队板透村农民全部停止生产，集中一百多人，手持刀叉、木棍、扁担等进入市区示威游行。当行至南街糖业烟酒公司仓库门口时，将该仓库干部吕良育打致重伤。尔后，又拉队伍示威游行到南站铁路灯光球场（铁路职工宿舍门前）喊打喊杀，进行挑斗。经市人武部出面解围，才没有造成伤亡事故。（1968年10月15日凭革文件副本；凭祥“文革”档案229卷）
12月，广西两派（“联指”和“4·22”）赴京代表在国务院指导下，实现了“革命联合”。中央用飞机送两派代表回南宁。凭祥市人武部组织凭祥两派代表去南宁听“革命联合”的经验介绍。凭祥“联指”代表有彭福庆等人。“4·22”代表有何作友等人。在带队的人武部领导调解下，赴邕代表实现了“革命联合”。但回到凭祥后，何作友在马绍芬主持召开的“4·22”队长以上骨干会议上说：“在南宁我们去见熊一军（广西“4·22”负责人之一），他讲了话，主要说大联合不能过早高兴，不要冲昏头脑，要准备有反复，“联指”可能是联合后反扑吃掉我们，赴邕两派代表的联合，不能代表凭祥两大派的大联合。”致使凭祥迟迟不能实现大联合，继续出现派战。（凭祥“文革”档案）
1月4日晚，凭祥“4·22”指挥部马绍芬、何作友、颜瑞辉、邵润生（凭祥海关干部）为首。带领凭祥中学“4·22”红卫兵和部分机关的“4·22”群众数百名，以找回丢失的凭祥中学“红联”大旗及道具为由。到市武装部静坐。马绍芬大骂人武部是“保皇兵”，“包庇坏人”。逼市人武部政委郑纪明出面表态支持“4·22”。因郑纪明坚持“联指”和“4·22”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观点。当晚马绍芬把参加静坐的骨干何作友、颜瑞辉、周辅基、邵润生、谭瑞龙、陶进登、谢伟、窦相周（凭祥海关干部）、李有全、崔广凤、章玉玲、陆儒林、赖鸿基等人分成4个小组，每组两个小时，轮流找郑纪明谈判、搞疲劳战，不让郑纪明睡觉，第二天清晨才散。（1971年6月5日凭清字第6号；7月20日“5·16”办公室）
1月5日晚，周辅基、颜瑞辉、崔广凤、谭瑞龙等人带领“4·22”组织的群众300多人，攻打驻在粮食局的凭祥“联指”指挥部。尔后，马绍芬、何作友、崔广凤、颜瑞辉又带领“4·22”组织的群众进驻市医院，并把院内不同观点的干部职工赶出来，强占医院为据点。马绍芬、何作友、周辅基、谭瑞龙、周世明共5人为据点的核心领导小组，设岗放哨，修筑工事，架设电网，封锁门诊，历时7天，不准群众看病。后来在解放军做思想工作和社会压力下，他们才于元月11日撤出医院。（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凭清字1971年第6号）
4月初，凭祥中学刘承芳老师经常被“联指”红卫兵的“红战”战斗队韦忠宁、邓大亮、赵仁祥、朱旭春、吴权、黄生、黎亮、梁日标等人揪斗，受尽凌辱、虐待和无端踢打。有时被拉到学校池塘里浸水或脱光衣服亮丑；有时被逼吃粪便；有时受他们扔石头和掷飞刀之苦。到6月刘承芳被折磨致死。（按：1983年第二季度，凭祥市开展处理“文革”遗留后，对韦忠宁等打人凶手已作出处理。韦忠宁受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被迫害的刘承芳亦恢复了名誉。其家属也按有关政策规定，给予抚恤费230元。生活困难补助费553元。丧葬费65元。另外安排其女儿一人的工作。）（凭祥市中学“文革”遗留问题总卷）
4月初，陆文锋（街道服务社主任，城镇民兵治安小组长）和张有成（修理社主任）等人去抄黄福如（坏分子）的家，没收黄福如的打铁工具。黄福如不同意。导致双方冲突打起来。陆文锋怀恨在心，于同年8月一天晚上。以黄福如不服从管制为由，抓来挂牌游街，后在车缝社门口批斗，陆文锋随着群众上去踢打。当场把黄福如打死。（按：市委给予打人凶手陆文锋开除党籍的处分。蒙受不白之冤死难的黄福如已作了平反，恢复了名誉。）（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陆文锋案卷）
4月6日至8日，凭祥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主任委员、市人武部长李胜基、市武装部政委郑纪明在人武部会议室召集凭祥两派代表开会，协商成立“凭祥市革命委员会”事宜。“联指”参加会议的有农练强、甘海南（均是凭祥中学学生）、王意家、刘庆福；“4·22”参加会议的有谭瑞龙、何作友。经几天协商，于8日下午定郑纪明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李胜基、孙喜海（513部队）、韦照光、卢理养为副主任。参加革委成员的还有两派群众代表。“联指”的有王意家、唐势明、邓秀芳（市医院干部）；“4·22”的有李有全、颜瑞辉、何作友等人。当晚郑纪明、李胜基在武装部设宴，招待两派代表，并在部里留宿。9日上午郑纪明带队乘坐人武部的车前往南宁，将两派协商结果向自治区“革筹”小组报告。当日下午，区革筹小组正式批准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成员由45人组成。主任：郑纪明；副主任：李胜基、卢理养、韦照光；常委：王家安（二〇六部队副主任）、孙敬华（513部队政委）、何作友、王意家；委员：慕法（支左干部）、尚凤云（支左干部）、张九亮（市武装部科长）、颜瑞辉（市交通局秘书）、黄良振（市邮电局机要员）、莫乃超（市电厂工人）、李国才（市电厂职工）、钟宝华（手工业局职工）、许子珊（竹山大队民兵营长）、夏伟松（平而大队干部）、冯汉才（英阳大队社员）、农群英（卡凤大队社员）、邓秀芳（市医院干部）、朱运阶（运输社职工）、许品仙（前进大队干部）、梁永宣（匠龙大队干部）、林玉娟（屏山大队社员）、梁金芳（三联大队干部）、夏崇光（平而大队社员）、闭仕花（礼茶大队社员）、凌振谟（礼茶大队社员）等23人（暂缺7名）。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市革委成立后的办事机构，经过研究确定为5个组（即办事组、政工组、秘书组、保卫组、生产组），由军队和地方干部共40人组成。胡长广（二〇六支左干部）任办事组组长，黄成龙（762部队支左干部）、邓秀芳（市医院干部）任办事组副组长；孙敬华（513部队政委）兼任政工组组长；张九亮、孙喜海、王意家（海关干部）任政工组副组长；唐培德任秘书组组长，何作友任秘书组副组长；李胜基兼任保卫组组长，阎景清、陈万忠任保卫组副组长；陈少达任生产组组长，曹庆余、颜瑞辉任生产组副组长。4月15日正式办公，革命委员会的公章从4月15日起启用。
4月中旬，原凭祥驻军边防团政治处李副主任（按：该团早巳移防，名字查不到）带领几名战士从宁明县的油隘大队押解一名来历不明的人送来凭祥有关单位审查处理。路经友谊公社时，李副主任对该公社公安员廖大科和干部赵子强、黄金刚、曾德仁等人说：“现在外地把不守法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都杀光了，你们这里表现嚣张的‘四类分子’也该杀他几个。横县、宾阳两个县，有的把全家干光，有的成车成车的拉出去，怕他什么？”事后，廖大科在民兵会上便说：“我们抓阶级斗争很不得力，上林、马山等地‘四类分子’几乎被杀光了。我们这里的四类分子嚣张得很，特别是钱贵民（友谊公社二山街原坏分子）最嚣张、最坏。”4月24晚，廖大科在公社布置民兵黎建球、李志华说：“今晚召开全大队‘四类分子’会。钱贵民是最坏的。不干掉他到何时？他们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以送公安局处理说他路中逃跑为由，把他打死。”当晚黎建球在廖大科的指挥下，钱贵民被枪杀在公社门前公路边。（按：在“文革”处遗中巳给钱贵民平反，并给其家属抚恤费）。（廖大科“文革”处遗案件99号）
4月25日，经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友谊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
委员廖贤秀、赵子强、韦艳宽、农帮德、梁金芳、农群英、凌振谟、谢志明、李国友、李一心、卢桓浩、曾文彪、农民着、梁付君、周国祥、黄秀平（暂缺5人），共21人组成。由廖贤秀任主任，赵子强、农帮德任副主任，廖贤秀、赵子强、农帮德、韦艳宽（暂缺3人）任常委。5月3日经市革委会批准，增加梁友德为常委、廖大科、曾德仁为委员。到1969年7月3日又增补玉中林、陈家兴为委员。（1968年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文件档案2号卷）
4月28日，上石（地名，当时是宁明县辖区）“广西‘4·22’造反派上石农民联合总指挥部”（简称“上石农总”）总指挥赵必兰、副总指挥赵必禄把所谓“中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副团长梁汉忠（玉林地区外流人员）等12人带到凭中投宿。郭志明（教师）、杨宗镇等人接待了他们。29日被“红战”战斗队的红卫兵发现，并向凭祥人武部告密说：“昨天从柳班（地名）方向来了十多个生面人，住进凭中，是玉林、南宁等地逃来的反共救国团成员，他们准备偷越国境……”。市人武部部长李胜基听后，当晚立即和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阎景清、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万忠一起研究决定。动用公安人员以及南山、竹山、连全、柳班、隘口、街道等地武装民兵数百人，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团”为名，对凭祥中学进行包围。当晚就抓了梁汉忠等12人。4月30日早上，包围凭祥中学的民兵，朝中学的高音喇叭开枪射击后，又冲进学校进行搜查，把教师郭志明，学生卢耀奎、杨宗镇、赖鸿基等人拘押到市公安局、关押审查一年多才释放。（1971年7月20日“5·16”办公室）
4月25日和5月1日，宁明县人武部政委许鹏等人，组织指挥明江、驮龙、寨安、夏石等公社以及宁明华侨农场、县氮肥厂的武装民兵。连同明江飞机场、凭祥边防团等数千人，先后两次围剿上石“农总”。围剿后，宁明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许鹏又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上石搞清队。清队队长蔡建平（宁明县委副书记），副队长刘吉兴（宁明县革委会干部）、樊振森（宁明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派人到夏石公社上石、马垌、练江、油隘、板旺等各大队清查，把参加“农总”或与“农总”有牵连的干部群众抓来批斗，致使整个夏石公社前后有109名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致死。其中被枪杀38人。1983年第二季度“文革”处遗中，对无辜受害者已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严重斗打、杀人的凶手。已给予处分。（宁明县“处遗”档案关于广西“4·22”农总上石地区分部冤假错案调查报告）
4月29日，陆文锋获悉市公安局释放被管制的坏分子彭培光后，便通知街道民兵黄昌奇、杨洁伦、王庆文、王家坤、郑桂才、李荣敏等人到凭祥派出所门前集中待命。当彭培光从公安局走出来到百货公司门口时，他们就上前拦阻，并以他逃跑为借口将彭培光踢倒在地，后又挂上黑牌去游街。陆文锋、张坤成（治安小组副指导员）跟在后面。游经市医院、市人武部、海关至北仓附近，彭培光就被民兵王家坤开枪打死。（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张坤成案件）
5月1日，宁明县人武部参谋陈万春给板旺大队文书凌林镇布置所谓抓坏头头任务。凌林镇接受“任务”后，就派大队干部黄炳汉、蒙卫萱及民兵农美儒、黄必能等人去抓何国华（上石“农总”板旺分团副团长）、农业经（上石“农总”板旺分团参谋长）等押送到埔戈林业站关押。5月3日在埔戈林业站召开全体社员批斗大会，会前陈万春又叫凌林镇派民兵去抓所谓不老实守法的“四类分子”黄尚宏、黄鸿、农善民等人来陪斗。由纠察队队长黄振华征求群众意见，就对黄浩芬等7人如何处理。在群众说声：“杀！”后，陈万春、凌林镇立即叫纠察队把何囯华、赵德春、黄浩芬、农业经、黄尚宏、黄鸿、农善民等人拉出会场外进行集体枪杀。过后几年，陈万春转业下地方。回到钦州地区工作。1983年6月至1984年底的“处遗”中，宁明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已将材料转到陈万春工作的单位去。给予陈万春党纪处分。（中共宁明县委“文革”处遗档案《广西“4·22”上石农总冤假错案调查报告》）
5月12日上午，凭祥市友谊公社召开革委常委会议，研究成立各大队革委会和组织干部下乡抓“阶级斗争”等问题。参加人员有廖贤秀、赵子强、农帮德、梁有德、韦艳宽、廖大科、曾德仁。会议由廖贤秀主持。廖贤秀说：“我们任何时候必须从抓阶级斗争入手，把公社范围内阶级斗争抓好，才能成立大队一级革委会”。赵子强说：“在大队革委会成立之前，先来一次下马威，把这帮‘牛鬼蛇神’横扫一下，该抓的要抓，该斗的就斗，手不能软”，参加开会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卢理也说：“有些问题必须讲一下，在大队一级革委会成立前，应该主动向阶级敌人作一次进攻，大批大斗一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胜利，才能突出红色政权的威力”。
5月12日下午，友谊公社革委常委会议结束后，接着召开公社全体干部会，布置干部下乡抓大队革委成立前的“阶级斗争”问题。会议由廖大科主持。会上赵子强说：“这次下乡重点是抓阶级斗争，抓阶级斗争不要怕，不能手软”。廖大科说：“我们公社阶级斗争复杂，农村阶级敌人搞复辟，不抓阶级斗争就不能巩固红色政权”。卢理养指示说：“阶级斗争你们公社革委还不抓待到几时？”玉中林插话说：“上林县成批地干”。廖大科又说：“横县也是这样”。卢理养又说：“公社革委不抓阶级斗争，做什么工作。南山大队黎建光（大队支部书记）已抓了几个‘四类分子’集中批斗，公社干部比不上大队干部。我意见是下去向黎建光学习。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郑纪明（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主任）说：“公社一定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不批不斗。我们革委会就不是红色政权”。最后会议决定在竹山大队召开阶级斗争现场会议。
5月14日，友谊公社在竹山大队部召开阶级斗争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黄汉儒（隘口大队支书）、黄海仙（礼茶大队支书）、李广华（南山大队支书）等14个大队支部书记，还有市革委会主任郑纪明，副主任卢理养，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万忠，市委干部谢能成，公社干部廖贤秀、赵子强、廖大科，竹山大队干部马品干、曾文彪、许子珊等人。会议由赵子强主持。卢理养和廖贤秀在会上分别讲了话。卢理养说：“我们要发动群众，主动、全面、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当天晚上，马品干提出竹坑村莫绍夫（坏分子）一贯小偷小摸，要批斗，并命令民兵苏礼盛把莫绍夫押到会场，马品干宣布莫绍夫的所谓罪行，并踢莫绍夫，叫莫绍夫跪下交待问题。马品干说莫不老实，动手打莫，接着群众蜂涌而上对莫拳打脚踢，当场把莫绍夫打死。这个批斗现场会给全公社带来了乱批乱斗歪风，仅仅竹山大队就先后被批斗毒打致死12人。（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马品干案件）
5月中旬，农美宽（夏石粮所干部）、廖日强、黄必能（油隘大队民兵纠察队）商定，要趁部队押送关在上石粮站的“上石农总”成员秦忠芳等4人出来担水之机，把他们杀掉。结果秦忠芳等4人被廖日强、黄必能枪杀在水沟边，其中黄日东受伤后潜水逃跑。（宁明县“文革”处遗档案《上石“农总”冤假错案的调查报告》）
5月间，凭祥市革委会派工作组陈家兴（友谊公社副书记）、李珊（市妇联主任）、郑巨荣、甘志林（市宣传部干部）、方镇等十多人到友谊公社卡凤大队搞“三忠于”试点。动员社员用刺、绣、画、织制和木刻等方法制作毛主席像搞展览。市委在弄尧召开“三忠于”现场会。组织全市干部职工、社员群众数千人分批去参观取经。尔后凭祥市揪起大搞语录牌。刺绣毛主席像制品所谓“红海洋”的高潮。造成经济损失约15万多元。（1986年6月9日韦照光、方镇、庞杰等人座谈会）
5月19日，马品干叫许子珊（竹山大队民兵营长）带民兵苏礼盛等人到匠止村抓莫太昭来批斗。后来莫太昭偷跑回匠止村。被匠止民兵将莫太昭押到市军管会治安组。马品干获悉便带民兵苏礼盛等人到治安组把莫太昭打得遍体鳞伤。走到二〇六部队后门时，莫太昭走不动而倒在地上，当时被民兵苏礼盛等人枪杀死亡。（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马品干案件）
6月14日晚，友谊公社卡凤大队新街生产队长叶南森被历史反革命分子鄂惠义杀害。当晚隘口大队民兵庞昭桂（副营长）、梁玉梅、马永祥等人赶到、便把鄂惠义的妻子廖凤娥和他们的4个小孩拉到 歪（地名）枪杀。15日上午，市革命委员会在该大队召开“追悼叶南森大会”，卡凤大队党支书黄殿高派民兵苏崇班、方振林等人从该大队将“四类分子”陆甫廷、曾凡寿、陆现森、陆国森、方李民、闭彩珠、黎富雄、陆凤行及其老婆和两个女孩共11人，押送到 歪挖坑埋葬鄂惠义妻廖凤娥及其小孩尸体时，被民兵黄弼韬朝着黎富雄和闭彩珠开枪射击，倒在地上，民兵方振章、马庆昌、赵子良、凌焕君等人接着朝黎、闭两人连续补了数枪，黎闭两人当即死亡。（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廖大科案件）
6月14日，凭祥市公安局将拘留在狱的兰振才（坏分子，花名叫猪屎贵）放出来劳动时逃跑。次日被凭祥铁路南站工人捕获。市公检法军管会叫治安组的民兵黄桂标、梁日强、徐德建、马战等人去南站把兰振才押回来。当他们押兰振才到森工站附近的葫芦岭时，黄桂标喊一声说：“猪屎贵逃跑啦！”随即对兰开枪射击，接着梁日强等3个民兵也相继对兰开枪，使兰振才当即死亡。（凭祥“文革”处遗档案梁日强案件）
6月15日，马品干、许子珊带领十多个民兵去到竹山大队竹坑村抓不同观点的莫炳殷和其父亲莫绍斐（地主分子）到大队部关押。在关押期间经常遭到民兵的踢打。8月6日晚，遭到民兵闭铭忠等人捆绑毒打，全身紫黑、满脸血迹，活活地被打死。莫炳殷被民兵用枪托捅得昏倒在地。后来莫炳殷不堪忍受折磨，于8月19日上厕所大便时，趁民兵看守不严逃跑，被民兵苏礼盛等人发现后追到山边，苏礼盛即用枪托往莫炳殷的头部砸去，随后其他民兵用木棍、石头等把莫炳殷打死。（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马品干案件）
6月27日下午，友谊公社南山大队党支部书记黎建光在南山大队办公室主持召开批斗大会预备会议，参加会议有黄金刚、廖大科、赵子强、陈福林（南山小学副校长）、黄景华、李善华、李益华（均是南山大队民兵）等人。黎建光在会上说：“抓阶级斗争要狠一些，大家民兵不要怕，斗争时不要武斗，要文斗。”强调了斗争方法。黄金刚补充说：“我们斗了两个晚上，没有成功，今晚我们要把闭金峰（南山小学教师，1966年四清运动后期划为坏分子）的威风扫地。”廖大科先是说：“我们民兵没胆量”。接着又问民兵：“今晚敢不敢斗？”等。批斗大会于晚上9时正在南山大队二山街晒场召开，参加会议有黎建光、赵子强、黄金刚、廖大科、廖贤秀、陈福林和民兵群众等400多人。当黎建光宣布闭金峰、农克宏（社员）两人的所谓罪状后，在场民兵黄景华等3人就用木棒和拳头将闭金峰、农克宏打倒在地。黎建光见状，当即宣布散会。拉着黎建球、李益华、黄炳杰（民兵）便把闭金峰、农克宏拉到公社门口对面的变压器附近枪杀。（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廖大科案件）
7月11日下午，由郑纪明主持召开的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有李胜基、卢理养、雷有生、韦照光、曹庆余、孙喜海、唐培德等人参加。主要内容是卢理养传达南宁军分区许长庚政委在地区革委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要求“要狠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开展‘一三一’运动”、“大批判必须与本单位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起来”等。（1968年7月11日卢理养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7月16日，凭祥市革委会成立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组长卢理养、副组长孙喜海，成员：唐培德、李珊、庞杰等。领导小组成立后，市革委会翻印了“七·三”布告26000份，抽调干部职工1056人组成79个宣传队，深入基层进行宣传，开办了78期落实“七·三”布告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2464人。在贯彻“七·三”布告后的7、8、9几个月中，乱斗、乱打和乱枪杀人的事件不断发生。（1968年9月27日凭祥市革委常委第三次会议汇报材料）
7月3日，“七·三”布告传达后，凭祥修理社副主任张有成主持召开批判冼富义（集体工人）大会。在批斗中逼冼富义承认参加所谓“中国青年党”。开始时冼不承认，但在刑讯逼供和推出会场搞假枪毙胁迫下，冼被迫承认，过后又否认。此时，会场上当即有人大叫道：“顽固到底，坚持与人民为敌，拉出去做呀！”（按：“拉出去做”，即“拉出去杀”的意思）掌握会场的张有成也附和说：“做呀！”这样梁日强就把冼富义拉出会场，推到市新华书店附近的桥头进行枪杀。（凭祥“文革”处遗档案梁日强案件）
7月18日，经南宁地区革委（68）83号文批准，凭祥市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有班革、黄斯宁、宁明宗、凌洁斌、赵日勇、陆儒林、龙伟斌、林凡、刘景坤、甘春鸿、黄洁英（女）等13名（暂缺两名）。由班革任主任，黄斯宁、宁明宗任副主任。（凭祥“文革”档案）
7月18日，凭祥市中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潘坚老师因曾在香港读过书，被班革等人诬陷为“香港特务”而被批判斗争，连续遭到几个月的刑讯逼供，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11月18日，又受到马贤君、韦忠宁、邓大亮、朱旭春、吴权、赵日勇、何如欢等红卫兵的毒打致伤，自缢身亡。（凭祥中学“文革”总卷）
8月5日至9月3日，市斗批改领导小组卢理养、孙喜海、唐培德、李珊（市妇联主任）等人在凭祥市中学举办落实中央“七·三”布告为中心任务的全市中、小学教职工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63名教职工（其中凭中教职工36名）和凭中留校学生50多人参加了学习。学习班对全市171名教职工（包括代课、试用民办老师8人）做了全面调查摸底，被认定为所谓叛徒的1人，特务的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人；伪军官、伪村长、伪职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土匪、情报员等15人。其中，凭祥中学36人教职工就有11人被诬陷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凭中“文革”遗留问题总卷）
8月12日至14日，卢理养在市委旧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到会领导有孙敬华、王家安、张九亮、阎景清等十人。会上，阎景清作了所谓总结发言，他说：“郑纪明政委交代，开个常委会来传达地区会议精神、宣传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七·二八’布告和通知，要落实毛主席战略部署，打一场人民战争，扶绥县较好，宾阳杀了两千人，布告前杀27个，布告后补课。会上地区不批评也不表扬。贯彻布告要充分发动群众，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当前要大干8、9月，向敌人全面进攻。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特务、叛徒、反革命要狠狠打击，对杀贫下中农、造人民的反的这种人该杀”等等。这次会议后，全市乱斗、乱批、乱枪杀人的严重事件继续发生。（凭祥“文革”处遗档案2卷）
8月10日下午，凭祥中学老师集中到市电影院参加开会。凭中革委会主任班革令刘日初老师留校交代自己“历史问题”。黄斯宁和斗批改小组的红卫兵马贤君、邓大亮、韦忠宁、朱旭春、吴权、黄生、梁日标、赵仁祥等人拉刘日初到教室批斗。在批斗中，刘日初被这批红卫兵拳打脚踢，遍体伤痕，倒在地上不省人事。马贤君、邓大亮、赵日勇等人把刘日初拖到学校厕所后面放。8月15日，学生赵日勇报告刘日初的尸体在学校背后的山洞，马佳僚才通知刘日初的爱人甘幼瑚去收尸。（凭祥中学“文革”遗留问题总卷）
8月间，陈锦鉴（市合作总店革委会主任）在总店文化室的空地上斗争玉志光（总店职工）。张坤成（总店革委会副主任）、黄榕威（总店革委会副主任）在场参加批斗。在批斗中放任民兵马战、李良育（糖业烟酒公司干部）对玉志光拳打脚踢，用皮带劈头盖脑抽打，打得玉志光的眼球突了出来，血流满面，满地打滚。后来陈锦鉴、张坤成又指使民兵将玉推入私设的牢房关押起来，当晚玉志光上吊身亡。（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张坤成案卷）
8月13日，经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凭祥市委、人委革命领导小组”和“凭祥市街道革命委员会”成立。市委、人委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樊保垣，副组长张国传，成员农作俊、农顺凝共7人（暂缺3人）。街道革委会主任赵朝冉，常委黄廉、马尚勋、李安达、陈锦鉴、谭启武，委员：谭保庆、李春鸿、张友成、许志连、潘华廷、腾超强、吕锡初、罗志兴、袁丽君。（1968年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文件2号卷）
8月17日晚上，凭祥中学革委会主任班革召集全体教工开会策划，当晚把李调文、杨永窦、黄锡均、曾杰等4个老师捆绑后，关押在房间里，然后逐个批斗逼供。在批斗李调文时，李调文被学生韦忠宁等人毒打，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参加了所谓“中国青年党”，而且供认发展了杨永窦、符伟章、张凯民等老师及学生赖鸿基、杨宗镇、卢耀奎等为党员。这样，马贤君、何品宗、韦忠宁就去抄杨永窦的家，发现杨永窦将自己的照片复盖在转业证上的毛主席象上，就说杨“侮辱领袖”。杨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9月19日，马贤君、苏礼仁、农选真、邓仕南等人将杨永窦拉到化验室斗争。开始说杨不老实，马贤君、苏礼仁、农选真叫杨跪下，然后踢打。次日上午继续在学校化验室批斗，当追问到“中国青年党”的问题时，杨不哼声。邓仕南就去找了一块砖头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杨永窦的颈上。不久杨就倒在地上，后黄海英去叫梁玉金、李留珠两人把杨永窦抬回图书室，几分钟后就死亡。（凭中“文革”遗留问题总卷）
8月18日，卢理养在市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阶级敌人不老实，群众给他一点厉害是对的，打死了几个四类分子，你们统计得很准，你们记在心里，四类分子打贫下中农，暗杀我们贫下中农，你们为什么看不到，不愤恨！你们为‘四清’下台干部翻案，为四类分子翻案，代表谁的利益？目的就是搞垮革委会和人武部。”卢理养的讲话，助长了全市乱杀人的歪风。8月27日，竹山大队马品干以龙里村农时形、竹坑村莫绍威两人（地主分子）不服管制和外逃为由，将他们关押在大队文化室。马品干放纵民兵苏礼盛、田绍忠两人随意踢打，枪捅农时形、莫绍威致重伤。最后许子珊问马品干“怎样处理？”马品干说：“怎样处理？这种人不老实，把他们吊起来。”许子珊就叫苏礼盛、田绍忠把农时形、莫绍威两人分别捆绑吊起来。第二天天亮时，农、莫两人已被活活吊死。（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马品干案卷）
9月17日，凭祥合作总店陈锦鉴、张坤成、黄榕威在总店文化室批斗本店青年李孟雄（“4·22”观点）大会。会议由陈锦鉴主持，并追问李孟雄从南宁带回武器和去龙州途中抢劫民兵武器等问题，李孟雄不承认。陈锦鉴即说：“拉出去，送他回老家！”当时民兵谢竞生请示张坤成说：“张主任，不承认怎么办？”张也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你们了！”这样，谢竞生等人就把李孟雄拉到市糖业烟酒公司门市部桥头旁边枪杀。过后，陈锦鉴、张坤成又把李孟雄的父亲李国忠拿来批斗两个晚上，任民兵捆绑踢打。李国忠见到儿子已死亡，自己又惨遭斗打，第二晚深夜便到狮子山自缢身亡。（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张坤成案卷）
9月27日，凭祥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由李胜基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胜基、卢理养、韦照光、王家安、孙敬华、郑纪明等人。会上郑纪明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全体委员（扩大）会议的“两个决议 ”和“两个决定”的精神，郑说：“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继续狠抓阶级斗争，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全面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搞好斗、批、改”，“要更充分地发动群众，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乘胜追击，坚决把那些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从阴暗角落里统统挖出来，把那些巳揪出来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继续深入地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们斗倒斗臭”等。
10月13日，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雷有生、副组长张九亮，成员有肖恒祥（206部队政治处），阎景清、黄成龙（762医院干事）。下设办公室，指挥斗、批、改工作。10月16日，斗批改领导小组长雷有生主持召开各单位参加斗批改的人员会议，会议决定将市直各机关、厂矿、学校等分成5个斗批改连，并分别在街道、服务社、邮电局、凭祥市中学等4个点开展斗批改。在这次斗、批、改中，全市被错批错斗就有贺毅、赵育坤、李子荣、蒙化、李卫东、凌正权、李毓先、龚镇材、沈赋朝、林子强、丁家林、梁玉金、李留珠、李调文、陆善宝、韩克、吴忠凯、马绍芬、谭瑞龙等751人（不包括上夏石）。（凭祥“文革”档案雷有生案卷；张坤成案卷；市“文革”处理遗留问题档案2卷）
11月9日，凭祥市革委会在市电影院召开工代、红代（工人代表、红卫兵代表）会议，到会的代表一百多人。市革委会常委、革委主任郑纪明，副主任李胜基、卢理养、雷有生、唐培德、孙喜海、李玉珍等人出席了会议。雷有生在会上作了讲话，要求与会代表“要大力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此后，全市又掀起了乱批乱斗歪风。12月17日，凭祥市革命委员会在邮电局门前广场召开万人大会，雷有生在会上讲话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狠狠打击”。接着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万忠在会上将粮所干部黄立恩、铁路小学教师赵巩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当场被逮捕入狱。（凭祥“文革”处遗档案雷有生案卷）
12月末的一天晚上，凭祥合作总店陈锦鉴、张坤成、黄容威等人，召开斗争庞元熙（地主分子）大会。批斗会持续到晚上11点钟才结束。会后张坤成借与民兵排长腾超强同路回家的机会对腾超强煽动说：“地主分子在旧社会剥削压迫穷人，土改时早应处决，现在管制又不老实，放在社会上有害无益。”还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由你们民兵。”于是，当天晚上12点钟，腾超强等民兵就到庞元煦的家叫庞出来，拉庞到市服务社米粉组附近木桥的栏杆上，然后将庞推下水中淹死。（凭祥“文革”处遗档案张坤成案卷）
12月，凭祥市革命委员会阶级斗争展览领导小组负责人王意家、唐培德等人，在市总工会礼堂搞“阶级斗争展览”，除了展出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图片外，还把蒙化（所谓假党员）、韩克（所谓叛徒、中统特务）、李子荣（所谓阶级异己分子）、黄汉臣（所谓日本劳工大队长）、李锦丹（所谓走私分子）等人在会场排列搞活人展览。由张淑英负责宣传讲解，介绍活人展览的情况，历时一个星期。前往“参观”的机关干部、职工、学生、驻军和各大队社员群众达一万多人次。（凭祥“文革”处遗案卷韦艳宽笔记）
12月，凭祥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阎景清、陈万忠（公安局副局长）、周宗博（治安股长）、韦伦德（二股长）等人组成工作组，分到市医院、国旅、凭祥中学、市工程队等单位侦察所谓“敌台”案。对医院医生苏建华、罗萍（护士）、崔广凤、凭中教师黄锡均、郭志明、凭祥国旅干部马绍芬等同志进行刑讯逼供，致使他们遭受政治迫害和人身折磨。（1984年4月2日市“文革”处遗案卷）
3月20日，凭祥市建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由郑纪明、雷有生、李胜基、孙喜海、樊保垣、黄成龙（762医院政治处干事）、李玉珍（电厂工人）等7人组成。郑纪明任组长，雷有生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郑纪明、雷有生亲自召开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会议，具体部署整党建党工作，并抽调部分机关党员干部到基层协助整党。4月9日，全市干部、职工、红卫兵、解放军和贫下中农社员群众6000多人在市灯光球场集会，庆祝“九大”的召开。市革委会主任郑纪明在会上讲话。会议结束后举行游行。会后又组织工作组下乡宣传“九大”精神和开展基层整党、建党工作。通过这次整党，全市建立61个支部，两个党总支，“纳新”（吸收新党员）99人（不包括上、夏石）。（1969年9月13日市委第六次会议材料、市“文革”资料255本）
4月上旬，凭祥市革委会在全市开展忆、批、比、查运动，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4233期，参加人数达223273人（次），家庭学习班4475个（户）、21166人（次）。在学习中，上挂下联，开展忆、诉、批、查等活动。全市被揪斗的干部、职工、群众669人。当时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有贺毅、沈赋朝、赵育坤、李子荣、韩克、吴忠凯等人。（1969年9月13日市革委第六次会议）。（按：忆，即忆苦思甜；比，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批，开展革命大批判；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诉，控诉所谓“刘修”的罪行）。
6月至7月间，凭祥市委在灯光球场召开欢送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大会，市委书记郑纪明在会上宣读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全市有120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市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325户，1679人。（1969年4月13日市安置办）。（按：“文革”期间全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1513人，开支经费192000元。）
4月至12月，在驻军“三忠于”活动的影响和带动下，市革委会在凭祥人民银行搞“三忠于”试点，并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推进城镇机关的“三忠于”活动。“七·一”、“八·一”还举办了全市性的“三忠于”展览。这段时间，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农村等地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出现身背红书袋跳表忠舞，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市革委会还在市灯光球场举行全市性跳“表忠舞”比赛，造成不少人力物力浪费。（1969年市“文革”资料）
10月下旬，凭祥市190名干部，先后分3批下放到“五·七”干校（试范场）搞“斗、批、改”。方礼光（市监委副书记）任干校革委会主任。在干校中被批斗的有贺毅、蒙化、赵育坤、农干兴、汤善智、高仲强、李导、钟振江等人。1970年3月又继续下放一批干部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在劳动中，受到批斗的有蒙化、赵育坤等人，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使这些老同志身心受到严重创伤。（1970年9月市“文革”材料）。（按：1968年10月下旬，在“五·七”干校搞斗、批、改时，韦照光任斗批改连长，樊保垣任指导员。1969年3月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方礼光任干校革委会主任。）
2月10日，凭祥市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高凤池（市武装部政委、革委会主任）主持。李胜基（市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雷有生（革委副主任）、王意家（市分关干部）、陈少达（市武装部副部长）、张瑞昌（分关关长）等人参加会议。会上高凤池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投把，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会后成立“二·五”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有高凤池、雷有生、邱宗斌（政工组组长）、唐茂文（政工组副组长）、吴汉吉（政工组副组长）、丁家远（206部队支左人员）。陈少达（人武部副部长）等12人组成。张瑞昌为“二·五”运动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根据地区革命委员会关于开展“二·五”运动的指示精神，3月6日召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的会议，到会一百多人。高凤池、雷有生两人分别传达和部署了开展运动的做法。会后全市先后举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250期，共23000人（次）。各级学习班在学习期间，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实际，掀起深挖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高潮。全市被批斗153人；挖出所谓隐藏较深的“阶级敌人”71人（其中认定为现行反革命13人，历史反革命46人，刑事犯12人）；被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有518人，金额达239523元。运动期间，前后4次召开“宽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参加群众40732人次。从宽处理62人，从严处理有黄美义、候伯衡、吕子福、李锦丹等13人（其中拘留6人，逮捕6人、戴帽1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对从严处理的黄美义等13个人案件作了重新调查核实，对处分错了的部分已得到纠正。（1970年3月市革委会案卷资料，“二·五”运动知情人谈话）
3月开始，市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掀起了农业学大寨，兴修水利高潮。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全市参加兴修水利人数达17362人，兴修水利92处，扩大灌溉面积3500亩，造田造地8080亩。（1971年市委书记高凤池在市党代会的总结报告）（按：在“文革”期间，全市兴修水利92处，其中有大青山隧洞、那良水库、前进河堤、友谊水库、平而水库等5处水库设施没有经济效益，共损失73400工，人民币161800多元）
5月至10月，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1月30日文件和自治区党委、广西军区桂发（70）17号文件精神，对驻凭祥分关、外运、卫检、植检、国旅、外事分处、外经办、地贸等8个口岸单位进行整顿。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周永山为整顿口岸宣传队长，带领18名队员（其中军队10人、地方干部8人）进驻口岸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和“两化”（指净化边防和边防干部职工革命化）建设，调整了8个口岸单位的领导班子。在整顿期间，共错误批斗干部16人，调出口岸的38人。直至1983年“处遗”期间，这些同志才获得平反。（1970年9月7日南宁专区革委、南宁军分区驻凭祥口岸宣传队党委）
9月1日凭祥市召开第三届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居民、农村各大队正式代表691人，特邀代表9人。市革委主任高凤池致开幕词，革委会副主任雷有生作报告。会上有食品连、邮电局、大青林场等15个单位和个人作了典型发言。（1970年9月5日市委书记高凤池在三届工农兵积代会的讲话）
12月18日，凭祥市革委会大搞政治边防建设，做好“三打”、“三防”和“四网”工作，并结合斗批改，狠抓阶级斗争，对所谓“边防地区危险分子”进行了全面清理。全市被内迁的五类分子（指地、富、反、坏、右分子）有89户104人，随迁家属277人（不含上、夏石）。（1970年凭革50号文件）（按：“三打”即打击帝修反别动队，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打击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三防”即做好预防敌特的窜扰，预防敌人潜逃，预防敌人空袭、骚扰等破坏活动。“四网”即通讯网、联络网、医疗网、交通网。）
2月17日至3月2日，凭祥市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160人（其中列席代表 37人）。会议主要议程是：一、凭祥市革命委员会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组长高凤池作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二、选举中国共产党凭祥市第三届委员会。会议于3月2日上午民主协商，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凭祥市第三届委员会。当选的23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解放军、“三支两军”的党员，有工人、贫下中农的党员、有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员。2月13日，经南宁地委批准，凭祥市委书记高凤池、副书记雷有生、黄志彪，常委有卢理养、韦照光等11人。这次党代会是在全国“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召开的，所以会上始终大讲特讲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批判和肃清所谓刘少奇的“余毒”。大会最后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会议结束后全市掀起了“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余毒”的高潮。（中共凭祥市委档案1971年第24卷）
4月17日，凭祥市委按照中央“三·二七”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成立凭样市清查“5·16”领导小组。组长：高凤池。副组长：雷有生。成员：王福元、韦其领、丁家远。下设办公室，丁家远兼办公室主任，黄成龙为副主任。办公室共15人，具体清查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工作。“5·16”领导小组高凤池、雷有生等人于6月25日至7月4日，组织宣传队到凭中、街道服务社、手工业联社、工程队、合作总店、友谊公社的屏山、隘口、平而、匠止等8个单位进行清查“5·16”和“一打三反”运动试点。宣传队进点后，普遍举办骨干学习班，开展学、忆、批、查（学：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和党的基本路线；批：批判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黑四论”；忆：忆苦思甜，忆苦思权，忆苦思线；查：查阶级斗争新动向，查四类分子的破坏活动，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帝、修、反别动队的现行破坏。）活动。试点结束后，7月5日至10日底，全市清查工作普遍展开，有862人被揭发批判，其中有所谓政治问题的马绍芬、何作友、罗平、苏建华（市医院医生）等254人，经济问题的608人。经查证定案处理289人中，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279人；作敌我矛盾处理的10人。不少人遭受不白之冤。1983年全市“文革”遗留问题处理中，马绍芬、何作友、罗平、苏建华等人才得到复查纠正，给予平反。（凭祥市委“5·16”办公室第30号案卷）
6月9日至21日，凭祥市委在三〇八站举办机关单位支部书记、解放军“支左”人员、公社、大队党员干部等160人的“批修批陈整风”学习班。会上市委书记高凤池作动员报告，市革委会副主任雷有生作了批判发言。在彻底批判陈伯达极力鼓吹反动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人性论”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次学习班结束后，全市掀起了“批修批陈整风的群众运动高潮”。（1971年6月9日市委办关于批修整风1—8期简报）
10月14日，市党委在电影院召开全市三级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反革命事件。参加会议共270名党员骨干，会上由市委书记高凤池传达中央（1971）68号文件（即林彪反革命罪行文件）。同月30日又在三〇八站集中训干，参加的骨干共1028人，高凤池、雷有生分别传达了中央文件。尔后还组织工作队下乡分级、分层将文件传达到广大群众。（1971年10月市革委案卷资料）
2月20日至3月17日，凭祥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高凤池在中共凭祥市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参加会议的940名党员骨干，集中在308站招待所，进行批判林彪《“5·71”工程纪要》。会议结束后，市委组织宣传队下乡，组织群众掀起批判林彪《“5·71”工程纪要》的高潮。（1972年2月市委运动办档案）
4月26日至5月15日，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高凤池在电影院贯彻中共中央（1972）18号文件，会议中培训党员骨干190名，会后组织宣传队深入机关厂矿、农村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反动谬论和反党罪行，开展“四查”（查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资本主义、四旧复辟）的群众运动。（1972年4月市委运动办资料）
9月26日，凭祥市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市委书记高凤池作传达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市直属机关、公社、大队和街道领导干部338人，会中联系实际，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左实质。会后，全市掀起大贯彻、大宣传、大学习“十大”精神的高潮。（1973年9月26日高凤池在市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0月21日，凭祥市革委会在市电影院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欢送大会。全市知识青年238人，按战线分组，由国家干部带队奔赴农村、林场插队。（1973年10月2日市革委会案卷31号）
3月初，凭祥市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由雷有生副书记传达区党委、南宁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这次会议着重解决对“批林批孔”的认识，部署“批林批孔”，发动群众批林批孔，开展儒法斗争，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已复礼”的罪行。尔后，农村先在柳班、前进两大队开始，4月份全市掀起“批判”高潮。运动持续到1974年底。（1974年3月29日中共凭祥市委员会文件）
8月10日至14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到会93人，会议学习中央（75）17号文件，区党委《十条》和红旗杂志《搞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等文章。会上市委书记高风池部署继续打好批修总体战，对照地委提出的3种情况，参加会议的66个基层单位对照运动情况进行排队，揭开盖子，上挂下联打总体战，全市揭发出贪污盗窃人民币137188元，粮食和粮票10478斤，布票309尺，投机倒把269740元。被揭发人数862人，其中经济问题608人，政治问题254人。揭发出投机倒把走私分子梁华长（市食品公司工人）、韦英、潘胜瑶（市糖业公司干部）、黄德权、黄殿高、农业华（友谊公社社员）等人。这次群众运动持续到年底，其中错批错打了一些人。在1983年“文革”处遗中对梁华长、韦英、潘胜瑶等60多人的冤假错案作了复查纠正。（1975年8月15日市委三级干部汇报材料）
10月28日至11月4日，全市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共1029人。会议由革委会副主任梁玉梅传达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介绍大寨、昔阳的所谓先进经验。会后，全市掀起了治山治水、造田造地、深耕改土等学大寨高潮。（1975年10月28日市委办材料）
3月30日至4月4日，凭祥市委召开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65人，学习贯彻中共中央（1976）3、4、5、6、7号文件精神，深入批判邓小平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议结束时，全市在308站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市委副书记雷有生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彻底批判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罪行”。尔后，全市各单位持续召开批判大会。（1976年4月13日市委全会扩大会的情况汇报）
10月16日，中共凭祥市委发出《关于立即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决定》，要求抓住要害，深入批判邓小平的《论总纲》、《汇报提纲》、《工业条例》所谓邓小平炮制的3株大毒草。卢理养在会上号召继续打好批资批修总体战。樊保垣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表示要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会后全市掀起了批判“自留地商品化”、“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高潮。（1976年10月16日市委办汇报材料）
10月20日，凭祥市干部职工群众5000多人，集中市灯光球场开会，热烈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1976年10月27日市委办汇报材料）
为了巩固“处遗”成果，彻底否定“文革”，根据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桂整办（1986）13号文件和南宁地区整党办关于编写“文革”大事记的会议精神，我们编写这本《凭祥市“文革”大事记》（1966年—1976年）（以下简称《大事记》）。
编写这本《大事记》的原则是：以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革”的文件精神为指导思想，以自治区党的四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广西“处遗”总结为依据，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记述凭祥十年“文革”浩劫中发生的大事要事。凡属大事的，不管涉及到那一派，也不管涉及到什么人，都如实予以记载。
《大事记》的资料来源，主要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查阅“文革”中各种书刊、报纸、传单、会议记录、讲话、报告、电报、布告，并召开有关“文革”知情人座谈会等。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反复分析研究，认真核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综合归类，列出条目，精心编写。
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时间短，资料搜集不够全，因此，凭祥市十年“文革”灾难还不够很全面地记述下来。有些事件难免遗漏，甚至有错的地方。但凡大事都已记述，各个条目均能再现了十年内乱中凭祥市的整个概貌。这一个个悲惨场景，将告诫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和子孙后代，要永远铭记这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吸取“文革”动乱历史的深刻教训，彻底否定“文革”，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决不让“文革”内乱重演，为囯家的长治久安，为民族的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判徒刑的有黄日南（市委副书记、市长，“文革”中在玉林地区策划指挥打死人）、梁玉梅（女，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马永祥（隘口供销社工人）、庞昭桂（隘口总店集体工人）等4人。
开除留用的有林世昌（教师、开除生前公职）、农美宽（干部）、韦子平（教师）、农开仁（教师）、农志仁（教师）、陆云海（教师）、曾玉宽（工人）、李益华（工人）、全德琼（教师）、冯加强（工人）等10人。
开除党籍、干籍降为工人使用的有马品干（干部）、吕焕金（教师）等2人。
开除干籍降为工人使用的有梁建威（干部）、韦文忠（干部）等2人。
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有廖贤松（干部）。
清除出党的有梁日强（干部）、农业旺（干部）、马贤君（干部）、谭文彪（集体工人）、黄宗义（集体工人）、李子权（集体工人）、谢竞生（集体工人）、韦正金（女、集体工人）、梁录汤（农民）、梁瑞超（大队干）、朱振生（农民）、梁深庭（大队干）、陈远深（大队干）、凌日君（农民）、黎瑞兴（大队干）、谭支强（农民）、李子明（大队干）等17人。
清除出党并撤销职务的有廖永延（干部）1人。
开除党籍的有韦炳祥（干部）、王兆兰（干部）、梁飞荣（干部）、黄汉儒（干部）、林振英（干部）、许子珊（干部）、苏建民（工人）、农瑞卿（工人）、陆志新（工人）、滕超强（集体工人）、陆文锋（集体工人）、张有成（集体工人）、黄海仙（大队干）、凌林镇（大队干）、曾文彪（大队干）、龚明富（大队干）、陆志清（农民）、卜大和（农民）、黄元尉（大队干）、周凤光（农民）、张有强（大队干）、徐德苗（农民）、黄武能（大队干）、曾明强（农民）、凌振谟（农民）、许瑞凡（大队干）、农焕球（大队干）、全旺古（大队干）、农加连（农民）、方奉春（农民）、陆启威（农民）、全具良（大队干）、陆伯友（大队干）、严之侦（农民）、余应庭（大队干）等35人。
留党察看的有郑学卿、何基磊、黄斯宁、许志连（均是干部）、陆尉国（农民）、黄志凯（大队干）、卜宗元（农民）、杜明忠（大队干）、梁现辉（大队干）、梁志武（大队干）、程汉修（大队干）、程仕昌（农民）、何文德（农民）、马耀珠（农民）、谭宗坤（农民）、黄培荣（农民）、卜宗龙（大队干）等17人。
党内严重警告的有黄秀春（干部）、关克山（干部）、袁明忠（干部）、吕庆隆（干部）、陈家兴（干部）、袁伯诚（干部）、闭山阴（干部）、廖大科（干部）、劳振高（干部）、黄金刚（干部）、雷民军（干部）、吴汉吉（干部）、黄谭言（工人）、何忠（大队干）、黄钦（大队干）等15人。
党内严重警告并撤销职务的有李启逄（干部）、陈科贵（干部）等2人。
党内警告的有冼华坡（市委副书记）、叶明忠（干部）、周子和（干部）、韦文留（干部）、凌玉枢（干部）、农珊（法院院长）、方镇（干部）、农满崇（干部）、钟振江（干部）、黄金贵（干部）、黎建光（干部）、农振宝（干部）、何寿宣（干部）、黄武（干部）、张淑英（女、干部）、王矩才（干部）、凌洁斌（干部）、赵子强（干部）、袁良友（干部）、梁振威（干部）、林明然（女，工人）等21人。
行政记大过的有周贤边（干部）、覃翠荣（女、干部）、廖德喜（干部）、吕良育（干部）、陈尚勋（干部）等5人。
记过的有黄李云（干部）、蒙玉武（干部）、农日穆（干部）、谢名军（干部）、林国成（工人）等5人。
行政警告的有赖永汉（干部）1人。
中国共产党凭祥市第二届委员会（1963年12月15日—1971年2月2日）
书记：贺毅
副书记：田玉芳
常委：贺毅、于守忠、冼华坡、黎飞、田玉芳、左克显、李子荣、韦照光、李胜基（1965年任）。
中国共产党凭祥市第三届委员会（1971年3月13日―1978年5月28日）。
书记：高凤池
副书记：雷有生 黄志彪（1974年任）
常委：高凤池、黄志彪、雷有生、王福元、卢理养、韦照光、王代乾、郭文壁、陈少达、唐茂文、姜振峰、程传善（1977年任）
中国共产党凭祥市第四届委员会（1978年5月28日—1986年11月）。
书记：陆有文
副书记：雷有生、沈赋朝、冼华坡（1979年任）、刘渊、黄日南（1979年任）。
常委：陆有文、雷有生、沈赋朝、冼华坡、刘渊、黄日南、韦照光、马国钧、程传善、唐茂文、樊保垣、蒙化、张国传、吴忠凯、方焕盛、玉代乾、何光玉、李科廷、姜振峰、凌正权、农星河、李导、李子荣（1984年任）
书记：蒙御均（1984年任）
副书记：刘义强（1984年任）、古顺权（1984年任）。
常委：蒙御均、刘义强、古顺权、李子荣、蒙化、刘五四、梁桂森。
凭祥市第四届人民委员会（1984年12月22日—1986年4月9日）
市长：卢理养
副市长：韦照光 沈赋朝
凭祥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9日―1981年1月15日）
主任：郑纪明（1968年任）、高凤池（1969年5月任）、陆有文（1976年7月任）。
副主任：卢理养、韦照光、李胜基、王福元（1970年任）、沈赋朝、田玉芳（1973年任）、黄志彪、梁玉梅（1975年任）、唐茂文、蒙化（1979年任）、蒙其礼（1979年任）。
凭祥市第七届人民政府（1981年1月15日—1984年10月）
市长：黄日南
副市长：蒙化、邓志君、吴淑兴、蒙其礼。
凭祥市第八届人民政府（1984年10月）
市长：梁桂森
副市长：农仕森、项有凤、梁琼升。
市长：邓志君（1986年10月任）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八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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