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0 作者：[待确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革”10年，给广西日报社同样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前的17年，《广西日报》，先后作为省委和区党委机关报，一直是在省委、区党委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工作。自1958年毛泽东同志写了给广西日报的信，报社从上到下还力求在报纸上体现这封信所提出的办报思想，更加努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宣传新人新事新思想。那一段，尽管有的时候也存在着干抚，主要是“左”的干扰，主流始终是好的。文艺副刊也注重体现“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群众性”，受到广大读者欢迎，随着报纸的从幼稚走向成熟，在报社，还逐渐形成一支在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闻队伍，根本不存在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问题。
但是，在“文革”当中，从驻报社“文革”工作队到新编委会，到报社军官小组，再到后来的报社革委会、党委会，均奉行“左”的方针、政策，对“文革”前17年的广西日报全盘否定。
“文革”开始，工作队就秉承区党委某些领导人意图，把报社总编辑、党组书记钟林同志打成“三反分子”，诬蔑他把报社变成“独立王国”，推行所谓反动的“七性”方针，致使报纸上“毒草丛生”，同时把报社编委会打成“修正主义编委会”，把一大批长期在报社工作的干部诬为“修编委会的社会基础”。新编委会成立后，与工作队配合，继续以“左”的眼光看待“文革”前的广西日报，准备大换班。
“一月夺权”黑风掀起后，报社不仅受极左思潮破坏，又受到派性破坏。1967年1月，不同的群众组织先后在报社两次封报夺权，报纸三易其名。这段时间，不仅“文革”前的《广西日报》被诬为所谓原区党委中走资派推行修正主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新编委会办的《广西日报》、“文革”工作队，“文革”筹委会均被批判，群众组织也互相指责，大打派仗，报社工作陷于瘫疾状态。
报社军管后，军管小组继续诬蔑“文革”前《广西日报》是刘少奇在广西代理人控制的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诬蔑新编委会办的《广西日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在许多方面掺杂了派性。当时形成的两派，都是“文革”的产物，都在极左思潮的指导下行动，都造所谓走资派的反，造所谓资产阶级路线的反，本来不存在谁左谁右、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但军管小组一进入报社，就匆匆封一派为“真正的左派”，定另一派为“旧势力”、“大杂烩”，在宣传上两派也是支一派压一派。这就更加剧了两派对立，加剧了报社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终于导致“5·27”夺权。“4·22”及报社“五洲震荡”的头头串通进行的这次夺权，中断了军管广西日报的出版，引起以后一系列的冲突、武斗，造成国家财产巨大损失，错误是严重的。但军管小组把群众组织这一错误的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混淆两类矛盾，并完全以对此次夺权的态度作为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这就更使乱揪乱斗大大升级。在“清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报社先后有约70名干部受到揪斗、批判、立案审查，几占原报杜干部三分之一，而历史证明，这样大规模揪斗、审查，并未能挖出一个新的阶级敌人。这实际是对报社广大干部的残酷迫害。到干部下放时，军管小组又以“左”的和派性的观点为指导，先后下放82名干部，其中许多业务骨干。这更严重的破坏了报社的新闻队伍。
由于“文革”10年中，从军管小组到后来成立的革委会、党委会，均受不同程度的派性影响，随着岁月迁移，在报社还形成了派性掌权格局，使派性长期未能消除。
“文革”期间，广西日报不仅内部遭到严重破坏，党报优良传统也受到很大破坏。报纸上充满了极左的、派性的、假大空的宣传。报纸不仅大量刊登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直接炮制的黑文，抢先批邓，还发表了许多自行组写的有严重错误的稿件。如：宣扬广西在“文革”中取得所谓伟大胜利，强调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吹捧在“文革”中所谓敢冲敢杀的所谓有功之臣；诬蔑广西有个属于刘少奇黑司令部的“伍修集团”（公开说法是“贺霍傅谢袁之流”）；大批广西的所谓文艺黑线、新闻黑线，教育黑线；配合《“七·三”布告》连发9篇社论为违法乱纪分子大量抓人杀人制造典论；在大打所谓批资总体战中十评“野马副业”，把社员外出搞副业（包括集体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批判，等等。我们在后面列举的事买，只不过是“文革”10年报纸错误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关“三种人”写和写“三种人”，限于没有力量核实，更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少数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广西日报受“文革”破坏那么深重，但打倒“四人帮”后，但“两个凡是”的影响下，头两年几乎没有纠正“文革”“左”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社领导逐步拨乱反正，但由受所谓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错误观点的影响，拨乱反正也并不彻底。1983年，全面大张旗鼓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报社才系统地清查文革问题，全面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而到现在也不能说这项工作已都做好。这说明，全面否定“文革”，既多么重要又多么不容易，为了使人们永远不忘“文革”中广西日报杜遭受的浩劫，并从中汲取教训，在此，我们根据现有的不够完整的材料，编写了报社“文革”10年大事记，罗列史实，以供参考。
3月下旬 区党委宣传部派副处长荆缦云带两个干部到广西日报进行调查。当时的宣传部长谢王岗交代荆缦云说：“《广西日报》老上不去，什么原因？你带两个人去调查一下。要注意队伍情况和办报思想。”荆到报社后，翻阅了几年的《广西日报》，并听人事科长XX介绍了几个半天的情况，认为报社队伍比较复杂。4月19日《广西日报》整版转载《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5月11日 本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5月13日本报一版在《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栏题下，发表我区工人、部队、新闻工作者声讨邓拓的消息。以后，接连发表区内声讨邓拓的文章。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6月2日 本报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时报道北大师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
6月4日 本报发表新华社电稿《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改组北大党委》。
6月5日 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区直机关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韦国清作动员报告，报告中点了《广西日报》副刊，认为副刊问题严重。同时，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决定向报社派出工作队，广西日报为文化革命试点单位，任荆缦云为队长。不久，又任命空7军军务处长刘福生为工作队长，陆续调来30多人任工作队员。
当天，本报发表“辛斌”写的文章：《彻底批判“三家村”的修正主义办报陆续——驳邓拓对<桂林日报>部分编委的谈话》。
6月12日 区党委书记、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伍晋南到报社作动员报告。报社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动员鸣放。当天，有人贴大字报，攻击《广西日报》副刊。
6月14日 荆缦云作运动补充动员报告。钟林向工作队作第一次口头检查。
6月15日 本报发表由当时区文革小组办公室组织撰写的长文《<故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同时发表“编者按”。点了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的名。
报社几天时间有20多人写大字报集中攻击《广西日报》副刊。其中也攻击了副刊编辑。在群众的追问下，有人用大字报和给工作队送小字报的形式。谈了“七性”方针是怎样出笼的。小字报说：文艺部主任“刘硕良传达钟林的意见，现在是困难时期。工农业生产都不好报道，人们经济生活不丰富，只有给人们多一些文化精神食粮。因此，要办好副刊，增加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还要我们学习夏衍写的办好报纸文艺副刊的意见。”工作队副队长荆缦云回忆说：“小字报涉及副刊方针。在批判钟林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郭恢志、覃振凤、黄礼义写的大字报。七性方针的由来，指导思想、形成过程等。因有些引用了编委会上的原话，更具权威性。揭发的具体材料起了注解作用。”工作队将整出钟林的第一批材料送区文革办公室。
6月17日 工作队讨论，提出深入揭发刘硕良（报社编委、文艺部主任，因奸污幼女被判刑劳改）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开始，把火烧到编委会身上。
6月18日 工作队决定不要副总编辑秋伟值夜班，一些人不了解情况，攻击他“罢工”。
6月19日 工作队长刘福生到职，主持工作队开会分析情况，认为要进一步把火烧旺起来。
从当天开始到7月19日，本报在通栏题下，连续用了18个版批判陆地及作品《美丽的南方》、《故人》、《瀑布》、《国庆节》、《中途》等。
6月20日 伍晋南来报社，提出10到15太难弄清钟林问题。10天后动手写文章，准备公开见报。
6月21日 工作队派人区公安厅找管世新副厅长，要求把刘硕良押回看守所，管世新答应支持。工作队晚上召开学习组长会，决定由一批人查副刊的问题。
6月22日 刘福生带工作队员去公安厅提审刘硕良，令其写书面材料。刘供说钟林是“七性”方针的主要制定者，“七性”即思想性、艺术性、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群众性。
6月24日 工作队第一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明确主要打击钟林，要大家作准备，刘硬良写好第一次书面材料，6月26日工作队第二次积极分子会，分好4个战斗小组，分别就“七性”方针和钟林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罪行进行准备，并讨论了第二批积极分子名单。
6月28日 本报一版发表区党委6月18日作出的《撤销陆地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同时发表“编者按”。要求把所谓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报社收发人员王致英（脱帽地主）于半夜用猜到割颈自杀身亡。
6月底 覃振凤、郭恢志、黄礼义3人用大字报抛出报社编委会讨论文艺副刊“七性”方针记录，标题是：“编委秘密篡改广西日报无产阶级政治方向的铁证”，并加“前言”，诬蔑钟林与邓拓在南宁密谈后，“便召开黑会，制定‘七性’修正主义办报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篡改关系日报无产阶级政治方向，以副刊为主要阵地，搜罗区内外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并点了总编辑钟林、副总编辑黄耿、秋伟的名，声言“你们想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绝对办不到。”表示“坚决、彻底搞掉报社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30日 工作队研究整理出钟林的材料，并找积极分子核对。刘福生、荆缦云还分别找党内所谓“知情者”（主要是一些科级干部）谈话，开始做这部分人的工作。
7月1日 工作队向区党委“文革”小组伍晋南、贺亦然汇报。他们两人主要指示，打击对象主要是钟林、黄耿。钟纪民作为分化对象，秋伟看一段再定。并说钟林问题肯定要见报，要赶快准备文章（指由宣传部处长龙廷驹等同志准备）。
7月3日 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贺亦然、谢王岗到报社观看大字报。当时，报社已贴出1000多张大字报，点了所有编委成员和一批干部的名，还有个别大字报揭了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的“问题”。据本报7月5日报道说：“广西日报杜自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广西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在区党委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队的领导下……怀着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无比仇视，以雷笼万钧之势。揭发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杜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韦国清、伍晋南、贺希明等看完大字报后，和区党委派到广西日报社搞文化革命的工作队负责同志以及报社的部分积极分子座谈。韦国清等领导对广西日报社的工人群众和革命干部的革命精神、革命行动，热烈赞扬。希望……继续深入进行揭发和批判，把隐藏在报社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全部揪出来，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根据工作队副队长荆缦云和部分积极分子回忆。在座谈会上，谢王岗说，“七性”方针是个大杂烩。韦国清说，报社群众发动得好，运动成绩大，很快接触到实质。他特别表扬了报社三个同志抛编委会讨论“七性”方针的那张大字报，又肯定了工作队的工作，指定工作队长刘福生到区直机关介绍经验，韦国清等问大家有什么困难？积极分子一致要求改组编委会。荆缦云提出要增加人来抓报纸，因为工作队又管运动、又抓报纸，顾不过来，怕出错。在此前后，贺亦然指示：“大字报内容就限在广西日报范围，对区党委领导有意见，可以写小字报，不要写大字报。”工作队按此进行传达布置。
7月4日至5日 工作队集中力量分化编委和中层领导，有了初步成效。
7月6日 工作队把在江滨医院治病的钟林叫回报社，要钟林向积极分子作第一次检查，钟林谈了“七性”方针制定经过和3年困难时期在《内参》发表关于机关干部养猪问题的信的问题（内容是反映一些人对区党委不准机关干部养猪、不管猪大小一律处理有意见）。
7月7日、8日 工作队继续组织积极分子和各部门代表批斗钟林。
7月9日 工作队继续组织积极分子批斗钟林，宣布钟林停职反省。当天，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向中南局上送《关于撤销钟林党内外一切职务和在报上进行批判的请示报告》。工作队到区党委研究批钟林的报道计划，贺亦然找钟林谈话，对他说：“你要好好交代，不要东推西推。听说你讲“七性”方针是经上面批准的，可要拿出证据来呀！只要你好好认罪，可以算内部矛盾。”
7月10日 工作队组织积极分子继续追钟林所渭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7月11日 工作队组织积极分子继续批斗钟林，刘福生代表区党委宣布撤销钟林总编辑职务。当天，区党委“文革”小组给区党委《关于改组广西日报编委等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报社的队伍本来早就提要很好整硕。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没有彻底进行处理，而是改良的办法。现在问题暴露出来了，这是好事，要把报社资产阶级代理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清理出来，彻底整顿，总编辑钟林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他5个编委也都存在者程度不同的问题。而且有些人的问题还很严重，中层的和一般的干部问题也不少。改组现在的编委会，重新建立新编委会，编委由现在6人扩大到11人。总编辑还没有物色好以前，拟由荆缦云暂行代理。王子杰、覃平任副总编辑，韦乐扬参加编委，这里考虑从工作队里抽调。……”
7月12日 报社对钟林的批判暂告一段落。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接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电话通知：同意撤销钟林职务和在报上揭露破盘。
7月21日 工作队初步排出所谓左派名单，共12 名（工厂不在内）。当天，各组还选出参加批秋伟的代表。
当天，本报一版发表“桂向东”的长文《撕开画皮看陆地》，文中说：“陆地是一个极其阴险的、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说：“陆地是个不拿枪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恶狼，他比拿枪的敌人要阴险十格、狠毒十倍。凶恶十倍，厉害十倍。”
（1979年3月l日，本报发表区党委作出关于撤销区党委1966年6月18日对陆地同志处分的决定。1979年3月3日，发表《拨乱反正话＜故人＞》一文，并配编者按，说，1966年6、7月间，本报曾以大量篇幅对陆地同志的《美丽的南方》、《故人》、《中途》、《国庆节》和尚未正式出版的《瀑布》等作品，大张挞伐，在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今天本报发表梁超杰同志的文章，正式为了拨乱反正，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并借此表明强加于陆地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推到。）
7月23日——28日 工作队组织积极分子天天批斗副总编辑秋伟。
7月25日 区党委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到报社宣布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撤销钟林党内外职务。
7月27日刘福生在区直机关“文革”战地练兵会上，介绍报社开展文化革命的所谓成功经脸：（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锻炼、大考验。一、放手发动写大字报；二、领导讨论揭出的问题。找出关键，引导鸣放，使揭发矛头指向编委，动员编委互揭、抛记录；三、发动群众给大字报梳辫子，集中主要对象，主要钟林，其次秋伟，认清钟林的实质；四、把报社人员分类排队。（二）和钟林面对面的开展说理斗争，连斗8个下午l个晚上。会上，伍晋南说，广西日报的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很好的。
7月28日 刘福生宣布秋伟停职反省。
8月1日 工作队召开报社全体干部会进行总结，提出要声讨钟林，因为很快要公开见报批判。
8月9日 本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同一天，工作队在积极分子会上，布置在报上批判钟林、刘福生，批判钟林的文章已经写好，大家可以看看，讨论，提些意见。荆缦云，批判钟林的骨干文章不可以什么都写，着重写主要问题，调子问题，初步安排10个版。第一天发毛主席给《广西日报》的信和骨干文章，接着3天发大字报选登及报道对钟林的声讨会，第4天、第5天，发表10篇批判文章，以及他去过的3个地方的群众揭露的文章。再就是发工农兵的批判，揭报纸错误的文章（集中在文艺部编辑周中仁、张谷身，不点名）。（按：两人原是文艺部负责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批判钟林的报道暂定1个月，不急于收兵。
当天晚上，刘福生、荆缦云到区党委向伍晋南汇报工作队开门整风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伍晋南指示：同意现在着手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代表会；同意对钟林、秋伟的大会批判。
8月12日 报社选举主持批判声讨钟林、秋伟大会群众代表小组，7人当选代表小组执行代表，覃振凤为组长，吴跃增、柏侠为副组长。
8月13日 覃振凤主持积极分子会，宣布积极分子已扩大到l00多人，并研究如何开展斗争钟林的大会。要求第一次大，会有准备地批钟林的八大“罪状”，第二次大会补充批判，第三次大会开不开看情况。
8月14日 本报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传来了毛泽东同志1966年8月l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17日 本报发表由区党委宣传部长谢王岗直接组织余长群、吴万俊、龙廷驹、陈经智撰写的署名“赵群声”的长文：《钟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清算》，文内强加给钟林种种诬陷不实之词，罗列了所谓“八大罪状”。
8月18日 本报报道我区工农兵、部愤怒声讨所谓反革命分子钟林罪行，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愤怒声讨所谓反革命疯子钟林罪行，同时报道广西日报社职工举行声讨大会清算钟林的“罪行”。
8月18日至21日 本报连续3天选登广西日报部分职工揭批钟林所谓“三反罪行”的大字报。
8月20日至25日本报连续用专版发表文章批判钟林的所谓“三反罪行”。
8月26日 广西大学“东方红”战斗小组发出倡议书，要求开大会斗争陆地、钟林、曾东江（南宁晚报社总编辑），并戴高帽游街。覃振凤闻讯，一面派人用小汽车将钟林转移到邕宁县大塘躲避一天，一面召开代表会讨论对策（即将上任的新总编辑孙鸿泉参加会议）。会后他亲自到西大与红卫兵组织联系，要他们相信报社能把钟林斗倒，不把钟林拉上街游斗，欢迎他们派代表到报社参加斗争。
当晚，工作队召开报社27个积极分子会，宣布覃振凤任赤卫队队长，刘士昀等任赤卫队战斗小组组长，研究3项任务：熟悉“文革”“十六条”，酝酿成立报社文化革命筹委会，保证“左派”当选。
8月27日 本报发表标题为《南宁6万人游行，支持革命学生革命造反行动》的消息。
当天，覃振凤提议，经贺亦然同意，拟把钟林送到西江农场隔离劳动，防止红卫兵揪斗钟林时出现意想不到的事。钟林对覃振凤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是区党委强加给我的，拿我当替罪羊。我不去农场，要斗就在报社斗，我活是广西日报的人，死是广西日报的鬼。如果认为我是三反分子，就给我一颗子弹。”从这时起，工作队和代表小组根据所谓群众意见，开始安排钟林打扫厕所。
9月3日 本报总编室当天印发一份由时事部整理农民版、时事组、来信组部分同志提出的《全社革命职工向“四旧”宣战》的倡议书。内容包括：要求到处挂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语录；限期把四类分子家属赶回家乡；取消科长、经理的称呼；培养一批工人当编辑、记者；干部下厂、下乡劳动锻炼；撤销“黑帮头子”秋伟在职代会的职务。
当天晚上，广西农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等1000多名大专院校红卫兵冲进报社，对本报8月9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没有套红，以及晚发一天《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以及当天本报印刷毛泽东同志照片存在的技术缺点等，提出强烈抗议，认为是现行破坏活动。命令孙鸿泉、钟林、钟纪民及部分中层干部到球场接受批判。孙鸿泉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当晚，钟林第一次被红卫兵挂牌游院子。
9月4日 孙鸿泉以总编辑身份与报社部分同志见面，谈了个人对文化革命的看法：这次文革，特别是昨天的事情，好得很，人们怀疑我们有黑帮，这是完全允许的，就是有黑帮，揪出了钟林……我们和同学们是站在一个立场上的，通过同学们的揭发，促进我们更快扫除黑帮，更快改正缺点，这事终身难忘，我在那里站了一下，很高兴。说他们捣乱，是不对的，“十六条”要重新套红发表。
当天，本报重新套红刊登毛泽东同志为新北大和《中国妇女》题字，并发表“重要启事”作自我批评。
9月5日 本报重新套红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十六条”）。
当天，报社夜班重点检查红卫兵到报社抗议时提出的种问题，认为主要责任在仍值班的钟纪民、黄耿身上，说他对红卫兵的报道采取冷淡态度，认为红卫兵造反是来闹乱，对“十六条”等不主张套红，说明秋伟斗倒后，流毒没除，有个别人甚至说钟纪民、黄耿等人是在制造“大阴谋”，挑拨机关干部和工人的关系，说不仅钟林是黑帮，还可能有别的黑帮。
当天，报社选举文化革命筹委会，9人当选，选举有效票为256票，覃振凤获247票。
当天下午，报社“文革”筹委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秋伟。强迫秋伟承认是阶级异己分子，秋伟仍然坚决不承认。
9月6日 报社“文革”筹委会开会分工，覃振凤为主任，何子烈、陆学廷为副主任，当即研究筹委会工作：揭露黑帮么，改组编委会，成立赤卫队，会议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贯彻“十六条”，把黑帮都揪出来，进一步斗倒秋伟、黄耿，结合破四旧，具体做法：要求改组编委会；斗钟林、秋伟，结合拉已被关押、下放的刘硕良、周中仁回来斗；揭露其他黑帮；把改组编委会的材料整理，上报区党委；编委会成员全部取消，一个不留；赤卫队分3个大队，很快反立。刘福生在会上讲话，说，不要怕乱，把火烧透，把报社真正的黑帮打倒。
当天，作为积极分子的时事组编辑刘士昀提出：当务之急是改组编委会，要到区党委去抗议，抗议回来马上把他们轰走，勒令他们半天劳动半天工作；推荐组成报社临时小组代替编委会工作，马上把钟林、秋伟赶出编委宿舍，工人搬进去；揭报社内幕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写信给党中央；区党委某些人要检查。
当天下午，报社举行大揭发、大批判大会，谢王岗参加，会上，一些人要求把除钟林、秋伟以外的编委钟纪民、黄耿、周汉晖、蒙家麟都拉出来示众，说他们执行没有钟林的钟林修正主义路线，应立即改组编委会，如果区党委派不出人，可以从群众中挑选一些人组成临时领导报纸工作小组，并建议筹委会写申请书，带队去区党委要求改组。刘福生在会上宣布说，区党委人委广西日报编委会犯了修正主义错误，决定予以改组，派谢王岗来报社筹划成立新编委会，谢王岗说，区党委决定同意大家的要求，叫我来和大家商量，新编委如何建立，把报纸办成无产阶级报纸。
大会后，筹委会开会。有人提，工人要求以后大会发言要报成份，对今天有些地富成份的人上去发言很反感。决定，从第二天起，钟林、秋伟从现住的编委宿舍搬出，并抽几个积极分子加强夜班。
晚饭后，有几十人去区党委要求改组编委会，被覃振凤拦回来，当晚，报社“文革”筹委会召开扩大会，谢王岗、孙鸿泉（新上任的总编辑）、刘福生参加了这个会。谢王岗说，区党委同意改组报社编委会，改组方案、名单在酝酿，新名单还未拿出，还不能报喜，先加强夜班。又说，区党委对报社编委改组早有考虑，就是未及时采取措施，赶上形势。覃振凤说：“编委会成员是否都抹掉，再考虑。”黄达德说：“钟纪民成份较好，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不轻。”
就在当晚，听说谢王岗把乔晓光关于可以改组编委会的意见传到报社，韦国清十分生气，他骂“谢王岗越读高级党校越糊涂”，“什么事也不请示”，“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还说：“广西日报编委会不能提改组，只能说调整加强。”又说：“北京市委成了修正主义市委，北京日报编委会才改组，如果广西日报编委会改组，岂不要搞到区党委自己头上！？”他叫分管报纸的候补书记霍泛到报社进行解释说明工作，说：“你赶快去，不然明天就要变为既成事实了。”于是，霍泛于午夜赶到报社宣布：报社旧编委成员钟纪民、黄耿、蒙家麟、周汉晖调离，成立新编委，成员是孙鸿泉、覃平、韦乐扬、张江垠、覃振凤，孙鸿泉任总编辑。霍泛说，区党委支持大家的革命要求，考虑改组问题，区党委认为，前段报纸出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副刊。我负责管报纸，有一定责任。欢迎贴大字报。副刊有严重错误，揪出了钟林，但是多年来在大家努力下，广西日报总的方向是对的，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一版。经过慎重考虑，错误和偏差发生了，但不是属于政治方向错误，提出改组就不是这个性质，似乎报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此，听到改组，区党委叫我来把道理说清楚。这些编委不能胜任。同意你们调开。但这是整顿、加强问题，不是改组问题。有缺点、错误可继续批判。
9月7日 工作队向报社正式宣布把改组编委会改为“原编委成员调出”。
9月13日 深夜，霍泛来报社找有关同志宣布成立新编委的决定，孙鸿泉、覃平、韦乐扬、张江垠、覃振凤为编委委员，孙鸿泉为总编辑。
9月14日 区党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说，区党委决定孙鸿泉、覃平、韦乐扬、张江垠、覃振凤为《广西日报》编委会委员，孙鸿泉为总编辑。钟纪民、黄耿、周汉晖、蒙家麟调离编委职务。当天下午，这个决定在报社职工大会上宣布。从这天起，这4位同志靠边参加劳动。
9月15日 本报刊登新华社电稿，报道全国革命师生进行大串连。
9月20日-22日 区党委组织部任陈宁、王相宏、孙德明为《广西日报》编委委员。在此前后，又从各县调来10多名干部到报社任中层领导。
9月25日 到今天为止，本报已用12个专版批判钟林的所谓“三反”罪行。在8月28日批判钟林的专页中，头条刊登一篇由薛克成来采写的《彻底粉碎钟林打击贫下中农的阴谋》的报道，把本来是“社教”时钟林倡导、主持修建滩底生产队大道和发电站，诬陷为钟林“阻止”“反对”贫下中农搞这些基本建设；同时捏造了钟林“从未参加集体劳动”，“白天不是东串西游，就是睡大觉……有个小锅，经常煮肉吃”等。
9月24日 《红卫报》（即《羊城晚报》）全文刊登“赵群声”批钟林的文章。
10月3日 本报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在报上第一次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10月8日 本报发表张化声批判周扬的长文《螳臂挡不住文化大革命的车轮》，及署名“覃向东”的长文《彻底清算周扬在桂林进行反革命宣传的罪行》。
10月初 钟纪民写出《对我的错误的检查和批判》，除检查自己的“和平演变”以外，特别提到：“钟林这个反革命分子推行了一整套修正主义办报路线，对党对人民犯极大罪恶，现在把他揪了出来，把他斗倒、斗垮、斗臭，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同志们说编委会是修正主义编委会，是钟林的黑帮，是应该的。如不砸烂，是无法改变广西日报面貌的。”“我完全赞同革命同志的要求，衷心拥护区党委彻底改组编委会的决定。我在9月5日曾写信给区党委表示我的心愿。这不是迫于形势虚表态度，而是出于我内心。”
11月2日 本报刊登《红旗》杂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文中说：“广大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说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
10月、11月 团区委部分干部陆续来报社贴孙鸿泉的大字报，批判他任团区委副书记期间的所谓“三反罪行”。报社干部也到团区委参观大字报。
同时，报社干部到区党委参观大字报，有少数人还出去看红卫兵在区党委门前静坐。报社新编委布置赤卫队做好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冲击，特别是不允许红卫兵到报社索取有关《刘三姐》等的报刊资料。并提出，报社是要害部门，要做好保密工作，干部不能同外界红卫兵接触。
11月中旬，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传达批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社职工也揭发工作队推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意见比较集中的有：1、确定第一批积极分子神秘化；2、斗争钟林只让少数人参加；3、怕红卫兵、怕革命学生向报社提抗议；4、阻止群众给区党委写大字报；5、工作队开门整风对群众所提意见没有交待、表态等。
11月29日 本报发表署名“赵向阳”写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在广西贩卖的史学纲领》。
12月1日 工作队向报社职工作第一次检查。原准备马上开大会，当天有“东方红”战斗组、“挺进”战斗组等组织不同意，并提出成立联合组织代替“文革”筹委会领导批判，有10个组响应。
12月2日 有许多组不同意罢“文革”筹委会的“官”，要求筹委会继续大胆领导。
12月4日 本报刊登新华社电稿《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
当天，韦国清代表区党委检查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仅发书面检查）。但报社“文革”工作队负责人按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的指示。说：“支持群众革命就不是反动路线。压制群众才是反动路线。”
12月7日 报社开职工大会，报社“风雷激”战斗组发表声明，说工作队搞大阴谋，扭转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文革”筹委会领导不力所致。
12月8日 27个单位的红卫兵在区体育场开会，由韦国清检查区党委犯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韦国清生病，临时由乔晓光代表检查）。报社有部分同志自动参加这个会。
12月13日 “风雷激”战斗组的何家松、刘士昀找工作队长刘福生辩论。
12月15日 报社编委会研究红卫兵来封报的可能性，一致认为有可能，但可能性比较小。
当天，“东方红”等10个战斗组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工作队队委和筹委会参加。
12月19日 梧州记者站严秉明带头回报社贴大字报造反，要求回报社参加文化大革命，“风雷激”、“东方红”等战斗组贴大字报表示欢迎。当天，“文革”筹委会主持全体职工大会批判工作队的缺点和错误。工作队队员陈启承揭露工作队不愿承认路线错误是因为区党委不承认派工作队到机关是方向错误，成立赤卫队是因为不相信以覃振凤为首的筹委会。
12月20日 工作队刘福生、荆缦云等开碰头会，表示工作队在广西日报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
12月21日 署名“革命群众”的一张大字报转抄“红艺兵”从北京的来信，叙述机关派工作队本身就是方向性、路线错误。下午“文革”筹委会主持大会批判工作队错误。
12月23日 报社炊事员开会批判工作队，外面有200多人参加。
12月××日 南宁二中红卫兵到报社抄钟林的家，拿走了储存折和一些贵重之物。
12月24日 报社一些干部、工人向新编委要求批准去北京串连，参加陶铸对新闻界的接见。
12月26日 11个战斗组召开大会，由荆缦云代表工作队回答问题。
12月27日 广西民族学院100多学生和红卫兵上午9时进入广西日报社造反，霍泛、谢王岗到广西日报接待。大会开到下午3时多结束。红卫兵宣布进驻广西日报社，并成立了广西革命造反临时指挥部，当晚进驻20多人。
12月28日 孙鸿泉说，我们既然把人家请了来，就要好好支持。红卫兵闻知，即找他辩论，要他开大会检讨。
12月29日 孙鸿泉作自我检讨说，红卫兵不是请来的，是自己来的。“红卫兵到报社来造区党委的反，造广西日报的反，造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钟林后台老板的反，把报社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一个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
1月1日 本报发表《人民日报》《红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内提出：“展开总攻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1月2日 报社新编委会宣布同意报社同志上北京串连。
1月5日 第一批上京人员去北京串连。
当天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指示工作队承认“派工作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紧接着，报社的一些组织，开会批斗报社“文革”筹委主任覃振凤，强加给他的罪名是所谓“保皇”（保区党委、保工作队、保钟林），并强迫他劳动。
1月6日晚 广西民族学院红卫兵杨向阳等突然到报社，以“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名义封闭《广西日报》。报社多数人不知怎么回事。当晚报社“风雷激”战斗组何家松到处游说。他说：桂林来了一批红卫兵，那些人很激烈，现在封报这些人较温和，我们应该和这帮人一起行动，先下手为强，说服了部份工人改印用“广西日报社革命职工主办”名义出的《每日电讯》。
1月7日 报社部份职工提出质问：何以用报社职工名义出版而多数人事前不知道。何家松贴出谢王岗支持封《广西日报》出《每日电讯》的大字报。孙鸿泉等新编委也出来做工作，召开行政组长会说服，要求大家支持出《每日电讯》，新编委多数成员参加办《每日电讯》。
《每日电讯》全发新华社电稿，但7日这天的《每日电讯》，刊登了封闭《广西日报》行动委员会的《封闭〈广西日报〉通告》，《通告》引用毛主席给广西日报的指示信中一些话后诬蔑说，“9年来，以韦国清同志为首的区党委”，“违背了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把《广西日报》办成了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攻的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日报》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区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罪恶累累。”
1月8日 报社到京串连同志，见到《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消息，并听到毛泽东同志肯定上海两报夺权，刘士昀等电告在家的何家松等人。刘士昀、李海强等在北京组织围攻报社“文革”筹委成员和工作人员黄礼义、徐如兰等。
1月11日 《每日电讯》转载了《文汇报》1月6日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1月12日 《每日电讯》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同天，杨向阳、何家松等拉进驻报社红卫兵及报社职工到朝阳广场开了一个不到千人的大会，批判区党委所谓“抗拒毛主席关于办好党报罪行”，把区党委候补书记霍泛和区党委常委、区人民政府主席傅雨田拉到台上斗争，开到半途，另一些派别红卫兵认为这是所谓“保”字号假批判，冲了会场。
1月13日 广西革命造反大军部份人进入报社，攻击6日的封报是所谓“保”字号的假封报。何家松等和造反大军的人激烈辩论。但当何家松等知道薛克成等的“鲁迅”、“红色新闻”等战斗组准备出《封报行动委员会必须踢开，报纸必须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大字报，表示“热烈欢迎和坚决支持造反大军”以后，转而于当晚召开职工大会，声称代表报社14个战斗组织欢迎造反大军，要打倒保皇派。
1月14日 上午，大专院校“盾牌红卫兵”、广西“汽司”等组织的一些人邀进驻报社的造反大军人员到朝阳广场辩论。何家松等又以报社职工名义发表《郑重声明》，说报社职工是报纸的主人，抵制造反大军进驻报社。
1月15日 广西革命造反大军正式封闭《每日电讯》，决定改出署名“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委员会”主办的《新闻报道》。封管“总指挥”、“工总”顾问陈史夫要求16日印《新闻报道》。但因16日《每日电讯》已出版，报社部份工人、干部不同意，形成僵局。一连3天，在报社内开展辩论。后陈史夫威胁说，如报社职工不印，就从外厂拉印刷工人来印。在“大军”压境情况下，报社职工同意支持出《新闻报道》，于19日连印16日至19日4天的报纸。
1月16日 《新闻报道》刊登“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委员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以及区内外25个群众组《封管〈广西日报〉声明》，这些组织包括“南宁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以及“广西日报革命造反派”。《封管〈广西日报〉声明》说，1月7日那次封报的某些组织的某些领导人，“以前曾充当区党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角色”，“他们看到广西日报必将垮台的趋势时，就盗用‘造反’旗号，进驻报社，控制报社，继续以新的形式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多次顽固拒绝在《每日电讯》上刊登我区革命造反团体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重要稿件”。同时宣称，要把《广西日报》办成“革命造反派的喉舌”。
16日的《每日电讯》及《新闻报道》均刊登了《红旗》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内第一次提出：“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1月17 《新闻报道》刊登了“南宁工人造反总部”、“广西红卫兵总部”、“广西区直革命造反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桂林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等21个组织《紧急通告》。
1月18日 《新闻报道》刊登区直220个单位组织参加的“区直革命造反总部”成立消息。
1月18日 报社上京串连的大部分职工回到报社，接着，报社部分人拉驻报社“文革”工作队长刘福生、副队长荆缦云挂牌批斗，批他们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报社好几个群众组织分别拉报社“文革”筹委主任覃振凤批判斗争。先后开大小会斗了6次，报社党员除几个人外，均签名同意开除覃振凤党籍。（后不久，中央即有文件规定，这种开除无效。）
这段时间，报社先后成立了20多个战斗组。
1月20日 《新闻报道》刊登了《我区〈新闻报道〉在斗争中诞生》的消息。同天，报社编辑李海强、王斌等从上海串连归来，立即封闭报社人事科、机要室，并要人事科干事吴跃增交钥匙，吴拒绝交，被挂牌游报社院子。
1月21日 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何家松、李海强等为首的革命造反战斗团，在《新闻报道》上发表《为〈广西日报〉早日新生而努力》的文章，祝贺《新闻报道》诞生。同天，报社部分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头头是梁宗常、薛克成、梁志文、黄忠安等人。这个兵团在《成立宣言》中表示：“坚决站在革命大军一边”，“大造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韦国清为首的区党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以钟林为首的前广西日报修正主义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孙鸿泉为首的新编委会的反，大造以刘福生为首的‘文革’工作队和以覃振凤为首的‘文革’筹委会的反”。
同天，“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发表声明，宣布“革命造反战斗团”封闭人事科、机要室、秘书科的通告作废，“革命造反战斗团”任命的管理工厂委员会作废，“一切权力归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工厂权力还归革命工人”。
1月下旬 何家松等向钟林索取了他写给区党委的万言申诉书，钟林这份申诉书主要是说，他不是三反分子。“赵群声”文章强加给他的八大罪状，许多不能成立。他不是抗拒毛主席对广西日报的指示，而是一到报社就组织全体干部工人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对广西日报的指示。他任总编辑期间，报纸上的宣传基本是按区党委部署进行的，是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他只是执行者。如果说报纸宣传有问题，区党委也应承担责任。要实事求是分清责任。
1月21日 《新闻报道》除发表广西日报革命造反战斗团的信，还发表了“北京农大井山人战斗队驻邕联络站”、“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南宁晚报革命职工”等组织欢呼《新闻报道》诞生的文章。
1月22日 《新闻报道》刊登《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月24日 《新闻报道》报道广西“工总”等20多个革命造反团体组成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于23日夺区党委各部委大权的消息。此后，连续报道了南宁、桂林等地夺权的消息。
1月25日 《新闻报道》发表社论《只准革命造反派夺权》。
1月26日 《新闻报道》报道了1月22日“广西工总”、“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等20多个组织游斗伍晋南、钟枫、尚持、陆地、甘怀勋、吴青光、吕集义、曾东江等的消息。这天，报社总编辑钟林因事前被转移未被游斗，但报社副总编辑秋伟被游斗。
1月26日 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印出题为《揭穿何家松等人两面派嘴脸》的传单。
1月30日 “红色革命造反兵团”宣传组又根据大字报编印了《假封报，真保皇——从第一次封闭广西日报行动看何家松、张靖邦等人的丑恶面目》的传单。
报社两大组织形成对立。
2月上半月 《新闻报道》连续发表以掌权者自居的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给广西驻军、军烈属和复退军人的慰问信》、《关于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紧急通告》等。
2月20日 区党委12名领导干部发表《“2·19”声明》后，《新闻报道》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
2月22日 《新闻报道》发表了广西医学院“革命造反兵团东方红战斗组”写的《革命的大“乱”好得很》和桂林“万里红”革命造反纵队写的《南宁大“乱”的时候到了》两篇文章。
在此期间，报社内外均有人出大字报批判《新闻报道》。由于当时社会上已出现砸“工总”的趋势，作为“广西革命造反大军”重要组成部分的“工总”摇摇欲坠，参加封管《广西日报》的成员陆续退出，它派出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已不到报社上班。《新闻报道》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
2月22日 正当报社两派围绕谁“革”谁“保”进行辩论，“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的傅余记（当时为收发，工人）见到《光明日报》驻广西记者桂廷宫。桂廷宫说，“与其这样辩论，不如拉韦国清来批判”。傅余记由桂陪同，找到广西红卫兵总部头头曾春生及区党委“翻江倒海”某头头联系，说要拉韦国清批斗。得到同意后，当晚先由傅和司机用车拉韦国清（本来还要拉伍晋南，伍晋南拒绝了）。后来根据新编委刘鸿珍提议，又拉来乔晓光。批斗会在报社旧饭堂召开，要霍泛、谢王岗以及孙鸿泉等新编委参加揭露韦、乔问题。批斗会由薛克成主持，共开了4个多小时。会后，“红色革命造反兵团”散发了一份铅印传单：《彻底清算韦国清、乔晓光利用党报复障资本主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广西日报红色革命兵团组织斗争韦国清、乔晓光纪实》。这份传单反映了当晚揭发批斗的内容：“韦国清狗胆包天，根本不把毛主席指信放在眼里”，“极力包庇以钟林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编委会”、“派遣‘消防队’（新编委会）镇压报社和全区文化大革命”，“忠实执行陶铸黑指示，对抗党中央”。
2月下旬初 报社“革命造反战斗团”自行解散（仍按原小组织进行活动），企图以此促使“红色革命造反兵团”解体。但事与愿违，“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不仅没有瓦解，后来反而扩大了。
2月24日 报社“风雷激”战斗组发出《紧急呼吁》说：“广西革命造反大军撇开了报社革命造反派，脱离了广大工人和革命干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们主办的《新闻报道》并没有办成革命造反派的喉舌，犯了不少缺点、错误”。呼吁“各地革命造反派战友，红卫兵小将考虑《新闻报道》何去何从问题，《广西日报》早日新生问题”。
2月底 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主持批斗孙鸿泉，揭批他在报社充当所谓“消防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2月底 广西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出马文明、杨仲绪、江文华等到报社调查群众组织情况；为对报社实行军事管制作准备。他们先后找了人事干部、“文革”筹委主任、工作队负责人等了解情况，并查阅了报社干部档案。据后任军管小组副组长、组长的杨仲绪回忆，在当时那种极左思潮指导下，听了介绍，认为“报社队伍十分复杂”。
3月1日 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上街参与砸烂“工总”游行及其他活动。
3月4日 《新闻报道》停止出版，报社职工主办的《红色新闻》出版。这天的《红色新闻》发了“报社革命职工”的《声明》。《声明》说：“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委员会的成员已全部退出广西日报社，他们主办的《新闻报道》已无法继续出版，而《广西日报》新生的条件尚未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广西日报革命职工决定出版《红色新闻》”。《红色新闻》既发新华社电讯稿，又发地方稿，由报社干部采编，工人排印，大样由5个工人签字。他们声明说：“我们签字，但不看内容，还是由你们干部把关。”
在此期间，报社各群众组织及未参加群众组织的职工，均表示欢迎对报社实行军管。
3月23日 按照“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部署，广西军区正式宣告对广西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任命石勇为军管小组组长，马文明、杨仲绪、王笠夫为副组长。报社全体职工均欢庆军管。当天，石勇在职工大会上讲话，提到广西的一月夺权是“右派势力夺权”。当天的新一号《广西日报》以“广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名义发表告读者的表态文章，文内沿用“文革”以来“左”的调子，说：“原《广西日报》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领导权，使报纸变成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又说，“今年以来，报社虽经历两次夺权，报纸3次易名，但是，报社革命的‘三结合’尚未形成，领导瘫痪，使报纸无力担负党报应负的战斗任务”。还表示要使“新生的《广西日报》真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成为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有力武器”。
军区支左办公室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错误地把群众组织分为左、中、右。当天的《广西日报》还发表几个被军区支左办和军管小组内定为“左派”的群众组织，如邓文光为头头的“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廖炜雄为头头的“广西区党委群众接待站革命造反团”，颜景堂为头头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的文章。
3月15日 孙鸿泉被团区委群众揪回团委批斗和劳动。
3月25日 军管《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沿着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阔步前进》，再一次诬蔑原《广西日报》在走资派把持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办报路线”，并表示要“使新生的《广西日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喉舌”。
当天继续刊登军区支左办公室内定的所谓左派组织欢呼报纸新生的文章，如：后属广西“联指”的区电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柳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等。
在此前后，军管小组在报社放林彪的一次录音讲话，职工第一次听到“拿枪的刘邓路线比不拿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一说法。
3月30日 军管《广西日报》发表《欢呼〈广西日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综合消息，文内报道了后属广西“联指”的医学院“革命造反兵团”、南宁市委“革命造反兵团”、区人委机关“天翻地复战斗兵团”等组织的表态。
当天，军管《广西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团结大多数，实现大联合》，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报社内外都有群众或群众组织贴大字报，说这篇文章“抹杀路线斗争”，“提倡大凑合”。
4月1日 军管《广西日报》刊登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点名地点了刘少奇，诬蔑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据“58112”当时写的《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统计，军管《广西日报》共集中发表批刘少奇及《修养》的文章135篇，其中自行组织区内文章66篇，除用39个整版批判，还另发其他批判文章，并破例发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中国赫鲁晓夫猛烈开炮》。
与此同时，报社军管小组还错误地布置组织批周扬、陆定一、胡乔木和区教育厅副厅长吴青光、区文化局副局长郭铭等革命领导同志的文章。批吴青光和郭铭的大文章拼好了版，后因“5·27”夺权事件发生，未能见报。
在此前后，军管小组在报社内部逐渐明显地表现出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的倾向。军管小组长公开说：“红色兵团”“组织纯”，“是真正左派”，并派人帮助“红色兵团”整风，拨给“红色兵团”宣传车，批准“红色兵团”大量印传单。石勇又说原“革命造反战斗团”组织不纯，“代表报社旧势力”，对原“革命造反战斗团”所属组织和人员态度冷淡。
4月初 报社原“革命造反战斗团”的5个小组织重新联合组成“五洲震荡革命联合总部”。何家松、潘绍勋等当头头。
4月上旬 军管小组委任除孙鸿泉、覃振凤外的其他新编委成员为临时业务领导小组成员。
4月14日 后来形成“4·22”的一些组织派人到报社贴“勒令”和送“勒令”，攻击军管《广西日报》，并提了4条要求，限48小时见效。否则采取行动，军管小组当即拒绝。
4月16日 “广西红卫兵总部”等组织一千多人到报社门口开控诉军管《广西日报》“罪行”会，并发布第二号“勒令”。报社门口发生小冲突。
当天，“五洲震荡”一些人到报社外面开会，商量对红卫兵冲击态度问题。决定，红卫兵冲击报社能不表态就不表态，实在要表态，就表示拥护军管，但同时要指出红卫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4月17日 报社“红色革命造反兵团”、“东方红野战军”、“反修兵团”、“看今朝”纵队等5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58112”革命联合总部，并发表成立宣言。薛克成、李海强、黄英勤、梁志文等当头头。
同天，军管小组要各群众组织表态，当时各个组织都表示拥护军管。石勇在会上讲话说，“‘58112’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向他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礼”。又指出“有的人对军管是口头拥护，内心反对”，“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警告这些人，决没有好下场”。会后，石勇对参加“五洲震荡”的一些人说：“早退出，早觉悟；晚退出，晚觉悟，不服也要服”。在压力下，“五洲震荡”人员由100多人一度减到27人。当晚，南宁红卫兵联络站等组织到报社门口游行示威，抗议军管《广西日报》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
4月18日 “五洲震荡”发表声明说：冲击军管广西日报不对，“但红卫兵小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这天，后来形成“联指”的一派拉队进入报社，表示要和军管小组、“58112”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军管小组成员对他们的声援表示欢迎和感谢。
4月22日 当晚，“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李朝杰拉队伍到报社门口静坐，并通知在朝阳广场开会的“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等组织拉队伍到广西日报门前静坐，抗议新生《广西日报》，并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交出策划反革命逆流后台；军管广西日报必须向毛主席请罪，公开检讨，承认错误；必须在报上刊登所谓真正革命造反派文章，不准刊登所谓“保”字号组织文章；报社军管小组必须改组，办报必须依靠报社内部所谓革命造反派；等等。当天晚上，这些组织联合成立“4·22”火线指挥部，“广西红卫兵总部”的曾春生任总指挥，报社“好八连”、“五洲震荡”给静坐群众写了“声援信”，明确表示支持静坐。静坐期间，“4·22”代表与军管小组进行了4次谈判，所提要求被拒绝。
4月23日 军管小组副组长马文明在报社职工大会上讲话，说昨晚的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勾结起来煽动的结果”，“站在前台的是红卫兵，后台是那些作恶多端的老头子”。
4月27日 静坐在报社大门外的“4·22”群众静坐几天后，冲进报社院子，爬上报社办公大楼，并在院子内开声援报社“五洲震荡”、“好八连”的大会，何家松在会上讲话。
当天，报社内到处是辩论的人群。
4月28日 报社军管小组发表第一号声明，谴责“4·22”的行动破坏军管，要“进入报社群众组织必须撤离”。
5月1日 军区收到中央文革4月30日来电，要求进驻报社的同学立即退出报社，在报社门前静坐的同学立即撤离，并提出4点：一、要保证《广西日报》正常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党内最大走资派不利；二、要维护报社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社的军管工作，报社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三、有意见可向军管小组提出，商量解决，不要采取静坐、强拉军管小组辩论的办法，应保证军管小组正常工作。四、对某篇文章有意见，可以进行批评，也可以在报上讨论、批判。
同天，报社“五洲震荡”、“好八连”贴出《致军管小组公开信》，说“军管小组犯方向路线错误”、“军管广西日报充当保守势力喉舌”。
5月2日 在报社门口静坐和进入报社静坐的“4·22”人员撤离。
5月3日 广西两派代表按周总理来电上京。何家松、刘士昀二人未经军管小组批准，擅离岗位，带着反映军管小组问题的长篇材料上北京告状（于5月19日返回）。
5月4日 军管小组发表第二号声明，说“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是正确的”。“4·16”、“4·22”、“4·27”一系列的勒令、抗议、静坐、进驻，使报社革命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并说调整了军管小组成员，并于组织版面小组和批评报纸上文章，将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及红卫兵小将交换意见。
从5月1日至5月15日，军区支左办经调查，进一步将区直、南宁市的群众组织划为所谓左派组织或右派组织。“4·22”所属组织多被划为右派组织。
5月25日 “4·22”指挥部在报社门口开大会，又一次冲进报社，要求彻底改组军管小组（因为军管小组只调换一个一般成员）。军管小组发第三号声明，谴责冲击军管单位的行动。
当天，“4·22指挥部”组织大队人马强行冲上报社办公大楼，以要求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中央文革“4·30”来电为由，送所谓版面小组。中午，“4·22”派出代表11人，与军管小组谈判，要求：“撤换军管小组负责人石勇、马文明、杨仲绪”；“版面小组吸收造反派”；“在《广西日报》上公开批判3月30日评论员文章，不登保字号文章”。军管小组马文明、江文华与“4·22”代表谈判，双方激烈辩论。当天傍晚，“5·25”指挥部（后形成“广西联指”）大队人马冲开报社铁门进入报社，两派群众激烈冲突，不少人受伤。第二天上午10时许，广西“建司”等组织带棍棒人员又从后门进入报社，冲上办公大楼二楼。“4·22”派人增援，广西“建司”等组织撤退。这天武斗升级，更多的人受伤。在这前后，“4·22”指挥部连续召开所属组织头头会议，报社“五洲震荡”的潘昭勋、何家松和“好八连”的陈广旭参加。会议主要是讨论下一步对策。据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俊秋（二中学生）交代：开头，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主张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不少人反对。后来，广西“工总”头头支持夺权，多数组织也同意了，“五洲震荡”头头开始反对，最后表示支持。
5月27日 上午8时，“五洲震荡”头头在报社办公大楼三楼向其成员传达“4·22”指挥部决定。当时，半数以上的人不同意夺权，但得知此一决已无可更改后，决定支持。上午10时，“4·22”大批人马冲进报社，除原已占领报社大楼，又包围和进入工厂和电台。当天的军管《广西日报》只印一万多份就被迫停印。下午，“4·22”指挥部在报社召开职工大会，动员报社职工支持办报。“58112”的干部工人拒绝参加会议。“五洲震荡”的成员和一些未参加群众组织的职工则参加开会。“4·22”指挥部还从民族印刷厂、西大印刷厂找了一些人来修机器。当晚，“4·22”收到伍晋南、贺希明、霍泛从北京发来的表示支持“5·25”行动的电报。谢王岗到报社车间看了机器设备情况。当晚，何家松召开支持办报人员会议，宣布分工。何家松自任总管，负责全面工作；刘士昀任副总管，负责夜班工作；陈广旭为副总管，负责工厂工作；潘昭勋作为“4·22”常委，负责与指挥部联系。另外，由龙廷驹（宣传部处长）、张俊秋（南宁红卫兵联络站头头）、张靖邦3人组成报社3人管理小组（后来，龙廷驹来过两次，张俊秋没来，实际工作由张靖邦做）。
报社军管小组当天发了第四号声明，说“非法宣布军管广西日报社权力的严重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冲击和夺权的操纵者必须负完全的责任”。
5月28日 “4·22”的人冲入和占领报社车间，并调来外单位人员，印出盗用军管《广西日报》编号的《广西日报》。第一期刊有“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不点名的点了韦国清，诬蔑他是“广西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文革”前忠实执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文革”中又顽固执行所谓资本主义反动路线，在广西革命造反大军一月夺权失败后，又掀起了所谓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攻击军管《广西日报》“有意抹杀两条路线斗争”，“肆无忌惮地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声音，却为保守派粉墨登场”，“特别是‘4·30’中央文革来电后变本加厉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然违抗中央文革4·30指示”。同时，以“4·22”指挥部和报社“钢铁革命造反纵队”、“秋收起义军”、“好八连”、“五洲震荡”等4个组织名义，发了《告全区人民书》，说什么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广西革命造反大军打成右派势力”，“扑灭了广西一月革命熊熊烈火”，“把广西工总打成反动组织”，“扶植操纵保守组织”，“把广西最大走资派抬出来”，“对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领导干部实行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利用新生的广西日报扶植保守派，打击革命派”。
同天，转载了《新桂林报》两篇文章，一是《新桂林报》评论员文章《这是在推行什么路线——评〈广西日报〉3·30评论员文章》，一是广西大学数理系“文革”临时筹委会写的《为什么要搞假报道》，攻击3月30日军管广西日报关于大联合的评论和消息是“抹杀两条路线斗争，提倡‘合二而一’的大杂烩”。
同天，军管小组发表第五号声明，指出“4·22”指挥部非法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盗用广西日报名义非法出版报纸，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停印报纸，不得散发和撤出人员。否则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火线指挥部一小撮操纵者负责。同天，报社“58112”发了“严正声明”。区邮局9个群众组织也声明抵制发行“4·22”办的《广西日报》，并切断报社通讯设备。
5月28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登署名“向东”的文章《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错误地把当时南宁出现一些现象，说成反革命逆流。
5月29日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广西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来电，指出：1、不能冲击、不能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应退出报社；2、版面小组应吸收报社内造反派参加；3、报纸不能成为一个组织攻击另一个组织的工具。
5月30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工总”是南宁文化大革命的中坚》。当天，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指责他们“进行阴谋报复，制造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当天，以报社“58112”总部名义办的派报《炮声隆》出版。根据当时参加办这张小报的新编委及其他人员回忆：原来军管小组石勇等以为“4·22”在报社夺权之后中央会立即表态，谁知中央迟迟不表态，便准备另找地方出版《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副组长王笠夫带着他们到中山路人民法庭看房子，后见地方小，不安全，觉得无法办，转到军区招待所。29日，王笠夫传达军区领导意见：不出《广西日报》了，可以用“58112”名义办战报。办小报好，要怎么写都可以。在场人员研究决定战报取名“炮声隆”。王笠夫建议用毛主席手书作报头，并对办报方针提了意见。他们根据手头材料出了第一期。这一期登了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忠告、警告书》和“58112”的《严正声明》，还登了《军管的广西日报好得很》等文章。在《军管的广西日报好得很》一文中，提到“军管的广西日报支持革命造反派，压制保守派”（这里说的造反派是指“广西联指”各个组织，保守派是“4·22”所属组织）。
同天，汽车运来数千农民包围报社。经过辩论，没有发生大冲突，后农民散去。
5月31日 “58112”人员上街游行，抗议“4·22”强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
这天，“58112”总部宣传组铅印了一份由人事科干部及编辑熊连生等编写的传单：《看看这些人是什么货色——军管的广西日报“5·27”反革命夺权内幕》，文内点了20人的名，包括当时和“5·27”夺权无关的报社领导干部钟林、黄耿、秋伟及原来错划右派的柳之琪等的名，特别着重抛出经编造的参加或倾向“五洲震荡”的13个人的历史材料，诬蔑这些人员是“漏网右派”、“国民党员”、“三青团骨干”、“钟林红人”、“杂家”等等。
5月31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转载了《新桂林报》的文章：《6955部队在“革大”是怎样支持左派搞好军训的》，并加编者按，赞扬这支部队“毫不含糊地支持从两条路线斗争中杀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桂林老多”，并说“这表明了解放军最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同天发了评论员文章《坚决制止武斗》，把连日来南宁不断发生的武斗，说成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操纵御用保守组织干的”。
6月2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载桂林老多“征腐恶兵团”写的文章《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文章借纪念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大字报一周年，硬说当时广西存在所谓反革命逆流，同天发表南宁红卫兵联络站的文章《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错误地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攻击当时一些做法是“大刮资本主义复辟妖风”。
当天，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发表《致“4·22”火线指挥部通告书》。指责它“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叛徒操纵下”、“非法夺取军管的《广西日报》的权”。
当天，“4·22”所属部分红卫兵和群众，以送大字报为名强行进入广西军区静坐，要求军区彻底改组报社军管小组，并要军区支左办公室下令全区邮电系统发行“4·22”办的《广西日报》，在这以后，还几次冲军区。
6月3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报道南宁市“4·22”组织集会声讨所谓“混进党和专政机构内的一小撮走资派镇压革命罪行”，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可侮》。同天，又发表桂林“老多”八·一八兵团643梯队的文章《看他们怎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南宁教工井冈山总部六中东方红战斗队及本报调查员合写的文章《彻底清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并发编者按，说什么“广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向全区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疯狂地镇压了我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天发表区邮电系统10个组织写的《为广泛发行〈广西日报〉而斗争》等文章。
6月4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同天还发了桂林老多“鬼见愁”战斗队的文章《路线斗争不容抹杀》。
6月5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天还发了6955部队军政训练团写的长文《在军训的日子里》，以及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军民团结的真正捍卫者》，桂林老多“井岗山兵团”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热爱解放军》。
6月12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用一个版发表6955部队支左人员写的《帮革大师生进行军政训练》的文章。这类文章都是站在派性立场，对待解放军支左工作。
在此前后，“4·22”办的《广西日报》还连续报道“4·22”的活动及同一观点组织的文章，宣扬派性，还发了《不准迫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新生”的〈广西日报〉必须严肃批判》、《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等评论。
在此期间，报社两派继续互相指责。
6月14日 周总理接见广西两派上京代表。据当时军区纪/记录，周总理在接见时，批评了“4·22”，说“冲军管是不对的”，“办的《广西日报》是派别报纸”。同时也指出：“如果军管了，只登一派声音也是错误的”。还指出，“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办成派别报纸，不登本地消息，只登中央电讯”。“为了传播毛主席及党中央的声音，先登北京消息。”总理这个指示，15日传到南宁。
6月16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全部改登新华社电讯。
6月25日 “联指”发表“自卫还击”严正声明，当天下午3时，便组织大队武装人员包围报社，冲进报社大院，攻打报社工厂区和报社大楼。驻报社大楼“4·22”人员进行抵抗。这一天，“五洲震荡”7个干部和两个家属被抓，有的被殴打（后释放），这次武斗，双方均有人受伤。
6月26日 中央要求制止武斗的“6·24”通知传来，“联指”指挥部下令围攻报社的人员撤走。
在“联指”攻下文化大院后，住在报社的工作队副队长荆缦云，半夜被自称是区党委“红色宣传”的人蒙住眼睛，押到文化大院，审问她“是不是4·22？”并用棍棒、钢叉打她。后将她转移到区党委，并两天后释放。她从报社后门回家，“58112”人员不准她进家。
同时，住报社“中间地带”的钟林爱人周漂萍，被“58112”头头指使青年徒工抓走，被棍棒打得周身青肿。
7月5日 报社“58112”宣传组印发《群魔乱舞，鬼蜮成灾——广西日报“五洲震荡”等组织是什么货色》的打印传单，说“五洲震荡”50多人（当时实际不止此数），其中40多人有所谓“政治问题或严重问题”，具体点了18个人的名，强加上“叛徒”、“反动党团骨干”、“伪军官”、“对党不满分子”、“杂家”等诬陷不实之辞。还凭空捏造说，在何家松的保护下，“三反分子钟林得意忘形，亲自跑到‘4·22’指挥部表丑态，凭着一纸声明，马上得到‘解放’”。钟林当时通过写《思想汇报》，就一些传单、广播诬蔑他支持“4·22”一事，向报社军管小组表态，提出抗议。
7月11日 报社“58112”致电中央文革、周总理，要求“4·22”执行广西两派10点协议，撤离报社。
7月20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载新华社电稿《解放军领导机关和驻京三军指战员决心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伟大历史任务》，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军“始终把全歼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作是头等重要的伟大历史任务”。
7月25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七·二〇”事件报道，消息中提出“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部揪出来”的口号。从这时起至7月31日，“4·22”的《广西日报》刊载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连续不断地提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7月26日 “58112”办的《炮声隆》发表社论《坚决打倒贺龙、陈再道》。
8月5日 “联指”指挥部酝酿攻打和占领“422”控制的报社大楼。
8月8日 下午，“58112”头头薛克成、梁志文从“联指”指挥部回到报社，召集“58112”头头开会，梁志文宣布，指挥部决定用武力夺回报社大楼，恢复军管办报。明天上午把部队开进来，我们要做好接应。“58112”部分头头对武力攻打表示怀疑，说将来大家还得相见。薛克成说，打大楼后果由指挥部负责，指挥部并不是要我们打，攻楼主力是“建司”、“后备军”，我们主要搞后勤。最后“58112”头头决定配合行动，并分了工。
8月9日 清晨6时，薛克成在报社老饭堂召开“58112”全体人员会议，进行武斗前动员。同时，“联指”指挥部调动上万名用钢叉、长矛武装的队伍，乘汽车抵达报社前后门。先头部队从民主路小学破围墙冲进报社工厂区，首先占领工厂，接着围攻报社办公大楼。“4·22”驻报社大楼人员进行抵抗。同时，“联指”武装人员还包围攻打文化大院、展览馆等“4·22”据点。邓文光、廖炜雄、李家海、颜景堂均亲临报社指挥。前线指挥所设在现二栋宿舍。这场大武斗，使用上了除热武器外各种冷武器，如钢叉、长矛、石头、高压水龙、硫酸、土装甲车、推土机等。双方有伤亡。颜景堂后来承认：当时恨不得把对方全部消灭。围攻期间，“58112”人员配合宣传广播、后勤、站岗、筹备出报。军管小组部份成员如杨仲绪等也到附近慰问。
双方还为使用热武器作了一些准备。
8月10日 署名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联指）主办（实际由“58112”人员主办）的《广西日报》出了第一期，发表“广西联指红卫兵南宁大中学校指挥部”《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致革命读者》，文内说：“广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和蒙骗部分不明真象的群众，于5月27日夺了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并盗用《广西日报》名义非法出版报纸，为维护军管尊严……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采取革命行动，把夺去的报纸大权夺回来”，“在正式恢复军管之前，广西日报暂由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办”。这期报纸还发了报社批陶小组写的《陶铸是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总司令》。
8月11日 凌晨，周总理来电，要求进攻报社大楼的“联指”人员撤离。当天中午，“联指”总部通知其在报社工厂办报人员撤离工厂区。同时安排力量从工厂搬走部分机器、铜模、纸张、铅字。包围大楼的“联指”武装人员也后撤一段距离。下午5时，“4·22”数百人冲入报社大楼增援，并运进部分粮食和副食品。总理来电后，6984部队部分人员也赶到报社，构成人墙，拦阻对大楼的进攻。
8月13日 下午，外单位“联指”人员撤离报社，但仍设岗切断报社前半部与外界的交通。
“八·九”武斗期间，住在平房的钟林被“58112”的工人殴打。“五洲震荡”有几个同志被抓、挨打（后释放）。
8月23日 《广西联指报》创刊。根据联指指挥部要求，主要依靠广西日报社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办。总负责人是报社记者（原“58112”头头）黄英勤。《联指报》“创刊词”说，《联指报》“是在原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办的《百万雄师》、广西日报‘58112’革命联合总部办的《炮声隆》、广西联指五七宣传站办的《朝阳》三报合并基础上由广西联指主办的”。宣称“《广西联指报》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中南最大走资派陶铸，对准他们在广西的代理人伍、贺、霍、谢、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天社论《坚决打倒刘贼在军内代理人》，提出“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混进军内代表人物”，并表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同一天，由于报社印刷设备在“八·九”大武斗之后无法使用，“4·22”办的《广西日报》在停刊15天之后，开始出油印版，一直出到10月15日。
8月24日 周总理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根据军区记录，周总理在接见时说：“联指越来越不象话了，老进攻人家，越走越远了。”“军区过去是支一派压一派，现在军区要支持你们（指422），你们是造反派”。“军区错了，能改，就要拥护”。
总理第五次接见后，6977、6984部队及军区教导队一些指战员进入报社大楼，看望了驻守大楼“4·22”人员。
“联指”部分人员对军区某些领导人当时的态度不满，冲击了军区。颜景堂1968年初说到此事：“总理接见后，联指有些人也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到军区去哄去闹，并组织了揪魏（魏佑铸）小组”，“搞得军区乱七八糟”。
8月26日 广西两派达成《立即停止武斗协议》，并成立监督小组，报社“58112”头头薛克成及“五洲震荡”头头何家松分别代表“联指”和“4·22”参加监督小组。
总理第五次接见后，联指成立揪叛徒联络站。揪联络站负责人之一于知本及周锡权、王传舜等到北京搞霍泛的材料，又从解放前的旧报纸上查出“1·15事件的77人叛徒集团”，于知本和周锡权找到报社“58112”一些干部，要求整理出来在联指报发表，后这些材料刊于11月18日《广西联指报》。
在此前后，报社“58112”成立专案组，开始外调干部情况，组长关成林，副组长梁友寿等。外调经费交军管小组报销。
9月8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刊登了新华社发的姚文元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文内第一次提到“516反革命集团……妄图动摇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
9月10日 广西军区发表关于恢复“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名誉的声明，承认3月1日错误地砸了“工总”，表示要“为‘工总’恢复名誉”。
同天，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表关于撤销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致“新工总”、“倒海翻江”等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的公告，承认“这个《忠告、警告书》是错误的”，“抓住革命造反派的某些缺点错误，随便上纲，压制打击革命造反派；加深了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决定将《忠告、警告书》撤销。
9月13日 周总理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按军区记录：“4·22”提出广西日报的印报机器有些零件被“联指”拿走（“联指”代表说，是被民族印刷厂“工总”拿走）。总理说，这个问题“由军区负责调查研究解决”。另据“4·22”记录：周总理在听“4·22”汇报后说，油印的《广西日报》是不可想象的，从来没有见过一张油印的省报，这样再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委托省军区把机器搞起来……
9月15日 “4·22”代表开始和军区就恢复军管《广西日报》出版问题进行谈判，并要求军区按总理指示负责把报社机器搞起来，此后连续多次谈判。
9月20日 报社“58112”5名代表到军区提出恢复军管《广西日报》出版的要求。
9月22日 周总理第七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据军区纪录：（“4·22”代表提出解决广西日报问题3条建议：第一、军区检讨在广西日报上的错误；二、改组军管小组，撤换石勇；三、军区负责把机器零件找回来，争取10月1日出版新华电讯。联指代表提出外部驻报社人员应该撤出。“4·22”代表即说，以上3条做到，我们可以撤出。）周总理听后说：“是啊！报社内部要联合起来，军管小组不称心，可以换一个嘛。缺少铅字可以互助和调嘛”。
9月26日 报社“五洲震荡”建议报社两派谈判。当天，两派各推出4名代表谈判，讨论拆除工事，外单位人员撤退、两派联合参加国庆游行等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9月 报社两派先后上交武器。
10月1日 联指组成《新华电讯》编辑部，实际由“58112”负责主办，从这天起出版《新华电讯》。
10月16日 在报社工厂印刷机器未修好的情况下，“4·22”办报人员从这天起用打样机出版少量的铅印的《广西日报》。
11月8日 广西军区作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检查报告》说，“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的‘4·22’，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予支持”，“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地表现在5月29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6月2日发出的《致‘4·22’火线指挥部通告书》”，“我们已正式声明《忠告、警告书》、《通告书》是错误的，应予作废”。《检查报告》又说，“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有错误”，“例如军管的《广西日报》有的文章有缺点错误”，“小将们对此和军管《广西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我们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善意的批评，认真地、及时地检查错误，承认错误，相反，对小将们却采取了一些指责、谴责等错误做法，同小将们对立”。“在对待群众态度上，我们犯了严重错误，以致使《广西日报》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我们负有严重责任”。“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
当天，“4·22”数万人以执行总理指示为名，在展览馆前广场集合。之后，派出上千人到报社，用3天时间，突击修复武斗破坏的围墙、厂房及机器。
在此前后，“联指”及“4·22”均先后到报社工厂、仓库拿纸和其他物资。
11月10日 为庆祝广西两派关于促进大联合十条协议，南宁两派群众举行盛大集会，报社两派分别参加这次集会。
11月12日 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检讨》。
同天，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发《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
大约在些时间，“五洲震荡”也成立专案组，调查干部情况，组长刘家济，成员马桂芳等。
11月23日 周总理接见广西两派核心小组，按军区纪录，关于广西日报问题，总理说：“首先外部人员撤出，内部两派联合出报更好，不行就先出电讯，要慢慢来，先从这步开始。”当军区有人提出要军区承认报社军管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总理说：“方向路线是就整个来的，不能一个一个的搞，搞那么繁琐干什么。报社问题就是按军区检查的去办”。另据两派记录，总理还说了如下的话：两派共同协商后同意的文章可以登，还是交给军管，版面小组很难组织，广州北京试过了，不容易成功，还得依靠报社内部。
这天，广西革筹小组成员和两派代表团回到南宁，报社两派参加朝阳广场欢迎集会。
11月29日 据“58112”材料，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决定，进驻广西日报外单位人员统统撤出，报社两派尽快大联合，为出版军管《广西日报》而努力。
11月底 报社“五洲震荡”编印出版派性小册子：《石勇之流在广西日报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清算》，攻击军管小组和军管的广西日报，为“4·22”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作辩护。
12月7日 “4·22”指挥部发出声明，就全面贯彻周总理指示提出6条，内容包括：军区必须承认在广西日报犯方向路线错误；撤销报社军管小组5个声明；全面调整军管小组；革筹加强领导，促进报社两派早日达成协议，实现上述要求，立即撤出外单位人员，在达成协议前，则暂由“4·22”出报。
12月8日 区革筹成员、军区第三政委魏佑铸召集报社两派代表谈广西日报问题。据当时两派材料，魏佑铸宣布4条意见：报社两派联合，在革筹小组、军管小组领导下出报，可先出电讯，也可发表革筹小组指定的或两派同意的文章；外单位人员一律撤出，报社人员要回来；军管小组人员作必要调整；军区在报社军管期间的错误不是方向路线错误，主要是对待群众态度犯错误，可以按军区向中央检查的调子检查。对于这个问题，两派分歧很大，希望能统一起来，如仍有分歧，也可保留，但不要因此影响报纸出版。这次谈判，未能取得一致。
12月10日 区革筹小组又一次召集报社两派谈判，“58112”发出坚决支持革筹小组4点意见声明。
12月12日 广西“联指”发表关于广西日报问题严正声明，重申“4·22”必须立即撤出进驻报社外单位人员；支持革筹4点意见；“4·22”夺军管大权犯方向路线错误；伍晋南勾结贺、霍、谢、袁指使“4·22”坏头头蒙蔽群众进行夺权，必须低头认罪。
12月16日 “联指”开大会，重申以上意见。
12月19日 报社“五洲震荡”指责“58112”违背谈判内容不得公开的协议，单方公开的协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
12月底 报社“58112”编印出版派性小册子：《还我长城——彻底清算五家村修正主义集团窃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的滔天罪行》。其中《军管〈广西日报〉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文明确指出；“军管《广西日报》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组织革命派（按：指‘联指’组织）和革命的工农兵办报，大量刊登革命派的文章……。在军管《广西日报》上，从不刊登为党内走资派所操纵的保守派（按：指‘4·22’组织）的活动和文章。”编发了《在军管〈广西日报〉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1月，这段时间，报社两派酝酿联合，但在谁“革”谁“保”，谁是谁非问题上继续互相指责。由于气氛有所缓和，原住在构筑工事的办公大楼和白楼的报社两派人员，有部分回到宿舍居住。
1月底 报社“五洲震荡”又编印出版派性宣传小册子：《4·22战士誓将广西日报的斗争进行到底！——石勇之流在广西日报社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必须清算续集》，继续攻击军区和军管小组，为“4·22”在军管《广西日报》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行动作辩解。
2月1日 中午，“五洲震荡”一些人到位于“中间地带”的装订车间装订传单。“58112”一些成员和家属进行阻止。双方争吵激烈并发生冲突。混入“4·22”组织的坏家伙、区交通厅第二航道工程队的合同工符国明这时到场。据1983年区高等法院对符国明的刑事判决书说：“正当报社两派群众组织辩论，发生冲突（未发生武斗）时，符国明向追赶的另一派群众及看热闹的小孩投掷手榴弹，当场炸伤27人，其中重伤4人，经及时抢救，免于死亡”。这次事件受伤人员，26人为“58112”一方职工和家属，1人为“五洲震荡”家属，此一事件发生后，报社内形势突然紧张。当时驻展览馆的一批解放军战士赶到报社大楼后侧设隔离线。“58112”送伤员到医院治疗。薛克成带领一些人分头到宿舍抓“五洲震荡”的人（薛亲自带人抓了刘家济、王稚蕾，并动手打人）共抓了4个干部、一个女工、两个家属，对他们五花大绑，拳打脚踢。邓文光不久到来，他此行目的是了解情况，想以此事件为突破口，搞垮搞臭“4·22”。接着“58112”派人将5个被抓的人蒙上眼睛送到“建司”据点，私设牢房关押，王稚蕾和另一工人家属在“建司”前被释放。
当天，“联指”和“58112”均就此发表告全市、全区人民书。联指告全市人民书说，这是“4·22”决策人阴谋挑起武斗全盘计划一部分，说“我们有能力进行自卫反击”。
此事发生后，南宁警司很快派人到现场调查，“五洲震荡”一些人向警司提供了追查凶手线索。
2月2日 报社“五洲震荡”头头张靖邦在驻报社大楼民院一红卫兵陪同下到军区，建议组织“二·一事件”联合调查组，并要求军区督促“58112”释放抓走的无辜人员，回报社途中，两人被人“点水”，抓送“建司”同一据点牢房关押。
报社6个人被关在“建司”控制据点的牢房后，一直被蒙眼捆绑，大寒天被电扇吹冷风，受审讯时被打。“58112”薛克疗、卢国顺到“建司”参加过审讯。由于多次被打，后经医院检查，张靖邦断了8条肋骨，区子群4条肋骨断裂。其他同志身体也受到摧残，女同志在关押期间，受到看管人员污辱和轮奸。
这天，“58112”发“勒令”，说“二·一事件”是“五洲震荡”决策人“带领一批暴徒进行灭绝人性大屠杀”，提出“要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勒令立即交出凶手和幕后操纵者，“如有违抗将采取坚决革命行动。”
2月3日 薛克成主持“58112”头头会议，说联指指挥部要求恢复出版《炮声隆》，第一期在2月5日出版，以“二·一事件”为主要内容。与会头头一致同意，决定由饶韬负责主办。
2月4日 报社被抓的一女工在关押3天3夜后被释放。
2月5日 复刊的第一期《炮声隆》出版。在《复刊致革命读者》中说，“以伍、贺、霍、谢、袁为代表的广西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王力、关锋黑手，李、白、黄匪帮潜伏势力、托派匪徒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组成的顽固的反革命群魔，仍在作垂死的挣扎，正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并声称：《炮声隆》要成为他们的“掘墓人”。同时，分别发表“联指”、“58112”告全市、全区人民书和联指头头任树人写的《魔窟归来》等。
2月8日 经“五洲震荡”连续派人向区革筹，广西军区领导呼吁，要求释放被抓人员，“58112”这天将4个被关押的人员从“建司”接回予以释放，这些人回来后即住院治疗。
2月10日 张靖邦在“建司”据点被关9天9夜后释放，后住院医治40天。
2月22日 在报社军管小组主持下，有驻军代表参加，报社两派就如何贯彻、执行周总理指示举行谈判。
3月2日 《炮声隆》发表《“4·22”在大动荡中》，文内把“4·22”群众说成“群魔”，诬蔑外地到南宁的都是“流窜到南宁的社会渣滓”、“亡命之徒”，说他们“杀人越货，打家劫舍”，并凭空捏造说：“‘4·22’决策人手中已经掌握了一支成万人的武斗机动队伍”“磨刀霍霍，寻找时机，力图挑起一场大规模的武斗”。
当天，报社两派代表在军管小组主持下又举行谈判，决定7日联合举办学习班，第一期21人。
3月5日 “五洲震荡”在报社办公大楼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联合问题。决定下楼实行大联合，在军管小组的主持下出版《广西日报》。
3月7日 报社两派联合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并到区革筹小组报喜。
3月8日 “4·22”指挥部宣布撤走驻报社人员。军管小组恢复对报社工作全面领导。新任军管小组长是傅正平，副组长是杨仲绪、王笠夫、江文华、冀金鼎。
3月9日 两派参加学习班成员实现联合，向两派总部报喜。
3月10日 报社两派签订大联合协议。“58112”由梁志文、薛克成、李春欢、陈均尧、白绍祥，“五洲震荡”由黄志刚、吴鼎鸿、何家松、陈广旭、刘士昀，军管小组由杨仲绪、江文华，驻军由吴俊和签字。协议内容是关于办学习班，实现联合；大联委成员设置；工厂、行政、编辑部门管理小组两派人员参加；以及上缴武器，报社两派不得参加外单位武斗，保证四大民主，不抓人，不打人；外单位人员撤离，不得引外单位人员进驻，报社印刷厂不得承印群众组织派报传单；两派财务账目分别清理；由军管小组从两派各抽3人成立审干领导小组等。
同天成立大联委，新到职的报社军管小组组长傅正平任主任，两派各派人担任委员（每派前3人为常委）“58112”大联委成员是：薛克成（副主任）、李海强、李春欢、梁志文、雷云生、何子烈、陈均尧；“五洲震荡”大联委成员是陈广旭（副主任）、刘士昀、梁新、邱延致、魏金枝、颜健生、黄智刚。
当天下午报社两派群到区革筹小组、军区、广西大联筹报喜。革筹小组成员欧致富、军区政治部主任孙磊接见。
3月11日 “58112”办的《新华电讯》停止出版期。
3月12日 《炮声隆》出最后一期，参加办《广西联指报》的“58112”部份成员回报社办《广西日报》，黄英勤继续主持《广西联指报》工作。
3月13日 “4·22”办的《广西日报》出最后一期。
3月14日 军管的区革筹小组机关报《广西日报》出第一期。当天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为夺取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而奋斗》及消息《我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伟大潮流滚滚向前》。
报社恢复军管后，立即责令“文革”初期被揪和靠边的钟林、秋伟、张谷、吴颂平劳动，并加重钟林劳动任务，一天要干14小时以上。
在此期间，报社大联委及审干组成员带头抄了钟林、黄耿、秋伟等的家。
3月26日 本报发表南宁大中学校红卫兵首届代表大会开幕消息，作为机关报，文内第一次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
4月6日 本报发表《今日的“哥达纲领”必须彻底批判》，说这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干将杨献珍徒子徒孙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射出的一支大毒箭”，是“当前我区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代表作”。同时说，“它的要害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美帝苏修和国内反动派相配合，妄图以反革命武装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翻案”。同天，发表了两版批它的文章。以后又连续进行批判。
4月8日 梁友寿等干部、工人突然揪斗总务科长苏上华、编辑杨一纯、赵宁等建国前的老干部，殴打后，挂牌劳动。
4月10日 本报一、二版在“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通栏大标题下发了《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代理人》的社论，以及“区卫东”的《把贺希明霍泛傅雨田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社论歪曲当时的形势说：“广西地处援越抗美最前线，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这里暗藏有帝、修、反的间谍和特务，残存有桂系军阀的反动班底，有托派的残渣余孽，安插有中国赫鲁晓夫的徒子徒孙……结成一股反动势力，或明或暗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混淆敌我说，“历史反革命贺希明，叛徒霍泛、傅雨田之流，就是这伙阶级敌人在广西的代理人。”又说“当前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黑风，就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在这以后，连篇累牍大量发批判贺、霍、傅稿件。仅到4月底就发了24个版，共80篇，形成批所谓“伍修集团”第一个高潮。
4月11日 本报发表《南宁军民6万人举行誓师大会，表示坚决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右倾分裂主义反革命逆流》的消息，说“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和友情分裂主义”，“它们的目的是要为党内走资派翻案，为叛徒特务翻案，为牛鬼蛇神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消息还报道，魏佑铸、焦红光在会上阐述了当时反右倾翻案的重大意义和部署。
4月15日 本报发表桂林市革委会诞生的消息，文内荒谬地说，贺、霍、傅“网罗桂林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桂系军阀潜伏势力以及牛鬼蛇神”、“宣传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妄图把桂林建成日内瓦式的资产阶级城市”，不点名地点了桂林市委书记黄云。
5月4日 本报发表《黑会、黑戏必须彻底批判追查》，文内大批所谓文艺黑线，诬蔑说，广西有人与天津黑会黑戏有联系，“是以中国赫鲁晓夫干将陆定一、周扬为代表的又粗又长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在广西的顽强表现”，至今“文艺界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还活跃得很”，“千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以批判追查黑会黑线为突破口，揭开广西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5月5日 本报第三版发表广西日报大联委的文章《彻底批判大叛徒霍泛的反动“七性”办报方针》。此文凭空捏造“七性”方针是“邓拓、霍泛、钟林等人策划于密室之后，正式抛了出来”。并任意诬蔑说，“七性”方针，“定为办广西日报副刊的纲领以后，旧广西日报便变成了魔鬼的天堂，牛鬼蛇神的讲坛。”
5月12日 本报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通栏标题下，发一版谈派性的稿件，其中有《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这样的奇文。
5月16日 本报报道南宁军民集会欢呼《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发表两周年。韦国清在会上讲话，宣称要“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之流发起猛烈地进攻”，“坚决把美帝苏修蒋匪特务、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5月26日 本报发表记者写的南宁化工厂揪出本厂阶级敌人的长篇消息，文内点到的“阶级敌人”是前副厂长、总工程师、工程师等。还配发《把隐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的评论。
5月31日 混进“4·22”的坏人制造林业厅“5·30”血案后，报社原“58112”人员从联指指挥部要回一批冲锋枪、卡宾枪。它的武装排全用上枪枝。同时，外单位联指武装人员持枪进驻报社，把原来曾经参加“五洲震荡”的人全部赶出报社。后军管小组成员出面联系，这些人多数住到区党校小礼堂。原“58112”的成员则除少数人住党校，多数搬到南宁医专（现中医学院）住。报纸正常出版受到影响。从5月31日到6月16日，每天只有极少数必需上班的人上班，每天出两个版，主要发新华社电讯稿。从6月16日起，随着形势转变，报社较多同志回转报社上班，后又陆续回报社住宿。
6月5日 原“58112”以“广西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铅印《就4.22一小撮国民党匪徒疯狂破坏军管广西日报正常出版的反革命事件告革命人民书》。
6月中旬 住在党校的原“五洲震荡”陈广旭等见“58112”一些人常背枪到党校住地找人，受到威胁，先后逃往当时“4·22”控制的解放路街区。进去后，被联指武装封锁，无法再出来。陈广旭到解放路后，一度想重新成立“联络站”，但由于当时环境未能搞成。
6月17日 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破获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刊于《广西联指报》，它“借题发挥，号召追查，镇压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以上引语引自区党委1983年（40）文件）。“联指”指挥部同时发布“总攻击令”。
6月19日 “联指”武装攻打“4·22火种”控制的区水电设计院大楼。报社原“58112”人员配合行动。原“58112”头头梁志文参与“联指”红卫片策划攻打，负责炸药的领取的运送。其武装排持枪参加封锁道路，一些人负责搞后勤。一司机用报社卡车运被枪杀的“4·22”人员的尸体。黄英勤布置联指报记者刘优龙（后定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被开除党籍）进行战地采访。《广西联指》就此发了报道，造谣说联指打下的水电设计院是美蒋特务和反共救国团的据点。
6月底 报社副总编辑黄耿同志被揪斗，挂牌监督劳动。
7月1日 原“58112”后期办《炮声隆》的部分成员写出大字报，点了报社一批同志名字，诬蔑为“牛鬼蛇神”，并提出把这些人揪出来。
当天报社形势紧张。军管小组召开的报社职工庆祝党的生日大会散会前，做收发工作的工人傅余记及“文革”前夕转业到报社的干部周孙坤等站出来，以“扫余孽野战军”名义，把人事科长季伟、会计科副科长黄可卡，组版组长凌彬、副刊部主编张辛，以及袁谅、柳之琪、罗云、陈瑞林、胡少凯等揪出挂牌示众，强加以“走资派”、“假党员”、“国民党少将女儿”、“伪军官”、“三青团骨干”、“右派分子”、“恶霸分子”等罪名，这些人挂牌后普遍被工人毒打，又被押着到建政路游斗，在报社后门罚跪。军管小组副组长杨仲绪到后门来看了，也未加以制止，接着，傅余记、周孙坤等抄了这些同志的家。军管小组成员对此视若无睹。
原“58112”总部工作人员、报社编辑罗坤汉当天日记记载了这件事：“今天我总部‘炮声隆战团’采取坚决革命行动，揪出共10个国民党残渣余孽，计有凌彬、张辛、罗云、陈瑞林等。”
当晚，军管小组组长傅正平、副组长江文华把傅余记、周孙坤找到幼儿园谈话。傅正平说：“军管小组支持你们革命行动。但你们事先应打招呼。以后你们为主搞专案组”。果然，往后专案组改组，傅余记、周孙坤等这些带头揪斗老干部的人均被吸收参加专案组，另一些被认为思想右的被排除。改组后的专案组，继续由江文华负责，副组长为关成林、梁友寿。下分4个小组：“叛徒组”、“现反组”、“残渣余孽组”、“走资派”组。
7月3日 毛泽东同志批示的中央《“七·三”布告》颁发。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在叙述那些事件之后，又说：“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在提出必须努力实现几点之后又说：“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和这个组织严格分别开”。最后提出“牢牢掌握革命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1983年，区党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广西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讨论提纲）》提出：“这个布告，是根据广西革筹小组反映的情况形成的。历史事实已经证实，《‘七·三’布告》的错误，主要是把群众组织的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作为敌我矛盾；并根据这种错误的定性，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区革筹小组在执行这个布告中，支一派，压一派，动用了军队，调动了武装民兵，镇压一部分群众，并导致各地大量乱杀人，后果极其严重”。
当天，周孙坤等又揪了工厂厂长肖光泽等4位同志，强加以“汉奸”、“土匪头”、“叛徒”等罪名，挂牌、罚跪、殴打。肖光泽被打得特别厉害，接着，抄了这4人的家。
7月4日 军管小组在工厂车间召开大联委会，傅正平主持，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清队经验，动员清理阶级队伍。会上，原“58112”头头、大联委副主任薛克成说，大联委对近一段行动迟缓应检讨，明确表示支持“七·一”、“七·三”革命行动。大联委成员、原“五洲震荡”头头梁新不同意，认为“七·一”、“七·三”实际是一派的人揪另一派的人，提出两派中坏人应各自揪。后研究名单，原“58112”的委员提了一大串人，多为另一派人。原“五洲震荡”的人感到不公平，也提了属对立派的3个人。最后，军管小组审查同意揪斗名单。
7月5日 本报在来稿摘编中，摘发了宾阳县革委主任、某师副师长王建勋的稿件。此人是《“七·三”布告》颁发后宾阳大规模杀人（共杀3681人，其中干部51人）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他曾说：“宾阳是李、白、黄模范县，留下残渣余孽多，死几个算什么！”又说，“这个问题交给群众干，3天就干完了，不用花费一枪一弹。”在这篇稿件中，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7月5日 下午，军管小组召开大会，动员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经验，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会上，傅正平、江文华代表军管小组、薛克成以大联委负责人身份讲话，表示支持“七·一”、“七·三”行动，要进一步深挖阶级敌人。接着，大联委一成员宣读名单，傅余记、周孙坤等拿出事先写好的黑牌，点一个名，挂一个牌。当天点名揪了27人（一个当时不在场），其中21人是原来已揪，6人新揪。这27人中，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人，曾担任中层领导以上职务的16人，其中包括“文革”前总编辑钟林、副总编辑黄耿、秋伟、人事科长季伟、工厂厂长肖光泽、总务科长苏上华、副主编李必训、涂楚璧等。
这些同志均被强加诬陷不实的罪名，并被强迫跪倒，被一些工人拳打脚踢要害部位。农业部副主编涂楚璧因说了一句“我不是三青团骨干，历史早作结论”，就被打得眼镜脱落，并被五花大绑，勒得透不过气来。揪斗会成打斗会，周孙坤等写的黑牌，最后还有一叠未用上，军管小组江文华吩咐拿走。打人时，军管小组成员先在旁边看，后便有意走开。被揪的20多个同志挂牌排成一行示众时，由两个摄影记者拍照。翌日，这张照片被配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展出。被揪的同志当天下午普遍被抄家。
当晚，部分被揪的同志被分小组审讯斗争，军管小组部分成员在场。
当晚，一些工人将原“五洲震荡”头头梁新、潘昭勋分别拉到饭堂和工厂车间捆打，要他们交代问题。
7月6日 上午8时许，被揪的20多人遭挂牌游斗。薛克成作为大联委负责人押队。他们规定被游斗的人不准抬头，不准左顾右盼。谁抬头便遭枪托、铁棍殴打。押送人员还不断吼叫：“你们不老实，就崩了你们！”许多人沿路被打，涂楚璧被打得最厉害。钟林、黄耿、秋伟走在游斗队伍前列，被责令打锣，敲破面盆，自报姓名。边走边喊：“我是三反分子钟林！”“我是牛鬼蛇神总后台黄耿！”游斗到区人民政府礼堂旁的“长征楼”时，示众展览。后经新民路抵七星路人印厂门口，又示众一次。此时，薛克成向围观者介绍被游斗者的“罪行”以及报社清队取得的“伟大成绩”。此后，游斗队伍从原路返回，回到报社食堂门口，薛克成再次“训话”，说：“你们都是牛鬼蛇神，人民的敌人，你们的主子完蛋了，你们末日也来到了。必须老实认罪，不准乱说乱动。”
当天下午，桂林记者站站长蒋善逊回到报社便被揪进牛棚。“大联委”令被揪出的人集中到“牛棚”居住，由两名勤杂工负责管理，监督劳动。
这天下午，涂楚璧在劳动时向人诉说“周身疼痛，实在受不了！”当晚写下4封遗书，分致报社军管小组、新婚妻子、前妻和住同一单元宿舍的农业组副主编苏良会，然后投塘自杀。他在给军管小组信中抗议说：“为什么我一再声明不是三青团骨干时，军管小组不可以找我谈谈，认真听我不是三青团骨干的根据，核实大联委掌握的材料是不是真的属实呢？为什么主席一再反对武斗……在广西日报社就贯彻不了呢？”又说：“现在按实说是打，假交代也仍然更打。这样搞下去，结果还要背上个‘三青团’骨干之名，我实在受不了，感到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人世的原因。”
7月7日 清晨，苏良会把涂楚璧的信交给军管小组。当时，傅正平住院，报社工作由杨仲绪负责，杨不相信涂已自杀，怀疑已逃跑，叫人到车站码头寻找。涂前妻杨代群要求立即打捞抢救，杨仲绪竟说：“忙什么，如果真的跳塘，过24小时他会浮起来！”杨仲绪通知涂妻王佩珍，王提了同样意见，杨仲绪又说：“涂楚璧是以死来对抗，我们不怕威胁，你不用急，活着会见人，死了会见尸。”
当天，本报在“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通栏标题下，错误地发表“区卫东”写的一版的长文章：《彻底粉碎大右派秦兆阳反革命翻案复辟阴谋》，并配发《不准老右翻天》的短评。
7月8日，凌晨2时，余楚璧的尸体浮出水面。傅余记、周孙坤集合被揪的同志“训话”，威胁说：“你们哪个如想学涂楚璧，死了也是叛徒！”杨仲绪当天在报社职工大会上宣称：“涂楚璧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了活该。”还有人当天出大字报说：“涂楚璧死了，只当死了一条狗。”（1979年7月28日报社编委会《关于涂楚璧同志逝世复查决定》说：“涂楚璧同志在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8年7月6日不幸逝世”。1984年6月26日报社编委会《关于涂楚璧同志平反决定》说：“涂楚璧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7月6日被迫害致死。现决定给其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撤销1979年7月28日报社编委关于涂楚璧的复查决定和其他决定。”）
这一天，7月1日被制度揪斗的老编辑陈瑞林同志回报社上班后被揪。
7月11日 本报发表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南宁市革委会隆重集会，热烈欢呼《“7·3”布告》，坚决贯彻战斗号令的长篇消息，同天报纸还发了配合《“7·3”布告》写的9篇社论的第一篇《伟大的战略决策》，文内错误地说，“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之流，近来，继续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并提出“做好‘三查’（查走资派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要求“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以《‘7·3’布告》为武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7月13日 本报发表后划为“三种人”（已开除党籍）张小妹的文章《在阶级斗争烈火中炼红心》。
7月15日 本报报道全国来电支持我区狠狠打击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消息。
7月16日 本报发表南宁13万军民集会誓死捍卫《“7·3”布告》的消息，欧致富在会上号召“刮一场十二级台风”。同天发表配合《“7·3”布告》的“二论”：《坚决执行，誓死捍卫》，说什么对《“7·3”布告》的态度，是“区别真假革命的分水岭”，“谁违背和拒绝《“7·3”布告》，就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称“要把那些胆敢歪曲、抵制、反对、破坏、“7·3”布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示众。”
7月17日 本报错误地发表社论《彻底把谢王岗、袁家柯批倒批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同天在“坚决打倒谢王岗”的大标题下，发表“宣卫东”的长达万言的诬陷文章《彻底清算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假党员真特务谢王岗的滔天罪行》。从这天起，先后发了10个专版批谢、袁，掀起批所谓“伍修集团”第二个高潮。
7月18日 本报刊载记者专电发回广州军民集会拥护和贯彻《“7·3”布告》的消息及《南方日报》社论，消息和社论多次极其错误地提到：“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等党内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为了挽救他们行将灭亡的命运，蒙蔽欺骗部分群众，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7月20日 配合当时军队和联指武装人员包围并攻打南宁“4·22”控制的街区，本报发《“7·3”布告》“三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把当时“4·22”组织某些人的错误行动以及联指嫁祸于“4·22”的某些事件，如火烧油船、民房等，均说成是新的反革命事件，把许多本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说成阶级敌人。说什么“我们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搏斗”，强调“狠狠打击，坚决镇压”，并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要求“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同天，发了本报记者专电发回的《湖南日报》关于长沙军民集会坚决执行《“7·3”布告》的消息和社论。
同天，本报发表全区著名活学活用积极分子陆美莲（“三种人”，已被开除党籍）的文章《住口，决不准为地主阶级翻案》。又发表“三种人”张小妹的文章《革命人民和阶级敌人利益水火不相容》。
当天，报社原“58112”违背两派联合协议，又以“广西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印发传单：《宜将剩勇追究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致英勇扑灭火灾的解放军和剿匪部队的联指战友》。
7月21日 本报错误地刊登《平果放手发动群众处处摆开围歼阶级敌人战场》的消息。又发表《合浦机械厂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消息，后一消息中提出“刮十二级台风”。
7月22日 报社原“58112”又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翻印联指指挥部北京来电传单：《周总理和其他首长接见学习班广西班军队干部谈话纪要》。
7月22日 本报发表配合《“7·3”布告》的“四论”：《分清敌我，联合对敌》。
同天，本报报道南宁军民集会誓为捍卫《“7·3”布告》奋战到底的消息，同时转载《南宁日报》评论《坚决镇压反革命纵火犯》。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这篇评论歪曲了当时南宁纵火的实际情况。
7月23日 本报发表配合《“7·3”布告》的“五论”：《受蒙蔽者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当天，报社原“58112”又以“报社无产阶级革命派”名义翻印散发安微革命大批判联络站《关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提出清队要清12类共40多种人。
7月27日 军管的广西日报社以“大联委”名义发出对报社大联委副主任陈广旭的《通缉令》。这个《通缉令》，是在军管小组主持下，经少数大联委成员讨论，最后由军管小组负责人杨仲绪批准铅印散发的，诬蔑陈广旭“畏罪潜逃”，要求“缉拿归案”，“以平民愤，以正国法”。
7月28日 本报发表配合《“7·3”布告》的“七论”：《巨大的鼓舞，有力的支持》，宣扬什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心连心”。
7月底 本报原“58112”武装排随“联指”红卫兵武装人员到平等街“驻防”，后转回文化大院看管由解放口带出来的所谓“俘虏”。
8月3日 本报发表配合《“7·3”布告》的“八论”：《对阶级敌人就是要镇压》，文章不点名地点了当时受到镇压的“4·22”，说：“他们是什么‘造反派’，根据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他们或是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或是土匪和国民党，或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又说：“对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就是要坚决镇压”。同天，本报还报道军民欢呼《“7·24”布告》，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消息，号召“对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
8月4日 本报在“坚决打倒袁家柯”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宁忠东”的批叛文章：《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袁家柯的滔天罪行》。
8月4日 逃到解放路一带的报社4个同志随同群众出来，当即被当作“俘虏”关押审查。
8月5日 本报发表社论《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说：“两年来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同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的代理人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之流进行夺权和反夺权的大搏斗”。还第一次提到“一小撮阶级敌人冒充革命干部发表《‘2·19’声明》和《‘4·19’声明》和‘5·27’贺电”，不点名地点了伍晋南等人。
8月6日 陈广旭听到广播对他的《通缉令》，不敢和报社的同志离开解放路。这天，他徒手出来，在镇北桥被联指一中红卫兵团守卡人员抓住，简单审问后被枪杀。事后，一中红卫兵团薛玉莲到报社，把陈广旭的记者证交给军管小组。据去调查的人报告：他们说，陈广旭是在想偷偷溜走时被旁边的民兵开枪打死的，他们承认见过“通缉令”。
陈广旭死后，报社一些人盗用大联委名义办的《新闻前哨》造谣诬蔑说：“陈广旭逃往蒋匪反共救国团大本营‘4·22’所谓解放区，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由于陈广旭被扣上反革命罪名，他的父亲陈有杰（二机部高级工程师）及其一家于1970年5月被赶出北京，到洛阳定居。1971年3月5日，报社革委会政工组给洛阳市长安路派出所的信，还造谣诬蔑，说什么“陈广旭参与‘516反革命集团’操纵的在报社的反革命夺权，又伙同亡命之徒对抗执行《‘7·3’布告》的解放军及工人纠察队，向解放军突然袭击，被解放军击毙。”1972年12月20日，报社革委会政工组给洛阳长安派出所的信中，仍说陈广旭是“发起突然袭击，被解放军击毙”的。1973年4月3日，报社革委给洛阳长安派出所去信，谈到陈广旭的死因，仍歪曲真相，说当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向解放军及武装群众开枪射击，解放军及武装群众开枪还击，由于陈广旭混在敌人之中被打死，属内部矛盾，非正常死亡。”陈广旭的父亲由于受株连，病重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弟姝升学、招工受到非难。1980年间，报社编委经过复查，才明确肯定“陈广旭1968年8月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迫害致死。”1984年12月25日，经“处遗”复查，报社编委会为陈广旭同志正式平反。平反决定说：“陈广旭1968年8月6日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期间强加给陈广旭同志的种种罪名，都是完全错误的，现决定给陈广旭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消除影响，因陈广旭同志的问题受株连的家属和同志一律平反，撤销广西日报革命大联合委员会1968年7月27日所发的《通缉令》，撤销‘文化大革命’期间给陈广旭同志所作的各种形式的结论。”
8月7日 本报发表河池军分区司令员、地区革委副主任张长锁的文章。他当时正指挥7个县的民兵和解放军以“剿匪”为名攻打凤山“4·22”七二九组织。在这次所谓“剿匪”中，不断出现集体枪杀所谓“俘虏”事件，共杀1000多人，其中有老红军20人、老赤卫队员12人，老游击队员117人。孙长锁在这篇题为《把我党联系群众好传统带到革委会去》的文章，说他指挥的部队在贯彻中央《“7·3”布告》、《“7·24”布告》时，“能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第一线”，“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按：1983年“处遗”，被错捕错杀的风山7·29头头和群众均已平反。）
8月7日 在报社军管小组支持下，原“58112”一些人用大联委名义出版铅印小报《新闻前哨》。它在《代发刊辞——在战斗中前进》中，完全不顾报社的历史和现状，造谣诬蔑说：“广西日报阶级队伍，从来没有认真清理过。在这里，不仅有国民党反动派李、李、黄的残渣余孽，美蒋特务；而且有他们一整套的地下办报班子；不仅有王、关、戚伸进广西日报的爪牙和黑手，更有伍、贺、霍、谢、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安插在广西日报的第二套、第三套黑班子，以及潜伏的反共救国军匪徒”。在《我社稳准狠地打击一批阶级敌人》中，把7月以来乱揪的27位同志说成是“在军管小组领导下清理阶级队伍，狠挖深挖隐藏在报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对这批混蛋实行了群众专政”，“是报社文化革命史上光辉的7月壮举”，并宣称：“将把更隐藏更狡滑更恶毒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专政。”这份用大联委名义出的小报，还以这样的口吻发表消息：原广西日报“4·22”“5震荡”的受蒙蔽的群众，反戈一击，大造“五洲震荡”环头头的反。
8月10日广西联指举行所谓捍卫《“7·3”布告》祝捷大会，报社原“58112”头头薛克成等不顾报社两派大联合之日倒旗协议，集合原“58112”成员参加大会。
8月11日 邕江水暴涨，南宁市大部分地方受淹，报社成泽国，被揪同志包括已患重病的钟林被强迫下水劳动。
8月18日 本报发表配合《“7·3”布告》的“九论”：《在阶级斗争凯歌声中迎接我区革委会胜利诞生》，文章欢乎“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以毁灭性打击”，强调“继续搞好‘三查’、‘一清’，把暗藏的特务、叛徒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在此以后，广西各地乱杀人的情况更为严重。
8月21日 本报发表上思思阳公社革委主任陆巨吉的文章。此人是多次直接指挥大批杀人的杀人犯，一度因“文革”有功，提为县委副书记，后判刑13年，这篇文章吹嘘他自己到后进队领导群众“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体会。
8月下旬 本报先后报道了《融安县革委会在阶级斗争凯歌中诞生》、《靖西县对敌斗争洪流如大海势不可挡》、《隆安县革委会贯彻〈“7·3”布告〉带领群众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等消息，对一些地方乱杀乱斗的做法予以肯定。
8月26日 本报上午版发表毛泽东同志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以及搞好斗批改的指示，同时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当天，在军管小组支持下，报社成立工厂工人组成的工宣队，参加领导报社的斗批改，开始，工宣队长是白绍祥，后改为黄忠安。
当天，报纸下午版发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预告消息及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报社工宣队一成立，军管小组便举办报社部分干部、工宣队员参加的学习班，追査所谓历史和现行问题。原“五洲震荡”一些人写了“反戈一击”的“揭露坏头头”的大字报，军管小组杨仲绪便在大会上号召原“五洲震荡”人员“反戈一击”、“将功赎罪”、“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并说“执迷不悟，没有好下场”。一时，整个报社刷满大字报，掀起揪“三团”（叛徒集团、特务集团、反共救国团）以及揭一派头头的高潮。
在学习班里，又有20多位同志受到揭、批、斗和审查。
8月28日 本报发表区革委会正式成立消息，并刊登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广西革委成立的社论。社论说，“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他们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王任重、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破产”，同天登了革委委员名单，并发了区革委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8月 一天晚上，一批工人把报社原人事科长、老干部季伟抓到幼儿园，轮流踢打，足足打了1个多小时，季伟被打得遍体鳞伤。
8月30日 报社军管小组负责人在职工大会上宣布，当天11点“要对盘据展览馆的国民党匪徒（即“4·22”）采取最最坚决的革命行动。”接着解放军以报社为阵地出击，打下展览馆。
9月1日 本报刊登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9月2日 本报发表在桂林“8·20”事件中指挥民兵攻打桂林的桂林地区联指南片副总指挥蔡辉龙的文章，文章歪曲当时桂林的情况，说什么“贺、霍、傅、谢、袁之流网罗牛鬼蛇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鼓吹反革命武装暴乱”，并宣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回击下，阶级敌人的进攻被粉碎了。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此人因指挥武斗、杀人有功，由普通工人当上全州县委副书记，“处遗”中定为“三种人”，被判刑。
9月2日 南宁新闻单位集会欢呼两报一刊文章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本报报导这个消息时硬把钟林说成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在新闻界的爪牙。同天发表本报编辑部文章：《让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新闻阵地》，又不顾钟林是韦国清向中央书记处要来的事实，硬说钟林是贺、霍、傅、谢、袁安插在广西日报的代理人。
9月3日 报社摄影组两记者给摄影组长、老干部赵黄岗挂“走资派、反军干将、土霸王、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在院内游斗、示众，接着，赵被勒令搬出宿舍，进“牛鬼队”劳动。
9月4日 从解放路出来的黄真、王慕冰等均被捆绑，挂上“现行反革命”的黑牌，押回报社，女的还被剪阳头，男的面部被涂油墨，分别被殴打，然后，送进“牛鬼队”劳动。
在此前后，一些工人把何家松、万一知拉到报社印刷车间，捆绑踢打。
9月4日 本报在“把新闻战线大革命进行到底”大栏题下，发一版批判“文革”前广西日报的文章。
9月5日 本报发表社论《充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认真搞好斗批改》，文章肆意歪曲解放后党所领导的上层的领域状况，诬蔑说：“我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许多部门，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代理人庇护下，长期以来，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文人、黑教师爷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窃取了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还没有被摧毁”。
9月6日 本报表凤山县革委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诞生的消息，把当地杀戮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及大批无辜群众的做法说成是“向一小撮阶级敌人猛烈开火”。
9月11日 本报发表了区革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愤怒批判斗争贺、霍、傅、谢、袁第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消息。伍晋南在这次会上受到批判斗争，消息不点名地点了他的名。参加批斗的主要人物是群众组织头面人物廖炜雄、邓文光等。当天本报发表社论《把革命大批判烈火烧得更玨》，文章说：“贺、霍、傅、谢、袁之流是全区240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代表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并说：“各级革委会虽然普遍建立，他们安插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黑班底、黑爪牙至今还没有完全被揭发出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敌情，头脑里没有敌人，就会在敌人面前解除武装。”从此，伍晋南、贺希明等除被区直各系统批斗外，还被押到全区几十个县、市游斗。每次斗争，各部门、各地的所谓黑班底、黑爪牙都被拉到台上陪斗，使得大批干部受残酷斗争，后果极其严重。1983年6月23日，区党委在《关于对伍修集团案的平反决定》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两田、谢王岗、袁家柯等被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即‘伍修集团’。……1968年9月，区革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对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进行了连续的斗争，并把已担任革委会领导成员的伍晋南作为主帅进行批斗……全会以后，在全区范围内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批斗……在此期间，广西日报连篇累牍地点名批判所谓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事实证明，所谓‘伍修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有一条‘以韦国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发生的一大冤案。为此，区党委决定，对所谓‘伍修集团’案彻底平反，对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以及一切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和家属，一律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彻底推倒。”
9月14日 本报发表“文革”中犯严重错误，后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干部职务的贺县染织厂黄意珍文章：《我们工人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
9月15日 本报发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热烈祝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文内极端错误地提出，当前要“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刮起十二级台风”。并说，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美蒋特务、苏修特务、英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分子、叛徒、托派、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他特务分子、叛徒、托派、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及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这对各地清队中乱揪乱斗乱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月23日 本报报道了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16个单位的消息。当天，由柳钢屯秋铁矿工人组织的工宣队进驻广西日报社，配合军管小组，进行清队和开展斗批改，柳钢工宣队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被揪的30多个同志要重新挂黑牌劳动。
9月底 薛克成、李海强主持开大会，批判报社编辑姚建勋，强加以“现行反革命”的莫须有罪名。杨仲绪在会上讲话。经多天批斗后，姚建勋被送进“牛鬼队”挂牌劳动，批斗期间，姚被两次抄家。
10月10日 本报发表广西医学院和广西师院在工宣队进驻后，以《“7·3”布告》、《“7·24”布告》为武器，炸开所谓阶级斗争盖子的报道。此后，又陆续报道工宣队在广西大学等单位炸阶级斗盖子，实际是把大批教授、讲师等高、中级知识分子当“阶级敌人”进行迫害的消息、经验。
当天，本报第三版发表“把新闻战线大革命送行到底”的批判文章，其中驻广西日报工宣队蔡宗立写的《把报社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再次诬蔑说：“十几年来，广西日报这个新闻阵地，一直为中国赫鲁晓夫在广西及报社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和钟林之流所独霸，他们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窃取了广西日报领导权”。
10月20日 本报刊登都安革委的《狠抓典型，以点带面，把斗批改推向新高潮》大块文章。文内吹嘘说：“前一时期，县革委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取得了很大成绩”。又说，县革委主任、人武部政委田常喜等到原县委、县人委蹲点，组织学习《“7·3”布告》、《“7·24”布告》，“搬绊脚石”“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把都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揪了出来。”还介绍了该县在斗批改中如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更加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经验”。在此前后，还发表过田常喜等写的类似文章。实际上，田常喜等人从《“7·3”布告》颁布后，就制造反共救国团等假案，在全县乱揪乱斗12000多人，造成1700多人死亡。县委书记蓝芳畹被打成“都安党内最大走资派”，“反共救国团总指挥”、“都安反革命暴乱总后台”，县法院院长、公安局长等被迫害致死。“处遗”中，这些受迫害的干部群众都得到平反，蓝芳畹后来担任都安县长、河池地区专员、全国人大代表。
10月22日至23日 区直新闻出版战线7个单位联合举行批斗伍、贺、霍、谢、袁大会。这次大会是区革委宣传小组的王冠德到报社与杨仲绪等商量确定的，杨仲绪是大会主持人之一，薛克成、李海强等也在台上协助组织批斗。李海强组织人撰写批判材料，一篇是《彻底清算伍、霍、谢十七年在广西日报犯下的滔天罪行》（后来铅印成传单散发），这份材料把曾为广西日报撰写稿件的区内外领导同志、民主人士、学者名流以及报社老同志，打成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反动文人、托派、地富反坏右、封建遗老等，其中全国知名人士被点的有邓拓、夏衍、田汉、欧阳予倩、赵树理、赵丹、翦伯赞等16人，区内被点名的有林克武、吕集义、莫乃群、李任仁、石兆棠、张华、秦似、周民震、阳太阳等29人，报社内也有16人被点名，并被斥为“狗汉奸”、“女特务”、“现行反革命”、“假党员”、“反动文人”等。这篇材料点了61位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并强加种种罪名，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另一篇是《把伍修反革命集团推上历史断头台一声讨伍、贺、霍、傅、谢、袁之流强夺军管广西日报罪行》，也强加给伍晋南等许多诬蔑之词。这次批斗大会，主要是批斗伍、霍、谢等，押上台陪斗的有7个单的所谓牛鬼蛇神，其中报社被押上台坐“喷气式”陪斗的有36位同志。这36人中，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25人，19级以上业务骨干26人，副科级以上14人。钟林当时已身患重病，仍被挂牌子押上台陪斗，并被打倒在台，会后进行了游斗。
当天，本报第三版发了以“鏖战急”名义写的文章：《彻底清算大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谢王岗之流在广西日报社犯下的滔天罪行》。
11月2日 本报刊登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当天，军管小组杨仲绪主持开会批判刘少奇。钟林身患重病，全身浮肿，已站立不稳，仍被拉来陪斗。会后，军管小组给他加重劳动，要他多扫第九栋宿舍的12间厕所。
11月4日 本报又发表“三种人”陆美莲的文章：《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斗号令》。
11月9日 本报发表“联指”头头、造反起家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颜景堂的文章：《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11月10日 经报社军管小组负责人杨仲绪批准，报社工厂用轮转机印刷新闻出版系统批判“伍修集团”的专刊，向全区散发。这个对开的专刊，刊登了区、市新闻出版战线举行“挖黑线斩黑根彻底批倒批臭伍、贺、霍、傅、谢、袁”大会的消息以及《乘胜前进，再立新功》的社论，号召“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伍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本单位的大小黑爪牙统统打倒”。又发表文章《彻底摧毁这个地下独立王国》，诬蔑说，报纸登绿珠唱和诗是《配合蒋匪反攻大陆》，登唐宋客桂诗人是“借古讽今”，介绍昆虫婚娱的知识小品是“宣传色情”，《刘三姐》、《朝阳》等是大毒草，并点了一批区内外知名人士。还登了《把伍修反革命集团推上历史断头台》，诬蔑伍晋南等“亲自指挥夺军权，非法办报大搞复障。”还登了区电台、区出版社、新华社广西分社、南宁晚报等单位的揭批文章。在《大丑剧中的小丑剧》的特写中，用了“反动透顶，愚蠢之极”的语言，攻击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等人。
11月11日 钟林病重。在此之前，钟林爱人周漂萍多次找杨仲绪，也请其他人找杨仲绪，要求准许钟林休息看病。杨一直不理，还说：“我有病都无法看，他看什么病！”这天，看管人员见钟林实在不行了，便押着钟林挂牌去区医院二门诊看病。事后，周漂萍找杨仲绪，要求让钟林住院。杨仲绪竟说：“批斗了再说。”
11月13日 本报在一版头条发表驻报社工宣队在解放军支持下把报社斗批改推向新阶段的长篇消息。消息诬蔑说：“长期以来，大叛徒霍泛、大特务谢王岗之流直接把持旧广西日报，伙同报社走资派钟林之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把报社变成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又说：“文化大革命，在贺、霍、傅、谢、袁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下，报社内外阶级人互相勾结，强夺军管的权。”接着介绍他们炸开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并用不点名的点名办法，诬蔑报社参加原“五洲震荡”的一般干部姚建勋为“坚持反动立场”，“干尽坏事”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已证明，这些完全都是诬陷不实之词。“处遗”中报社编委正式为姚建勋平反。
当天，报社开会声讨刘少奇，拉钟林等陪斗。钟林腹水严重，站立不稳。杨仲绪见此情况，才要钟林在家“写检讨”。
11月15日 本报报道南宁军民集会声讨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并发了社论《彻底清算刘少奇滔天罪行》，诬蔑刘少奇同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等，并说“1964年，他还亲自出马，带着贼婆娘王XX窜来广西推销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和所谓‘两种劳动’、‘两种教育’等黑货”。
11月19日 钟林休克。钟林爱人周漂萍找杨仲绪。杨仲绪批准后，周漂萍雇三轮车送钟林去医学院留医，周漂萍要求陪伴，杨仲绪不理。接着，几个工人便拉周漂萍去斗争。21日，周漂萍去医院看望，钟林已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病死，随即火化。
（按：“文革”中批判钟林，完全是一个大冤案。他爱人为钟林申诉，被说成“为三反分子翻案”，于1970年多次受到批判斗争。他的几子则被说成“黑帮子女”，备受歧视。与钟林共事多年的许多老同志也被说成是“钟林大红人”、“钟林社会基础”。随着形势变化，区党委逐步为钟林平反。1973年1月6日，区党委对钟林问题审查批复，认为“他是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干部”，对原来强加给他十大罪状初步推倒。1977年11月，补举行钟林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12月22日，区党委批准撤销1966年7月关于撤销钟林党内外职务的决定。1984年6月26日，经报“处遗”办公室和区党委驻报社“处遗”工作组要求，区党委作出关于钟林平反决定。《决定》说，钟林同志“是经受长期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8年11月21日被折磨致死”。“现决定给钟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钟林同志一切罪名和诬陷不实之词”。1984年9月16日，本报发表总编辑黄耿同志写的《悼钟林》的七律两首及本报记者写的《钟林和〈广西日报〉》的悼念文章。9月17日，本报又发区党委常委，区政协主席覃应机写的文章《忆钟林》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等5位《人民日报》老同写的文章《悼念钟林》）。
12月3日 本报开始报道自治区《广西军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会。当天以“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为题，发了开幕消息和社论。这次“积代会”的报道，廷至12月27日结束。会议期间，突出宣传了不少名为积极分子实为“三种人”的发言和文章，其中有柳钢的刘目忠、岑国荣，全州的蔡辉龙，玉林的林坚，宁明的陆美花等，这些人后因“文革”中的罪行或被开除党籍，或被判刑。还有后定为坏分子、被判刑的凌云县的李真云。这次大会又一次批斗伍晋南、贺希明等人。
12月16日 本报突出发表了阮乐纯等写的文章：《上石大队在阶级斗争风浪中前进》。报道这个大队在文化大革命中抓阶级斗争的“事迹”。“文革”中，这个大队的上石农总被打成“反共救国团”，定为反革命组织。部队和民兵出动，先后杀害88人，迫使25人自杀，还错捕错斗一大批人。后来，这些人都获平反。
12月19日 本报在一版发表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在我区的流毒》，突出批判谭震林，结合批判伍晋南，说《“2·19”声明》、《“4·19”声明》是反革命声明。同天，二、三版发了批判谭震林和所谓伍修集团的文章。以后，又用两个版连续批判所谓“二月逆流”。
1月12日 本报发表南宁各界人士集会隆重庆祝毛主席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11周年的消息，并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办好新闻事业》，社论仍诬蔑“钟林是刘少奇、贺、霍、傅、谢、袁之流安插在广西日报社的爪牙”，继续强调清队，“把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同天，以把新闻战线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发专版，其中驻报社工宣队的文章强调，开展“三忠于”活动，坚持“天天读”，上下班请示汇报，并说，工宣队进驻报社后，在所谓对敌斗争中，“争取和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取得了很大成绩。”
1月14日 本报报道南宁8000多知识青年和街道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
1月15日 在当时区革委“三办”清查广西地下党问题，大揪“115”叛徒集团的情况下，报社军管小组召开专案组会议，听取对苏上华、区子群、季伟、梁良4人（均“文革”前正县干部）的历史情况介绍后，决定对他们隔离审査，分别监禁在潮湿的平房里，要他们睡地面，大小便在房内，不准与人接触，并轮奋提审批斗，强迫他们交代历史和现行问题。在此期间，专案人员外调，逼迫有关人士证明季伟夫妇和梁良是所谓假党员。对这4人一直监禁到4月22日方释放，但赶到“牛鬼班”后，又全部转到医学院继续审查，致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1月中旬 报社职工到垠边村修筑防洪大堤，在劳动工地上，原总编室副主任邓莹因历史问题受到批斗。
3月9日 本报三版整版发表广州部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宁明上石大队革委主任陆美花的文章《红心永向毛主席，无私无畏干革命》。向时发表编者按，吹嘘她“以最坚强的意志、最大的胆略、最大的勇敢”“粉碎了阶级敌人复障资本主义阴谋”。（陆美花因“文革”问题后被开除党籍、撤销干部职务。）
4月1日 报社军管小组以报社参加学习班人员为基础，组织70多人（其中多属被审查者）到昭平城厢公社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同时，报社军管小组经向区革委政工组报告并取得同意，以“借调”名义调进一批区直其他部门的干部。从这天起到9月15日，陆续通知调23人“到报社来占领阵地”。这些人原来均参加“联指”，其中一部分在原单位是带头造反和抄家的人，进报社后，多数作为骨干使用。有7人接调令后不来，有些人后来陆续离开，到1986年只剩6人。
4月5日 从这天开始，围绕“九大”报道，本报突出地集中地大量地吹捧林彪，当天消息的标题是“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接着又多次在报纸上使用了这个标题。
4月12日 本报发表《记钢铁红二连以林副主席为榜样话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文内3个小标题都是“以林副主席为榜祥，XXXXXX”，同时发表编者按说：“驻我区某部钢铁红二连，是林副席担任过第一任连长的红色连队”。
4月16日 报社军管小组副组长杨仲绪改任报社军管小组组长，增补刘凤祥为副组长。
4月22日 报社专案组部分人员及35个当时被错误揪斗的同志（包括原隔离的4人），集中到区医学院办斗批改学习班。学习班总负责人是军管小组副组长、报社专案组组长江文华、专案组副组长关成林，被审查对象斗天劳动、半天检查。
5月12日 本报发表特大社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文内以3/4篇幅吹捧林彪，大摆林彪所谓功绩和所谓卓越贡献，用了许多高级的形容词，连用18个“最”，比如“最忠诚”、“最坚决”、“最勇敢”、“最完全”、“最彻底”、“最英明”等。文内说：“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林副主席不愧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愧是广大革命群众公认的、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不愧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党的九大一致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从林副主席40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这篇全国罕见的肉麻吹捧林彪的社论是报社军管小组副组长王笠夫根据林彪死党李作鹛、黄永胜等的内部讲话具体布置报社评论组人员写的。
6月9日 报社到昭平劳动的同志提前返回南宁。
6月12日 报社从昭平返回的同志到区医学院参加整党学习班，学习期间，根据江文华布置，大批所谓“黑笔杆子”。江文华在训话中还常说：“报社的树是歪的，人也是歪的”。“文革”前原编委成员周汉晖、钟纪民在学习班上作检查后得到解脱。
6月28日 区安装公司工宣队替换柳钢工宣队进驻报社，工宣队长为王廷福。
7月1日 报社在医学院办的斗批改学习班宣布“解放”6名原被挂牌揪斗同志，但“留有尾巴”，从这时起至70年1月，陆续“解放”19名被揪斗挂牌同志，但其中17人“解放”后仍放在行政组或工厂劳动，直至下放。
7月 军管小组副组长王笠夫主持编辑出版《学习文选》（实为《林彪文选》），收集了林彪从1949年7月1日到1969年4月1日的讲话、报告、文章，其中24篇是公开发表的，有11篇没有公开发表的，共35篇，约20万字。此书的出版，经杨仲绪同意，共印发约5万册。
7月3日 本报发表纪念《“7·3”布告》颁发1周年社论，错误地宣扬广西广大军民在执行《“7·3”布告》中“彻底粉碎了叛徙、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及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和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强调继续以《“7·3”布告》为思想武器，“敌人从哪里冒出来，我们就在哪里把他打下去。”
7月5日 本报发表记者写的《“7·3”布告永放光芒》的长篇通讯，文内说：“南宁出现了一批以七三命名的七三百货大楼、七三商场、七三旅社、七三路、七三公社、七三广场、七三剧场、七三食品厂、七三饭店、七三菜种店、七三新村等，永远铭刻着《“7·3”布告》的历史功绩。“（按：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这些单位后又恢复原来名称）
7月20日 本报在《把新闻战线大革命进行到底》通栏标题下，发表一整版文章，批“文革”前广西各家报纸，其中有篇文章竟把“文革”前的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说成“旧广西日报”。
8月26日 本报重新发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8年8月28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同天发表社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继续革命，夺取新的胜利——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产一周年》。当天还发了欧致富的文章：《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革命政权建设》。
8月27日 本报三版在《增强革命团结，夺取更大胜利》的大标题下，发表廖炜雄和龙智铭的文章：《坚持团结，永远前进》；何耀旗吹捧韦世经和林福文的文章：“为革命结成一对红”；李文光吹捧颜景堂和曾春生由所谓“一对崩”结成“一对红”的文章。让这些造反起家当上区革委副主任的广西两派头目在报上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增强团结”，“消除派性”，“用党性掌权”。
9月22日 本报发表《他不愧为我们工人阶级的好代表——柳州钢铁厂革委会委员、工人岑国荣三不脱离的故事》。（岑国荣在“九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定为“三种人”，被开除党籍。）
在此前后，本报陆续发表一些“文革”帮派头头的文章，如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潘天福，定为“三种人”而工除党籍的陈忠民，以及整党中不予登记的宾祖嫒等。
9月27日 报社在医学院参加整党、斗批改学习班的100多人回报社，少数安排工作，多数继续学习。
10月5日 本报发表题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的颂歌——赞光辉的革命样板戏》》。文章吹捧说：“由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一批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在南宁隆重上演，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艺战线上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10月10日 本报发表吹捧当时为区革委委员、后定“三种人”而判刑的蔡辉龙的通讯：《永远保持工人阶级本色》。
10月15日 报社专案组经过1年时间审查，未把问题彻底搞清，就轻率地宣布：解放前入党的、原广西日报农村版领导成员周存义（副县级）从未入过党，是假党员，停止组织生活，等待处理，并勒令他和一些尚未解放的职工一起劳动。
11月14日 本报发表吹捧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箱的盘美英的通讯：《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12月1日 本报发表后被开除党籍的“三种人”陆美莲的文章：《用毛泽东思想掌好权用好权》。此后，仍不断发表她写的和别人写她的文章。
12月初 报社军管小组和工宣队组织原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分成8个大组，由工宣队员带队到各地区进行所谓“革命化采访”。
12月16日 报社军管小组将报社原副总编辑黄耿、秋伟、原时事部主任梁良、原人事科长季伟及原校对吴颂平、张楠（两人为留用人员）等6人送到武鸣区革委“三办”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斗批改班），继续进行审査。报社派出专案组人员7人一道前去。
1月12日 本报报道南宁军民集会庆祝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12周年。同时发表社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造舆论》，继续诬蔑说：“刘少奇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之流利用他们篡夺广西的日报那一部分领导权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当天和第二、三天连发4个版纪念文章。
2月 报社开展“2·5运动”，大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一时出了很多大字报，对一些与经济问题有关的人进行审查。后并未查出大问题。
2月20日 本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
2月21日 区革委会政工组任命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办事机构成员，黄传兴（军管成员）为办事组副组长、吴跃增为办事组副组长，李春欢为副协理员；江文华为政工组组长，关成林为政工组副组长；王笠夫为编辑组组长，刘凤祥、钟纪民、蒙家麟、周汉晖为编辑组副组长、秦仕豪为协理员。
3月27日 本报发表在“革命化采访”中写的题为《红心钢骨》的长篇通讯，把凌云县仑洋大队党支部书记，奸污妇女多人并在“文革”中残酷斗争老干部的坏分子李真云说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无产阶级的硬骨头”。（李真云一度当上区党委委员，后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
4月 军管小组责令潘昭勋和万一知到印报车间劳动。
4月13日 本报发表岑国荣、盘美英分别写的《当好群众代表，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的文章。同时发表荔浦县革委会、人武部表扬潘天福做“继续革命带头人”的文章。（这3个人中，前2人在“九大”中当选为中央委员、侯补委员，后1人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后来在“处遗”中，岑国荣、盘美英、潘天福均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
4月21日 本报发表“红辛兵”写的《大毒草〈刘三姐〉的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同时发表编者按，诬蔑《刘三姐》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一个黑标本”，“流毒甚广，罪大恶极”。强调“要通过对〈刘三姐〉的批判”，“横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多年来在文艺领域里散布的妖风迷雾”。从这时起，到10月21日，共发了14个整版、63篇批《刘三姐》文章，另还发表了10篇批判文章。（1978年11月27日，本报发表《〈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评民间歌舞剧〈刘三姐〉政治倾向》，同时发表编者按。编者按提到，《刘三姐》新近已搬上银幕，并说：“由我区1960年《刘三姐》会演大会改编的民间歌舞剧《刘三姐》，自上演以来，受到了区内外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成为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毛主席曾经指出：《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可是，在林彪《“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彩响下，它却遭到了无情的围剿和残酷的蹂躏。1970年，本报曾把《刘三姐》当作毒草，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给它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它多年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打倒了“四人帮”，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还《刘三姐》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为它平反。）
6月22日 经区清查“5·16”办公室批准，江文华派人把报社原“五洲震荡”头头，大联委成员，编辑刘士昀秘密地押送到区党校拘留看管，隔离审查。据后来任报社清查办主任和党委常委的黄贤林回忆，主要是怀疑刘士昀在外交部工作的父亲、国际问题专家刘思慕是否有过黑指示，企图从中找到有关来自北京的所谓“5·16”线索。隔离之后，搞专案工作的胡振华（军管小组人员）、刘远才、毛洪德负责“监护”和审问，杨仲绪参加过一次审问，江文华也多次去，后来从事审问的还有廖炜雄、薛克成。廖炜雄审问了约一星期，并对刘说：“假如拒绝承认‘5·16’，就比‘5·16’还‘5·16’，那就是‘6·16’、‘7·16’。你顽固不认帐，照样可定你反革命。”1971年4月，担心刘士昀拘留地点被发现，又把刘士昀转移到原工会干校。1972年7月11日刘被释放，共关押750天。
在此前后，从3月到6月，报社军管小组、工宣队又发动群众重点批斗校对徐启、编辑周漂萍、原读者来信组副组长高尤辰、工人陈伟基等。其中，批斗周漂萍主要是因为她为钟林问题向中央申诉，诬蔑她为所谓“三反分子”钟林翻案。对其他人，也是抓住他们说的几句错误甚至正确的话，当作反动言论，无限上纲，错误地进行批斗。后来在“处遗”中这些同志均获得平反。
7月20日 报社军管小组向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打报告，提出“掺砂子”，要求“在下放一批干部后，再充实50名新生力量”。
8月下旬 报社军管小组宣布下放名单，第一批下放71人，这连同后来陆续下放的5人，经武鸣斗批改学习班审查后下放的6人，共下放82人（含借调返回干部2人），分别下放到26个地、县、市。下放干部人数，占报社原有干部226人的36%。这次下放，一是下放骨干多。下放副总编2人，占活着的编委成员40%；下放副县级以上干部21人，占有副县级以上干部42人的50%；下放18级以上干部38人，占报社原有18级以上干部73%的49%强；下放大学生21人，其中新闻专业毕业大学生6人。二是下放原一派的多，下放82人中，原倾向和属于“4·22”“五洲震荡”的63人，原倾向和属“联指”的12人。三是违反老、弱、病、残不下放规定，下放了7、8个老、弱、病、残人员。四是下放干校劳动的多，下放到机关的少。除到武鸣长期审查的6人外，较早下放的74人，到本校59人，到机关15人。实际对这些下放同志实行“劳动惩罚”。这样大批下放干部，对党多年培养形成的新闻队伍造成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拨乱反正中，才陆续收回33人。86年评定专业职务，这些回收人员中有11人评上主任编辑、主任记者。另外，原来下放后调广西大学及广西经济管理学院的虞达文、彭继良、左英也分别被评为副教授。）
9月1日 第一次广西日报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召开，参加人为杨仲绪、廖炜雄、钟纪民、王笠夫、刘凤祥、江文华、蒙家麟。会议传达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对广西日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成的指示，讨论分工。在组长未到之前，由杨仲绪负责。（廖炜雄是“联指”头头、造反起家的“三种人”，后于“处遗”中被开除出党。）
廖炜雄正式到职后，在报社职工大会上发表了充满派性的讲话。头一句就是：“报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你们好！过去我们都认识，曾经战斗在一起，今后还要团结战斗在一起。”
9月2日 区革委会开大会欢送第二批区直下乡干部，报社下放干部参加。
9月3日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决定“解放”原来被揪而这时尚未解放的工人苏熙选（合同工）、胡少凯（准备不戴帽清洗），干部赵黄岗、黄真、张谷、何雅儒。
9月5日 报社第一批下放的71名干部，分别离开报社，其中下放干校的由报社专案人员“护送”。“护送”人员到接收下放干部的地方后，均口头向接收单位介绍了当时按极左观点和派性思想编造的所谓档案材料，致使这些干部下放后长期受到歧视。
当天，本报以整版发表署名“大海”（实为江青）拍摄的两幅照片，并刊登“学海文”的文章：《无产阶级摄影艺术的光辉样板》，吹奉江青。
9月17日 本报发表《彻底铲除为蒋家王朝招魂的大毒草——评反动影片〈英雄虎胆〉》并加编者按，诬蔑它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特务片”。从这天起直至10月14日共发了7个版批《英雄虎胆》的稿件。（1979年5月30日，本报发表《剿匪斗争中的英雄曲》，肯定它是好影片，为它平反。）
9月23日 本报刊载《人民日报》的社论：《农业学大寨》。从这天起，本报不断在“农业学大寨”特大栏题下发表学大寨的报道。
9月下旬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委派当时在专案组的工作傅余记主持办学习班，为赵黄岗、黄真、张谷（均为建国前参加革命老干部）、何雅儒、胡少凯、苏熙选等6人“落实政策”。宣布“解放”后，陆续将赵黄岗、黄真、张谷、何雅儒等下放县干校。到这时，原被错误揪斗关“牛棚”的37人，除钟林、涂楚璧2人已被迫害致死，黄耿等6人送武鸣学习班审查外，还剩7人被“挂起来”，这7人是苏上华、杨一纯、区子群、卢陵生和原已“解放”又被重新审查的赵宁、黄可卞、张辛。这7人继续放在行政组劳动。
10月19日 李玉生任报社核心小组成员、军管小组副组长。
11月6日 本报发表区文艺工作团革命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大阴谋——批反动话剧〈朝阳〉》，并加编者桉，诬蔑它是“刘少奇所作两种教育制度黑讲话的翻版，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南、广西的代理人陶铸、贺、霍、傅、谢、袁之流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亲自授意下炮制出来的。”从这天起至11月25日，共发了5个版批《朝阳》的文章。（1979年3月20日本报发表《记住棍棒批评造成的创伤》，总结了错误地批《朝阳》、批《刘三姐》等的教训。）
11月15日 本报转载《光明日报》登的广西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写的错误文章：《彻底粉碎反革命文艺黑线总纲领——批判周扬一伙炮制的〈文艺十条〉》。
11月17日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讨论同意，廖炜雄出席自治区第三届党代会，曾懂初出席自治区“双代会”。
11月23日 本报发表区革委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
11月26日 本报发表长篇通讯：《壮志压倒万重山》，对都安学大寨的事迹作了浮夸宣传。
12月1日 本报发表自治区、军区“双代会”开幕消息并配发社论。从这时起直至20日“双代会”闭幕，对“双代会”作了大量报道。
12月2日 区革委政工组任命王笠夫兼报社办公室组长、周汉晖兼二编采组组长、蒙家麟群工组组长，同时任命薛克成等19人为小组副组长。
12月3日 本报突出地刊登了后划坏分子并判刑的李真云写的文章：《自觉磨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文内以“百色地区最大走资派”为代名词，不点名地对原百色地委书记尚持大肆诬蔑。
12月24日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正式向区革委会呈报《关子从“双代会”中挑名29名同志加强报社新闻队伍的报告》。
1月7日 区革委政工组下文同意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中，挑选29名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到报社工作。这些知识青年都是高、初中文化程度。他们有些是好的、比较好的，但有些是中学红卫兵组织头头，有些人斗过老师，个别人与严重违法乱纪问题有牵连。他们到报社后参加学习班，为期1年半。除请老同志讲业务课外，还参加清查“5·16”运动。
1月30日 本报发表驻广西医学院工宣队、军宣队、干宣队、院革委会写的文章：《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彻底改造旧大学》
2月21日 区革委会政工组任命广西日报社军管小组办事机构正副组长：黄传兴、吴跃增为办事组副组长，江文华为政工组组长，关成林为政工组副组长，王笠夫为编辑组组长，刘凤祥、钟纪民、蒙家麟、周汉晖为编辑组副组长。
2月26日 区革委会政工组组织小组下文给广西日报军管小组，文内说，1970年8月29日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会议研究同意，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由郑新生、杨仲绪、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蒙家麟、王笠夫、刘凤祥、江文华等9同志组成，并由郑新生同志任组长，杨仲绪、李玉生同志任副长。
2月21日 本报报道自治区召开第三次党代会，选出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韦国清在会议报告中，继续说：“广西是桂系军阀老巢，隐藏了一批叛徒、特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解放后刘少奇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互相勾结，疯狂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说：“全区各族人民在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目前，斗批改运动不断深入发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二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经过整党建党，全区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富有战斗力。”这次党代会上，廖炜雄作为报社选举的代表，当选为区党委委员。
3月17日 本报又发表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出党的宁明上石大队民兵教导员陆美花的文章：《把路线教育贯穿于民兵建设全过程》。文内说：“要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
3月28日 本报报道百色、玉林地区举行党代会，选出第一届地委委员，百色的消息中不点名地诬蔑原百色地委书记、区党委组织部长尚持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百色地区的代理人。此后，又报道南宁、柳州市、钦州地区召开党代会的消息，同样说这些地区“文革”前的领导是刘少奇的代理人。
4月1日 本报再次发表陆美花的文章：《发扬民主作风，加强革命团结》。
4月 杨仲绪调任广播局革委会主任，黄贤林到报社任军管小组副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4月20日 全区开始开展所谓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江文华向报社党的核心小组汇报刘重桂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
4月30日 本报报道桂林市举行党代会，文内说什么“桂林是国民党桂系军阀老巢”，又诬蔑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广西、桂林代理人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互相勾结，疯狂地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当天，报社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讨论报社党委、革委名单。
5月14日 本报在“彻底批判反动影片《苗家儿女》”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整版批《苗家儿女》的稿件，同时发表“编者按”，诬蔑这个影片“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鼓吹唯生产力论。”从这天起，到7月7日，发了9个专版进行批判。
5月下旬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连续开会，研究开展所谓清查“5·16”运动的问题，李玉生传达区革委会领导意见，说新闻单位清查“5·16”属于第二批，6月主要进行清査方案的准备工作。
6月1日 本报二版发表柳州市革委会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写的文章：《鼓吹自由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批判大毒草〈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同时发“编者按”，诬蔑此文作者秦兆阳是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代理人周扬等‘四条汉子’手下的一名黑干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在周扬等‘四条汉子’授意下……炮制出笼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谬论之一。”（1979年3月20日，本报发表《真理经得起岁月的磨洗——重议〈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并配发“编者按”，为秦兆阳写的这篇文章平反）
6月2日 报社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建立中共广西日报社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竟说：“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挖出阶级敌人4人，已作定案处理，揪出有重大政治问题和贪污盗窃行为的12人，正在作定案处理（其中已调查落实报上级指示处理的9人）”“整党建党工作……组织上进行整顿，清除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共9人，正在专案处理（其中专案调查已经结束报上级批示处理的6人）。”（按：根据后来复查，除坏分子魏家舜一人外，报社没有一人算得上是阶级敌人，或能戴上叛徒、特务帽子的。）这个《请示报告》提出了报社党委委员、常委名单。
6月12日 区党委批准成立报社革委会，由郑新生、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黄贤林、王笠夫、何子烈、薛克成、李茗蓁、颜植绍、韦作玉、王国珍、任道远、李春欢、李海强、吴跃增、周汉晖、陆学廷、候钊、秦仕豪、班达名、梁业堂、黄传兴、黄达德、蒙家麟、廖敬棠等组成（按：26人中24人是“站队站对的”），并由郑新生、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黄贤林、王笠夫、何子烈、薛克成、李茗蓁、颜植绍等担任常委（按：其中9名是“站队站对的”），郑新生任主任，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黄贤林、王笠夫任副主任。
6月18日 区党委批准建立中国共产党广西日报社委员会。委员17人：郑新生、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黄贤林、王笠夫、何子烈、李占山、李茗蓁、柏侠、凌懋权、盛嘉让、黄月婵、曾懂初、雷云廷、雷燕珍、蒙家麟（按：全部是所谓站队站对的，其中廖炜雄后来划为“三种人”，被开除出党）。常务委员6人：郑新生、李玉生、廖炜雄、钟纪民、黄贤林、王笠夫。书记郑新生，副书记李玉生、廖炜雄。
报社“两委”得到批准后，召开庆祝报社党委会、革委会成立大会。郑新生作关于广西日报党委、革委成立工作报告。“报告”吹嘘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清除了所谓“隐藏在我们阶级队伍内部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阶级阵线基本分明”。还把“文革”以来报纸进行种种错误宣传说成是“报纸越来越较好地发挥组织、鼓舞、激励、推动作用”。在回顾报社所谓战斗历程中，歪曲报社历史和现状，诬蔑说：“长期以来，刘少奇及其在广西代理人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利用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网罗资产阶级杂家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搞反动七性办报方针，妄图把广西日报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阵地”。并自我宣扬：“军管广西日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及时传播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号令。”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说在“文革”中，“贺希明、谢王岗之流，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千方百计妄图夺回他们已丧失的舆论阵地，纠集社会上牛鬼蛇神，蒙蔽部分群众，强夺军管广西日报领导权。”又把军管《广西日报》在“文革”中煽动杀人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说成是“在贯彻和捍卫《‘7·3’布告》的英勇斗争中，《广西日报》较好地发挥了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和广大军民一道，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最后还说：“在整个斗批改过程中，在军管小组和工宣队的领导下，主动地、不停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发展了大好形势。”
6月23日 区直机关召开大会，报社全体职工参加。区革委政工组负责人张乃健作清查“5·16”动员报告。他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及王、关、戚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后台。又说，20年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陈独秀、李立三，30年代是王明、‘四圣汉子’，40年代——50年代是刘少奇，60年代是最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就是“5·16”。他把《“2·19”声明》、《“4·19”声明》、夺军管广西日报的权、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夺权、一中武斗事件、挽留6984部队等，均列为“5·16”事件。他说，问题不在于叫什么，而在于“罪行”，只要这种“罪行”，就叫“5·16”。
6月29日 郑新生在报社职工大会上作清查“5·16”的动员报告。说什么“‘5·16’是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国际背景的，它的纲领就是‘三指向’，组织是全国性的，秘密的，活动是有领导、有计划的，上有肖华……下有小喽併。”又说：“报社不是真空，是文化大革命中争夺的阵地，是有‘5·16’分子的。”还说“要搞清‘5·16’罪行，抓极少数的‘5·16’分子，这并不是无的放矢。”他警告“有‘5·16’罪行的人”“要自我挽救，也要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挽救。”并号召大家参加战斗。
7月1日 本报刊载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文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7月 报社成立清查“5·16”运动办公室，黄贤林任主任、吴跃增任副主任。清查的重点是所谓“5·16”集团策划、操纵“5·27”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有关人和事。当时，李玉生主张凡参加过“4·22”“五洲震荡”的人要人人过关。廖炜雄赞成。这段时间，报社掀起了“四大”高潮。参加和倾向原“五洲震荡”的110多人，不论干部，工人，留下或下放，绝大部分被点名。留在报社曾参加和倾向原“五洲震荡”的50多人，人人被迫检查交代，通不过不能过关。
7月5日 本报刊载新华社发的吹捧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坏分子李真云的文章，题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战斗——记凌云县仓洋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真云的先进事迹》
7月18日 本报发表一个版的稿，错误地批判陶铸的《两行纪谈》，此后，连发几个版批陶铸。
7月19日 报社抽一批人到报社清查“5·16”办公室工作。
8月3日 郑新生在报社职工大会上宣布，“5·27”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是“5·16”搞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区党委决定围绕这个问题在南宁地区开展大会战。要求掀起“四大”高潮，矛头对准“5·16”骨干分子，幕后策划者。要挽救、改造犯错误的人。会上，李玉生讲活，强调对这个运动的态度，是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
8月8日 报社召开清查“5·16”大会战誓师大会，控诉所谓“5·16”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的“罪行”。
8月16日 本报刊登后来划为“三种人”颜景堂写的文章：《阳光灿烂照征程》，文内自我吹嘘他当红卫兵造反起家后进入区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所谓光荣历程。
8月 南宁地区围绕“5·27”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一事开展会战，南宁市开了3次联席会议，下放到各地“5·7”干校的参加和倾向“五洲震荡”的部分报社干部也受到审査。
8月底、9月初 报社确定小组重点审査对象12人，停职审查6人。6个被停职审查的同志遭到轮番批斗，不准通迅，不准外出，不准接触别人，被剥夺人身自由。这些同志都是留在报社工作的曾参加和倾向原“五洲震荡”的干部和工人，没有一个是群众组织头头，也没有打砸抢行为。据报社清査“5·16”办公室主任黄贤林同志后来回忆：“当时确定这些人为报社内部重点审查对象，是想通过对这些人的工作，取得突破，有可能使清查工作的深入开展。”覃振凤与“5·27”夺权毫无关系，也没有参加办“4·22”的《广西日报》，有3人却联名写大字报，强烈要求把他从记者站拉回来“交代问题”，说他“在文革初期执行邓反动路线，是众所周知的覃保皇”。诬蔑他“支持5·27反革命夺权，与黑线人物有牵连”。威胁说：“如果不要他回来交代问题，以后发现他与黑线人物有牵连，由谁负责？”逼得报社党委把覃振凤调回来，然后交给党政军编辑组、文教组对他进行长期批斗、审查。
8月下旬 报社革委委员、办事组协理员、“联指58112”头头李春欢。由于隐瞒家庭成分和个人历史问题暴露，割颈自杀（未死）。
8月24日 经过在武鸣一段时间审查，区党委作出给予秋伟党内警告的处分决定。第二年，秋伟被分配到南宁粮纸厂任革委副主任，在此之前，区革委斗批改办公室党总支于1971年8月28日作出给予秋伟同志党内警告处分、予以解放的决定。（1979年2月14日，区党委下发《关于秋伟同志几个问题的复查结论》，说：“经复查决定，撤销区党委1971年8月24日对秋伟同志的处分决定。”1985年2月14日，区党委又作出《关于秋伟同志平反的决定》，说：“‘文革’初期，秋伟同志被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阶级异己分子’‘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遭受隔离审查，挂牌游斗、批斗、抄家。1969年冬至1972年又被送到‘武鸣学习班’继续审查，前后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对秋伟同志进行监督劳动，限制人身自由，致使秋伟同志政治上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人格备受侮辱。这是完全错误的。区党委决定，为秋伟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推倒强加给秋伟同志的一切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撤销区党委1972年至1978年对秋伟同志所作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
8月24日 本报刊登一牌署名“峻岭”（实为江青）拍摄的照片。
9月6日 郑新生在报社职工大会上，总结前段清查“5·16”运动情况，布置下段工作，说：“运动广泛性已达到预期深度，报社只有2个人没有讲话和写大字报。有536张大字报揭发和交代了问题。‘5·27’反革命夺权的面貌基本清楚了。专案斗争也取得了进展，‘四大’进入高潮。但核心内幕、黑线关系还没有揭出来。不经过斗争，敌人是不会轻易投降的。要求掀起强大的政策攻势，把运动推向高潮。”廖炜雄在会上讲话说：“现在揭出的材料，和‘5·16’内幕有联系，但不等于是内幕。黑班子不少，但没有拿出‘5·16’黑班子。”他警告说：“一些人不要打错算盘。”李玉生也在会上说：“初战获胜，下一步是要把‘5·16’内幕揭出来。背后的阴谋活动还远远没有揭开。下一段主要是揭发交代内幕活动，黑线关系。揭发交代是条件，你不揭发交代，怎样挽救你？”
9月7日——10月初 报社用联组、小组批斗和个别谈话以及出大字报等形式，对6个重点审查对象进行所谓政策攻心，结合打“态度”，施加强大压力。国庆节放假4天，也不准出门，要他们在房间写“交代”，并派人监护。
10月17日 本报恢复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名义，出版《广西日报》“第7423号”（这一号数含创刊到封报的号数、军管办报的“新1—64号”和“革字第1-1312号”的累计）。
10月下旬 报社向全体干部传达“9·13”事件。在报社受到重点审查的同志不能听传达，部分下放的同志也被剥夺听传达的权利。袁可如下放到宜山“5·7”干校长期受歧视，这次又不能听传达，精神紧张，于11月2日自杀身亡。
11月4日 报社清查“5·16”运动办公室成立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专案组，确定立案审查何家松、潘昭勋、刘士昀、张靖邦、万一知、梁良等人。
11月20日 报社党委写出经郑新生、李玉生、廖炜雄3人修改定稿的《关于广西日报社一年来工作情况的汇报提纲》，上报区革委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及区党委。《提纲》把报社干部、工人队伍说成漆黑一团。在下放大批干部后，仍然认为干部、工人队伍问题很大，需进一步大换班。《提纲》说：“经过历次运动，干部、工人队伍相对的是纯洁一些了，但是从这次清查‘5·16’运动中看出，由于过去选拔干部贯彻阶级路线不够，加之审干未很好进行，清队工作也搞得仓促粗糙，所以队伍不纯的状况还是比较严重，如干部队伍180人中，出身地、富、反动官僚家庭，其家属为我镇压（按：指郎土豪、冯应魁之父）或逃去台湾（按：指陈怀宁之父）以及有重大反动社会关系者44人，占24%，本人历史上参加反动党团8人，因丧失阶级立场或犯贪污、男女关系错误受过处分的17人，两项占9.4%。59年后调来123名干部，基本没有进行审查，政治情况大都不甚清楚，工人队伍中政治不纯情况也比较严重，家庭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关系等方面存在问题的共43人，占29%。现在干部180人中，编辑组150人，其中新招的29人，分配在群工组和各地群工站的40人，从事出版事务工作48人，搞文字编采的只有33人。正副组长30人，能够胜任的3人，占10%；基本胜任的17人，占57%；不能够胜任的10人，占33%。”最后要求区党委、区革委政工组增加报社干部配备，特别希望充实中层干部。
11月30日 黄贤林在报社职工大会上，作《关于查找“5·27”反革命夺权罪证动员报告》。说运动持续5个月，通过“四大”，已揭发了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的“5·27”反革命夺权的“罪行”，并说什么“一些陷得较深的人，态度极不老实，”“为了给下一步重点揭发批判创造条件，要打一场查找‘5·27’反革命夺权罪证的人民战争。”廖炜雄在会上说：“这个查找运动，是重点的揭发和批判斗争，清査‘5·27’夺权的重要步骤，现在清查物证罪证是有油水的，要翻箱倒柜倒出来。”
12月上旬 报社开展了查找“5·27”反革命夺权罪证运动，6个重点审查对象都被抄了家。
12月下旬 吴跃增等奉报社党委之命，在荔浦县召开荔浦、兴安、苍梧“三办”协作会。3个县“三办”和桂林地区“三办”的人员参加了会议。吴跃増讲话，说这次开3县协作会，是希望3个县“三办”同志协助报社，审查下放人员张靖邦、万一知、何家松、潘昭勋，尽快查清“5·27”夺军管《广西日报》权的情况。这几个人的情况由报社提供。审査期间，要互通情报。3个县的“三办”人员同意协助审查。在此之前，按廖炜雄、黄贤林等人的意见，要把这几个人拉回报社批斗，郑新生没有同意，因此才改为就地审查。
12月26日 本报又发表后划“三种人”岑国荣的文章：《沿着‘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前进》。
12月31日 本报又发表后划“三种人”刘目忠的文章：《思想领先干在前头》。
1月3日 苍梧县“三办”将何家松从县“5·7”干校带到县水泥厂仓库进行监护审查。
1月4日 本报发表《柳钢在沸腾 柳钢在跃进》的通讯，再次吹捧因“文革”中杀人后判刑的刘目忠，把他誉为“钢厂铁人”。
1月6日 苍梧县“三办”将潘昭勋从县“5·7”干校带到林水公社林水大队监护审查。
1月8日 荔浦县“三办”将张靖邦从县“5·7”干校带到县公检法军管会进行监护审查。兴安县“三办”对万一知进行监护审查。
1月11日 报社清查“5·16”办公室成立党支部，吴跃增任支部书记，胡振华任副书记，兰怀廷、薛克成、周捷任支委。
1月13日 区革委下文，免去黄贤林广西日报社革委副主任、政工组长职务（但他到4月才离开报社）。任命刘彬为广西日报社革委副主任兼政工组长。
1月14日 本报发表《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标本——批判反动小说〈美丽的南方〉》，同时发表“编者按”，诬蔑它故吹“反动的唯天才论，把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资产阶级分子，描写成先知先觉的天才。”以后又发表一个版的文章进行批判。
1月23日 本报又发表坏分子李真云的文章《千头万绪要抓纲》。
1月下旬 报社派人到苍梧县，分别多次提审何家松、潘昭勋，逼迫他们交代“5·27”夺军管广西日报大权问题，交代所谓“5·16”罪行。
2月14日 “武鸣学习班”宣布解放季伟，根据区革委会政工组批复的审查结论，季伟的历史问题维持原结论，承认他1947年8月入党。之后，将他下放到那龙煤矿工作。
2月23日 从这天起到3月，报社党委先后对报社清查“5·16”运动重点审查对象进行个别谈话，允许他们看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
2月24日 本报发表《柳钢各级领导深入学习铁人精神》的报道，又吹捧“三种人”刘目忠。
3月24日—5月3日 报社派人到苍梧县，再次对何家松、潘昭勋进行审讯，并分别组织县水泥厂和林水大队社员对他们进行批斗，要他们写交代材料，逼他们承认是“5·16”分子。
3月29日 报社党委写了一份《党委工作总结报告》，《报告》在汇报报社清查“5·16”情况时说：“在清查中，成立了事件专案组，召开了三县清查的协作会，并在兴安、荔浦、苍梧相继成立了若干专案组，总的接近结案阶段。”又根据真真假假的材料，说什么“对‘5·27’反革命夺权事件来龙去脉以及外部策划、内部接应的几条黑线已基本弄清，对幕后策划者、主谋、骨干也都挖了出来或正在挖出来。今后任务是乘胜前进，争取早日结束，不获全胜不收兵。”
当天，报区政工组审查备案由报社党委任命王世荣等16人为小组正副组长和驻地、市群工联络站组长。
4月5日 本报一版刊登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盘美英的照片，吹捧她“坚持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5月4日 本报二版发表造反起家的帮派头目、后被判刑的“三种人”颜景堂的文章：《永做工农群众小学生》。
5月6日 区革委政工组命吴跃增为报社政工组副组长；郭恢志、赵盾、秦仕豪为报社编辑组副组长；薛克成为报社印刷厂协理员；石昌琼为办事组副组长，刘振业为办事组协理员。
5月中旬 报社宣布维护中共南宁市委50年代对黄可卞历史审查结论，恢复她的党组织生活（清队中她被诬为假党员，挂黑牌，住牛棚，长期受审查）。
5月22日 本报一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继续歪曲历史，诬蔑说：“刘少奇、周杨一类骗子在全国解放以后，出于反革命阶级本能，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罪恶用心，顽固地抵抗毛主席的文艺革命路线”，“抛出文艺黑八论”，“为地主资产阶级永远霸占文艺舞合，大造反革命舆论”，“各种文艺形式大量充塞着古今中外的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牛鬼蛇神。”
5月 区党委下发政清（87）号文件，作出《关于黄耿同志几个问题的批示》，文件说：一、1947年黄耿同志在隆山被捕，未暴露身份，维持原结论。二、对黄耿同志任百色地委秘书长时，分管东兰、凤山两县土改错杀黄茂安等，属严重官僚主义错误，过去已作严肃处理，不再重新处理。三、黄耿同志在广西日报工作期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说了一些错话，写过一些有错误的社论，经批判教育，黄耿同志作了较深刻的检查，决定免予处分。同年6月，黄耿被分配到贺县革委会任常委。1978年12月8日区党委又下发《关于黄耿同志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宣布对黄耿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维持原结论，撤销区党委1972年5月批示黄耿同志在广西日报社工作期间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结论。1980年11月20日区党委组织部《关于黄耿同志复查报告》说：“我部于1978年12月8日对黄耿同志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报告有不实之词，予以撤销。”1985年2月14日，区党委再次作出《关于为黄耿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说：“黄耿同志1947年4月在隆山县被捕问题，曾经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于1956年12月4日作了审查结论：没有暴露身份和党的秘密，无问题。1952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失误，过去组织已作了处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上述问题又进行了审查，并强加给黄耿同志‘走资派’、‘牛鬼蛇神总后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进行阶级报复’等罪名，遭受挂牌、游斗、批斗、抄家。1969年冬至1972年2月又被送到‘武鸣学习班’继续隔离审査，前后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对黄耿同志进行监督劳动，限制人身自由，致使黄耿同志在政治上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摧残，人格备受侮辱。区党委决定：给黄耿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推倒强加给黄耿同志的一切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撤销区党委1972年至1980年对黄耿同志所作的《审查结论》和《复查结论》……”。
6月 “武鸣学习班”宣布结束对吴颂平的审査，分配到武宣县外贸局工作。
6月 报社清査“5·16”办公室继续派出专案人员对潘昭勋等人进行审讯。
7月11日 刘士昀被释放回家，下放报社印刷厂劳动。
8月2日 报社党委作《关于编印林彪文选的检讨》，由郑新生、钟纪民、李玉生、王笠夫、刘凤祥、廖炜雄签署。检讨说，这本文选20万字，计划印10万册，实际印5万，发出4万册。
8月5日 报社党委经过近4年审查，承认周存义是解放前加入党，是党员，允许参加过组织生活，但仍放在总务科工作。
9月 荔浦县、兴安县、苍梧县“三办”分别解除对张靖邦、万一知、何家松、潘昭勋的监护审査，但潘昭勋回到县“5·7”干校则被分到附属队（即牛鬼蛇神队）劳动。
9月18日 报社党委讨论决定上报，要求调回下放的李必训、山烈英。一星期后，李必训回到报社，山烈英到1977年到报社记者站。
9月21日 本报发表《北暮盐厂勤俭办场》的消息，又吹捧“三种人”黄乃贤。
9月25日 由廖炜雄签发的《报社党委向区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报告》，“报告”说：“文化大革命清队以来，尚遗下一些待处理的干部（不包括政审未结案的），还有一些同志由于业务水平低，不适合继续搞新闻工作。为此，对上述两方面同志（共9名），建议另行分配。”“报告”下列名单：吴俊勤、黄仁环、周孙坤、周漂萍、莫袖武、周存义、张同惠、卢陵生、区子群。后来，除莫袖武自己要求调走，到柳州地委宣传部新闻科任科长外，其余都未调成。历史证明，多数同志还是适合报社工作的。
10月 报社从各地、市、县工厂调进39名具有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工人到报社作干部，在此之前，报社党委派出张国琛、秦仕豪，在各地记者站协助下，进行过考核。这批青工到报社经过一年培训和半年农村工作锻炼，绝大部分分到编辑部做编辑、记者工作。
他们之中，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的则是红卫兵头头，有些人斗过人，打过人或抄过家，个别人参加武斗，与严重违法乱纪事件有关。
另外，有6个吸收到报社工厂当工人的知识青年，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也做编辑、记者工作。其中个别人在中学时也是红卫兵头头，领导和多次参与残酷殴斗老师，导致1人自杀。
10月31日 区安装公司“工宣队”撤离报社，至此，“工宣队”结束了“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达4年之久的任务。
11月22日 报社党委同意调回下放干部韦秀萱、蒙德丽、王稚蕾，照顾家庭关系。
12月6日 报社清查“5·16”办公室开始调出工作人员到业务部门工作。
12月14日 报社党委讨论对清查“5·16”运动重点审查对象处理意见。郑新生在会上说，除了刘士昀、赵宁需要上报外，其他可以解脱，最后讨论决定，刘士昀算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赵宁算一般错误，写结论，其他人不写结论。刘士昀先下放工厂劳动1年。1977年3月，刘士昀去云南大学工作。经他反复申诉，报社党委几次修改审查结论，于1980年12月予以平反，取消对他的处分。
1月2日 本报发表通讯员、记者写的通讯《炉火钢花映红心》，有一半篇幅继续吹捧“三种人”、已由工人当上厂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目忠，说他到车间蹲点。
1月上旬 报社领导分别找内部几个重点审查对象谈话，表示结束审查，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努力为党工作。此后，陆续分配和恢复工作。
1月6日?10日 本报一版在“千山万?盛开大寨花”的通栏标题下，连续发表记者、通讯员合写的长篇通讯《为世界革命劈山造地最幸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开出万代幸福泉》、《万里长征第一步》，报道都安学大寨，战石海，开地下河，劈山造地的事迹，实际上是报道了都安某些瞎指挥的作法，内容浮夸。
1月12日 本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党报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仍然歪曲广西日报历史，污蔑说：“1958年以来，我区新闻战线的战斗历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激烈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变换各种手法，破坏、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阴谋篡改党报的方向，妄图使党报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1月16日 报社党委讨论同意傅余记、黄达德由工人转为干部。
2月20日 报社清查“5·16”办公室结束工作，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业务岗位。在此之前，已整出报社清查“5·16”结案意见，上报区革委政工组、区清查“5·16”办公室，关于清查“5·16”问题，报社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政治处主任刘彬于1974年9月20日向报社党委传达中央有关精神时说：“清查‘5·16’除中央定性之外，广西不增加内容。”同年11月25日，报社党委开会传达上级指示时，他又说：“清查‘5·16’，除中央定性之外，广西不增加内容。广西两派都是群众组织。”1983年6月15日，区党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关于对广西“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案平反的报告》说：“经查证，‘文革’期间，广西各地根本不存在什么‘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把‘文革’期间发生的某些事件和这些事件所涉及的干部、群众，当作‘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进行清査，是完全错误的。”区党委在批示这个报告时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错误和派性影响下，我区开展的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错误地审查、批斗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区党委决定，‘文革’期间，把一些群众组织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所干的一些错事，当作‘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进行清査，是完全错误的。对被错定为‘5·16’反革命分子和犯有‘5·16’罪行的同志以及受到打击迫害株连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按照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和处理清查中所形成的材料。”根据这个精神，报社编委会于1984年对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到错误审查、批斗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
3月 报社宣布解放长期受审査的编辑卢陵生（1972年9月22日，报社党委《关于卢陵生问题的处理意见》认为，卢没有参加土匪活动，还找过游击队，表示要参加革命，而且参加过游击队的训练班和宣传队，应予解放。
4月25日 区党委任命黄耿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
4月30日 区革委政工组任命石昌琼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办事组长。
5月20日 本报三版用半个版的篇幅转载《红旗》刊登“三种人”颜景堂的文章：《全心全意同工农相结合》。
5月23日 报社党委讨论决定：区子群作历史反革命，苏上华、杨一纯作反党分子，不戴帽，按内部矛盾处理，调出报社，降职降薪。胡少凯依仗其父亲之势欺压农民，敲榨勒索，长期隐瞒这个历史，审查期间态度不好，不符合职工资格，遣送回乡劳动。
对于区子群历史问题的处理，区党委组织部于1973年10月26日批复，没有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是根据他长期隐瞒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事后，仍留在报社工作。对于杨一纯历史问题的处理，区党委组织部1973年同意报社党委意见，给他重新定性为“叛党分子”，降职降薪。随即下放荔浦锰矿工作。1979年3月7日，区党委宣传部对报社党委复查杨一纯问题的批复，则维持1957年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所作“自首行为”的结论，撤消1973年区党委组织部批准给他重新定性为“叛党分子”的决定，并恢复原来行政工资级别。对于苏上华的历史问题，区党委组织部1973年10月3日批复，维持1953年省委组织部所作“党的叛徒”的结论和取消其候补党员的决定，不再重新处理，但因他长期隐瞒一些政治历史问题，同意报社党委意见，给予降职降薪处分。事后也没调出报社。1979年2月25日，区党委宣传部又根据报社党委复查意见，撤销区党委组织部1979年的批复，给苏上华恢复原职原薪。1984年，区党委组织部对报社党委再作批复，认为不能恢复苏上华1940年5月入党的党籍，但鉴于他自首情节轻微，恢复他1949年2月重新入党的党籍。对于胡少凯，当时因精神病重，1975年由报社派人护送回乡。他病逝后，落实政策，安排他的一个儿子到报社做工人。
7月18日 本报转载《红旗》杂志刊登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盘美英的文章：《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8月8日 廖炜雄离开报社。出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
8月17日 区党委任命郑新生为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主任，钟纪民为党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王笠夫、黄耿、余药夫、周汉晖为报社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同时，任命李玉生为区党委宣传部秘书长，免去他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职务。
同一天，本报一版报道区党委举行报告会，邀请杨荣国教授作批孔报告。
12月12日 本报发表融水县委副书记贾凤英的文章：《向老干部学习接好革命的班》。此人后因“文革”问题受留党察看2年处分。
12月20日 区党委任命刘彬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
12月29日 区党委同意任命刘彬为政治处主任，吴跃增、关成林为政治处副主任；石昌琼为经营管理处处长，莫伦静、梁业堂为副处长；黄耿为总编办公室主任 郭恢志为副主任；张儒伦、李梧章为党政处副处长；张国琛为农业处副处长；严忠良为工商处副处长；饶韬为文教处副处长；韦剑辉为理论处副处长；盛嘉让为时事处副处长；秦仕豪为群工处副处长；赵盾、刘树辉为出版处副处长。
1月1日 本报刊登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元旦献词》，社论提到“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20日 本报一版在“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做分数的奴隶”的栏题下，报道《柳铁二中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改革旧的考试制度》和刘敏等4个学生写的文章：《旧考试制度要彻底改革》。并发表“编者按”。错误地认为考试制度“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认为“刘敏等4位小将……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带头揭露和批叛考试制度的弊害，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生动地反映了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革命风貌。”
1月29日 在“以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批孔”的栏题下，发表《解放军某部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从此后，连篇累牍发表批林批孔的报道。
同一天，报社成立批林批孔小组，由饶韬、薛克成、莫启鹏主持批林批孔报道。
2月初 报社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2月13日 本报报道区党委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主管，之后全区组织4万多名干部，深入基层，迅速掀起批林批孔高潮。
在此前后，报社职工运用“四大”形式，联系报社实际进行批林批孔，揭批批报社所谓“修正主义回潮”。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陈卫东、罗坤汉合写的一张反映报社干部使用问题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没有把“文革”中敢冲敢杀的人提起来，相反提拔了个别“文革”中“表现不好”的人和“老好人”；没有贯彻“三结合”方针，领导班子没有年青干部等。
2月20日 在报社骨干碰头会上，刘远才（“文革”前夕调进报社，“文革”中长期搞专案）说报社“回潮”几种表现：1、机构臃肿；2、用旧人员多（按，指“文革”前在报社工作的干部；3、有的人政治不开展，好事不点头，坏事不摇头，不敢斗争，发展入了党，现在入党到底是谁卡谁？是出身好的卡出身不好的，还是出身不好的卡出身好的（按，这是对当时发展胡俊芳入党有意见）。
2月21日 本报发表以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潘天福的文章：《绝不容许林彪搞复辟倒退》。
3月16日 本报发表社论：《切实加强党对批林批孔的领导》。社论一发表，陈卫东在评报意见中指出：“社论设有重点批‘克己复礼’，作者是同中央唱对台戏。”报社外也有人攻击这篇社论，上纲很高。
3月17日 本报发表区文化局召开文艺工作者批判会，按“四人帮”的调子，牵强附会地批判所谓为刘少奇翻案的《三上桃峰》，文内说，要坚决打退文艺黑线回潮。
3月18日 本报《内部参考》以《一篇公开为刘少奇翻案的来信》为题刊登柳州开关厂女工、共产党员孙芷新的来稿，同时发表“编者按”说：“最近本报收到一封署名柳州开关厂职工写的题为《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好戏〈三上桃峰〉的稿件，这是一篇公开攻击、污蔑党中央，叫嚣要为刘少奇翻案，赞扬《三上桃峰》的大毒草的反革命文章。”当时，主管文教宣传的报社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余药夫要有关人员把这篇所谓“反革命文章”转给柳州市公安局，致使孙芷新被捕入狱。柳州市法院党组初判孙芷新有期徒刑15年，但法院院长认为构不成反革命罪，没有宣判。后来由要对批邓又持反对态度，才被判15年徒刑。1978年12月，孙芷新获得平以。1979年初，报社编辑部有人打算采访这个冤案，但遭到造反起家的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副主任李文光反对。直到1983年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本报才派人采写了一篇反映这个冤案的报告文学《一份迟发的报告》。已调到河北师大工作的余药夫也分别写信给中央工作组和报社，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
4月16日 本报报道区党委召开自治区机关和南宁市所属单位批林批孔经验交流大会，深批“克已复礼”，把批林批孔运动继续引向深入的消息，消息说，大会要求“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时，要联系上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他直接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他来广西后，极力吹捧林彪，大肆贩卖林彪的修正主义黑货，全盘否定解放以来广西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林彪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效劳。这是不点名的点了当时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同志，错误地把他当成林彪死党来批判。从1974年4月到7月，本报共发表批叛韦祖珍的稿件75篇，其中有49篇组成13个专版，用社论的题目“紧密联系实际，彻底批叛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作大栏题。发了韦钦的长文《卑劣的手法，罪恶的用心——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负责人诬蔑我区大好形势的罪行》，以及署名“何迪”写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批判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那一个区党委原负责人炮制的〈突出问题十八例〉》，批韦祖珍的75篇稿件，有36篇是韦祖珍视察过的地方的人写的。1981年5月14日，区党委《关于韦祖珍在广西工作期间的问题结论》说：“1971年‘9·13’事件后，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大小会议和《广西日报》上，多次揭发批判韦祖珍对广西形势的看法，给他加上……等罪名。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81年5月4日关于《对韦祖珍同志结论的复查意见》中指出，原认定韦祖珍同志‘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是不适当的，两次工作调动本人无责任。’因此，我区过去给韦祖珍同志戴上‘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来广西进行反律命夺权’和‘全盘否定广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恶毒咒骂、丑化广大干部、群众’等帽子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1982年10月11日，韦祖珍逝世。11月6日，韦祖珍追悼会在南宁举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送了花圈，悼词说：“韦祖珍同志是我军的好干部”“韦祖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3月21日 报社党委常委开会讨论研究前段学习小结，动员下一步批“克已复礼”，认为对群众提出的几个问题要讲清：一是广西有广西的情况和特点，外省有外省的情况和特点的“广西特殊论”；二是为什么3月16日社会没有提批“克已复礼”，提加强领导；三是说有回潮，工农兵反映这2年对他们抓得少，群众办报不够。认为联系实际主要讲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当前要围绕这个问题批“克已复礼”。报社经过“文化大革命”，是前进还是后退？可以从这方面提意见。
3月28日 报社党委给区党委的《报告》指出：“报社学习讨论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带有某些致治倾向的错误观点。如：出版处小组会上，编辑顾凤群拿兄弟省区情况与广西对比后说：‘广西老保气太浓了’；农业处小组谈到对兄弟省区的经验不能照搬，因为我们不了解人家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时。编辑李XX说：‘广西就没有林彪死党？’农业处编辑陈卫东在评报时，对本报根据区党委指示于3月16日发表的社论《切实加强党对批林批孔的领导》提出意见（这是可以的），批评社论中没有写重点批‘克己复礼’是错误的，并在报上批写说“社论作者是否想同中央唱对台戏”。另外，在此之前’农业处编辑陈XX，在一次会上说：‘报社领导就是怕乱，怕乱了区党委的部署。’”《报告》说：“报社党委曾多次开会，讨论了运动开始以来报社出现的一些思想动向。对出现的上述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存在错误观点的几个人，前几年政治运动中有些是积极分子，从他们讲话时的思想状况看，主要是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片面、偏激，自以为是的思想，其中有的人是带着个人主义情绪参加这次运动的。自认为文化大革命有功，对现在职务、工作的安排不满。这些情绪，最近时期在报社有一定代表性。特别是一些人在对待兄弟省区报纸的宣传上，缺乏实事求是态度，存在‘赶浪头’思想，不问人家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况，也不用马列主义观点和中央指示进行分析，就拿来照套我区情况，错误地认为，人家‘轰轰烈烈’，我们‘冷冷清清’，人家‘敢反潮流’，我们‘思想保守’，总是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比领导、比党委高明。”
4月15日 郑新生传达中央12号文件，强调要加强党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领导。
4月17日 本报发表区“5·7”干校第二期干部轮训班开学的消息，文内报道了广西联指常委、造反起家的“三种人”潘玉臣的发言。
4月19日 吴跃增在报社党委会上汇报政治处讨论报社所谓“回潮”在组织建设方面的表现：“结合问题，有的说年青干部不能审稿，是对年青人的看法有问题；对年青干部培养缺乏具体措施，平时使用多的只是几个人，如饶本礼不是党员参加党的会议，回来给党员传达；是否有专家办报，有的只使用几个人，如果专家办报就是回潮；区党委强调要培养理论队伍，我们理论处只派两个年青的进入，没有具体培养；提拔干部有些照顾情绪、平衡；建党发展‘老好人’多，有些同志讨好领导就可以发展入党，有的常委说不能用出身来压人家；对发展胡俊芳入党有意见，标准掌握不严……”。关成林说，发展胡俊芳入党，是在非劳动出身家庭打开一个发展党员的突破口。对新生力量的培养问题，一是三结合没有，二是年青干部没有人培养。
4月30日 郑新生在宣传口汇报报社批林批孔情况，回来向报社党委常委传达区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批林批孔、联系批韦祖珍的精神，说：“从当前全国来看，主要解决政治斗争问题，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继续，对韦祖珍要进一步揭批。机关是重点，是否可考虑采取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办法，揭露本单位的回潮现象或错误问题。但不管怎样，都要首先批林批孔，批韦祖珍。我区受外省影响，要做好工作，领导不要和群众对立。”报社党委常委会上谈到，郭鹤琴组织了一批人，收集韦祖珍的材料，有的材料已在报上进行批判。
5月2日 郑新生在报社支部书记会上说：“上周进行小型批判会，全社开了一个大批判会、工厂开辅导会。大字报属于揭发性多些。这次批林批孔是批林整风的继续，主要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对下面一定强调要继续批“克己复礼”，批韦祖珍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韦祖珍来广西以前就参与林彪的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到广西以后，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干部路线，攻击依靠贫下中农的路线，他配合《“571工程”纪要》。批韦祖珍是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部分，不是批韦祖珍一个人的问题。要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对我们单位要联系新闻路线来批。他来报社时，极力宣传林彪的办报路线，不提批林整风，对毛主席给广西日报的指示信根本不提。要我们报纸发一些消极面的东西，有些我们没有发。”他提议四楼作贴本单位大字报的地点。要把批韦祖珍与揭本单位的问题分开，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领导不等于捂盖子。
5月4日 报社党委常委再次明确分工。郑新生着重抓运动，钟纪民着重抓业务，石昌琼具体抓运动，政治处吴跃增、关成林也是运动的领导，郑新生说，对韦祖珍来报社的谈话，政治处负责收集原始记录，然后再研究，印发给各处领导。群众给王笠夫贴个大字报，是1969年“9·13”以前的事情，是对当时军管小组领导的，应由军管小组负责。
5月6日 政治处收集意见，反映党委常委揭批韦祖珍不够深。郑新生说，对韦祖珍比较了解的同志，应主动揭批，带个头。常委另写一张大字报，抄好贴出去。大字报贴在四楼不方便，看的很少，可以贴在下边，写一个牌子“非本社人员谢绝看”
5月8日 区党委同意任命薛克成为理论处副处长。
5月9日 报社召开常委扩大会，党委委员、各处领导、支部书记和政治处负责运动的同志参加，学习中央12号文件和区党委补充通知，联系本单位实际批林批孔，批韦祖珍。郑新生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揭批韦祖珍的情况后，说：“韦祖珍这家伙是林彪反党集团派来的，是他们安在广西的钉子，他们趁国清同志向中央请示要干部之机派他来。完全是黄永胜等人搞的。韦祖珍这家伙亲自跑到贵州串连，他到广西以后，窜到区直13个单位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全区各地散布反革命言论，完全是配合《“571工程”纪要》，是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来广西时间不长，但他的流毒和影响，决不能低估。”盛加让说：“韦祖珍窜到报社作指示，不谈批陈整风，而是谈工人生活、食堂之事。”刘树辉说：“韦祖珍抓山区报道、阳墟四队报道，报社领导应主动检查。哪些贯彻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张国琛说：“68、69年这几年报社领导抓群众工作很积极，办了不少工农兵通讯员学习班，效果很好，近两年群众工作抓得不紧，关系到贯彻毛主席的办报路线问题。”他质问：“过去对韦祖珍的山区报道为什么抓得不紧。”
5月20日 报社党委常委研究区宣传文教战线批林批孔大会报社的发言。吴跃增说：宣传部许对亭定题目，报社是批韦祖珍插手新闻报道，提到路线上来，联系到“克已复礼”上，钟纪民说：“要揭批韦祖珍插手报纸的罪行，制造反革命舆论，主要是山区报道、阳墟报道。他到山区活动，攻击大好形势。”王笠夫说：“韦祖珍插手报纸工作15次，列出来，他造舆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余药夫说：“韦祖珍抓山区报道冲淡批林整风，冲淡农业学大寨，否定文化大革命。”郑新生说：“批判要联系他插手报社的恶毒目的，干扰报纸的宣传，干扰破坏着重在山区报道方面，他企图篡改毛主席的办报路线，我们的揭批要交代15次与韦祖珍的接触情况。”最后常委决定抽3个人准备发言稿。
6月3日 吴跃增反映，白班支部不知运动怎么深入下去，工厂认为工人和干部分开住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
6月9日 报社党委常委研究报社深入问题。吴跃增说：“听了郑新生的动员报告有意见，认为是捂盖子，有阴力，阻力来自郑新生。对常委扩大会开法有意见，认为郑新生、王笠夫的发言不解决什么问题。”王笠夫说：“有人说《南方日报》可以公开批判死党，我们为什么不能报道。”余药夫说：“郑新生对他参与写的衡宝战役剧本解释得早了。”郑新生表示欢迎提意见，但不同意说捂盖子。他说：“群众提的意见有对有不对，不能认为群众提的意见都是对的，这样会变成尾巴主义。”
6月10日 吴跃增向报社党委常委汇报毛洪德整理大字报提到党委在运动中所谓压制群众、捂盖子的表现：1、群众说“难道广西没有死党”“广西老保气太重”，受到批判；2、有人在评报中指出3月16日社论未提到“克已复礼”“与中央唱对台戏”被认为是错误的，“是不能接受的”；3、运动进入第二阶段，骨干队伍在哪里？4、到现在还未听到成立报社批林批孔办公室；5、联系报社实际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后，党委就宣布“今后有关联系本社实际的大字报要贴在办公楼四楼上；6、群众揭发山区报道问题时，常委决定由与这一报道有关的领导来组织和领导整理材料；7、常委在揭发批判韦祖珍的大字报中说，我们“把山区建设报道纳入了农业学大寨的轨道，”对山区报道问题定调子；8、韦祖珍反动谬论的材料，领导以“防止扩散”为借口，迟迟不印发，群众强烈要求后，虽印发了，但每处只一份；9、韦祖珍10多次给报社黑指示及黑批示，以“防止扩散”为理由至今未公布，不让群众深入批判；10、党委对运动始终缺乏具体部署；11、群众一贴出郑新生参与《衡宝战役》剧本写作时，郑新生就赶忙在大会上解释，表白自己，实际起了不要群众再揭批的作用；12、不组织报社工人参加运动，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13、党委不带头揭批，至今有个别常委不表态不揭发；14、领导尤其是郑新生知情不揭，如参加“9·13”那天师以上三支两军人员会，与韦祖珍的关系等；15、群众认为，“运动进一步深入，关键在领导。”郑主任动员会上说这话一半对，这是为领导不揭不批打掩护，并把运动深入不下去归罪于群众；16、郑主任在6月3日动员会上列为重点清查的8个问题，避重就轻，主次不分，偏偏不就郑主任自己参与的同黑线直接挂钩的事列入，如参与《衡宝战役》剧本写作以及与韦祖珍的关系，与许圣亭关系等。
郑新生不同意说报社领导压制群众，定框框，只是认识跟不上运动。坚持认为，说“广西老保气太浓以及批3月16日社论未提‘克己复礼’是与中央唱对台戏，这些意见不对。”
当天，确定成立报社批林批孔办公室，石昌琼为主任，秦仕豪为副主任。
8月4日 本报报道自治区革委会隆重举行6所高等院校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典礼，消息报道乔晓光在会上的讲话说：“我区各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实践证明，无论德、智、体哪个方面，都比文化大革命前我区高等院校任何一届毕业生成绩优越得多。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8月14日 区“四办”要报社查宣传部长许圣亭、副部长张乃健到报社看大字报时的讲话。
8月31日 石昌琼说到，区“四办”要报社常委写韦祖珍插手《广西日报》的材料，主要是韦祖珍对报社有何指示，有哪些文章？报社1973年10月25日给区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报告，现在要补充，韦祖珍审稿8次，视察报社1次，讲什么话，住山、治山、爱山的口号是怎么提出来的？
9月25日 本报一版发表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8年大革命10个翻一番——赞邕宁县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学大寨的大发形势》。这是一篇严重失实的浮夸报道，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9月26日 报社党委常委研究揭韦祖珍的材料。郑新生等认为韦祖珍到报社讲搞山区报道，阳墟四队的报道强调干劲，是唯生产力论，同区党委强调农业学大寨的意见相反，要两条路线斗争；“他诬蔑山区落后，大量放毒，诬蔑广西大好形势。”“山区报道要主为他树碑立传。”
9月29日 根据江青“8·18”批示，本报发表社论《学习、捍卫革命样板戏，夺以文艺革命新胜利》，同时报道区直文化系统1000多文艺战士集会揭批所谓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动言行，不点名地批评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许圣亭、江斌、张乃键，把他们说的“样板戏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地方不合理，不可信”、“听起来烦死人”、“可有搞出超过样板戏的作品”，硬说成是“仇视和攻击革命样板戏”、“实质上就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10月11日 报社群众性清查基本告一段落。报社党委同批林批孔办公室领导共同研究运动小结。秦仕豪谈小结内容：一是肯定批林批孔，反潮流的精神得到发扬，二是群众清查揭出韦祖珍插手报纸和许圣亭在报纸上的“罪行”，揭出报社领导同志一些问题。郑新生认为要肯定8个月的运动，但对“反潮流”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反潮流是指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力，群众进行反潮流。报社是不是有这问题？可以分析。
10月30日 本报报道区直机关党委召开万人批判所谓污蔑攻击革命样板戏反动言行的大会。会上，乔晓光说：“那些攻击污蔑革命样板戏的人，实质上是仇视工农兵，仇视毛主席革命路线，仇视中国革命，仇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又说：“阶级敌人在政治上搞复辟，就必然要在文艺上搞倒退，他们必须把矛头指向革命样板戏，我区文化部门中污蔑、攻击革命样板戏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适应了阶级敌人复辟的需要，必须坚决回击那些对革命样板戏的攻击和污蔑。”同天，发表一个版的批判稿。
（1976年12月19日，本报发表区文化局大批判组写的《揭穿江青的一个反革命阴谋》，和广西艺术学院大批判组写的《从江青的黑指示看“四人帮”的狰狞面目》，文中说：“江青在“8·18”批示中，对我区文化部门几个说“样板戏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几个同志，扣上小丑的帽子，扣上了4个仇视的大帽子，把他们定为敌我矛盾，“不仅仅在于迫害这几个人，更加严重的是，她要把广西的大好形势搞乱，把广西区党委搞垮，为他们篡党夺权做组织上的准备。”又说，区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对宣传和文化部门的几个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问题的正确结论，这就根本定了江青所强加给他们的4个‘仇视’、几个‘小丑’等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大帽子，粉碎了江青炮制“8·18”的黑阴谋。）
1月18日 本报报道全区工农兵通讯员代表会（这个会议是针对去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提出的问题而召开的），文内批判“专家办报”、“尖子办报”，说这是林彪修正主义办报路线。
3月24日 区党委任命孙鸿泉兼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免去郑新生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职务，调回部队工作。
5月7日 周汉晖在报社党委常委会上传达韦国清指示，说在学大寨中要批资本主义，对扩大自留地、“野马副业”要处理。孙鸿泉说，“野马副业”要写一下，第一篇题目叫《评野马副业》。
5月24日 本报发表区党委组织地、市、县书记到大寨、昔阳参观学习的消息和社论《深入学大寨快步赶昔阳》，消息说：“大寨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样板。”“学大寨要狠抓根本”“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大批旧的意识形态。”社论说，“要按照昔阳的经验，打好批修批资总体线，”“要七斗八斗不停休，一直斗到彻底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土壤。”
6月9日 孙鸿泉传达区党委参观大寨学习会议精神。安平生说：“要解决‘五种人’问题，‘五种人’掌权就不能学大寨。”“要大批促大干。”“现在集市贸易是不好的，要加强限制。”乔晓光说，大寨昔阳主要经验是干社会主义，想共产主义，抓路线教育，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批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学大寨要学根本，学习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6月28日 孙鸿泉传达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韦国清说，大寨、昔阳经验，不仅适用于农业，它的经验机关、城镇、学校都适用。批修批资批资产风，机关、城镇、农村、工厂都要批。《广西日报》要发社论、发文章。
6月30日 由孙鸿泉写的报社党委《关于农业学大寨宣传报道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到，宣传报道主要内容有五方面：第一，报道学大寨、赶昔阳，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使广大干部胸怀革命大目标，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觉悟。要大力宣传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价钱，……第二，报道学大寨、赶昔阳，要抓学理论，抓路线，打好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风的总体战。……大力宣传党、政、军、民、学齐动员，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上边下边一齐批，城市农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紧密配合的情况和经验，报道有计划地、系统地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和修正主义路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侵犯集体所有制，化公为私、损公肥私、劳动力自由市场（如外出搞野马副业）、产品分配交换（如多分实物，分光吃净、以物易物、非法协作）、经营方向与作风（如金钱挂帅、物质刺激）方面的突出表现，狠狠打击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
7月10日 本报一版在“农业学大寨“的通栏标题下，发表署名“利锋”的评论《评野马副业》，把生产队派人外出搞集体工副业生产说成是“野马”副业，“是挂社会主义的牌，干资本主义勾当。”还说让社员出去搞所谓“野马”副业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天，发表了《全州棕村大队发动群众刹“野马”副业妖风》、《大青山林场学理论联系实际纠正私招滥雇不正之风》。从这天到9月4日，共发了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评论10篇，一版配发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的消息17篇，二版发批判专页12个、稿件64份。把社员外出搞建筑、开矿，到林场做工，到国营、集体企业做工，外出烧砖瓦、石灰等正当工副业，都当作“野马”副业来批判。在三评“野马”副业的评论《锄野草》中，又把城镇企业请农民来做工叫做“长野草”，说这样做“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为资本主义培土填泥”，提出“要栓住农村的‘野马’，必须锄掉城市的‘野草’。”关于批判所谓“野马”副业，第1、2、3篇评论题目、内容、署名都由孙鸿泉提出，第4篇评论也是他布置编辑写，有关评“野马”副业的评论文章都经他审定后发表。他说，评“野马”副业的报道得到区党委第一书记安平生的同意和赞扬。
7月21日 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7·21工人大学》，文章片面地说，这种大学“工人办、工人上、工人教、工人管，在那里完全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它对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加速资本主义灭亡，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同天，本报三版发表理论文章《正确认识我国商品制度的两重性》按当时的极左思想说什么“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要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就不可避免地继续产生着资产阶级，这个情况正是同旧社会差不多的。”还说“商品制度的两重性，决定我们必须对它采取利用、限制，并逐步创造条件，最后完全取消的政策。”后来，从9月16日至10月7日，先后又发表四谈商品生产的理论文章，总的是讲商品生产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痕迹，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为当时限制集市贸易，批判所谓“野马”副业寻和制造理论根据。
9月4日 报社党委常委研究评《水浒》报道，饶韬参加会议作专题发言。
9月6日 吴跃增、邓寿朝、罗坤汉等根据桂发（1975）100号文件精神将五大包“文革”中历次运动的材料、小报、笔记等进行销毁。
9月7日 本报开始发表评《水浒》的文章，有广西民院陈星鹤、郑一兵的《宋江——投降派的典型形象》，颜运祯的《晁盖之死与宋江篡权》，实际是影射、攻击邓小平。此后连续发了12个专版评《水浒》 文章。11月下旬还连续3天在一版突出报道区内评《水浒》，批所谓“投降派”的活动。
9月14日 本报以《同传统观念决裂做缩小三大差别促进派》为题，报道了广西农学院应届毕业生肖荣军、蒙自前申请回乡当农民的消息，同时发表“编者按”，说大学生当农民是“新生事物，”“是值得赞扬的革命行动。”
12月1日 报社党委常委研究宣传报道时，周汉晖说，农业学大寨的宣传要突出阶级斗争为纲，属于这方面内容的放在第一版，其它放在第二版。孙鸿泉说，要反复宣传这个精神，学习九大和十大报告，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抓阶级斗争。可以设3个栏题，1、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2、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3、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基本路线为纲。版面安排三两天突出一个栏题。
1月2日 区党委宣传部任命陈达生、麦昌毓、翁守悦、黎洪溢、宁培真、文波、兰长贤、刘远才、韦作玉、凌懋权、唐力等11位同志为正科级干部。
1月3日 本报发表《浦北县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消息，副题提出回击右倾翻案风。这是本报地方稿第一次提到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
1月12日 本报发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18年，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的消息，文内错误地说：“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报纸各项工作，把阶级斗争这个纲，贯穿到每个行动、每条消息、每篇文章中去。”
1月13日 区党委任命造反起家，刚从“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社“学习和工作”回来的李文光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1月17日 区党委宣传部任命覃士贵、李镜熙、黄河清、徐如兰、丘瑜芬、梁友寿、周绍淮、罗坤汉、梁伯明、卢华昌、林静、刘万超、吴廷德、蒙天耀、胡俊芳、司马骅、苏月嫦、王玉琪、曾懂初、兰怀廷等为副科级干部，其中20人是所谓“文革站队站对的”，10人是“四清”、“文革”调入报社的。
1月18日 报社召开领导干带头批邓会。
2月9日 李文光到职。报社党委常委分工由他负责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运动的宣传报道。
2月10日 乔晓光批评《广西日报》处理2月7日华国锋代总理会见委内瑞拉首任驻华大使这条电稿有错误，说不该放在三版。报社党委为此作了书面检讨，说这是犯了政治性错误，是对中央1号文件态度问题。
2月17日 报社党委决定，薛克成负责的科技组改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报道组。同时翻印了一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小册子。
当天，本报自行转载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梁效”写的文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内说：“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这实际是不点名的点了邓小平同志。此稿新华社没有发电稿，本报率先转载，这在当时全国是罕见的。
2月18日 新华社发北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电稿。当天，本报就发了一个版的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地方稿件，其中有署名南宁铸造厂理论小组写的《用马克思主义占领科技阵地》，署名甘啸写的《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林培、周国文写的《不许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2月19日 本报又发了区党校写作组写的长文《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搞修正主义》和陈碧河写的《业务台风析》。
2月21日 本报继续发表南宁铸造厂部分工人、干部的发言摘要，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回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等。
2月22日 本报又发表苏德祯写的文章《“三项指示为纲”是修正主义纲领》，林雨如写的《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折中主义手法》，并发表《全区烈军属、残废军人、复退转业军人代表大会回击右倾翻案风、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消息。而《南宁日报》、《云南日报》、《湖北日报》、《福建日报》、《贵州日报》、《四川日报》、《辽宁日报》是2月23日、2月24日才开始发本省批“三项指示为纲”的报道和署名文章。
2月25日 本报发表署名“黎轩”写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剖析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
2月26日 本报发表署名“广西日报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刮右倾翻案风就是“克已复礼”》。
2月28日 本报发表《白沙大队党支部组织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消息。
3月2日 本报发表南宁机械厂、南宁罐头厂批唯生产力论的消息。
3月8日 本报发表署名“桂志”写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
3月12日 本报用一个版发表记者写的题为《革命风雪激》的长篇通讯，写南宁7所高等院校批所谓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巡礼。
3月18日 报社党委常委开会研究理论学习问题，大家汇报编辑部人员讨论提到的问题，说共产党内有资产阶级是新提法。“党内资产阶和过去资产阶级有何不同？”“既要限制又要承认资产阶级法权，具体怎么执行？”“邓小平民王革命派思想要批，基层干部有民主革命派思想要不要批？“老干部有民主派思想，青年干部有没有？”李文光说：“党内资产阶级以合法的手段进行剥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同样可以支配生产资料，到了这一步就完全是资产阶级了。党内资产阶级与党外资产阶级有什么区别？要很好研究。毛主席说，1000年10000年还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很大的理论问题，要认真研究。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怎样看，程度不同都要提高。三七开，要看到七、对三也要一分为二，这个三也是林彪修正主义干扰造成的。对运动的做法，要集中批邓。”孙鸿泉说，这次学文件后还要继续学。“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怎样理解？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毛主席提出来的，不是突然的。党内产生资产阶级要联系社会基础，一是有资产阶级存在，小生产存在，自己代表资产阶级思想就容易右，再一个是民主革命派，不革命了。
3月15日 报社党委学习中央3、4、5、6号文件，谈学习体会心得，检查自己，认为过去对“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缺乏认识，对提干上的“小步快跑”思想有共鸣，不理角“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对邓小平搞所谓右倾翻案认识不清。李文光在会上说：“当前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把邓小平揭出来，批右倾翻案风，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决心从思想上、政治上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线。”孙鸿泉说：“过去总认为邓小平敢抓工作是好的，对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没有进行分析，没有识破他的阴谋，现在看清楚了，不批邓小平，右倾案风就刹不住。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对我们也是个挽救。看来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势在必行，不出邓小平也会出现其他的人翻案。我们老同志要特别警惕，不要受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一个是主席说的，小资产阶级容易右，一个是要正确对待文经大革命。主席讲要三七开，我们要经常想到七，不要老是看到三。对老同志批一下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不足部分是林彪路线干扰造成的。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容易‘左’，社会主义时期容易右。”
3月20日 报社党委常委开会研究学习、报道。周汉晖就报道问题着重讲了几点：一、今年5月16日是“5·16”通知10周年，文革10周年，当作一个大的战役来报道，大量报道新生事物，大力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有力地对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从目前来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要突出宣传。有个大学生当农民遭到不少阻力，要报道一下。三、对农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也要报道。她又说：“照往年情况，每个节日两个版，宣传比较分散，今年是不是宣传文革大革命的成果，以这个为中心。”李文光说，宣传报道要从4个方面考虑，一是继续宣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意义，反击后各方面的变化，还要从理论上讲清一些问题，讲清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走资派还在走，小资产阶级是产生民主派的根源，宣传社会主义时期革命对象、性质、任务、前途。二是要宣传当前运动主要是学什么、批什么，主要宣传毛主席阶级斗争为纲，批“三项指示为纲”，要宣传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宣传老、中、青三结合。三是抓好当前运动领导的宣传。四是抓好重大报道的宣传。孙鸿泉说，报道总的指导 思想是（毛）主席思想，要认真学习，要动脑筋。“5·16”通知10周年，要集中抓。
3月23日 本报发表《北暮盐场工人干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走资派纪要》，其中一大段是造反起家、当上盐场党委书记的“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的发言。
3月29日 孙鸿泉传达乔晓光对“5·16”通知10周年报道意见的指示。乔晓光说，理论宣传主要是要解决走资派的问题，阶级根源，思想根源，经济基础，主要是搞清楚这些问题，有了汽车，住了好房子的，不一定都是走资派，主要看执行什么路线。浦北中小学可以，生产建设问题主要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天，本报发表以《朝气逢勃的一班人》为题的通讯，又吹捧“三种人”、坏分子黄乃贤。
4月2日 本报一版头条发表梧州市委新闻科写的长篇通讯：《我们不听他那一套——梧州市光学仪器厂工人理论队伍及时识破黑纲，坚决抵制右倾翻案风》，文内说什么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早在1955年夏天就同“三项指示为纲”对着干，抵制、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此后，在全区工人学理论会上，这个厂得到乔晓光的表扬。
4月7日 本报在一版刊登《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征文启事》，《启事》说：“文革”10年来，“我区各族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迎来了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辉煌胜利……，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是革命人民绝对不能答应的。……为此，本报特发起《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征文》，请撰写以下几方面内容稿件：1、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2、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区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3、歌颂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集体和人物。4、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区的大好形势。5、歌颂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和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新胜利。”
4月7日 当晚新华社播发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和中央两个决议的电稿，李文光连夜派出记者到南宁和郊区，以工人、农民、解放军、民兵指挥部、公安部门等名义，写了6篇表态文章，拼成一个专版，还写了一篇南宁党政军民表态的消息表示拥护中央决议，对制造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深入批邓，把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在8日与新华社电稿一起发表。
4月15日 本报又发表署名“广西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理论小组”的文章：《他们是马列主义的敌人》，支持镇压所谓制造天安门事件“阶级敌人”。
4月28日 李文光在传达上级精神时说：“5月那么多节日，应该主要是赞颂文革10年。天安门事件是个大翻案，要批邓，抓天安门事件。5月要集中批邓。”当天，本报转载刊于《人民日报》署名“桂志”(自治区写作班子）的长文章《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文内污蔑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以要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因为党内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还因为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思想仍然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文章还胡说：“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只要这个阶段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会把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为，走资派必然还会走。”当天，还在一版头条以《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就题，报道《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以天安门事件为反面教材，把批邓推向新高潮》的消息。
5月1日 区党委同意任命吴跃增为广西日报社政治处主任，秦仕豪为农业处处长，李承业为农业处副处长。
5月4日 本报开始用《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为刊头，在一版发表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顶着风浪上，不开顺水船》，报道大学生吴朝阳到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农民。此后，挂《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刊头，发表专版49个（其中包栝《朝晖》副刊专版4个，照片、宣传画专版3个）。内容极为广泛，有全区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技、文艺、卫生、体育各条战线的所谓“发展”和“变化”，有所谓先进人物等。这个专栏的编辑组由4个人组成。
5月7日 报社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追查反革命谣言问题。孙鸿泉、李文光都发了言。最后决定成立追查反革命谣言领导小组。
5月8日 本报报道《区党委召开党政军动员大会，号召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推向新高潮》的消息，刘重桂在会上强调说：“要追查反革命谣言。反革命诗词，反革命传单，反革命标语。坚决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5月11日 区党委决定免去孙鸿泉兼任广西日报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任命钟纪民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王笠夫为党委副书记。
5月17日 本报发表《南宁军民15万人集会游行，纪念“5·16”通知10周年，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消息。
5月18日 本报发表报社写作组署名“黎轩”写的《看形势主要看路线》。
5月24日 本报《朝晖》副刊发表用“黄河”署名写的400多行长诗《第10个春天》，狂热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说什么“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呵，眼前浮现多少壮丽画卷，跨险峰千重，越关山万道，步步脚步都萦绕着硝烟。”用很大篇幅恶毒攻击邓小平，说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赖抱鸡一样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于是，‘不怕打倒第二次，’破釜沉舟，组织起‘还乡团’。唾沫横飞，这也是纲，那也是纲，‘整顿’成了他手头的上方宝剑，满脸横肉，这也要砍，那也要砍，扼杀新生事物呵是为了翻案！你看他仗剑作法，还要大刮台风，刮台风呵，是想刮掉党的基本路线！且馒！几只老鼠，一窝白蚁，休想啃倒天安门前的铁旗杆！”又恶毒地攻击邓小平说：“扯一角红旗，恶魔遮不住鬼脸，捡几根彩羽，乌鸦扮不成凤凰。发了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怎能用‘三项指示为纲’来装璜！这个复辟狂却耍起江湖骗术，发誓咀咒，大叫大嚷，捧出这麻痹人民的蒙汗药，兜售这毒杀革命的毒砒霍。……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们做梦也在‘磨力擦枪’……。’用诗歌形式如此恶毒咒骂攻击邓小平，在全国实属罕见。
5月29日 本报以《毛泽东思想育新人文化大革命结硕果》作通栏题，用两个版的篇幅，报道“文革”初期敢冲、敢闯、带头造反的红卫兵，以后当上储干部的所谓先进事迹。其中有当时任贵县奇石公社党委书记，后定“三种人”、开除党藉的廖刚，和当时任西大党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后因“文革”问题而受留党察看2年处分的何武。
6月9日 本报二版以大半个版发表本报记者，本报通讯组合写的长篇通讯《小将在斗争中前进——记合浦县委副书记宾祖媛》，吹捧造反起家的宾祖媛，导语中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时候，广西大学有一位红卫兵女将，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累立战功，这位红卫兵女将的名字叫宾祖媛。10年过去了，小宾现在怎么样，她仍在战斗，就象当年红卫兵那样……勇敢地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倾向斗，显示出无产阶级年青一代朝气逄勃、奋发向上的革命风貌。同一版刊登宾祖媛在合浦县三级干部会上带头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照片。（宾祖媛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犯严重错误，后在整党中作不予登记处理。）
7月28日 本报发表署名“黎轩”的思想评论：《深入批邓长期作战》，文内说：走资派还在走，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这一个修正主义头子垮台了，又会有另一个头子出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7月31日 区党委决定任命覃士贵为广西日报社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8月9日 报社党委报告区党委，坚决要求从工人和插队知青中选25人到报社当干部。
8月16日 本报发表《把红卫兵战旗扛到底》的长篇通讯，表扬当过红卫兵的贵县瓦塘大队党支书陈荣全于1975年带头抑制所谓右倾翻案风，狠抓阶级斗争，批所谓资本主义的“事迹”。
8月24日 本报一版在“深批三株大毒草掀起批邓新高潮”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武鸣县镇南大队贫下中农抓住“论总纲”的要害深入批邓》的清息。本报8月23日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刚提出批所谓三株大毒草，24日本报就发出一个大队批“论总纲”的消息，实际是编辑按照李文光的意见将一篇来稿改写成的，许多东西是加上去的。
9月16日 本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按既定方针办》。
9月21日 本报发表造反起家的宾祖嫒写的悼念毛主席逝世文章《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文内自我吹嘘：“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红卫兵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和全国人民一道，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取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一大批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迅速成长。”并表示“要发扬当年红卫兵革命精神，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9月28日 李文光在报社党委常委会传达新华社的报道要点：要遵照“按既定方针办”的教导，坚持以阶钱斗争为纲，继续集中火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年，从1月到10月“四人帮”垮台，本报发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稿件（包括新华社电稿和地方稿），共654个版，其中地方稿件1738篇，平均每天近6篇。
10月5日 区党同意任命丘瑜芬、凌懋权为广西日报社调查研究处副处长。
10月19日 李文光在报社党委常委会上说，要以《亿万人民的心愿》为口径进行宣传，批邓还要批，批“三项指示为纲”，“白猫黑猫。”
当天本报发表后因“文革”问题被开除党籍的潘天福的文章：《团结大得人心分裂不得人心》。文内还在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妄图翻案复辟，分裂我们的党，也遭到可耻的失败。”三版发了5篇表示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的稿件，每篇都点名批邓。
10月20日 本报发表一版头条署名“黎轩”的文章，《同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作坚决斗争》，文内说党内路线斗争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还会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人物。”
10月22日 本报发表《首都庆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新华社电稿。
10月25日 本报发表南宁集会庆祝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消息中有“三种人”岑国荣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颜锦堂等人的表态发言。
11月9日 本报发表张树清写的文章《‘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派》，用“四人帮”的语言批“四人帮”。本报从1976年10月22日起到1978年共2年3个月计，发表批判“四人帮”的稿件306个版（包括1977、1978年新华社电讯稿），批“四人帮”的地方稿1052篇。批“四人帮”时间比批邓时间虽长，发稿量却少得多。相当长时期，批“四人帮”仍按“左”的那一套来批判。
12月26日 本报改用毛主席铅笔手书的“广西日报”作报头。
12月31日 区党委同意任命黄汉昌为群工处副处长。
一、打倒“四人帮”后，报社广大职工以及关心《广西日报》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兴高采烈，希望广西日报拨乱反正。但是，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整整2年，广西日报社基本上是原地徘徊。报纸上虽然发表了大量批“四人帮”的稿件，宣传调子有些改变，但在许多方面继续宣传“左”的思潮，推行“左”的政策。在报社内部，也基本上是维持“文革”形成的格局。这表现在：
1、报纸宣传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宣传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抵制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文革”中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如：1977年2月15日本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日暮途穷的垂死挣扎》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广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突飞猛进，广西的天更加明朗，广西的地更加壮丽。”1977年2月15日本报发表区党委召开各界爱国人士座谈会消息，文内说，“过去的一年，我们广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全区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1977年11月24日本报发表的社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阔步前进》说：“回顾我区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6年零8个月……政治形势一直是安定团结，经济形势一直大好，这是为什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下，自治区党的第三届委员会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旗帜鲜明地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在全区范围内，基本顶住了‘四人帮’的破坏。”1977年11月27日本报发表乔晓光在第四次区党代会上讲话。这个讲话，无视广西“文革”中把大量“三种人”安插进领导班子以及“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尚有大量未落实政策的事实，竟宣称：“我们还顶住了‘四人帮’刮起的‘突击提干’‘闹而优则仕’的反革命妖风……有步骤地选拔了一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中青年优秀分子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又说：“全区在文化大革命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已有99.85%安排了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同志继续担任了领导工作。”1978年5月12日本报发表署名“兆丰年”写的评论《甩掉包袱，肃清流毒》，文内说：“在广西，我们基本顶住了‘四人帮’的阴谋破坏……所有我区的政治形势一直安定团结，经济形势大好。”直到1978年12月12日，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本报的社论《发扬革命传统，建设美好广西》仍说：“20年来，广西各族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同天发表的乔晓光讲话也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西各族人民大大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妄图搞乱广西的罪恶阴谋……不断巩固和发展了我区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从1978年9月11日至12月23日，本报围绕庆祝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发85个专版，其中很多文章实际也是歌颂文化大革命的。
2、借批“四人帮”在广西的“别动队”为名，压制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批评，不准否定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不准翻“文革”的案。1968年8月20日，桂林驻军支持一派群众组织武装镇压另一派群众组织，这就是“8·20”事件。1974年，桂林市张雄飞等人出大字报指责“8·20”事件。1976年初，张雄飞等几个人被捕入狱，罪名是“邓小平在桂林的代理人”。到1977年初，桂林市革委却又把张雄飞等以及赞成否定“8·20”事件的桂林市长冯邦瑞等说成“‘四人帮’反革命别动队”。1977年2月15日，本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日暮途穷的垂死挣扎》，说：“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要‘翻天’，也必然把矛头指向广西的文化大革命，翻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决定以否定‘8·20’革命行动为‘突破口’，进而全面翻广西文化大革命的案”。又说：“桂林军民为了发展广西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于当年8月20日采取革命行动，使中央‘7·3’布告得到落实。”“桂林那几个反革命分子”“妄图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7·3’布告的案，真是痴心妄想。”这些话，就把当时批这几个所谓“‘四人帮’的别动队”的实质说得十分清楚。
3、在批“四人帮”时，不批他们煽动极左思潮，只批极右实质，实际上是站在“左”的立场，继续鼓吹“左”的思潮，推行“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的方针政策。如，1977年1月11日本报发表社论《鼓起更大的劲头，夺取更大的胜利》，文内说：“要抓住‘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他们的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倒大寨红旗的‘三反一砍’罪行。”“要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大批。”1977年1月15日本报发表署名“龙江文、樊罗黄”写的长文《‘四人帮’是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文内强调在学大寨中要“不仅打击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更注意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斗争，重点是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不仅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更注意抓集体经济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尤其注意打着集体经济旗号的资本主义活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1977年11月2日，本报突出刊登武鸣双桥大队党支书易杰华答记者问，这位支书说：“我们认为‘四人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的是资本主义泛滥”。他说的“资本主义”包括所谓开私荒、扩大自留地、贩卖鱼花、搞野马副业、地下加工等，这些其实都不能算“资本主义”。1978年夏天，本报开始宣传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报道一些地方纠正取消自留地、关闭市场、“割尾巴”的“土政策”，但在强调“一批双打”时，仍把社员外出搞副业，卖鱼花，包金上交等说成“资本主义”。
4、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采取迟迟不表态的错误态度。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天新华社发稿，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作了否定，对拨乱反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但是当时负责报纸日常工作的李文光竟然压下此稿不登，直至8月9日才在本报二版补登，成为全国倒数第二名转载这篇重要主章的省报。
5、继续鼓吹个人崇拜和摘新的个人崇拜。1977年1月12日，报社花了20多万元建造了毛主席给广西日报指示信纪念碑。1978年12月11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本报在一版同时发表两个由华国锋书写的《广西日报》报头，其中大的报头为通栏宽、新五号字33行高。如此突出华国锋书写的报名，全国罕见。此事曾受到《新闻战线》（1979年第10期）的批评。
6、这一阶段的报纸宣传对“文革”前的《广西日报》评价与“文革”中的评介不同，调子有所改变。如：1977年1月13日本报报道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在纪念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指示信19周年会上讲话，讲话提到“19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办好广西日报的指示信，加强了对报纸的领导，在报道质量和发行数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广西日报》对全区工作、全区人民起了‘组织、喜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对“文革”中诬蔑报社“文革”前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信的间接否定。1978年1月12日，本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发扬党报优良传统、努力办好地方报纸》一文内说：“‘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诬蔑17年新闻战线是黑线专政”，“诬蔑从事新闻工作的干部是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20年来，“虽然由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报纸也受干扰，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站在主导地位”。这实际也是对“文革”中对17年的广西日报及报社干部种种诬蔑的间接回答。但是，由于当时对整个“文革”仍持肯定态度，“两个凡是”影响深，报社内的拨乱反正基本上没有怎么搞，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行动缓慢。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刚回收了下放的业务骨干3、4人。反之，调入了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报社逐渐在一些方面行动起来，拨乱反正。主要表现在：1、报纸宣传，强调肃清“文革”及“文革”前的“左”的遗毒，重视落实各项政策，鼓吹改革开放。先后宣传了尊重农村生产队自主权，推行农业联产责任制（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城市企业扩大自主权、试行经济承包责任制，等等。还发表了为韦祖珍、陆地、秦兆阳、《刘三姐》、《朝阳》、《英雄虎胆》等平反的文章和消息。2、在报社内部，对部分在“文革”中受到诬陷迫害和立案审查的同志（包括原编委会成员）进行了复查，修改了结论或取消了处分对“文革”前被错划右派、错定历史反革命、错误地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大部分同志也给予平反；陆续收回了20多位“文革”前后下放的干部。但是，由于受所谓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的影响，报社清理“文革”问题始终只是清理原来的一派，而对原来的另一派全然未清理，并把所谓“文革”“站对队”、“站错队”作为识别和选拔干部的重要标准，对一些在“文革”中策动揪斗和残酷迫害老干部的人，不仅未清理他们的问题，甚至继续提拔重用。对不少“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没有及时平反。对收回的一些业务骨干也未能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量才使用。同时，由于报社领导指导思想上不是坚决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单纯强调与区党委“合拍”，在区党委拨乱反正某些步子迈得较慢的情况下，报纸一度也宣传了一些属于“左”的错误的观点。如1980年春根据当时区党委书记肖寒的意见，报纸一度错误地把双包到户当分田到户来批判。1981年有段时间，也是根据区党委某领导意见，报纸又一度把长途贩运当资本主义批判。
三、1983年4月，根据中央部署，我区全面深入地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为了帮助作为“文革”的“重灾户”的广西日报拨乱反正，中央工作组派人到报社指导工作，区党委也向报社派出了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报社成立“处遗”办公室，抽调一定数量干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处遗”期间，报社停职审查、通知回避审查和立案审查一些同志，还配合外单位对“文革”中原为外单位人员和红卫兵头目进行审查或考核。与此同时，全面为冤假错案平反，共为64位“文革”中受到错误批斗审查的同志（包括4位已含冤去世的同志）平反，并为一批“文革”前历次运动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还全面开展否定“文革”，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教育。在此基础上，调整了报社各级领导班子。随着内部拨乱反正，在报纸宣传上也批判了所谓广西在“文革”中有一条正确路线，“广西在‘文革’中全面抑制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及“广西‘文革’特殊”等错误论调，从根本上推倒了派性掌权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进而推动广大干部群众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经过“处遗”，报社面貌有所改变。
但是，由于“处遗”时间短（1983年4月至1984年2月）、力量弱、报社的“处遗”也存在着派性思想消除不彻底、“文革”否定不彻底、少数人问题清查处理不彻底的情况，至今仍留下一些问题。报社“处遗”不断受到某些人的攻击，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说明，要彻底否定“文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报社全体同志继续努力。
广西日报社1987年7月
周世集 工人 行政记大过2次
玉大贤 工人 留党察看1年
张秀珍 干部 开除党籍（原宾阳县干部）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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