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0 作者：[待确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也给区计委带来严重的苦难和创伤，计委机构被撤销，一些领导干部遭到迫害打击、身心受到摧残，一些干部被错误批斗、抄家。
撰写这篇《大事记》，主要是根据区党委［1984］22号文件传达前后，找一些同志，他们中有在机关工作的，也有在外单位工作的。“文革”时期有“联指”观点的，也有“4·22”观点的知情人调查了解和“处遗”时的文书档案资料。
在10年内乱中，由于区计委机构被撤销，恢复后又没有接受“文革”中的档案资料，加之事隔多年，知情人只凭回忆提供情况，遗漏或稍有出入在所难免。
1966年5月至1966年底，计委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是由党组领导，其后被群众自发产生的“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了。
（一）1966年5月，机关的“文革”运动在党组的领导下，主要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文件和文章。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
（二）1966年6月初，机关开始贴出大字报。6月中旬，党组成员、委秘书长、机关党支部书记熊元清向机关全体作动员报告，开展“文化大革命”，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写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活动。
（三）1966年7月8日，机关“文化大革命”以3个横扫为主，谢金言、慕容杰、霍恋孤、刘洪范等被作为横扫的对象。
（四）1966年8月19日，机关群众自行成立“文革”领导小组选举李殷丹为组长、候世昌为副组长，成员有苏锦玉、黄国森等，继而成立了赤卫队组织，成员有黄国森、雷震芬、韦志超等。
（五）1966年11月，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李殷丹、杨明所领导的运动被认为是矛头向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进行批判。
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后，计委机关一些人成立了夺权行动委员会。《“2·19”》和《“4·19”声明》期间，分裂成而大派组织。
（一）1967年1月23日，计委机关由李克夷、卢林、伍愿来、黄国森、叶佩芝、林进儒、雷震芬、何俊等组成夺权行动委员会，夺了计委的领导权，宣布计委党组成靠边站。广西军区成立抓促指挥部要计委派人参加工作，即由夺权行动委员会派游智权、叶佩芝等人参加。
（二）机关成立造反兵团组织共100余人，由李克夷、伍顾来、莫廷灿组成服务员，成员有杨孔生、林进儒、杨家全。
（三）《“2·19”声明》至《“4·19”声明》期是，在社会上对待区党委主要领导人韦国清、伍晋南等的态度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计委机关中金一飞等人认为，韦国清还没有检讨，出来工作还不是时候，因而成立了计委机关“革命到底战斗队”，从计委机关已成立的“革命造反兵团”中分裂出来，计委开始形成两大派组织。
（四）分裂成两派组织后，“革命造反兵团”剩下90余人，为多数派，“革命到底战斗队”共7人，为少数派，队长金一飞，队员有刘旭东、李俊民、叶佩芝、彭振球、何雄扁、李彤廷。
1967年4月22日，除叶佩芝参加抓促指挥部工作外，其余6人离开机关进驻区展览馆据点，金一飞、李俊民于7月先后离开区展览馆回江苏老家。区人民政府大楼则成为“联指”派的据点，两派成为武装对峙的局面。
（五）五次接见以后，少数派的成员由原来的7人增加到20多人，由刘旭东、邓俊全、何雄扁组成服务员。
（一）1967年8月，“革命到底战斗队”成员由展览馆回机关。11月2日，两派开大会为刘洪范、慕容杰平反。11月21日，两派举办“斗私批修”学习班，实现联合。
（二）1968年初，在广西两大派之间关系又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计委机关两派的联合重新分裂。
（三）1968年8月20日，计委机关革命领导小组成立，22日经区“革筹”小组批准，徐瑞林任组长，成员有李克夷、伍愿来、莫廷灿、初林、范铁流、何雄扁。
（四）1968年11月20日，机关干部集中到区直保育院分部（现国防工办所在地）摘“斗批改”。计划战线编为第五大队，大队长王庆、政委徐瑞林、副大队长李克夷、副政委席星林，军代表廖建基。
计委机关编为第一连，连长由李克夷兼任，下设3个排，办公室、综合处为第一排，排长陆信贤；工业处、农水处为第二排，排长王劲；基建、施工、规划处为第三排，排长林进儒。另设两个组：一是专案组，成员有黄国森、莫大凤、雷振芬、陆奇松、莫廷灿、易昭荣、郑朝燊、卢绍君、韦志超、黄振仁；二是专政班，被专政的成员有张华、杨明、熊元清、谢之雄、陈江、何励锋、刘旭东、谢金言、贺安、霍恋孤等。专政班成员连续被进行多次批斗，不在班中的李殷丹也被押送来批斗。专政班成员被勒令挂牌过街，在解放路劳动时被罚跪殴打。
1969年2月13日，第一批“解放”干部。有贺安、刘旭东、李俊民。
1969年4月4日至5月26日，计划战线第五大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宁明县海渊公社参加劳动锻炼，后回机关进行整党、建党学习。
1969年8月23日，吸收林进儒、杨家全入党。
1969年11月21日，区计委被撤销，宣布干部去向。
（六）处以上干部去向名单及其情况：
区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李殷丹、规划处副处长宋森被关押在警司。
计委第一副主任徐端林、综合处处长苏肖韩、副处长范铁流，施工处副处长邓卓立到区革委工作。
计委副主任张华到茅桥劳动。
计委副主任杨明、工业处副处长陈江等到武鸣受审查。
计委副主任何忌到平果县工作。
计委秘书长熊元清、施工处副处长林景辉、办公室副主任王化东、基建处处长陈乐恩等到宣传队。
办工室主任贺安到武鸣学习班搞专案。
施工处处长谢之雄到柳州“5·7”干校。
工业处处长侯世昌到桂林市计委。
农水处处长陈湘光到玉林地区计委。
交通处处长闩永庆到防城港工作。
商业处副处长陈杰到南宁地区计委。
施工处副处长初林到柳州地区计委。
规划处副处长李洪栋归口到区建委（病号）。
（七）科以下干部的去向。大部分下乡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部分到武鸣学习班搞专案；少数到区革委会工作，个别到区三办搞专案和到柳州“5·7”干校劳动；老弱病的到区直机关留守处。
（一）计委先后以种种名义抄了20人的家，其中委领导4人（李殷丹、张华、杨明、熊元清），处级干部5人（谢之雄、贺安、候世昌、宋森、陈江），科以下干部12人（王次铭、陈信孚、李俊民、刘旭东、谢金言、卢林、黄玉荣、霍恋孤、席德宣、王若水、王培金、郑金农）。有的是“文革”初期被抄的，多数是打完解放路后所谓“刮十二级台风”时被抄，当时计委机关的多数同志都参加了统一布置的抄家行动。
（二）1968年1月底，由莫廷灿、李克夷带队，参与者有黄国森、韦大荣、莫大凤等抄李殷丹的家；《“七·三”布告》发表的第3天下午，由李克夷、莫廷灿、伍愿来、柯荣富、林进儒、夏宝恩等抄宋森的家。
（一）“文革”期间，计委机关先后以各种会议形式批斗过的干部19人，其中委领导4人（李殷丹、张华、杨明、熊元清），处级干部5人（候世昌、谢之雄、宋森、贺安和陈江），科以下干部10人（慕容杰、刘旭东、霍恋孤、王次铭、谢金言、何励锋、李俊民、刘洪范、席德宣、黄玉荣）。
（二）在批斗过程中，被打过的7人，其中委领导2人（李殷丹、熊元清），处级干部4人（谢之雄、宋森、贺安、陈江），科以下干部1人（刘旭东）。
被打次数最多，最为严重的是贺安、谢之雄、刘旭东等5人。
（三）打过贺安的有高树田、初林、杨国森、黄国森、陆信、莫大凤、夏宝恩、苏西华、巫纯英。
打过谢之雄的有初林、邓卓立、苏西华、莫大凤、韦世有、刘建恩、朱方针、杨国森。
打过宋森的有高树田、朱方针、杨国森、苏西华、李克夷、初林、黄庆宗。
打过陈江的有高树田。
打过刘旭东的有高树田、巫纯英、杨国森、莫大凤、韦志超。
（四）据了解，打人最多最狠的是：
（1）高树田，他先后打过贺安、宋森、陈江、刘旭东等。他曾在原二宿舍用皮带抽打跪在地上的贺安；在解放路劳动休息时批斗陈江，他用巴掌猛击陈的头部，将陈打成休克，阵醒过来后，高还说：“陈江装死”。陈江自那次被打后，头部就出现不正常的摆动现象，在解放路劳动时还用死人的骨头打过贺安。
（2）初林，他先后打过谢之雄、贺安、宋森等，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用拳头猛击谢之雄的肝区，使谢之雄站立不住；在另一次会上他又用军用皮带抽打谢之雄（后被人挡住没有打成），此外，在批斗贺安会上， 他用木尺打贺安的脸部两边假牙处，把脸都打肿了。在解放路劳动时，他曾用死人的骨头磨霍恋孤的牙齿。
（3）黄国森，他曾用浆糊刷把打贺安的脸，把脸打肿了，在专案组他与莫大凤、韦大荣在一起审讯李殷丹时也打过李殷丹。
（4）苏西华，他用鸡毛扫打过贺安，把鸡毛扫打断了。他还打过谢之雄、宋森、熊元清等。
（5）据调查，打人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泄私债、报私仇。如高树田打贺安很厉害，因在反右倾时贺整过高的材料；夏宝恩在困难时期给机关买猪时贪污过20元公款被贺安批评而怀恨在心。二是因自己历史上有问题想在运动中表现自己的所谓斗争性强，如杨国森过去曾参加过青红邦。三是派性作怪打人，大部分是属于此类型。
（一）1973年8月，区革委会决定撤销生产指挥组的计划小组，筹备恢复区计委机构。
（二）1973年9月，正式恢复自治区计划委员会。
主任周光春；副主任郭城、薛健、孔宪基；秘书长孔宪基（兼）、副秘书长苏肖韩；秘书处处长阳俊、副处长邵仲法、涂厚涛、韦英生；综合处处长黄述基，副处长吕岁金、潘荫业；工业处处长候世昌；基建处处长谢之雄，副处长陈江；统计处处长孟繁洪、副处长韦宗辉、李坚材；物价处副处长丁岳、唐慈芳；增产节约办公室主任占德英、副主任游智权；援外办公室主任郭绍先，副主任邱福兴。
计委机构撤销时在册人数为116人，恢复时仅有57人，其中原在计委工作的只有11人，以后又逐渐增加和收回一些人，委领导和正副处长基本上都更换了。
（三）1973年9月23日，《广西日报》报道：自治区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机关组织学习，结合计委的实际强调把批修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经济工作，把农业放在首位，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加速农业机械化发展，工业进一步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抓钢、铁、煤、电等基础工业，为农业机械化（包括化肥）服务。
（四）1973年12月10日召开全区计划工作会议，讨论1974年预算安排计划，争取1974年粮食亩产到《纲要》，全区总产量达到206亿斤，增长7.2%；工业总产值达到47亿元，增长14.7%。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五） 1974年1月29日，区党委举办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参加的有各地、市负责人，区直机关和广西军区领导人，以及各地、市、县宣传部门负责人等。全区组织4万多名干部下基层抓批林批孔运动。
30日，区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要求各级领导站在斗争的前列、在全区各条战线上，立即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的新高潮，搞好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革命。计委机关投入了批林批孔运动的热潮。
7月3日，区计委召开全区长期计划座谈会，听取各地、市对“五·五”计划的意见。
8月15日，机关参加南宁市委召开的批判《三字经》万人大会后，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动继续深入持久地发展，学习儒法斗争和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批判所谓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的《三字经》，《五字经》，批判各个领域的孔孟之道。
（六） 1975年1月6日，区计委主任周光春向区党委汇报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情况后，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指示：批林批孔。要结合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开门红要认真搞，春节不要都放探亲假，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3月24日，区党委批转区计委党组《关于1975年全区计划会议的报告》。2月20日至27日自治区召开了全区计划会议，研究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0年规划。会议强调，1975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贯彻全国四届人大精神，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6月15日，区党委发出《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区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机关投入了打好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总体战。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社论后，机关开展了以批判投降主义为内容进行评论《水浒》。
12月，《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写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后，机关又转入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
（七） 1976年2月，机关投入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和批判运动。主要是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所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罪行。
8月12日，自治区举行计划座谈会。传达全国计划座谈会的精神，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分析形势，研究今后5个月的经济计划。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1976年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精神办。
11月13日，区直计划战线召开大会。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和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罪行，决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了党的政策，平反了冤假错案，给受害者电了冤，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经过“处遗”，审查了十余名犯有错误的干部职工，并建议有关单位作了适当的处理，“文革”的历史帐基本结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革”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作了全面的总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不再让类似的灾难重演。
“一·二八”事件是1968年1月28日计委“造反兵团”对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兼区计委主任李殷丹进行绑架、关押的事件。
1967年下半年，李殷丹赴北京学习班学习，当年年底社会上贴出一些李殷丹是叛徒的标语和大字报，当时计委两派群众组织都想揪李段丹，认为谁能揪出叛徒谁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保皇的。当“造反兵团”得知李从北京学习回南宁的消息后，于1968年1月28日派两辆汽车到火车站将李绑架到区政府大楼关押，并对李的家庭封锁消息。参加去火车站进行绑架李殷丹的有李克夷、莫廷灿、伍愿来、黄国森、韦大荣、莫大凤、范纪仁等。
李殷丹被关押在计委办公室一个小房间里达1个半月之久，并由“造反兵团”派人看守和送饭，完全丧失自由，李的家庭也完全不知道音讯。其后，李又被押送去“沥血红卫兵”总部关押，到那里后李当即被红卫兵戴上脚镣，并连上一个大铁锤，次日才得以解开，致李的身心备受折磨。后来李又被送到南宁警司关押，历时达3年之久。
在关押期间，李被多次审讯和批斗，期中最为严重的是1968年10月9日，由自治区革委组织的一次批斗大会上，把李殷丹和一批老干部押送到区体育馆集中批斗，给李殷丹挂上“国民党大特务”、“大叛徒”、“假党员”、“伍修集团的黑干将”的黑牌子，搞“喷气式”推李出场示众。在“文革”期间，李殷丹前后被审查7年，其中被关押3年多，其亲属也受到株连。
“七·七”事件是区计委“文革”期间批斗、游斗几名干部后，宋森受到残酷的迫害事件。
1967年1月，原教育厅副厉长李晓光跳楼自杀，宋森路过见状说了一句“为什么死得那么惨”，当即被教育厅、统计局和计委的一些群众锹斗，戴高帽在大楼游斗，随后在计委被规划处和统计局的一些群众批斗，被拳打脚踢、罚跪、脚指甲被踢翻出血，到医院治疗一段，后被计委“造反兵团”勒令回办公室，宋怕再挨打，就跑到文化大院躲避，6月间，文化大院被“联指”攻陷，宋森头部被打伤挨抓，由计委“兵团”派人去押回机关，边走边打，蒙上眼睛，几天被批斗、训斥和动员改变观点，以后放回宿舍。6月底，谢王岗被大字报点为“大特务”宋森即被看作谢的黑爪牙， 计委“兵团”正式立案进行审查，千方百计去找线索和材料，企图证实宋森是特务。
1968年7月7日，《“七·三”布告》后不久，形势转为紧张，宋森在二宿舍和杨明、陈澜等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一起被游斗后，接着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车，送到办公大楼进行五花大绑，丢在一个房问内，由下午5时至次日上午9时才能解开，不得吃喝和睡觉。关于在办公大楼10天，被拷问、审讯人还用手和木棍打，最后用汽车押送去南宁警司关押，历史达5年半之久。在警司关押期间，又被提审过多次，区革委成立后，被押到体育馆大集中游斗一次，还被打和“坐飞机”，被提回五大队批斗一次，提回计委机关批斗几次，批斗中被挂牌、殴打。
1969年12月，“武鸣学习班成立”，1970年1月，宋森专案由“区三办”审查，直至1973年10月间才作出否定特嫌案的结论，对宋森给予释放。搞过宋森专案的主要负责人有莫廷灿、黄国森、何荣富、高树田、韦大荣、郑朝燊、姜成玉、杨家全，直接参与搞专案的人员有锋杰、苏西华、梁润有等。
宋森的家属也受到严重的株连和迫害。其爱人李铁雄是物资局干部，于1968年某月被迫身亡。4个孩子只发给一定的生活费，3个大的在四中和十一中被其实，并被大字报揭批和追查；在宿舍被罚跪、围斗；后到农村插队。一个小的才12岁，孤独无依，被迫独自生活，极为凄凉。“文革”期间，宋森确是被弄得家破人亡。
（一）参与抄李任仁的家
1968年5月间，由监委贾峰、周友山，计委李克夷和经委住二宿舍的一些头头研究，将李任仁从二宿舍赶走，用李的住处作“联指”兵团的据点。于1968年6月1日上午行动抄李任仁的家，用三轮车及东西拉到三宿舍，致使李任仁在8月18日被洪水淹死。计委参与抄李任仁家的有李克夷、伍愿来、莫廷灿、莫大凤、韦大荣、高树田、黄国森、林进儒、杨孔生、夏宝恩、卢绍君、韦志超、黄振仁、雷振芬、陆信贤、陆奇松等。
（二）参与打展览馆和解放路
1968年7月间，计委机关“造反兵团”接“联指”指挥部通知，在部队、民兵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时派人携带机枪1挺参与外围活动。在打展览馆时，由莫廷灿、韦志超、莫大凤、卢绍君等在文化大院待命，没有参加具体行动。打完展览馆后，接到命令转到解放路，当时解放军已打到解放路中心（“4·22”保卫楼一带）。上述人员驻守在和平菜市附近一栋楼房的平台上，未见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人，用机枪向街道旁的一个碉堡打了几枪过瘾，里面是否有人不清楚。
（三）参与抢枪
1968年6、7月间，“联指”指挥部组织到田阳抢枪，去的汽车有几十辆，当时计委兵团的范纪仁、林进儒、莫廷灿、黄壮等也被派去参与抢枪行动。车队到武鸣后，民兵设卡不让通行，就转回头到长岗岭民兵仓库，该库物资早已转移，没拿到什么东西就回来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委员会1987年7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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