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0 作者：[待确定]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为了记取这场内乱沉痛的历史教训，不使这个悲剧重演，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编写这本《广西广播局“文革”大事记》。
这本《大事记》根据现存的文书档案材料和当事人或者知情人座谈提供的材料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原则，按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以资后来人借鉴。
9月20日左右，以电台是机要单位，需要纯结队伍为由，下放了39名干部（其中2名工人），并要求他们在10天内搬出电台。
9月25日，根据区党委指示，解放军进驻电台，当时进驻电台的军队干部有37人。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成立电台党委会。军队干部石勇任书记，原电台台长郭鲁任副书记，军队干部孙焕章任政治处主任、党委成员。（副台长李文思同志参加四清工作回来，靠边站）。
12月22日，郭鲁第一次向全台干部群众作检查。
1月份，30多名编辑、记者和技术人员分两批去北京串联，回来时酝酿夺权。
1月22日上午，几个造反的群众，给郭鲁挂上一块写有“三反分子郭鲁”的黑牌，揪斗游街。
1月22日晚上，首都“三司”驻南宁联络站在区党委大院召集会议，策划夺权，电台魏定中、黄永升两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当即由黄永喜召集韦启新、黄世豪、卢清等开会研究夺电台在权事宜。
1月23日，电台“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宣布夺电台的权。
2月2日，郑成贵、陆达雄、彭新坤、陈国清等人，被电台新成立的又一群众组织“总部”的群众推选为头头。他们在驻台解放军的支持下，以“毛战团”“1·23”夺权是夺解放军的权，不是夺走资派的权为由，进行了反革命。接着，该组织又宣布夺郭鲁的权。从此，驻台军队干部支一派、压一派公开化了。
反夺权以后，郑成贵、陆达雄、彭新坤、陈国清等人按照驻台军队干部定下的调子，开始对参与第一次夺权的“毛战团”主要成员韦启新、卢清、黄世豪及所谓“黑顾问”农朝俊（新闻部副主任）。连续5天5夜进行批斗，并由彭新坤宣布撤销农朝俊的一切职务。
2月上旬，部份被下放的干部，找韦国清等区党委领导，要求调回电台。2月11日区党委组织部下调令，调回1966年下放的37名干部和2名工人，复工复职。但当时电台领导，没有安排这批干部的工作，也不准在电台居住，他们只好集中住在南宁饭店。
围绕对夺权的看法分歧，电台内部两派逐步形成。3月23日，电台正式实行军管。组长孙焕章。领导成员赵永德、刘宝富、孙意震。
4月，社会上两大派形成。电台两派也分别倾向于社会上两在（“总部”持“联指”观点，重建的“毛战团”持“4·22”观点）。
4—6月，“总部”集中批斗郭鲁。郑成贵等人组织群众批斗，郭鲁被审查批判10余次（李文思陪斗二次），同时，由郑成贵负责整理郭鲁的“三反”罪行材料。李文思靠边，写检查交待材料，被审查批判。
在批斗郭鲁的过程中，郑成贵带头按、压郭鲁的头部，有些群众动手打郭鲁，开电台武斗先例。
6月10日，“4·22”群众组织的曾昭才在电台院内贴标语时被打。
6月11日，“4·22”群众组织的陈奇猛在电台院辨论挨打。
6月12日，白锦屏爱人姚明煜（区文化局干部）被赶出电台。
6月24日电台服务部5名工人在车间搞生产时被打。
6月25日农朝俊爱人被赶出电台。
6月27日有人被抄家。
5、6月间，“总部”在电台院内修筑武斗工事，并准备了柳条帽、钢叉、棍棒、土枪、石灰、石头等武斗用具。
（此阶段直至68年，李镜儒作为电台“总部”代表，参加了红星片“联指”武斗指挥部。）
7月，军管小组从区党委机要训练班调来12名学员（持“联指”观点，男8人，女4人）充实电台。
8月21日，电台“总部”与南宁饭店部分人一起，赶走住南宁饭店的持不同观点的电台干部和家属（包括中间派）。并与南宁人民印刷厂部分人一起绑架、蒙眼睛殴打这批干部来电台找军管小组谈判的代表毋长江、王玉明。
8月，以“反军”罪名，批斗了王维权，10月，人印厂“联指”群众，分两路（一路从大门进，一路从后墙翻进）进电台警卫班抢枪（实际上是拿枪）。
11月，服务部工厂工人因该厂解雇3个家属工和扣发部份工人的工资，与电台军管小组谈判几次不能解决，工人即在电台大门口静坐，长达50多天。
3月，军管小组以解放老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为由，大会小会批斗李文思，强迫做检查交待。
3—4月，军管多次召集两派头头开会，研究成立“大联委”及成立革委会问题，因其中一派反对结合董湘甫，协商破裂。
5月，电台服务部职工陆卫国同志在新华街上被人用枪打死。服务部工人将尸体抬回电台，要求开追悼会。正当韦启新与军管小组刘宝富协商时，人印厂“联指”20多人，持枪冲入电台，朝天鸣枪100多发，强令把尸体抬走，接着，这伙人持枪搜查了电台各个办公室，追悼会未开成。
6月17日下午，军管小组召开全台大会，传达北京新华印刷厂抓阶级斗争经验，并结合电台的历史和现状强调电台的阶级斗争复杂，号召揭电台阶级斗争的盖子，向阶级敌人进攻。
6月25日上午，军管小组召开电台“联指”一派服务员（即头头）座谈会，孙焕章主持会议，研究如何把阶级斗争深入一步。
6月，水电设计院“火种”兵团被“联指”攻下后，俘虏了一批红卫兵，电台干部阮书勋的儿子也在其中，本来他已被释放，刚走出不远，又因有人点水，被重新拉回枪毙了。
6月，电台服务部被人抢劫。8月，又被水淹，损失十多万元。
7月1日，服务部工厂工人七、八十人，以“现反”罪名抓走廖建章和吴日盛拉回电台批斗，搞假枪毙。陈宝昌（现在市物资局）在他俩背后朝天开了两枪。
7月2日，廖、吴两家被抄。廖被抄家时，一本300元存折和一部收音机被抄走。后到银行询问，存款已被别人出。
7月2日上午，梁岳珠、叶新林等人抄了李绍鹰、廖扬山的家。
7月2日下午，陈国清等人又抄了佟显仁的家。
7月3日，以广播网处为主，政治处、办公室、播音组等部门干部参加，联合批斗了广播网处负责人廖扬山。
7月5日，军管小组和“总部”决定批斗7人，后只斗了5人。
7月6日上午，“总部”开会，批斗郭鲁、廖扬山、李绍鹰、吴日盛、罗尚俊、佟显仁。
7月7日，陈国清将郭鲁等6人拉出训话，宣布被批斗的人半天劳动，半天检查。
其间，范子先（电台守大门的职工）的女婿梁国伟（南宁市园艺场小学教师）因是“4·22”观点，躲在范家，有人打电告诉园艺场“联指”，园艺场“联指”当即开车来将范的女婿抓走，拉到邕江边上枪杀。
7月22日，大联委在仓库召开批斗廖建章大会，会后，廖被捕。
7月25日，军管小组传达中央文件，俞存孝号召“四·二二”观点的通知“反戈一击”。
7月16日——30日，学习《“七·三”》布告，对照检查。
7月31日，批斗“现行反革命”韦作田。
8月7日，连续批斗高原。
8月9日，又批斗韦作田。
8月22日，军管小组赵永德对“总部”服务员和队长讲话，提出要抓大头，大头抓了，虾米就解决了。如农朝俊、黄世豪、杨迪庆、郑和珍。这些人完全可以揪，有些人可以小会斗，有材料也可以大会斗，可以挂黑牌，作敌我矛盾处理。张群妹、左锋可以叫他们好好学习《“七·三”布告》，交代问题，认识错误。
8月28日上午8时，陈国清、梁岳珠等十多人冲进农朝俊家，殴打农朝俊。当天又把农拉到其爱人所在学校中山北段小学门口，按农跪下殴打，并从教室里将弄的爱人也拉出来打。农被打后8天卧床不起，连吃了8天童尿治疗，未愈又被勒令去劳动；并勒令其爱人搬出电台，不准在电台居住。
9月12日，电台革委会成立（主任缺）。孙焕章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李文思任副主任，常委育郑成贵、董湘甫、赵永德、刘宝富，委员有陆达雄、李海礼、彭新坤、李建文、黄永喜等。郑成贵兼任政工组副组长、斗批改办公室副主任。
电台革委会虽然成立，但军管小组并未撤销。（决定权属军管小组）
9月，电台因武斗而外出躲避的一部分干部属于“4·22”观点的干部陆续回台工作。郑和珍、张群妹、黄世豪、左峰回台时被打，其中郑和珍被用铁丝反绑吊在仓库里打；张群妹（女）被打时，衣服被撕烂，打得她在地上打滚。
9月，柳钢工宣队进驻电台。
9月，电台落实《“七·三”布告》，揪出全部“4·22”头头批斗、游街，同时将郭鲁等一批老干部也拉出来批斗、游街。
10月，区直新闻战线在区礼堂召开批斗贺、霍、傅、谢、袁大会，电台将郭鲁、农朝俊、高原等10多人送去陪斗。当时在批斗大会上发言的有郑成贵、彭新坤等人。
10月，贺、霍、傅、谢、袁等同志被押送全区50多个县、市巡回游斗，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每到一地，还把当地正在被审查的许多领导同志拉来陪斗，黄冠德担任这次游斗的副领队。
10月，电台大揪所谓“反共救国团”，当时被诬陷为“反团”宣传部长的邓永保，组织部长的许恢琼、骨干分子的雷炳环等均被批斗。邓、许家被抄；邓被毒打肝部，造成重伤，还被强迫劳动，以致后来死亡。当时参与“反团”专案组的成员有郑成贵、彭新坤、容启森、王福廷等。
10月，电台搞了所谓“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高原”的展览会，把高原家里的衣物等拿出来展览示众。
11月，电台革委会委员李建文（“4·22”派）在会上讲错话，当即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挂牌批斗，广西日报还为此事发了消息，批斗后李被清除出革委会。
1月，先后多次尹开全台批斗大会，累计有20多人被批斗。
2月，“清队”开始，把“4·22”派成员分成3个组集中办学习班，责令他们交代问题。
3月下旬，由郑成贵带队，以所谓宣传队名义，又将这批人带到蒙山劳动，接受再教育。6月2日返台。
6月，又将这批人集中到医学院办学习班，继续批斗，甚至连当时正有病伤的副台长桕立同志，也被强迫参加。当时，郭鲁、桕立、廖杨山、李绍鹰、韦作田、佟显仁、高原、郑和珍、王维权、黄与时、农朝俊、崔万欣、罗尚俊等13人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
8月，电台播音员陈树荣（“联指”观点）因见了一句“电台是一派掌权”的话，被反复批斗，负责其专案工作的是赖能甫，赖从陈的日记和谈恋爱的信件中，东拼西凑，编造了陈的所谓反动罪行，最后将陈开除公职，遣送回广东原籍。
9、10月份，电台下放了50多名干部，每个下放的人，档案里都塞进一分不实事求是的材料。有的人还派专人押送下去。这批人大多数是业务骨干。（下放干部的具体工作是由郑成贵负责搞的）
在下放干部同时，开始秘密清除所谓“5·16”分子。由军管小组成员赵永德具体负责，组成两个专案组，审查杨迪庆、郑和珍，刑讯逼供，杨被逼得神经错乱。（杨仲绪由广西日报军管小组副组长调任电台革委会主任以后，杨迪庆的定案结论由郑成贵起草，杨仲绪修改定稿）
这段期间，电台一是“吐故”，下放大批干部；二是“纳新”，突击发展了彭新坤、方玉春、王升生、叶新林等10人入党。
10月11日，广西电视台正式开播。
12月，杨仲绪调任电台革委会主任。
3月，广播局成立，军队干部赵品卿调来任局长，杨仲绪任副局长。
6月25日，杨仲绪在全局动员进一步深入清查“5·16”，杨仲绪任清查办公室主任，郑成贵任副主任，专案组成员有邱洪平、彭新坤、苏广雄、何裕畅、薛才等。在清查中被立案审查的有农朝俊、韦启新、黄世豪、卢清等同志，其中有的同志已被下放，“清查办”仍将所谓的“5·16”材料转到这些同志的新单位。郑成贵、苏广雄、彭新坤、邱洪平等亲自到这些同志下放的所的在单位，提供“5·16”情况，继续对他们迫害。
“九·一三”事件后，赵品卿调走，杨仲绪担任局长。
1983年5月，广西开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区党委下通知撤销广播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黄冠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接着免去党组书记、局长杨仲绪的党内外职务。任命岳平同志为广播局党组书记、局长。广播局经区党委宣传口“处遗”领导小组批复成立了“处遗”办公室。主任刘远修、副主任王炳炎，有3个工作人员，进行摸底、了解工作。
6月6日，区党委派“处遗”工作组（组长李文思、副组长莫珍英、成员王琦、钟洪）进驻广播局。同天岳平同志到职，并召开了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口“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郑少东同志到会宣布广播局“处遗”开始。
随后，广播局“处遗”办公室进行调整充实。（由原来5人增加到14人，任余华为办公室副主任，王炳炎回局政治处工作）技术部、电视台、南宁电视机厂等成立了“处遗”小组；局的各处、室、站、分台也分别成立了学习小组，选举了小组长、记录员，全局上下都有人管“处遗”工作。
1983年9月，经过进行民意测验和民主投票经区党委批准和任命岳平同志为党组书记，刘远修同志为厅长，夏美钰、陈宁同志为党组成员、副厅长。共4人组成了广播电视厅的新的领导班子。
1984年3月初，“处遗”广播电视厅转入整党。（区党委工作组工作告一个段落，原离休的副局长李文思不再担任组长，副组长莫珍英调回区党委宣传部工作）撤销“处遗”办公室，成立整党办公室，主任（缺），副主任王炳炎。下设学习、考核和“处遗”小组，学习组长钟洪、考核组组长王琦、“处遗”组组长刘永裕。把“处遗”工作纳入整党，继续进行工作。
“处遗”工作组和“处遗”办公室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放手发动群众，紧密联系实际，检举揭发原广西电台和广播局在“文革”中问题的人和事。根据干部、职工的要求和建议以及有关“处遗”文件精神，全厅立案审查了9个人，名单如下：广播局局长、党组书记杨仲绪；副局长、党组成员黄冠德；局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于天盛（正处）；技术部主任、党组成员陆达雄（正处）；技术部副主任彭新坤（副处）；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郑成贵（副处）；广西电视合编辑部副主任石昆（副处）；广西电视台摄影科科长何裕畅；广西电视台技术干部陈文森（副科）。
以上9个审查对象，由专人负责，进行内查外调，反复核实查证，对一些问题去伪存真，证据确凿的肯定下来，旁证不足的就否定。总的说来，不夸大不缩小，做到每个审查对象的错误事实准确。同时把错误事实材料与本人见面，允
经过将近2年的查证，在事实搞清的基础上，以中央领导同志对“处遗”指示精神为准绳和中央、区党委有关“处遗”文件精神为依据，本着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宜轻不宜重的精神和“二十字”办案方针，对审查对象逐个进行了定性结案和解脱工作，处理结果如下：
杨仲绪（由发案单位广西日报整理错误事实材料，并和我厅共同结案）定性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区党委批准，并发通知）
黄冠德，定性犯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2年，撤销副局长职务，取消1982年调升的一级工资处分。（区党委、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发通知）
于天盛（发案在南宁橡胶厂，由该厂和我厅联合整理错误事实材料，两家共同结案）定性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区直机关党委批准，并发通知）
陈文森，定性为严重违法乱纪，给予留党察看1年，撤销副科级待遇，取消1982年调升的一级工资（区直机关党委、厅党组批准并发通知）。
郑成贵、彭新坤、石坤、何裕杨等4人，定性犯错误，免于处分，给予解脱。
陆达雄，定性犯一般性错误，免予处分，给予解脱。
在办案的同时，坚持调查研究，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在“文革”期间，广西电台和下属工厂（南宁电视机厂前身把13名干部列为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分子、7人所谓“反共救国团”成员清查对象，还有2名地下党员和其他莫须有罪名受迫害的同志，总共52人。对这52名同志，重新进行了核对事实，根据有关政策，做了彻底平反的结论，经厅党组研究讨论，并召开全厅和工厂的干部、职工大会，公开进行了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此外，对历史案件进行复查处理。（1）反革命错案2件，本人申诉，我们进行复查，并向区高级人民法院提供情况，给予彻底平反，其中1人，调回厅技术部工作；（2）1957年整风反右案件8件，过去虽已平反，但留有尾巴，本人申诉，进行复查，取消尾巴，给予彻底平反。
在平反冤假错案中，摸清情况，从实际出发和工作需要，调回了15名在“文革”中下放的干部，安排在厅各部门工作。
1984年12月，厅党组书记岳平同志调离厅到区党委顾问筹备小组工作；厅长刘远修同志改任厅咨询员；由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宁同志主持全厅工作。
1985年元月，区党委任命邓生才同志为厅党组副书记、第一副厅长。
85年3月，区党委任命陈宁同志为厅党组代理书记。
85年12月，广西人民广播电电台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台长陈宁（兼），副台长李海礼、魏定中。
85年5月广西广播电台（对越广播）成立领导班子，台长李建萃、副台长黄成德。
86年4月，广西电视台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台长邓生才（兼）、副台长谈忠余、张华富。
86年4月区党委任韦家玉同志为副厅长。
86年4月区党委免去夏美钰同志的副厅长职务，改任厅总工程师。
1968年8月，区党委任莫珍英同志为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86年12月区党委任陈宁同志为厅党组书记；邓生才同志为厅长。
1987年3月区党委批准韦家玉同志为厅党组成员。
至此，厅和所属电台、电视台的领导班子基本配齐。
广西广播电视厅整党办公室1987年7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