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21 作者:[待确定]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冲击了全国每个地区、每个单位。区统计局毫不例外地卷入了这场灾难的漩涡。十年内乱造成的创伤,虽然已过去十几年了,但在十年内乱中发生的问题,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就统计局来说,值得记忆和吸取教训的事情,主要的有:
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中央成立了以康生、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令下,全国各地、各单位,都相继成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筹委会(简称革筹)。统计局“革筹”,成立于66年9、10月间,由11位同志组成,主任委员刘建恩,副主任委员黄庆宗、贺赞成。当时局领导班子虽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尚未被砸烂,加上计委派来以杨明为组长、王学山、守森为副组长的四清的工作组,尚未撤走,因此,“革筹”实际上还是半官办的组织。“革筹”的任务,主要是组织群众写揭批本单位执行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和所谓“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李以伟、龙辅敏、张衡芝、谭彦清等8、9位同志就曾被当作“牛鬼蛇神”,贴了不少大字报。不久,“文革”深入发展,局领导班子被砸烂,工作组撤走,“革筹”也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是“文革”绊脚石,靠边站,个别“革筹”成员还挨了批判。
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统计局和其他厅局一样,由刘守善、黄志华、李卓、唐广朋、王雨初、陆康明、羌泉水等人组成统计局夺权行动委员会,给当时在家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周琼邦、党组成员杨伦、何冠文挂牌批斗,勒令负责党组记录的杨伦交出党组记录本,杨不交,后被李卓、韦世有、苏维新等,将杨伦的办公桌抬出走廊,撬开抽屉拿走党组记录本,后下落不明。
元月28日,“行委”以找“黑材料”,查武器为由,全局数十人到区党委一宿舍,第一次抄周琼邦的家,抄走存款连同利息3850.33元,书画一批(存款已分两次退还本人,书画已折款赔偿)。同一天还抄了杨伦、倪天铎的家,但未拿走贵重物品。
67年元月,夺权后,局领导不能指挥全局工作了。群众造反,思想不一,互相组合,各立山头,三人一组,五人一队。统计局当时有十几个战斗队。67年4、5月间,南宁分成两大派组织。统计局各战斗队,有的参加“联指”,有的参加“4·22”,也形成两大派。参加“联指”的树旗为“联指冲霄汉”兵团;参加“4·22”的树旗为“4·22争朝夕”兵团。先后在“冲霄汉兵团”当过头头的有刘守善、黄捍、黄志华、李卓、王雨初、彭涛、许自伦等;先后在“争朝夕兵团”当过头头的有 唐广朋、胡然铭、羌泉水、韩开寿等。两派观点对立,互贴大字报谩骂、攻击,历时一年之久。“冲霄汉兵团”人数较多,势力较大,仍在政府大楼。“争朝夕兵团”,人数较少,参与“4·22”总部进驻展览馆。67年6月10日,“冲霄汉兵团”组织对周琼邦第二次抄家,这次抄家,主要是为了寻找周的印鉴,以便从银行取出周的存款。6月14日从银行取出周琼邦同志的存款3850.33元后,先后将2120元送给南宁“沥血红卫兵”,作为支援“沥血红卫兵”的活动经费(其中有500多元是付给“沥血红卫兵”印刷费的),其中一次给了1500元,“沥血红卫兵”送给“冲霄汉兵团”4支枪作为酬谢。
68年6、7月间,南宁武斗高潮前,“冲霄汉兵团”曾组织数十人,开3部车到田东抢枪,车开到武鸣,被民兵拦阻,未去成。随即转到屯里军区武器仓库,拉回3车已取下枪机的武器,放在政府大楼,武斗结束,被军管小组收缴。
在两派互斗期间,为了表现自己是革命的,两派都组织批斗过一些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冲霄汉兵团”因人多,势力大,批斗较多。处以上领导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挨批斗在批斗中不同程度挨打的有:周琼邦、何冠文、杨伦、李以伟、张衡之、杨雄秀、陈讯、胡然铭等。
1968年《“七·三”布告》下来后,“冲霄汉兵团”,奉“联指”卫东片的指示,由彭涛、刘守善、许自伦、贺赞成、李卓、韦世有、黄志华等12名组成一个武装班。彭涛任班长,刘守善任副班长,从8月2日到11日,在朝阳百货大楼和西关路口一带站岗放哨。负责盘问从“前线”押下来的“战俘”姓名、单位、籍贯,然后转送后收容。经查武装班没有打死人或违法行为。
一、 成立革领导小组,集中干部斗批改。
南宁武斗结束,两派联合,自治区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统计局也于68年3月20日成立“区统计局革命领导小组”。人事处处长王庆任副组长(局领导因未“解放”缺组长),刘守善、彭涛、唐广朋、黄志华和一位军代表为成员。领导小组成立不久,区直机关干部集中天桃路现国防工办处搞斗、批、改。统计局编为五大队二连,连长为吴秋卿,指导员为五大队副政委王庆兼,支部书记为刘守善。干部集中五大队,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搞“三忠于”,“绣忠品”;审查解放老干部和所谓“牛鬼蛇神”。周琼邦、倪天铎、杨伦等领导和谭彦清、霍美玉等所谓牛鬼蛇神,就是在五大队通过“斗私批修”、内查外调得到“解放”的。五大队历时半年,于68年11月结束。除留下朱方针、庞受荣、李菊英、刘敏等留守南宁照顾家属,龙辅敏、梧裕茂、李以伟送茅桥劳动改造外。其余人员,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龙州搞春耕生产。局领导倪天铎、周琼邦,处级领导王庆、黄利锋、何冠文、林远辉、曹建勋等参加了这个宣传队,宣传队在龙州历时3个多月。
二、 成立区革委,撤销区统计局。
1968年12月区革委会成立,同时宣布区统计局撤销。当时统计局114名职工,除留下副处长孟繁洪、副科长韦宗辉、干部梁仲基在区革委生产组计划小组搞统计工作外,其余同志从龙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回来后,分成4部份,大部份参加由革委统一组织的斗、批、改宣传队,到农村、厂矿、学校搞斗、批、改。参加斗、批、改的有综合处副处长杨伦(不久杨伦又到百色“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一部份同志充实基层。到基层任职的有:副局长倪天铎到桂林市汽车修配厂任革委副主任;办公室主任黄利锋到大塘矿务局任革委副主任;农水处副处长曹建勋到红茂矿务局任革委副主任;劳动文教处副处长林远辉到玉林地区一个商业公司任革委副主任;王庆到区人防办任革委副主任;少数同志到鹧鸪江“五·七”干校学习劳动。去“五·七”干校的没有处以上干部,科级干部有李坚材、谭彦清、朱志等;还有少数同志到武鸣学习班,到武鸣学习班的有两种人,一是在五大队未审查清楚,到武鸣学习班继续受审查的,一是到武鸣学习班搞专案的。到武鸣学习班受审查的有办公室副主任何冠文、科长张衡芝、副科长陈讯、杨雄秀、科员吴奋忠。到武鸣学习班搞专案的有刘守善、刘建恩(不久因病回来)、何东、黄志华、忆浪等。专案人员和被审查对象同编在四连四排,武鸣学习班历时半年,通过内查外调和本人“交待”,分别对上述人员做了结论,宣布“解放”。
三、 恢复统计局,统计事业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1979年9月,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将计委统计处分出,成立区统计局。行政编制50人,80年12月又经区编委批准,成立农村经济调查队,行政编制15人。局机关设综合处、工交处、财劳处、农业处、办公室。局长由计委副主任苏肖韩同兼任,先后担任副局长的有田永春、谢之雄、李毓筹、候世昌、黄述基等。各处负责人是:综合处处长韦宗辉,工交处处长孟繁洪,财劳处副处长刘建恩,农业处副处长李坚材,办公室开始由刘建恩负责,81年初从计委秘书处调来李范任办公室副主任。
1984年6月,机关进行机构改革,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统计局得到扩大。局机关行政编制从原来50人增加到90人,从原来四处一室的职能机构,增加为八处一室,并经区编委批准成立了统计研究所,87年4月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又成立了计算站。机构改革、班子调整后,苏肖韩任局长,侯世昌、陆达生先后任副局长。1985年9月,全国县以上政府统计部门编制和事业经费上划后,于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给广西在原上划编制基础上,新增行政编制121人,事业编制224人。行政编制,除分给各地、市、县统计局外,留在区局机关10人,这样局机关从上划时90人,增为100人,事业编制,除国家局戴帽给两个调查队外,尚有90人,留在区局直属事业单位15人,其余分到地、市、县。从79年9月恢复成立统计局后,机构、编制不断得到扩大,这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也是各级领导对统计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1979年恢复成立统计局以来,除完成各种报表统计,为各级党政领导提供大量的决策资料外,还根据中央和区党委的部署,进行了“处遗”和整党学习。通过“处遗”、整党,基本弄清了在十年内乱中,统计局发生的主要事件,通过彻底否定“文革”的学习,清除了“左”的影响,消除了派性。在“处遗”中对在“文革”期间,受“左”的思潮影响较深,并曾打过人的刘守善、梁锡鹏等进行审查,做出了犯有一般性错误,宣布解脱的结论。对“文革”中受审查的周琼邦、何冠文、庄成坤等,做了平反的决定,推倒“文革”中强加给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从而消除了隔阂,增强了团结。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1987年7月21日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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