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28 作者：中共横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横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前言…………………………………………（3）
清理横县县城杀人事件……………………（5）
莲塘“三·三”杀人事件…………………（9）
校椅区杀人事件……………………………（18）
峦城区揪“反团”杀人事件………………（22）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即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实践证明，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致使全县人民无辜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达1411人。占当时（68年）全县总人口64万4000人的2.9‰。其中国家干部85人，工人32人，群众1294人。在这些被害的人中，属于两派斗争打死的有617人；“革委”会成立后（即68年4月至76年10月）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的有794人。血的教训，历史的悲剧，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使今后类似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我县根据区、地党委的指示精神，编写了《横县“文革”大事记》，在此同时，编写《横县“文革” 大事件》，在编写中，我们从全县的无数冤假案件中，选择了“清理横县县城”、校椅区成批杀人事件、莲塘“三三”事件、峦城区揪“反共救国团”事件进行编写。当然重大事件不止这些，因大事记已写有，只不过是抽写其中的4件较突出较典型的而已。
编写《横县“文革”大事件》，我们是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在编写中，由于有关史料不全，难免有遗漏之处，敬希指正。
血的教训，至今人们记忆犹新。那是1967年冬至68年春，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派性膨胀的影响下，横县两派群众组织，以马培凯（原县委宣传部干事）、谢祖宋（原县农械厂工人）等人为首组成“联指”为一方，支持韦国清（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站出来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闹革命；以梁继礼（原城东小学教师）、严天林（横州镇居民）、闭德耀（原飞龙区委书记）等人为首组织“四·二二”为另一方，拥护伍晋南（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闹革命，打倒韦国清。开始是口头辩论，后上升为文攻武卫，形成了武斗的紧张局面，加上“联指”派得到县“抓促”指挥部某些领导人的支持，以至导致后来清城事件的发生，后果严重。
1967年9月至68年元月，“四·二二”群众组织以严天林为首组织十多人，先后冲击县广播站和县农械厂，抢走广播器材和机床、机床零件等物资运往莲塘区“四·二二”据点。紧接着1968年2月5日晚，西津“工总”、莲塘“革联”、“红横总”以及宜山来横县的宜山拉浪电站“工总”等“四·二二”群众组织约300多人，袭击西津工程局修配厂，绑架“联指”观点黄松泉、张忠泰等16人，并抢走车床、钢材、汽油等物资价值30000多元。68年2月6日，谢祖宋（县“联指”总指挥）、马培凯（“联指”副总指挥）在县“联指”总部主持召开县直机关部分单位及县城附近区“联指”负责人30多人的会议，以解救西津战友为名，策划攻打西津修配厂“四·二二”群众组织人员，会上决定，调集横州区的蒙村、曹村、新桥公社（后改为大队）以及校椅、云表区和县直机关部份民兵参加，会上还决定任黄永吉（原物资局副局长）为前线总指挥。翌日清晨，在黄永吉的指挥下，由谢周成（原六景石油站副站长），甘朝林（原校椅供销社干部）等人带领武装人员200多人包围西津电厂修配厂。围攻中打死西津电厂工人卢宫昌和打伤一人，但没有抓到人和抢物资。“联指”围攻西津修配厂后，将武装人员撤回县城进驻糖业烟酒公司糖果大楼、百货公司百货大楼和横州区供销社大楼。1968年2月8日晚，“四·二二”群众组织负责人严天林、梁继礼、黄廷飞、扬善煌等，为抢夺武装民兵枪枝，带领数十人，用炸药把横州区供销社大楼炸开一个大缺口（当场炸死1人），随即冲入大楼绑架供销社干部梁家业和工人雷真远，他们将梁、雷送到▉村、莲塘关押审讯，并严刑拷打后，于2月9日将梁、雷2人押往县城迎宣门（地名）枪杀（雷真远中弹逃脱幸存）。同一天晚上，横县“工总”，横州镇“联总”和南宁来的“雄鹰队”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梁继礼、严天林、黄廷飞等人在▉村（距县城2公里）召开所谓紧急会议，研究扩大武装力量，会议结束后，于当晚带领几十人冲进县人武部抢走步枪40多枝，弹药一批。县“联指”负责人马培凯得知“四·二二”抢枪的消息后，也于同晚深夜组织由康家朝（原县共青团干部）、李秀兴（原工交办公室干部）等人带领几十人和汽车一辆赶到人武部，也抢走长短枪200多枝和子弹一批。
1968年2月11日上午，谢祖宋、马培凯等人，为了巩固所谓既得的“成果”和制服“四·二二”，在原县委会议室主持召开有“联指”常委和委员以及县直机关各战线、横州等区“联指”负责人甘朝林、谢周成、宋胜（原横州镇妇女主任）等30多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清理县城抓“坏人”的问题。会上马培凯说：“横县发生武斗的原因是小派（指“四·二二）头目闭德耀、梁继礼挑起来的，要把闭、梁捉拿归案，否则，让他们干下去，将会危及县城的安全”。会议最后决定：“全面清理县城，除了要查闭、梁之外，还要清理其他“坏人”等等。会后当天下午，黄永吉、谢周成、甘朝林又在原县委会议室召开武装指挥人员会议，研究“清城”行动计划。马培凯、谢祖宋以及灵山县丰塘“联指”负责人温之珍等人也参加。并定于2月12日上午实行全城戒严，并作了周密的“清城”布置。
1968年2月12日清晨，“联指”事先调来近县城的横州、横州镇、校椅、那阳、南乡等区镇以及灵山40多人来的武装人员，四面包围县城，实行戒严。在清查的当天上午，马培凯亲自在原县委大院球场，对清查队伍（200多人）进行动员，动员中，在所谓揭露西津事件、横州供销社被炸事件的情况后说：“清城的目的是为了抓‘四·二二’头目闭德耀、梁继礼和清理县城的‘牛鬼蛇神’。”。马讲话后，清理队伍立即奔赴县城各街道进行清查。当天，武装人员乱枪杀了莫涛仁（原伪职员）、朱明金（居民）等6人，陈尸街上。此后连续两三天的搜捕，先后共抓了“坏人”180多人。关押在“联指”指挥部（县委大院）。然后交由戴大志（原县电影院干部，县“联指”常委）、苏培淮（县“贫革”副主席）等人进行逼供、审讯，把吴正甫、裘建勋等13人定为“坏人”全部杀害，并将部份沉尸灭迹于河中。这次所谓“清城”先后共杀害群众19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这一事件，除了抢夺武器和杀害无辜群众外，国家的粮食和物资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1983年，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县委对这一事件，经过调查核实，对主谋策划的肇事者和杀人凶手作了严肃处理。其中马培凯、黄永吉分别判处有期徒刑9年和5年。甘朝林（原校椅供销社干部，清城副总指挥）、李彪（原轻工局教导员，清城副总指挥）、黎之镛（原工商所干部）等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所有被害者和遗属均已平反昭雪和抚恤。
1968年3月3日，横县“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谢祖宋（原县农械厂工人、县“联指”总指挥）、马培凯（原县委宣传部干事、“联指”副总指挥）等人，经过密谋策划，调动了那阳、横州、横州镇、南乡、校椅、莲塘、峦城、云表等区镇和县直机关部份武装人员以及联合灵山“联指”的武装人员（约40多人）和群众3000多人，攻打并摧毁当时莲塘区所谓“兵管”的广西“四·二二”革命派莲塘“革联”（“四·二二”）据点，无辜被打死144人。其中属于双方对阵打死9人（“联指”2人，“四·二二”7人），其余“联指”乱杀对方的48人，在外地截逃打死的16人，作“战俘”被害的71人（均属“四·二二”）。国家和人民财产受损失达40多万元。造成了我县莲塘区历史上“三三”的悲惨事件。
1967年下半年，莲塘“联指”何协（原区统计员），苏常聪（区供销社干部）等为一方支持韦国清（原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打倒伍晋南。“四·二二”蒙绍新、莫管养（均属农民）等为一方，坚决支持伍晋南（原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打倒韦国清。“联指”的口号是：“支持韦国清，口粮六百斤”（指当时生产队社员口粮标准）。“四·二二”的口号是：“支持伍晋南，口粮食不完”。双方开始是大字报上街，互相覆盖争辩，后来在莲塘灯光球场搭台广播，对峙宣传，互相谩骂。特别是1967年初、县“联指”马培凯为首在县城召开一次万人大会，莲塘“联指”的何协为首带领500多人参加，会上公开指责和声讨“四·二二”莲塘“革联”的所谓胡作非为，还散发了“宣言书”，声称所谓反革命扬彭根据地（“四·二二”莲塘“革联”外围据点），必须立即解散，凡是“反动”的“四·二二”指挥部所属单位和人员以及外地窜来莲塘区和莲塘“革联”的首要分子，都立即到莲塘区“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登记，否则将采取镇压的坚决措施，全部、干净，彻底消灭之。
万人大会以后，“四·二二”为了防备“联指”的袭击，集合所有同派人员进行武装戒备，声称对莲塘区一定要进行“兵管”（即占领），还经常派人窥探区公所和区“联指”司令部的内情，“联指”司令部对此预感到莲塘区会被“四·二二”“兵管”。9月3日，“联指”党委黄国流（原区公安员）在六蓝村（“联指”外围据点）主持召开江秀新、屈集尧、邓先稳、孙经威等人的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四·二二”的措施。会中黄国流接到陶圩打来电话，说陶圩区委书记王朝辉已被“四·二二”绑架押送陶圩中学关押。这股风可能向莲塘发展，请区领导马上撤退。第二天原区委书记苏福荣、原区长肖星祥和区干部屈集尧、苏继睦等人搬到六蓝村。同时黄国流还打电话给在苏光村开会的何协（区“联指”总指挥）不再回莲塘，于9月5日到快龙村参加紧急会议，传达陶圩情况和六蓝会议精神，研究如果区公所被围攻和如何解救与巩固“联指”后方（指平马、苏光、良水等地）等问题。会议如期在快龙召开，会中决定由“联指”副总指挥，把平马小片各个公社武装人员，集中官庄村准备攻打周村（“四·二二”外围据点）。良水片各公社武装人员集中苏光，准备出击攻打茶试站和解救莲塘。在“联指”还没有来得及部署，“四·二二”莲塘“革联”于9月6日发动围攻区公所和区直机关，宣布对莲塘区全面实行“兵管”，并抓走了区和区直机关干部韦森（原区武装部干事），关超林（原区粮所干部）等30多人，并抢走区武装部民兵枪枝15枝。当时“联指”副总指挥苏常聪（原区供销社干部）在苏光得知后，马上通知良水、快龙、平马、长安、大茶、丁村等公社的武装人员，紧急集合，并由吴世勤（退职干部）带领武装人员50多人，去解救莲塘。苏光的武装人员（约20多人）由苏常聪带队，攻打茶试站，当时进攻茶试站后，抓走“四·二二”观点覃少芬（女）、李朝清等20多人。“四·二二”闻讯后，也组织武装人员，企图营救茶试站被抓的人员，结果双方就在合江水渠相遇发生了武斗。当场“联指”的武装人员苏瑞映被捅死。正在双方武斗激烈的时候，“联指”吴世勤带领的武装人员赶到，“四·二二”武装人员就撤回莲塘，边打边撤，而“联指”一直追到桐油坪（地名）又打了一仗，当场打死“四·二二”武装人员李荣辉，并直冲莲塘街解救被抓人员，由于遇到“四·二二”的反击，“联指”武装人员被迫撤回茶试站。“四·二二”也就此收兵退回莲塘。次日把抓来的区和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押往扬彭据点关押审讯批斗。“联指”也把茶试站被抓人员拉往平马的大茶村关押。直到9月10日县武装部姜福耀（科长）等人出面调解后，双方被扣押人员才获释放。
“九·六”事件后，“四·二二”占据莲塘区公所附近的扬彭、张村、莲塘、六莲、▉留、佛子等公社（后改为大队）。莲塘“联指”被迫随区行政机关撤往良水、大茶等公社。从此，形成了以江为界，双方割据，各霸一方的局面。“联指”到良水等地后，纠合武装人员100多人，组建所谓“九·六兵团”。何协任兵团“总司令”，吴世勤为兵团“政委”，王光甫（农民）为“团长”，黄金耀（农民）、廖高龙（民兵）为“副团长”。随之派出江秀新（原莲塘供销社主任，兵团领导成员）等人外出良圻农场、南宁等地告急求援，扩充势力范围，并由吴世勤率领武装人员参加县“联指”攻打西津“四·二二”工总以及所谓清理县城等活动。
“四·二二”派继冲击莲塘区公所后，联系南宁“红鹰队”40多人进驻莲塘区，并要求当时参加在自治区展览馆造反的闭德耀回莲塘区传达所谓几点“指示”（内容主要是南宁“四·二二”的发展和做法）。为了“保障供给”，强行打开国库要粮，接管商店等等。还要求西津“四·二二”工总人员支持横州镇“四·二二”派。并在莲塘区公所周围拉上电网，借以吸引全县同观点的人云集莲塘。由于“四·二二”莲塘“革联”得到南宁“红鹰队”的支持，经常不断地派武装人员出击“联指”外围据点的六蓝、留江等地。并由严天林（县城居民）、李保植（农民）等人冒充“联指”人员窜到山柏、翻军塘、六香等村抓人、杀人。▉军村甘世盛（“联指”观点）被枪杀，六香村石昌邦（“联指”观点）被抓回莲塘打死。2月8日晚，由严天林等人带队攻打县城横州供销社大楼，抓走梁家业（供销社干部）、雷真远（供销社职工）两人回莲塘刑讯、逼供后，次日晚上押回县城迎宣门（地名）杀害（雷真远逃脱被打重伤）。莲塘“联指”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为借口，向全县发出呼吁，指责和声讨“四·二二”的所谓胡作非为，并派何协, 江秀新为代表向县“联指”告急求援，迅速拨掉“四·二二”莲塘，“革联”这个据点。当时，县“联指”谢祖宋、马培凯等人考虑，如果莲塘仅有的六蓝、留江两个据点一崩溃，莲塘将变成一片“白色恐怖”，平马、良水（均系“联指”据点）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接受了莲塘“联指”的请求，决定支持解救莲塘的问题。从而酿成了莲塘“三三”的悲惨流血事件。
68年2月25日，“联指”总指挥部谢祖宋、马培凯，主持召开各区“联指”领导成员会议，莲塘“联指”何协（总指挥）、吴世勤（退职干部、“联指”常委），邓先稳（“联指”常委）等人参加。会议研究如何攻打莲塘“革联”据点的问题。会议中讨论认为：“‘联指’攻打西津及清理县城之后，“四·二二”所有武装人员都集结于莲塘，南宁‘红鹰队’（40多人）已进驻莲塘，看来形势的发展，迟打不如早打”。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1、2月底以前要解决莲塘的问题；2、成立县“贫革”委员会，以“贫革”的名誉调动农民进城，并于当天议定由雷永安（横州公社农民）任县“贫革”主任；3、成立前线作战指挥部，黄永吉为前线总指挥，谢周成、李彪、甘朝林为副总指挥；4、调动百合、那阳、横州、校椅、云表、石塘、陶圩、南乡、六景、峦城平朗等区武装民兵和县直机关部分武装人员以及与灵山联系要他们支援武装人员一个连；5、2月27日进军莲塘等决议。会议结束后，2月27日晚，江秀新带领约60名武装人员星夜奔回莲塘，堵截张村路口；当天晚上黄永吉等分3路带领1800多武装人员前往甘乐电灌站（距莲塘约7公里）。当天由黄永吉主持召开武装民兵誓师大会，会上将灵山县蒙家亮、莲塘陆永均（均是“四·二二”观点）等6人活活勒死示众。当时莲塘区党政领导苏福荣（原区委书记）、肖星祥（原区长）、陈镇远（原副书记）等人运送粮食、木柴等物资到甘乐电灌站，支持武斗。陈镇远还说：“后方一定做好后勤工作，保证支援‘前线’打胜仗。”
2月28日，“联指”大部份武装人员开始围攻■留和佛子两村，次日（3月1日）攻进■留佛子之后，抓到了潘永迪、潘世榜等6人（均“4·22”派）。3月2日上午又先后围攻莲塘农技校和凤山、六衣等“4·22”据点，接着攻打莲塘村。围攻中，“联指”武装人员李立朱中弹丧生。当时，马培凯得知后，为了战胜“4·22”,和严锦光（县“联指”常委）等人星夜赶到“前线”（即莲塘道班）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围攻莲塘区，并亲自指挥武装人员，半夜包围莲塘街，3月3日清晨，枪声四起，开始先打莲塘税所（“4·22”莲塘“革联”司令部），同时攻打变电站，约打1个小时左右，“联指”就切断了电网电源，此刻，大部武装人员就蜂涌而上，冲进莲塘街。当时，“4·22”抵御不住，突围外逃，“联指”则乘胜追歼，冲到哪里见人就抓，抓到就杀，首先在六衣村打死扬彭村的群众叶洪堂（“4·22”观点）之后，到供销社百货门市部打死蒙茂才（莲塘街群众）,在总店门口碰见邓汉（农民“4·22”观点），说他是莲塘区“区长”，举枪即杀，到菜市罗元生家门口杀死杨祖琼和潘世文（群众），到六队晒场杀死李昌好（“4·22”观点），到区公所门前杀死张宾业（群众），追到茂所村附近杀害了何天宝、叶洪吉等8人（均“4·22”观点）等等。就这样，“联指”冲进莲塘后乱杀死达48人，乱抓100多人。“联指”打进莲塘街后，县“联指”指挥部马培凯、黄永吉等人又召开所谓战地紧急会议，部署肃清“4·22”莲塘“革联”外围所有据点和将闭德耀（原飞龙区委书记、“4·22”观点）、梁继礼（原横州镇城东小学教师，“4·22”负责人之一）以及蒙绍新等人捉拿归案。
接着3月3日的当天下午，继围攻扬彭“4·22”据点之后，4日又集结400多武装人员围攻张村。6日又用汽车运送武装人员到良水一带（距离莲塘约10公里）出击周村（“4·22”莲塘“革联”外围据点）。
“联指”所谓打扫战场和清理“4·22”外围据点中，从扬彭、张村、周村等地又抓来了二批“4·22”派人员和莲塘抓的在内200多人，全部关押在莲塘小学。
武斗结束后，马培凯于3月5日在莲塘邮电所等处召开“联指”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处理所谓“战俘”问题。会上马说：“杀人要高明些，杀要杀得准，不留后患，并且要在‘大军’（指参加莲塘武斗的各区民兵）撤离莲塘之前处理结束”。对在押人员，除了经审查认为问题不大，予以放走之外，留下处理的“战俘”有71人，交由莲塘区何协负责处理，何接受任务后，分别在莲塘税所、粮所召开“联指”司令部武装人员会议，并说：“应放回去的‘战俘’已放回去了，现在留下来的何世光（原莲塘小学教师）、蒙茂清（原莲塘大队党支部书记）等‘战俘’，他们都是‘4·22’骨干分子，如果放他们回去，今后还会组织‘4·22’来攻打我们”。会后，除县直机关、横州、校椅、六景等区武装人员处理（杀）的34人以外，其余37人交由吴世勤、王光甫等人，先后用汽车分3批押到佛子坡、西元江、龙潭防洪堤等地杀害。杀人手段：有的用枪杀，有的用刁刀捅，有的用绳勒，有的用石头砸死等等。有的杀后还被开胸取肝，割阴茎，残忍至极。
“三三”事件后，区行政机关从良水搬回莲塘，县“联指”于3月中旬又组织举办一个所谓“罪恶实物展览”，影响极坏。
在“处遗”时，对“三三”事件的肇事者，均按党纪国法给予了严肃处理。对县“联指”副总指挥冯培凯、黄永吉和莲塘区“联指”负责人何协（判刑10年）、吴世勤（判刑7年）等人给予逮捕判刑。其他杀人凶手也得到了应有的处分，被杀害的所有人也给予平反和抚恤。这样处理群众反映较好。
“文化大革命”期间，校椅区（现校椅乡）被杀害或被逼致死达140人。其中国家干部1人，教师13人，集体单位职工11人，群众115人。该区之所以被害那么多人，主要是以庆祝区“贫革”成立杀害杨茂辉等3人开始，继而以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由，肆无忌惮地分片（几个公社为片）或分公社成批杀人的严重后果。事件的真相是：
1968年2月，正当两派群众组织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区“联指”指挥部总指挥雷辉春（原区工商所副所长）、甘朝林（原区供销社干部、区“联指”副总指挥）、蒙祖雄（原区水委、区“联指”副总指挥）、韦琼（农民，六味公社“联指”负责人）等，秉承县“联指”指挥部谢祖宋（总指挥、原农械厂工人）、马培凯（副总指挥、原县宣传部干事）等人的旨意，于1968年2月23日在区公所南楼，召开各公社“联指”负责人以及贫下中农代表等20人的会议。研究成立校椅区“贫下中农革命委员会”（下简称“贫革”）。会上，推选韦京、蒙祖雄、潘善柳（农民）、黄振运等18人组成，并指定韦京为主席，蒙祖雄、潘善柳为副主席。“贫革”成立后，雷辉春、蒙祖雄等人于2月26日主持召开区“联指”指挥部和部分“贫革”成员会议。研究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庆祝区“贫革”成立的问题。会上雷辉春讲：“区‘贫革’虽已成立，但尚未向广大群众宣布，我们应该召开群众大会来庆祝。同时要射（杀）他们几个做示范，壮大贫下中农的威风”。蒙祖雄接着说：“不杀留他们干什么，好像我村杨茂辉（■白村地主），反攻倒算，想变天，应该杀”。雷辉春又讲：“邓伯存（早已关押在区‘联指’指挥部）是灵山‘4·22’还送他去那里，就地解决（杀）算了”等等。会上，拟定庆祝会于3月2日（校椅圩期）召开，并以“贫革”出面，主持召开大会。3月2人下午，庆祝大会如期在原校椅区市场圩亭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区直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校师生和群众计2000多人。会上，蒙祖雄宣布校椅区“贫革”成立和“贫革”成员名单，接着“贫革”主席韦京讲话，大意：“西津和县城已胜利（指县‘联指’已打败西津‘4·22’和清理了县城），但莲塘未解决（指莲塘‘4·22’据点），成立我区‘贫革’是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大会将要结束时，把事先关押在区粮所的所谓“坏人”等10人游街示众。游街后，把早已蓄谋杀害的杨茂辉、麻永吉、邓伯存等3人，由武装人员押往牛行坪杀害。其余颜锦恒等7人押回区粮所继续关押。
1968年3月17日，雷辉春、蒙祖宏等人，又在校椅区公所南楼召开有区“联指”指挥部成员及“贫革”负责人和区直机关单位“联指”派负责人共40多人的会议。传达县“联指”对攻打莲塘“4·22”据点和攻打尖固山，清理县城的所谓“胜利”、“经验”，并要求各区回去后胜乘前进，迅速清理“残敌”和“坏人”等等。会中，对如何清理“残敌”和“坏人”以及以片为单位进行清理，还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最后拟定，明确校椅片以公社为单位，其余青桐、石井、东坪以片为单位进行。会上蒙祖宏说：“那些是‘坏人’，你们事先要摸清底，对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给他们‘花生米’吃（枪杀的意思），不给他们那么多的大米吃了”。并说：“你们要大胆些，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革命嘛”。会议将要结束时，雷辉春一再强调，以片、社都可以，形式不论，但要作好材料准备，各片、社召开群众大会时，要与区指挥部透气，指挥部能去人的就去，不能去的你们照办（杀人的意思）。南楼会议后在全区范围内，各片、社先后召开群众大会，成批杀害无辜群众。在雷辉春、蒙祖宏等人的授意下，首先是在区公所所在地的校椅公社，于3月18日，以徐振云（原校椅公社党支部副书记，已故）、陆文广（公社“贫革”主席）等人，在校椅街圩亭支持召开杀人的群众大会。当天到会群众约2000多人。大会由陆文广主持，“贫革”成员周其坎讲话，韦守华（原公社团支部书记、“联指”负责人）宣布雷善洪（地主）、何大记（居民，“4·22”观点）等7人“罪状”后，民兵徐振平、梁振辉等人，把他们押往牛行坪枪杀。
接着，各片按照庆祝“贫革”成立和校椅公社杀人的做法，石井片以皇居全（已故）等为首（含贺桂、六凤等公社）于3月19日，杀害李友岳（地主）等4人，3月22日，青桐片（含旺安、六味、■冷、■桥等公社）以韦德榕为首杀害农世允（地主）、黄伯厚（农民，“4·22”观点）等2人；3月29日，东圩片（含罗村、六蓝、东圩、临江公社）以黄自成为首杀害农春辉（教师，“4·22”观点）、黄富（地主）等9人。还有横塘公社继各片、社成批杀人的同时，该社也于3月11日至24日，召开群众大会，以刘云升（供销社副主任）、张广和（民兵营长）为首先后杀害颜锦恒、杨联湘等10人。在成批杀人过程中，区“联指”指挥部雷辉春、蒙祖雄、蒙祖星、甘朝林、韦昌并等人，亲临现场检查督促杀人。这样，全区仅从68年3月初至同月底止，加上各村成批杀的在内，被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达53人。其余区“革委”会成立后，被所谓清查“反团”、清理“坏人”被杀害。
1983年，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对上述被害人员，已给予彻底平反昭雪和抚恤，对遗属的生活、住房有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和妥善的安置。对主谋策划杀人和杀人凶手雷辉春（判刑7年）、蒙祖宏（判刑3年）等人已依法处理。其他有关人员则给予党政纪处分。
“文革”期间的1968年6月24日，峦城区革命委员会，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武装部的布置，召开区“革委”常委会议，贯彻广西“革筹”、广西军区6月17日联合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公告。参加会议的有杨灿瑶（原区革委主任）、马耀琼（副主任）、韦焕祚（原区武装部长、副主任）、李汉章（原区武装部干事、革委常委）等7人。会上决定：由李汉章负责在全区范围内组织成立纠察队，清理“坏人”。并指定区的纠察队正、副队长由陆忠良（峦城供销社干部、区“联指”负责人）、韦灿勋（峦城公社民兵营长）分别担任。会议结束后，在李汉章、陆忠良等人的组织下，仅2天时间，全区以区、社为单位，组织了共有400多人参加的所谓纠察队伍（其中区纠察队17人）。纠察队成立后，先后把区长为“反团”对象和不同观点的人即“4·22”）当做“坏人”分别关押审查1002人。
1968年7月初以后，区纠察队陆忠良、檀保沅（原新兴公社革委主任）等人，把关押在新兴公社的黄湘民（原新兴小学教师、“4·22”负责人）作为突破口，进行轮番批斗，逼黄承认在南宁参加“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黄因不堪忍受陆忠良等人的多次残酷逼迫吊打违心地承认是峦城区“反共救国团”负责人，并供出大浪公社李庆勋（贫农）、李启辉（富农）等39人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团”组织。接着李庆勋、李启辉2人即被大浪公社何成盛（原公社文书）等人进行刑讯、逼供，残酷吊打，挂上“反团”罪名的牌子，押解游村批斗。最后也被迫承认参加了“反团”组织，并担任独田（村名）分团“参谋长”。乱供李彩芬（中农）任“团长”，何正誉（地主）、李彩元（富农）、李彩召、何正兴（地主）等11人是“反团”组织的骨干和陈法兴等37人参加了这个组织，随后上述人员也全部被关押起来，任由纠察队和群众进行批斗。
1968年8月23日，区革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布置如何搞好“一三一”（即斗争阶级敌人：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查叛徒特务阴谋诡计，查走资派幕后策划；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会上，杨灿瑶作“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搞好“一三一”运动，抓好清理“坏人”为题的讲话，声称“大浪公社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团’，地主何正兴还保留有国民党国徽，有一本变天账，企图反攻倒算”等等。会后，大浪公社何成盛等人，于第二天（8月24日）召开群众大会，以反攻倒算的罪名，斗争何正兴，并于当晚指使民兵将何正兴活活勒死。
1968年9月12日至15日，区革委根据县革委召开县“积代会”的布置精神，杨灿瑶、马耀球等人又主持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安排了新兴公社革委主任檀保沅（揪“反团”典型）、竹标周济坤（党支部书记、学习毛著典型），高村、莫村等公社介绍揪“反团”和清理“坏人”的所谓“经验”的发言和农锡安（原区供销社主任、区革委常委）传达参观灵山、浦北县开展“双打”（打击投机倒把、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情况。就在“积代会”期间，陆忠良以纠察队长的身份伙同峦城街干部，于13日中午在峦城街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所谓“反团”分子莫植权、邓佐章、邓树松（均系“4.22”负责人）等3人，当场被打死，陈尸街上。参加区“积代会”的高村公社民兵营长雷在本等人，也于13日晚上回公社主持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斗争 所谓“反团”成员陈法兴，把陈打死后，沉尸于河中，次日晚上又开斗争会打死陈冠堂等6人。对此，区革委没有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相反杨灿瑶于15日在区“积代会”的总结讲话中，还表扬了高村等公社（后改为大队），阶级斗争抓得狠、打得准。并批评部分公社对抓阶级斗争有心慈手软，很不得力等等。导致后来全区在“反团”、清理“坏人”中乱斗、乱打死人的严重后果。
区“积代会”结束后，全区17个公社，全面开展清查揪“反团”活动，在清查过程中，除竹标公社（后改为大队）没有乱打死人之外，其余公社都发生乱打死人的违法行为。至当年9月底止，全区被以“反团”的罪名打死的达95人（区“积代会”期间被打死12人在内）。在揪“反团”的影响下，被当作其他“坏人”打死的96人（被迫自杀12人）。其中大浪公社。以参加“反共救国团”的罪名，打死34人，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该社在区“积代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公社纠察队长陈桂森在高岭村主持召开纠察队员（部分群众参加）会议，批斗“反团”当场用木棍打死陈汝治等6人。大浪村9月15、16晚斗打何正督，何被打断右腿。17日上午何成盛（公社文书）等人又在大浪小学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把事先预谋杀害何正督等7人（包括何的3个儿子）捉到大会进行斗争之后，首先打死何王督，后何成盛等人，令李锡亮（地主）等和被害者的3个儿子（何斌、何武、何威）把死者抬往那督山挖坑埋葬。当何斌、何武把父亲放下坑之后，凶手李英仁要何斌、何武下坑把父尸体摆正为名，即开枪将何斌、何武兄弟俩杀死于坑内。三子何威（年仅13岁）见此惨景，转身边走边哭，也被枪杀于山腰上。当天还枪杀了何正隆（地主）、何正礼（富农）2人。然后令李锡亮等人抬去与何正督四父子同埋一坑。埋葬后，李锡亮本人也不能幸免，又被押往利子山勒死。
9月17日下午，何成盛、陈桂森等人又在白鸽村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坚决与“反团”划清界线，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为由，强行集体签名杀人的形式，然后将李庆勋、李启辉活活打死。9月19日陈桂森等人，又在盘椅村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甘桂业（富农）等5人，用“人民民主专政”（集体杀人的意思）这个词为暗号，把甘桂业等5人用刀捅死，一坑同埋。该村李春晚父子4人被杀害之后，其妻子当年已61岁，由于无依无靠，被迫改嫁于八联村。
这场灾难，造成了大浪公社有4户家破人亡，有8户19人，携儿带女改嫁。此情此景，惨不忍睹，耳不忍闻，闻者使人流泪。
峦城区“文革”期间，共被害群众209人。其中：仅“革委”会成立之前（1968年4月6日“革委会”成立）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斗争杀害16人。是我县各区死人最多之一，后果严重。
1983年，在处理“文革”遗留中，县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桂发（1983）54、55以及（1984）15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该区所有被害遗属进行了彻底平反昭雪，并给予93600多元抚恤费（包括生活困难补助、修建房屋费在内），对遗属的生活、住房等困难做了妥善安排。对杀人凶手的首要分子何成盛、雷在本、陈桂森等3人，已依法逮捕并分别给予判处有期徒刑10年、5年、12年。对那些违法乱纪的有关人员，也按有关政策，分别给予适当的党、政纪处分。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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