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7-30 作者：中共龙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
中共龙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受林彪、“四人帮”乘机利用，发动全面内战，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浩劫性运动。在这十年内乱中，全国没有一片安定的绿洲。我县和全国、全区各县市一样，是一个重灾区。当时原“文革”领导小组、县人武部、6969部队支左人员组成了所谓“抓促”指挥部。在“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常玉善、范毅、刘树义、孙步仲、冯国钓、苏义等人主持工作期间，由于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打着“造反夺权”的旗号，开展所谓“清查”户口、清理“坏人”、“贯彻‘七·三’布告”，“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批修批资总体战”，“斗、批、改”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推行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一步步地把我县18万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为了使人们永远牢记这个深刻的教训，教育当代和后代人，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教训进行反思。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后又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尔后又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当时在龙州县搞“四清”的工作团领导决定，将小学教师集中县城进行“集训”。在集训期间，发动教师写大字报，大揭本单位所谓“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全县95%以上的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问题”的教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轮番批斗，这样，就拉开了龙州县“文革”的序幕。
1967年1月，县人委“战斗团”在团长万遂兴的支持下，在人委大院内召开各“战斗队”会议，宣布夺县长陆正针的权。还有县委组织部、宣传部、财贸政治部、县妇联等5位领导被夺权。随后县直各单位、公社、大队的领导也相继被所谓“造反派”篡夺。使全县的工作陷入瘫痪状态。
1968年4月，为了维护龙州城镇的社会治安，县人武部调集民兵进城训练、组织纠察队，在龙州城内巡逻守卡，进行所谓清查“户口”、清理“坏人”，在巡逻守卡当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致发展到开枪射击、炸药爆炸等，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到处出现了乱斗、乱抓、乱杀。尤其是贯彻“七·三”布告的4个月时间里，乱斗、乱抓、乱杀达到了顶点。据统计，在县直机关揪斗科、局长以上和一般干部职工共200多人。有的领导干部被戴高帽，扛黑旗、抬油桶、挂黑牌、牛角、剃十字头等。有的送水利工地强迫劳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有的被打受伤致残，蒙受各种各样非人的侮辱。这是龙州十年内乱中一起重大迫害干部的事件。
“文革”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上述冤、假、错案，受迫害的干部长期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不受信任；业务上不受欢迎；生活困难得不到照顾。子女在招工、招干、参军、升学、就业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或排斥，肉体上遭受摧残，心灵上蒙受创伤有的甚至弄得妻离子散、以至家破人亡，含冤九泉。
1983年4月，我县各族人民在党中央、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着手解决“文革”遗留问题，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黎飞（县委书记），后来是陆仕政（县委副书记）。副组长王甫汉（人大常委会主任）、冯景彤（县长）。领导成员共12人。还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有办公室、秘书组、经济核查组。县直机关各条战线、各公社、农场也相应设立了机构。全县共抽调干部490人参加“处遗”工作。
根据“处遗”工作组深入调查了解，我县在“文革”期间被无辜枪杀、棍棒打死、迫害自杀等共325人，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分别给被害家属发了平反证书。在经济上也给予一定的补偿。据统计全县共发放安葬费38460元，抚恤费44880元，抚养费20552元，生活困难补助费47970元，建房费2570元，修缮费47784元，“三孤”补助费2104元，打伤致残补助费4565元，用于这方面的专款共达210258元；赔退在“文革”中被罚没的款项达51494元。在被害家属中，按政策给予安排到国营、集体单位顶职的26名。县委、县政府分别给136名在“文革”期间遭受不同程度批斗的干部职工发给平反证书，还回收了19名因“文革”而清退回家的“三工”（临时工、合同工、季节工）人员。在解决好经济补偿的同时，还做好被害家属的思想愈合工作。通过摆政策，讲道理、彻底否定“文革”，动员凶手主动上门向被害家属认错赔罪；有的在生产大忙季节，主动给遗属耙田、插秧等。从而消除了隔阂，达到了新的团结。
鉴于“文化大革命”酿成如此严重的悲剧。为了全面地、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达到教育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使他们牢记这个深刻的教训，再不重演“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我们编写了这本《“文革”大事记》。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本着从实际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唯上，要唯实”，真实地记载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县发生的重大事件。
中共龙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7月30日
1965年7月底，由自治区组成的“四清”（“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工作团来龙州，团长黄克勤（原区粮食厅厅长）、副团长容克（当时龙州县委书记）。工作团的成员是从自治区、地区、及隆安、马山、大新等县国家机关干部中抽调来的。“四清”工作队分为机关工作分团和农村分团两部分。任务是根据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后称二十三条）。关于“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规定，全面地开展“四清”工作。8月2日至20日，“四清”工作团在县城召开训干学习班（“四清”工作队员参加），四清工作团团长黄克勤、副团长容克分别在训干会上作报告：在报告中、黄、容分析龙州城乡干部队伍的形势，说龙州城乡干部都有问题。靠不住，要彻底清查。在训干学习班里，他们把所有城乡干部进行“选筛”，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判，搞逼、供、信，搞人人过关。“四清”将结束时，他们又对机关干部进行定框框和划比例进行精减，精减指标30%至40%，甚至超过这个数目。并把精减和退职作为一项指标来完成，哪个单位精减指标达不到的，“四清”工作队就不能走。结果到“四清”运动后期，在这个所谓“精减指标”的重压下，全县被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精减退职回家的干部职工共263人。其中国家机关干部151人，中小学教师45人，国家工人43人，公私合营人员19人。全县乡（现为村）村（现为小组）的干部被揪斗后基本上都被撤换。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部、委、办、局领导大多数都是换上外地干部担任。
这次运动极力推行了一条“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起了极坏的作用。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至同年11月份“四清”工作队才撤走。因此，“四清”运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78年至1979年，县委根据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关规定。对“四清”案件进行了复查，被错误精减回乡的干部才陆续收回作妥善安排。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后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论，尔后又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在当时这种形势的影响不，我县各中、小学校就先后成立“红卫兵”“红小兵”组织（中学称“红卫兵”小学称“红小兵”）。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批判所谓封、资、修的坏书、坏歌、坏戏、坏画等；批判迷信活动和封建陋习等；有的学校组织队伍到建筑工地和机关单位批斗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等。
7月15日，全县小学教师730人集中到县城集训，到10月底结束，历时105天。负责这次集训的领导人有县委常委、公安局长孙生元（县“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韦振雅（“四清”工作队队长，县“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黄元亮（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工作团负责人之―）。7月16日，小学教师到龙师（现南宁师专）礼堂听报告。孙生元主持会议。黄元亮讲话，正式宣布小学的文化革命从现在开始。18日，又集中县城中学（集训小学教师参加）教师在原人委大院（现人民政府大院）听报告。黄元亮讲话，宣布我县“文化革命”开始了，先从文化教育界开头。然后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学习“三个横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封资修毒素）等文章。后转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8月中旬，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后又转入学习“十六条”，清查本单位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等，8月下旬转入批判斗争和继续搞“四大”。首先集中全县小学教师在龙师附小（现南宁师专）广场批斗所谓“右派分子”陈惠安（中共党员、罗回完小副校长）、钟建华（武德完小校长）、秦琼（八角完小教导主任）、玉奇峰（金龙完小校长）等4人，随后以区（现为乡）为单位斗争本区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全县95%以上的小学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问题”的教师都被批斗和受到各种处分。他们在集训期间遭到轮番批斗。无情打击，先后被扣上“走资派”、“学阀”、“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罪名。集训结束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14人，开除公职的18人，开除留用的7人，降职降薪的11人，退职回家的50人，共100人，占教师总人数的13.7%，另外受到党内各种处分的共14人，制造了一批严重的冤、假、错案。1978年至1979年县委根据落实干部政策的有关规定，一律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复薪复职，全部收回使用。
8月上旬，龙州县人民政府在新风剧院成立群众来访接待站。当时的负责人是蒙幼琴，（后是黎荣君）。工作人员有黄青山、禤丽莎、赵良碧，第一次接待龙州师范学校（现南宁师专）红卫兵上京串连。
8月16日，红卫兵上京串连，接受毛主席检阅。在5所中学（龙师、龙高、一中、二中、三中）学生数中按10%选出代表上京，共分为3批，每批一百多人，第一批于1966年8月16日出发，黄言志老师（现教研室）带队，第二批于9月23日出发，梁海山老师（现在龙高任教）带队，第三批于10月初出发，农耀飞老师（现在师专任教）带队。当时接待站从县财政局拨出专款3700元购置衣物，补助红卫兵外出串连。接待站于1967年2月初搬到龙江街干部招待所（现第一旅社对面）
11月底，一批合同工、临时工在龙州师范学校（现南宁师专）广场内成立“龙州县合同工临时联合造反总部”，负责人梁宗柱、马海芳、雷石心、张子雄、梁耀光等人。并设立一个办公室，地点在旧食品厂（现工商银行）。成立目的是为了转正、复职。提出“跟党走不能订合同工，干革命不能讲临时工”。该组织有两次比较大的活动。第一次是在成立总部的第二天，组织400多人到县总工会质问合同工、临时工为什么不能加入工会。第二次是组织约400多人到县人委劳动科要求转正、复职，并令劳动科拿出合同工、临时工花名册。当时劳动科负责人拿出一叠名册，部分名单当场烧毁。到1967年4月份，该组织自行解散。
12月中旬。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黄家辉（水电局技术员）任组长，万遂兴（农业局干部）任副组长。此后，县直机关单位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不久又成立“无敌”、“尖兵”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月底，县人委院内召开各战斗队会议，参加会议有40多人，黄家辉主持会议，万遂兴讲话。主要内容是成立战斗团的重要性，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机关，不准坏人冲击等。最后通过选举，选出团长万遂兴、副团长黄家辉、吴国珊（原人委会计）等。
1月17日，在县新风剧院召开干部职工大会，宣布成立“龙州县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一七司令部”。参加会议一千多人，主持会议是黃家辉，报告人是韦炳尤（农业局干部，讲话稿经县人武部政委范毅审阅后打印）。主要内容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选举结果：司令韦炳尤（农业局干部）、副司令黄兆元（组织部干部）、黄家辉（水电局技术员）、卢宝麟（农业局干部），下设3个组：宣传组、联络组、保卫组。办公地点设在龙州电影院办公室。
“一月风暴”传到龙州后，1967年1月25日，县人委战斗团在团长万遂兴的支持下，在大院内召开各战斗队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夺权问题。会上宣布夺县长陆正针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派组织，参加会议约60多人。次日，县委造反派“一·一七司部”司令韦炳尤也召开县委各战斗队会议，组织部长农绍皎、副部长曾宪琳、宣传部副部长陈扬、财贸政治部主任蒙幼琴、县妇联副主任何琼姑等也通知到会。会上曾祥儒（组织部干事）宣布这些单位已被本机关“革命派”夺权，并当即叫他们签字承认。1月上旬，县委机关“文革”小组成立“党群部门夺权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各单位“造反派”也成立夺权行动委员会”夺本单位“当权派”的权。权力维持到县革委成立之时。
2月，以“一·一七司令部”为主，各单位造反派联合组织成立“龙州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潘子忠，副主任：卢宝麟，成员：万遂兴、韦炳尤、黄伟、黄家辉、黄兆元、莫家祥、朱凤芬等人。下旬在龙州镇康平街召开批判容克（原县委书记）、黄华兴（“四清”后期任县委书记）为首的中共龙州县委所谓“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大会。大会主持人潘子忠，到会群众约一千多人。被叫上台批斗的有容克、黄华兴、陆正针（县长）、孙生元（公安局长）等人。这次批判大会主要是将上述人员亮相，叫背诵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及回答问题等，这次批判大会，各单位被揪出的“走资派”也被叫上台亮相。
2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县人武部及驻军组成支左部队（后叫“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人员有县武装部范毅（政委）、樊旺仁（副政委）、刘振华（副部长）、刘树义（副政委）、林少权（科长）、农桂廷（科长）、农世同（参谋）；驻军六九六九部队李副政委、后来孙步仲（副团长）、祝延庆（科长）等人。负责人是部队李副政委，后孙步仲（副团长）、武装部范毅、樊旺仁具体抓。7月份，先后进驻人民银行、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邮电局、体委、气象站等单位实行军管，到龙州高中、一中、镇中等3所中学进行军训，直到1968年4月县革委会成立后才先后辙出。
3月15日，成立龙州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负责人常玉善（县武装部部长），办公室设在县委院内，后搬到县武装部。办公室主任刘振华（县人武部副部长），工作人员：李明达、林结果、梁其才、凌孚杰、韦炳尤、刘炳章等。负责全县的抓革命和促生产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各公社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安排群众生活等工作。
4月下旬，所谓“革命造反派指挥部”成立，简称“四·二二”指挥部，总指挥长：杨西球，常委：杨西球、梁忠柱、赵必、马冠良、杨志民、纪成泽、黄家辉等人，后设后勤部、组织部、宣传部、作战部、联络部等机构。
5月25日，潘子忠（一中教师）、黄伟（龙高学生）在县粮食局会议室召开县直机关支持韦国清观点的干部代表会议。参加会议共30多人。成立龙州县所谓“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黄伟为总指挥，常委万遂兴、邓文节、韦炳尤、卢宝麟、潘子忠、黄兆元、韦元勋、邝文贵、黄显珍等。下设宣传组、政工组、后勤组、作战组等。
6月13日晚，批判中共龙州县委常委大会筹委负责人万遂兴、曾祥儒组织干部职工群众在红旗大街（今康平街）批斗当时县委常委陆正针（县长）、刘渊（副县长）、黄华兴（县委书记）、孙生元（公安局长）等。万遂兴在批判发言中，诬蔑陆正针“不高举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红旗，包庇富农和坏人，是我县资本主义复辟，大搞物质刺激，忠诚执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人物”。6月14日在电影院继续召开批判斗争陆正针大会，说陆“疯狂向党进攻，诬陷陆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叫陆检讨，万遂兴说：“陆长期当官做老爷，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现在态度不端正，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好下场”。叫陆对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和群众一起闹革命，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1968年8月25日，在彬桥公社青山大队波村生产队仓库，万遂兴、黄榜标（农业局干部）找陆正针谈话说：“你的问题比较严重，交待不好，特别历史问题未交待好”。一、关于参加“三青团”问题；二、参加革命后被捕过，后怎么出来的；三、参加战役，死亡多少，怎样受伤的？1969年8月12日，在县人委会议室召开党支部会议。陆忠主持会场。讨论对陆正针犯所谓错误的处分问题，认为陆是混入革命队伍。理由是：“一、被捕叛变；二、包庇坏人”。会上有陆忠、赵忠谓、李玉等人提意见，最后一致同意撤消陆正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意见。后因机构不健全，县党委没有作出结论。
1967年11月25日，龙州中学（现龙州高中）学生红卫兵钟亚威（“四·二二”）带领几个“红一司”兵团的红卫兵到县委院内大门口两旁张贴大字报。当时县委值班干部黄汉堂、程全木、黄如武劝说红卫兵贴大字报请到街上去贴，不能在县委大院内贴大字报。但红卫兵一意孤行，把大字报贴上县委大门两侧。后被县委两个干部（邓文节、银应吉）把大字报撕毁，当时县委院内大部分干部职工因怕红卫兵打伤，当天下午向城外的乡村逃跑避难。有少部分仍坚持和红卫兵辩论。红卫兵要求交出“撕下大字报的凶手”。双方争辩逐渐升级。围观的人特别是红卫兵越来越多。县委干部在楼上看见情况危急。便准备木棍、沙袋以防卫，红卫兵认为县委干部私藏武斗凶器，300多个红卫兵蜂涌而入，顿时占领县委办公楼，晚上双方在楼下办公室谈判，因各持已见，争辩不休，谈判没有结果。红卫兵仍继续占领县委办公楼，在县武装部支左人员范毅（武装部政委）等人多次进行思想动员工作，红卫兵才于28日撤退出县委。
同月27日零时，县委机关“联指”韦炳尤调集下冻、彬桥等公社民兵176人进城解围，当天上午8时许彬桥民兵在街上开枪反弹打死街上少年潘旭宁（当时16岁），“四·二二”组织抬潘旭宁上街示威游行并拿到人武部停棺叫黄华兴守灵，“四·二二”组织在那里静坐，前后两天才散退，潘旭宁的死是在双方武斗时反弹打中的，不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12月23日，上金公社派出所的干部陆善昌等主持召开棉江大队干部会议，认为响水棉江大队有一个“广西农民起义军”、“反革命集团”，研究围捕所谓反革命集团成员何松旺、蒙松明、潘盈基、农庆文、蒙培明等5人。会后即分组包围守卡，在搜捕中除何松旺被打死外，其余先后被捕获。68年元月15日，陆善昌先召开大队干部会议，研究以所谓“人民法庭审判”的名义出面，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审判，当场将蒙松明、潘盈基、农庆文3人交由民兵姚庆扬等拿去枪杀，留蒙培明要口供。后送县公安局判刑15年。此案已于1984年在“处遗”中县已作了彻底平反。对死者家属子女，政府已在生产、生活上作了适当安排，对直接和参与杀人者已分别作了处理。
元月7日，“联指派”在龙州县手工业联社召开所谓“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参加会议共60多人，会议由战斗团团长万遂兴主持，会议选出了37名为县“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委员、设常委19人，总指挥黄显飞（下冻公社布局大队支书），副总指挥李启福（水口公社共和大队民兵营长）、麻务全（金龙公社民建大队民兵营长）、黄荣开（八角公社上降大队支书）。万遂兴（县委农村部干部）、何耀南（彬桥公社营业所干部）为顾问，办公地点在县委保密室。安有电话，由委员轮流值班。
2月中旬，县武装部召开两派和红卫兵代表会议，地点在县人武部、各派派出代表7人，共20余人参加。会议由武装部政委范毅、部长常玉善主持，主要内容是研究和通过所谓“革命大联合”协议书。会议结束后，即由各派指挥部分头传达贯彻、宣布实现“革命大联合”。从此，两派间的磨擦和武斗暂时停了下来。
2月，林少权出面组织在县公安局成立第一办公室，当时负责人李永升、后来由吴善微负责。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黄庆辉、王旭文、何玉兰、唐秀清等7、8人组成。其任务是：1.清理公安局历史档案，建立卡片，登记归档；2.清查“文革”中“五·一六”案件。
3月25日县人武部在县一中召开有480人左右的两派群众组织和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会议由范毅、常玉善主持，内容主要是讨论酝酿选举产生县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经过代表酝酿结果，选出了48名委员，同时产生了13名常委名单。支左人员常玉善（人武部部长）、孙步仲（六九六九部队副团长）、范毅（人武部政委）、樊旺仁（人武部副政委），地方干部的有雷进泉、黄华兴、赖孟初、林结果、李世俊、凌孚杰、吴雄威、万遂兴、杨西球等。
代表会议结束后，同月28日，常玉善、雷进泉、万遂兴、杨西球等由5名武装警卫护送，将革委成员和常委人选名单送到广西军区、区革筹办理审批手续，经批准：常玉善为县革委主任，雷进泉、范毅、黄华兴为县革委副主任。
经区革筹审批后，于4月1日在一中广场召开有万人左右参加的所谓庆祝“县革委会”成立大会。常玉善（县人武部长兼革委主任）、雷进泉（革委副主任）等领导讲话。工人、农民、妇女、民兵、红卫兵代表也先后做了发言，表示拥护“革委会”的成立，大会结束后，还集队上街游行。
4月中旬，经县人武部党委研究决定集中民兵在城镇进行所谓户口清查和清理“坏人”。4月17日县武装部召开各公社武装部长参加所谓紧急会议，布置和研究所谓民兵进城集训组织纠察队，印制纠察队袖章，清查户口、清理“坏人”等问题。会议由武装部长兼革委主任常玉善主持，并作了发言，常说：“现在龙州城镇的社会治安还很乱，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县‘革委’决定从各公社抽调部分民兵上来组织成纠察队，以维护龙州城镇的社会治安。”刘树义副政委也接着说“参加集训的基干武装民兵于4月19日至20日先后到县城报到，人数156人，由各个公社武装部干事带队，分别进驻县人武部、商业局、财税局、人民银行、利民商店等单位”。4月20日下午，在军管会副主任覃才忠（县人武部科长）主持召开的公检法干部会议，对所谓“清查户口”又进一步做了布置和安排。部长常玉善也亲自到会讲话，他说：“南宁、宁明上石方面有不少人钻入‘工商联’和龙州‘四·二二’派。勾结在一起，带来不少武器，捣乱边境的社会治安，我们要集中民兵配合我们巡逻守卡，逐户进行一次大清查”。于是，21日凌晨，民兵配合公检法干警，对龙州全城实行戒严，经过清查共拘留收容来历不明的70个人，经送县军管会审查没有发现他们所谓“坏人”后全部释放。在清查户口的当天上午10时左右，在街上巡逻的水口民兵，在马车社附近，偶然碰上本大队（和平大队）“四·二二”派观点、四清落选支书的谭广大。谭怕被抓，当即逃入“四·二二”马车社“工总”内躲避，民兵要他们把人交出来，他们不但不交，还用石灰在门口划上一条警戒线，并写上“文攻武卫，自卫还击有理，上门武斗，自带凉席”等几个大字，以对民兵的警告和抗议。巡逻的金龙公社民兵无视“四·二二”马车社“工总”的警告，跨线巡逻，因此，该社“工总”成员三木保即用一枚土手榴弹从楼上向武装民兵投掷。爆炸后没有受到伤亡。当时民兵苏耀珍也向“工总”内回击了一枚手榴弹。这时民兵中则有人高声大喊说：凶手已跑进“工商联”，从此，民兵即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严密地对“四·二二”、“工商联”据点进行了包围。
民兵包围“工商联”后，常玉善即打电话到水口公社向正在那里检查工作的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邱玉金报告说：“现在两派打起来了”，邱当即叫常“命令停火”。接着邱又打长途电话回南宁报告在家政委许长庚。许指示说：“要对民兵进行思想教育，不能开枪动武，强调把民兵退到一定的位置”等。邱玉金得到许长庚在电话的指示后，便从水口公社赶回县武装部，找常玉善等领导及支左办公室主任祝延庆（六九六九部队股长）来开会，传达许长庚政委的指示说：“要对民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开枪动武，强调民兵撤退到一定的位置”。但常玉善（县人武部部长兼县革委主任）、范毅（人武部政委）、刘树义（人武部副政委）、祝延庆（六九六九部队股长）等人思想不通，埋怨上级不了解情况，所以，不执行上级命令。于是在21日下午3时左右民兵向“工商联”大楼用步枪射击，一直打到傍晚，但不见“工商联”里还击枪声，民兵怀疑“工商联”楼下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因此，又调八角、水口等公社民兵来增援。民兵攻打“工商联”时，县人武部、公检法，军管会等单位部分干部、民警、军人也一起参战。县人武部军械员林宗礼打开枪库将一挺重机枪交给水口民兵架在县委楼上攻打龙江街宝塔（“四·二二”）广播点，武装部干事梁振乐还亲自帮助民兵纠正机枪瞄准标尺，还有参战的有李明达、谢友年、农世同等5人；县公安局黄瑞贤、梁加荣、黄显珍等人亲自开两辆摩托车到水口公社取回高机和弹药。由于“工商联”大楼楼高，门坚、墙厚。一直打到22日凌晨仍然未见破坏。因此，公安局预审股股长许尚作立即同意给水口民兵宋金养、冯日亮等人分别到县公安局要来炸药，经过准备，由水口垌桂派出所所长赵宝明、水口公社共和大队民兵农国保开枪掩护，民兵宋金养拿着炸药包冲到“工商联”大门进行爆炸。22日上午5时，“工商联”大门被炸开，7时左右被枪弹围困在“工商联”里的“四·二二”群众90余人个个赤手空拳走出投降，武斗才告结束。民兵把被“俘”的人员统统关在商业局国营饭店里。关押不久，八角公社箕斗大队支书许朝动，下冻公社扶伦大队民兵营长闭爱仙（男），就冲进饭店里，分别将木器社工人“四·二二”派群众马冠良、黄浩芳两人拖出饭店门口的码头上，许朝动一刀将马刺死，黄浩芳拖到康平街上被县商业局汽车司机黄南，峡岗大队民兵冯健分别用枪筒打死。
对被“俘”关押在饭店的人员中，原来县武装部领导计划把这些人送到武装部处理的，但当时民兵和“联指”头头不同意。最后决定由县武装部出面，刘树义副政委将决定到场向“联指”、民兵宣布。他说：“你们认为哪一个是坏头头的提出名单来，送军管会处理”。接着就有人提出农耕（县供销经理部干部）、陈济昌（龙师附小教师）、钟如铁（退休干部）。还有龙州镇街道居民的黄厚忠、黎振华、陶永添、梁学超、蒙方先、韦保力等9人为坏头头。出来后由当时的公安干部秦仁雄，罐头厂工人黄子奇等人逐个将他们捆绑起来。由县武装部干部、法院干部梁东桂、李大裕、苏午、农海民等负责押送。一大帮民兵尾随。当把这9个人押送到公检法军管会院内的大榕树下，苏午（法院干部）令喊他们跪下，这时水口民兵谢汉平开枪，其他民兵也随着开枪，当场把黄厚忠等9人同时打死。这场攻打“工商联”大楼前后共打死12人。“工商联”事件发生后，随即各公社掀起清理“坏人”高潮。如上金公社由武装部长农福从，公安员农积宽指使和带领民兵从4月开始至6月份止，先后抓了无辜群众80人关在“集中营”（现在上金乡农业推广站）里，并派武装民兵轮流看守。在关押的人中，被游斗22人，打伤28人，打死2人，陪杀2人，枪杀6人，自杀1人，被奸1人。
1983年，在处理“文革”遗留工作中，县委对“工商联”制造乱杀人事件极为重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作，把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已基本查清，对因这一事件的被害者及其家属和受牵连的人，在政治上已给予平反昭雪。对他们的遗属在生产上有困难，发动当地群众进行帮工，生产上有实际困难的，党和政府已拨款以予解决。被受害者当中，如陈济昌、农耕等5人（原是国家干部、职工），还补给每人3个月工资和抚恤金，并安置他们遗属子女5人的工作。对那些参加组织，策划、制造事件和直接参与杀人者的地方干部、民兵，均根据中共中央和自治区有关文件的政策规定，分别给予党纪处分和追究刑事责任。但遗憾的是，对那些主谋策划，直接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支左军队干部，常玉善、范毅、祝延庆……。等人没有受到应得的处分，对此，广大群众是有气愤的。
5月27日，在县武装部成立县“革委”第三办公室，负责人刘树义（武装部副政委）、李永升，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黄吉华、韦庆隆、王毓文等十多人组成。任务是：（1）审查“文革”中被斗干部；（2）清理敌伪档案。
7月7日，县“革委会”在县人委大院内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学校教师、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街道居民代表等3000多人参加的大会，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 ‘七·三’布告”。
会上由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常玉善宣读“七·三”布告和《对谢王岗、袁家柯的处理的决定》，接着县“革委”副主任黄华兴讲话，主要内容是：1.“对中央布告和决定表示欢呼和坚决拥护”；2.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
会前，县“革委”召开了党委会议，对中央“七·三”布告作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并对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作出了6条决定：
1.“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作为“三忠于”的一个重要标志”。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句句照办、条条落实。”
2.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七·三”布告，做到家喻户晓，教育争取受蒙蔽的群众，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县和公社、大队要隆重集会，热烈欢呼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七·三”布告，表示态度，定出贯彻执行的得力措施。
3.深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切流毒。粉碎“阶级敌人”刮起的“右倾翻案妖风”，粉碎阶级敌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
4.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新指示”，开展查叛徒、查特务、查地、富、反、坏、右分子的“三查”运动。
5.非合法配备武器、弹药、毒品，一律彻底缴军管会，凡隐瞒、私藏或转移的，以反革命论处。
6.对一切非法外流人员，黑人黑户，“四清”精简干部，上山下乡插队青年，要立即回本单位，要发动群众进行一次彻底清查，限令7月底前离境。对外逃坏人，报告军管会捉拿归案。
在贯彻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吿的4个月时间里，全县举行各种集会109次，参加会议的有161070人次。死亡93人，其中枪杀17人，当场斗死21人，自杀53人，斗后病死2人。
9月3日，县“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常玉善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到南宁参观。9月5日，县“革委会”组织了县直机关单位、公社、大队代表各一人（130人），赴南宁参观解放路、林业厅、文化大院被民兵、解放军围困，打散的“四·二二”派据点，展览馆的活人展览和南宁地直机关游斗干部的情况，前后两天时间，由县“革委”主任常玉善带队，常委林结果、赖孟初、万遂兴等人同行参观。
出发前，常玉善对前往参观的代表说：“中央的‘七·三’布告颁发后，南宁已贯彻执行，他们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打下了解放路等据点，他们做出了榜样，组织你们去看人家怎么搞”等话，赖孟初也讲了话，主要是讲参观注意事项和纪律等。
在南宁参观结束，当晚，常玉善在住地召集大家进行总结和布置回去怎么贯彻，强调“要以‘七·三’布告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深挖阶级敌人，一定要刮12级台风，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等等。
回县后，县“革委”再没有召开什么会议进行布置，由各单位自行传达。由于南宁参观的影响，9月15日龙州县城进行大批游斗干部，被游斗的有原正副县长陆正针、刘渊、凌琅和农业、财贸、文教、卫生战线的部委办领导，科局长及一般干部、职工等270多人，他们分别被戴上高帽、扛黑旗、抬油桶挂黑牌、牛角，有的还被剃了十字头。在游斗中，强迫被游斗人员呼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还几次强迫命令被斗人员当街跪下示众。其中有陆正针、凌琅、黄汉儒、何学、黄向群等5位同志被打伤。被斗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侮辱。这是龙州县十年内乱中一起重大迫害干部的事件。
10月间，县“革委”常玉善在县直机关组织成立斗批改连，组建两个连和两个独立排，连设有正副连长、指导员各一名，连以下配有正副排长、班长。当时党政机关为第一连，连长谭中干（县委政治部副主任），指导员李玉（计委会副主任），住在原人委大院内。财贸系统为第二连，连长陆发生（银行副行长）、指导员胡衍贵（商业局长），住在原人民银行内（今红八军纪念馆）。公安政法、卫生系统各为一个独立排，分别住在本系统院外搞斗批改。参加斗、批、改的干部职工以及在“文革”初期被揪斗的人员有320人左右，“斗批改”的主要任务：1.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时事和政策；2.批斗被揪斗的人员。有时半天学习和批斗，半天搞义务劳动；3.对被斗人员进行内查外调，索取“三证”材料，整理上报县“革委”审査，逐步解放、定案处理。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我县成立了“知青办公室”，专门解决和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具体问题。从1969年12月份开始，到1977年止，全县有2953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止已分批回收完毕。
在这几年时间里，以所谓压缩城镇人口，城镇居民也被动员下放，前后有873户，3006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还有南宁铁路中学学生、南宁市街道青年居民334户，975人下放到我县插队落户。后于1973年分批收回。
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2位教师回乡记工分”的报导及本报评论员文章，文章说“这是大方向”以后，我县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小学教师进行学习和动员。从1969年1月份开始，教师每人发给3个月的安家费后都回到本生产队教学记工分，凡受贫下中农聘用的每月给予补助10至12元，并参加生产队记工分，不受聘用的只参加生产队记工会。叫做“工分加补贴”，教师从1月份开始，全县先后有854名教师回队教学领取工分补贴。到8月止，这种办法行不通，教师又陆续回到原来教学单位，发原来的工资，回队期间扣发的工资给予补发，并交还生产队的工分钱。
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都要这样做”的指示（筒称“五·七”指示），和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工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的指示。县“革委会”在原人委大院召开动员大会。县“革委”副主任林结果作了干部下放劳动的动员报告。5月19日，成立县“五·七”干校，校址在原下冻农场，校长凌孚杰。县直机关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有171名（男151人，女20人），全校分为1个连3个排，主要任务是学习和劳动。到72年9月止，已全部分配安排工作。
根据1966年8月12日，毛主席发出“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指示，我县在现在的南宁师专广场召开大会，各公社代表，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约3000人参加，大会由冯国钧（县人武部政委）主持，林结果作报告，县直机关为一个团（战线为营），举行授旗仪式，师部设在人武部，师长林结果，政委冯国钧。各公社为一个团，由武装部部长任团长，党委书记任政委。
2月下旬，县“革委”组织成立“二五”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樊旺仁（县革委副主任）、副组长林少权（县革委副主任）下设办公室，主任李维邦（县革委办事组副组长）、副主任覃仕童（县革委办事组），工作人员有吴善微、黄有政、陆发生等22人。各公社也相应有一名副主任挂帅，与此同时还从社直机关抽调1至3名干部组织成立专案小组，其主要任务是搞“一打三反”（一打：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三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当时是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对有贪污盗窃行为的人要认真追查，并且开展批判斗争，要他们破产赔退，经过一年时间，查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763人，收缴金额144839元，粮票99216斤，布票16613尺。1979年上半年县委成立乱罚没清退办公室，于1980年上半年对乱罚没的部分财物已全清退完毕。
6月27日，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关于招生问题的报告，规定高等院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招收“工农兵学员”，龙州于同年9月选送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1人上大学，到1976年先后选送7批201人，大部分到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农学院，学习3至4年毕业后分配工作。
10月中旬，龙州县成立第二办公室，地点设在公安局院内，主要工作是清理公检法3家业务档案和将民国期间遗留下来的档案进行编目、建卡、装订等，办公室负责人林少权、黄海权，工作人员有韦克光、卢有卿、何炬、李有卿、赵日标。
12月13日至18日，在县城召开中共龙州县第三届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396人，参加会议的县领导有：冯国钧、余连元、张世君、潘询锦、吴子益、樊旺仁、秦衍才、林少权、林结果等。会议由冯国钧作中共龙州县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通过选举，并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核心小组批示（桂发〔70〕28号）《关于成立中国共产党龙州县委会的批示》，中国共产党龙州县委会委员共37人；候补委员3人：常委9人，冯国钧、余连元、张世君、潘询锦、吴子益、樊旺仁、秦衍才、林少权，曾小平；书记：冯国钧、副书记：余连元。
余连元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乘胜前进》的讲话，内容是：?“‘新党委胜利诞生’，是全县18万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进入了新阶段。?“新党委”号召“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9月8日至21日，县“革委”在新风剧院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共270人。县领导冯国钧、余连元、樊旺仁参加，樊旺仁主持会议。冯国钧作农业学大寨的动员报告，主要讲“大寨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战天斗地，大干快上的先进事迹。我们要奋起直追、掀起学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路，改天换地，为迅速改变我县落后面貌而努力奋斗”。会议期间，还参观了本县学大寨“搞得好”的所谓典型。最后，南宁军分区司令员贾焕雨在会上讲话，号召在2、3年内把龙州县办成大寨式的县。
根据自治区、地区党委的具体部署，县党委于2月2日至21日在县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人员420人。其中县直机关干部67人，县人武部10人，县社宣传队100人，公社（乡）干部100人，大队（村）干部165人。
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1972）3、4号文件，训练好骨干，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明确做法。通过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狠揭猛批林彪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林彪一伙反党集团激起无比的愤恨。在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三个觉悟”的基础上，明确回去的做法。
会议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动员报告，学习文件；第二阶段开展革命大批判；第三阶段布置和讨论回去的做法。会议开始时，先由县委书记冯国钧传达中共中央“〔72〕3、4号文件并作了动员报告，然后开展漫谈讨论，提高思想认识，端正态度。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县委常委领导4人，革委各大组6人，公社书记11人，机关干部4人，大队干部3人。批判的内容大体上分为6个方面13个论点。有的通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去进行。整个大会人人都开展讲“三史”（村史、家史、个人成长史）。最后还专题讨论回去的做法，统一了到会人员的思想，明确步骤方法。会后，在全县范围内开始传达中央（72）3、4号文件，掀起狠揭猛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高潮。
11月26日至12月3日，我县在县城召开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共355人。会议以“十大”政治路线为指针，以批林批孔为纲，认真学习十大文件，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条例（草案），传达自治区关于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总结分析我县的形势，讨论今后的任务，最后选举产生贫协机构，到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协商，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产生了龙州县第二次贫下中农协会和常务委员会，设正副主席。选举结果，县贫协会委员共67人，其中非脱产干部65人，分布在11个公社65个大队，县领导2人。委员中有妇女27人，青年26人，中年20人，老年21人，贫农56人，下中农11人，中共党员40人，非党员群众27人。
贫协会设常务委员15人，主席由县委书记苏义兼任（苏义从73年上半年调来龙州任县委书记，冯国钧任副书记），副主席赖孟初、黄国平、黄秀珠、何秀兰等4人；常委有陆秀清、蒙元希、叶小云、农权茂、农业、闭瑞群、何锦儒、隆得宽、黄荣开等。
大会开始，由县委书记苏义作报告：题为《以十大路线为指针，发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精神，为迅速改变龙州县面貌而努力奋斗》，报告分析了我县的形势并提出今后的任务。会议号召，以十大精神为动力，以批林整风为纲，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紧抓好，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纠正不正之风，鼓足干劲，大干快上，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为实现明年全县粮食1亿5400万斤，平均每人有粮500斤而努力奋斗。会议还作出了龙州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的决议，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会议期间还组织代表参观县办糖厂和新华大队造田造地的经验。最后由赖孟初作大会总结，主要内容是：一、肯定这次代表会议开得胜利成功，充分显示了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精神；二、号召全会代表要带领广大贫下中农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会后全县各公社掀起兴修水利、造田造地的热潮。
2月2日至7日，县委先后在县城召开了两次批林（林彪）批孔（孔夫子）训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三分之一宣传队、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书、县直机关单位领导共233人，县委书记苏义分别在两次训干会议上作了报告，主要內容是：?要加深理解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工农兵的主力军作用；?批林批孔要紧密联系实际；?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⑤以批林批孔为纲，带动各项工作。训干期间，主要学习中央1、2号文件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传达韦国清的报告、地区党委的指示精神，以及研究回去的做法等。时间2至3天。训干结束后，各地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群众，掀起批林批孔新高潮。5日，在县城召开了有12950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6日至9日，农村97个大队以大队或分片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动员。全县应听中央文件的100855人，实际到会82328人，占应听人数的82%。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大会后，各机关、农场、大队立即办了骨干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骨干5911人。内容与苏义报告基本相同。县委总支和工交、财贸战线以及龙州公社分别召开千人以上的批判大会。广大工农兵同仇敌忾，万炮齐轰。狠批孔孟之道和林彪反动谬论，提高了人民群众“阶级斗争”觉悟，促进了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7月2日，龙州县革委会召开全县有线广播大会，县委副书记樊旺仁在广播大会上代表县委向全县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布置开展“批修批资总体战”。他说：“当前一个学理论、抓路线、学大寨、赶昔阳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向前发展，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我县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抓了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领导班子革命化水平低，对‘五种人’问题还没有狠狠批判，‘三种班子’问题解决还不够好”，不批修正主义，就保不住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批修批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次重要任务。党内党外、干部群众、上边下边一起批，城镇农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紧密配合，发动总攻击，展开大围剿，掀起巨大声势。形成强烈舆论，狠狠打击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阶级敌人”。
此后不到一个月，全县就批斗了382人，其中国家干部49人，大队干部41人，小队干部59人，社员群众233人。1973年12月16日已复查清楚，在被批斗人员中，全部纠正的43人，部分纠正的137人，维持原结论不予纠正的11人，不作立案处理的191人。
10月30日至11月5日，县“革委会”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到会代表5337人，县委书记苏义作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苦战3年，为把我县建设成大寨县而努力奋斗”的报告。县委副书记吴子益作了大会总结发言。
会后，在全县范围内，实行“自报公议”的大寨式评工记分办法，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自留地商品化”的运动，还规定：1.不准农民进城参加自由市场；2.限制农民种蔗、种菜，养鸡、猪、鸭的数量。全县掀起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高潮，因此，造成许多农村社员群众菜地被铲，甘蔗被砍，拔了不少社员群众所种的黄红麻，自留地也被收归集体，严重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3.县委书记苏义专门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不准国家干部、职工参加自由市场和到市场购买农副产品。
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祖国的历史长河中虽是短暂的一瞬，但其影响之大，流毒之深，损失之惨重却是无以复加的，我们要永远吸取这个沉重的历史教训。
在编写这本《大事记》的过程中，承蒙许多单位和个人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文革”中所发生的大小事件数千起，我们只能将其中有代表性的，教育意义比较大的几十件整理辑录。况且“文革”离现在已有20多年，有些材料和数字又无档案记载，因此无法收集编篡，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九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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