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8-0 作者：中共环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环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本《大事件》按照广西区党委整党办公室的统一部署而编写。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发扬党性，克服派性，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如实记述。《大事件》材料的来源与《大事记》同。编写本《大事件》历时年余，三易其稿，现经县委领导审查得以定稿。
在令人痛心疾首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县被迫害致死145人，其中国家干部16人，企业干部2人，工人2人，农民108人，学生5人，居民12人。此外，有986人被斗打致伤。118人致残，全县冤假错案总人数达2074人之多。
我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已在《环江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概述，本《大事件》仅从《大事记》中选择若干性质特别严重，影响较大，能反映我县“文化大革命”特点的重大事件编辑而成。内容有6个专题：《小学教师韦科一家四人的悲惨遭遇》、《县革委纠察队的所作所为》、《环江中学师生的厄运》、《惨痛的“8·16”事件》、《巡回批斗7名领导干部》和《欧幼妹被迫害致疯》。这些事件真实地记录了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路线，残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滔天罪行，它是我县十年浩劫的缩影。
由于材料欠全，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本《大事件》难免有遗漏和谬误之处，敬希批评指正。
中共环江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8月
在派性恶性膨胀，法纪横遭践踏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多少无辜者被强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阶级斗争”的恶浪中死于非命。小学教师韦科一家祖孙三代四人的悲惨遭遇，就是其中一例。
驯乐区平治中心小学教师韦科，原籍川山区何顿大队洞足生产队，出身于地主家庭，本人学生成份，1952年参加革命工作，一向认真执教。父亲韦炳文是“四类”分子，71岁，守法。妻子何赛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外就是忙于家务，不懂得也顾不上什么派性。6个孩子，最大的仅14岁，小的只9个月，他们都还不懂事。总之，韦科一家祖孙三代，在“文化大革命”中，和过去一样，安分守已，满以为这样便可以躲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了。然而，横祸终无法避免。
同校教师韦肯堂，是韦科的同乡。1968年6月的一天，韦肯堂探家归来，对本校教师、“勇敢战斗队”头头、学校“文革”小组组长韦保从说：他们大队在批斗中挖出了一个暗杀队，韦科是其中一员，任务是负责杀掉韦肯堂。韦保从信以为真，便揪斗韦科。6月初的一天，韦保从等人刷出批斗韦科的大幅标语。通知全校师生和本学区各校教师晚上在中心校开批斗大会，还号召附近村屯的群众也来参加。当晚，韦科和谭槐、袁承愿两位老师同时被批斗。批斗会地点在本校球场。大会开始，三人被捆绑推进会场跪下，韦科被诬家藏变天账、参加暗杀队、在教学中传播封资修黑货。批斗中三人均遭毒打，韦科挨打最多，共20多次，有的拳打脚踢，有的用木棍敲，先后打断了两根木棒；学生陈继新和陈继文还用带刺的竹枝抽打。韦科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他经受不住了，只好违心地“承认”有变天账藏在家中。
事情传到何顿，6月8日，大队革委主任蒙德初和纠察队员韦木伦、何孔修来到平治要韦科回乡批斗。翌日，一回到洞足生产队，蒙德初等一帮人便迫不及待地到韦科家里搜寻变天账，翻箱倒柜，连墙跟都挖了，结果一无所得，他们气了，当晚即召开群众大会，狠狠斗争韦科父子二人，韦科的妻子也被拉来陪斗。父子虽遭毒打，韦炳文始终如实说没有什么变天账。大队治保主任韦光明等人便把韦炳文吊上大梁“坐飞机”，数人随之蜂涌而上，你打我捶，吊打了很长时间，年过古稀的韦炳文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折腾？便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群众不忍目睹这种惨状，不少人悄悄溜走了。韦光明见状不妙，再吊下去会马上死人，便割断吊绳，韦炳文猛摔下地，昏了过去。韦光明令何赛英把自己的家公背回家去。韦炳文从此卧床不起。
9日晚被斗打后，10日韦科又被拉到大队群众大会上和其他20多人一同批斗。会上民兵蒙阳圭从自己衣袋里拿出一张纸，抖开向大家喊：“这就是韦科家的变天账。”说完又尽快地塞进口袋里去。众人心里都明白这是诬害。这一天，韦科又遭到蒙德初一伙人的毒打。
韦科自从平治来到何顿的当天起，一直被日夜捆绑关押在大队部，不仅在斗争会上被打，平时还挨私下“刑审”，致使伤痕累累，痛苦难熬。
韦光明对韦科一家有切齿之恨，源于其原妻玉梅芬早年与韦离婚后，经何赛英介绍另嫁了他人。这本是合法之事，无害可击，而韦光明却无端嫁恨于何。在9日晚的批斗会上，他发泄私愤，威胁何赛英：“我家离散是因为你，这次你们跑不了啦！”民兵韦顶周随之公开喊叫，要把韦科一家“扫光”。
何赛英眼见丈夫和家公挨打得如此惨重，心痛如割，日不思食，夜不成眠。又联想到韦光明和韦顶周的话，认为灭顶之灾就要到来，十分害怕，但决定一死了之。10日，在大队斗争会上，她哭泣着对坐在自己身边一同陪斗的韦佩天说：“今天是我和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晚上又和韦继农、韦早台讲了类似的话。他们都劝她不要胡思乱想。11日下午，何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含泪一一抚摸，还给他们剃了头发，然后打发到村上去玩。孩子们走后，她背上刚9个月的小六，悄悄地边走边泣，向村外的小河方向走去。傍晚，玩回来的孩子们不见妈妈和小弟，等到天黑仍不见回来，四处寻找呼喊，踪影全无，情知不妙，爸爸被关在大队，公公重伤不能动弹，5个年幼的孩子不知所措，急得哭成一团，邻居亦为之心酸落泪。次日早上，轰动了全村，亲友分头寻找。有人在地名叫“联昌”的河岸上发现一只小鞋和一个发夹，再往河里看，果然有人沉在水底，自然是何赛英母子无疑了。队长蒙孔书得知来到现场，叫韦佩天打捞上来，又安排“四类”分子去埋葬。亲友们要给死者换干衣服，蒙不准；孩子们要到自己母亲和弟弟身旁哭别，看最后一眼，也不允许。村人对此很是不满。然而，韦顶周则另是一种心情，他兴灾乐祸，洋洋得意地说：“报喜了两个。”
在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投河双亡，孩子们在家恸哭连天之时，韦科仍捆绳缚身，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被关押在大队部，对于家里的事毫无所知。大队干部得知何赛英母子之死，做贼心虚，不敢对韦科透漏风声，12日匆匆把他送回平治，向学校交了人。
韦炳文被吊打重伤，加之媳、孙被迫投河双亡，儿子处境危难，七旬老弱之躯，承受不住如此沉重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打击，1971年5月20日终于死去，终年74岁。
韦科回到平治，韦保从等人视其为顽固不化的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又连遭十多次斗打，已是体无完肤，内伤严重，他虽然感到实在难熬下去了，但却不想死，因为他不能死呀！5个年幼的孩子嗷嗷待哺，他是他们生活和精神唯一的依靠。他不敢想象一旦自己死了他们那悲惨的绝境。他决心活下去，千方百计求医找药。不久，外伤治好了。但妻、儿、父之死，造成他精神上的超负荷，加之六口人长期分吃他那微薄的工资，营养奇缺，致使内伤无法治愈，体质每况愈下，在他正可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多贡献的41岁时，终于依依不舍地丢下5个年幼的孩子，含恨离开人间，成为这一家第四个“文化大革命”冤鬼。
此案的责任人多是农民，“处遗”时除教师韦保从受到党内警告外，其余人未受到处理。按照“处遗”政策，1984年安排了韦科的一个儿子韦永坤任小学教师。
1968年3月28日，环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紧接着各区革委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是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的权力机构。在当时形势下，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由于各级革委中主要和绝大多数成员持“联指”观点，因而革委会实际是按“联指”意志行事的“派委会”。它运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大刮“12级台风”，对“4·22”派群众和“走资派”、“牛鬼蛇神”等，趁清理阶级队伍之机，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批斗、吊打，以至乱捕滥杀。在这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情况下，一些人不得不外逃躲避。为便于捉拿和关押“敌对分子”，并压制其他持不同观点的人，县革委随即组成了“环江县革命委员会保卫红色政权纠察队。”
1968年5月31日，县革委保卫组组长涂国钧主持召开各战线负责人会议，布置成立县革委纠察队事宜，县革委主任裴昌世到会讲了话。6月上旬，从县直各单位抽调“联指战士”中的可靠分子32人组成了纠察队。县委打字员、“县委机关造反司令部”头头张兵任队长，县税务局干部、“联指”负责人之一蒙国佐任副队长，军管会派工作员韦龙武为驻队代表。纠察队队部设在汽车站二楼，以县物资局仓库为临时收容所。该队分两个班，所用武器由县人武部发给，除张兵和蒙国佐原已有手枪外，其余人各配给步枪一支，全队还有轻机枪两挺。
纠察队的任务，名为维持机关治安，保卫县革委，实际是镇压“4·22”派和人民群众。纠察队干了许多坏事，私设牢房，任意抓人关人，私设公堂，刑讯打人，甚至开枪杀人。它在人们心目中犹如虎狼，其收容所被人暗称为“环江的渣滓洞”。
纠察队先后关押160多人。凡被关押者，无一不被严刑拷打，受尽折磨。首先，一进物资局大门，就挨一帮脚穿劳保皮鞋、手持枪支棍棒的纠察队员一阵没头没脑的踢打枪冲，曰“见面礼”。持“4·22”观点，外出躲避“台风”被抓回来的县税务局副局长卢怀勋，1968年8月16日下午被押进物资局，脚刚跨进大门，就挨韦显华和覃宜勉用枪托枪尾猛冲，接着一帮人跟着一涌而上，乱踢乱打，卢满地打滚，惨叫不绝。同年8月27日，出生于日本，幼时回国的县医院医师陈梓良及其一家四口和环中学生、“老多”成员覃解生等人被从柳州抓回来，汽车在物资局门口刚一停稳，张兵和韦显华以及其他7、8个纠察队员便围拢过来，把他们一个个踢下车后，蒙国佐首先揪住陈梓良的头发说：“这就是汉奸陈梓良”，几个人应声扑了过去，有的用枪冲，有的用棍打，有的拳打脚踢，陈连声惨叫。接着蒙又抓住陈的儿子陈浩生咬牙切齿地喊：“这是汉奸的仔、‘老多’坏头头陈浩生，今天我看你跑啦！”队员们更凶猛地把他打了一顿。韦炳茂手持一块木板，向陈浩生使劲打去，然后用力拉，陈惨叫一声，只见衣服撕破了一大块，身上鲜血直冒。原来这是一块带钉的木板，专用来打人的凶器。第三个被打的是覃解生，他被诬为企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想当县长的坏人，所以被打得更厉害。就这样，蒙国佐一个个“介绍”，队员们依次毒打，打了一个，令跪在地下等着，直到都打完了才一起推进仓库关起来。
“刑审”被关押的人，是纠察队的家常便饭。物资局办公室成了纠察队公堂。人们经常听到从那里传来歇斯底里的叫骂和受害者的惨叫声。他们也怕被人听到更惨痛的叫声影响不良，所以有时把那些需要“狠狠整治”的人拿到僻静处去打，这样任凭受害者喊天叫地也无人知晓。1968年8月31日晚，仓库门突然打开，纠察队员覃广耀和韦炳茂把覃解生叫出去，韦炳茂令跪下，覃广耀和环中“斗批改”学生韦托帅、谭映耀猛力踢打几下后把解生双手反绑，并用黑布蒙住两眼，连推带拉地押出物资局大门。解生跌跌撞撞地来到汽车站后面空地。这里前面是纠察队队部，后面是田垌。右边离环中甚远，左边是空无一人的大礼堂。解生一停步，便遭到来自前后左右的踢打和枪冲，还有粗重的木棒，被打倒了，拉起来跪下再打，再跌倒，又拉起来打，不知反复了多少次。有几次连气也喘不过来。当时，除了噼噼啪啪的踢打声和解生的惨叫外，就是打手们如牛的喘气声，但却无人说半句话。虽然解生的眼睛被蒙住，什么也看不见，但从被打的感觉来估计，打手不少于7、8人。毒打持续了约20多分钟，解生已死去活来，活来死去，打手们也累得气喘吁吁了，踢打才终于停止。当解生被拖回来推进仓库时，覃广耀指着倒在地下的解生警告其他被关押的人说：“这就是不老实的下场，你们都要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不然只有死路一条。”解生一个多星期一直起不得。策划和指挥这次毒打覃解生的是张兵。
纠察队不仅随意毒打被关押的人，就是对其他干部职工和群众，也为所欲为。1968年7月某晚，蒙国佐带领谭显庭等数人巡逻到食品公司，正逢该公司批斗持“4·22”观点的干部严治环，他们便参与将严反复踢下粪池多次。1968年9月某夜9时许，“造反大军”成员、居民兰玉武正在街道劳务队开会。张兵带数名纠察队把兰从会场中叫出来，拉到汽车站后面空地进行毒打。张兵先用手枪敲兰的头，接着踢了一脚，谢启明等7、8人随之冲上去，把兰打倒在地。他们一个个脚穿劳保皮鞋，象踢皮球似地，你踢过来，我踢过去。兰惨叫、求饶，得到的是更猛烈的踢打。最后，当跌进水沟时，兰已昏迷过去。究竟被打了多久，兰自己是不知道的，苏醒过来时，已是夜深人静，打手们也都走了。他不能站起来行走，便四肢慢慢爬着回去，到家已鸡叫三遍。这次兰玉武挨打得全身伤肿，左肋骨断了两根。同年10月某夜10点多钟，蒙国佐带领5个纠察队员把城关大队农民、“农总”成员韦冠荣从家里捆绑带到环中鱼塘边“审问”，逼他交代“农总”打算谋杀“联指”哪些人，韦说没有此事，韦炳茂骂道：“妈的，你不老实？”一脚把韦冠荣踢下塘里，韦双手反绑，许久站不起来，挨喝了几口塘水后才被拉上岸。接着又是“审问”、踢下塘，如此反复7次，弄得死去活来。这次“整治”韦冠荣，是“联指”头头何允良参与指挥的。当放韦冠荣走时，何做贼心虚地警告：“今晚的事不准你讲出去，不然就枪毙你。”又是同年一个夏夜，谢启明和覃广耀因天热睡不着觉，感到无聊，便到街上拍门把“工总”成员张庆恩叫起来，带到公路边的脏水塘边反复踢下塘泡水取乐。
纠察队不仅横行于机关和街道，连关押在公安看守所的人也可以“提审”。1968年11月上旬一天上午，韦炳茂从看守所里把关押在那里的环中“老多”学生秦兆丰要到物资局来，先是张兵“审问”，10时许，张有事离去，韦继续，要秦交代他欲杀韦本人之事，秦否认，韦用枪敲秦头，鲜血顿流满面。接着又连续冲戳腰间和腹部，最后捆紧关进洗澡房里。下午3时，环中“斗批改”学生谭公平等人来，打开洗澡房，谎称秦欲磨断绳子，韦炳茂说：“他想磨断绳子逃跑。打死他去。”学生们将秦拉出来又毒打一顿，直到5点钟才送回看守所。
更为严重的是1968年8月24日晚，纠察队竟然开枪打死黎琪。黎琪是县建筑队工人，其父黎泽民是百货公司干部，因历史问题被斗打得无法忍受而跳河自尽。黎琪因此受株连，屡遭捆绑斗打，不堪忍受而两次逃跑，欲回原籍湖南躲避，均被半路抓回送纠察队关押。24日晚，值班负责人韦显华等“审问”黎琪，不答。当中，黎要求去小便，回来不久又去，便从围墙缺口处跳下外面水深约一米的鱼塘里。看守人员再三喝令其返回，黎置之不理，毅然缓步向前走去，到塘心站定，任凭怎样叫喊、警告和威胁，均一动不动。韦显华布置覃荣果等人分别把守塘边，自己去汽车站报告纠察队领导人。韦刚走，张兵从外面回来，见覃荣果把守在去县革委大院的路边，问何事，覃汇报后，张喝令黎琪上来，声言否则开枪。喊了两下，黎不动，张即用手枪朝黎打了两发，覃荣果见队长开了枪，自己也跟着打两枪。其他把守人员听到枪响，也随之纷纷射击，顿时枪声大作，前后共打了三四十发，黎中弹倒在塘中。这时，县人武部干部涂国钧和庞作兴闻声赶到，制止，射击方停止。韦显华和覃广耀把黎琪拖上岸来，未断气，谢启明又用刺刀捅了一下，黎终于死去。黎琪这个身强力壮，清白无辜的青年，只在人间渡/度过了24个春秋，就作为纠察队员们过枪瘾的活靶子，成了他家的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牺牲品。
纠察队所干坏事很多，不可能尽述，也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完全弄清，这里仅记述它的一部分事实。
“处遗”中，以黎琪一案为中心，进行了调查，对县革委纠察队的情况基本明白。张兵是打死黎琪的主要责任人。但张早年已调到河池地区中级法院任审判员，故由该院处理。纠察队其他人员中的蒙国佐、覃广耀和韦炳茂，连同他们各自在“文化大革命”中其他错误一并查处，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谢启明错误严重，早年死了，不再追究其责任。韦显华因尚有其他错误已被清除出党，开除干部队伍，作工人安排。
环江中学是我县知识分子高度集中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环中师生惨遭迫害，该校成为我县“文化大革命”摧残知识分子的重灾区，在全校44名教职员工中，25人被揪斗，占55.2%。党支部书记龙孟庄，校长韦瑞芳、教导主任苏启兴和教师戴崇和、李必本、周之政、黎熹、覃国茂、覃有华、梁中庆、黄祖球、崖玉钟、吴世清、阎国英、覃铁夫、莫琨、陆守仁、黄玉璧、苏仕伦、覃自立、苏喜钧、张日新，以及职员苏毅民，或被诬为“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当权派”，或“特务”、或“国民党残渣余孽”、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对他们横加批斗、毒打。就是久患严重精神病的教师全孝高和校工潘锡林也不能幸免。至于学生，被斗打的就更多，由于时过久远，人各东西，已无法统计，据估计，被严重斗打的就有30余人之多。
环中的灾难，是“联指”派的教师谭决然和龙奋书为首的“环中斗批改兵团”一手制造的。谭、龙指挥一帮学生任意抓人、斗人、打人，甚至把人活活打死，手段之毒辣和残忍，令人发指。现略记述其中部分事实如下：
李必本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诬为国民党中统特务而屡遭批斗毒打。1968年6月的一个晚上，学生崖成就等人把李必本叫到59班教室跪下，要他交代“特务”问题，李申辩自己不是特务，当即遭拳打脚踢，之后反绑双臂吊上大梁，放下后又拉到污水塘中浸泡，他们则在塘边牵绳拉扯嬉笑。同月又一天，兰青新把李带到58班教室，李无可交代，兰青新和陆国防等人便拿来木杠，气势凶凶地说：“不交代就压杠子”，杠子随即压到他的小腿上，当兰、陆站上杠子两端时，李痛得大汗直流。7月3日下午，一群学生围着跪在树坑边的李必本，逼迫他交代。女生谭兰惠手拿荆条，边逼问边抽打，这时不知谁喊：“不老实就活埋。”话音刚停，李被推下坑里，令跪好，再逼问，仍无可交代，泥土便劈头盖脑地掀了下来，埋到半，又逼问，还是一无所得。假活埋不奏效，又拉到小便处，强迫下到尿池中蹲着，尿齐半腰，学生们往池里砸石子，尿水飞溅，李满头满脸湿透，但始终得不到口供。最后拿去鱼塘泡，两根长绳套在李身上，学生在两边拉来扯去，闹腾了好一阵，虽未尽兴，因开饭时间已到，李才获放。1968年冬某日，学生谭映耀到李必本家，用命令的口气对李夫妇说：“现在我没有时间回家要钱，你们借给我10块钱买饭票。”为免遭更多的毒打，李妻阎国英只好给了他10元。说是借，实际是勒索，至今不还。
英语教师覃有莘被“造反派”说是英国特务，挨吊打的次数多得连他自己都记不清。在他身上用尽各种刑罚，始终“顽固”，因而对他施行一种特殊的刑罚——饿。他先后6次被反锁在自己的住房里，不给吃，不让喝，外面派人日夜看守，连大小便也不准出门。一次，已关了快一周，既饿又渴，实在难熬，他要求出去取水，得到的回答只是冷笑和呵斥。他已十分虚弱，自认这次定死无疑了，于是每天用铅笔在纸上划一个圈，记录自己挨饿的天数，欲知一个人究竟能支持多久才饿死。当他划到第8个圈时，却获放了，饿渴了8天竟然没死。
强加在音乐老师黎熹头上的“罪名”也是特务，所遭受的折磨令人咋舌。1968年6月的一天上午，学生刘应德和莫克导突然闯进黎熹家，当场把他捆绑拉到一个教室里由谭决然主“审”，要黎交待家里有一扎5、6寸厚的10元面额钞票是不是特务机关发给的活动经费。黎说没有这回事。谭和一帮学生同时大吼：“不老实。”即压他坐在地上，双腿伸直，下面垫上砖块，一条粗杠搁在小腿上，然后两人各踩一头，压得黎痛不欲生。但却坚持不承认莫须有的特务问题。压杠不达到目的，又推下鱼塘泡水，反复多次。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把他推进粪坑，经黎的妻子前来苦求才允许上来。黎全身粪水淋淋，臭不堪闻，谭映耀、兰青新等扬言“黎熹太臭，干脆拿火油来淋，烧掉算了。”黎妻深知这帮人是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便又连声哀求。这一天，黎连受三刑，已痛苦至极，谁知灾难并未结束。下午，刘应德和莫克导又来家将黎捆绑带走，伙同谭仁田、谭映耀、韦托帅等人，把黎一边手脚捆紧，然后吊上大树，他们称之为“吊半边猪。”尽管痛苦不堪，惨叫不休，但黎始终不肯承认是特务，直被吊到半夜才放下来。次日，谭映耀和几个学生向黎妻买包子（她是饭店营业员），丢下一元钱，拿去了许多包子，黎妻还得抓了把钞票“补”给他。她知道这些人的底子，只有让他们占了便宜，才有可能换得自己丈夫日后少受些罪。离开饭店后，谭映耀对谭东扬说：“有我吃的你就有，怕什么？”
校医覃国茂，因“文化大革命”初期同情“4·22”派的“环中老多”而被列入重点批斗对象。他经受过多种刑罚，而逼喝尿则更骇人听闻。1968年6月的一天晚饭后，兰青新等数名学生把覃抓去，先推下鱼塘泡水，再拉到小便处后面踢下尿坑，要他喝尿，覃难从，谭映耀和莫克导便把他的头按下尿里，覃不得不强忍着喝了一小口，满以为可过关了。不知谁喊了一声：“再喝大口点。”其他好几个人也跟着喊。覃求饶，卢任纯、谭志宽威胁：“不喝就板死你！”兰青新即用石子砸。实在无奈，又喝了一大口。在学生们一阵开心大笑之后，覃总算能够爬上来了。上来不久，便吐了一地。
学生李明民，是“老多”的成员，在刮“台风”中外出躲避，后被抓回关押在县革委纠察队。1968年9月上旬的一天，谭决然带领谭映耀、韦托帅、兰青新、谭公平和谭三川去“审问”。李明民被令跪在物资局院内，照例踢打一顿之后，谭决然开始“审问”。这时，谭映耀和谭公平悄悄抬来一根丈余长的大型圆钢放在李的背后，然后二人抬起一头约一米高，突然对准李的脚跟猛砸下来。李明民挨这一砸，痛得惨叫，扑倒在地。他们揪住头发，把他拉起重新跪好，继续“审问”，再砸。如此反复多次，李明民痛得喊天叫地。第二天，双脚肿似暖水瓶粗，疼痛异常，一个多月不能行走，只得扶着矮凳爬行。
党支部书记龙孟庄坚持德智体的教育方针，为改变环江贫穷落后面貌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文化大革命”一到来，就被扣上“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当权派”，连遭批斗。1968年6月某日下午3时许，突然雷雨交加，谭映耀、兰青新、韦托师和谭桂良等一帮“斗批改”学生拿龙孟庄到西区广场，逼他在滂沱大雨中跪着走来又走去，以此取乐。又一次，龙被令游鱼塘，从此岸游到彼岸，又由彼岸游回此岸，不从即石砸棍打。如此来回游不知多少趟，弄得龙精疲力尽。鱼塘水脏，蚂蝗成群，当龙爬上来时，身上蚂蝗累累。龙遭毒打无计其数。有几次险些丧命，事后几天下不了床，被捆绑的伤痕多年不消。自被批斗以后，龙被隔离，独住一室由家人送饭。他的母亲实在不忍心儿子强熬这种非人所能经受的日子，便在一次送饭时，偷偷带去毒药，声泪俱下地劝子服毒自尽，以免再受煎熬。龙不愿作“文革”冤鬼，要等待澄清事实，拒绝了母亲违心的悲劝，坚强地活了下来。
为了搞臭被批斗者，1968年10月初，环中革委由谭决然负责组织，在高七班教室举行一次活人展览。令龙孟庄、韦瑞芳、苏启兴、周之政、覃有华、李必本、阎国英、覃国茂、黄祖球、吴世清、黎熹、陆守仁、梁中庆、覃铁夫、莫琨、崖玉钟和覃自主等人跪在各自的漫画像下面任人参观。这些漫画像，按照各人的“罪状”加以极端丑化，并附上文字说明。还由学生谭三川等四人向前来参观的人宣讲各人的“罪状”。这是一次严重侮辱教师人格的行为。
戴崇和系江苏人，大学毕业，解放军转业干部，到环中后任高中语文教师。“文革”一开始就被诬为“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中统特务”而连遭斗打。由于经受不住棍棒的摧残，违心地承认是特务。他原随爱人同住在壮校。后被隔离，独住环中，为说明真相和宽慰家人，1968年7月2日，写字条给妻子，说：实无特务之事，自己是军人出身，要咬紧牙关顶过去。字条由年幼之子志国带去，不慎途中失落，被人拣起交给环中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彭家才，彭转交给负责抓阶级斗争的教师龙奋书。龙和总负责的教师谭决然商定，2日下午由谭主持召集彭家才和教师韦治、韦远用、兰进举研究，决定3日上午先由龙奋书带队去壮校搜查戴家，再根据情况定夺。搜家一无所获。3日下午谭又主持召开骨干教师会商讨。龙奋书、彭家才、韦远用、韦治、兰进举、娄会云、卢惠若、高文兴和学生谭三川参加。会上龙举起戴的字条说：“这就是戴崇和的罪证，不把他这个嚣张气焰压下去还得了？”彭家才说：“他自己跳出来也好，要不然还去哪里找活靶子？”经过简短讨论之后，龙宣布：“今晚开全校性的批斗大会，拿戴崇和来开刀，给他个厉害。”谭决然补充：“要是他顽固到底，就打他个半死不活又何妨？！”会议还对批斗大会作了分工：龙奋书主持大会和会前召开骨干学生会，谭决然维持会场秩序和会前集中“黑帮”训话，韦治、韦运用会上协助“审问”，卢惠若、谭三川记录，娄会云、兰进举组织学生布置会场。
晚饭前，龙奋书召开骨干学生会，谭三川、谭映耀、兰青新、韦托帅、钟纪良、李宁运等20多人参加。龙鼓动学生“不能手软，要搞狠点”。
批斗大会会场设在东区广场。在主席台上的有龙奋书、谭决然、彭家才、韦治和韦远用。卢惠若和谭三川坐在记录席边。8时，谭决然宣布开会，“黑帮”被押进会场，在主席台前分两排跪下，前排是戴崇和、黎熹、覃有华、周之政、李必本和梁中庆。龙奋书点名叫戴崇和出列。问他老实交代了没有。答已老实交待了。龙问众人：“戴崇和老实了没有？”骨干学生们带头答：“没有？”谭三川站来念了戴的字条后问戴：“是不是你写的？”答是。龙便站起来厉声问：“你就是这样‘老实’的吗？”谭决然、韦治、韦远用等人这时七嘴八舌地帮腔“审问”。戴正在回答中，龙大声问大家：“戴崇和不老实。你们说怎么办？”有人喊“捆起来”，有人喊“打！”谭映耀、谭桂良、兰青新和韦托帅等人便七手八脚地将戴反手捆绑起来。绑好后，龙拍桌大吼：“给我打！”骨干学生们手持事前准备好的木棒，一涌而上，拳脚交加，棍棒齐挥。戴立即倒地，连声惨叫、求饶。龙奋书冷笑道：“你不是要咬紧牙关顶过去吗？你的军人风度哪里去了？！”停止打后，戴被令起来交代。为了免受斗打，他胡编一番所谓特务活动的话来交代，怎料一阵更沉重的毒打又临头？戴昏迷了过去，良久未醒。谭映耀叫拿水来，兰青新到塘里提来两大半桶水往戴身上泼。过一会，戴缓缓地苏醒过来。龙奋书叫他起来继续交代，谭映耀、兰青新和谭桂良把戴拉起来跪好。他全身湿漉漉，沾满泥沙。“审问”又继续进行，接着便是第三轮毒打。这次倒下去，戴已奄奄一息了。这时，龙奋书训诫陪斗者：“你们看到戴崇和了吗？如果不老实你们也没有好下场。”经过龙和主席台上的人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他示意学生给戴松绑。由于绑得太紧，加之水淋，绳子发胀，经好几个人动手，总解不开，便用刀割。待戴崇和稍恢复过来，谭决然命令他起来整理“黑帮”队伍带离会场，他使尽余力，慢慢地勉强支撑起来，一声微弱的“立正”刚出口，就又倒下去，再也不动了。龙奋书叫黎熹把戴背回他自己的住房去。
次日清早，有人报告说戴崇和死了，龙奋书若无其事地说：“死了活该，文化大革命斗死个把人算什么？”事后县人武部要龙写检讨，他竟大骂：“丢他妈的！我打死一个反革命当屌，要我写检讨？中国人没有检讨的习惯。”话虽这么说，作贼毕竟心虚，为了掩盖罪责，他们在向军管会写报告时，谎称戴崇和畏罪自杀而死。
戴崇和死，学校不理后事，其爱人不得不花了60元雇人，用席子包了草草埋葬，十分凄惨。
在戴崇和被斗打致死的同一天夜里，校工潘锡林被人在学校礼堂前面的鱼塘边打死，然后拿到他自己住房的双层床架上搞吊颈自杀假现场。潘的下颚挂在绳弧上，绳子没打圈，双脚弯曲，脚尖几乎着地，潘因对“斗批改兵团”残酷斗打师生不满，因而多次被韦托帅、谭映耀等人或公开，或秘密斗打、溺水，甚至假枪毙，对潘锡林之死一案，“处遗”时作了调查，但未能结论。
造成环中灾难的主要责任人谭决然和龙奋书，“处遗”中受到了纪律处分。谭决然错误严重，本应从严处理，但他认错态度较好，主动赔罪道歉，在戴崇和追悼会上，他四肢爬行去向戴的遗像叩头。并较积极地揭发有关人和事，对查清环中的问题起到一定作用。按“坦白从宽”的政策，给予谭行政记大过处分。龙奋书“文革”后调任河池地委宣传部干事，由该部处理。教师韦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学生兰青新和韦托帅受到行政记过处分。谭映耀在环中事件中，是主要打手，但已参加工作在外，不由我县追查，所在单位因不了解情况，亦未加过问。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乱斗乱杀的恐怖局面，始于1968年3月末县革委的成立，6月初的“三忠于”誓师大会把这种局面推向高潮，7月中的“表忠”会更使之达到高峰。当时，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被抓去斗打关押丧命。我县的“8·16”事件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1968年8月13日，县革委召开电话会，县革委常委、县人武部副政委覃思贤在会上讲话，按照上级革委的统一部署，号召对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电话会后，城管区革委主任谭凤仙在关于如何贯彻电话会精神的讲话中，要求搞得“震动大一点”。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兰法德、文书蒙巨浪和街道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安民、革委副主任傅江生当即商定，于下一个墟日，即8月16日，在县城街上组织一次联合批斗大会。
这一决定得到县革委的大力支持。14日，县革委主任裴昌世主持召开有部分县革委委员和县直各单位“斗批改”领导小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裴决定把陈诗（县委副书记）和韦文长（县长）拿到“8·16”会上作重点批斗，其他的批斗对象也拿去亮相。他还布置县委和县人委的造反派分别准备好陈诗、韦文长的批斗材料。并指定县革委委员、“联指”头头何允良代表县革委在“8·16”会上讲话。军管会副主任涂国钧也对县革委纠察队队长张兵布置“8·16”大会的保卫工作。
城关大队、街道大队事前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城关大队的兰法德和蒙巨浪确定批斗对象名单后，把他们分为重绑、轻绑和免绑三种人，通知他们自带高帽来，被绑的人还要自带绳子。傅江生则用公款买了20多对棕绳备用。
16日上午，当两个大队的批斗对象集中在街道大队部后，蒙巨浪把名单交给武装民兵曾海涵，由曾点名，点到哪个，那个就到中间跪下。为防“手软”，蒙巨浪和傅江生临时商定，两个大队民兵互换捆绑对方的批斗对象。这样，民兵们就毫无顾忌地，每点到一人，两个民兵，立即用尽全力把他按倒在地，紧紧地捆绑起来，有的绳子被勒断了，再换备用的新棕绳，有几个竟被一绑再绑，连绑了两三根绳子。每绑一人，就听到撕心裂肺的凄厉哭叫声。兰玉生（参加大安抢枪事件的“造反大军”成员）被韦云腾、玉瑞群和莫群芳先打个死去活来，然后用尽全力一绑再绑，兰惨叫声声：“我愿死了，你们给我一颗子弹吧！”吴明孝（原粮食局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公职，疑其写反动标语）向傅江生一再哀求：“傅主任，绑得太紧，实在受不了呀，可怜我家里还有个60多岁老母亲无人养，请给松一点吧！”傅冷笑，置之不理。两个大队的批斗对象捆绑毕，先游街一圈，然后到会场集中。
会议设在百货门市部和五金、糖业门市部之间的大街上。各大队和县直单位共168个批斗对象跪在主席台前。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城关和街道大队武装民兵和县革委纠察队几乎倾巢出动，人人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主席台两侧还架着两挺轻机枪，阴森森的枪口对准台下跪着的人们。
大会由兰法德主持，上午11时许，他宣布大会开始。首先，何允良代表县革委作了“把斗批改运动推向深入持久”的讲话。接着兰法德讲城关大队怎样狠抓阶级斗争。然后县委、县人委造反派的代表先后上台批斗陈诗和韦文长，批斗中二人均被从台上踢了下来。最后，蒙巨浪和傅江生分别上台——宣布本大队批斗对象的“罪状”。
当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被批斗者从上午至下午3点多钟，一直跪在滚烫的三合土地面上，个个汗如雨注，人人口干舌燥，捆绳被汗水浸湿发胀，越勒越紧，很多人奄奄一息。邱勋华、兰玉生实在渴得难忍，便不顾民兵的踢打，假装跌倒，伏地猛喝窝坑里的积水；兰玉生、蒋学明、蒙绍宗和兰俊英等人先后当场昏倒，挨民兵一阵踢打，揪起继续跪着。
大会结束，武装民兵又押着批斗对象们游街示众。这时，不少人已无力迈步而被拖着走，重点对象一路还挨踢打枪冲。队伍行至底下街，兰玉生走到自家门口时，想向家人要点水喝，刚离队伍，就被傅江生、韦云腾用枪尾猛捅腰部而叫喊不迭，连连滚地。兰被边拖边走了百多米，到邮电局门前便不能动弹了，傅江生令人死猪似地把他抬回县纠察队收容所（兰是从那里拉出来批斗的），抬到收容所，兰已断气。他家人跟后送水来，不准见，经过一番打理后才通知去收尸。吴明孝游完街，回到街道大队部前面，也倒地死了。傅江生叫吴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13岁）抬到街头陈尸示众，并用白纸写“伪军官、大右派、反革命分子吴明孝的下场”的大字盖在尸上。兰俊英（被疑写反标）游了街，昏倒在街上，幸有居民覃积荣和曾汉林把他抬回家。蒙巨浪以为已死，用一整张白纸写了“兰俊英里通外合，罪该万死”，令持“4·22”观点的欧欢乐和谭增策拿去覆盖在兰身上。接着派“四类”分子蒋学明等八人去埋，蒋等发现兰并未死，经其家人抢救复活。兰受伤过重，且在此之前曾屡被吊打，不堪再忍受摧残，于8月19日悬梁自尽。李竞春（原罗城中学校长，错划右派）、凌育斌（玉林人，多年在环江开设照相馆，持“4·22”观点）和陆机（“四类”分子）三人，因被长时间紧绑，胆肉败坏腐烂，李竞春还得了破伤风，又不准医治，不几天，三人先后死去。蒙绍宗、邱勋华、兰宗耀、兰树芬和葛锦煌等20余人重伤，虽免一死，却终身严重残废了，蒙绍宗十指脱落，不能劳动养活自己。
“8·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兰法德和傅江生，“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累累，已被逮捕法办，分别判14年和15年徒刑。蒙巨浪因犯流氓罪，“处遗”期间已判刑12年，故不再追究其“文革”罪责。
1968年上半年，广西大多数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和“联指”融合一体，以政权的合法权力向被宣布为反革命的“4·22”派刮起了“12级台风”之后，“4·22”派的力量已一扫而光。环江县通过6至8月的大批大斗，“广西4·22环江造反大军”的一些人被打死，其余挨斗的挨斗，“反戈”的“反戈”，实际上已不存在派别之争了。但县革委对参加过“造反大军”的一些人和表态支持过他们的领导干部死抓不放，继续进行批斗。所谓“陈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7名领导干部，就是在这时被拿到全县巡回批斗的。
我县“文化大革命”前就一直任职的县委副书记陈诗、县监委副书记王喜清、县税务局两名副局长卢怀勋和梁绍桐、县手工业局局长韦启祯、石棉厂厂长韦志旺以及川山区委书记朱文权七人，或同情“造反大军”，或表态支持，或持“4·22”观点，1968年3月下旬县革委成立后，被诬为“陈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暂避乱批乱斗的锋芒，他们先后各自外出，后有的自己返回，有的被县革委纠察队抓来，屡遭批斗受尽了捆绑踢打之苦。
1968年冬，“广西联指”组织的巡回批斗“伍修集团”的贺希明（区党委书记）、霍泛（区党委候补书记）、傅雨田（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人。11月30日在金城江批斗，我县组织干部职工前往观看。“环江联指”主要负责人何允良、蒙国佐从中得到启发，蒙、何向县革委提出建议，要仿效自治区的做法，把陈诗等七人拿到全县巡回批斗，裴昌世等县革委领导人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在县革委的部署下，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进行：县革委在壮校举办的“斗批改”学习班用“政策攻心”和批斗相结合的逼供手段，搜集了陈等人的“罪行”材料；通过“三办”工作人员谭云瑞为首的一个材料班子精心加工，编写成了长达数万言的批斗“陈修集团”发言材料；组织以蒙国佐为指挥，陈焕龙为副指挥，有韦显华、覃宝山、谭荣志、蒙文相和韦干族参加的巡回批斗组；按照巡回批斗的日程安排，事先通知各个批斗点作好准备工作。巡回批斗从1969年1月8日开始，至2月12日结束，历时36天，先后拿陈等七人到大安、东兴、龙岩、明伦、温平、水源、华山、平治、永安、洛阳、川山、下雨、大才、清潭、陈双和城管共16个点进行批斗。蒙国佐、陈焕龙、覃宝山、谭荣志按照批斗发言材料分工，分别在每次批斗会上宣讲，并质问被批斗者。每次批斗，陈等七人无不横遭人身摧残和精神侮辱。其中，以在龙岩、华山、明伦、水源和川山为最甚。1月13日，当批斗组押着陈等七人从东兴步行到距龙岩区公所约半里路的小河边时，龙岩区直机关纠察队便猛扑上去，每3个纠察队员对付一人，揪头发、扭双臂、边推边打，犹如押赴刑场，一直折腾到区公所，弄得陈等人昏衣破，直喘粗气。次日，进入批斗会场时，又用同样办法，先绕场一周，然后才推上台。批斗中，陈诗和朱文权又被打得口吐鲜血。到明伦，当地的“黑帮”早已被押到半路跪着“迎接”自己的“战友”。进会场前，数人抓扭一个，向前走5步，又猛往后拉倒退3步，谓之“进五退三”，先游一轮街。水源也效法此种作法。1月31日在川山批斗时，强迫朱文权捞起裤脚跪在石渣上，双膝流血不止。1月24日中午，批斗组从水源去平治，路过华山“五·七”干校吃中午饭。车子一进干校球场停稳，一大帮事前准备好的学员一涌而上，把陈诗等七人一个个推下车来。干校办公室人员覃宜勉揪住陈诗的耳朵，对着跪在球场上的十多个干校重点审查对象，一个个地问：“你认得这个吗？”接着分别把七人揪到不同地点斗打了近一小时。最后不知谁想出个别出心裁的点子，给他们个个都剪“十”字头，还涂上红油漆或石灰浆。
这次巡回批斗，“造反大军”的苏明星、徐春榜和葛克强也被吸收参加了批斗组，要他们在批斗中对所提到的一些“事实”作证，还安排他们在一些会上作“反戈一击”的发言。在第三个批斗点龙岩的一个会上，葛克强在发言中仿效蒙国佐自称是“联指”的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也说自己是“劲松战斗队”（“4·22”观点的）的创始人，被认为没改造好而开除出批斗组。
“处遗”中，参与巡回批斗的人没有因此而受到处理，因这是县革委领导人的决定和布置，他们仅仅是具体执行者。
在环江县城，有个蓬头垢面，满街乱走的女人，她是“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疯的欧幼妹。
“文革”之初，欧幼妹正在环江中学初59班读书。她思维敏锐，摸/模仿能力强，活跃爽朗，颇具正义感。她加入“4·22”派的“环中老多”，参加搞文艺宣传活动，常编演一些简单的舞蹈节目。她不主张做坏事，自然也没参加搞过坏事。
1968年冬，她初中毕业离校，抱着一股天真的热忱回到生产队——城管公社城关大队南门二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回队的头天晚上，她去参加生产队的群众大会。会前，她正在和大家说说笑笑，民兵负责人吴东生手持木棍，喷着一股浓烈的酒气来到会场，走到幼妹面前，一开口便喊她“滚开！”幼妹以为他是酒后闹着玩，哪知吴东生接着就破口大骂：“土匪女”、“参加派性活动”、“反革命”，无权参加会议。并挥棍打她，要她马上“滚出去”。过不几天，吴等在她家门外贴出了“坚决揪出反革命分子家属陈晚月、欧幼妹”的大幅标语（注：陈晚月即幼妹之母），于是幼妹在生产队挨连续批斗了3晚。这一打击，对于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已经十分沉重的了。然而，这仅仅是序幕，在生产队批斗后，幼妹列入了城关大队批斗对象的名单，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
1969年1月，欧幼妹被安排去修飞机场，竟然把她编入“四类”分子的行列中，在民兵武装看守下进行“义务”劳动，还规定她每天要完成400担的挑土任务。为了劳动“改造”，她的担子经常都是装得紧，堆得高，超重量的，弄的她每天精疲力尽。可是民兵还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晚上又拿她去斗争。每斗争必打，而且往往斗到深夜。有时白天劳动中休息时，还在工地上游斗。过度的疲劳，早上有时难免起来晚些，便又被民兵辱骂和毒打。有一天早上，两个民兵冲进住户家中她所睡的房间，掀开被子便用枪尾乱冲。
1969年春节，民工都回家过年了，但幼妹和“四类”分子却不能回家。除夕，她呆呆地望着仅隔4里路而不能回的家，思绪万千，泪水汪汪。当晚她怎样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自己何罪之有？说她是反革命家属，虽然生父解放前为匪而被人民政府处决了，可是那时她才两岁，很小就随母下堂到养父卢XX的家；说搞派性活动，自己只是参加一些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节目表演活动和两派之间的一般口头辩论。她想不通这些问题，感到委屈、伤心，觉得现实生活太残酷，太可怕，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一天，她悄悄要求住家主妇：她死后帮告知自己的母亲。住家主妇耐心宽慰，才制止了她的轻生。
1971年冬，幼妹在地龙电站劳动。一天，她的《毛主席语录》不见了，工地指挥潘海水即组织民工批斗，说她破坏学习“毛著”运动。这顶帽子，在当时是非同小可的。一个女民兵的拳头首先重重地击在她的脸上，其他民兵也随之上来毒打。对她来说，没有《语录》有罪，而带《语录》也有罪，在一次批斗她的会上，她手拿《语录》本，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兰法德要她放下，她说：“我没有错误，《语录》不能放。”兰恼羞成怒，便和潘海水一同捆绑她，猛推倒地，连踩带踢之后，把她绑在大树下过了一整夜。寒冬之夜，冷得幼妹浑身发紫。她痛苦、伤心、哭泣……
连续的精神打击和肉体摧残，造成幼妹长期失眠、做恶梦，精神开始失常，有时无端哭哭笑笑，乱说乱唱。明眼人都知道，幼妹疯了。可是兰法德之流硬说装疯，企图逃避劳动。批斗毒打变本加厉而来。
1972年10月，家里人带幼妹去柳州龙泉山医院检查，结论是：精神分裂症。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基本恢复正常了。出院时医师一再叮嘱：要继续调养，不要搞重体力劳动，更不能受到刺激。可是，在那时，作为“反革命家属”的幼妹母女，自身哪能由已？一回到家，幼妹便被“勒令”去参加劳动，批斗也有增无减。1972年冬，在下囊电灌站，一天，实在太冷，没人敢下水清基，工地负责人莫群芳便强令幼妹下去。有一次，说她不老实而罚跪一个多小时。再次，刚上任的党支部书记覃善举不满于幼妹边劳动边唱歌，便用钢钎猛击，之后强迫她去挑重担，覃还兴灾乐祸地对旁边的人说：“幼妹真够力，挨打了还挑得这样重。”
幼妹出院回家后，不仅不能调养，反而受到更沉重的打击和摧残，不久，病复发，而且更严重了：神智昏乱，衣着不整，两眼发困，乱唱乱跳，有时甚至骂人，幼妹疯了，众所公认，只有已升任思恩镇革委副主任的兰法德和城关大队党支书覃善举之流不愿意，也不敢承认这一事实。为了说明他们过去批斗幼妹是对的，他们一面大造幼妹装疯的舆论，一面更疯狂地对她施加迫害。1974年5月的一天，覃善举到家里捆绑幼妹拉到大队吊打、坐老虎凳、压杠、剪头发，用尽各种刑罚，也未能压服，最后竟强迫她去钻厕所。7月某日，幼妹挨斗打后，覃善举押送她回家，在堂屋后面当着幼妹母亲的面，推她倒地，仰面朝天，然后一只脚踏上大腿，另一只腿踩在胸口上，凶相毕露地警告：今后不许再乱唱乱讲话。何其凶残！
对于一个已经丧失了正常思维本能的人，警告也罢，打骂也罢，都是无济于事。1975年6月18日，幼妹又在街上乱说乱唱，并骂了县革委副主任、县人武部部长王利，王叫覃善举拿她来训一下。覃便狐假虎威，带领民兵到家对幼妹踢打一顿后捆绑到大队继续毒打，一直折磨到晚上10点多钟才放回家，只见她满身伤痕，脸肿得几乎辨认不出来。次日，经王利同意，公安机关将幼妹拘押达十多天之久。拘押幼妹当天，兰法德和城关派出所所长欧惠严等四人到幼妹家翻箱倒柜，凿墙挖地，搜查结果一无所得，走时拿去了95个东毫和10斤蚂蝗钉。
以后，公安机关又先后拘押幼妹两次，一次是1975年7月，另一次是1976年9月，罪名是她散布“反动言论”。
欧幼妹受到林彪和“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甚至“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7年初，对幼妹的迫害仍未停止。一次幼妹因病从里密坳水利工地回家来，莫群芳派民兵陆汉能和韦艳春（女）到家抓她回工地。二人来到时，幼妹还睡在床上，韦艳春一脚踢开房门进去，幼妹受惊，光着身子跑出来，直往街上奔。一个姑娘光身上街不知羞，这说明人已疯到了何等程度。尽管如此，韦艳春还是紧追不放，直追到幼妹跌倒，韦与之扭打，擒回来，还用股绳抽打在她那一丝不挂的身上。当晚，莫群芳召开民工大会斗争幼妹，莫亲手把她双手一上一下地从肩后反绑过去，然后猛踢猛打，幼妹惨叫不止。很多民工不忍目睹，陆续退出会场。
人一倒霉，祸不单行。1978年5月7日，幼妹竟生下一女孩。人们知道，那是被人强奸的私生子。罪犯是谁？这时的幼妹已疯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她自然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罪犯逍遥法外了。小孩生下后，幼妹自己不会护理，又不让别人帮护理，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仅仅活在人间40多天就死去。
欧幼妹发疯，不仅造成全家人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和经济上的巨大困难，也妨害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卢培根之前程。1978年，培根高考，分数已上录取线，但政审时却被党支书覃善举卡住了。
欧幼妹疯后，家人曾两次送她去医治，但一面是医治，另一面却是继续迫害，致使幼妹的病很难治好。1984年2月，县“处遗”办公室虽再送她到龙泉山医院治疗半年，但为时已晚，无效。
一个好端端的姑娘被迫害致疯，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对此，人们愤愤不平，有人称之为“真正的《泪痕》”。这种说法，实在并不夸张。
“处遗”中，迫害欧幼妹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覃善举，迫于当时形势，表演了一幕丑剧。1984年初，覃到欧家，跪倒在幼妹母亲跟前哀求：“我做错了事，对不起你们，请原谅！我没有妈了，以后你就是我的妈，我喊妈你要答应啊！”真叫人啼笑皆非。然而，曾几何时，覃善举就把自己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理采“妈”了。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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