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8-0 作者：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成果，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场惨痛的历史悲剧，使它不能在中国大地上重演。我们除了编写《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外，并根据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中发生的几件重大而有影响的事件，经过细致的调查、分析、研究、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加以记述，使大家比较系统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在三江发生的起因、经过和造成的恶果。
“文革”初期，是毛主席发动“红卫兵”起来“造反”，夺各级共产党组织的权。中期，广西却以对韦国清的“支”与“打”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线，使广西从上到下，从城镇到农村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大军”）、两派从口头辩论、笔杆子交锋、发展到石头、棍棒、刀枪的“较量”，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交通受阻，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 “左”思想指导下，军队介入地方名曰：“支左”,实则支一派，压一派，促使两派斗争不断激化。三江“大军”为了“自卫”进行夺枪，“联指”为了“反击”去“偷”枪。
以三江县人武部为主的三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更是公开支一派、打一派，支持“联指”夺枪、抓人、杀人。“大军”则反抗，加之社会上发生个别恶性案件，县革委就借口把“大军”打成反革命组织加以镇压，这是造成三江乱杀人的起因。另一方面，县革委认为：三江是和平土改地区。反动基础雄厚，必须利用文化大革命之机，杀它一批，让贫下中农在火热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造成三江大批滥杀无辜的主要原因。在这场骇人听闻大屠杀中，全县被迫害致死的干部、职工、人民群众达954人（其中被迫自尽182人），占当时全县人口200925人的0.47％，全县11个公社都杀了人，137个大队（镇），除勇伟公社的高露、岑牙、甲圩、培进、富禄公社的仁里、岑旁、大顺、八江公社的平善、林溪公社的枫木、高友、老堡公社的白文等11个大队未杀人外，其余大队都杀了人。
这次乱杀人，是县人武部、县革委有计划有组织地发动公社、大队村（寨）、生产队的“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或“贫下中农指挥部”、“抓阶级斗争领导小组”等组织出面，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的。如：11个公社在所谓“庆祝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上都杀了人，计11批86人，大队一级成批杀人的有100批403人；生产队（或村寨）一级的有3批14人。全县一次杀2人以上的共115批509人。最多的一次杀17人。
由于我们政策水平和文字表达能力较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资料不全，错谬在所难免，敬希见谅。
中共三江侗族自治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编写小组1987年8月 日
“三江事件”是在“文革”十年中发生的震惊全区的第一个事件。
三江侗族自治县是广西“四清”重点县之一。1964年参加三江“四清”工作队的有中央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广西民院师生数百人。1966年6月3日～4日，“四清”县团在县委第二会议室召开全县及工作队区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接着在全县范围内向干部、职工、学生传达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精神，并召开“声讨邓拓反党黑帮”大会。这样，三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四清”县团的领导下，与“四清”运动交叉进行。
因部份中央民院师生接到在京的同学来信，介绍北京等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学生是如何带头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就想回北京参加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6月28日，在林溪公社的枫木等几个大队参加“四清”工作队的韩玉田等7位学生，联合向林溪“四清”分团党委请求，批准他们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分团党委书记官忠恕（原任区党委统战部处长）等不但不准，还批评他们是“怕苦”、“不安心山区工作”,并认为他们是在“闹事”，他们这种行为是“反党”行为。立即派人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而中央民院分布在全县各大队工作的学生积极进行串连活动，于6月30日集合有100多名学生到县，当晚在县委第二会议室质问县团党委书记莫矜（区统战部副部长），为什么不准他们回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莫矜坚持不同意他们回京，并批评他们“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予安排食宿。7月1日上午，中央民院学生100多人在县委球场揪斗中央民院组织部长沈景贤，并画黑脸。7月2日三江“四清”县团党委研究认为：中央民院师生是蓄意组织“闹事”，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活动。即通知各分团将参与“闹事”的学生开列黑名单，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还派县团党委委员李坑（区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到邮电局截留、拆阅中央民院学生的信件和偷听电话，以封锁外地“文革”活动消息和监视学生互相串联的活动。中央民院参加“造反”的学生绝大部份被批判，活动自由受到限制，一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7月17日中央民院师生李清和等数人从北京到三江宣传北京等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串连、煽风点火，鼓动中央民院学生“杀向社会”,矛头指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的三江“四清”县团。7月19日，他们组织一批大字报上街张贴，矛头直指县团。中央民院师生又活跃起来，从各公社、大队集中到三江县城的中央民院学生达数百人之多。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毛主席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8日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斗争的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这时，中央民院师生“士气大振”，进一步逼迫三江“四清”县团检查镇压学生运动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县团请示柳州地区“四清”总团和区党委，而他们也摸不准中央开展“文革”的意图。即以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指导这场运动，采取“先放后收”的办法，表面上“欢迎提意见”，暗中派人抄录大字报，准备 “秋后算账”。中央民院学生越闹越凶，攻击县团是“黑帮”，要揪出来进行批斗，县团无法招架。柳州地区“四清”总团派委员、地委副书记陈詠到三江向中央民院师生传达柳州“四清”总团的意见，强调三江属“四清”运动地区，情况特殊，不能把三江搞乱，并宣布：（1）县团不是黑帮，总团没有黑线。中央民院李清和等不要到中央民院师生以外去宣传文化大革命；（2）大字报不许上街；（3）中央民院师生不要到机关和农村进行串连。否则，由此产生一切后果由中央民院师生负责。中央民院师生则认为这是违反中央“文革”十六条精神，仍然到各中学、县直一些单位进行串连，揭发三江“四清”县团和柳州总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等。8月25日，中央民院师生煽动组织有部份县中、县师范学生参加的数百人到县团静坐示威，要县团、总团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按照中央规定开展“四大”，县团不答复，他们就进行绝食斗争，并通电全国大专院校，得到中央民院等一些大专院校的来电声援。经过两三天的斗争，县团被迫答应在十字街沿和人民礼堂广场竖立大字报架，并可以公开宣传文化大革命等。这就是轰动广西的“三江事件”。当时参加静坐的县中、县师范数十名学生即以8月25日为名，取名“8·25”红卫兵组织。
8月29日，中央民院师生派代表到县团要求公布《5·16通知》，县团强调上面规定不准传达到一般群众。学生代表要求让他们看，并趁机把文件强行拿走。县团则借口这是公开抢劫国家机密文件的“反革命事件”。把参与静坐、抢劫文件的600多师生和支持他们的干部、职工列入黑名单，通告各公社分团四处派民兵把守路口，截拦带文件外逃的中央民院师生。8月30日，区党委派区党委常委、区人委副主席傅雨田到三江传达区党委和韦国清同志对解决三江问题的办法，首先，在县直机关成立“县直机关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指派古宜镇小学老师韦德柱为主任、计委干事彭刚为副主任，“委员会”立即通告“今后要批斗任何人，务须经过文革批准”。其次，把县直机关所谓“一、二类”干部、职工组织“赤卫队”,它的任务是：（1）学习和掌握运用十六条（即5·16通知）；（2）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3）保卫机关安全，维护机关的正常秩序；（4）以县直文革和文革接待站名义，组织编写、铅印《论“三江事件”》等攻击中央民院师生的材料分发广西各地（据统计共印18种材料，317,037份，花费8585元）。布置妥帖后，为逃避中央民院师生的围攻和质问，傅雨田装病住进县医院。9月20日县直文革组织2000多干部，职工、家属、街道居民到中央民院师生驻地一一县党校（现人民政府招待所）围攻中央民院师生。为了上京告状，9月3日他们派韦崇武数名师生乘汽车离开三江赴京，被彭刚等人在汽车站将他们截回，带回县团。理由是怀疑他们“带走机密文件”。9月4日，他们又派马耀宗、杨大成两名学生拟步行从林溪往湖南搭车赴京，在程阳大队又被民兵截住。区党委经多方考虑，为减少三江压力，把中央民院师生和其他民院师生、三江学生、干部、职工分开，于9月5日派区党委副书记安平生到三江传达区党委意见，同意中央民院师生集中柳州开展文化大革命，暗中又布置三江组织庞大的辩论团到柳州参加辩论，攻击中央民院师生在三江为四类分子和“四清”下台干部翻案。
综上所述，区党委多次派人处理“三江事件”,其用意就是把中央民院师生在三江的活动作为反革命事件。迫于形势，11月底广西区党委发表对“三江事件”的初步检讨和处理意见，韦国清也就此检讨了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镇压学生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的错误，文革初期的“三江事件”到此结束。
中国三江侗族自治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写小组1987年4月
1967年8月，三江两派已各占据点，武斗气氛很浓。当时由于县人武部公开支持“联指”，“大军”中的“农民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农总）、“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工总）和古宜镇街道青年“文攻武卫”革命造反组织及学生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积极主张搞武器以自卫，并私自制造土手榴弹等。以宋日初、韦祖明为首的“革命职工造反总部”（简称职总）则不主张搞武器，被“大军”其他组织视为右倾。于是，他们把宋日初等排除“大军”常委，另外组织一套领导人马，人称为“地下常委”。
8月29日晚，李长基（小学老师）、白剑虹（照相馆职工）二人到三江中学找到罗昌华、曹崇林等（均学生）要求召开常委扩大会，以介绍外地发生武斗的情况，会上由白剑虹、韦承斌（学生）介绍。白剑虹还提议要和临近的湖南省双江的革命造反组织“湘江风雷”保持联系，如三江发生武斗，就请他们出兵援助，否则，三江大军撤退到双江，请他们给予接待。9月4日，又在县文化馆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研究决定与双江“湘江风雷”联系，曹崇林（红总头头）自告奋勇去联系，并提出他与吴天云（学生）同去。5月，曹、吴二人坐单车去双江途中，曹崇林谈到他见“桂林老多”夺枪武装游行，他很佩服，吴天云则谈他去武汉看到的也有同感。两人一拍即合，就自己决定请“湘江风雷”来三江协助夺枪。到双江后，几次与“湘江风雷”负责人联系，他们都不答应来三江，只同意“如果三江大军撤退至双江，他们保证接待。7日中午，曹、吴二人返三江路过陇城公社，碰到设在该公社的“湘江风雷”分部负责人李志君（邮电所职工），就将来双江的原因讲给他听，李志君听后满口答应给予武装支援夺枪，曹崇林还讲：夺得枪后，先给“湘江风雷”的人员每人一支枪。这样，决定第二天就去三江。8日上午，曹崇林打电去陇城问李志君，他答已集中人就来。中午曹崇林又打电去问，答复是立即出发，请派车到林溪接。曹崇林在县委楼下小房召开部分常委会，参加的有：李长基、罗昌华、曹崇林、何家才（中学老师）、石宝珍（女，学生）、荣光福和覃世松等学生。曹崇林才把去湖南联系“湘江风雷”来帮助夺枪的计划告诉大家，经讨论同意夺公、检、法的枪。分工由罗昌华、何家才、曹崇林搞夺枪计划，覃世松带车去接。没有车怎么办？李长基提出：只有抢汽车站的班车了。曹崇林就派红卫兵李付勤等拿枪与覃世松一起去抢车。得车后开住林溪，将“湘江风雷”武装人员接到覃世松为首的“延安公社”据点——手工业局。这时，有“农总”的曹辉（农民，复员军人）、荣永卓（农民）、“文攻武卫”的覃木生（镇铁器厂工人）、刘贵德（街道青年）、“职总”的谢力民（县银行干部）和李长基等人即与“湘江风雷”的李志君几人研究夺枪的具体办法。决定由曹辉任总指挥，李长基绘制公、检、法大院草图。“8·25”、“延安”、“火炬”各派7名红卫兵配合“湘江风雷”的21人分成7个组，由覃世松带队，分头冲击。吴天云这个组负责阻拦通向九九分队的侧门，防止他们过来干预。并事先由曹崇林、廖光宗（学生，现名廖静涛）到九九分队与指导员朱云谈判，请他们不要干预。朱云答：请你们不要过来，否则就不客气。（当时中央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的“9·5”命令已下达）其他“农总”、“工总”、各红卫兵人员全部把守各外围路口，防止“联指”冲击。下午按计划行动，由于公、检、法事先得知消息，已埋藏、转移好武器，人员已经撤离。负责冲击的各组砸烂大门、后门、仓库门后，仅找到一些破烂的和缺零件的长短枪数十支。
9月9日，“大军”以庆祝“9·5命令”下达为名在广场召开“大军”全体战士大会，会中忽听报告讲县人武部发子弹给“联指”，就派人即到人武部把政委郭宏声、部长代纯余等6位领导押来，要他们去追回子弹。大会开了一半，曹崇林就背着手枪走头，后面押着人武部政委郭宏声进行武装游行。
“大军”夺枪后，“联指”人员基本撤下木材流送站（三角渡下边）集中。
（注：l967年底，两派联合，经人武部动员已把全部枪支交人武部封存）
1968年初，各地武斗又趋紧张， 3月1日“柳州地区无产阶级联合司令部”（简称“柳地联司”）召开各县联指负责人会议。三江“联指”由副指挥长唐光远、作战部成员杨奇出席。3日在地委二楼会议室开会，柳地联司参加的有司令唐彪、副司令杨光、常委胡文治、沈善泽等人，会上由胡文治作形势报告，介绍各地武斗情况，沈善泽要求各县搞武装和武装联防。唐光远在讨论中赞成搞武装联防，但讲没有武器。胡文治讲：枪是有的。人武部、公安局，农村民兵手上都有，问题是你们抓不抓！沈善泽讲：像三江，人武部完全可以给。
3月5日唐光远等回县向总指挥曹德丰汇报。6日在卫校召开各兵团负责人会议，由唐光远传达地区联司会议精神，讨论中，大家同意搞县人武部的枪。当晚就分两路活动，一路是公开在卫校球场召开“联指”战士大会，由曹德丰主持，唐光远作形势报告，以吸引“大军”的注意力，另一路由杨奇和武卫部成员在对河粮库秘密研究搞枪方案。
7日下午，“柳地联司”的胡文治、沈善泽等到三江。晚上，在物资局仓库召开各兵团以上负责人会议，由曹德丰主持，胡文治、沈善泽作形势报告，煽动搞枪，还讲：我们对三江人武部摸了底，我们去抢，他们绝不开枪，只是他们不便公开发给你们罢了！会后也未决定具体搞枪日期。而作战部长陈德俊则不再通过曹德丰等，就按原决定告诉杨奇当晚就行动。杨奇立即与县人武部内线——李延年（助理员）联系，有调动木材流送站、对河直属粮库和大竹的民兵百余人，布置在人武部周围，防止大军冲击。杨奇与大竹民兵营长曹健康带五、六人潜入人武部（这时人武部走廊电灯熄了，值班员也睡了），由流送站的黄炳珍、荣成名、唐玉贵架梯子锯断仓库窗户铁枝进入仓库，用麻包装枪支运出。共得冲锋枪2支、轻机枪1支、手枪百余支，除留少数在对河粮库外，其余全部运去滩底木材流送站，重点武装他们。
3月10日早上，县人武部打电话叫曹德丰、唐光远去人武部，问他们知不知道昨晚“偷”枪之事。曹、唐说不知。人武部长戴纯余就讲：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就去捕人。当天，人武部副政委陈玉海和助理李延年到对河仓库找杨奇，要回些手枪，并将杨奇拘留了3天（因“大军”在“联指”“偷”枪后立即到人武部质问）。事后，代纯余在党校（“联指”总部）再对唐光运等人讲：一定要控制好手中武器，不要流失到外地等。
（注：1968年9月26日这些枪支已如数交给县人武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杨光槐反革命组织”冤案的制造者们捕风捉影，屈打成招，被牵连进此案的有3个公社、7个大队、4所学校共107人，20多人被残酷吊打、下头箍、火烧、压扛、针刺手指、坐老虎凳等。10人惨遭杀害，是三江在“文革”中一起重大的冤案。
6月26日，良口小学教师、学校文革负责人杨日平（和里大队人）到和里查问杨光槐与良口小学教师肖崇章来住情况，在问话中，杨日平追问杨光槐回乡半年多，为什么不回校复课闹革命？杨光槐讲他在武宣被一派揪斗时打伤，还挨搞假枪毙，为了不受迫害才回乡避难的。杨日平就要他交待回乡以后与那些人来往，交谈些什么等。从杨光槐的交待中，杨日平认为：杨光槐所交待的人大多是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和“有问题”的人，并以教拉二胡为名拉拢一批青年，行动值得怀疑。杨日平回到良口,就向公社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郭金隆汇报说：在武宣中学当教师的地主仔杨光槐是黑帮，在武宣被红卫兵揪斗，现跑回和里与四类分子来住很密切等。郭金隆觉得问题严重，即叫杨日平再回和里协助大队把杨光槐的问题搞清。
6月28日，杨日平向大队革委传达公社郭金隆的意见，大队干部认为杨光槐是中学教师，不知怎样找他谈。就将调查、讯问杨光槐的事一齐交给杨日平去管。经过两天的追逼，杨光槐讲了他的情况和讲过一些错话。如：他向弟弟杨光化了解大哥杨光柳在“四清”时被迫自尽的情况，向族叔杨大修了解他祖父、父亲过去在本寨害过那一家，有否血债？与南寨大队良柳小学教师吴国奉（国民党员）两次上山谈论文化大革命问题，议论过毛主席只信任林彪、江青，不信周总理，中央很乱等，还谈到三江教师组织“红教总”造反组织等问题。杨日平认为：杨光槐的活动：一是想为地主家庭翻案，准备进行阶级报复；二是攻击党中央、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三是与吴国奉等密谋组织反革命活动。29日晚，大队革委、贫下中农指挥部正在开会，杨日平就急忙将杨光槐的活动情况及他的看法向大队汇报。大队干部认为问题严重，就立即组织民兵把吴国奉捆到大队审讯。用枪托打、下头箍等，吴国奉不承认搞反革命。30日，杨日平与大队干部杨千付到公社汇报，公社郭金隆又打电话向县公检法军管会汇报称：“和里以杨光槐右派分子为首，已经组织反革命组织，准备7月1日武装暴乱，请保卫部立即来人协助。杨光魁和另一个成员骨干已被和里民兵拘留，在坦白中交待其成员名单、活动计划” 。
杨光魁被送县审查后，和里大队干部又对吴国奉进行严刑逼供，搞假枪毙，吴国奉不但不承认，还骂大队干部是法西斯。吴国奉不招供，他们又转向对杨光魁之弟杨光化逼供，经过几次斗打，杨光化很害怕，因他子女多，连年超支，如被打残废，谁来养孩子，或再集训几个月，当年超支更多，生活就更困难了。就将与杨光魁谈论文化大革命越搞越乱，与杨光魁到亲友家吃喝、带信给别人、带路去找药等都讲了。大队干部就问，杨光魁是什么？杨光化答：是右派，问：右派是什么人？答：是反革命，问：你和反革命这样密切，你是什么人？答：他是反革命，我为他服务，我也是反革命。大队干部就进一步追问杨光化交出反革命组织，杨光化不知怎样交待，大队干部就采取书面问答填空方法进行诱供。如：你们搞反革命头头是（ ）、叫什么暗号（ ）、有（ ）个中队、有（ ）人？等等。杨光化就照空格填上“杨光魁、吴国奉”是头头，暗号“57125”、有“三”个中队，共有“40多”人。有了机构，又叫杨光化把这些人进行分类排队，杨光化不会排，大队干部又教他：凡与杨光魁来往密切的为一类，一般的为二类，住来次数极少、吃餐饭的为三类。杨光化就照此把40多人分成三类，其中南寨大队与杨光熙来住密切划为一类的有杨文魁、杨友岳、吴锦培、杨开熙、杨开光、吴秀林、梁凡熹等人，和里贫下中农指挥部就通知南寨大队，南寨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立即将吴锦培、杨开熙、杨开光、吴秀林等四类分子关押进行严刑逼供。并将所谓参加杨光槐反革命组织的名单向民兵、贫下中农公布。和里大队将杨光化交待出的名单也拿到各生产队公布。
7月8日，和里、南寨两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联合召开群众大会，将小学教师吴国奉、地主分子吴锦培、杨开熙、吴国功、吴秀林进行斗争、枪杀。
吴国奉等被枪杀后，杨光化更怕了。大队干部叫他怎样供，他就怎样写。编成了一套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组织”。如：大队长杨光槐、大队副吴国奉、大队委员杨文槐、吴国功；中队长彭安文（良口中学教师）、和里分队队长吴国奉、分队副吴国功；南寨分队队长杨文槐、分队副杨有岳；朱浪坡林校分队分队长梁荣春。
南寨大队贫下中农指挥部长杨文槐（中农）进行吊打、艾火烧、用大头针刺手指头等酷刑，杨文槐都不承认。杨开光被斗打也很凶，当拿他去假枪毙时。他高喊“留条狗命，愿意交待”。在大队干部的诱供下，供出参加杨光槐反革命组织的有70多人，交待出：南寨中队中队长杨开西、中队副吴锦培、梁凡熹；上南分队分队长杨文槐、分队副杨开贤；下南分队分队长杨文书、分队副杨开光；寨贡分队分队长吴秀文、分队副杨荣成。两个大队不断互通情报，认为成绩不小，就追逼更凶，杨友岳被斗打后供称：中队长杨开熙，中队副杨文同，联络员杨友岳。杨文光被迫逼供称：总指挥部杨光槐、指挥员吴国奉、联络员杨友岳、通灯员杨文槐，情报员杨文书。和里大队的杨光美供称：和里、南寨一个大队，和里中队长吴国奉，中队副吴国功；欧阳中队负责人杨树福；南寨中队负责人杨文槐等。还有不少被逼乱供。像这些人供出各不相符的所谓“反革命组织”大队干部也不进行分析，就自以为破获了一个大反革命案。
7月17日，良口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召开庆祝大会，南寨大队将吴秀文、杨文同、杨代椿、梁凡熹送到良口枪杀。和里大队将杨树福送去良口时，在中途跳河逃跑，被当场打死。
8月初，杨光化、杨开光被认为交待好，宽大释放，直到9月上旬，经过大、小会斗打、施以酷刑。杨文槐、杨文书、吴文兴等也才被迫乱供。
杨光槐在县关押。经多次审讯，一直没有承认过组织反革命活动问题。1969年三江县革委才派出公检法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和里、南寨两大队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对此案重新复查。经过多方调查，并将过去杨光文、杨开光等所供情况进行分析对照，认为所谓“杨光槐反革命组织”一案不能成立。原三江县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12月2日下文“关于杨光槐反革命组织一案应予否定。对杨光槐应予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杨光槐“反革命”冤案牵涉到良口、勇伟、同乐3个公社，和里、南寨、洋溪、信洞、晒江、燕茶、吉坤7个大队，良口中学、南寨小学、勇伟小学、牛浪坡林校4个单位，共107人。以家庭成份计有：地主29人，富农3人，中农41人，贫下中农26人，小土地经营3人，小商1人，宗教职业1人，不明成份3人（其中干部1人，教师11人）。为此案被残酷斗打的有20多人，被无辜杀害10人。
1969年12月2日，三江县公安局，对此案进行复查，给杨光槐本人及全案进行彻底平反。对受害者家属按政策给予抚恤。
注：此材料根据县公安局档案中调查记录等材料编写。
因林溪公社机关、街道居民、林溪大队群众大都是“大军”观点，“联指”占少数。公社“联指”头头荣庆书（小学老师）、覃学善（公社医院医师）等认为必须压一压“大军”的威风。1968年6月9日晚，他们就去平岩、冠洞、合华3个大队活动，当晚调来30多名持“联指”观点的武装民兵包围林溪街鸣枪游行，抓捕大军人员5人。10日凌晨“大军”则发动林溪四村街持“大军”观点的群众将合华民兵围住辩论，并往公社“评理”。因原公社书记何汉昌等大部份干部都是“大军”观点，就以“捣乱人心”为名，按群众意见把合华民兵所配带的枪支、弹药全部登记造册，转移到林溪大队和街道持“大军”观点的民兵手中。这样，“大军”就顺利地从“联指”主要武装力量手中夺得了30多支冲锋枪、步枪。
“6·10”“联指”民兵枪支被夺后，6月11日，林溪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姚荣杰怕原收藏在林溪大队党支书罗崇荣家的一挺轻机枪被大军发现，就打电话到县“联指”总部，叫他们派人去取。县“联指”负责人曹德丰（小学教师）就召集唐光远（联指常委、学生）、作战部长陈德俊（粮食局长）和作战部成员杨奇（粮食干部）、武装连负责人李土田（木材流送站工人）等人在联指总部（原党校、现招待所住址）研究，决定当晚即派吴明崇（粮食局职工，林溪人）先去。吴明崇到林溪把机枪拿走转移时，被大军发现，立即打电话给县革委，控告林溪武装部发机枪给“联指”，要求县革委立即派人去处理。当晚，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县革委副主任石锦堂带领县人武部助理员覃海兰、委员李运德（大军，县委油印员）、梁新远（联指，小学老师，后不去）去林溪调查处理。
12日下午，他们到达林溪后，“大军”头头吴尚基等带领许多群众围住他们，要他们立即去缴吴明崇的枪，吴尚基还用手榴弹进行威胁。晚上原公社书记何汉昌与石锦堂同志去调查时，吴尚基等又将覃海兰围在公社不准同往。约23时左右正当何汉昌与石锦堂等在林溪大队岩寨屯社员群众吴信岩家座谈和宣传毛主席有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时，躲藏在吴信岩楼上的吴明崇忽然抱着机枪从楼后窗跳出屋背的山坎上高喊：“那个要枪的就来！”并开枪朝这些人扫射，石锦堂被一枪打中左大腿动脉倒在楼板上，其他人四散而逃（吴明崇并未知道是石锦堂到林溪处理此事）。一会，人们陆续汇集拢来谈论抢救石的事宜时，何汉昌才从隔壁吴家善楼下沟底爬出来，给石简单包扎，又喊人去找医生，打电话报告县革委。因当时气氛紧张，找了很久，才把林溪卫生院（当时称卫生所）医师冯锦斋（“大军”观点，抗日时曾当过国民党军医）找来，他又去找管药人员（“联指”观点），几经周折才拿到药，给石锦堂同志重新包扎、服药、注射肾上腺素。由于耽误时间过长，流血过多，生命垂危，县革委派来的救护医生也不敢将石装上车运回，不久即死亡。
为了查清石锦堂同志的死因，县革委13～14日召开紧急会议，听取各方人员的汇报和公安人员、医务人员的调查、验伤报告。在讨论中，“大军”观点的委员要求严惩开枪打石锦堂的凶手吴明崇，“联指”观点的委员则认为是因冯锦斋在抢救中蓄意谋杀石锦堂（因县医务人员也是“联指”观点，故称给石锦堂射肾上腺素是加速心脏跳动，使血管扩涨，流血更快而死亡的）。由于县革委和人武部主要领导人都是支持“联指”的，就一口咬定冯锦斋属谋害石锦堂的主要凶手。当时，县城群众议论纷纷，众说纷纭。“大军”中有人幸灾乐祸，在街上贴出大幅标语称“武装部出枪，联指出人，石锦堂出命，革委会出棺材，各单位出花圈。这就是林溪事件的真相”。“联指”则刷出大标语：“坚决惩办谋害石锦堂同志的真正凶手！”
6月16日，柳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柳地联司）司令唐彪和负责宣传的常委沈善泽等人到三江“联指”总部，听取曹德丰、梁新远等人汇报三江的情况，特别讲了“林溪事件”和林溪‘大军’的武装情况。17日，沈善泽在县物资局仓库召开的“联指”战士大会，还讲三江是三省交界的战略要地，一定要加强实力，打垮“大军”。他们对三江“联指”提出具体要求是：林溪是三江“大军”武装力量最强的地方，我们要抓住石锦堂事件出兵林溪，搜缴大军武器等。唐彪和杨奇则又在对河仓库研究攻打林溪的具体作战方案。当晚，“联指”兵团以上负责人又在物资局仓库山墙脚开会，研究决定进攻林溪，提出“踏平林溪、枪毙冯锦斋，为石锦堂报仇！”的口号。“联指”作战部长陈德俊（粮食局长）、程宝恒（森工局副局长）、唐光远、杨奇等又在县革委小会议室研究武器问题。程宝恒讲：武器不够，我负责找人武部解决。会上决定由程宝恒负责指挥攻打林溪。
6月18日下午，联指在县卫校召开县直“联指”各兵团战士大会，由杨奇作动员，他大肆宣染石锦堂的死是冯锦斋谋害的，要为石锦堂报仇！并部署出兵林溪事宜，宣布19日晚饭后陆续到蔬菜队大田上面公路集中，由流送站兵团用船装武器上来。当晚，程宝恒、杨奇、唐光远、李土田等带领以木材流送站工人为主的100多名武装人员分乘三辆汽车开赴林溪，林溪公社武装部长吴信保在程阳接应，还分发手榴弹和饼子给这些人，后派人带他们分几路步行去包围林溪。20日清晨顺利进入林溪（因“大军”事先得到情报，大部份不带枪逃走）。“联指”分头到各户搜查，缴获枪支20余支，冯锦斋和公社宣传委员黄庆培等，10多人被抓。下午，唐光远、程宝恒、侯凤吉（县联指总部秘书）、梁友文（县工商联秘书）、荣庆书、吴信保、赵龙强（公社武装干事）等在公社开会，研究决定于21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冯锦斋。晚上由程宝恒、梁友文、杨守民（粮食局干部、负责记录）,把关押在小学的冯锦斋、黄庆培等进行审讯。21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由荣庆书主持，吴家英代表“联指”总部用侗语向群众讲话（吴系县森工局干部、侗族），后由枪手陈基太等将冯锦斋医师推出枪杀。这是在县人武部的默许和支持下，在三江拉开了杀人的序幕。事后，县人武部长代纯余还讲：“‘联指’有能力自己解决问题了”。
6月21日“联指”从林溪返回县城，当晚公开抓了“大军”的大小头头和支持“大军”的领导干部74人。这样，持“大军”观点的干部、职工、群众害怕被抓，陆续逃住湖南通道（双汉）的有300多人。同时，“大军”中的“农总”、“工总”、“文攻武卫”等组织的数十人撤下丹洲“农总”踞点板必大队，准备与融安“大军”联合反攻。
1968年6月21日，“联指”在林溪枪杀冯锦斋医师返回古宜县城时，又抓了“大军”的大、小头头及支持“大军”的领导干部70多人后，“大军”有300多人陆续逃住湖南的双江。而“大军”中的“农总”、“工总”、“文攻武卫”等组织的数十人撤到丹洲公社板必大队后，以“农总”司令曹辉为首，积极与融安、永福“大军”联络，成立“三县联防总指挥部”，选出融安“大军”头头李剑光为总指挥，曹辉为副指挥，拟攻下丹洲公社所在地——板江，使融安、三江、永福联成一片作为“根据地”。
经过研究，以融安“大军”为主，永福配合，分兵两路从长安、板榄夹击板江、三江“大军”负责破坏交通、通讯线路和堵截从古宜下去的援军。三江县人武部由于事先已掌握情报，前几天就派人武部副部长陈符凡等到板江，组织30多名纠察队在山上掘壕踞守。为了防止融安“大军”进入三江，早先县人武部就运给丹洲武装连轻、重机枪、冲锋枪、小钢饱、半自动步枪100多支。
1968年7月5日凌晨，融安“大军”约百名武装分头夹击板江，被踞守在山上的纠察队阻击，在洲上民兵武装连又用轻、重机枪隔河扫射，“大军”攻打不下。刚一打响，三江县人武部、县革委立即报告上级，并获准将“大军”此次军事行动宣布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同时，调动事前部署好的县直武装连和各公社武装民兵600多人，分水、陆两路直插板江，以“平息叛乱”。5日清晨，三江、融安、永福的民兵陆续赶到板江增援，“大军”不战而退，四散奔逃。
在战斗中虽无死亡，但在追击时，在小贝屯抓到融安“大军”8名“俘虏”，在板江被融安民兵枪杀7人（仅留下一名13岁的小孩）。三江民兵把逃住斗江被抓回的10名“俘虏”运至板江，也被三江民兵将李长基（教师）、覃木生（工人）、李文佑（工人）、赖锡凡（学生）4人枪杀。
三江县人武部在组织“平叛”中，单独组织了一个以转业军人为主，有各种特长的12人独立侦察小分队（队长杨奇、指导员梁友文、工农兵总部代表唐光远、林业干部吴家英、司机赵金玉、覃继光，银行干部兰昌孝、武装部炊事员粟和保、大竹民兵曹祖胜、斗江粮所干部朱茂荣、农业干部赵日忠、大队干部唐应才（后脚痛未参加小分队往融安的活动）。指令他们打前锋在合桐扫清障碍、准备建立前线指挥所。杨奇等在5日清晨2点左右乘车到达合桐，立即与大队干部研究抓四类分子，在抓捕中赵日忠自主打死本系统干部陶保平、农民叶运春，亦被他人枪杀身死。
7月8日，为了追捕曹辉等“大军”，三江县人武部副部长陈符凡、军事科长阎善祥等派杨奇带领侦察小分队往六溪大队，在六溪大队他们没有发现曹辉等，就与大队小队干部研究，决定分路包围六溪和拉平，将四类分子抓捕。杨奇带一组去拉平抓人回来的路上，遇到融安县拉叭大队的农民苗仲强。六溪大队的韦书元讲：“这个人前次来六溪讲要杀我们大队的民兵营长”。杨奇就把苗仲强踢倒在路边，亲手开枪将他打死。9日在六溪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赵先泽、刘国彦、周英、周建南、陈细妹5人。
7月12日，小分队在融安板榄公社主任兰承志等的配合下，往板榄公社追捕曹辉等。到融安的拉叭大队时，经与公社，大、小队干部研究，13日在新寨小学边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了黄玉球、黄玉富、黄中豪、周永宁、覃作正5人。
13日下午，小分队开赴马步大队，又与公社、大、小认/队干部研究，在中村马鞍岭开大会，枪杀了韦鼎志、韦鼎相、韦启宣、韦启英4人。
14日，小分队进军板揽公社所在地——门楼大队，在与大、小队干部研究刮台风时，杨奇讲：“你们板榄、门楼阶级敌人这样嚣张，主要是你们太右了。这时候不能手软，要狠狠地揍他一轮”。17日在门楼岭坡上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韦鼎业、韦顺扬、罗立忠、韦国政、(((、(((6人（杨奇亲手枪杀韦国政）。在板榄审讯“俘虏”时，杨奇发现三江和平大队有个韦克明，因文革被斗跑到板榄躲避的，就将他拉到鸟岗桥田坎上亲手枪杀了。杨奇还对队员讲：“这个老头子外出2年了。富农分子，留他干什么？”
在所谓“平息丹洲反革命”事件中，仅杨奇带的小分队就枪杀无辜群众26人，其中杨奇亲手枪杀4人。
在整个“丹洲反革命暴乱事件”中，三江被枪杀的群众据不完全统计有39人（板江两批18人，六溪5人、板必12人，枪杀“俘虏”4人）。其中最惨的是板必大队骆定斌一家父子5人被杀光。（父亲骆定斌、大仔骆有才、二仔骆有贵、三仔骆有能、年仅13岁的小学生骆有刚也被“斩草除根”）。剩下母亲及2个孙女去依靠已出嫁的女儿，两个媳妇后来都改嫁了。
（注：1982年6月8日“丹洲反革命暴乱事件”已予平反，受害家属都给予抚恤，骆定斌的2个孙女也作了适当安排。血债累累的杨奇已被判刑13年）
从1967年3月，三江分成“支持韦国清”和“打倒韦国清”两派后，县人武部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在思想、行动上支一派、压一派。到68年4月成立以军代表（人武部领导）为主的县革命委员会后，更是如此。“大军”对革委会、人武部采取抵制和对抗的态度，并有一些过激的行动，使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人武部便把“支韦”和“打韦”视为“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造成三江从上到下大批滥杀无辜的悲剧。
一、制造舆论。1967年6月22日“大军”代表走访县人武部政委蔡显忠（文革初期支持造反派），问他支持那一派，蔡答：“现在支韦和打韦的论战——站在那一边是立场问题。韦国清是打不倒的。‘4·22’是个反动组织，你们三江造反大军就是‘4·22’在三江的一个支部”。刚上任的县人武部政委郭宏声也接着讲：“支韦和打韦，是划分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界限”。
1968年4月9日三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虽然按中央“大联合”的要求，两派都选有同等数量的代表任委员、常委。但以军代表和地方所谓革命领导干部为主的核心成员都是支持“联指”的。“大军”素以“造反派”自居，公开攻击革委会是“派委会”加以抵制，甚至对抗，致使事态愈演愈烈。1968年5月20日下午，县革委副主任荣仕杰在县革委常委会上讲：“……要强调严重问题在教育农民，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农民，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进攻。”1968年6月6日，人武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郭宏声在三江县四级干部会上作动员报告时，就把“大军”列入阶级敌人一方，发出了杀人的信号。他号召广大干部去“组织起千百万人民群众，主动地、连续不断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对广大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向阶级敌人进攻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坚决撑腰；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打击，坚决镇压；……对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6月8日郭宏声在县革委会上传达柳州军分区、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大批、大斗、大刮十二级台风”和介绍鹿寨县贫下中农刮台风，到处揪坏人的会议精神。郭宏声要求：县和各公社都要组织武装纠察队，设关卡、发枪支武装群众。会上，县革委副主任荣仕杰表态说：“我完全同意设关卡，别县还做在先，当前坏人到处搞破坏，贫下中农就要求我们起来打击坏人，要求革委和解放军给贫下中农撑腰，现在阶级敌人要专我们的政，我们要起来专他们的政，尽量要快武装起来。”6月18日县革委常委决定：拨粮1万斤、钱1万元作纠察队经费。
二、组织行动。68年6月中旬，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主任戴纯余向古宜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主任唐玉雄个别布置任务。要唐在县城首开杀戒，给全县作个示范。唐在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研究时，大家都不敢承担杀人责任。唐向戴汇报时，被戴大骂一通。骂唐右倾，不像个武装部长，威胁要撤唐的职，并限令唐要像军人一样完成任务。要组织起“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以免讲是一派的组织，由这个群众组织出面专政、杀人。6月20日，唐玉雄又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说明是戴部长下的命令，要在古宜县城搞个示范，非干掉几个四类分子不可。与会人员都不讲话，后古宜镇干部才提历史反革命分子崔文琪、坏分子关天生不服从管制。其他大队还是不提名。这时，公社干部曹如英忽然进入会场说：西游大队富农分子曹继旺指使其子在山上砍木头，故意把木头滚下山，把他的仔压成重伤。这是阶级报复，这种人就该杀。这样，大家也默认了。会上选出以唐玉雄为指挥长，文大大队党支书侯家聪为副指挥长的“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并决定6月26日开庆祝大会。会后，唐玉雄向戴纯余汇报、受到赞扬。戴立即到“联指”总部（原党校）向曹德丰等负责人传达古宜公社行动的情况和时间，要他们尽快把县和各公社的“工农兵指挥部”成立起来。要他们以“三江县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总指挥部筹备处”的名义，通知各公社、大队“联指”负责人、公社武装干部和大队民兵营长于6月25日到县开会研究成立县工农兵指挥部。（实质是观摩古宜公社杀人）
6月25日斗江公社牙林大队都稿小学教师陶保林（富农出身、大军观点）忽然闯进大队党支书潘田光家里，用刀将潘田光及2个儿女砍死。此一事件震动全县，县革委通令全县，组织民兵上山追捕，县革委宣称：这是阶级报复。现在敌人已经向我们动手了，我们也要向阶级敌人动手。（注：陶保林于第3天在追捕中被击毙。潘田光父子3人被杀一案，因双方都死了，至今仍弄不清起因）
6月26日古宜公社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庆祝古宜公社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会上，唐玉雄宣布指挥部的成立。后由古宜镇代表唐成坤和曹如英等上台控诉崔文琪、关天生、曹继旺的“罪行”。最后，侯家聪宣布这三人的罪状，并问群众：“这几个人该不该杀？”有些群众喊“该杀！”侯家聪就叫民兵将关天生、曹继旺推到广场两侧枪杀。侯家聪还宣布：崔文琪已经逃跑，不管在那里发现就在那里打死。（后发现崔已在山上自尽）参加这次大会的除古宜公社各大队千余群众外，还有县人武部通知八江、独峒等公社武装部长带的武装民兵及各公社、大队来“筹备县工农兵指挥部”的代表数百人参加，人们称这是一次“杀人现场会”！
6月27日上午，斗江公社革委主任兰衍标（“处遗”开始畏罪自尽），副主任韦锦辉（已故）等与公社工农兵指挥部副指挥长韦贤伦（粮所干部）及各大队干部研究，决定将同陶保林来往密切的潘田业、潘定遵等二人枪杀。并将梁英亮、潘鼎松、潘鼎先、潘立忠、吴元妹、朱新妹、韦建忠、梁运升、叶会尤等9人拿去陪杀。下午在坡头坪召开“庆祝斗江公社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成立大会”，大会由韦锦辉主持，兰衍标讲话，副指挥长梁光祖宣布潘田业、潘定遵的罪状，叫民兵推去刑场，陪杀的梁英亮等9人也随后推去。潘田业2人被枪杀，梁英亮因恐惧大喊“冤枉！”，个别旁观者听不清楚说他喊‘“国民党万岁！”公社纠察队副队长蒙远发不分清红皂白，持枪上去一枪将梁英亮打死，其他押送的民兵也跪着开枪将其余8人打死，这次共杀死11人。
杀戒一开，6月28日上午，县革委常委立即研究如何“扩大战果”。决定由县革委保卫部主任、人武部副政委庞积善于下午召开各公社革委、工农兵指挥部（或“联指”负责人）紧急电话会，电话会上他首先表扬古宜、斗江两公社积极起来镇压阶级敌人，其次号召各公社立即发动群众，向攻击革委会、人民纠察队、谋害县革委副主任石锦堂和杀害牙林大队党支书一家三口的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三是要求各公社、大队立即把民兵、粉枪队、梭标队组织起来，向阶级敌人刮起一场十二级台风，从而把杀人的黑浪推向全县。
6月29日，斗江公社东坪大队在18岁的女党支书、全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赵元姣的领导下，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了所谓“与陶保林有来往的富农仔’”杨继成，成为大队一级开创杀人的急先锋，受到公社、县两级革委的表扬（赵元姣“文革”后提拔为县革委副主任、县党委常委。“处遗”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干部队伍，以工人安排）。
6月26日至7月5日，戴纯余带领人武部干部严弟才亲临融江河一带的公社指挥杀人，戴首先到老堡公社与公社武装部长、革委副主任居然及各大队干部研究阶级敌人活动情况，老堡大队干部汇报地主分子居家贵曾在看电影时讲毛主席缺了一颗牙齿，公开污蔑毛主席。戴纯余讲：居家贵公开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缺牙齿，就是讲毛主席讲话不灵了。这种人不杀留他干什么？经各大队讨论决定枪杀居家贵、龙道海、荣发兴3人，会上，选出工农兵指挥部指挥长居然、副指挥长龙祖汉（供销社职工）、李益谦（大队干部）。7月1日召开“庆祝”大会，会上采取先批斗后枪杀的形式，将龙道海、荣发兴、居家贵3人枪杀。7月2日，戴纯余到勇伟公社，正赶上勇伟大队干部在公社批斗李铭和问题。会上大队干部讲：李铭和做生意爱吃少数民族空子，斗争时群众要杀怎么办？戴讲：群众专政嘛！7月3日，勇伟大队在中寨戏台开批斗大会，戴纯余在公社武装部长梁日忠房内坐等消息，严弟才来住于会场、公社间探听、传递情况，严弟才对戴讲：会场很紧张，看来有杀人的可能。戴讲：杀就杀吧！群众起来就好办了，结果，李铭和成了勇伟公社的第一个受害者，在勇伟杀人罢，戴又打电话通知富禄公社武装部长罗生隆，说他当天到富禄，要他立即通知各大队党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到公社开会，汇报阶级敌人破坏情况，并把四类分子带来。7月3日晚，社直机关干部研究成立工农兵指挥部，选出公社监察干事莫明义任指挥长、罗生隆、木材站职工农玉旭、医师覃锡良任副指挥长。7月4日晚各大队干部开会汇报四类分子破坏情况。开始各大队共汇报有20多名，公社主任侯顺清讲：不能杀这么多，最多只能杀个别罪大恶极的，大家又研究，初步定6人，戴纯余认为新民大队18岁的吴老命年轻，只偷点东西可以不杀，侯顺清认为葛亮屯的陆甫善是贫农，“农总”闹粮时打过侯，怕别人讲报复，而不同意杀。对这两个人该不该杀，大家一时争论不下，夜又深了。有人提出交指挥部最后决定，散会后，莫明义、罗生隆二人商量，认为吴老命可不杀，陆甫善是坏分子，又打侯主任，应该杀。拿名单去请示戴纯余，戴也点头同意了。7月5日早晨召开“庆祝”大会前，侯顺清在办公室问莫明义，你们最后决定杀那几个，莫明义将名单给侯看，侯还是坚持不要杀陆甫善，莫名义又请示戴纯余，戴讲：侯主任讲不杀就不杀。在7月5日召开的“庆祝”大会上，枪杀了梅甫主、吴老辉、吴甫燕、石甫堂4人。勇伟公社小学老师邓恩信也被捆去陪斗，杀人时，勇伟公社民兵也将他当场杀害。
在戴纯余上融江河期间，7月1日，“三江县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曹德丰、副总指挥唐玉雄、侯家聪、常委唐光远（县简师学生）、梁新远（小学教学）、陆启楠（商业干部）吴光尊（学生）。在“庆祝”大会上，到会祝贺的有县革委副主任荣仕杰、县人武部副部长邓明月等，他们对县指挥部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坚决支持”7月2日，独峒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梁日贤、副指挥长陆大清、覃平安（均大队干部）、申卫华（供销社干部）。在“庆祝”大会上枪杀了吴包德、韦定求、韦定谋、吴志标、欧红卡5人。同日，八江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选出指挥长韦仕通（税所干部）、副指挥长王大维（大队干部）、在庆祝大会上杀害了杨焕杰、王美辉、杨正仁、杨永福、吴家邓、杨家保6人，7月5日，同乐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指挥长粟家玉、副指挥长杨老共、贺老忠（均系大队干部），会上确定杀害8人。因易显斌、李通华直人知情逃跑了。在“庆祝”会上只杀害了龙文敏、龙永德、石玉胜、粟甫树生、张家福、龙雨怀6人。
所谓“丹洲7·5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后，县革委、人武部更肆无忌惮地号召杀人。7月10日。县革委常委会上谈到全县已杀80人时，县人武部副政委庞积善讲：“杀几个四类分子没什么了不起。三江是和平土改地区。反动势力基础雄厚。……对四类分子杀的还不多，只缺乏个手续”。人武部科长冯景春讲：“杀几个四类分子完全应该”。7月10日，丹洲公社“庆祝平息丹洲反革命叛乱”和“庆祝丹洲公社工农兵保卫红色政权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长熊科（公社企办职工）、副指挥长王廷甫（大队干部）、政委李德英（食品站负责人），大会上，一次杀害周汝章、何娩玉、周益民、林从新、覃瑞忠、杨振启、骆章茂、梁太福、黄立强、蒋品文、郑继芳、罗利娟、郭璇乙（教师）、黄友益、骆有刚15人，其中骆有刚才13岁的小学生。为了“铲草除根”也被杀害（其父、兄4人已先被杀害）。致此，骆有刚一家男性全部杀光。不久，又将参加派性活动的公社公安员韦祖超也公开枪杀。
7月12日，县革委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汇报会，会上统计杀人已达112人，戴纯余还讲：“要相信贫下中农，他们是天然的革命派，不要对他们定什么框框，放手让他们干！”县人武部政委郭宏声在15日总结会上讲：这次革委主任会议，学习、交流了经验，为下一步刮台风打下基础。又把乱杀人的妖风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勇伟公社副主任、人武部长梁日忠回公社传达后，组织一个“7·3布告宣讲团”，由公社副主任侯正宗为团长，分别在高安、勇伟、洋溪3个片召开杀人大会，19日高安片枪杀了李文显、吴老堂、王庭刚、韦家荣、姚老尚、王炳西、王奶炳西7人，25日在勇伟片枪杀了荣奶恩荣、王甫秋金、伍甫述太3人，30日在洋溪片枪杀了许坤生、秦保栋、彭发恩、张惠国、伍全德、张茂华、张瑞文7人。7月16日，林溪公社工农兵指挥部成立，在“庆祝”大会上一次枪杀石成印、廖连山、周本昌、麦天月（女）、冼禄廷（湖南人）、陈祖英、吴发轩、吴奶玉娃、吴启明、杨彦辉、杨再杰、杨才木、杨祖云13人，枪杀后男女埋做一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后，死者家属每途清明去扫墓，都强烈要求拿凶手去跪、打。1985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经政府出面协商将尸骨分开埋葬，才消除不安定因素）。7月17日，良口公社成立工农兵指挥部，公社干部粟德群任指挥长、小学老师杨日平、大队干部韦玉秋任副指挥长。在“庆祝”大会上枪杀了杨文同、吴秀文、杨代椿、梁凡禧、杨亚东、郑洪华、石怀光、郑力志、左伯荣、粟老二、陈甫林坤、陈玉光12人。
8月5日上午，县革委副主任荣仕杰在传达柳州军分区抓促指挥部召开的电话会议精神，强调当前的任务：“办好学习班，把十二级台风（杀人）刮得更猛”。
8月份，主要是大队、生产队或以片成立贫下中农指挥部”、“抓阶级斗争领导小组”成批杀人，是全县乱杀人的最高峰。
9月12日县革委常委会上。负责搜集杀人进度的人武部军事科长阎善祥汇报：“目前，我县杀人是较多的，占全地区第三位，上报的杀人数是400多人，实际可能有600多”。县革委常委才研究，要刹一下“台风”了。发下一个《不准乱抓、乱关、乱打、乱杀、乱定成份、乱没收、乱分配的通令》大批杀人之风才基本停止，但八江、富禄等公社仍对所谓边远山区大队“死角”进行“补火”，故杀人风到11月底才真正停止。
据统计：在“文革”期间，被杀害的无辜群众954人，其中被迫自尽182人。
“文革”使三江遭到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这场大肆滥杀无辜的严重违法犯罪事件，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进行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那些被派性冲昏头脑的人，以人划线，无限上纲，动辄扣上“反革命”帽子，随意杀伐，美其名曰：“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三江根据党中央、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对三江的一批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如：所谓“杨光槐反革命组织”、“丹洲反革命暴乱事件”、“反共救国团”、“五·一六”等冤、假案和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牛鬼蛇神”的100多名干部、职工都下达了《平反决定书》，为这些受害的干部、职工、群众进行平反昭雪。对被迫害致死发给丧葬、抚恤费421042.50元，其中企业自理9600元（平均每个死者411元），对被打伤、致残适当补助共27250元。对死者遗属中的孤老、孤幼、孤残一次性补助47人共36622元外，并归口划归民政部门按正常社会救济对象定期救济40人（孤幼救济至18岁止，孤老、孤残救济终身）。对查抄财物损失补贴90908元。对被害干部、职工子女照顾安排就业48人（其中：发证后去读书毕业安排2人）。遗属普遍感到满意。
对“文革”中乱杀人问题，由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根据党中央、区党委“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指导思想，采取“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方针和“坚持稳妥，适可而止”的精神，对那些亲自组织、指挥、杀人的12名严重违法犯罪分子判处徒刑，判处县粮食局干部杨奇13年、信洞大队干部肖木华8年、良口公社布糯大队党支书阳庆荣10年、勇伟公社武装部长梁日忠5年、和里小学副校长（良口小学教师）杨日平4年、林溪公社武装部副部长姚荣杰11年、县供电公司秘书（文革对丹洲公社企业职工）熊科8年、丹洲大队干部汪元清3年、斗江公社丘冲大队民兵营长覃启恩3年、古宜镇居民杨世通4年，独峒公社八协大队覃平安5年、县粮食局职工吴仕均5年。被开除公职的有扶平小学校长（扶平大队干部）梁日华、桐叶小学教师（桐叶大队党支书）覃继斌、水电服务公司工人曹骏台等3人。全县处理1011人，其中国家干部269人，工人40人，农民696人，居民6人。开除党籍583人，留党察看124人、严重警告58人、警告36人，行政上开除留用32人，开除公职3人，开除干部队伍安排为工人37人，记大过12人等。
经过“处遗”，被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了过来，无辜受害的干部、群众得到了平反昭雪，安定了人心，消除了隔阅，稳定了局势，增强了团结。政治局面越来越好，我们应该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坚定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政策，为三江脱贫致富，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四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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