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9-21 作者：[待确定]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区劳动局也和全国所有的单位一样，遭受劫难，领导干部受到迫害、批判斗争，群众被分裂和排斥，各项工作处于瘫痪，组织上陷入混乱。实录10年的灾难，总结10年浩劫中“左”的危害和历史教训，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遗”成果，并以此教育当代，告诫后代。为此而编写《区劳动局“文革”大事记》。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并以区党委四届八次全会通过的广西“处遗”总结及《关于“文革”以来广西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讨论提纲）为指导，并力求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木来面目客观地加以记述。
《区劳动局“文革”大事记》记载了10年间发生于局内的政治大事，也纳入了“文革”前后与“文革”紧密相连的政治事件。
《区劳动局“文革”大事记》是根据10年里的各种文件、报告、会议记录，同知情人座谈回忆及“处遗”中对某些事件的专题调查等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力求存真求实去粗取精，按事件发生的时问顺序先后编写而成。由于事过境迁，某些事件又缺乏详实的文字档案记载，错漏在所难免，有待更正。
中共广西区劳动局党组1987年9月21日
4月， “文化大革命”前夕，区劳动局（含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简称安办，下同）共有职工83人，其中：干部78人，工人5人。局长：田子进；副局长：成鉴、都振伦；办公室副主任：何醒予、陈真；计划处副处长：于金生、王作民（兼管调配处工作）；工资处副处长：莫可量；劳保处副处长：王世波；安置办副主任：姜烈。
4月中旬，区计委决定在区劳动局开展面上“四清”派出以谢之雄（区计基建局局长）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区劳动局，工作组成员有陈湘光（区计委处长）、俞定远（区成套局处长）等，对面上四清运动进行领导。
8月24日，“四清”工作组改称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区劳动局成立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简称“革筹”），由俞兵（副科长）任主任，易林茂（科长）、莫文光（副科长）任副主任，委员有：刘忠民、蔡科德、刘德霖、向鹏程。开展“破四旧、立四新”，批判“三家村”，上挂下联，对李力迈的戏剧评论文章进行批判。在“横扫－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时批判了成鉴（副局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批判了王志成的干部路线和作风等问题。
9月中旬，为防止社会上红卫兵的冲击，机关成立“赤卫队”，队长：刘志宽，经管：易林茂，队员：本机关“四清”运动积极分子都参加了。
9月底，派基层搞“四清”运动工作队的干部回局参加“文革”运动。这些同志回来后，发现仅批判王志成的干部路线，不批判何醒予的干部路线，而不满，提出把何醒予也要揪出来批判。同时对何的作风也进行揭发批判。
10月，在区人委大楼按照分区在四楼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大造红色海洋。
11月，工作组被批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筹”小组成员也受牵连，工作组检讨后撤出劳动局。
12月，社会上刮起经济主义风，“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的部分合同工、临时工把成鉴副局长抓去，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印发“江青讲话”5万份散发，二是要求复工（合同期满已辞退的）和转为固定工人。
1月，南宁市“工人造反总部”头头熊一军和张茂光，结合区劳动局内部人员夺了本局的印章。“工总”派张茂光为驻区劳动局代表，与局内刘忠民（科长）共同掌印。
3月，劳动局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由都振伦任组长，小组成员有王作民（副处长）、莫可量（副处长）、戴志坚、黄兵一、林德湖（以上是处室干部代表）、蒋作富（军代表）等。
4月，大批工人上访，要求解决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处理各种受“迫害”的案件等。区劳动局不能正常办公，只好把7、8个办公室作为接待室，分别接待上访工人。与此同时，还派人到区党委群众接待站工交组负责接待工人上访。
4月，劳动局成立“天翻地复”战斗兵团，兵团负责人（勤务组）有刘忠民、卢如恬、席清林、占静民、徐泛舟等。局内多数干部参加这个兵团。
5月，伍、贺、霍《“四·一九”声明》发表以后，社会上群众分成两派，即“支韦”派、“支伍”派。“天翻地复”战斗兵团内部因观点不同而分化，一部份人另成立“红五月”战斗兵团。兵团负责人有黄兵一、占静民等。从此，两派组织分别参加社会上派性活动。
某月，“天翻地复”战斗兵团以抓“中统特务”为名，下令通辑（发传单）离开机关到“4·22” 派据点去的干部王志祖，王见到通缉令返回机关后被抄家（未抄走什么东西）。
8月，贯彻《“七·三”布告》后，社会上掀起清查“反共救国团”运动，局内少数派的黄兵一、马明忠、张月明、占静民等被怀疑受审查，结果查无实据，子以否定。
8月，王作民（副处长）被诬陷为反迫害联络站“4·22”黑高参而遭受挂牌游斗。同时又被抄家，但未抄走什么东西。
8月21日，区“革筹”批准区劳动局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由成鉴（副局长）、于金生（副处长）任副组长，成员有刘忠民、席清林；同年12月18日增补姜烈为领导小组成员。任务主要是搞斗批改。
8月30日，都振伦家里的一只狗咬伤了卢如恬的小孩（熊 ) ，卢认为都搞报复，在徐泛舟等人的支持下，对都进行挂牌游斗，并抄了都的家（未抄走什么东西）。
9月5日，以怀疑班峰私藏枪枝，参加“反共救国团”和搞投机倒把等罪名，而对其作隔离审查。
9月，区革委会要求各厅、局组成业务组，具体负责本部门的业务工作。派到劳动业务组工作的有王世波、吴德芬、陈斌；派到安置办业务组的有曾昭武、莫文光、杨琼玉；进驻区劳动局的军代表张端龙也参加业务组工作。
10月，区革委会在区体育馆召开批斗伍、贺、霍、谢、袁大会，王作民被抓去批斗。
11月，区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五大队（计划战线）成立，区劳动局定为第三连。
一、大队组织机构：政委：徐瑞林（区计委主任），政委：王庆（区统计局处长）、席清林（区劳动局科员）、大队长：赖其正（区成套局局长）。
二、三连组织机构：指导员：成鉴（抓总、兼管业务子），副指导员：于金生（抓专案、运动）、蒋作富（军表），连长：刘忠民（抓专案），副连长：席清林（抓运动）、姜烈（行政、生活）。
五大队成立后，各连干部都集中到区直机关保育院分部（现在天桃路国防工办院内）办学习班，专搞“斗批改”。
12月，三连（区劳动局）不予编队的干部名单是：田子进、都振伦、何醒予、陈真、莫可量、王作民、林德湖、莫兵一、王志祖、班峰、李漪萍、江得营、黎经啸。
l月，区劳动局革命领导小组以叛徒、特务、走资派、汉奸、历史反革命和其他一些罪名，对都振伦、林德湖、王志祖、王作民、莫可量、肖山、江得营、黎经啸、田子进、何醒予、陈真、黄兵一、班峰等作立案审查。
1~10月，三连搞“斗批改”学习班，重点是审查和批斗干部，凡是立案审查的人，有的进行了背靠背专案审查，有的面对面批斗。当时分工是：一班批斗王作民，二班批斗田子进，三班批斗都振伦，四班批斗何醒予。集中批斗会由于金生、刘忠民、席清林等轮流主持。凡属批斗和隔离审查的象，都没有行动自由。开始，星期六晚、星期日或其它假日都不能回家探望家人，后才改为1个月准予回家探望2次。家属送东西来要经过检查，对批斗对象强制劳动，挨批斗的人一站就是3、4小时。
5月26日，区劳动局革命领导小组作出《关于对王志祖参加中统特务和三青团问题的处理意见）上报区直五大队，其处理决定是：王志祖属于特务份子，但从宽处理，不给戴特务份子帽子，只给予开除共青团团籍的处分。
8月16日，经区直五大队整建党领导小组批准，三连（劳动局）成立党支部。支委会由成鉴、于金生、席清林、莫又光、王世波、刘忠民等人组成。成鉴任支部书记，于金生、席清林任支部副书记。莫文光、王世波、刘忠民为支部委员。
某月，区劳动局机关党支部吸收刘德霖入党。
10月9日，区革委决定撤销各厅、局、部、委、办，区劳动局干部去向问题，经局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留在革委会工作的8人，其中王世波是副处长；下放基层锻炼的20人，其中姜烈是副处级干部分配到桂林风动工具厂任革委会副主任；送到区“五·七”干校的12人，其中陈真、王作民、莫可量等3人是副处级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去搞“三分之一”21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有成鉴副局长；送到区斗批改办公室办学习班7人，其中负责搞专案的4人，即于金生（副处长）、刘德霖、蔡科德、李石林；审查对象3人，即局长田子进、副局长都振伦，一般干部肖山；放留守处5人，其中处级干部何醒予，原定去武鸣学习班审查，因病不能去而留下，送到茅桥监督劳动的5人，即江得营、王志祖、李漪萍、黄铁、黎经啸。
11月23日，区直五大队三连党支部《关于对黄铁隐瞒伪三青团分队长职务和重婚错误的处理报告》支委会研究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黄铁的错误是严重的，就其性质来论是敌我矛盾，又犯重婚错误，应划为历史反革命，但可以不戴历史反革命份子帽子，开除党籍，撤销副科长职务（按科员使用），工资由行政17级降为18级，同意此意见的支委三人；
第二种意见，主张不划不戴，只给予留党察看2年，撤销副科长职务（按科员使用），工资由行政17级降为18级，同意此意见的支委三人。
注：1971年2月17日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批准，留党察看1年处分，行政由副科级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17级降为18级。
11月30日，区直五大队革命领导小组批复：同意区劳动局革命领导小组意见，开除王志祖团籍，不戴特务份子帽子。
12月，劳动业务组工作人员调整，吴德芬、陈斌调出，另派席清林、赖健全到业务组工作，同事又临时成立一个轮换工办公室，由刘忠民、开里、刘志宽等参加办公室工作，下厂矿搞调查研究。
1970年至1971年区劳动局机构撤销
2月，区革委会决定成立区民政劳动局，局长孙立民（代表）、副局长陈岸、（4月18日区革委会任命）、邹优宁、都振伦、郭梅等（任职日期查不到）。暂定干部编制20人。
4月15日，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政工小组批准，区民政动局成立党支部，任孙立民为支部书记，王世波为支部副书记，张瑞龙、李福深为支部委员。
6月26日，区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区民政劳动局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由孙立民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郭梅（区体委政治部主任，未到职，72年3月从武鸣学习班调来）、都振伦（72年11月从武鸣学习班调来）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另据孙立民说：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政工小组口头通知，陈岸参加党的核心小组为成员。
8月18日，区革委会决定：成立区革委会劳动局，编制27名，其中：干部24人，职工3人。
局长：（缺）；副局长：王世波（区劳动局副处长）、郭梅（区体委政治部主任，从武鸣学习班调来）、都振伦（区劳动局副局长，从武鸣学习班回来）、成鉴（区劳动局副局长，73年12月2日由区机械局调来）；办公室副主任：刘忠民（区劳动局科长）；副处长：莫可量（区劳动局副处长，73年12月19日从柳城“五·七”干校调来）、林远晖（区统计局副处长，从玉林地区五金站调来）、党德全（南宁电厂代厂长，从武鸣学习班调来）、席清林（区劳动局科员，73年9月提升）、张瑞龙（为军代表，解放军某部参谋）。
5月29日，区党委决定：同意区革委会劳动局成立党组，由王世波任党组副书记、郭梅、都振伦、成鉴任党组成员。
10月，郭平任区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从区民政局调来）。
7月18日，林远晖由副处长升为处长。
9月16日，区党委任曹德春为区劳动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
11月8日，区党委任王世波为区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
3月3日，肖文成任区劳动局办公室副主任（从33700部队转业来）。
5月28日，区组织部同意任郭平为局党组成员，并从办公室副主任提升为主任。
1979年2月8日，区计委党组批复区劳动局党组：关于怀疑林德湖是否自首变节问题，应取消怀疑。
1979年3月13日，区劳动局党组改江得营1958年被错误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恢复工资行政17级，分配适当工作。
1979年5月23日，区计委党组批复区劳动局党组改正李力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决定，回复李力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副科级干部和工资行政17级（从1978年10月起执行）
1979年6月2日，区劳动局党组决定撤销罗佳义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
1979年8月13日，区劳动局党组决定撤销区监委1958年6月7日对张剑秋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1979年10月15日，区劳动局党组改正占静民被延长党员预备期1年的决定，按期转正，从1957年10月起转为正式党员。
1981年12月23日，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复区劳动局党组，恢复张国用副处长支付和原工资级别。
1983年7月16日，区劳动局党组对黄铁问题的复查，研究决定：仍维持黄铁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不变；撤销由副科级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17级降为18级的处分，恢复副科级，从1980年7月起按行政17级发给工资。
1983年12月19日，区党委组织部批复区计委党组，同意为王作民平反恢复名誉。“文革”中被诬陷为伍修集团，多次批判，挂牌游斗，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应进行平反，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一律推倒。
1983年5月18日，区党委“处遗”领导小组批准区劳动局成立“处遗”领导小组，由成鉴、彭浩、莫可量组成，成鉴任组长，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有开里、冯果、黄芳、刘贤明、郑印俊。
1983年7月23日，增补王作民为区劳动局“处遗”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1983年8月8日，区党委机构改革人事安排领导小组同意，增补彭浩为区劳动局“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增加工作人员马春光、马连祥、朱锐岚、韦琼据、刘纪元、蔡科德、贲履明、石自英等8人。
经过前后3年的工作，完成了本局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任务：
（一）通过“处遗”，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对平反冤假错案，以局党组名义正式行文予以彻底平反的有班峰、王志成、肖山、王志祖等；属于区党委管理的干部田子进、都振伦等，也建议区党委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书誉，推翻强加给的一切罪名和诬陷的不实之词。
1982年1月22日，区党委关于田子进政治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区党委1973年1月3日定田子进同志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 ，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区党委1979年3月l日至1950年3月2日对田子进政治历史问题作的审查，复查结论和处分决定”。因错案扣发的工已补发3600元。
区党委1987年2月1日桂委会[1987]19号文件定为都振伦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都振伦的一切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文革”中所形成的材料，按中央组织部的有关规定进行清理和处理。
（二）通过“处遗”，对在“文革”中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理，列入清理的人员中，均在“说清楚”之后，就此了结，未受党纪政纪处分。
（三）通过“处遗”，全局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从而充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相反，它只能给人民造成混乱和灾难，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到产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中共广西区劳动局党组1987年9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六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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