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9-23 作者：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巴马瑶族自治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编写我县《“文革”大事件》是根据区党委处理我区“文革”遗留问题的有关决定着手的。1983年，我县县乡相应成立了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及办事机构，共抽调374人组成“处遗”工作队，对全县“文革”期间所发生的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处理。
我县是广西十年内乱的重灾县之一。据统计，全县被迫害致死1287人，占当时总人口的0.72％，其中，国家干部、职工104人（县级2人，区级4人，一般干部42人，教师34人，工人22人），农民、居民和学生1183人；造成经济损失125820元。造成这些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不法分子打着“革命”的旗号，高喊“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口号趁机胡作非为造成的。
在“处遗”中，经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核实，从政治上给受害者平反4743人，推倒过去强加给的一切不实之词。全县发给死者遗属丧葬费、抚恤费以及发给伤残补助费、生活困难补助费、房屋修建费等各项费用共87万多元；回收复职的干部、职工34人；给子女顶职72人；恢复非农23户58人。
全县立案审查674人（其中干部192人，工人52人，居民、农民431人，党员594人，非党80人）。经查处后给予各种纪律处分634人，其中党员干部130人，非党干部42人，工人党员22人，非党工人24人，农村党员411人，非党农民5人；追究刑事责任，批捕22人（已自杀一人，外逃2人），已判刑19人，开除公职4人，开除党籍379人，留党察看85人。
“文革”期间，全县发生“羌墟剿匪”、“下乙惨案”、“兽医站武斗”、“料屯武斗”、“全县中小学教师斗批改学习班”、“所略万人批斗大会”等6起比较大的事件。由于人手少，时间紧，现仅编写“下乙惨案”、“全县中小学教师斗批改学习班”两件，地委代写“羌墟剿匪事件”共3件。
编写《“文革”大事件》的原则，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执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尊重历史事实，站在公正的立场，客观地加以记述。其材料来源从县档案馆和“处遗”存档资料中收集整理。由于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遗漏，请指正。
1968年4月，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巴马县羌墟区乙墟公社下乙屯发生了一起由派性武斗发展到动用武装民兵包围，造成烧杀的惨案。当时下乙屯46户223人，被杀害的有30户56人，占25.1％，其中地主分子4人，反革命分子2人，其他农民群众50人；男的43人，女的13人，死难者年龄不满一岁的幼儿3人，60岁以上的老人8人。全屯46户140间房子，被烧毁44户133间，估计财产损失约7万多元。围攻过后，幸存者流散他乡，整个屯荒无人烟。
1968年春，由于派性恶性膨胀，乱杀人的事件在一些地方陆续出现。当时，乙墟公社的干部群众大部分都参加“联指”派，而该公社下乙屯的大部分群众则参加广西“四·二二”巴马“五·一二”派。县革委成立后，该公社“联指”派仍从派性出发，对下乙屯的群众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思想上形成了对立情绪，恨不得一口吃掉对方。正在这时，下乙屯贫农韦庆辉等人出卖小队的集体耕牛，公社干部正好找到了出气的机会，当即把韦拿到公社批斗后送县公安局要求法办，但因“犯罪”不足，第二天公安局把韦放了回来，至此，敌对情绪更加紧张。韦庆辉回家后，为防备对方可能的突然袭击，同屯里的“五·一二”派群众在屯周围搞竹围墙，然后在屯前的路口处插上一块牌子，上写“上门武斗，自备棺材”8个大字。4月4日，公社原定以集中四类分子集训为由，当天要杀包括下乙屯韦庆芳、李卜林在内等七人，因韦、李有疑心而不到公社报到，当天只杀了5人，韦、李得以幸存。对此，公社干部非常恼火，同时，他们根据区武装部平时在一些会议上的批评指责和怂恿，促使他们向下乙屯采取“革命行动”的决心，武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4月7日，出席县“双代”会（工代、农代）回来的公社文书覃德强（“联指”派头头、公社负责抓总）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公社党支书覃桂光、主任覃炳福、会计覃延秀以及覃凤章、唐奇规和公社全体党员、小队队长。与会一致认为，可借口抓四类分子，调动民兵进行围攻，拔掉他们的围墙，然后吃掉对方。此时，覃德强又获悉苏汉（县体委干部，“五·一二”派观点）带人进下乙屯，围攻的理由更为充足，会上还分析认为，下乙屯制造凶器，有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可能还有解放前的枪支未交完，而乙墟公社只有5支好枪，十多支粉枪，武器装备不足，如果贸然进攻，自己可能会吃亏。覃德强鼓动说：“区武装部已讲过，要向四类分子实行专政，如果力量不足可以借其他公社兵力支援”。会上决定：一是借用羌墟、洪筹、健康、古龙公社武装民兵来支援；二是各生产队筹粮解决外来民兵吃饭问题。散会后，覃德强留公社干部下来研究，覃说：“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越快越好，时间长了走漏消息，会造成被动”。当时有人讲，这样大的行动，又调其他公社民兵，要请示区府才好行动。覃德强说：“区我已请示过，莫建义（武装部干事）同意了，但他说区府不好出面，由我们自己去通知”。4月8日早上，覃德强派蒙有全、覃桂辉、覃殿文分别去羌墟、洪筹、健康、古龙等4个公社通知民兵求援。临走前，覃桂光还交待蒙有全、覃桂辉去通知时顺便进区府请示一下。蒙、覃两人到羌墟公社通知民兵营长谭金胜后，即进区府找到武装部副部长黄正业。蒙说：“乙墟公社决定明天要攻打下乙，覃桂光给我们两个通知羌墟、洪筹公社的民兵去支援，特来向你们汇报请示，并要求派一名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员”。黄正业点头默许后，找部长卢金珊商量，两人一致意见，推荐健康民兵营长谭宗汉为围攻总指挥，蒙有全、覃桂辉就继续前往洪筹公社去了。
4月8日下午，羌墟、洪筹、健康、古龙公社的武装民兵125人陆续来到乙墟。当晚由覃德强主持召开各公社民兵领导人紧急会议，研究成立作战指挥机构和作战布署，选谭宗汉为指挥长，覃德强、韦标德（洪筹公社民兵营长）为副指挥长，覃桂光、覃凤章负责后勤工作。作战布署是：健康、乙墟民兵负责正面进攻，古龙守下乙右侧，洪筹守左侧，羌墟守屯的后面，9日凌晨发起总攻。会后各路民兵由唐奇规、蒙有英（老师）、覃炳福、覃德强带路进入阵地，对下乙形成了包围。
4月9日天刚蒙亮，各路民兵在谭宗汉的指挥下，向下乙发动进攻，由覃德强叫覃太阳、韦标德先向下乙屯喊话说：“贫下中农”、“五·一二”派的同志们，为了搞好大联合，请你们将屯里的四类分子和外来的人员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我们民兵就进去搜查。我是韦标德，当年攻打都安六也是最猛的游击队员，再过半个小时不交出来，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了。半个小时后，屯里没有反应，谭宗汉命令“联指”民兵发起冲锋，健康民兵蓝英华先越墙进屯，被屯里的“五·一二”派组织打出自卫第一枪，蓝中弹受伤倒在围墙内，围攻的“联指”民兵即退了下来。不久，羌墟商店苏延俊（现法院干部）和健康民兵连用机枪掩护，派黄锦锋、覃秀权将蓝抢救出屯，途中又被屯内开枪击中，黄被打死，覃被打伤，谭宗汉见攻不进去，命令民兵后撤，至此，进攻停了下来。由于攻不下，又被打死、打伤人，副指挥长覃德强便慌忙地叫覃桂光打电话向区武装部长卢金珊汇报，覃在电话里说：“下乙已打死、打伤我们的民兵”。卢问：“下乙有那么大的阻力？”覃说：“大，打出来的枪声很厉害，都是好枪”。卢听后继续布置说：“你负责通知面上各公社民兵来支援，并向县里汇报”。覃回答说：“我是公社干部，不好直接向县汇报。通知各公社人家也不听的”。卢说：“那你负责通知附近公社民兵去增援，通知其他公社及向县里汇报由我负责”。在覃桂光打电话向区府汇报的同时，指挥长谭宗汉亦迫不及待地派那良公社黄承杰（羌墟供销社临时工）骑马到区府向武装部汇报，卢听了覃、黄的汇报后，亲自向县武装部李彦智汇报两派武斗情况，并要求解决围攻民兵的吃饭问题。李在电话中同意先开乙墟粮站。卢即按李的答复转告了覃桂光，后民兵从乙墟粮库扛走大米300公斤。卢金珊接着派黄正业去下乙坐阵指挥。县“联指”获告急后，于同日下午派了武装连和罗皮民兵乘坐两部汽车赶到下乙，随后果好、常怀、常吉、阳春、那弄等公社的民兵也陆续赶到。至此，围攻下乙的武装民兵从开始的125人增加到300多人，有高机一挺，轻机枪5挺，步枪、粉枪300多支，准备第二次进攻。
4月10日早上7点多钟，谭宗汉以县“联指”武装连为主发起第二次进攻，县“联指”带队农利成首先打3发红色信号弹，接着指挥覃世扬用高机向下乙屯打燃烧弹，民兵也同时向下乙发起总攻，当高机燃烧弹打进去以后，屯里茅草房起火燃烧，里面的人趁着浓烟出来挑水灭火，约10点钟左右，着火的房子被扑灭了，正在这时，县武装连的高机卡壳，阵地上枪声停了下来。中午，县革委常委、武装部副部长李彦智、县革委常委、公安局长庞玉杰，县武装部军事参谋黄福尧等人坐摩托车到下乙视察。一下车，李找覃德强汇报，但找不到，便叫覃桂光到乙墟粮站汇报，覃汇报说：“下乙原来是一个小队，后来分为3个队，分队后，韦庆辉（贫农）出卖耕牛，公社发现后拿他到公社批评，要罚他的款，他不服，我们就把他送到县公安局，第二天公安局就放了他，回来后，他就组织屯里‘五·一二’派把村子围起来，还造凶器，拒绝搞大联合，屯里的四类分子也不服从管制，几次通知到公社集训都不来，同我们作对，所以我们要拔掉他们的围墙，抓四类分子来改造。昨天（4月9日）上午，我们民兵越围墙进屯时，里面就打枪出来，把民兵打死、打伤。”李问：“村里有多少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和四类分子的比例怎样？”覃说：“黄道生、黄卜设等4户贫下中农已被赶出来，里面大多数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李又问：“屯里有多少户、多少人？”覃答：“46户220多人”。李听汇报后，拨弄几下桌上的算盘，就叫覃带他们到旧墟的延同坡（可以望下乙屯）看一看，当他们去到旧墟与卫生站之间的渠道时，守在下乙屯对面盘阳河边的那蕊大队“联指”派民兵覃世合跑来向李汇报说：“那蕊的覃万文（‘五·一二’派）带几百人来增援下乙，已准备过河来，请求派人支援”。李听后说：“你们那边有那么多人，怕什么，如果他们来，这里都是‘联指’派，这帮还不去支援吗？”李还对在场的黄正共、蒙有英说：“你们还不赶快占领制高点，还在这里干什么？”说完继续往前走，并叫他们去找谭宗汉，过了一会，谭宗汉从阵地回来见李彦智，李对谭说：“根据覃桂光的汇报，下乙问题不是什么派性的问题了，而是反革命暴乱的问题，我回去还要把这件事汇报给地区”。随同李彦智观看的军事参谋黄福尧也指着附近的民兵和群众对在场的人说：“我见这些人就不全是‘联指’派的，也有‘五·一二’派的”（意思是说这不是派性武斗）。李彦智接着又对在场的民兵说：“你们这样打成个庇/屁，单靠高机打，你们有多少高机子弹，要几方面配合，你们用火油淋湿碎布包上石头，点火后从四面八方扔进去，他们救得这一边，救不了另一边，不就烧完了吗？”李彦智视察和布置后，当天就回县了。
谭宗汉根据李的指示，重整兵力，指定覃桂光他们去乙墟街上缝组拾碎布，商店职工丘祖贵、杨春生、覃殿文到乙墟商店要得两桶火油，拿到战地后，由健康公社民兵按李彦智的点子办。当天下午6点钟左右把沾了油的布团点燃，在机枪、步枪的火力配合下，从四面扔到下乙的房子上去，顿时，下乙变成了一片火海，全屯46户，烧掉44户，其中高机燃烧弹烧18户57间，火油布团烧26户76间，全屯变成一片废墟。房子被烧后，屯里的人慌乱，纷纷逃往六力屯交界的山沟两侧躲避，围攻的民兵就用机枪、步枪封锁扫射，并步步逼近村子，当冲进村子时，屯里有枪的“五·一二”派苏汉等在无法坚守的情况下，边还击边突围，当场打死县“联指”武装民兵韦文智。由于寡不敌众，“五·一二”派苏汉等人乘虚逃出包围圈，连夜到县城兽医站。民兵冲进屯后，搜捕、乱打、乱杀、乱抢财物。全屯被打死、杀死56人，其中在围攻中被民兵在屯外开枪射击打死9人。打进屯后，被抓获杀害31人（其中集体枪杀6人），外逃出去被抓杀害的15人，自杀1人。杀人手段极为野蛮残忍：一是枪杀，有一个叫做韦卜楼，在民兵冲进屯时，他正在搬线谷往菜园里藏，被区瑶族干部韦建坤在房前下面田坎向他打了一枪，当场死亡。民兵进屯后，抓来一些群众拿到公社关押，第二天有6人被拉去集体枪杀，有一个学生名叫韦庆英，他哥哥韦庆明已被杀，当他听到覃延秀点名要杀他时，他跪下哀求说：“我哥已被杀，我妈妈又年老，请留我一命养妈”。覃凶狠地回答说：“不留啦，不杀你还杀那个？”二是刀杀，拉社民兵蒙元惠在屯前田里把抓到的韦卫兴用大刀把他的头砍断。有一个才11岁的小孩韦日灵，跟屯里的大人逃到屯后停场坡，被民兵覃有高发现，当场用马刀砍杀。三是木棍打死，4月10日天黑的时候，民兵把被抓到的群众押到公社，走到旧墟屯后时，有个年纪78岁的老人韦善光不想走，民兵就用木棍将他活活打死。四是剖腹挖肝，4月10日下午，韦庆辉逃出到屯边10米左右，被民兵抓到吊在芭蕉树上，活活的被剖腹挖肝，惨叫几十分钟才死亡。
在民兵攻进村抓得人后，不论男女，均被逐个搜身，凡是身上带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掳光。还用炸药把韦庆明、韦卫扬、黄道红、陆秀达、韦卫群等五户的墙炸掉，挖地寻找金钱财宝，想发横财。“联指”的民兵打死打伤人命，烧杀掳掠，不当一回事，而他们受伤的民兵还要下乙群众负责医疗费，逼得下乙群众卖了4头耕牛交医疗费。
下乙屯惨遭烧杀的一段长时期丧失了元气，妻离子散，人人处于吃饭不甜，生产无劲的状态。1972年，大队（由原公社改称）又把人多田地少，自然条件差，年年吃统销粮的六表、坡设、那动等生产队的10户53人搬到下乙屯落户，叫做“渗沙子”。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县委于1983年11月组织了有地、县、社干部参加的工作组，对下乙事件作了专案调查，弄清了它的起因、过程及其严重后果，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拨乱反正。对死难者和受害者给了昭雪平反，对死难者遗属进行了抚恤，对被烧的房子、损失的财物，给了适当的补助，生产上给了适当扶持，通过做了细致教育工作，杀人凶手主动上门赔礼道歉，取得受害者和遗属的谅解，一致向前看，增进了安定团结，对那些主要的策划者和参与者，按区党委桂发（83）54号文件给了党纪、政纪处理，县人武部副部长、县革委常委李彦智，在围攻下乙事件中把下乙屯群众定为“反革命暴乱”，给民兵出谋划策，指使民兵用火攻，造成惨重后果，受到了开除党籍处分；原羌墟区武装部长卢金珊，为围攻下乙屯出谋献策，受到了开除党籍、降级处分；原羌墟区武装部副部长黄正业是围攻下乙屯的指挥参与者，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还有覃桂光、覃延秀原公社干部都受到了开除党籍处分。
1968年7月3日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共中央[中发（68）103号文件]即“七·三布告”。这个“布告”针对当时我们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为了在全县教师队伍中全面贯彻“布告”精神，经县革委讨论同意，在暑假期间，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到县城办“第十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7月下旬，县革委教育小组向县写报告，要求利用暑假期间办全县中小学教师“第十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月初，县革委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批准了教育小组的报告。8月10日，又召开了关于“学习班”的筹备会议。会上，县革委常委罗福荣作了具体布置：全县中小学教师“学习班”主要是通过学习中央“七·三”布告，提高教工阶级斗争觉悟，联系实际，开展“斗私批修”、揭开盖子，挖出文教战线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在学习中，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以达到初步清理阶级队伍、巩固和发展大联合，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学习分三阶段：一、动员报告、端正态度、斗私批修、轻装上阵，时间5天；二、围绕学、忆、查、议、访、追、揭、斗、批、管十个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进行大揭、大批、大斗，时间15至20天；三、总结提高，讨论回去做法。会上还宣布：“学习班”按军队建制，全县成立一个营，下以中学、城小、各公社分别成立11个连，连以下共分为28个排。连设指导员、连长、副连长。排有排长、副排长。每个排还配资料员1至2人。
全县中小学教师8月12日到县巴马中学和原县党校集中。8月13日上午到人民礼堂听县武装部政委沙建福动员报告。从各公社远道而来的教师满怀希望在上级关怀和指导下，在学习中开展“斗私批修”、“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便对教育工作有较大的贡献。可在当时极左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他们的良好愿望很快成为泡影。各连、排听完动员报告回去还没认真领会好报告的精神，8月14日上午，县革委接着就召开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和“学习班”的营、连干部紧急动员会。会上，县革委副主任谭耀文强调指出：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接近胜利，阶级敌人越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因此，我们必须把贯彻“七·三”布告放在首位。所以，抓不抓阶级斗争，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学习班”具体领导成员李业良也表了态，说什么“要推翻一个政权，没有革命行动是不行的。如何体现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不要怕乱”。会议还决定于8月16的巴马街日，全城要掀起大批、大斗的统一行动。为了紧跟这个急剧变化的形势，各连干部回到“学习班”住地后，就及时召开骨干分子会议，对来参加“学习班”的842名教职员工进行了分类排队，确定揪斗对象。并于8月16日中午配合县直各单位，从教师队伍中捆绑了200多名所谓“牛鬼蛇神”，给他们挂黑牌、戴高帽押到街上进行第一次大游斗。使一大批多年来忠于山区教育事业人民教师的自尊心大受伤害。
经过8月16日全城统一大游斗以后，使绝大多数来参加“学习班”的教师搞得晕头转向。尽管1966年暑假期间曾经集中县城学习过一个月零七天，当时也针对了十多名教师的一些“错误言论”进行了重点批判，但毕竟只限于所谓上挂下联小规模的“文斗”。而这次却急风暴雨大扫“斯文”，这不仅从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而且更感到人人自危。因此，大游斗的17、18这两天，各连、排的斗争场面，除了少数“骨干分子”上窜下跳，大喊大叫以外，绝大多数教师表现沉默。针对这个情况，营部及时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进行鼓动。从而出现了各连、排19日大批、大斗从上午接连搞到通宵。但沙建福仍认为斗争火力还不够。便于8月20日上午集中全部教师到人民礼堂开大会，沙在会上大讲了巴马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强调要发动群众，再刮“12级台风”，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彻底挖干净。会后，他又深入到“学习班”住地召开连、排骨干会议，强调指出这次“学习班”是结合搞好斗、批、改，对教育队伍中的“坏人”要斗狠、斗垮、斗臭。所谓狠，就要刮“12级台风”，7、8级不成，斗不垮、不臭决不收兵。李业良接着也引用了江青的话说：当前最危险的是“三右”。这次运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首长”一再强调要不分白天黑夜向敌人进攻。
连、排骨干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派人到商店抢购绳子和进行层层动员。营部的一些领导成员也分头深入各连、排推波助浪。发现个别连、排批斗火力不狠的，就把他们的骨干带到所略等连去参观。从而，一场触目惊心的逼、供、吊、打高潮就全面开始了。整个“学习班”的住地，不分白天黑夜，吊打声、哭叫声、呻吟声连成一片。一些教师在批斗中所受的摧残，真是令人目不忍睹。羌墟公社教师覃鼎文和所略公社教师黄汉强，他们在被拉来日夜轮流批斗、拳打脚踢之后，还被用绳子把手脚反绑起来再吊到屋梁上（即所谓“坐土飞机”），然后再由参加批斗的教师把被吊者用力反复向左右猛推，直至磨断吊绳跌到地上砸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受这种“坐飞机”折磨的还有凤凰公社的教师罗永文、韦福康、黄甫权、黄广华，西山公社的黄卷山，城关公社的王金科、覃世康、黄厚荣、黄燕芬，甲篆公社的黄光谋、黄显德、卢光秋等教师。凤凰公社的黄明良（那色小学校长）就在8月29日上午，被用绳子捆绑两手、两脚分别拴到两排床架上铺的柱子上作所谓“五马分尸”而毒打致死的；甲篆公社的教师黄显德被绑一只脚倒吊到屋梁上以后，还被逼供的人用石头、木棒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所略公社的李善昌被几个人把他抬高起来当作打夯机往地上反复猛甩，直至把他甩得不省人事和下身瘫痪；还有梁福维老师被捆绑躺到地上以后，在身上被压上一块木板，然后让人踩在木板上来回走动；县教研室当时参加“学习班”的11人，被批斗的达10人，有8人被斗打致伤，其中农成泰被残酷斗打成聋哑将近一年时间。总之，从8月20日刮“12级台风”到9月25日转入讨论“复课闹革命”这一个多月时间，除了8月26日、9月8日等有6天因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活动或集体参加义务劳动以外，其余整整一个月时间几乎日夜轮流批斗。斗争名目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直至把一大批教师折磨得死去活来。另外，当批斗正在高潮的时候，还有从凤山县被送来的班统纯和罗宗政两个教师，也在“学习班”住地被看守巴凤公路的纠察队拉去枪杀和被从农村到县城开会的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
9月28日，“学习班”暂告结束了。可是根据9月25日沙建福关于“复课闹革命”的布置，在新的学期开始以后，教师队伍还要继续搞好斗、批、改。因此，各公社都把已揭发出来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教师继续集中留在公社，白天派他们去搞体力劳动，晚上继续写检查交待或接受批斗。如甲篆公社就有卢光秋等12名教师被继续留在公社达5个月之久。其中刘德贤、黄桂森老师就是10月份在公社被残酷吊打致死的；苏昌荣教师在批斗中被毒打得不省人事，幸得家属及时冲进会场抬去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卢光秋在批斗中被用开水淋烫下身脱皮发炎腐烂为时一个多月，后来又被拖去活埋吓倒昏迷以后才挖出来。所略公社的莫志文教师从公社拉到各大队游斗，沿途被不明真象的群众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含冤而死。羌墟公社也把一些教师继续关押在公社长达一年之久。特别是对继续追查覃鼎文教师的所谓“巴林反革命黑会”（即追查他曾经在健康大队的巴林山顶组织召开“全民党”反革命黑会）事件，除了覃鼎文受到残酷吊打致重伤外，还有健康大队的覃承宽等5个无辜群众因受牵连而被斗打致死，覃鼎明等两人致残，潘宪良等20多名群众被斗打致伤。此外，还有所略公社的王金科、黄俊斌两个教师先后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抓去关押两年多；王延基、廖炳彰、黄尚英、黄文逸、蒙广升、梁秀全当作敌我矛盾被宣布开除；黄翠金教师被迫害回乡后当作自动离职处理。
1968年8月13日至9月28日，全县中小学教师“第十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巴马教育系统有史以来的一场浩劫。这场浩劫，给全县教育工作者心灵上遭受沉重的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进行拨乱反正，教师队伍在“学习班”期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先后得到纠正和平反昭雪。特别从1983年以来，全县开展“处遗”工作，教育部门对教师队伍在“文革”期间受到的种种迫害作了全面调查，并且按照上级规定的有关政策，对被残酷批斗致死、致残、致伤的分别作了妥善处理。除了1979年已给34名被迫害致死的家属发了各项补助费外，这次又按有关政策规定，补发了抚恤费350元，房屋维修费4600元，丧葬费3369元，亲属抚养费55772元，继续扶养亲属39人，安置子女顶职30人；给被迫害致残、致伤的219名教师发伤残补助费11168元；补发被克扣的工资14244元。对在“文革”中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和一切不实之词的203名教师进行了彻底平反昭雪，并发了平反通知书。对当时参与迫害教师的主要策划者和当事人已责成他们进行深刻检查并给予应得的处分。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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