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9-28 作者：中共宜山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宜山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宜山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是从四清运动末期开始的，经历了三个阶段：1966年5月至1967年3月为造反夺权阶段；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为两派斗争阶段；1968年4月至1976年10月为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和批资批修总体战阶段。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宜山县城先后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武斗，一批干部和群众在武斗中丧生；县革委成立后，发动了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又有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到无情打击，残酷迫害：有的被打致伤致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死、捅死、砸死、敲死、拖死、吊死、淹死。全县11个公社、镇和150个大队及县直6个战线，在10年内乱中，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3196人，被迫害致死的有1355人，占被迫害人数的42.2％。其中：①、干部102人，职工115人，教师43人，医务人员9人，学生15人，居民115人，两岁小孩1人，农民955人。②、两派武斗互相残杀死43人，武斗期间乱抓乱杀死82人；县革委成立后，乱批乱斗乱杀死742人，自杀死417人，下落不明71人。③、1968年4月革委成立到12月，9个月死亡1085人，占10年内乱死亡人数的80％。④、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亡513人，占死亡总数的37.8％，干部和群众死亡842人，占死亡总数的62.2％。在这些被害者中，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队领导人；有夫妻；有父（母）子；有兄弟；有母、儿、孙三代；有怀孕5、6个月的孕妇。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德胜公社竹仓大队覃桂平、桂平妈、覃妈荣（桂平妻）、覃小弟（桂平之子、2岁多）一家三代被关押，覃桂平、桂平妈被批斗敲死，覃小弟被关受折磨回家后死亡。矮山公社大安大队社员韦导成一家兄弟5人，有3人被打死，1人（韦导河）逃到都安后又被抓去活埋，受株连的两个妹夫，1人（石继生，小学教师）被打死，1人（韦俊林）逃回老家挖地洞藏身近12年，1980年元月才爬出地洞获得自由，但其父亲已被打死，其妻已改嫁。流河公社良村大队梁绍同兄弟7人，先后被打死5人，2人因在外地工作才幸存下来。该公社龙潭大队农民吴运筹一家4人被押去参加批斗大会，3人被枪杀，其10岁小儿子吴国全因给被打死的父兄解绳子、喂稀饭，误了归家时间和遇亲人搭救才免一死。北牙公社小学教师朱昆甫和李任远夫妻二人被押上街游斗，朱当场被打死，李被打伤后丢下矿井活埋。该公社保良大队农民覃瑞年被枪击倒后，头颅被砍下，由其妻拎着示众，已怀孕6个多月的黄秀英（党员干部）和杨松琼（小学教师）先后被枪杀和敲死后，杨腹中胎儿蠕动，被凶手踏上肚子猛踩，黄秀英被辱尸、曝尸示众。等等，残忍至极。
在经济上，由于长时间的内乱，党政领导机关和生产班子瘫痪，工作、生产秩序被破坏；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交通中断，居民和一些机关单位房屋被毁坏，群众财物被查抄；农民进城武斗，大量动用国家和集体财物，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了严重损失。
1976年10月，党中央取得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胜利后，宜山县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开始清理“文革”中的遗留问题，着手纠正“文革”中的错误。但，由于当时在区党委关于“广西有一条以韦国清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加上宜山县委“左”的影响及派性还未彻底清除，所以，纠正“文革”中的错误步伐缓慢。
1983年4月，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后，派来了工作组进行督促指导，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成立了由林泽权（县农办科长，处遗后任县委常委、副县长）任组长，张庆池（县司法局局长，后任县委副书记）、韦义杰（县农办副主任，后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副组长，李国贤（县经委副主任，后任县政协主席）、韦明祥（县政协副秘书长）、王治平（县经委副主任）、金安媛（县计委主任）、零兴国（县农办副主任）、周贤倜（县工业局副局长）、江戊霖（县新华书店经理，后任政协副主席）、许树侠（县委秘书）为成员，韦干（县经委副主任）为顾问的中共宜山县委处遗领导小组，抽调5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全面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彻底纠正“文革”中的错误。到1985年12月，历时2年多的时间，经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贯彻“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稳妥坚实，稳步前进”的方针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历史地、慎重地严肃处理“文革”中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做好被迫害人员和死者善后工作。对“文革”期间，遭受迫害的3196人宣布彻底平反，并发给平反证书。对被打致残的441人，发给了伤残补助费14531元。对被迫害致死的1355人，发给了丧葬费和遗属抚恤费、抚养费及生活困难救济费共74万6388元。对被迫害、受株连精简下放128户的296人转为非农业和恢复其非农业人口。安排遗属就业169人。对在“文革”中犯有杀人罪和严重违法乱纪及犯有严重错误的784人（国家干部247人，集体干部71人，工人146人，农民312人，居民8人）进行了坚决地、慎重地严肃处理。其中，对犯有杀人罪的30人（国家干部16人，工人2人，农民11人，居民1人）给予追究刑事责任，绳之以法；对严重违法乱纪和犯严重错误的754人（国家干部231人，集体干部71人，工人144人，农民301人，居民7人）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其中，党员657人（国家干部208人，集体干部71人，工人70人，农民301人，居民7人），开除党籍和清除出党417人（国家干部85人，集体干部50人，工人38人，农民138人，居民6人），留党察看117人（国家干部35人，集体干部16人，工人8人，农民58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严重警告97人（国家干部32人，集体干部2人，工人11人，农民51人，居民1人），警告125人（国家干部55人，集体干部3人，工人13人，农民54人）。非党干部职工97人（国家干部23人，工人74人），开除留用察看33人，撤销行政职务3人，记大过49人，记小过12人。
经过“处遗”，全县50多万各族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得到了拨乱反正，“文革”中的伤痕得到了愈合，发展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促进了“四化”建设。
为了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给宜山县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有个比较系统的了解，更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我们在编写《宜山县“文革”大事记》的基础上将宜山县“文革”中发生比较大的、性质比较严重和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宜山两派斗争》、《乱批乱斗乱打死人事件》、《德胜“2·2”、“2·4”事件》、《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怀远斗批改学习班，5·7干校和批斗韦、周、韦、苏事件》等6个事件编写成《宜山县“文革”大事件》。由于缺乏经验，水平有限，材料不全，遗漏、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彭安仁 彭瑞成 唐建国 李人然1987.9.28
1966年5月中旬，宜山高中学生在江青、姚文元一伙策划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批判的影响下，开展对历史教师李彦福及其歌剧《打靶归来》的批判，揭开了宜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5月25日，宜山县教育科印发《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6月中旬，宜山县四清工作团成立以斐昌世（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书记）为组长，朱惠然（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庆远分团党委书记）、王泽民（宜山县委书记）、王德毛（宜山县副县长）、吴永胜（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庆远分团党委委员、专区医院四清工作队队长）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简称“县文革小组”），并向学校派工作组；7月5日至8日，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召开城镇四清工作队队长和分管学校的队委会议，传达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韦国清《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部署各分团党委成立“文革”小组，集中学校教师搞文化大革命。这样，宜山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从文化教育战线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各中学在驻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或四清工作队的指导下，成立了“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即由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干部和党员的子女组成的学生组织）。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仔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坏蛋”的“血统论”的影响下，“红五类”红卫兵打击、排斥非红五类学生，引起了大多数学生的不满。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后，学生造反浪潮波及全国，宜山高中、县一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起来砸了“红五类”红卫兵组织。新的、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应时而生，成为一股集团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首先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又称“黑帮”）。宜山高中学生在揭发批判《打靶归来》作者李彦福老师的同时，又把大字报的锋芒指向了老师罗圣道、林干芝和学校党支部书记龙卧湘。红卫兵组织建立后，揭发龙卧湘的大字报多得惊人，连龙的蚊帐、锑锅都贴上了大字报。龙的爱人做饭时，揭下了锑锅上的大字报，也遭到红卫兵的围攻和批判。县一中的红卫兵在揭发批判该校校长黄玉书和一些老教师的同时，也揭发了原县委党校副校长韦颖（四清运动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并把大字报贴到韦颖家门上，8月28日，韦颖撕下了大字报，29日上午，县一中、宜山高中、宜山卫校、宜山师范和庆远农中等5所中学的红卫兵联合行动，以现行反革命罪将韦颖拉到县人民礼堂批斗。并印发了《红卫兵通告》。《通告》说：“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正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阿飞流氓以及一切对红卫兵革命行动抱有敌对情绪者：1、不许乱说乱动；2、不许撕革命的大字报，不许阻拦红卫兵的革命行动；3、如有煽动别人进行反对红卫兵者，按反对者论罪；4、如有对红卫兵进行人身攻击或故意刁难者，按情节轻重惩办；5、凡是对红卫兵组织采取的行动胆敢破坏者，红卫兵完全可以采取一切认为必要的行动。怀远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四清小组的授意下，与部分教师一起用大字报揭发黎锦屏（女）等教师，诬蔑黎锦屏宣扬封资修黑货；引诱学生与其发生两性关系；攻击毛泽东思想等等。学校四清小组根据大字报的揭发，先后组织教师对黎锦屏进行了两次批判。8月30日，红卫兵负责人何九四（后改名何文革）等人组织红卫兵对黎锦屏进行第三次批斗。会上，要黎承认大字报所揭发的“罪行”，强行给黎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宣布第二天押黎去怀远街游斗。黎忍受不了冤屈和凌辱，于当天停晚投河自杀身亡，成了宜山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8月下旬，宜山卫校、宜山师范、宜山高中和宜山一中等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在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下，先后印发了《砸烂旧世界》的通牒：（1）伟大领袖毛主席像及毛主席语录，都要挂在显眼的地方。（2）凡有房地产者，有拿定息收取房租者，从即日起一律不准再拿，如有违者严肃处理；资本家应立即下放农村改造。（3）立即取消公私合营定息制度，改公私合营为国营；取消单干和一切小摊贩，把单干改为集体经济，把小贩放在农村进行劳动生产。（4）不许再留“飞机头”、“阿飞头”及汤发，如再发现就立即剃光头、不许穿尖头皮鞋、高跟鞋、无带的球鞋和胶鞋；不许制作、销售、穿戴奇装异服，如有违者当场毁了活该。（5）一切稍带封建色彩、散发腐朽的资产阶级气息的人名、地名、校名、街名、单位名及商店牌号，都要改成有积极意义的新名；一切有封建毒素的建筑物立即摧毁。（6）一切服务行业的人员都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不许再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服务。（7）凡为黑书、黄色书籍及不符合革命化的字画、唱片等应立即焚毁，如有违抗，查获后严肃处理；租书摊租书要钱是剥削行为，即日起立即停止出租。（8）凡商店及企业存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商标，一律毁掉；商店不能毁的商品，应退回原厂处理。（9）彻底破除迷信，绝对禁止迷信活动，如焚香、拜佛、算命、卜卦、弄鬼、作道场等；鬼师、道师、巫婆、卜卦算命先生立即把道具、迷信书籍送文化革命办公室，不得延误。不能过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节目，如中元节等。不准任何商店、个人出售迷信商品，如香、纸钱和蜡烛等。（10）不准买卖婚姻，结婚不准要“八字”，不准送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旧礼，不准铺张浪费，违者交公安部门处理。（11）不论任何场所，不许任何人唱黄色歌曲、风流歌，不准谈资产阶级的“吃喝玩乐”，不准讲庸俗和低级趣味的话。（12）照相行业必须把挂有低级趣味的相片毁掉，换上革命英雄人物及革命活动的照片。（13）商店不得出售奢侈品（如香水、高级罐头、高级酒、高级香烟、高级枕头等）及不必要的装饰品。商店应尽量满足工农兵的需要。（14）一切不符合要求的陈设、装饰（包括团体的、个人的）应立即取缔。（15）没有特殊情况的闲散劳动力，要参加劳动改造或下乡插队；各地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对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阿飞之类的人进行改造处理。（16）城镇演员必须下到农村参加劳动生产，几时改造好就几时回来；演员再从工农兵群众中选出来。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17）机关、单位、团体、私人种有的自留地、果树立即归为公有。（18）机关干部的家属，能下农村的下农村参加生产劳动。以前安置回乡生产的干部家属，一律不准回机关长住，如已经来住了的，立即动员回乡，有关部门要做好这一工作。（19）一切牛鬼蛇神、四类分子不得乱说乱动，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监督改造。（20）一切人都应该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若有阻挠、打击、破坏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者，一律当现行反革命处理。同时，穿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扛着“造反”大旗，高唱“造反”歌曲，高喊“造反”口号，成群结队，走上街头，涂写标语，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登台演讲，大造破“四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舆论。他们还走街串巷，进商店，入民宅，到处砸“旧招牌”，抄“旧书”、“旧画”，毁文物、古迹，干涉人们的正常生活，干扰社会秩序等等。在他们的影响下，破“四旧”的浪潮迅速波及全县。
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宜山县委于1967年1月28日和2月27日，先后印发关于公私合营过渡和更改部份大队、街道名称的通知：把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取消定息。将流河公社的白崖大队改为良村大队，纸币大队改为岩田大队；石别公社的龙安大队改为隆安大队，永定大队改为永进大队；矮山公社的太平大队改为东风大队；洛东公社的平湖大队改为枫木大队；祥贝公社的和平大队改为更生大队；庆远镇的民主大队改为东风大队，民主街改为东风街，和平街改为反修街，共和街改为战斗街。后又批准县一中改名为红卫中学，庆远农业中学改名为抗大中学。农村、城镇的人们也纷纷把家庭供神用的香炉等物搬掉，在神龛上张贴毛主席画像和语录。一些自认为革命或想用行动表明自己革命的人，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向东”、“继红”、“永革”等等。
在这场运动中，宜山的黄山俗祠、黄山俗自画像、白龙洞翼王亭、翼王题壁诗等名胜古迹和一些古建筑物被毁坏；许多古典著作、字画被焚毁；商店经营的化妆用品、少数民族用品以及私人的民族服饰等被查抄。仅据当时德胜、祥贝、石别和怀远四个公社的不完全统计，被焚毁的所谓黄色书籍就有7418册，矮山等6个公社还揭发批斗了所谓牛鬼蛇神62人。这股狂热的极左思潮，给宜山各族人民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带来了严重损失。
1966年9月初，在毛泽东主席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的影响下，宜山红卫兵运动从破“四旧”转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锋芒先指向四清工作团和县委，接着又指向“3月黑风”。
1966年8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到京师生的大会上说：“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消息传开后，宜山师范一些红卫兵先后到县四清工作团要求上北京取经。9月8日下午1时许，该校红卫兵组织又派20多名学生到县四清工作团“交涉”承认该校是大专院校，出具证明给296名学生上北京问题。县四清工作团办公室主任费国文对他们说：“同学们要求上北京取经我们是支持的，但要按周总理的讲话办，分期分批去。区党委刚来电话（费错说为电报），说很快就有安排，要求各地师生必须按规定有计划地上北京。”话未说完，一些学生马上轰动起来，暴跳如雷，气势汹汹，有的喊：“这是骗局！”有的说：“要看区党委的电报稿或电话记录，不给看就是有鬼！”有的讲：“周总理只讲分期分批，没有讲明日期，支持革命的给证明，不支持革命的滚开”。有的还说：“陶铸讲‘压制革命者撤职’”。当他们闹得最凶的时候，王德毛前来接见他们。王德毛一进门，一些人劈头就喊：“你来得好，支持革命的给我们写证明，不支持革命的滚开！”王德毛向他们宣传民主集中制原则，讲毛主席关于“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指示，他们听不入耳，大叫大嚷，说什么“现在地委我们怀疑，韦国清我们也围攻，我们只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还讲什么民主集中制？这些都是旧框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他们经过一场轰闹，要挟和威胁之后，有人看到墙壁上有一张毛主席语录，“毛”字写得草一些，于是，他们就借题发挥，指着“毛”字大轰大叫起来，说什么“这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侮辱，我们抗议！”并责令接待站人员当场把语录取下来。当天下午的“请愿”一无所获，晚上7点半钟，这些红卫兵又以“宣读最最重要文件”为由，通知全体师生到学校礼堂集中，由他们“传达”当天到县团“交涉”上京的经过。传达人一上讲台，就抓住传话筒，时而站，时而坐，说什么县团接待人员“狡猾”、“欺骗”他们。最后煽动性地说：“现在我们上北京的阻力很大，这阻力就是来自县四清工作团。我们首先把这个阻力压下去，把它踩在底下。我们一定要上北京，给也上，不给也上，一定想办法把证明拿到手，谁不给证明，我们就炮轰他，撤他的职，罢他的官，拿他去游街。”在“传达人”的挑动下，一些不明真象的学生也纷纷拥上讲台，争先恐后表“决心”：要冲破县团的“阻力”。会上，校文革委员陈??对他们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有人立即叫嚷，不准他再讲下去，把他轰下台来。一个女学生还气势汹汹地跳上讲台，对陈?指手划脚地说：“我们革命不要谁来支持，愿革命的站过来，不愿革命的就滚开！”又在一些人的轰嚷下，组织会议的人，当场宣布撤校文革副主任覃??和委员陈??的职。同时，一些不表态支持他们的教师和学生也遭到他们要挟性的质问。大会进行了2个小时后，有一个学生提议马上行动。于是，会议组织者立即宣布拉队过河，炮轰县团。在阵阵震耳欲聋的密锣紧鼓中，他们手里擎着毛主席像，口里喊“打倒县四清工作团！”“横扫革命路上的绊脚石”等口号，前往县委。队伍进到县红卫兵接待站时，接待人员招呼他们进小礼堂坐下，他们却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我们不要坐。”在一片吵吵嚷嚷声中，组织人通知每班抽两名身强力壮的学生集队去找当天接见他们的王德毛、费国文。这些人一到县团办公室，一位姓孙的同志见他们来势汹汹，即上前询问，并建议派代表商量。他们把孙??围住，说孙??态度粗暴、傲慢，硬拉他到接待站去，要孙?向全体红卫兵和学生检讨，承认错误。随后又把他推进接待室，派两个学生守门，限制其人身自由。在这些学生的一遍骚动后，河池地区四清工作总团卢琦、县团裴昌世、分团杨振宗、县委王泽民四位领导到接待站接见他们，裴昌世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各地学生上京问题的指示，并说区党委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等一两天即有安排。听到这么一说，这些学生又骚动起来，有的喊：“县团刁难我们，阻止我们革命行动，抗议！”有的骂：“县团是牛鬼蛇神，是黑帮，压制革命。”场面混乱不堪。当裴昌世问他们：“你们红卫兵整顿好了没有？经费解决了没有？”有人说：“整顿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张证明。你答应给一张证明就行了，其他问题一概不用你操心，我们到北京，中央和毛主席会照顾我们的。”当裴昌世同意给他们写证明后，他们又有人提出要县团立即宣布处理王德毛和费国文，说他们“压制革命。”闹剧一直演到第二天凌晨2时，这些学生才撤回学校。一回到学校，他们便到处拍门，找总务人员要钱，他们一开口就喊：“要1万元上北京。”学校答复没有这笔钱后，他们又跑到县团接待站找县团领导纠缠，还当着领导的面骂：“你们是什么领导，我们有困难不解决。”这个事件轰动一时，时称“9·8”事件。
1966年9月6日，宜山卫校一些红卫兵到县委门前张贴揭发该校副校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吴周南、教务主任杨成汉的大字报。大字报给吴周南、杨成汉列了8条罪状：①长期以来，仇视党的领导，抗拒党的教育方针，疯狂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②狼狈为奸、抵制、破坏、镇压文化大革命，对写大字报的同学横加迫害。③互相勾结，刁难、打击、排挤、迫害贫下中农子弟达40多人，其中逼死贫农儿子1人，进行阶级报复。④向青年教师、学生大量灌输资产阶级毒素。⑤拒不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瞒上欺下，阳奉阴违。⑥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⑦吴周南跑遍柳州、桂林，收购《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托洛茨基自传》等100多本黑书，用来腐蚀青年；杨成汉以行医为名，杀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及贫下中农子弟达8人之多。⑧吴怀念旧社会，仇恨新社会，1964年国庆节，要学生穿白衣蓝裤，扛白旗去参加庆祝会，1965年国庆节晚会推迟到10月10日，以纪念国民党“双十节”。要求宜山县四清工作团撤销吴周南、杨成汉的职务，严加惩办。7日上午，该校文革委员会召开批斗杨成汉大会，县团派代表参加，并在会上宣布县团关于开除杨成汉出教师队伍、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处分决定。由于没有提及吴周南，又无文件通知，引起一部份师生的不满。下午，该校文革委员会又派人到县委张贴大字报，要求严惩杨成汉和吴周南。在大字报的压力下，县四清工作团于9日下午，印发关于对杨成汉、吴周南处理决定的通知，除仍给杨成汉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出教师队伍处分外，还责成吴周南停职反省。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在这个通知上，把吴周南误写成吴南周，落款又没有日期。
9日晚上8时许，宜山卫校文革委员会召开师生大会，文革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宣读县团关于对杨成汉、吴周南处分决定的通知，接着指责说：①这个通知对吴、杨的罪恶事实仅列一部份，是包庇黑帮分子；②杨成汉是反革命分子，仅开除教师队伍，他还可以利用医生行医，继续进行阶级报复；③这个通知把吴周南写成吴南周，而我校根本没有吴南周；④处理杨成汉的通知书上落款无日期。联想起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在文化大革命中，阻止我们红卫兵下乡和到外地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说我们去串连搭车不买票是“四不清”，这里面有阴谋。这些话再次激起一部份红卫兵和师生对县四清工作团的不满，他们当场起哄，有的指责县四清工作团是“保皇派。”有的高喊“打倒宜山四清工作团”、“炮轰宜山县四清工作团”的口号，有的提出要立即行动，拉队伍到县团静坐请愿。于是校文革主要负责人带领部份红卫兵和师生，敲锣打鼓，高喊口号，气势汹汹的来到宜山县委，要县四清工作团领导对他们提出逮捕杨成汉和吴周南的要求作出答复。县团和县委领导未出来接见和答复他们的要求，他们说是县委和县团领导“玩弄阴谋诡计”，“刁难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为了进一步给县委和县团施加压力，他们又派一些红卫兵到县邮电局向各单位打电话，寻求声援。在他们的煽动下，宜山师范和宜山壮校430多名红卫兵和师生先后来到县委声援。当晚参加这一行动的共有1000多人。他们派人守住县委大门，限制院内人员的人身自由；他们肆意围攻机关工作人员，强迫机关工作人员给他们安装扩音器和高音喇叭；他们时而敲锣打鼓，时而放高声喇叭，高喊口号，弄得整个县委机关乌烟瘴气，不得安宁。为了维护机关秩序，解决问题，县团工作人员韦龙辉出面与他们交涉，要他们派代表协商，摆事实讲道理。他们说韦攻击红卫兵，强行把韦看管起来。县委一位姓曾的同志向他们宣读《十六条》，他们高喊：这是放毒。成千名红卫兵和师生就这样在县委大院内折腾了一个通宵。
10日下午2时许，宜师和宜山壮校的红卫兵和师生发觉参加这次行动上当受骗，陆续撤回单位。卫校大部份红卫兵和师生则上街游行示威，高喊口号，对县团领导不出来接见表示抗议。余下的卫校红卫兵和师生130多人在县委院内进行绝食斗争。后来他们打电话向区党委汇报静坐绝食斗争情况，区党委一负责人表态不予支持后，才于4时许全部撤离。这就是轰动全县的“9·9”事件。
“9·9”事件发生后，宜山县委、宜山县四清工作团有针对性地大量翻印散发《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关于‘8·25’事件真象的公开信》、韦国清被南下串联队打伤和反对“9·9”事件的传单；派出联络员到各学校游说，指责卫校红卫兵到县委请愿是包围县委、包围县四清工作团；利用一些学校的“文革”委员会和一部份红卫兵组织及机关赤卫队，对参加“9·9”事件的红卫兵和师生展开了长达3个多月的政治围攻。宜山出现了“造反派”和“保皇派”的严重对立和纷争。9月10日晚上8时许，宜山师范的部份师生拉着队伍，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去卫校，向卫校“文革”委员会提出抗议，指责卫校“文革”盗用“宜师革命教工”的名义，向全国印发《特急，十万特急呼吁书》是一种政治阴谋。9月16日，卫校“东风战斗队”和宜师“红旗战斗班红卫兵”印发传单，指责卫校红卫兵指挥部和校文革委员会以要求县团重新处理吴周南、杨成汉为名，组织全校师生到县团请愿是借题发挥，小题大作，其目的是有意把斗争锋芒指向地方党组织，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无理取闹。提出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严防政治扒手。宜高“文革”委员会也印发支持县委、县四清工作团的表态书，并带领部份师生敲锣打鼓，高喊“严防政治扒手”、“揪出‘9·9’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等口号，到县委向四清工作团表态，表示坚决反对卫校的“9·9”行动。12月24日，宜山高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表声明，支持卫校“9·9”行动。《声明》说：“9·9”事件是由于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对卫校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吴周南和反革命分子杨成汉的处理马马虎虎，草率应付造成的。“火烧各级党委”、“炮打司令部”是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清除黑线、黑帮的最好方法。广大工农兵起来造旧世界的反，把旧世界打个人仰马翻，打个天翻地覆，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与此同时，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和师生以及一些机关干部、职工也卷入了对“9·9”事件的大辩论。“政治扒手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和“保皇派”等政治帽子满天飞；互相指责、攻击、谩骂之声震耳欲聋；“揪出‘9·9’事件的幕后操纵者’和‘打倒保皇派’的标语满城皆是。”
1966年10月21日，宜山卫校、宜山高中等红卫兵组织在《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影响下，分别印发《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告工农及革命同志书》。传单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压制革命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我们的敌人，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革命群众，把许许多多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个稀巴烂，彻底肃清它的流毒影响。10月22日，宜山高中等学校红卫兵在县体育场召开“宜山地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宣布成立“宜山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11月改名为“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12月16日，该造反司令部在人民礼堂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暨平反大会”。县委、县四清工作团和县“文革”小组的领导李均、王泽民、吴永胜分别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宣布为宜山“9·8”、“9·9”事件以及一切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政治扒手”的红卫兵、干部、群众平反。各群众组织代表控诉了河池地委、宜山县委和县“文革”小组推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的滔天罪行。1967年1月1日至2日，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人民礼堂召开有600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暨平反大会。宜山印刷厂、宜山电厂工人代表和中国科技大学学生黄赛阳上台批判发言，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宜山壮校、柳铁运输学校、矮山公社下维大队等单位代表在会上揭发控诉河池地委、宜山县委、宜山县四清工作团和县文革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李均、王泽民、吴永胜在大会上作第二次检讨，再次承认“9·8”、“9·9”事件是革命的，再次声明给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政治扒手”、“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群众平反。1月22至25日，一些学校的红卫组织又和宜山电厂等单位的群众组织在县体育场和人民礼堂召开批判韦勋尤（县委书记）、苏茵（县委副书记）、吴永胜大会。1月22日，在县体育场由易建忠（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干部）、苏佩华（宜山电厂工人）主持召开的数千人大会上，被通知参加大会的章瑞林（河池地委副书记）、王泽民、罗星鲜（宜山县委副书记）、王鹏（宜山县委副书记）、卢琦（宜山县委副书记）以及县直部委办局的领导，不准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穿军装，被指定坐在会场前边的一角，四类分子和“牛鬼蛇神”被押到会场坐在一边。会上，易建忠和苏佩华等以停电要挟县委开除电厂工会主席傅伟志的党籍。会议结束时，易、苏等人又强迫韦勋尤、吴永胜戴上高帽，将他们和参加大会的领导及四类分子、“牛鬼蛇神”押去游街。尔后，各公社、镇中学的红卫兵和社直单位造反组织也召开了类似大会，批判各公社、镇的领导干部。批判浪潮席卷全县。
随着批判运动的不断深入，机关、厂矿干部职工和街道居民、农村社员也纷纷起来造反，原来的群众组织有的分化改组，新的造反组织不断出现。1967年1月，在上海掀起反革命“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影响下，宜山地区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一些机关、厂矿的造反组织也酝酿开展夺权斗争。他们一方面继续大量书写标语，张贴大字报，印发传单，指责宜山县委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红卫兵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派人收集、炮制和印发王泽民、韦天黎等县委、县人委主要领导的“罪行”材料，指责王泽民、韦天黎是走资本主义道当权派，叫嚷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炮轰县委、火烧县委”，要“油炸、火烧王泽民、韦天黎”，要把“走资派王泽民、韦天黎等斗倒、斗垮、斗臭”，“要把他们掌握的权夺过来”。另一方面，他们还互相串连，四处活动，做夺权的准备工作。他们原定1月26日晚上夺县委的权，由于内部意见不一，这就导致了一部份人提前行动，抢先夺权。元月25日晚上8时许，宜山高中红卫兵谭少国和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从头越”战斗队的易建忠等人率领400多名红卫兵和其他群众冲进县委，他们派人守住大门后，先给人查抄县监委和县文革办公室，抢走这两个办公室的公章，并盖了几张白条，说是验印。接着，围攻县委书记王泽民，要王泽民把县委大印交出来。王说：“这是全县党员交给我的，如果你们不信任我，也得召开党员代表会决定”。谭少国说：“走资派上有盖，下有垫，我现在不是党员，先夺权后入党。”次日凌晨2时许，县委工作人员打电话向县人武部报告造反派到县委夺权的情况，县人武部派副部长李庆余出面做工作，宣布接管县委公章。这时在县人民礼堂参加批判韦勋尤等人的县委机关造反派也冲回县委，指责谭、易等人偷摸夺权，又盖下白条，是骗子。两军交锋直到凌晨4时，谭、易等人才被轰走。同日，县广播站、县印刷厂和河池专区水电勘测设计处也发生了夺权事件。1月27日，县政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行动委员会、广西红卫兵总部河池地区分部等13个造反组织发表《夺权宣言》，宣布从1967年1月27日21时25分起，宜山县政法（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家的党政财权统归政法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此后，其他一些单位和一些公社也发生了夺权事件。这些夺权事件发生后，许多领导干部受到了无休止的批斗。据当时支左部队的汇报材料记载，县委正副书记、县人委正副县长共9人，被批斗的有5人，县直机关54名科局长，被批斗的有12人。尚未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有的被大字报轰，有的被责令写检讨等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正如支左部队3月15日的汇报材料所说的那样：“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阵线被打得七零八落”。造成领导干部人人自危，靠边站。各级党组织和行动机构陷入了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正常的生产、工作无人抓，给生产带来很大损失。仅就全县种植的3万多亩甘蔗来说，往年元月份已收完，但当年到了立春，仅收了1万多亩，还有2万多亩的甘蔗没有收，被霜冻干枯在地里。
1967年1月25日，宜山驻军六五七团由团长庄玉彬、政治处主任董永春和股长、参谋、干事等8人组成的“文化革命战备小组”，介入宜山地区文化大革命，开展“支左”工作。26日，“文革战备小组”开会，作了具体分工，制定了在县委和部门领导干部中识别“革命派”和“走资派”、在群众组织中识别“左派”和“右派”的标准。到2月1日止，他们走访了18个群众组织（当时宜山地区大小群众组织有300个左右），参加了4次群众组织召开的联席会议，接待了6个群众组织的代表，观看了有关的大字报和各群众组织印发的传单，调查了“1·25”夺权（夺县委、县文革、县平反办公室、县广播站、县印刷厂的权）未成功的经过，初步确定“广西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广西红卫兵总部河池分部”、“广西红尖兵总部河池分部”、“广西宜山地区手工业捍卫毛泽东思想指挥部”、“宜山师范毛泽东思想捍卫团”（简称“捍卫团”，1966年10月19日成立，主要负责人有周世奇、李锦如等）、“红政兵团遵义战斗队”、“红政兵团驱虎豹战斗队”、“革命建工星火战斗队”等8个群众组织为“左派”组织；“红政兵团七一战斗队”、“宜山红卫中学卫东彪战斗队”、河池卫校的“红旗大队”、“商业系统职工联合总部”等5个群众组织为“保”字号组织；“红色建工造反队”、“红铁兵”、“鬼师道造反队”等3个群众组织属于反革命组织。2月1日，“宜山驻军支左办公室”成立（设在县人民武装部内）。主要人员有二三一工地（广西第二广播电台）教育员季德春、宜山驻军三十二野战医院副院长房凤举、宜山驻军六五七团团长庄玉彬、县人武部政委田家顺等人。支左办公室成立后，继续组织支左人员对各群众组织进行调查，到4月中旬止，先后调查了24个总部113个战斗队（当时宜山群众组织有40个总部426个战斗队）。经过调查，被他们定为“左”派组织的有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赤旗舞广西分部、宜师捍卫团等9个总部和县委的“遵义”、工程队的“星火”、卫校“9·9”红卫兵等45个战斗队。被他们定为右派组织的有职工联合总部、宜山工人分部、供销外贸造反兵团等9个总部和县委的“7·1”、工程队的“红色建工”等27个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的有不怕牺牲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燎原战斗队、钢铁造反兵团等3个组织。对这些群众组织，支左办公室采取“坚决镇压反革命，打击右派，以实际行动支持左派的方针”。3月20日，北牙中学“没有自来红”战斗队和“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在朱家森（没有自来红战斗队负责人）、廖荣生（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负责人）的带领下揪斗该校副校长张克伟，朱家森、廖荣生在批斗中用铁棍把张打伤。事情发生后，支左办公室与县公安局配合，派人前往调查，并依据朱、廖二人对被批斗者非法捆绑、抄家，在批斗会上用铁棍打伤被批斗者；爬窗入室，撬开学校公文柜，强取翻阅机密档案材料等违法事实，于1967年3月28日对朱家森、廖荣生两人实行拘留，并于同月31日以（67）宜公字第一号通令宣布北牙中学“没有自来红战斗队”、“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是反动组织，朱家森、廖荣生是反革命头目。时称“北牙事件”。支左办公室还支持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砸了宜山地区中等学校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总部、宜山红卫中学“文革”委员会、宜师先锋大队等14个所谓“保皇组织”（右派组织）。在夺权斗争中，支左办公室支持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的“左派”组织“红旗”战斗队掌权，对该处的“右派”组织“从头越”战斗队则采取放、揭、顶、进的对策。“放”就是放手让他们跳起来；“揭”就是发动“左派”群众揭发他们的“罪行”；“顶”就是如果他们找到部队来，就把他们顶回去；“进”就是在他们狗急跳墙的时候，部队直接参与进去，依靠广大群众，坚决予以专政。5月初，宜山地区群众组织分化为“打韦”（打倒韦国清）和“支韦”（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两派后，支左办公室把“打韦派”的“联络点”（宜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点）打成“右派”组织，而把“支韦派”的联络站（宜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互相支援联络站）、“联络处”（庆远镇5·25联络处）定为“左派”组织，采取依靠、壮大“联络站”和“联络处”，争取“联络委员会”（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分化孤立“联络点”的对策，使“支韦派”组织迅速发展。3月5日，由造反派（6人）、驻军负责人（5人）和地方领导干部（4人）组成的“广西军区宜山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简称“抓促指挥部”）。刘海荣（县人武部副部长）任主任，罗星鲜（中共宜山县委副书记）任副主任。接着各公社（镇）、大队和县直单位也相应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抓促指挥部”成立后，进驻工厂、学校和一些单位的支左人员，强令解散群众组织，按车间、班组搞联合，同时动员组织红卫兵和机关干部1500多人组成支农大军深入春耕生产第一线。这些做法，特别是部队在执行支左过程中，取缔某些造反组织，支一派压一派，当时被一些群众组织称为“三月黑风”。
1967年3月下旬，自称“北京红代会”的张英斌（又名张志明）到宜山治病。4月中旬，刘鸿春（宜山外贸站工人，张英斌姐夫）介绍张结识宜山地区“红战士”的陈理直（镇工商所职工）、黄明才（地区医院工人）、苏佩华（宜山电厂工人）等人后，张多次参加“红战士”组织的活动，向陈理直、黄明才、苏佩华等人介绍首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说宜山的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造成的，要各造反派采取行动，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大联合，反击这股逆流。之后，陈理直、苏佩华、黄明才通过串连方式召集宜山高中红卫兵谭少国、梁宝球，县农具厂工人李桂金，县糖业公司职工韦颂尧，宜山电厂工人谭伯泉等40多人在房管所开座谈会，会议由陈理直主持。会上，谭少国、苏佩华、韦颂尧等人介绍了县抓促指挥部、本单位抓促小组和驻军支左的情况。最后张英斌说：“我们要联合起来，捅掉县委，搞垮‘三结合’”。这次会议后，谭志球（商业局打字员）贴出宜山高中同心干部队写的题为“炮轰宜山县‘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目前宜山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紧要关头，刘（少奇）、邓（小平）路线还在继续流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正在疯狂泛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被摧残，无数革命组织、革命造反派有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危险。”“宜山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三结合’领导班子是‘三凑合’”。“整个河池地区、广西都是如此，究其原因是有人（影射支左办公室）为‘走资派’撑腰。”号召“革命造反派杀出来。”接着，他们又连续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并提出了建立联络点，确定领导核心；串连造反派，团结中间派，争取群众；互通情报，互相支援，大力支持宜高同心干部队的第一张大字报；放出火药味，杀向社会去，把社会上的火点起来等行动措施。尔后，“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阻力来自支左办公室”、“宜山支左部队是刘、邓工作组”等大字报到处都是，武装部门口和汽车厢档板等地方也出现了“打倒韦国清”“气死保皇狗”、“打倒拿枪的刘邓路线”的标语。晚上部队出动宣传车上街宣传，他们也出动三轮车上街宣传。宜山高中一些学生还到工厂调查整理部队的材料。4月8日，宜高65班学生转抄公布了江青4月4日批评北京卫戌司令部李钟奇的讲话，引起很大反响，很多学生对按班级搞大联合产生怀疑。六十六班学生贴出为什么向解放军提意见，有些人说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按班级联合为什么要解散源来的组织？宜山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冷冷清清等疑问的大字报。并扬言要大乱，要奋起“11·3”的野战旗（“11·3”原是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重新杀到社会上去。接着，“11·3”战斗队重新恢复，“红5·7”、“红六○”、“百舸争流”、“千钧棒”、“红六四”等组织也先后建立，并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5月14日改名为“延安战团”，主要负责人有陈光明等）。红卫兵又重新“杀”上街头，到社会上“闹革命”。5月初，宜高“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的陈光明、谭少国和梁宝球等人为了互相联络、互相支持和统一行动，串连了红卫中学、抗大中学、卫校、宜师等学校的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红卫兵组织，于5月下旬成立了“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简称“联络委员会”或“红革联”，主要负责人梁宝球、周世奇、韦小珠、廖玉珍等）。
1967年5月5日，在柳州铁路局造反组织“工机联”杨联浩等人的煽动下，陈理直、苏佩华主持召开了“联络点”成员会议。会上，杨联浩介绍了柳州“1·30”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并要求“联络点”组织人员前往支援。第二天陈理直到柳州参观“1·30”红卫兵静坐回来后，当晚在房管所主持召开联络点负责人会议，决定7日由陈理直、苏佩华、黄明才、龚承楷（宜师教师）、郑哲全（宜山汽车站工人）带领红卫兵去柳州支援静坐绝食斗争；要求能够去的红卫兵都要去，机关派代表参加，各战斗队回去连夜筹集钱、粮和笔墨、纸张，赶制旗子，做好准备工作。5月7日上午，在陈理直等人的带动下，400多名红卫兵涌进宜山火车站，强行爬上停在站内的二○四次客车和六二次快车。事情发生后，火车站和县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到车上宣传中央的有关指示，动员他们下车，但在陈理直等人的煽动下，红卫兵拒绝下车。为了解决问题，支左办公室要他们派代表谈判，谈判中，“联络点”的代表龚承楷、李锦如（宜山师范学生）提出：①我们去柳州声援和慰问绝食难友是革命行动，你们要支持；②你们要迅速派人护送我们到柳州；③列车晚点的责任不能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并要查清是否有阴谋；④上述问题限在下午5时前答复；⑤如不按时答复，我们从今晚起开始静坐，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支左办公室将情况电告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复电：不支持柳州搞静坐绝食。这样，红卫兵才下车。此事件当时称“5·7爬车事件”。“5·7”爬车事件使二○四次客车晚点长达30个小时，八十二次快车晚点2个多小时，三列货车晚点6个小时，七列货车停开，经济损失达3800多元。
1967年5月初，宜山师范教师黄功若从北京回来后，就多次发表为“北牙事件”彻底平反的言论，并亲自率领几个学生到北牙调查，搜集宜山支左办公室、且公安局的材料，后又与该校红卫兵组织“捍卫团”、宜山高中“延安战团”联合调查。5月18日，宜山县公安局根据调查组对“北牙事件”进行复查作出的结论即“已依法对朱家森、廖荣生二人的处理虽然是正确的，但有些错误的认定，必须平反。”决定并派人到北牙给朱、廖二人及两个红卫兵组织作了平反，后于5月20日释放了朱、廖二人，又于同月27日发布《关于处理北牙中学朱家森、廖荣生案件的声明》。《声明》说：1967年3月31日我局（67）宜公字第一号通令中关于“没有自来红战斗队”、“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是“反动组织”和朱家森、廖荣生是“反革命头目”的认定是错误的，特此宣布无效。6月9日、11日和12日，南宁“揪斗韦（国清）、乔（晓光）联络站”的何水淋、潘显辉、张衡文、曾寿仁、厉鼎英、崔小平、（均系广西医学院学生，该校红卫兵组织“闯”的成员）、覃志民、韦汉生、周冬荣（均系广西民族学院学生）、陈远光（区气象局干部）先后来到宜山。其任务是：①调查韦国清、乔晓光在宜山等地的“罪行”，尤其是1959年的反瞒产情况；②调查“3月黑风”（即部队支左情况）；③进行“打倒韦国清”的宣传，组织“4·22”队伍。调查组首先在宜山桂剧院设立“打韦联络点”，然后到宜山高中、地区医院、县农具厂、宜山师范等单位作关于南宁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和参加一些单位两派群众组织的辩论，宣传“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的观点，指责广西军区“支持保皇派”、“压制右派”，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9月12日上午，调查组在县人委接待室（红卫兵接待站）召集曾中允（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干部）、苏佩华、姚宝洪（宜山化肥厂工人）、李桂金、银应明（县供销经理部干部）、陈理直、梁宝球、周世奇（宜山师范学生）和韦小珠（县一中学生）等“打韦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开座谈会，听取了曾中允、银应明、陈理直等人关于“3月黑风”和梁宝球关于“北牙事件”问题的汇报。会后，调查组人员分别下到宜师、宜高、县一中、地区医院、卫校、化肥厂、电厂、汽车站等单位及铁路部门调查，整理、散发了“宜山驻军支左人员的错误言行”材料。调查组还决定利用“北牙事件”的平反来组织和发动群众，以此打开缺口，暴露矛盾，一方面锻炼和发展队伍；另一方面，顺藤摸瓜，揪出“北牙事件”的黑后台。于是派覃志民、韦汉生和黄功若到北牙，与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头目的朱家森、廖荣生一起研究平反方案，策动朱、廖二人到宜山控诉。覃、韦从北牙回来后，与调查组的其它成员研究确定了为“北牙事件”平反的步骤：①造舆论；②要求人武部、公安局公开承认在“北牙事件”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并彻底平反；③如不答应要求，就到公安局静坐；④公安局不理的话，就拉队伍到人武部静坐。接着，调查组又在县人委接待室召集宜师、宜高、卫校、财校、县红卫中学的“打韦派”红卫兵组织及“联络点”的负责人梁宝球、谭少国、陈光明、韦小珠、李锦如、苏佩华、银应明、郑哲全等人开会，讨论通过了上述为“北牙事件”平反的行动方案。6月19日晚上，“红革联”及所属捍卫团等组织的红卫兵集队到县公安局，向公安局提出三点要求：①强烈要求公安局给“北牙事件”彻底平反；②要把平反材料印成传单散发，并在庆远、北牙公开检讨；③要公开承认“北牙事件”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3月黑风”。6月22日和23日，“打韦派”的红卫兵张贴了许多关于为“北牙事件”平反的大字报，有的贴到武装部院内，提出揪出“北牙事件”的幕后操纵者、6月24日，宜师“捍卫团”派人到支左办公室询问关于“北牙事件”的平反情况，未得到明确答复。6月26日晚，“红革联”在电影院召开控诉“北牙事件”誓师大会。会后县红卫中学的“5·7”野战军130多人冲进公安局，要“当权派”表态，仍未得到明确答复。7月20日上午，“红革联”又派黄功若为代表到公安局谈判，要公安局承认在“北牙事件”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当天下午，吴国森（宜师“捍卫团”负责人）带领“捍卫团”进驻公安局，给谈判施加压力。7月5日清晨，进驻县公安局的宜师“捍卫团”撤出公安局，到十字街搭棚，设“北牙事件谈判台”，强令罗星鲜、蒙启才（县公安局副局长）到十字街进行审问式地谈判，要他们承认在“北牙事件”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7月10日下午，“红革联”1000多名学生在宜山电影院开大会。县人武部政委田家顺代表支左办公室在会上宣布给北牙中学两个红卫兵组织平反，承认在处理这件事情上是有错误的，但不是犯方向、路线性错误。他指出朱家森、廖荣生二人也犯有严重错误，当时拘留他们是对的，后来释放他们也是对的。田家顺的这一表态，没有使“红革联”满意，于是他们当即又向支左办公室提出三点要求：①支左办公室必须承认在“北牙事件”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并公开检讨，彻底平反；②支左办公室必须不折不扣地按《公安六条》严惩“北牙事件”的幕后策划者；③支左办公室必须承认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宜山地区的反映。并限定在晚上8点钟答复上述要求。晚上8时，陈光明带领“延安战团”50多人到武装部门前等候答复。由于支左办公室未按时答复，陈光明于8点22分宣布在人武部门前静坐请愿。长达24天，轰动全县的“7·10”静坐开始。
静坐开始后，抗大中学的“惩腐恶”兵团、红卫中学的“5·7”野战军、耕读高中的“曙光”战斗队、宜山师范的“捍卫团”、财贸干校工读班的“井岗山”战斗队、卫校“战南疆”战团的红卫兵也来参加静坐请愿。7月11日，何水淋在搬运社召集陈光明、梁宝球、黄焕勋（宜师教师）、李锦如、周世奇、韦小珠、谭照明（宜师学生）、银应明、苏佩华、郑哲全等人开会，成立红革联“7·10”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7·10”指挥部，后逐步取代“红革联”），分工由陈光明总负责，李锦如、谭少国、黄焕勋负责组织谈判，梁宝珠、谭照明管宣传，周世奇管财务，银应明、苏佩华、郑哲全负责组织后勤工作。“7·10”指挥部成立后，在静坐地点安上高音喇叭，贴出严正声明和要支左办公室立即答复“红革联”的三点要求的“勒令”大字报，并由梁宝球、谭照明主管，由李果河、何寄萍、吴国森、韦启良、徐敏、宋一峰、韦少良负责编辑、印发《7·10战报》。静坐学生在“7·10”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轮留静坐，少是有50多人，多时达100多人。7月14日早上7点17分，武装部干部李民生把“7·10”指挥部的“勒令”大字报撕下，静坐学生蜂涌而上，把李抓住进行围斗，要李当众公开检讨。“7·10”指挥部还在武装部贴出“强烈抗议”大字报，把李民生撕大字报的举动说成“现行反革命行为”，给李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李民生作了两次检讨，静坐人员仍不满足，非要李民生承认是反革命分子不可。支左办公室向静坐负责人提了10多次意见，但捍卫团的周世奇一概不听，围斗从8时开始，直到11时40分李民生昏倒地上仍不罢休，最后专区医院和三十二医院派救护车将李接走，围斗才结束。7月15日，何水淋在桂剧院召集“工人总部”、“职工总部”、“文卫总部”的苏佩华、郑哲全、银应明、陈理直等人开会，研究支援“7·10”静坐问题。何水淋说：“目前静坐主要是红卫兵，工人做后盾，你们回去要组织队伍支援红卫兵，要写大字报、编小报、募捐钱粮，烧姜糖水、煮糖粥给他们，从舆论、物质、行动上给予支援。还要做好保卫工作，防止‘联指’去冲击。”会上，郑哲全主动承担保卫工作。会后，一些单位的“打韦派”组织派人到静坐地点给静坐红卫兵鼓气。“7·10”指挥部后勤组在静坐现场举行了几次晚会。罗城“打韦派”20多人也到宜山声援。支左办公室开始给静坐学生烧姜糖水，但学生不喝，还遭到谩骂。7月16日，由32医院的张政委、二三一工地教导员季德春和七○四五部队代表出面邀请“延安战团”的陈有泉、谭少国和卫校的韦东等人座谈，张政委提出由三方（支左办公室、公安局、7·10指挥部）组成调查组，核实材料，统一观点，把问题的真相搞清楚；有争论的问题可以重新再调查；不要用静坐的方法来解决等4点意见。“7·10”指挥部虽然同意成立三方调查组，但坚持待问题得到解决才停止静坐。由于谈判没有结果，当晚，谭少国等人在静坐地点举行晚会，大造舆论，还向全县发出紧急呼吁。7月17日，河池军分区曹副主任召集支左办公室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处理北牙事件的方法问题。会后，支左办公室派人去做静坐学生的思想工作，但没有成效。支左人员动员学生撤离，静坐学生则贴出“热烈欢迎解放军坐到我们队伍中来！”的标语；支左人员说要和他们学习，他们说：“我们要处理北牙事件，你们不能抽掉阶级斗争”。学习不成，反而形成辩论。6月18日，参加静坐的一女学生因烈日曝晒昏倒后，支左办公室又派人给静坐学生搭遮阳棚，但搭了几次，都被学生拆除。7月20日和21日，支左办公室又和“7·10”指挥部进行谈判，但由于“7·10”指挥部始终以7月10日他们提出的三点要求作为撤离的条件，谈判仍然没有成功。这两次谈判后，“7·10”指挥部向支左办公室进一步加大了压力。7月21日晚上，苏佩华等人以“工人总部”、“职工总部”、“文卫总部”代表身份到县人武部，向支左办公室提出为什么静坐发生10多天还不答复三点要求的质问，并说：“如不答复，我们也要参战”。7月22日至7月28日，静坐学生先后8次（每次100多人）冲进武装部游行示威、贴大字报、提抗议、喊口号、乱涂乱画。7月22日，在静坐学生的影响下，宜高“联指”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兵团”内部在北牙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认为公安局、支左办公室在北牙事件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学生开始贴出“炮轰田家顺”等大字报。他们还说，现在支左办公室与静坐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认错就变成了敌我矛盾，并声称要发动支左办公室的成员来抓军内一小撮。7月24日何水淋又在建设街刘汉民家召集“7·10”指挥部人员陈光明、谭少国、梁宝球、黄焕勋、李锦如、曾洁芳（抗大中学学生）、周世奇、谭照明、韦小珠、银应明、郑哲全开会，研究静坐的下一步做法。会上何水淋提出派黄焕勋、李锦如去南宁找广西“4·22”指挥部发表支持“7·10”静坐的声明，以扩大影响；由谭少国把“7·10”静坐的材料寄给桂林“老多”，争取桂林方面的支持，造成对县人武部的舆论压力。与会人员同意何的意见。当晚，黄焕勋、李锦如前往南宁。7月28日，桂林“老多”30多人和柳州“造反大军”一些人员到宜山声援静坐。柳州“造反大军”人员还在街上到处刷“支左办公室一小撮混蛋，小心你们的狗头”等大幅标语。与此同时，支左办公室一方面继续跟“7·10”指挥部谈判，另一方面从7月23日起，先后在公安局和宜山“联指指挥部”做准备承认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思想工作，并于7月27日晚上，公开贴出大字报。7月底，黄焕勋、李锦如从南宁带回广西“4·22”指挥部和广西医学院“闯”关于“静坐已不适宜，要准备武卫”的意见。“7·10”静坐也面临坚持下去还是撤退的抉择。7月31日，“7·10”指挥部代表梁宝球、谭少国、曾洁芳与支左办公室的代表田家顺、季德春、王文奎谈判达成了7条协议：①在“北牙事件”上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支左办公室参与此事的某些人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并公开检讨；②同意于8月1日在北牙召开平反大会（由支左办公室主持），在庆远镇由“7·10”指挥部召开批判大会（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委罗星鲜、公安局卢哲作检讨）。“7·10”指挥部派100人参加平反大会，并当众烧毁所有黑材料，同时印发平反通告（平反通告由“7·10”派人参加研究），肃清影响；③支左办公室为：“7·10”指挥部和静坐红卫兵小将要求支左办公室为“北牙事件”实事求是地彻底平反，承认在“北牙事件”上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全理的，批评是善意的，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④在北牙问题上主要是“7·10”指挥部和静坐红卫兵以及革命造反派的帮助，支左办公室的同志经过学习党中央的政策，才认识到北牙问题的性质是方向路线性错误；⑤静坐期间所用的水电费和静坐引起住院的医药费，支左办公室主动负责解决；⑥协议达成后，静坐队伍尽快撤离；⑦本协议签字后，立即生效，在贯彻协议过程中，双方要从维护协议出发，有问题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保证协议的圆满贯彻，如果哪一方破坏了协议，由破坏者负完全责任。8月1日，支左办公室，公安局，“红革联”200人到北牙召开大会，为“北牙事件”彻底平反。县公安局当日还印发了《为北牙中学“没有自来红战斗队”、“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平反通告（［67］宜公通字第1号）》，宣告1967年3月31日发布的（67）宜公字第一号《关于取缔宜山县北牙中学“没有自来红战斗队”、“延安红卫兵争朝夕战斗队”反动组织的通令》无效。承认北牙中学这两个红卫兵组织是革命组织，朱家森、廖荣生所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革命分子；承认在“北牙事件”问题上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红革联”认为目的已达到，加上要准备“武卫”和成立宜山造反大军，于是于8月3日0点30分撤走静坐队伍。撤离前，开了500多人庆祝胜利的晚会。至此，“7·10”静坐结束。
宜山两派——宜山“联指”和宜山“4·22”，围绕着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问题，从1967年4月到1968年3月，进行了长达1年的斗争。这种斗争和派性的泛滥，不仅给宜山县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且给宜山的安定团结和发展带来很坏的影响，很值得人们从中吸取教训。
宜山“联指”和宜山“4·22”是在广西“联指”和广西“4·22”的影响下，在“9·9”事件后群众组织分裂成“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967年1月，正值广西“造反派”在上海“1月风暴”的影响下展开夺权斗争的时候，广西军区开始在南宁进行支左工作。3月下旬，他们在机关的群众组织中做韦国清站出来的工作，得到一部分群众组织的支持；而另一些造反组织反对，认为是军区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4月19日，区党委书记伍晋南等发表声明，反对韦国清不作检讨，就抬他出来的做法。这样南宁就形成了“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站出来闹革命”和“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打倒伍晋南”两种观点的对立。持前一种观点的群众组织于4月22日成了“广西4·22指挥部”；持后一种观点的群众组织于5月25日成立了“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在南宁打韦和支韦两派斗争的影响下，宜山地区一些群众组织纷纷派人到南宁了解情况，南宁两派的一些人员也到宜山串联。4月14日，区党校“红浪战斗队”的罗玉欢到宜山，向河池专区水电勘测设计处的群众组织“从头越战斗队”的人员说：（1）要坚决打倒韦国清。（2）南宁“工总”、“火总”是革命的（这两个群众组织被广四军区打成反革命组织，负责人被逮捕）。这是经过北京红代会赴邕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现在“工总”还有14万人，有广西红卫兵和南宁“八三一”部队（红卫兵组织）支持。（3）解放军支左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不能完全相信解放军。“从头越战斗队”的人员听后，在宜山县城贴出一批大字报，拉开了宜山“打倒韦国清”和“支持韦国清”运动的帷幕。4月20日，在张英斌和苏佩华、陈理直等人的筹划下，宜山商业总部、宜山电厂“风雷激战团”、宜山高中“同心干部队”、县红卫中学“云水怒战斗队”以及县供销社、县外贸站、县农具厂等单位的一些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宜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派反联络点”（简称“联络点”），该组织成立后，由于持“打韦”观点，反“3月黑风”，把矛头对准支左工作。因此，支左办公室一开始就把“联络点”定为“右派”组织。为了孤立、分化、瓦解这股力量 ，支左办公室先后召集“支韦”观点的供销总部、商业兵团等“左派”组织的头头开了三次座谈会，重申他们支持“左派”的态度。这些组织有了底，于是主动整顿内部，串连结合。为了反击联络点，供销总部和商业兵团结成了统一战线；机械厂、农械厂、砖瓦厂、印刷厂和针织社等单位的“左派”组织约1000人，还上街游行示威。为了对付“联络点”，宜山地区20多个机关、企事业单位持“支韦”观点的群众组织（1个总部、2个兵团、25个战斗队）联合成立了“宜山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互相支援联络站”（简称“联络站”），拥有成员100余人，其中大部分人员是原来被称为“保皇派”组织的人员。“联络点”和“联络站”的成立，标志着宜山两派初步形成。宜山文化大革命也转入了两派斗争阶段。
“联络站”成立后，支左办公室采用了以宜山卫校、专区第一医院、宜山通用机械厂、供销社、县委和县人委为“左派”点，带动宜山师范、宜山电厂、商业系统和政法机关等单位，稳定宜山高中混乱局面的新的工作方法，并派10名干部到党政、财贸、工交系统（兼管郊区农民工作），5名干部到学校，加强发动“左派”和分化瓦解“右派”工作，因而支韦派获迅速发展。如县红卫中学的“从头越战斗队”，开始时只有4个女红卫兵，学校在校学生90％反对他们（该校学生900多人，在校500多人），到处被谩骂、讽刺，说她们“想捞稻草”（即政治资本），把很多稻草丢到她们的床上。由于她们和支左人员取得密切联系，在学校与200多名学生展开论战，找“联络点”的头头在大庭广众下辩论，到5月30日，这个战斗队发展到25人，另有3个战斗队20多人支持他们（到7月中旬，该战斗队发展成拥有120人的“红旗”兵团，负责人有吴松、李伯林和唐芝兰等人）。据资料记载，到了6月6日，宜山地区支韦派参加“联络站”的组织已有140多个，人数达3000多人。地、县直机关绝大部份干部支韦，科局长也纷纷表态支持韦国清。
随着支韦派的发展，一些影响较大的联合组织也相继成立起来。5月9日，宜山高中“东方红”兵团成立（1968年12月24日解散）。负责人有温少德和林育生等人。5月22日，县人委机关7个战斗队120多人联合成立了“5·22”战团，选举黄正雄为司令，陆生辉为副司令，崇世鉴、吴家辉、卢治雕、陈任武、陈延春、胡礼华、彭兆懿、陈赞谊和韦琦等人为委员（“8·25”夺枪后，黄正雄跑回家，崇世鉴任司令）。5月25日庆远镇持“支韦”观点的街道居民和郊区农民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5·25”联络处（简称“联络处”，主要成员未弄清）。该组织成立后，宜山地区形成了以“联络点”、“联络委员会”为“打韦”派和以“联络站”、“联络处”为“支韦”派的对峙局面。
联络处成立后，支左办公室公开表态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革命，正式提出依靠壮大联络站和联络处，争取、团结联络委员会，分化、孤立联络点的对策。并以联络站为主体，以机关干部为骨干，进一步加强团结、发展工厂工人和郊区农民，分化学校红卫兵工作，推进支韦派的大联合。这样，支韦派继财贸、工交、铁路系统联合之后，又有进一步发展。6月4日，宜山高中、宜山卫校、宜山财校、宜山师范和县红卫中学等学校的支韦派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宜山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指”）。负责人有宜山高中的温少德、林育生，财校的谢新华，卫校的朱毅坚和红卫中学的吴松等人。6月13日，县委机关持“支韦”观点的战斗队联合成立了“6·13”战团。至此，宜山地区支韦派已形成逐条逐块的大联合。
宜山“联指”成立以后，支韦派的队伍继续扩大。7月1日，财贸系统科局级干部闵信基、靳世忠、苗旭春、周岗、王俊、韦尚寿、王九珍、杨光阁、吴卓暄、王瑞明、于开勤、许登文、乔春明、阮湘馨、潘贵荣、包莲芝、李友仁、张光明、凌泽清、陈杰成、覃宝宣、汤明深、钟乐端、陈芳、李德友、张有增、王银贵、祁景祥、唐宪高、卢超等35人联合印发传单，声明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革命。到了7月中旬，支韦派在庆远镇的总实力有5000多人，全县农村和庆远郊区支韦派的农民占90％以上。为了便于指挥和应付武斗，谢焕臣、黄强、胡世康、崇世鉴等人开会研究，根据宜山的地形和“联指”组织分布情况，决定在县人委和县粮食局设置东、西片指挥部。东片由黄强和崇世鉴负责，西片由谢焕臣和胡世康负责。宜山县城武斗发生后，崇世鉴、谢焕臣、谭伯奎（农机一厂工人）、胡世康、张田福（供销经理部干部）、刘庆祥（县委统战部干部）、温少德、谢新华、刘万发（县财办主任）、陈时（县经委副主任）、王锡珍（宜山通用机械厂党委书记）等人于9月7日，在西线指挥部开会，对宜山“联指”进行改组，由谢焕臣任总指挥，黄强、胡世康、谭伯奎、温少德任副总指挥，王位均（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干部）任政委，谢焕臣、黄强、胡世康、谭伯奎、温少德、刘庆祥、张田福、谢新华、吴志荣（团县委干部）、谷建国（同德锰矿矿长），崇世鉴，杨官保（大米厂临时工）等人任常委。下设：办公室，主任刘庆祥，秘书潘卫（手工业联社干部）；宣传部，部长王位均，副部长财富世鉴、杨官保；后勤部，部长张田福，副部长李庆东（县医药公司干部），吴丹梅（编织厂集体干部），朱毅坚。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武斗，总指挥部搬到县粮食局，分设东线、西线和北线指挥部。东线指挥部由黄强兼任指挥，西线指挥部由谢焕臣兼任指挥，北线指挥部（先设在庆远镇龙江大队，后搬到宜山师范）由流河公社公安员吴仕团任指挥，流河供销社干部陈坤林任副指挥。
宜山地区打韦派由于支左办公室的压制和分化，组织发展缓慢，有些组织甚至面临着瓦解的局面。宜高“延安战团”，原来有240多人，后来参加活动的不到100人；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的“从头越”战斗队，原来有12人，后来跑了11人。面对不利的形势，打韦派在南宁揪斗韦、乔联络站赴宜调查组何水淋等人的策划和指挥下，以“北牙事件”的彻底平反为突破口，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队伍。在这一期间，庆远地区的打韦派在街道、镇直单位和宜山化肥厂、宜山电厂、宜山通机厂及文卫战线有所发展，并于7月2日和7日分别成立宜山工人总部、宜山文卫总部、宜山财贸总部。“7·10”静坐结束，何水淋于8月10日和11日在县文化馆召集苏佩华、郑哲全、银应明、谭少国、黄明才、覃铁军（县公安局干部）、黄福清（县委干部）、姚宝红、李桂金、陈理直、葛国栋、陈有泉（宜高教师）、刘国政、吕家凡（卫校学生）、黄焕勋、陈光明等人开会，研究成立宜山革命造反大军及人员分工问题。8月18日，宜山地区打韦派人员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宜山革命造反大军”，并发表成立宣言。“宜山革命造反大军”由陈光明任司令（总指挥），苏佩华、郑哲全任副司令（副总指挥），由陈光明、苏佩华、郑哲全、黄明才、姚宝洪、吕家凡、黄焕勋、黄福清、谭少国、银应明、葛国栋、陈理直任常委。下设：作战部，由黄明才任部长，李桂金、姚宝洪、葛国栋、韦小珠（红卫中学学生）、吕家凡任副部长；政治部，由黄焕勋任部长，黄福清、谭少国等人任副部长；宣传部，由陈理直任部长，谭照明任副部长；后勤部，由银应明任部长，唐玉珍任副部长。8月25日后，政治部和宣传部合并为政宣部，由黄焕勋任部长，其他人员不变。增设政法小组，由谭照明任负责人。9月9日，“宜山革命造反大军”改名为“广西4·22宜山革命造反大军”（简称“宜山4·22”），并宣布接受广西“4·22”的统一领导。9月23日陈光明被打死后，黄焕勋、谭少国、银应明对“造反大军”负责人进行调整，由谭少国任司令（总指挥），李殿试任副司令（副总指挥）；银应明任作战部长，韦树芳（街道居民）、陈楚珊、覃秉仁等任副部长；后勤部改由韦颂尧任部长，郑哲全任副部长。增设组织部，由黄福清任部长，莫少国、吕家凡、谭照明任副部长。增补梁宝球、吴国森、龚承楷为政宣部负责人。10月12日，黄焕勋、李殿试召集银应明、谭少国、陈楚珊在人民礼堂拱房（造反大军司令部办公室）开会，根据广西“4·22”指挥部的意见研究成立“宜山革命造反大军”核心领导小组问题，会议提名黄焕勋、李殿试、银应明、陈楚珊、谭少国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第二天，黄焕勋又召开宜山“造反大军”常委会，通过上述名单。核心领导小组由黄焕勋任组长，成员分工是：黄焕勋和陈楚珊抓政宣部工作，李殿试和谭少国负责武卫工作，银应明管财政经济工作。
“宜山联指”和“宜山革命造反大军”的成立，标志着宜山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正式形成。
宜山地区两派初步形成以后，围绕着权这个核心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和针锋相对的斗争。文斗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两派文斗的中心问题是韦国清和伍晋南问题。“联指”派认为韦国清的错误已弄清楚，不是三反问题，而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赞颂韦国清“紧跟毛主席，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指责伍晋南是“漏网大右派”、“野心家和阴谋家”，“纠偏一小撮走资派和四清下台干部，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网罗社会渣滓，刮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黑风，妄图篡夺广西的党政财权”。“声称在广西是否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焦点，是关系到广西以致中南区由谁来掌握政权的问题，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打倒伍晋南是100％的革命行动，是100％的党性”。号召“下定决心，支持韦国清”，“排除万难，打倒伍晋南”。“4·22”派开始认为韦国清还未检讨错误，不同意他站出来，后来，则指责韦国清“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大搞民族主义”，“大办林业教导队、民族师，私蓄武力”；“57年反右，为右派鸣冤翻案”，“在国家困难时期，搞‘水上行宫’，‘地下宫殿’享乐窝，搞反瞒产，害死30万农民阶级兄弟”；“在‘四清’运动中执行形‘右’实右的路线”；“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广西的土皇帝”、“刘、邓在广西的代理人”、“广西头号走资派”、“镇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刮‘3月黑风’，掀起‘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幕后操纵者”。号召“打倒国清，解放全广西”。说“伍晋南虽然充当过韦国清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得力干将，但经过“革命造反派”的斗争，承认了错误，愿意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支持伍晋南就是支持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是坚持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随着广西和宜山两派斗争形势的发展，宜山“联指”和宜山“4·22”的争论在不同期也有所变化，5月以后，两派的斗争除了韦、伍问题外还在“5·7”爬车、“8·25”夺枪和武斗等问题上形成新的斗争焦点。
同时，为了在行动上表现自己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造反派”，两派还一方面分别召开大会，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和县委、县人委及本单位的领导。据5月份的统计，“联指”派召开了两次大型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大会”（21日、30日），4次批判县委书记王泽民、县长韦天黎、副县长王德毛大会。“4·22”派也召开一次大型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大会。另一方面自我标榜，互揭老底、互相指责、讽刺、谩骂。“4·22”派自夸是“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辱骂对方是“保皇狗”、“联匪”等等。“联指”派则自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指责对方是“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四清下台干部、社会渣滓的大杂烩”，骂对方是“保伍狗”、“伍记黑匪”等等。
两派文斗的形式、手段主要有：一、大量张贴大字报，刷大标语，印发传单。二、办小报。宜山“联指”办的小报主要有《联指报》、《东方红战报》、《红旗报》和《劲松》等。宜山“4·22”办的小报主要《7·10战报》、《战地黄花》和《南疆烈火》等。三、安装广播喇叭，出动宣传车，广播宣传。四、大辩论，例如：5月21日上午，宜山县人委机关“驱虎豹”、“燎原”、“文教尖兵”、“真理”、“洪峰”等战斗队应邀派出崇世鉴等7人为代表到“联络点”谈判，在谈判中，“联络点”的曾中允（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干部）和陈理直等人采用“车轮战术”与其辩论了8个多小时，崇世鉴等人连中午饭也不得吃，后来，在支左人员的调解下，崇世鉴等人才于下午5时脱身返回单位。晚上，曾中允、陈理直又率领100多人到县人委，扬言要砸烂县人委机关的“保皇派”，并指名要“驱虎豹”战斗队的崇世鉴出来辩论。一直闹到次日凌晨的2点多钟才离去。五、召开大会，游行示威，大造声势，显示力量。如6月11日，支韦派在县体育场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暨支韦打伍大会”。6月24日，流河公社支韦派组织1500多名农民到宜山街游行示威，喊“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口号。7月2日中午，“联络站”在县体育场召开“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誓师大会”，矮山公社支韦派农民4000多人和县三级干部会议五、六百人以及县直机关、单位“支韦派”的干部、职工共1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这是宜山支韦派最大一次集会。六、围攻。一是大字报围攻，即在对方的大字报上批字、提问题、打问号，用数张、数十张大字报围攻对方一张或几张大字报；二是用几人、十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围攻对方少数人，强行辩论，指责、辱骂、哄轰对方。例如，5月12日晚1时许，供销社“全无敌战斗队”开会回来，“联络点”见了即纠集二、三十人拦截围住，强行和他们辩论，后又追到单位，纠缠不休。5月13日晚，宜山化肥厂“红化兵团”80多人上街宣传，“联络点”立即组织一大批人前往围攻，把“红化兵团”人员冲散，把女工黄琼打伤。当晚在地方工作的部队家属卢素玲、赵菊英开会回来，也受到“联络点”一批人围攻，说卢、赵是“保皇狗”，赵菊英还被推倒在地。5月中旬的一天，宜山通机厂出动汽车到街上进行“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的宣传，“联络点”以出动汽车上街宣传不符合节约闹革命为由，组织人员将宣传车团团围住，大叫大嚷，不让开走，使宣传车在街头停留了5个多小时。七、炮制“特大喜讯”。只要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对本派一句肯定和支持的话，或者有利于本派的片言只语，马上成为“特大喜讯”，大字报满街贴，传单到处发，以此来攻击和压倒对方。八、制造谣言，攻击对方。九、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如1967年9月间，宜山“联指”先后勒死和打死4·22人员和无辜群众，沉尸龙江，后尸体浮出水面，“联指”又派人拍照片，炮制材料，把罪名栽在宜山“4·22”头上。10、上京告状。宜山县城武斗结束后，两派都互相搜集实物，炮制材料。宜山“4·22”派黄焕勋、谭少国和何水淋，宜山“联指”派崇世鉴等人先后上北京告状。
那时候，在庆远镇街上打着各种组织旗号的游行队伍，你来我往，“支持”、“打倒”、“砸烂”的口号震耳欲聋；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传单满天飞，高音喇叭日夜喊叫，辩论、攻击、指责、谩骂、争吵之声比比皆是。这种斗争还扩展到全县农村，深入每个家庭。机关、学校、街道、会场、教室、宿舍、田头、地尾及餐桌都成了战场，同事、同学、战友、兄弟、父子、夫妻都参与论战，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仍互不相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派性象洪水一样到处泛滥。
随着两派斗争的深入发展，两派的矛盾和仇恨也逐步加深，斗争步步升级，由笔斗、嘴斗发展殴斗、械斗、真枪真炮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6月中旬以后，南宁和各地的武斗消息不断传到宜山，两派的武斗舆论大哗，并有所行动。打韦派开始练拳术，打小刀、做弹弓、买六六六粉，该派的红卫兵还在学校搞“兵训”、“兵管”，抢占教室、县人委、县委等各单位的支韦派也搬石头、找木棍、做木门等，顿时烟尘滚滚，抢夺喇叭事件累累发生，摩擦和冲突事件不断出现。6月13日晚上“联络站”人员敲锣鼓、手擎毛主席像和语录牌到人民礼堂开“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声明，支持阿拉伯人民抗击美帝怂恿以色列侵略斗争大会”，会后准备游行示威。“联络点”的苏佩华、陈理直、郑哲全等人知道后，在桂剧院召集所属战团、总部和战斗队负责人会议，苏、陈、郑在会上说；“联络站”人员到人民礼堂开会，他们用来撑毛主席像和语录牌的都是锄头把，他们身上还带有石头子，是准备武斗的，为了防止他们搞突然袭击，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把我们的队伍拉到桂剧院集中，“联络站”的队伍上街游行时，我们也把队伍拉出去。并布置各战团（队）、总部负责人立即回去组织人员，8时到桂剧院集中。9时许，“联络站”的大会结束，拉队伍上街游行，到电影院门口与联络点的队伍相遇，“联络点”人员见“联络站”队伍中有河池地区水电勘测设计处支部书记卢凯，于是以“走资派”为由，要抓卢凯，双方发生了冲突，卢凯和王位均等人被打伤。6月15日晚，“联络站”人员在人民礼堂召开收听揭发批判伍晋南录音大会，“联络点”也在桂剧院开收听批判韦国清录音大会，开会期间，“联络点”也在桂剧院开收听批判韦国清录音大会，开会期间，“联络点”的一些红卫兵和一些学生要进人民礼堂，“联络站”守门员樊生根不给进，发生争论，樊动手打了两个学生。事后，“联络点”的延安战团和“5·7”野战军的红卫兵到支左办公室门前静坐，向支左办公室提出要惩办打人凶手和为打人凶手收藏衣服的覃宝宣（饮食公司经理）公开检讨的要求。次日，人武部政委田家顺向静坐红卫兵表态：（1）打人我们反对，打人的人应作公开检讨；（2）覃宝宣收藏樊生根的衣服，态度不好，也应作检讨；（3）由支左办公室出面召开有关组织会议，共同协商制止武斗的措施，大家共同遵守，保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正常进行。17日凌晨2点多钟，静坐队伍撤离人武部。7月2日，宜山打韦派的陈佑中（汽车站调度员）、沈树荣（汽车站司机）、韦绍良（宜高学生）等人乘坐汽车到北山，被北山支韦派围攻，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被打伤。7月27日晚上，柳州铁路局支韦派宣传队来宜山演山，路经县体育场口时，被打韦派拦截，后来在宜山工人“联指”和财校“8·25”战团的护送下到县人委演出。当晚10时，支书派在县人委看完演出返回到体育场口时，与打韦派发生了摩擦，“联指”派的周自立等人被弹弓击伤。8月1日，宜山高中的“延安战团”人员，为庆祝“7·10”静坐“胜利”，杀了学校的大猪加菜，受到学校的批评。8月4日，“东方红兵团”人员也杀了学校的猪，学校却不出声，“延安战团”不服，抢夺“东方红兵团”的猪肉，双方发生械斗。事件发生后，宜山两派都紧急集结人马。打韦派在何水淋，郑哲全、苏佩华、银应明、陈理直、谭少国的策划指挥下，由韦小珠带领“延安战团”、“5·7”野战军等红卫兵组织的200多人占领县文化馆、电影院。“联指”派的东方红兵团、“红旗兵团”也进驻了县人委和县公安局。8月5日，红卫中学两派（“5·7”野战军和“红旗兵团”）因争住房发生冲突，下午5时，“5·7”野战军包围了“红旗兵团”，双方互掷石头，至次日凌晨4时30分才结束，“红旗兵团”有2人被打伤。卫校的“战南疆战团”（打韦派）也于当天占领了该校的化验室和校内所有高地，形成对“劲松战团”（联指派）的包围。8月6日“东方红兵团”又占了县税务局。卫校的“劲松战团”大部分人员撤到财贸干校，“战南疆战团”占领了卫校所有教室。8月8日晚上，“东方红兵团”36人进驻县商业局，并向商业局楼上搬运石头。商业总部（打韦派）的韦颂尧等人向“商业兵团”（联指派）和“东方红兵团”提出抗议，接着打韦派人员聚集在商业局门口，气氛很紧张。制止武斗监督小组组织两派代表谈判，并在谈判前宣布：（1）任何一方都不能进驻商业局；（2）谈判期间任何一方都不能冲击，谁冲击谁负责。次日凌晨1时许，两派发生武斗，互相投掷石头，直打到凌晨5时30分，进驻的“东方红兵团”红卫兵在部队的保护下撤离商业局时才停止。武斗使商业局、百货公司的门窗遭到严重破坏。时称“8·8”事件。
随着宜山武斗形势的日益紧张，两派都加快了准备武斗的步伐。打韦派在“7·10”静坐结束后，根据广西“4·22”指挥部和医学院“闯”的意见，■上转入“武卫”阶段。8月6日，何水淋在桂剧院召集郑哲全、苏佩华、银应明、李桂金、陈理直等人开会，决定由郑哲全、苏佩华负责组织在化肥厂、电厂和桂剧院制造短刀、长矛等。8月7日上午，支左办公室召开两派代表讨论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会议破裂后，打韦派又用汽车运石头进人民礼堂作战斗备用。宜山“联指”也召开各战团负责人会议，布置做好武斗准备。会后也搬运石头，组织打制大刀、长矛等武斗器械。8月14日，何水淋在县人民礼堂召集陈光明、银应明、苏佩华、郑哲全、姚宝洪、黄明才、李桂金、谭少国、黄焕勋、葛国栋、韦小珠、黄福清等人开会，研究解决武器问题。与会人员主张夺公检法和人武部的枪。会上何水淋还提出派人去桂林学习“老多”夺枪的经验，并向他们要枪。大家同意何的意见，决定派何水淋、苏佩华、黄明才、郑哲全、谭少国、姚宝洪等人第二天去桂林；决定陈光明在家组织侦察好存放武器的地方和监视宜山“联指”的行动，作好夺枪准备。15日，何水淋、苏佩华、郑哲全、姚宝洪、谭少国、黄明才、韦颂尧等人坐汽车前往桂林。“宜山”联指负责人也于8月15日和17日到县人武部要求借枪和发枪。8月18日，宜山“造反大军”作战部召开总部及作战部负责人会议，研究划分战区和自卫武器问题。会议决定：一、把“宜山造反”大军组织划分为5个战区：宜山卫校、宜山汽车站、外贸站、宜山财校、县砖瓦厂、宜山电厂、专区医院、庆远镇小学、耕读高中、宜山火车站、二工区、栲胶厂为第一战区，中心点是卫校；县供销社、宜山通用机械厂、县农具厂、县农械厂、抗大中学、县糖业公司为第二战区，中心点是供销社；宜山化肥厂、红卫中学为第三战区，中心点是红卫中学；宜山高中、宜山师范以及龙江大队的“七·七”战团为第四战区，中心点在宜师；桂剧院、县医院、电影院、文化馆、搬运社、红旗运输社以及红炮兵、六号门，众志成城、党政总部、商业总部为第五战区，中心点在桂剧院。要求各战区必须按战斗队（精悍、有战斗力）、侦察队（机灵人员）、后勤队（女成员）来组建队伍。二、成立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直属大队。三、组织人力在桂剧院、宜山高中和火车站制造武器，桂剧院和宜山高中各开两个炉，火车站开一个炉。与此同时，宜山“联指”的谢焕臣、吴丹梅、陈赞谊、吴家辉等人，也积极策划组织制造手榴弹等武斗器械，决定由陈赞谊（县人事科干部）负责组织领导，吴成（县水电局局长）负责制造和技术指导。吴成利用水电局长的职权，动用炸药、雷管等水利物资作原料，分别在县人委大院和垒底水利等处组织制造手榴弹（后县人委点制造了600多枚，垒底制造了一千多枚，先后分发给县人委“五·二二”战团和庆远、流河、祥贝、洛东等公社参加武斗的“联指”人员使用，由于技术不过关，在武斗中，不仅伤害了对方人员，还炸死炸伤了自己的不少人。据不完全统计，自己炸死炸伤自己的有9人。其中陈赞谊被炸伤头部和手臂，后以光荣负伤名誉到上海医治，花费国家一大批钱；矮山公社成障村的石瑞勤被炸重伤后死亡，韦其民被炸断手；流河公社流河大队的民兵营长覃启德被炸塌鼻子；预制厂工人韦吉兰炸瞎了左眼；县农业局会计邓建隆的手、脚和头部五处被炸伤；矮山公社矮山大队石甫庆的右边脸部和右手、右腹被炸伤。制造这批手榴弹，仅垒底就动用炸药2吨，雷管2298发，对当时的水利建设造成一定的影响）。8月22日上午，苏佩华、谭少国、黄明才等人返回宜山。8月23日和24日，苏佩华、谭少国在宜山“造反大军”总部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介绍桂林抢抢经验。会议决定于8月25日，拿刘海荣上街游斗，并成立了揪斗刘海荣联络站。8月25日中午，“七·一〇”红卫兵揪刘海荣和罗星鲜上街游斗回到武装部门口时，被谭伯奎率领的20多名宜山“联指”人员冲击，“造反大军”因有二人被打伤，就拉队伍进武装部，要求支左办公室惩办凶手。与此同时，苏佩华召集谭少国、陈光明、彭益民、银应明、黄明才、黄焕勋、姚宝洪、葛国栋等人在县广播站楼上开会，苏佩华和谭少国在会上提出立即夺枪。并分工由陈光明带领红卫兵执行夺枪任务；苏佩华负责打电话到汽车站要3辆汽车来装运武器弹药；黄明才和李桂金负责砸开军火库。当天下午，宜山“造反大军”夺走了县人武部的全部武器弹药。计：重机枪10挺，轻机枪6挺，长枪183支，手枪26支，小口径步枪32支，各种子弹52602发，手榴弹3235枚。这就是轰动宜山的“八·二五”夺枪事件。
“八·二五”夺枪使宜山的形势起了急剧变化。当晚，宜山“联指”也“夺”了公检法部份枪枝、弹药（指挥人员和数字未查清）。8月26日，宜山“联指”印发《宜山告急》、《紧急呼吁书》，说宜山“造反大军”游斗刘海荣，抢夺人武部的全部武器弹药，是反革命暴乱，要求各造反派组织起来，扑灭这场反革命暴乱。还利用广播、印发传单，说“造反大军”在城内抢劫银行、百货公司和粮所等等。同时谢焕臣指派杨官保带领“联指”人员到各公社活动，挑动农民进城。是日，流河公社由公安员吴仕团带领民兵进驻庆远镇龙江大队待命，县城通往各地的交通路线被截断。宜山“造反大军”一方划警备区，另一方面印发、广播《八·二五严正声明》，声称“夺枪完全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和自卫，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先开第一枪。”同日，黄明才、李金铃还带领“造反大军”数十人乘车冲进公安局，抢走摩托车3部、单车十多辆。8月27日，宜山“联指”所属的东风大队武装民兵押着田家顺从东风街向十字街进发，想利用田作掩护，冲进“造反大军”据点抢夺武器。“造反大军”在十字街架设机枪准备迎击，东风大队民兵见无机可乘，只好撤退。“造反大军”趁机进驻庆远派出所，占领望火楼，同时兵管了县邮电局和南街四方楼。宜山形势发展已经到了武斗一触即发的地步。
8月28日上午，宜山“造反大军”所属县农具厂四野部队的周游带武器进入车间，该厂“联指”派人员朱建清、尹得生、周荣才（周游之弟）等人见状即与周游辩论。在辩论中，周荣才抢了周游的手榴弹跑到“联指”西线指挥部向谢焕臣报告。四野部队的李桂金等人夺不回手榴弹，就抓尹得生，并拉尹去武装部评理。出到厂门口，看见谢焕臣率领前来增援的林杏春、徐国正、韦汉昌、张敬涛、覃超等“联指”人员向厂部冲来。李桂金放开尹得生，跑到公路上劝阻，谢等人不听，仍继续往前冲。这时李已退回到厂门口，并高喊你们再冲过来我们就扔手榴弹了。“联指”的人说他们不敢扔，冲上去。李等无处可退，叫韦荣瑞朝天鸣枪，李桂金等人也向空地投了手榴弹，以示警告。谢焕臣、林杏春、徐国正等人退入公路边马厩，用步枪先后向四野部队人员射击，韦荣瑞中弹当场死亡。时称“八·二八”事件。“八·二八”事件成了长达48天的宜山县城武斗的导火线。
8月28日晚上，宜山“联指”指挥部和镇内的“联指”人员向矮山撤退（东线指挥部有民兵进驻未撤）。县委、商业局、百货公司、火车站、汽车站、专区医院、拖拉机站、机械厂、电厂、宜师、宜高等单位为“造反大军”人员控制。8月29日，宜山西片“联指”人员在谢焕臣的指挥下，夺了九龙岩驻军的枪枝弹药，得苏式转盘机枪32挺和一些冲锋枪、步枪；子弹5万多发。宜山“联指”东线指挥部也派潘清溪、陈赞谊到洛东公社枫木大队要回加拿大机枪一挺，步枪4支。之后，谢焕臣又派胡世康、杨官保等人到梧州、南宁、饮/钦州等地要回山炮、迫击炮各一门，高射机枪两挺参加武斗。与此同时，由近两百支枪武装起来的各公社民兵和手持大刀、长矛的农民也陆续集结宜山，形成了对庆远镇的包围。当晚，“联指”武装人员袭击并占领了县拖拉机站和机械厂。宜山“联指”向“造反大军”进攻开始。
8月30日中午，宜山“联指”北线武装人员和进城武斗民兵在吴仕团的指挥下，向宜高“延安战团”据点进攻，抓走“延安战团”25人。下午4时许，宜山“联指”数百人在铁路“联指”的配合下，攻占宜山火车站，铁路“造反大军”的张庆臣（铁路公务段枕木班养路工）、谭保楼（铁路铁工班锤工）、李强（铁路宜畔工区工人）、李勤惠（火车站服务员）、李仁贵（抗大中学学生）和桂林三中学生钟宪东及宜山“联指”的潘庆文（同德锰矿工人）等被打死。当天，宜山“联指”和进城武斗民兵还攻占了宜山汽车站，攻打了“造反大军”的派出所据点，宜山县城武斗全面展开。自此以后，宜山县城枪声、炮声一夜不停，3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
9月3日晚上，宜山“联指”和进城武斗民兵数十人攻打宜山“造反大军”县委据点，被驻守县委的“造反大军”人员击退，“联指”派的李龙生（矮山营业所干部）、郭雄信（通机厂工人）、韦瑞发（石别公社小队贫协主席）被打死。
9月7日凌晨6时许，黄强指挥宜山“联指”东线指挥部武装人员和洛东、三岔公社进城武斗民兵，在机枪掩护下，向宜山“造反大军”北门楼据点发起猛烈进攻，被驻守北门楼的“造反大军”人员击退，宜山“联指”的曹世安（县人委民政科长）和洛西民兵叶国丰、韦启伦被打死。
9月9日，宜山“联指”武装人员攻占了宜山电厂，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宜山“造反大军”被包围在东到庆远派出所、西至建设街府、南达四方楼北抵门楼，方园不足一平方里的城中区域。武斗也进入了相持阶段。
9月13，宜山县委在流河公社召开会议。王泽民、卢琦、韦继松、罗星鲜、王鹏、崔振铎、袁英才、韦家立、莫富新、黄素荣等部分委员出席了会议。流河公社党委书记余秉恒以东道主身份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卢琦主持。会议开始，与会人员全体肃立，给曹世安默哀。接着大家讨论分析了宜山武斗的形势，认为宜山武斗是“造反大军”挑起的。特别是对曹世安的死表示愤慨。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以会议名议发表声明，支持宜山“联指”；二是专会人员分工，为“联指”找子弹。会后，派罗星鲜、余秉恒到驻军三十二医院请示河池军分区参谋长陈秉义和县人武部副部长刘海荣，受到了批评。于是声明没有公开发表，但与会人员下到农村去，仍向干部、群众表明自己支持“联指”的观点；还续/继续派韦继松到罗场，莫富新、黄素荣到都安为“联指”找子弹（均未找得）。这些行动对正在发生的大规模武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宜山地区派性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9月23日0时20分，宜山“联指”武斗人员和进城武斗民兵在谢焕臣的指挥下，集中所有轻重武器向宜山“四·二二”各据点发动猛烈攻击。凌晨4时半，埋伏在龙江河边公路旁的由李德明（大米厂工人）、韦北芳（矮山公社食品站干部）带领的西线“联指”一、二梯队，在南面、东面、北面“联指”佯攻配合下，在大炮、机枪的掩护下，从西北面向宜山“四·二二”的县委据点进攻。李德明带领的第一梯队十多人用炸药包炸开围墙后，冲进县委大院，占领了县委西北角厕所。“四·二二”在紧急情况下，从建设街调来直属队进行反击，他们用轻重机枪向厕所一带猛烈扫射，躲在厕所附近围墙角的“四·二二”人员也一齐向冲上围墙缺口的“联指”人员投掷手榴弹，“联指”第一梯队被迫退到县委小礼堂一带，第二梯队的进攻也被压了下去。接着“四·二二”人员用一挺重机枪和一挺轻机枪的火力继续压住“联指”第一梯队和封锁围墙缺口，把一挺轻机枪转移到粮所后面，猛扫“联指”的增援人员。驻守北门楼的“四·二二”人员也向联指的后续人员扫射。“联指”的进攻受阻后，在县委院内进行反击的“四·二二”武装人员再次向厕所、小礼堂地带冲击，双方人员混杂在一起，一时分辨不清，直到天色微明，“四·二二”人员发现一些人手臂上缚有白毛巾，于是大喊：“抓老保”，“缴老保的枪”，双方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混战。这场交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联指”派的王庆寿（县安置办公室主任）、钟乐政（北牙供销社干部）、韦明星（北牙公社武装部长）、张德广（北牙大队民兵）、何强（宜山火车站工人）、石瑞勤（矮山民兵）、苏世桐、韦汉彬（均系东风大队民兵）和“四·二二”的陈光明（宜山“四·二二”司令）、胡剑秋、黄善寅、陆枝业、罗正人、凌育才、庞德兴、黄英杰被打死或炸死。李德海手持冲锋枪深入县委球场一带，到处乱打，弹尽后撤至厕所附近，被“四·二二”人员抓获。这次交战是宜山县城武斗中最激烈的一次。
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九七六部队进驻宜山县城，开始制止武斗工作。10月2日，在六九七六部队和宜山驻军部队负责人的主持下，宜山“联指”和宜山“四·二二”举行谈判。参加谈判的驻军代表是陈秉义、季德春、田家顺、王代乾、李忠文、马文兰；联指代表是唐家睦、陈少坤、李炎、温少德、罗晞翔；“四·二二”代表是银应明、陈楚珊、梁宝球、覃秉仁、谢丽华。10月13日12时50分，两派达成了《第二次谈判协议》。《协议》说：“宜山两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九·五’命令、‘七·一三’通知、‘九·一三’通知，中共中央的‘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广西两派关于全面封存上交武器的7点协议以及广州军区、广西军区的有关指示，达成了封存上交武器和其他有关事宜。一、上交武器（包括各种武斗工具）的范围：1、已夺解放军、民兵、公检法的枪枝、弹药和其他装备；2、农村带来和外地带来参加武斗的枪枝、弹药；3、互相缴获的武器；4、庆远镇内的民兵武器；5、地方机关、工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武器（凡中央及有关规定不应上交的不在此列）；6、体育运动用的枪枝、弹药；7、自制的武器（土枪、土炮、零件、附件、半成品）各种爆炸物及装备（如土坦克）等；9、用于武斗的大刀、长矛、匕首等凶器。二、上缴武器的步骤方法：1、由本协议生效之时起开始上交，在10月14日10时前全部上缴完毕；2、上交武器由解放军派车拉到指定的地点（六九七六部队驻地），随上交武器可派部分人员参加上缴武器仪式；3、上交武器由解放军点验登记，武器清单一式三份，应注明武器来源及状态；4、上交武器过程中，由解放军和监督小组负责监督。三、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藏、转移和拒交武器（包括大刀、长矛、匕首）等凶器。如有违犯者，由本组织协同解放军一律强行没收。如有违抗者，以违法论处。四、在武器上交过程中和武器上交后，如发现仍有使用武器及其他凶器进攻、行凶、杀人者，即以现行反革命论处，由本组织协同解放军对其坏头头及肇事者坚决镇压。五、双方在本协议生效时起，开始释放被扣人员（包括伤员），在10月14日10时前释放完毕。如抓有专政对象及可疑人员，交解放军处理，并提供材料。释放时由扣留双方将名字、材料随人员交解放军，由解放军分别处理（对方接收的交回对方，有问题的由解放军审查后处理，不属对方的和外地的回原单位），如过期仍有被扣人员不放，对策划者和肇事者严加处理。六、由本协议生效时起，立即开始拆除武斗工事，交通沿线的在10月14日10时撤除完毕，保证车辆通行，其它所有工事在10月15日17时全部撤除完毕。七、在10月14日10时前，全部取消卡哨，一律自由通行（但不进入对方据点）。如各群众组织再有搜查和抓人，则依法处理。如发现坏人，可扭送解放军处理。八、外地和农村、厂矿来庆远镇参加武斗和串连的，在10月14日18时前全部撤离完毕（附注：本协议签订前，参加武斗但返回农村之武器如何处理，待上级决定）。”
10月14日上午10时，宜山“联指”和宜山“四·二二”在驻军的监督下，上交武器弹药。宜山县城武斗结束。
这场武斗造成了严重损失。两派的一些人员和一些无辜群众被打死、打伤，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批国家物资被用来制造武器、弹药；县城的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交通中断；大批农民进城武斗或守卡，不仅动用了国家一批库存粮食，而且农村的生产也受到一定影响；县城的屋房有的被挖通、有的被打坏、有的被拆掉、有的被烧毁；各公社、大队慰问“联指”武斗人员也动用了集体的牛、猪、鸡、鸭、蛋、蔬菜、粮食等一批物资，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武斗共死51人（“联指”22人，“四·二二”死24人，群众死5人），其中双方在交战中死41人（“联指”21人，“四·二二”死20人）挨抓后被捅死一人（“四·二二”的），被“俘”后受折磨死一人（“联指”的），被“联指”人员从牢房或家中拉出去勒死5人（“四·二二”人员3人，群众2人），敲死一人（群众），“联指”人员在非武斗区伏击打死2人（群众）；74户居民被拆掉房屋71间，95户居民被烧毁房屋114间，造成440多人无家可归。仅房屋被烧毁一项经济损失就达22890元。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宜山县1355人死于非命。其中，从1968年4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到同年12月止，死于乱批乱斗之中的有1085人，占十年浩劫死亡总人数的80％，占县革委成立后到“文革”结束的8年零7个月被迫害致死之人数（1230人）的88.3％。“乱批乱斗乱打死人事件”，主要是记述这一期间发生的乱批乱斗乱打死人事件。
1968年4月12日，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简称革委会）。季德春（县武装部第一政委）任主任，崔振铎（副县长）、刘海荣（县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毛（副县长）任副主任，罗星鲜（县委副书记）、田家顺（县武装部政委）、袁英才（副县长）、黄殿海（县委组织部长）、王代乾（三十二野战医院政委）、覃炳能（县公安局教导员）、谢焕臣（宜山“联指”总指挥、县物资局开票员）、梁兴斌（宜山“四·二二”群众，汽车站司机）、冉大姑（女，宜山县贫下中农“联指”领导成员、龙头公社社员）任常委。委员46人。在此前后，各公社（镇）、大队以及机关单位也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宜山县各级革委会是在宜山“联指”用武力压垮宜山“四·二二”后，按照三结合（军代表、领导干部、群众代表）和老、中、青原则建立起来的。由于“四·二二”派被认为“站错队”，“联指”派被当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筹建革委会过程中，把站队这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作为选拔和安排干部的标准。这就造成了只有“联指”派的“功臣”和支持“联指”有功的领导干部和军人才能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和要害部门。尽管在革委里也有“四·二二”派的个别代表，但宜山“四·二二”被武力压垮后，从骨干到成员都处于被追捕、关押、揪斗、清理的地位，连基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在革委会里也只能是个象征性的点缀而已。因此，宜山各级革委会实际上成了“联指”的“派”委会。
宜山县革委成立后，虽然是号召要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但由于各级革委会受“左”的错误影响和存在严重的派性思想，不仅打不倒派性，相反，在革委的领导下，“左”倾错误和派性报复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给宜山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和灾难。
5月24日至25日，县革委在主任办公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崔振铎、刘海荣、王德毛、袁英才、黄殿海、谢焕臣、覃炳能、陈赞谊（县革委委员、县革委组监小组长）、杨民生（县武装部科长、县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出席了会议，曾春琇（县革委办公室副主任）和黄忠良（三十二野战医院教导员）列席了会议。会上，县革委第一副主任、河池地区革委常委崔振铎传达了河池地区革委会《决议》。会议研究决定，5月31日至6月3日，在石别公社波串大队召开县革委第二次全会；6月4日至8日在波串大队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场会。
6月1日至6月3日，县革委第二次全会在波串大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县革委副主任崔振铎、刘海荣，常委袁英才、黄殿海、冉大姑和33名委员。会议由崔振铎和刘海荣主持。崔在会上代表县革委作《宜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宜山县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决议》。《决议》的第四条说：“阶级敌人和党内死不改悔的一小撮走资派以及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从不同角度公开地、隐蔽地跳出来，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特点、新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百倍提高警惕。”“更广泛深入地、持久地、不停顿地、猛烈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坚强指挥部，要率领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大力支持群众对敌斗争的一切革命行动。‘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要开展群众性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查敌情、大揭发、大检举、大斗争；农村、机关、工厂、学校全面开展，上下配合，揪坏人，追斩黑手，大张旗鼓，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绝不能右倾保守。”这些提法，大大发展了地区革委《决议》的“左”的错误，实际上成了后来乱批乱斗乱打死人依据。
6月4日至8日，宜山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三忠于”活动现场会（又叫四级干部大会）在波串大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出席县革委第二次全会的领导和委员；公社（镇）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宣传、青年、妇女干部；在宜山的区、地直单位和县、社直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造反派头头；大、小队干部；学习毛著辅导员。共1854人（原计划964人）。会议由崔振铎和刘海荣主持。会议贯彻了《宜山县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决议》，重点讨论了如何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问题，矮山公社的建安大队、北牙公社的平里大队和怀远公社的索敢大队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的经验。会议期间，石别公社的北山、板敢、隆安大队连续两个街日在北山街游斗敲死7人。特别是6月5日，与会部分代表利用午休时间去赶北山街，目睹了北山大队游斗敲死唐代荣、唐代英、唐荣才、韦克荣四人的惨景，回到住地后，整个会议议论纷纷。主持会议的县革委领导，不但不批评北山街游斗敲死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相反，崔振铎在8日上午的总结会上再次强调：“更深入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各级革委会要成为抓阶级斗争的坚强指挥部，要率领群众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要支持群众对敌斗争的一切革命行动”。“对敌人不能心慈手软，怕过头就是右倾，保护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使这次会议开成了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的动员会。
波串会议召开期间，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县革委副主任王德毛于6月5日下午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罗星鲜、田家顺、覃炳能等人出席了会议。会上，田家顺传达了河池军分区华英副司令员和陈秉义参谋长关于要充分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和麻痹思想，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要宣传执行党的政策，不能乱打死人等指示。会议研究了贯彻措施，决定6月11日召开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誓师大会。6月7日下午，崔振铎在波串粮食收购点院内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和县直机关各组组长碰头会时，对召开县誓师大会作了具体布置。崔说：“县革委决定11日在庆远镇召开对敌斗争誓师大会，给大家作示范。这次誓师大会，是以庆远镇为主，附近的矮山、流河、洛东公社的部分大队干部、群众全部参加，四类分子也全部带来。其他公社由领导带队，派代表参加”。6月10日，王德毛主持召开了县直和区、地驻宜单位的领导会议，布置他们发动干部、职工参加誓师大会，并在会前把本单位的四类分子、牛鬼蛇神带到县工人俱乐部集中。同日，罗星鲜也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誓师大会报告内容和大会程序。
6月11日上午，“宜山地区革命群众主动地、不停顿地、持续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在县体育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单位和区、地驻宜山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有庆远镇的干部、职工、街道居民、郊区农民；有矮山、流河、洛东公社近县城大队的干部、社员；有11个公社（镇）的代表。共一万多人，故又称“万人大会”。县革委领导崔振铎、王德毛、罗星鲜、谢焕臣、覃炳能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谢焕臣主持，崔振铎代表县革委作动员报告。崔说：“最近县革委在石别公社波串大队召开了第二次全会，讨论通过了全会《决议》，向全县人民发出了战斗号令，放手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更主动地、更猛烈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领导小组）一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坚强指挥部，要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乘胜前进，要率领革命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为群众撑腰，大力支持革命群众对敌斗争的一切革命行动。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开展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查敌情，轰轰烈烈的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在农村、城镇、机关、工厂、学校都要进一步开展，上下结合，揪坏人，追斩黑手，大张旗鼓地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阶级敌人决不能讲什么平等，绝不能右倾保守”。崔振铎报告结束后，公检法军管会代表在会上对十多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宣判。接着工人、农民、学生和驻军代表发言。大会结束时，庆远镇“红保部”负责人刘启明宣布庆远镇的干部、群众留下开批斗会。在其他人员退出会场时，县卫生局的廖友志从人群中拉出县银行副行长徐泰恩，把徐打倒在地，其他凶手跟着把徐敲死。县税务局局长阴振歧（1945年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被游斗到胜华章门口，被蓝木昌（庆远镇四联大队农民）、韦有旺（农民）用砖头、石块砸烂脑袋，惨死街上。庆远镇在分战区批斗中，将合作总店职工陆伯祥，街道居民赵有明、李树生、黄志统，郊区农民史奎、蓝仲奎、钟铭、覃继崇、张英、吴庆龙（15岁）敲死。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李春霖被游斗后，当天投河自杀身亡。
这次誓师大会，实际上开成了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的示范会。
誓师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王德毛在县革委小礼堂召集各公社（镇）带队人开会（当时称公社代表会）。会上，王德毛指出，为了防止断线，不要随便打死人。对当天发生敲死12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不但不提出禁止，反而说：“已经打死的四类分子不要追究，今天的誓师大会是成功的，你们回去后，要向常委汇报，各公社都要相应地召开誓师大会。”之后，县革委领导一方面继续动员，另一方面成立斗批改办公室，指定专人，对下面进行督促检查，要下面汇报以批斗多少人、打死多少人为内容的阶级斗争进度。这样一来，法律成了一纸空文，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县。
1968年6、7、8月份是宜山县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的高潮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各公社、镇和机关单位通过开大会和游斗成批杀人。
6月10日，北牙公社平里大队的班志芳（大队党支书）、周贤君（大队文书、革委主要成员，后任北牙粮所副所长）从波串开会回来后，立即召开生产队干部和党员会议，组织与会者就批斗对象问题进行了排队摸底。晚上，班志芳、周贤君又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决定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李家玉（地主分子）、李培超（李家玉之子）、李培生三人，并进行了会务分工。会后，周贤君对李福勤（大队财会辅导、革委成员，后任北牙公社管委会计）说：你主持会场，李培生不管怎样你要保下来，保不下来你负责。次日，批斗大会由李福勤主持，在批斗中，李家玉、黄永南（社员）被覃乃高、韦明才等人打死。李培超遭打昏后被丢在塘边，苏醒后逃到山上躲藏，13日复被抓。班志芳与周贤君又合谋策划，次日由班志芳召集附近生产队群众开会，批斗并敲死李培超。同月，周贤君又以“唱反动山歌”、“暗杀队”罪名，指使李福勤把石国英（社员）、潘佑明（社员）等人抓到北牙街游斗。在游斗中，石国英、潘佑明被韦明才、周忠甫等人敲死。
6月11日，石别公社永进大队的蒙玉华（大队文革小组负责人）在永进小学召开群众大会，社员韦群生、蓝绍荣、蓝享荣等人被推到台上罚跪。蒙玉华讲话后，冉启忠（大队民兵）就朝韦群生头部敲了一棒，然后把他撬翻台下，让其他凶手敲死。接着，冉启忠等人又以同样方法敲打蓝绍荣、蓝享荣。冉还拿石头砸其脑袋，二蓝脑浆迸溅，惨死在台下。
6月11日傍晚，龙头公社秘书蓝芝福（龙头地区“联指”负责人之一，后任东兰县委书记）电话布置龙头、龙田、龙德、龙盘、建立5个大队12日押批斗对象到龙头街游斗（幕后策划未查清）。晚上，蓝芝福又和刘文高（龙头银行营业所干部、龙头地区“联指”副司令员）在营业所召集社直单位“联指”负责人韦善福（龙头供销社秘书）、陆立忠（龙头卫生所医师）、韦桂香（龙头粮所干部）、韦珠（龙头学区辅导员）等人开会。会上，韦善福和蓝芝福分别介绍了县“万人大会”和各地敲人情况，研究并决定第二天将龙头税所干部莫祯才游斗敲死。会议还对12日的游斗进行了分工。12日中午，韦善福带领潘金芳等人到汽车站绑架从拉浪乘班车回来的莫祯才和莫的妻子杨松琼（小学教师），陆立忠当场宣布莫的“罪状”，接着潘金芳等人把莫、杨推到街上游斗，游斗中把他们敲死。当时杨松琼已有身孕6个多月，死后，腹中胎儿蠕动，凶手又猛踩杨的肚子，三条人命就这样惨死在街上。龙头大队由蓝国发（大队长，后任公社革委副主任）指挥，将准备交给群众专政的王国恩（反革命分子）、黄焕鸾（地主分子）捆绑，挂上打有红“×”的樶箕，押到龙头街游斗并将二人敲死。当天，龙田、龙德、龙盘大队以及龙头供销社、龙斗小学也押人上街游斗。龙头供销社干部卢荣民、覃乃乐；龙头小学教师邓宇才；龙田大队“反革命分子”欧子伦、韦言、罗仕周，“坏分子”蓝超，富农分子何德斌、罗发英；龙德大队的“四类分子”马忠元、杨干周、莫桂仙（女）、社员韦宝祥、韦荣庚又被敲死。当天游斗共计敲死18人，龙头街市场尸体纵横，人血四溅，惨不忍睹。6月13日，该公社的高丰、拉浪两个大队又在拉浪街游斗打死候秀能和王恒秋2人。
6月11日，洛东公社革委主任韦绍忠主持召开公社革委扩大会议，决定分洛东、洛西两个片召开对敌斗争誓师大会。12日，公社革委副主任覃乃轩和武装部长韦子珍到洛西大队，召集洛西片所属大队负责人和民兵营长开预备会。13日上午，洛西片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在洛西街市场召开，覃乃轩主持大会，韦子珍作动员报告。教师代表韦宜民在会上作批斗发言时，洛西大队民兵营长、“红保部”负责人韦年云指挥民兵李强等人，将带领学生参加大会的洛西小学教师农丹奇拉到大队部毒打，接着韦年云又令两个四类分子，每人拉农的一只脚，将农从大队部倒拖过洛西街、大会会场，至两华里外的塘底岭上，由跟去的民兵将农打死。在大会分战区批斗中，供销社职工戴宪洋，综合社职工麦祖耀，洛寿大队戚殿帮（地主分子），洛富大队戚有生（地主分子）、莫合生（地主分子），洛西大队韦国华（社员）等六人又被敲死。20日，韦绍忠在公社会议室主持召开洛东片对敌斗争誓师大会预备会，传达了县革委16日至18日会议精神，韦子珍在会上介绍了洛西片对敌斗争誓师大会情况。会上，各大队核实了原在公社革委扩大会上汇报的专政对象名单。22日上午，洛东片对敌斗争誓师大会在洛东小学召开。吴胜刚（公社农技站干部、洛东“联指”负责人）主持大会，韦子珍作动员报告。在分战区批斗中，坡榄大队的韦尔斌（地主分子）、韦承英（历史反革命），大曹大队的程步享（地主分子）、韦英柱（地主分子）、韩景松（地主分子）、蒙敏纯（地主分子），寻田大队的覃善璞（社员），洛东大队的罗天休（历史反革命）、戚开松（地主分子）、韦继德（历史反革命）、韦继恒等11人被敲死。在这期间，洛东、六寨、三柏大队也分别召开了对敌斗争大会。洛东大队的韦瑞芝（地主分子）、韦汉耀（历史反革命）、韦昭善（富农分子）、韦日昭（富农分子），六寨大队的俞树芳（地主分子）、黄翠娥（女，地主分子）、覃敏（学生）、覃桂龙（社员）和三柏大队的彭瑞祥（社员）、黄荣贵（社员）、吴作柱（社员）、谢振双（社员）等12人被敲死。
6月12日，流河公社革委主任余秉恒在公社主持召开有社直单位领导和大队负责人参加的公社革委扩大会，会议根据波串会议、县誓师大会及王德毛11日下午的讲话精神，结合流河公社的具体情况，研究了抓阶级斗争的形式、方法、步骤问题，决定分天桥、三合、良村、流河4个片召开对敌斗争大会；公社以天桥片为点，派5名公社干部下到天桥、龙潭、龙降、龙元大队协助大队干部发动群众，落实好批斗对象名单。14日上午，余秉恒带领社直单位干部职工到天桥后，立即召集各大队领导和下去协助工作的公社干部汇报发动群众和落实批斗对象情况。龙降大队长张荣修说：“我们大队批斗对象黄旭秀来到半路走不动，民兵把他敲死了”。听汇报的公社领导未作任何表示，各自心照不宣。中午，天桥片对敌斗争大会开始，覃奇珍（公社干部）主持会议，余秉恒代表公社革委作动员报告。在分大队开展批斗后，龙潭大队在批斗吴运筹（地主分子）、吴国凡父子时，民兵彭庆乐用五寸刀割掉吴国凡的耳朵，韦光珠用木棒把吴运筹敲得头破血流。散会后，民兵把吴家父子押回，途中，韦昌贵和彭庆乐先后开枪把吴运筹、吴国凡打死在天桥湾。走到十二湾时，廖明利、彭庆乐又开枪打死吴国凡的母亲刘秀桃。为了斩草除根，凶手彭庆乐还在十二湾埋伏，准备截杀吴运筹的次子吴国全（10岁），因吴国全给被打死的父、兄解绳子，喂稀饭（意给死者作饱鬼），误了时间，才幸免于死。当天被打死的还有龙元大队的韦光高（社员）、韦荣生两父子，龙降大队的谢成金（女，富农分子）。龙降大队的张华顺挨敲休克后，被误为已死才幸存下来。龙元大队的韦含成被敲成重伤，第二天在押往三河批斗的途中又被民兵打死。
天桥片对敌斗争大会结束后，公社革委常委谭信义立即赶去三合大队，连夜找三合大队党支书彭茂琚汇报三合片对敌斗争大会的准备情况。6月15日，三合片对敌斗争大会在三合小学召开，三合大队党直部副书记韦崇焕主持大会，谭信义代表公社革委作动员报告。当天，三合大队的韦焕珠（社员）、廖超周（反革命分子）、韦仕云（富农分子）等三人被打死。
在天桥、三合两片召开对敌斗争大会的同时，流河、良村和岩田大队也分别召开对敌斗争大会，流河大队的覃世林、良村大队的梁绍全、阮保正、张秀英（阮保正母亲），岩田大队的覃善好（社员）、韦学高（社员）、韦学刚（社员）、韦仕英（社员）在会上被打死。流河大队的钟清连被打成重伤，抬回家后3天死亡。
6月16日，公社革委副主任杨胜乾召开大队负责人会议，传达县革委电话会议精神，总结检查前两天开展对敌斗争情况，强调尚未召开对敌斗争大会的大队要迅速召开，立即行动起来。会后，全社乱杀人歪风又进一步发展，到6月底，杀人的大队由原来的6个上升到14个，死人由原来的20人增加到42人。
6月12日，德胜公社革委加开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会上，要各大队上报没有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名单，并决定6月15日在德胜召开全社对敌斗争大会。蓝斌杰（竹仓大队党支书）在会上把覃桂平母子作为专政对象报给公社。6月14日晚，天下大雨，公社革委决定更改斗争大会日期。竹仓、加保两个大队的干部因电话不通，得不到通知，仍按原通知于15日带领群众押着四类分子来到德胜街，竹仓大队文书蓝彩智和加保大队长蓝善和等人到公社找蓝斌杰和覃玉高（加保党支部书记），他们说：“队伍来了，会开不开？”蓝斌杰、覃玉高、蓝善和等人又去请示公社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黄茂防。黄说：“我的意见开，做一个榜样给全公社看”。蓝斌杰、覃玉高立即到德胜新市场，召集两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和部分民兵骨干开会，蓝斌杰说：“今天我们带这帮人（指四类分子）来，都是最坏的，你们对他们恨不恨？牵人来没敲，牵来做什么？”“今天带这帮四类分子来不要带回去了”。接着，两个大队召开批斗大会，会上，竹仓大队的覃桂平、桂平鸠，加保大队的蓝焕田、覃土汉被敲死。
6月12、14日，祥贝公社革委副主任覃纲主持召开大队、社直单位领导和公社干部紧急会议。公社革委党委姚克平和公社公安员韦宗荣也积极参与会务活动。覃纲在会上说，祥贝在几天内要敲一批人，各单位、各大队把“专政”对象名单报给公社。14日，在会议确定“专政”名单后，覃纲作总结布置，宣布16日召开全社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要各大队民兵带枪、群众带木棒押四类分子和“专政”对象参加大会。还说：“16日大会先集中，后分大队进行游斗。我15日去县里开会，在那里等你们要敲人数字”。会议最后规定“专政”对象戴的高帽后面打××作暗号。15日，覃纲去县里开会前又对姚克平、韦宗荣作吩咐，要韦在16日主持会议，姚代表公社革委作动员报告。覃纲走后，韦宗荣召集机关负责人和民兵开会，研究第二天大会的准备工作和分工问题。16日，全社对敌斗争誓师大会按覃的布置进行。供销社干部吴寒珍、陈瑞芳在游斗中被该社主任韦香珍与其妻韩素云等人敲死。下午4时，税务所副所长黄就忠从宜山回到祥贝（14日请假回宜山），即被该所“联指”派头头覃廷矿带领民兵抓来游斗枪杀。当天在游斗中被打死的还有古龙大队的覃永勤、覃刚，白尾大队的覃书田，祥贝大队的覃永优、廖善祥、莫苑、覃日敏、覃廷尤，拉托大队的韦明全、韦贵美、韦如贵，福六大队的覃家凤、覃善凡、覃善祥、覃少修、韦永睦，长洞大队的覃善珍，中路大队的韦显堂、覃善林、覃家贵、韦显辉，里洞大队的罗星灿、覃少环、覃家庆，六代大队的覃谟尧，大莫大队的韦成光、韦寿常。这一天，总共打死30人。“六·一六”事件成了全县成批杀人之冠。
6月13日和14日，三岔公社革委召开常委会，研究贯彻县革委波串会议和县对敌斗争誓师大会精神。会上韦显应（公社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韦振荣等人主张在三岔召开与县对敌斗争大誓师大会相应的会。会议决定19日召开，但会议规模未定。16日，韦显应主持有社直单位和各大队干部参加的预备会，韦在会上传达公社革委常委关于召开全社对敌斗争大会的决定，号召各单位报批斗对象名单，要求各大队、社直各单位领导按时带领群众和押四类分子、批斗对象到会。19日上午，誓师大会在三岔市场召开，公社革委常委韦以通主持会议，公社革委副主任周如聪作动员报告。在分战区批斗中韩养义（三岔供销社主任、南下老干部）、朱秀卿（三岔粮所干部）、蓝显高（社员）、张汉生（生产队长）、莫金明（居民）、曾启昌（历史反革命）、潘学健（车缝社会计）、韦文干（社员）、吴顺贵（历史反革命）、梁加善（富农分子）、韦立光（历史反革命）、韦绍利（历史反革命）等12人被敲死。
6月13日，进驻园村大队的工作组组长覃桂生（庆远镇革委副主任）主持召开有生产队民兵排长、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大队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发动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问题。大队民兵营长潘敏华（女，后提任团县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副县长，被选为区党委后补委员、党的十二大代表、区人大代表）在讨论确定批斗对象时，提出要批斗本队（江头二队）的四类分子韦汉林（四清运动划）。她说：韦汉林不服从管制，破坏学习毛著，用大花打耕牛，搞“暗杀队”，应交群众批斗。园村生产队也提出要批斗莫树忠（抗美援朝复员军人，四清划为四类分子）。会上还有人提出要批斗韦汉林的弟弟韦汉东，但大多数人不同意。当晚，潘敏华组织民兵和队干部审讯韦汉林和韦汉东，在审讯中，民兵对韦汉林、韦汉东进行捆绑、踢打。审讯结束后，潘敏华叫民兵把韦汉林、韦汉东关在小队的猪舍里，是夜韦汉林、韦汉东跳跑。15日，园村大队批斗莫树忠大会在栲胶厂仓库召开，批斗中，周佩武用砖头把莫树忠敲倒，覃家保用丁字锄锄穿莫的胸部，莫当场死亡。20日，覃桂生和大队党支书邓昌乾、大队长韦智及潘敏华等人研究下步如何狠抓阶级斗争问题，韦想珠（工作组员）到会报告：韦汉林、韦汉东二人已被矮山公社鹅颈塘生产队抓获。覃桂生说：“抓得就好了，干脆斗他一轮干掉算。”还问：“谁又敢动这个手？”潘敏华说：“园村能把莫树忠搞死，我们江头也能搞韦汉林。”力争由江头村把韦汉林敲掉。覃桂生同意潘敏华的意见。会后潘敏华派武装民兵去矮山把汉林、韦汉东押回。22日，批斗韦汉林大会在园村公路边的大榕树脚召开，潘敏华、覃桂生在会上讲话，批斗中，韦汉林、被凶手敲死。23日早上，潘敏华参加江头村的队干会议，同意把韦汉东交给群众批斗。当天，韦汉东在小队批斗会上被敲死。
6月17日，工商联兴无灭资战斗队队长李永烈（工商联秘书）和梁绪武、江国英等人以“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等罪名，强迫县委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任吕金生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手提铜锣押上街游斗，到体育场门口时，将吕推进体育场，令其与正在被围斗的公路段工人郭其生、郑秀义和宜山电厂工人韦立杰等人跪在一起，李永烈向围斗群众宣布吕的“罪状”后，吕与郭其生、郑秀文、韦立杰同时被打死。
6月间，县税务局批斗本局干部梁庆荣，在严刑敲打下，梁被迫假供，在上魏村组织“暗杀队”，准备暗杀局领导樊占敏、覃可良和上魏村干部韦玉仙、魏佐成等家。后覃可良等人到上魏村调查，在党员、干部会上，覃散布了梁的假供。28日，税务局再次召开大会，批斗梁庆荣、韦玉仙、魏佐义带领上魏村30多人参加。会上，覃可良逼梁庆荣把原交待“暗杀队”的问题向上魏村群众讲清。梁起初否认原来的假供，但在又一场毒打下，迫得又编造乱供了“暗杀队”成员及要杀害的本村干部名单。7月2日上午，上魏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与“暗杀队”有牵连的梁继兴（梁庆荣父亲）、魏华（地主分子）、魏骥（富农分子）、魏朗明（魏骥之子，14岁）、魏诵声、魏世华。在会上，盘善良（县公安局干部，上魏村人）用手枪指着批斗对象对群众说：“留他们，我们就死，拿出去敲死去。”在盘的煽动下，魏佐义、韦玉仙（盘之妻）等人将梁继兴、魏华、魏骥、魏朗明推到岭上敲死。7月13日，韦玉仙在其家召开队委会，策划敲死梁庆荣。盘善良在会上说，要敲就快点敲，不准敲人的文件已经下达，过两天就不准敲了。在盘的催促下，魏佐义、韦玉仙于14日带领十多人到县税务局抓梁庆荣，在返回途中，把梁敲死在白马桥。
7月1日，叶茂大队文书黄炳流伙同大队干部韦书安、周应华召开大、小队干部会，研究决定7月2日在独山大岭树林里召开叶茂地区对敌斗争大会。次日，黄炳流亲自主持会议，会上敲死黄仁、黄承辉父子二人，韦显帮被打成重伤。县园艺场带去参加会议的批斗对象黄永宁、邝伯平也被敲死。这次大会后，黄炳流和韦书安等人又研究决定在叶茂小学召开叶茂地区第二次批斗大会。黄炳流又亲自主持这次会议，会上敲死了韦伴云、韦显帮两人。
7月初，县革委召开了有公社、镇、县直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学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会议，并翻印了38000多份下发，组织了88个宣传队下乡宣传。与此同时，各公社镇也普遍召开庆祝和誓师大会，传达和贯彻《七·三布告》。7月5日至9日，县革委又召开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县革委委员外，还有各公社（镇）革委分管斗批改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主要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打好对敌斗争第二仗问题。7月5日，县革委副主任王德毛在会上作报告。7月9日，县革委第一副主任崔振铎作会议总结。县革委主任季德春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指出：宜山地区和全国、全区各地一样，形势大好，在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基础上，全面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特别是6月11日誓师大会以后，群众对敌斗争运动遍及全县每个角落，到6月25日止，全县共揪斗了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坏家伙1580人。据揭发，有“五·一五/六”（“五·一六”原是北京一个人数很少的极左组织，称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其主要活动是张贴一些攻击和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定为反革命组织，并把一些对“毛主席司令部”、“中央文革”、“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和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称作“五·一六”分子）、“四·一一”（贵州省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暗杀队”、“叛国集团”、“反共救国军”、“盗窃集团”、“五人小组”（即所谓以薛德成为首的策划、指挥宜山“四·二二”夺枪、武斗的组织）和打砸抢、右倾翻案等问题。其中“暗杀队”较普遍，城镇、农村、机关、厂矿都有。右倾翻案涉及到各公社，文教战线较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深入、持久开展革命大批判，向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猛烈开火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本部门的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是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他们强调，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持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更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为了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要大办学习班，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5月19日重要批示和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的经验，结合本地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总结成绩经验，找出存在问题，提高认识。学校教师要集中起来，是牛鬼蛇神的拿来斗。开始斗私批修，打倒派性，放下包袱。第二阶段斗坏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牛鬼蛇神）。采取小会斗大会斗相结合。斗争前先交待问题，要半天斗，半天劳动，晚上交给民兵看守。他们还说：“稳”就是策略；“准”就是打得及时，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不杀；“狠”就是不要乱杀。有的说打死多了，有的说打死少了，现在不是多少的问题，坏人敲死一千个也少，不是坏人敲死一个也多。有的说要平反，现在不平反，将来也不平反，现在不是刹车，是开快车。这两次会后，乱批乱斗乱打死人在农村进一步向大队、生产队发展。县革委也于7月10日至8月3日，集中宜山高中、宜山师范、宜山财校、宜山卫校、宜山壮校和宜山县红卫中学等6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在财贸干校办斗批改学习班。学习班由莫富新（县委宣传部长）主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0日至19日）开展斗私批修；第二阶段（20日至8月3日）开展对敌斗争。开始由县革委主任季德春作动员报告，结束时由莫富新作总结。在学习班进入第二阶段时，各学校抽来部分学生，对一批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残酷批斗，有的被捆绑、吊打，致伤致残。原宜高总务主任韩久穆在批斗中被学生廖文林、李刚等人吊打，5根肋骨被打断。李彦福老师在批斗中被廖文林捆绑吊在门框上，腰部被踢伤，肩关节软骨被打断，造成疾患。黄福经老师在批斗中肋骨被打断，昏厥休克。罗圣道老师被廖文林等人吊打致休克，造成终身残疾，生活不能自理。教导处副主任张世鑅被廖文林等人反剪双手吊在门框上，后被皮带抽打，上身多处受伤出血，由于长时间吊打，留下手臂麻木后遗症。宜山县红卫中学老校长黄玉书和老教师陈宪中等七人也被该校“红旗兵团”政委吴松等人捆绑押到财校批斗，身心受到摧残。与此同时，各公社、镇也按照县革委的布置举办教师学习班，戴德乡（怀远中学教师）、韦成龙（洛东公社教师）、韦权（流河公社教师）等人被打死，李亚元（怀远中学教师）、蒙敏华（洛东公社教师）等人被逼死，苟万春（怀远中学教师）、李凌（德胜中学教师）等人被吊打、压杠致伤致残。
7月27日，宜山县革委政治部印发了庆远镇龙塘大队关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经验（该大队6月以来共揪斗了41人，在批斗中打死黄义平、温华亮、温广祥等人，逼死饶松懋等人）。8月4日，宜山县革委又转发河池专区革委第一副主任李均给专区革委的报告。《报告》是李均7月18日到宜山县矮山公社了解开展对敌斗争情况，于7月26日写的。《报告》虽然指出前段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注意掌握对敌斗争的策略”。但又肯定了前段运动的成绩，过份宣扬了敌情，在分析阶级敌人活动的特点时，把阶级敌人从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扩大到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及亲属、四清下台干部和其他不满分子。并说他们中大部分都混入了群众组织，利用群众组织作掩护。还把事实上不存在的“暗杀队”宣扬成普遍存在。《报告》对下步阶级斗争的做法提出了要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在大批判的同时，对本单位已暴露出来的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贫下中农，认真清理阶级队伍，通过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开展“三查”（查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阶级敌人从各个角落里揪出来，特别是把暗藏的幕后敌人挖出来。李均的报告是不符合宜山县阶级斗争现实的，然而，宜山县革委在转发按语中却说：《报告》对我县对敌斗争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望你们认真研究贯彻。在贯彻执行中，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对照检查前一段对敌斗争工作，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找出差距，进一步加强领导，更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批示的中央《七·三》和《七·四》布告，进一步开展“三查”，向阶级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正当宜山县革委组织发动对敌斗争第二仗的时候，8月1日至3日，由县革委派往柳江县洛满“剿匪”的民兵先后回到宜山。由于在“剿匪”中宜山民兵被打死8人，宜山县“联指”派的派性仇恨和派性报复情绪达到了顶峰，于是在庆远镇等地乱批乱斗乱打死人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8月3日，庆远镇革委主任蓝芳伟主持召开镇直单位、街道、大队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会议，参加洛满“剿匪”回来的赵成海（镇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在会上介绍了洛满“剿匪”情况。蓝芳伟在会上作报告，提出要掀起一个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高潮。强调搞不起来的单位和街道要联合起来，这样力量就大了。蓝讲话后，分组讨论，研究对敌斗争的做法。
8月5日，反修街革委主任叶志明向县公安局写了“关于要求要回坏分子谭佩柯、邱光明、唐老尧、陈伟贤交给群众斗争的报告”（谭、唐、邱、陈系反修街居民，因参加武斗，被关押在县公安局看守所），经镇革委和县公检法军管会批示“同意”后，叶亲自带领民兵吴栋臣等人到看守所把谭、唐、邱、陈押回镇“红保部”（设在庆远派出所）关押。当晚在反修小学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街革委副主任李启祥主持。会前，庆远镇武装部副部长吴坤和吴栋臣、廖盛伟、丁佳德对谭、唐、邱、陈进行毒打，吴坤还猛踩倒在地上的谭佩柯的肚子。批斗会开始后，谭佩柯因伤势严重，当场倒地死亡。在批斗中，吴栋臣、廖盛伟把陈伟贤打死，韦光荣用单车链条朝唐老尧连打三鞭，唐当即倒地死亡。邱光明也被韦光荣用单车链条打得头破血流。同晚，建设街、解放街、民房修建社和搬运社也按照镇革委3日会议的布置，在县工人俱乐部联合召开批斗大会，由武装民兵把关押在镇“红保部”的建设街居民卢祥嵩、卢树生、刘树明、冯铁生和民房修建社职工梁丹、黄树明押到会场。会议由建设街街主任唐秀文主持，在批斗中，上述六人全部被敲死。
8月6日，蓝芳伟又主持召开镇直单位、街道、大队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会议，检查3日会议的贯彻情况，布置下步对敌斗争工作。会上，蓝芳伟听取与会人员汇报后，表扬了反修街，批评了战斗街，他说：你们街那么多四类分子留来做什么，留来吃饭吗！怕他们绝种吗？他再次强调力量薄弱的单位要联合召开批斗会。接着分组讨论，研究联合批斗问题。当晚，镇卫生所、工商所、房管所、税务所、粮所、大米厂、民房修建社和合作总店联合在工人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武装民兵把关押在镇“红保部”的黄立鼎（房管所干部）、陈理直（工商所职工）、朱芳霖（卫生所职员）、林水（民房修建社工人）、肖国民（解放街居民）、李文华（建设街居民）押到会场。会议由郭其荣（房管所临时工，后调自治区）主持，在批斗中，洛满“剿匪”回来的韦北芳、黄凤明等人全副武装冲进会场，韦北芳用手榴弹将批斗对象逐个敲得头破血流，当朱芳霖呼喊时，韦北芳叫身边的黄凤明将朱干掉，黄不干，韦北芳说：“怕死鬼！”并从黄肩上夺过七·六二步枪，拔上刺刀，朝朱芳霖的臀部、胸部连捅5刀，并用力扭动才拔出，朱惨叫倒地而死，血染红了朱的衣服。与此同时，苏桂南等凶手也把黄立鼎、陈理直、林水敲死。建筑队在本队门口开批斗会，黄金德（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会议，批斗从镇“红保部”押回的本队工人梁治中、左子祯和覃功扬。在批斗中，从洛满“剿匪”回来的卢治耀（龙塘大队社员）、谢振东（四联大队社员）、廖启学（东风大队社员）、陈仁贵（四联大队社员，后任食品公司人事干部）冲进会场，用刺刀将梁、左、覃三人捅死。战斗街革委主任杨任才、副主任罗秀云主持在市场口召开批斗本街居民周世华（四清划为反革命分子）、陶贵章（四清划为反革命分子）、王定（错划右派）大会。会上，周、陶、王和陪斗的宋浪霞（四清划为反革命分子）、杨德鹏（错划右派）、杨文记（工商业者）被敲死。反修街再次在反修小学召开批斗会，会议由叶志明主持，批斗赖良玉和王光辉。在批斗中，韦光荣等人用单车链条等凶器把赖良玉、王光辉打死。东风大队在刘启明（东风大队党支书、镇“红保部”负责人）的布置下，在红星队晒坪开批斗覃文栋（其父覃继崇在县万人大会被打死）等人大会。会上，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用木棍、板鞋把覃文栋打昏。后覃被拖到小南门桥头，洛满“剿匪”回来的李永怀（东风大队民兵营长）见未断气，用刺刀把覃刺死。当晚，拉丝厂和东风街在东风小学，针织社在本社也召开了批斗会，韦冠国（拉丝厂工人）、周振云（针织社工人）被打死。是夜，全镇7个点，共打死了18人。
8月7日晚，庆远镇交通系统的红旗运输社、搬运社、航运社在韦瑞兴（镇革委委员、“联指”派头头之一）、刘桂英（红旗运输社主任）、周光前（搬运社主任）、刘明宽（搬运社联指派头头）等人策划下，联合在航运社门口召开大会，批斗红旗运输社工人伍兴祥、谢洪德、李常新、饶炳杰和搬运社工会副主席黎坚初。会议由刘明宽主持，黄振忠作动员报告，红旗运输社的郭新德和搬运社的周光前在会上作揭发批判。在批斗中，批斗对象逐个被敲倒，由四类分子拖出会场，由在外围担任警戒的镇红保部民兵李树林用刺刀逐个捅了二、三刀，然后丢下河边垃圾堆，其中伍兴祥、李常新、饶炳杰、黎坚初当场死亡，谢洪德半夜苏醒后爬回家里上吊身亡。当晚，服装二厂、五金厂等单位也在针织社浆纱车间开斗争会，服装二厂工人祝秉权（女）、五金厂工人韦焕森被打死。
8月8日上午，宜山电厂“联指”派头头、“大联委”斗批改组组长玉碧明主持召开批斗大会，并指挥凶手将本厂职工谢明华、吴绍清、刘兴民押到电厂大榕树下打死。当天，县供销经理部干部吴富、廖启明等人押供销社干部苏玉堂去园村大队小山生产队找枪，在该队水塘边，吴富开枪把苏玉堂打死。晚上，在李煜昌（县商业局财会股股长、“联指”派商业兵团负责人）等人的策划下，商业和供销系统在工人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县饮食服务公司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韦春廷主持，批斗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李庆忠、龚宝明、梁仲贤、供销经理部干部刘自楚和外贸站职工刘鸿春。在批斗中，龚、李、梁、刘被凶手敲死，刘鸿春被打成重伤。
8月9日上午，黄继荃和吴国安在县供销经理部主持批斗本单位干部覃汉忠大会，会上覃汉忠被凶手打死。河池地区第一医院“联指”头头李华珩（干部）、罗炳均（医院秘书、县革委委员）得知县革委下午召开敲人刹车会议的消息后，为了给参加洛满“剿匪”被打死的黄祥福、黄任祯报仇，召集肖乾文、封有榜、罗弟佳、潘沛年开会，决定在县革委开会之前把唐庆贵（工人）、周正平（外科医师）、高玉兰（女，护士）处死。下午2时许，肖乾文、封有榜等人分别将唐、周、高从家中和工作室绑架到龙江河边敲死。中午，县砖厂政工干部田大林在厂部主持召开批斗许崇文、蓝广生和徐汉忠大会。会上，许、蓝、徐三人被拉到车江桥打死。
8月25日，时值“八·二五”夺枪一周年之际，宜山电厂工纠队员押着本厂“走资派”、“牛鬼蛇神”上街游斗，强迫他们披麻戴孝，抬着空棺材，三步一哭：“贺、霍、傅、谢、袁呀！去年保你们，成了响当当，今年你们垮台了，我们变成了黑帮。”对自治区领导干部和“四·二二”群众进行丑化。之后，一些单位也酝酿在28日（即宜山县城武斗打响第一枪一周年），组织一次大的游斗，后因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而向后推移。8月31日中午，河池专区宜山通用机械厂革委派11名工纠队员，押着挂黑牌，戴高帽的13名批斗对象，抬着空棺材游街，游斗到市场时，被游斗的邵日光、龚宝光、谭衡3人被凶手敲死。9月2日，宜山县电影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王树森主持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会上，王以“杀害李德明凶手”、“国民党青年军”、“武斗狂热分子”等罪名，点名拿马毓尧、彭宗琪、谭俊科、韦世明、王瑞川、罗荣等6人上街游斗，并指定徐殿义（领导小组副组长）、廖鸿苗、杨国康负责组织。9月3日上午8时，徐殿义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布置游斗事宜。会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树森忙叫徐殿义出会场，徐回来后宣布说：“游斗的事领导小组扩大会已经决定了。”接着杨国康宣布游斗对象名单。12时，徐殿义等人押着被强迫背上涂满红墨水木制大刀的马毓尧，戴上钢盔、挑着碎砖头的彭宗琪以及被佩戴其他丑化物件的谭俊科、韦世明、王瑞川、罗荣上街游斗。到银行门口时，两名工人纠察队员上前劝阻，但徐殿义不理睬，继续往前游斗，到市场时，游斗对象被不明真象的群众用扁担、木棒乱打，彭宗琪抱住徐殿义的脚哀求救命，徐把彭踢开，结果，彭宗琪、王瑞川、韦世明和谭俊科当场被打死，马毓尧、罗荣被打得头破血流死里逃生。
据统计，6、7、8月全县共有921人死于乱批乱斗之中（不包括宜山电影院死4人），占十年文革总死亡人数的68％。占县革委成立后至1976年被迫害死亡人数的74.9％。其中，6月486人，7月214人，8月221人；北牙公社99人，德胜公社96人，庆远镇93人，祥贝公社85人，洛东公社71人，流河公社64人，石别公社59人，龙头公社55人，矮山公社51人，三岔公社37人，怀远镇29人，怀远公社28人，县直机关单位154人。
1968年8月10日，县革委在上级多次指示不得乱打死人后，印发了《关于严禁乱打、乱敲人情况的通报》。《通报》指出：“在向阶级敌人继续发起猛烈进攻中，个别地区和单位又出现了乱打、乱敲甚至敲死人的歪风，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是极其错误的……必须立即制止。”但又说：“千万注意不要右，该斗就斗，该批就批。已经打死了的要交账，有什么罪恶，是谁打死，是否有坏人从中捣鬼，材料一式三份，一份报斗批改办公室，一份报驻军联合支左办公室，一份报军管公检法。如果打死了，没有什么严重罪恶，未经上报依法处理的要追究责任。”8月31日和9月3日，河池地区通用机械厂和宜山电影院游斗被打死7人后，县革委又印发了《通报》，批评了这两个单位，责令这两个单位的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作深刻检讨。责成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检查，对那些趁游斗制造混乱，任意打伤打死人的人要进行追查，并报军管公检法处理。事后，县革委派张如缄、周家义等人对这两起游斗打死人事件进行了调查，最后给死者加上“打、砸、抢”“杀人凶手”等罪名后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从自治区到县革委在禁止打死人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所以乱批乱斗乱打死人的歪风一直刹不住。在1968年的最后4个月里又打死、逼死了109人（9月67人，10月24人，11月9人，12月9人）。而且余波一直延续到1976年。据统计，1969年有54人，1970年有30人，1971年有22人，1972年有8人，1973年至1976年有31人仍死在乱批乱斗之中。
在这场乱批乱斗中，被迫害致死者除少部分是被列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大部份是参加“四·二二”群众组织或受牵连的人。他们不仅或被强加给“反共救国军”、“暗杀队”、“武斗罪魁祸首”、“杀人凶手”、“国民党残渣余孽”、“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分子”、“翻四清案”、“抗粮抗税”或被列给“坏头头”、“参加反革命夺枪”、“武斗狂热分子”、“打砸抢分子”、“私造枪支弹药”、“私藏武器”等罪名，而且被杀害的手段也是极为残忍，据“处遗”统计，主要有枪杀；用石头、砖头砸死；用刺刀、钢钎、梭标戳死；用棍棒、铁条、铁锤敲死；推下河、塘、水库淹死；用大刀砍死；用丁字锄锄死；用杀猪刀割头死；用镰刀钉死；压杠死；毒打、饿饭、不给治病折磨死；吊死；拖死；用刀割喉死；活埋等20余种。
北牙公社保良大队板门村农民覃瑞年因与邻居蓝英焕（大队民兵营长）有矛盾，蓝于1968年6月间，以“用炸药制造手榴弹”罪名，把覃抓到大队关押、吊打，进行报复。覃不堪忍受而逃跑，蓝又将其妻子、母亲、兄弟作人质加以拘禁。覃获知后，于7月2日上午9时回家探望，刚回到村头，即被正在劳动的同村农民蓝永亮等人发现并向蓝英焕报告，蓝即手持杀猪刀，带领武装民兵黄茂生等人前往围捕，看见覃在村头水沟边，即令黄茂生向覃开枪，未击中，覃跳下水沟举起双手，蓝又令黄开第二枪，将覃打倒在水沟里。蓝接着跳下水沟，用杀猪刀将覃的头颅割下，用藤子穿着，强令其妻刘孟益拎着，令四类分子韦善尤等人抬着覃的尸体，游回村头榕树脚下，陈尸示众。下午，蓝又强令覃的妻子、母亲和兄弟前去跪尸。
1968年6月12日，龙头小学教师邓宇才被游斗到龙头街市场时，先被龙头供销社职工潘金芳用石头砸头部倒地，但人未死，韦俊宇立即从邓身上取下邱华清等人作为所谓行凶杀人罪证绑上的镰刀，用刀尾尖口朝邓宇才头部猛钉下去，镰刀深深扎入了邓宇才的头部，血溅四地，射到了被陪杀的莫自明身上，染红了莫的半边身，邓宇才挣扎了几下死亡，韦俊宇连镰刀也不取出来便扬长而去了，残忍至极。
1968年7、8月间，流河公社举办教师暑假学习班，流河学区辅导员韦庆芬（已死）组织部分教师和农中学生在农中教室批斗教师韦权，在批斗中，围斗人员对韦权拳打脚踢，韦倒地后，刘冠德（教师）从教室外拿来一根单杠铁棒，一边用铁棒的一端冲韦权的腹部，一边喊：“压死他！压死他！”韦庆芬马上抢过铁棒压在韦权的胸部，与陈文学（农中学生）各踩一端。接着，刘冠德和何昌益（农中学生）又分别协助韦庆芬和陈文学踩杠，直压到韦权眼睛翻白才停止，韦权被抬回床上不久死亡。
1966年9月16日，河池地区四清工作总团根据县粮局秦子昆、韦尚寿等人强加给甘化民的八大罪状四十二条罪行及其要求，给甘化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7年3月，秦子昆主持召开粮食局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未经上级批准就私下把甘化民的工资由64元5角降到24元。1967年8月28日，宜山县城武斗打响第一枪后，秦子昆撤往矮山之前，见甘化民在宿舍，就用铁锁把甘锁在房内，甘挨饿了几天，被迫于9月2日从气窗爬出，接着又被宜山“联指”人员抓到九龙岩关了45天。10月10日，甘被支左部队送回粮食局，由于该局是宜山“联指”指挥部，秦子昆又布置把甘送到龙塘燕山付业场劳动，由于受不了折磨和得不到人身安全，甘于67年12月30日回来宾大湾老家避难。1968年11月13日，秦子昆派石国胜、莫彬二人前往大湾把甘揪回宜山。同月17日又把甘送往怀远参加斗批改，当时甘化民已患病在身，脚浮肿，秦仍布置石景文组织群众对甘进行了5场批斗。在斗争会上，秦子昆还亲手扯甘的胡须。1968年12月间，秦子昆以甘化民脱离工作岗位，不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为由，亲自交待财会股李金生说：“甘化民的工资每月只发12元，包括医药费在内，不给记账单和报销医药费。”财务人员按照秦的交代执行，1969年2月，秦子昆调走后，韦尚寿继续对甘化民进行迫害，据查1968年12月发给甘化民工资16元，1969年1月至8月每月发给12元。致使甘的生活极端困难，又不给亲属接近，甘化民到了无钱买饭票的地步，找到局长韦尚寿，韦尚寿也不给解决。由于受秦子昆、韦尚寿等人的残酷迫害和折腾，甘化民的病情日益加重，1969年8月5日，甘化民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到粮食局办公室找领导要钱治病，无人解决，甘化民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含冤死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老干部、原县党校副校长韦颖也一样，四清运动被划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后，又被强加给“幕后策划、指挥宜山‘四·二二’夺枪、武斗”罪名，于1968年7月20日被宜山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从武宣县东乡公社抓回宜山，先后关押在县“红保部”牢房和宜山县看守所。同年9月下旬，韦被“红保部”戴上脚镣手铐，剃光后涂上油漆，押到工人俱乐部作活人展览，长达十多天。68年12月30日至69年1月30日，县革委又将韦颖与周廷扬、韦勋尤、苏茵等押到怀远、德胜、拉浪电站、龙头、北牙、石别、祥贝、三岔等地进行十多场次大规模批斗。70年6月，县二办三组专门清查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时，又把韦颖列为审查对象，继续关押审查。由于受到长期折磨，韦3次浮肿后于1971年12月8日死于狱中。
1968年6月份的一天晚上，德胜公社德胜大队民兵营长廖广明和民兵廖树喜等人，怀疑外出串村理发谋生的社员覃安居参加“四·二二”活动和贩卖武器，把覃抓来大队审讯。在审讯中，覃安居无法承认，被廖广明、廖树喜等人吊起来，审讯结束，廖广明也不叫人把覃放下来。第二天早上，廖广明等人发现覃安居已经死硬，忙把原来绑手的绳子解来套在覃的颈上，重新吊起来，伪造覃自杀现场。
1968年8月12日晚，庆远镇五金厂等单位在编织厂联合召开批斗会，五金厂工人白宝生被本厂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赵郁林等人以“武斗狂热分子”等罪名，带到大会批斗。批斗中，白被何庆波、陆武海、谢后军等人毒打倒地后，赵郁林叫朱国民和廖云祥拖走，白被从编织厂竹器车间拖到小十字街自来水站时，哀求道：“你们再补一下火，要敲就敲死我，这样拖难受多。”朱国民和廖云祥不理，继续向县医院（现在的中医院）方向拖，到了县医院河边的垃圾堆，发现白已被拖死。
1968年6月26日下午，县水电局盘龙抽水站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谢谅识召集干部职工开会，研究批斗本站工人陈贤鸿的做法，第二天批斗结束后，谢谅识宣布说：“陈贤鸿不老实，傲慢，明天交给当地群众批斗。”当晚，谢谅识召集领导小组成员覃继乐、覃文记开会，研究第二天批斗会的准备和开法问题，会上三人都认为陈贤鸿是富农仔，如果在批斗会上群众打死了，那也活该。会议还作了分工，覃继乐负责主持批斗会，通知小队干部和社员到会。覃文记负责整理陈的“罪状”，写黑牌、标语，会上负责喊口号，谢谅识负责在会上讲话，宣读陈的“罪状”。28日上午10时，批斗会在湖长大队大湾村晒谷坪召开，陈贤鸿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由大队民兵莫子高、覃芝忠两人武装押进会场。大会按预先研究的进行，当谢谅识宣读完陈的“罪状”后，叶和椿首先用火砖砸破陈的面额，鲜血直流，其他一些群众也上前打陈贤鸿，大湾队队长覃继柏见了喊道：“不准在晒谷坪打死，以后群众看守仓库害怕，推到河边去”。说完动手抓陈的衣领，把陈从地上拉起来，推出会场。接着覃少扬和韦少光各挟陈的一边手向河边拉，陈贤鸿不断呼喊：“谢站长救命呀！”、“覃继乐救命呀！”谢谅识扬手示意民兵快点拉走。陈被拉到李家顺家门口时，覃少扬用三八刺刀捅陈的腹部，陈贤鸿高喊：“共产党万岁！”、“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杀人暴徒没有好下场！”莫子高说：“你喊什么口号，你的老命就到此为止了。”说完打陈两个耳光。这时韦少光见陈贤鸿流血多，怕沾污自己的裤子，放手不拉了，莫子茂、黄庆元替下韦少光，和覃少扬继续把陈贤鸿拉到河边，一放手，陈倒在地上。吴荣宣见陈未死，用覃芝忠的粉枪对准陈的头部打了一枪，韦少光则用刀捅陈的胸部一刀。覃少扬见陈的喉管还在动，就用五寸刀割陈的喉管（差不多割断），割后，见陈的喉咙还动，又用刀朝陈捅了几刀，尔后和莫子茂把陈推下水边，发现陈的喉管还有点气泡，于是又用刀把陈的喉管割断，韦少光也用刀捅了陈的喉咙口一刀，最后把陈的尸体推进龙江，让洪水冲走。陈被害时年仅24岁。
1968年6月14日，北牙公社众联大队蓝光文（大队党支书）、蓝茂荣（大队民兵营长）、韦德辉（大队副业主任）等人以参加“四·二二”、书写“贫下中农垮台了”标语的罪名（标语实是黄于敏写），把众联小学教师朱昆甫（1940年4月参加都宜忻游击队，解放后曾任区公所干事、中学教师、小学校长等职）押到同德街游斗。同德小学的韦汉辉（代课教师）获悉后，也把朱的妻子、该校教师李任远押来跟朱昆甫一起批斗。蓝光文宣布朱昆甫的“罪状”，并叫朱向群众交待问题，朱说：“我参加革命20多年，我没有犯过错误。”于是有人喊：“跪下来！”“枪毙他！”朱又说：“我没有罪，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要打就用棍棒敲，不要用枪打，留枪弹打敌人。”这时同德锰矿家属陶连英手持竹棒首先打李任远，朱昆甫见了就用自己身子把李挡护起来，并说：“要打就打我，不要打她，我们的小孩还小，留她养小孩。”同德锰矿工人韦宝明见朱昆甫屈强，就接过陶连英手中的竹棒朝朱、李的脚和头猛打，把竹棒也打裂了，朱昆甫满头是血，站立不稳跌倒地上，李任远被打昏倒了下去。不一会，朱昆甫又站起来，并摆头抖血，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同德锰矿医生阎怀明从旁边的柴火堆中取出一根木棒，朝朱昆甫连打数棒，朱昆甫当场死亡。
朱昆甫被打死，李任远被打昏后，韦德辉叫民兵魏明亮押当天也被带来游斗的四类分子韦德胜、黄宗美、陆金楼和黄宗林把朱昆甫的尸体和李任远抬去桐桥岭埋。同德锰矿也派执枪工人韦建芬、王炳发参加押送，令批斗对象胡昌济参加掩埋。韦德胜、黄宗美、陆金楼和黄宗林用绳子捆朱、李的脖子和脚弯，然后穿杠抬走，到了桐桥岭，在那里劳动的群众不让埋，民兵又押四类分子抬去十二沟丢下矿井，途中李任远醒来说：“你们不要抬了，难受多，让我自己走。”后来李约走了一华里，韦明亮对四类说：“抬要，给她这样慢慢走哪时才到，天快黑了，我们还要回去。”抬的人无法，又用绳子捆李的脖子和脚弯，把李抬走，到矿井边，韦明亮令四类分子把朱昆甫的尸体先丢下矿井，那时朱昆甫的第二个小孩朱小磊也跟到了旁边，动手帮李任远解绳子，并向民兵哀求说：“你们不要丢我妈下去，留我妈……”韦明亮不让朱小磊解绳子，并令四类分子拉李任远的脚，把李任远头朝下，脚朝上丢进矿井里。朱小磊在井边边哭边说：“妈，你有什么要说的，就说吧！”李任远在井下边哼边断断续续说：“不要求他们了，求也没有用，你回去好好照顾弟妹，要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话未成讲完，韦明亮就向朱小磊吼道：“你还哭，再哭连你也放下去。”接着令四类分子铲泥填土，把李任远活活掩埋了。
朱昆甫夫妇死后，遗下的4个小孩也受尽了株连。在父母身边的朱小磊第二天被勒令离开同德，凄凄惨惨回到三岔老家。那时候，除了已到农村插队的老大19岁，其余三人都在15岁以下，由于尚未能自食其力，受尽了生活的煎熬。不但如此，老二朱小磊，老三朱小敏在父母死后不久也先后被开除了在农中的学籍，被迫到农村插队。老四小学毕业后就不准升学，后来在融水工作的叔叔获“解放”后，将其转去融水，要求当地学校证明其学历，以便继续升学，结果被拒绝了。老大在插队中几次招工被提名，但都被卡住。老二连招工招干的边也不能沾，最后转去融水插队，才被抽到县土产公司榨油厂做一名集体工。老三刻苦自学，73年报名参加高考，结果送审名单也没有他的份。可怜朱昆甫夫妇，辛辛苦苦为革命工作了20多年，在左倾错误下，不但自己被敲死，被活埋，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沦落到这种地步。
1968年6月14日，矮山公社大安大队党支书韦锦仁在龙福村传达波串会议精神，会后队干韦明亮反映韦导成兄弟（持“四·二二”观点）不参加生产，在家挖枪眼，可能有枪。韦锦仁听后，布置韦信武等人监视韦导成兄弟，自己连夜赶回大队同大队长银汉明商量派民兵抓捕问题。15日，韦锦仁带领20多个民兵包围龙福村，先后抓获石继生（韦导成妹夫）、韦导仁、韦导先、韦导成、韦导生。16日晚上，黄启成（龙福生产队指导员）按照韦锦仁的布置在龙福村文化室召开小队骨干会议，韦锦仁在会上布置队干押韦导成兄弟到同德、洛岩处理。17日，黄启成组织指挥潘明光等人押韦导成、韦导仁、韦导先、石继生、韦导生到同德游斗，途径大安娃太桥时，石继生跳河被潘明光枪杀于河中。到同德后，黄启成当众诬陷韦导成、韦导仁、韦导先、韦导生是“暗杀队干将”等等，接着扬手叫交给群众专政，韦导仁、韦导先当即被韦信武等人敲死。22日，潘明光等人按韦锦仁的布置押韦导生上山找枪，途径孔桥河时，韦导生跳河，被潘明光开枪打死在桥边。
韦导河被韦锦仁、黄启成等人追捕，逃回都安原籍，于8月间在都安加贵公社被活埋。
韦导成爱人的妹夫韦俊林（64年婚后与韦导成一家居住）受株连逃回北牙公社黄龙大队龙扇村，为了生存，他白天在山上躲，晚上回家挖地洞，为遮人耳目，他把新挖出的土打成泥砖，撒上火灰。他一直坚持到1973年，挖了一个深一丈，长3丈，宽4尺5寸，有3个出口的地洞，韦俊林就在这个地洞里躲藏到1980年元月6日。在近12年的时间里，韦俊林失去一个中国公民做人的权利，他父亲为了保护他，被龙扇村人敲死，他母亲为了养活他，把家里能够卖的东西都卖光，他爱人也改了嫁。
在杀人凶手中，有一些人心特别毒，手特别狠，凶残至极，韦启瑞、潘恩琪、蓝木昌、李甫军、韦家和就是其中的几例。
韦启瑞，男，“文革”期间任庆远镇龙江大队民兵营长、宜山“联指”北线指挥部副连长、大队革委副主任。潘恩琪，男，文革期间任龙江大队治保主任。韦、潘二人除了在宜山县城武斗和宜山“联指”围剿宜山“四·二二”期间亲手勒死周继华、杨启汉，指挥枪杀冯兴成、廖生强、杨林、梁启茂外，1968年6月18日，又在龙江大队北山脚大榕树下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敲死韦庆六（社员）、罗家荣（社员）、杨启助（社员、杨林之次子、杨启汉之弟、16岁）、冯兴业（社员，冯兴成哥）。1976年5月7日，韦启瑞奉谢盛华之命带领覃仁君等人到县收容所以“要回生产队批斗”为由，领出张发顺（地主分子），押到现在的水产公司门口时，把张推进甘蔗地三、四十米的地方，覃仁君、谢坤、吴庭忠先后开枪，把张发顺打死。事后韦启瑞跑到大队打电话给县公安局，说张发顺逃跑被民兵打死了。1976年8月间的一个晚上，韦代辉（罗城县下里人，谢坤的老表）到谢坤家，谢父叫3个女民兵将韦代辉捆绑，并叫韦启瑞来其家，韦到后，谢坤的父亲对韦说：“这个人一惯不劳动，又搞偷摸，你带几个民兵帮我拿到石牛隘丢下坑去。”韦启瑞立即叫民兵覃仁君等人押韦代辉到石牛隘，将韦踢下深坑，又投下几块大石头，见没有动静才返回。第二天，过路人听到坑内有人喊救命，才把韦代辉救起，韦回家后约两年死亡。
蓝木昌，男，宜山县庆远镇四联大队社员。1968年6月11日，县万人大会结束后，蓝木昌在反修街胜华章门口遇见被游斗的原税务局局长阴振歧，即用砖头朝阴的头部和胸部砸去，将阴砸倒，接着韦有旺又用石头砸阴的脑袋，阴惨死街上。蓝后又到县体育场，见本大队正在批斗史奎、蓝仲奎，蓝手持木棒首先朝史奎的头部和胸部连续猛击四棒，将史奎打倒在地，其他人跟着把史打昏，蓝见史未断气又补打了数棒，当场把史奎打死。蓝打死史奎后，又参与把蓝仲奎打死。14日，宜山化肥厂工人李扬眉被游斗到原县人委门前，被群众打成重伤，后由其父、母搀扶回家，走到市场口蓝木昌见了，即用石头从后面狠敲李的头部两次，当场将李击倒在地，接着崔维国开枪把李杀害。同月的一天，四联大队在地区卫校礼堂批斗蓝平，蓝挨打昏后被拖到县粮食局后面水沟边放，伍仕丰用冷水将他泼醒，蓝木昌见后立即用丁字锄朝蓝平的头部、胸部连锄三锄，蓝平当即死亡。7月11日晚，战斗街召开批斗黄德芬、吴均大会，蓝木昌手持木棒首先将黄德芬敲倒在地，接着又与覃泉信、吴老开一起将黄、吴二人当场打死。同月，吴勤生、韦俊君、齐璧、韦铁基被批斗时，蓝木昌将吴勤生等四人打得头破血流，幸有人阻止才免于死亡。8月6日，战斗街批斗王定、陶贵章、周仕华、宋浪霞、杨德鹏、杨文记等6人，在批斗中，蓝木昌伙同覃泉信、燕春华、吴老开等人用木棒朝批斗对象的头部和其他要害部位猛敲，当场将王定、陶贵章、宋浪霞三人敲死。杨德鹏、周仕华、杨文记亦被打得奄奄一息，后被韦壮丰等人拖到水流处的垃圾堆放，蓝木昌与覃泉信见三人未断气，又用木棒补火敲死。
李甫军，花名跛妹，男，庆远镇解放街人，下肢高位残废，行路靠两手拿小凳撑地移动。象这样一个残废人，谁又料到和相信他是杀人凶手呢？可是，在“文革”中，他不仅是杀人凶手，而且是参与杀死15条人命的凶手。1968年6月11日，县革委在体育场召开对敌斗争誓师大会，解放街由街革委主任覃启珍主持会场，就地批斗赵有明、李树生、张英、苏美容等人。李甫军手拿板凳猛击赵有明的头部，赵有明的头出血后，李怕弄脏自己的手凳，于是去县粮食局伙房要了一根约3尺长的木棒，返回到体育场时，赵有明、李树生已死，于是又参加把张英打死。6月17日，建设街召开批斗吴安国、冯老铁等人大会，会上李甫军参加打死了吴、冯二人。7月23日，覃启珍指派苏桂南、徐雨明、林殿生到街道瓦厂叫韦乃玉来开会，韦一到街府，苏、徐、林即将韦反绑起来，接着，李甫军与覃启珍、苏桂南、徐雨明、林殿生把韦乃玉打致奄奄一息，尔后，覃启珍指派苏桂南、徐雨明等人把韦拖到体育场补火敲死。当晚，覃启珍又派刘日保、徐雨明、林殿生等人到镇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把琚珑、梁建忠两人押到解放小学批斗，会上李甫军又参与把琚珑敲打致死。8月初的一天晚上，解放街召开批斗韦树强大会，覃启珍宣布韦的所谓罪状后，把韦交给徐雨明、林殿生等人先押到解放街码头打断双脚，然后拖到体育场门口，由李甫军和刘日保、苏桂南等人打死。8月5日晚上，建设街、解放街和民房修建社等单位在工人俱乐部召开大会，批斗建设街居民卢祥嵩、卢树生、刘树明、冯铁生和民房修建社职工梁丹、黄树明。李甫军从俱乐部厕所边的柴堆里找来一根木棒，手撑小凳挤入人群，参与敲打卢祥嵩、卢树生、黄树明致死。8月6日和8月8日晚上，庆远镇直单位和县商业、供销系统又先后在工人俱乐部召开批斗大会，会上李甫军手持木棒在敲人现场挤进挤出，又先后参与敲死黄立鼎、陈理直、龚宝明、李庆忠、刘自楚等五人。
韦家和，男，文革期间任良村大队革委委员、贫下中农纠察队负责人。韦家和不仅在参加宜山“联指”围剿宜山“四·二二”期间，枪杀税务干部陈杰儒，而且在乱批乱斗中，又犯下更为严重的杀人罪行。1968年6月12至14日，良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韦郑荣和大队长覃元朝先后召开党支委、革委成员、党员、大小队干部及民兵骨干会议，传达贯彻县波串会议和万人大会精神，会上，覃元朝向与会者罗列了持“四·二二”观点的梁绍全（梁家兄弟老六）、阮保证、覃建明在水利工地搞“兵管”，要爆炸反洪管等罪名，叫大家讨论如何处理。韦家和和姚兰香（大队革委委员，妇女主任）主张“敲去”。会议同意韦、姚的意见，决定次日召开大队斗争大会。15日，覃元朝主持斗争大会，韦郑荣讲话。韦家和押梁绍全、阮保证、覃建明上台，并先对梁绍全进行踢打，后梁运才用石头把梁绍全砸死，阮保证和其母张秀英也被其他凶手杀害。覃建明因编造供认梁绍卿（梁家兄弟老大）是“反共救国团”政委，吴必耀（社员）是副政委和一批反共救国军成员名单，才未被敲死。当晚韦郑荣、覃元朝、韦家和等人把梁绍卿、吴必耀抓到水利工地关押。次日梁、吴逃跑上山。17日，韦郑荣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上级对敌斗争会议精神，分组讨论中，韦家和、姚兰香等人又提出再以大队召开斗争大会，拿梁绍昌（梁家兄弟老二）、梁绍堂（梁家堂兄弟、教师）来批斗。韦郑荣不同意再召开大队斗争大会，韦家和又提出以片召开，经韦郑荣同意，18日，在大塘、艾灯、平头山3个队的片斗争大会上，覃元朝讲话，韦家和把二梁押上批斗台，并把他们踢打倒在地上，接着又伙同覃明、梁运明等人把梁绍昌、梁绍堂敲死。当天公社革委委员吴万庭和韦郑荣、覃元朝把梁绍奎（梁家兄弟老五）拿到大队追问梁绍卿的下落。梁绍奎不知道梁绍卿的去向，审问无结果，韦郑荣通知生产队来领梁绍奎回队。韦家和、姚兰香得知此讯后，怕梁家其他兄弟以后起来报复，于是决定把梁家兄弟“搞光”。21日，韦、姚等人先通知群众到大塘生产队文化室等候，然后由韦家和带领吴大忠、梁仁茂（姚兰香之子）、吴振贵等人到大队，向韦郑荣提出要梁绍奎回生产队批斗的要求，韦郑荣说：“拿回去批斗可以，但不得乱搞！”韦家和哄骗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懂得，支书你放心！”当天在批斗中，梁运明用木棒把梁绍奎敲倒在地后，吴大忠把梁绍奎拖出会场放在田基上，韦家和见未断气，用小口径步枪补火，把梁绍奎打死。28日，梁绍卿被抓获，韦郑荣主张送大队交由上级处理，韦家和不同意送到大队，强行把梁绍卿押回大塘生产队关押，并与姚兰香等人密谋，决定以叫梁绍卿带路去找吴必耀为名，杀死梁绍卿。当晚10时许，韦家和、吴大安等人把梁绍卿押出村前至沟边，韦家和即用小口径步枪对准梁绍卿打了一枪，后吴大安用七九步枪朝梁绍卿开了两枪，把梁绍卿打死。
6月21日，良村大队召开小队干部会议，研究批斗张启耀（社员）问题，会上，韦家和认为张是“反共救国军”成员，敲去算了。他还说：“已经送大队几天了，如果你们还不抓紧召开斗争会处理，我就不负责看管了。”在韦家和的强烈要求下，会议同意并决定第二天召开斗争张启耀大会。22日，覃元朝主持批斗大会，韦家和把张启耀押上批斗台，并首先对张进行踢打，接着吴东宣等人用木棒把张敲死。6月30日，覃元朝和韦家和在小村水岩洞里抓获吴必耀，送往宜山看守所关押了约两个月。9月初，韦郑荣根据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的通知，派韦家和带领吴万庭、吴万龙、谭维宪等人到看守所领回吴必耀。9月6日，韦郑荣召集大队干部研究批斗吴必耀问题，决定8日召开斗争大会。8日大队又召开大小队干部会议，讨论对吴必耀的处理问题，韦家和主张拿吴到村背枪杀。韦郑荣、覃元朝等人不同意采取个别行动。会议最后决定召开大队批斗会来处理。晚上，斗争吴必耀大会由覃元朝、韦郑荣主持，韦家和把吴押上台后，即举手向群众高声问道：“这个人还留不留？”有些群众附合答：“不留！”韦家和即和吴东宣等人用木棒敲吴必耀，然后叫四类分子把吴抬到北山脚柚子树下丢，韦家和发现吴未断气，又用小口径步枪把吴打死。
宜山县各级“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红保部”），实际上是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的派性机构。享有拘捕、关押、审讯、搜查的特权。从1968年6月成立至10月撤销这段时间里，它打着保卫红色政权的旗号，继续搞派性活动，大肆摧残干部、群众，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和极坏的影响。
1968年4月，宜山县革委会成立后，宜山“四·二二”派虽然被宜山“联指”派用武力压垮了，骨干基本上拘禁审查，但仍有一些跑到外地活动，两派争论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集中到的县革委的问题上。另外，柳州两派的武装对峙严重，“四·二二”派人员向宜山方向流动增加。“红保部”就是为应付这种局面而组建的。
1968年5月25日，崔振铎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除了决定在波串大队召开会议，发动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外，还决定把“红保部”建立起来。当天晚上，谢焕臣、覃炳能、杨官保、刘启明在崔振铎房间研究制订了组建“红保部”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一）“红保部”的性质是革命群众组织，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二）“红保部”下设基干民兵连150人，100枝枪；工人纠察队，150人；揪斗组，20人。各公社、镇也要相应地建立组织，采取相应措施。百人以上的街道、机关单位建立治安委员会，下设民兵保卫组，纠察小组，揪斗小组。（三）基干民兵的任务是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控制匪特，应付突然事变，防止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进行破坏和捣乱；纠察队的任务是维护红色政权的一切政策、法令的实施，打击投机倒把，取缔无证商贩，清理外来人员，打击流窜犯；揪斗组的任务是维护“四大”的正常进行，发动群众向中国赫鲁晓夫和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以及阶级敌人发动猛烈地、主动地、持久地进攻，斩断伸向各级组织的黑手，揪出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彻底粉碎右倾翻案风。（四）行动措施是设武装检查站和武装巡逻，搜索治安危险地区及形迹可疑的人，纠察队戴袖章进行巡逻，维护社会治安和市场秩序；揪斗组负责组织发动群众揪斗坏人。（五）各公社、镇“红保部”和机关单位治安委员会受县“红保部”的领导，服从县“红保部”的统一调动和指挥，同时受公社、镇和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方案制订出来后，由谢焕臣、覃炳能和县革委政工组负责实施。覃炳能通过联系借用了公路段的房舍作为县“红保部”的办公用房和牢房，并安装了通讯设施。谢焕臣将原来宜山“联指”指挥部的全套人马和县人委“五·二二”战团的武装人员调到“红保部”。县革委政工组从县直各单位抽调“联指”派的干部充实加强“红保部”工作。在机构设置上，县“红保部”的机构与原方案设想有所变更，纠察队由武装民兵连兼任，揪斗组改名为专案组，增设了政宣组和后勤组。政宣组由荀祖武任组长，专案组由蒙礼权任组长，后勤组由张田福任组长，武装民兵连由林杏春任连长。县革委常委分工由谢焕臣主管“红保部”工作，指派县革委委员杨官保担任“红保部”总指挥（司令），县人武部派作战训练科副科长吴宪水参与领导，派参谋梁玉宏充任武装民兵连指导员。公检法军管会也派林尧到“红保部”指导专案工作。与此同时，全县11个公社、镇和街道、大队及机关单位也成立了“红保部”和治安委员会，人员亦是各公社、镇和各单位“联指”派人员。
“红保部”成立后，在县革委的统一部署下，开展清查“反政治、经济迫害控诉团”、“反共救国团”、“国际走私集团”、“文革坏头头”等活动。在清查中，以种种罪名，把另一派干部、群众和一些老干部抓进“红保部”关押。这些被关押人员被戴上脚镣、手铐或用绳子捆绑。在审讯中，有的被吊半边猪（绑住一边手脚，侧身悬起），有的被扯头发撞墙，有的被迫互打，有的被用木刀砍、枪托击、棍棒敲、皮鞭抽、马鞭打，有的被罚跪石渣、碎玻璃、喝老尿（陈尿）等等，轻者伤残，重者丧生，有的还被拉出去敲死、捅死。宜山“造反大军”韦树芳被柳铁收容所收容后，县“红保部”以所谓反共救国团主要成员罪名将其从柳州要回县“红保部”关押，被戴上20多斤重的脚镣。县饮食服务公司女职工肖章凤被强加给“点水（告密）杀害6个柳州红卫兵”罪名，抓到县“红保部”关押审查，专案人员谢彩昌、蔡学坚在提审她时，将她吊半边猪敲打致重伤。供销社干部石仁笔，被县“红保部”扣上反共救国团成员的罪名，从柳铁收容所押回县“红保部”关押，在提审时，专案人员将其肋骨打断。庆远中学学生蓝大成（18岁）、武斗后到贵州省都匀市姐姐家住，1968年8月17日接到母亲来信，叫其响应党的号召，回宜山下乡插队。蓝大成当天从都匀乘火车回宜山，下午到达宜山车站时，被一伙人五花大绑抓紧县“红保部”，当晚遭到审讯、毒打，次日惨死在牢房中（抓、打人员未查清）。196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怀远红保部成员杨信起和红卫兵张志雄、罗新正（二人已死）、韦荣南及民兵卢汉合（邮电局职工）、范会琪（搬运社工人）等将被关押的怀远中学学生熊兆怀拉到公社礼堂（现在的电影院）后面进行反复吊打，当晚死亡。县小女教师麦良璧，被诬为“特嫌”、“反政治、经济迫害控诉团”成员，遭到专案人员逼供、毒打，衣服被撕破，头脸被打肿，8月9日被单位拉回去批斗，于10日晚上被毒打致死。据县、庆远、怀远3个“红保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6日至10月16日，被关进县“红保部”牢房的有86人，其中以“国际走私集团”罪名被关的有5人，以“反政治、经济迫害控诉团”成员罪名被关的有9人，以“特嫌”罪名被关的有8人，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关的有2人，以“反共救国团”罪名被关的有5人，以“‘八·二五’夺枪幕后指挥者”罪名被关的有1人，以“点水杀害6个红卫兵”罪名被关的有2人；在“红保部”被打死1人，被毒打重伤6人，被拉出去批斗打死4人。庆远镇“红保部”在存在期间，先后关押了209人，其中49人被拉出去批斗打死。怀远“红保部”成立后，先后共关押了38人，其中，4人被打死在“红保部”内，一人在“红保部”内被逼上吊死亡。
1968年9月中旬，县“红保部”组织人到南宁参观活人展览回来后，谢焕臣于19日上午在县“红保部”召开专案人员会议，决定也把韦颖、薛德成、韦作体（电厂厂长）、银应明、陈楚珊、李殿试、李金铃、韦树芳、黄明才等人拿来展览，并指定专案组林尧、政宣组崇世鉴、武装民兵连林杏春三人组成筹备小组，材料由专案组的谢彩昌、蔡学坚、韦祖芬、韦世擒、林尧、蒙礼权和政宣组的荀祖武以及公检法军管会负责整理。
9月下旬，被展者被剪阴阳头，涂上油漆，挂上罪名牌，由县“红保部”武装人员分别从“红保部”牢房和公安局看守所押到工人俱乐部展出。他们被展的罪名分别是：韦颖“三反分子”、“‘八·二五’夺枪幕后指挥者”；薛德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策划、指挥‘八·二五’夺枪和武斗”；韦作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银应明“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楚珊“坏头头”、“反革命分子”；李殿试“坏头头”、“反革命分子”；李金铃“反革命分子”；韦树芳“坏头头”、“劳改释放犯”；黄明才“坏头头”、“流氓”、“反革命分子”。展览进行了十余天，每天展出3至4场，每场由荀祖武等人一一列数被展人员的罪名。期间，被展人员遭到殴打、谩骂，受尽凌辱。
1968年7月中旬，广西在宣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过程中，柳州两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四·二二”派的一部份人员被赶出柳州逃到柳江县洛满一带，与当地观点相同的群众联合，被称为“匪”。宜山县革委会根据河池军分区的指示和柳江县革委副主任刘伯生的请求，研究决定：由谢焕臣、吴宪水、杨官保组成洛满剿“匪”前线指挥部；以县“红保部”武装民兵连为骨干，从各公社、镇抽调武装民兵组成剿“匪”队伍前往洛满参加剿“匪”。接着，谢焕臣、吴宪水、杨官保等人抽调人员组成参谋部（5人）、政治部（13人）、后勤部（3人）、专案组（6人）、电话通讯组（12人）、宣传部（38人）和两个半连（即机关连、公社连、三岔、洛东半个独立连）。
7月18日，宜山390名武装人员乘坐铁路轨汽车直达洛满，当天占领铁路桥头。19日宜山民兵攻打凤山岭时，己方的李汉才、卢文、徐国正、韩显烈、黄祥福、黄任祯、潘安和廖喜等八人被打死。7月20日至23日，宜山民兵先向单华山二九三制高点攻击，接着三打单华山制高点，24日宜山民兵与柳城民兵配合攻打单华山四五一高地，25日宜山民兵攻占福塘街、维排村。7月26日，人民解放军5个连包围太阳村水泥厂时，宜山民兵参加搜索该厂，抓获“四·二二”人员彭东成、文永年（均系宜山人）、覃有文（社员、福塘公社人）、柯玉志（学生、洛满公社人）、刘立发（学生、洛满公社人）等人。其间，县革委主任、县人武部第一政委季德春带领武装部参谋和公安局干部前往战地视察，县革委副主任王德毛也带领慰问团前往慰问。8月3日，宜山民兵全部撤回宜山。这次剿“匪”历时17天，先后交战7次。据县“红保部”《洛满剿“匪”总结》记载，“打死对方40多人，抓获‘俘虏’85人。”此外，宜山民兵由于有8人被打死，还对被“俘”人员和无辜群众进行疯狂报复。据“处遗”调查：7月19日，宜山民兵看见沙江村的覃启初在凤山岭拣被打死的宜山民兵的帽子、饼干、尼龙薄膜时，把覃抓到沙江村仓库枪杀。宜山民兵攻占凤山村后，又将覃为娟、覃立亮抓到凤山小学关押，晚上，覃为娟、覃立亮解脱绳子逃跑，宜山民兵发现开枪射击，覃为娟当场被打死，覃立亮被打中脚，后又被押去果累村找枪时被打死在山上。7月23日，沙江村覃启汝被宜山民兵抓获，次日被打死。7月25日，宜山民兵把在香岩抓获的福塘小学教师覃立志，以“土匪宣传部长”罪名枪杀在沙江村覃汝芳家里。7月26日凌晨，宜山民兵连长韦北芳带领韦春格、覃绍文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去维排村搜查时，该村社员覃建业外出回村，韦北芳将覃捆绑，令其跪在晒谷坪上进行审讯，后将覃拉出晒谷坪枪杀在田里。宜山民兵攻占福塘后，广播叫外出躲避的人员统统回家，不然以土匪论处。覃仁道听到广播后，下山回家；途中，宜山民兵把他抓起来，并于7月28日，将覃仁道和被关押的覃占庭（维排村人）、覃子珍（北林村人）拉到福塘街边荒坡上枪杀。韦北芳也以“土匪政委”罪名对被关押的覃海鳌（当地农民）进行残酷吊打，并用棉花蘸火油烧覃的脸，将覃折磨致死。8月2日，宜山民兵撤出福塘时，将关押在福塘街花楼的覃有文、柯玉志、刘立发拉到福塘老街杀害。8月3日，宜山民兵撤回宜山时，庆远民兵排长李永怀带领韦治全、廖启学、梁家兴、杨发满、何培生、陆治耀等人把被关押的彭东成（宜山县供销经理部职工）、文永年（怀远街人）和覃维举（洛满人）押到香岩公路旁的水沟边，韦治全令彭东成跪下，并宣布：“我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死刑”。接着，韦治全、廖启学、杨发满、何培生等人开枪把彭东成、文永年和覃维举三人打死。
1968年4月，宜山县革委成立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就在全县展开，到10月初，对县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摸底排队，对重点对象的背靠背审查基本结束。根据自治区和地区革委的指示精神，县革委研究决定，将县直机关干部、职工（除留下坚持工作的外）集中到县壮校（即现在的怀远农药厂）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的在于通过这种形式，结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现实，采取群众性的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将那些有问题（包括历史问题与“文革”中的问题）的人集中起来，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学习班成立了领导小组，由季德春任组长，王德毛任副组长（主持学习班工作）。成员有：谢焕臣、杨官保、杨民生。后又增加了王泽民、卢琦。学习班下设办公室、定案组、后勤组、保卫组等办事机构和班、排、连组织。邱国光任办公室秘书，吴志荣、韦瑞登等为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如鍼、杨昌益、韦福正、李育民等为定案组成员；王瑞明为后勤组负责人；林尧为保卫组负责人。党政、文化系统和工商联为第一连，由刘庆祥任连长，崇世鉴任副连长，黄家振任指导员，韦荣卿任副指导员；商业局、百货公司、医药公司、糖业公司、五金公司为第二连，祁景祥任连长、李煜昌、石忠流任副连长、阮湘馨任指导员，张乾（已死）任副指导员；供销社、供销经理部、饮食服务公司、外贸站、盐业站、粮食局、银行为第三连，张田福任连长，黄继荃任副连长，秦子昆任指导员，蔡耀初任副指导员；物资局、邮电局、交通局、林业局、水电局、农业局、农机站、蚕种站、手工业联社为第四连，罗顺强任连长，朱培良任副连长，羿吉发任指导员，潘卫任副指导员。
1968年10月22日，学习班在怀远公社礼堂举行开学典礼，王德毛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宜山县革委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光辉指引下，在全国斗批改的高潮中，今天开学了。我们党政、财贸、文化、工交、农林水等战线共600多名干部、职工到这里来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心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学习班每个学员必须做到：一、以‘三忠于’（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为自己的最高要求；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和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编者按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阶级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那些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一切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三、大力发扬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学风；四、向解放军学习；五、在学习期间，未经领导小组同意，不得随便留宿客人，有事外出必须请假，不得随便上街。学习班的学习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端正态度，武装思想，提高觉悟；第二阶段，开展革命大批判；第三阶段，清理阶级队伍；第四阶段，整党、精简机构，组织革命化和思想革命化建设。”
1968年11月25日，王德毛在公社礼堂主持召开学习班全体学员大会。会上，王作题为《以公报为武器，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动员报告，具体布置第三阶段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他说：“当前我们的重大任务就是遵循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为武器，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广西、宜山的代理人以及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长期以来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解放19年来，我县和各单位发生的案件和怪现象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抢夺人武部的枪枝、弹药和发生的两次武斗，从贺、霍、傅、谢、袁之流的破坏，看我们县和各单位走资派、叛徒、特务、牛鬼蛇神的表演，把过去和现在，内部和外部，事和事，人和人，人和事联系起来，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开展‘三查’，清理阶级队伍，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破坏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特别是攻击毛主席，攻击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挑动武斗，破坏军民关系，冲击军事机关和部队，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把不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揭出来。在方法上，可采用大会揭，小会揭，大字报揭，小字报揭，可以书面揭，也可以口头揭，要敢于捅马蜂窝，把问题揭深揭透。”“不管阶级敌人怎样狡猾，就是入地三尺也要挖出来。不管是幕后的还是幕前的，公开的还是暗藏的，暴露的还是隐蔽的，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老的还是新的，原籍的还是外逃的，活着的还是死了的，统统挖出来。”
这次动员大会后，学习班各班、排、连根据王德毛的布置，迅速掀起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一时间，学习班内到处是标语，大字报，班排连和学习班轮番召开会议，对一批干部，职工进行批斗和摧残。据资料记载，1968年12月11日，学习班在公社礼堂召开批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县学习班学员外，还有怀远公社学习班的全体学员共一千余人。在一遍“打倒刘少奇”、“打倒龙贵殿”、“打倒王九珍”、“打倒李毓流”的口号声中，一伙人把被挂上“叛徒、历史反革命分子”牌子的龙贵殿（新华书店经理），挂上“叛徒”牌子的王九珍（供销社主任），挂上“三反分子”牌子的李毓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押上台进行批斗。在批斗中，龙、王、李被扭着双臂，时而被批斗人员猛扯头发，强令抬起头来，时而被批斗者打头或把头猛按下去。龙贵殿还被令跪在楼板上表演“叛变自首”的动作。第一连文化系统排在批斗电影院炊事员禤安泰时，王树森在会上追问禤安泰“为什么喊反动口号？”（“文革”初期，电影院群众组织批斗王树森时，禤安泰在会上喊“打倒共产党员王树森”的口号，后被王树森歪曲为喊“打倒共产党”，对禤进行审查）。禤否认喊反动口号后，批斗人员把他毒打了一顿，接着边批斗，边打，对禤进行了一整天折磨。晚上，禤又被人监视起来。由于禤受不了迫害和摧残，于深夜乘人不备，投龙江河自杀身亡。县糖业公司干部刘振林，原在单位被诬为“反共求/救国团”成员，遭受多次批斗，在批斗中，被压杠子，吊石头（吊在颈部）和拳打脚踢，到学习班后又受到多次残酷批斗，还被罚劳役。1968年12月初，连队派庞绍歧、罗新民等人押刘振林到叶茂山上打柴，刘乘庞、罗等不备，上吊身死。县手工业联社干部卢起凡，因历史问题，受到了无休止的批斗。12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连队又一次召开大会对卢进行批斗，会上韦成英、姚荣斌等人对卢踢打。姚荣斌还边打边说：“你不老实我就要打你”。卢忍受不了这样的批斗，于当晚投河自杀。1949年参加柳北游击队的县五金公司干部欧平，因被怀疑在游击队期间有问题，被拿到学习班审查。1969年元月15日上午，连部召开大会，会上对欧进行残酷批斗。次日欧投河死亡。
1969年元月24日，学习班在公社礼堂召开宽严处理大会。被多次批斗后的李德荣（县糖业公司干部）、黄健（县银行干部）、唐广生（县物资局干部）、周廷芳（县医药公司干部）等被推上台。谢焕臣代表县革委在大会上宣布：李德荣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公籍，逮捕法办；给黄健、唐广生、周廷芳分别戴上坏分子、商业资本家、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王德毛在会上讲了话，他号召：“大家要深挖细找，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的新高潮，打好对敌斗争的歼灭战。”2月12日，学习班在公社礼堂召开第二次宽严处理大会。会上，县糖业公司职工韦颂尧、手工业联社干部莫建德、供销经理部干部银应明、物资局干部张克功、饮食公司职工韦克明等6人被宣布拘留，送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学习班从1968年10月22日开始，到1969年2月13日结束，历时3个多月，共立案审查445人。据学习班办的《斗批改简报》记载，从1968年12月3日到学习班结束的前一天，共召开大小批斗会27次，韦继松（县委副书记）、韦天黎等62人被批斗；定案上报要求处理的有23人，经县革委批准，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2人（其中逮捕一人），定为商业资本家、右派分子一人，定为坏分子一人，定为叛徒4人，被拘留5人。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县革委在举办斗批改学习班的同时，派人到县园艺场对面筹建县“五·七”干校。1969年2月春节后（2月17日春节），县“五·七”干校正式成立。王鹏（县委副书记）任校革委主任，张如鍼任副主任（后接任主任）。“五·七”干校成立后，县革委将怀远斗批改学习班中揭露出“有这样那样问题”立案进行审查的445人编组转入“五·七”干校继续进行审查和定案处理。到1970年9月，先后解放了317人；定为历史反革命10人，其中戴帽7人；定为特务分子2人；定为叛徒2人；定为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5人；定为坏分子7人，其中送县革委保卫组处理1人，留单位监督改造2人；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而开除革命队伍的4人；定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分子一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6人，其中，交县革委保卫组处理4人；开除公籍18人，作历史结论和免处30人，作退职和挂案处理2人。
怀远斗批改学习班及后来的“五·七”干校都是县革委有准备、有计划、有目的的对一批干部、群众进行集中迫害的场所，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产物。
在怀远斗批改学习班转入斗批改阶段时，县革委第一副主任崔振铎曾来到学习班，与王德毛研究，要周廷扬（解放初期任宜山县副县长）、韦勋猷（“文革”前任县委书记）、苏茵（“文革”前任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回宜山批斗。1968年12月14日，崔振铎签发宜革（1968）79号文件，诬蔑周廷扬、韦勋猷、苏茵在宜山工作期间，大力推行刘少奇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在桂林等地策划、组织宜山“八·二五”夺枪等，向自治区革委报告，并派县革委委员刘庆祥、工作人员韦瑞登、公安局干部李育民前往自治区革委联系，将周廷扬、韦勋猷、苏茵押回宜山。
周廷扬、韦勋猷、苏茵被押回宜山后，王德毛在怀远斗批改学习班召开学习班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从学习班各连抽人成立批斗小组，由刘庆祥（第一连连长）任组长，崇世鉴（第一连副连长）任副组长。卢治雕、吴佐民、向文忠、游敬涛、韦瑞登、陆新才、黄正雄、梁润年（女）、熊志英（女）、韦永辉、刘鸿春等为组员。同时，认为韦颖也是宜山“八·二五”夺枪及武斗的幕后策划者（韦颖已于7月20日被县“红保部”民兵从其原籍武宣县东乡押回宜山，关押在“红保部”牢房里），也要拿来和韦勋猷、周廷扬、苏茵（简称“韦、周、韦、苏”）一起批斗。
批斗小组成立之后，王德毛、王泽民在学习班召开“四·二二”有关人员质训会，要他们“揭发、检举”韦、周、韦、苏的所谓策划、组织“四·二二”夺枪、搞打砸抢的罪行；在学习班内吃忆苦餐，开忆苦思甜会，“调动学员的无产阶级感情，激发对韦、周、韦、苏的仇恨”。崇世鉴召开批斗小组会议，分工炮制批斗材料。卢治雕负责炮制和批斗韦颖在桂林遥控、指挥宜山武斗问题；向文忠、韦永辉、黄正雄负责炮制、批斗韦颖、周廷扬在桂林召开策划夺枪黑会问题；韦瑞登负责炮制、批斗韦勋猷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问题；吴佐民、梁润年负责炮制、批斗韦勋猷、苏茵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问题；游敬涛负责炮制、批斗韦、周、韦、苏是指挥宜山“四·二二”搞打砸抢的黑后台问题。
在县革委的统一领导和布置下，1968年12月30日至1969年1月30日，批斗小组和武装人员将韦、周、韦、苏先后押到怀远、庆远（包括流河、矮山）、德胜、北牙、石别、三岔（包括洛东）、祥贝、龙头、拉浪和拉浪电站等地进行巡回批斗。宜山“四·二二”的李殿试、银应明、黄明才、韦树芳、谭少国、韦颂尧、黄福清、陈有泉、谭照明、韦克明和各公社、镇的58名所谓坏头头也被押去陪斗。在一个月里，先后批斗了10场次，参加批斗会的有机关干部、职工、中小学师生、街道居民和农村社员共112000多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批斗中，除了强加给韦、周、韦、苏“策划、指挥宜山‘八·二五’夺枪、武斗”罪名外，还强加给韦勋猷“贺（希明）、霍（泛）、傅（雨田）死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强加给周廷扬“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强加给韦颖“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罪名；强加给苏茵“贺、霍、傅死党”、“修正主义分子”罪名，并对他们侮辱和摧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批斗韦、周、韦、苏事件，是宜山县革委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炮制一起大冤案，是宜山县“文革”中残酷迫害老干部的严重事件。1983年12月18日，中共宜山县委根据县委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平反冤假错案小组的复查结论，作出了平反决定，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大会，宣布强加给韦勋猷、周廷扬、韦颖、苏茵的罪名均属不实之词，予以推倒，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对在游斗中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同志也一律给予平反。
1967年宜山县城武斗期间，德胜武装部和德胜“联指”除了调动民兵进城参加武斗外，还派遣民兵进驻公社机关和公社粮所等单位。
1968年2月2日（年初四），德胜“四·二二”文艺宣传队部分人员到公社礼堂（在公社院内）卸幕时（该宣传队一日晚上在此演出），被驻守公社的民兵无理阻止。下午，宣传队30多人到公社静坐，在与民兵论理时发生争吵，双方指手划脚，相持不下，气氛紧张，秩序混乱。公社武装部长黄茂防出面调解，在调解中，黄要掏枪，宣传队员熊征瑞见状立即抱住黄茂防，在旁的其他静坐人员为了安全起见，一致要求黄卸下枪，于是黄将枪交给参加静坐的基干民兵杨振善代管（2月3日上午，杨将枪托刘木德、吴浪戈转交给黄茂防）。当天，驻守德胜粮所的民兵莫崇良在去公社途中，也被“四·二二”群众围住辩论，莫用枪横着推人，被反推倒，枪甩在一边，莫爬起来枪也不要就跑了（后“四·二二”群众把枪拣起送交公社）。事情发生后，驻守公社、粮所的民兵以“夺枪”罪名，将参加静坐和辩论的刘木德、黄想清、陈独清、吴浪戈、刘易成（刘木德父亲）、黄恒德、莫恒高、陈作舟和姚振富抓到粮所关押、吊打（幕后指挥未查清），4日，被关人员的亲属和一些街坊父老前往粮所求情放人，走到东门街时，驻守粮所的民兵用步枪、机枪向他们射击和扫射（幕后指挥未查清），老人覃生记和14岁女孩胡孟兰中弹惨死；廖四翠、覃军妹、韦继菊和黄艳仙（均系女性）被打伤。这就是德胜“二·二”、“二·四”事件。
在“二·二”、“二·四”事件发生过程和以后，德胜“联指”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把这两个事件说成是“反革命夺枪事件”和“反革命冲击粮所事件”，德胜“联指”头头罗日宽（公社代理秘书）还在公社炮楼上利用高音喇叭日夜叫喊：“现在发生反革命事件，要坚决镇压下去！”这次事件中，除了9人被抓、2人被打死、4人被打伤外，6至8月间，参加所谓夺枪和冲击粮所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刘木德、刘易成、杨汉云、莫燕勤、韦杏高、陈宝贤等六人被游斗或批斗敲死，陈文安和黄成德二人被枪杀，黄运寒、骆顺福、陈独青三人被迫害自尽，杨应同、莫恒高、熊征瑞、杨振善、陈爱英、巫松英、骆安宁、黄瑞菊、黄想清等九人被批斗打伤。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五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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