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4-0 作者：中共金秀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金秀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66年5月至1977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在我县成为一场使党、政和人民群众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损失的灾难。在这场运动中，极“左”路线始终占据着领导地位，派性成为整个运动的核心。乱抓人、乱批斗人、乱杀人的现象普遍发生，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全县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等各方面出现了全面大倒退。
当前，灾难已经过去，党的指导思想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经济建设走上了正轨，安定团结的形势逐步实现。为吸取历史的深刻教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派性在各方面的影响，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加快我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特将我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叙于下。
本大事记以纪实为主，客观记录事物本来面目；所载资料，大部分摘自县档案材料，部分来自文革经历者的笔记、回忆等，均为具有全县意义或者在县内影响较大的事件，以发生的时间先后为序排列，并标明资料的主要出处和来源，以保持记事的真实性。
为加深对“文革”的认识，反映其深刻影响，我们在《大事记》后面，附上了我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有关资料及我县“文革”以来的党政领导人名单。
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6月4日，县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赵进旺，副组长：李成文。（县委会议记录）
6月6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进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我县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展开（会议记录）。运动初期，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海瑞罢官》等为靶子，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6月12日，县委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训练工作委员会，指导“活学活用”毛著活动。“工委”书记为莫崇贤，副书记廖家荣、崔福堂。（县委会议记录）
6月13日，县委调整“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为莫崇贤、副组长赵进旺，成员有李成文、崔福堂、罗炳京。（县委金发〔66〕034号文件）
9月12日，县委决定召开红卫兵代表大会，并确定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一斗二批三改以及开展串联活动的“革命任务”（会议记录）。随后，金秀县中学红卫兵率先走上社会闹革命。
同日，县委还决定组织红卫兵代表去北京串联（会议记录）。我县红卫兵、机关干部开始外出“串联”。
11月21日，柳州地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报告团到我县巡回报告，历时1个月，听众达25736人，占当时全县人口60％以上。（县委汇报材料）
12月28日，县委副书记莫崇贤代表县委向“革命群众”作《县委在“文革”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并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引火烧身”。
1月13日，县委改组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为莫崇贤、副组长为梁群、罗炳京，成员还有潘增魁、唐盛佑，县“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为阳德成。同时建立县“文革”群众接待站，并组织工作队，指导县直属机关和农村的“文革”运动。（县委金发〔67〕03号文件）
是年初，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经验影响下，县直机关及农村各地普遍开展了“夺权”活动，各级领导靠边站。由群众组织掌权。群众组织开始联合批斗各级领导干部。
根据上级指示，3月15日，县人民武装部开始介入文化大革命，派出三分之二人员参加县内“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在极“左”路线影响和上级的直接指挥下，县人武部领导在“文革”中，支一派压一派，加速了群众两大派组织的分立，激化了派性斗争。（县“处遗”调查组：《关于罗彦清同志“文革”时期在我县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崔福堂同志“文革”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2月4日晚，县城一些群众及县内各地贫下中农代表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批斗县委书记江宗廉同志，另一些组织群众冲进会场，指责会议“假批判、真保皇”，双方进行辩论。5日凌晨1时许，县公安局以“破坏革命大批判”、“破坏文化大革命”为罪名，逮捕了带头冲会场的樊忠全同志。当时即有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不满公安局随意抓人的做法。
2月5日凌晨6时，县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最后统一思想，决定立即释放樊忠全，并为其恢复名誉（会议记录）。其后，县公安局释放了樊忠全同志。此为我县“二·五事件”。
“二·五事件”后，县内各群众组织因之形成两大派，随着广西派性斗争发展，两大派分别成立“联指总部”和“四二二总部”。“联指”派负责人有蓝文忠、梁章元等。“四二二”派负责人有覃克星、田德光等。（何志恩、曾广干、杜连升等人回忆文革材料，县纪委《关于蓝文忠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2月下旬，经各派协商，推派代表前往柳州，将原县委书记、当时任柳州专员公署副专员的金宝生同志拉回金秀，多次进行批斗。（覃昭琪：《关于“文革”问题的回忆》）
4月23日，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批准成立“金秀瑶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
4月26日，县直机关及各地贫下中农代表在县大会堂召开“热烈庆祝金秀瑶族自治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1970年10月24日莫崇贤《在县革委整风会上的总结报告》）。县革委由领导干部、“支左”解放军代表以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组成。县革委主任为罗彦清（县人武部政委），副主任为崔福堂（县人武部部长）、莫崇贤（原县委副书记）、赵进旺（原县长），常委还有：王万才、黎健、李成文、罗炳京、孙廷云；委员有莫健民、李玉英等37名。（县革委1968年干部花名册）
5月9日，县革委确定并设立下属办事机构为政治部、生产指挥部、人民保卫部和办公室；11月，改设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和办事组。（县革委金革字〔68〕第7号文件）
县革委会成立以来12年间，积极贯彻极“左”路线，错误指导工作，使全县各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在政治理论上，积极推行“左”的路线，“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界线。使全县广大党员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在组织路线上，坚持派性，按派划线，以派用人，支一派压一派，重用了一批派性思想严重的人，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和迫害。在群众中人为地制造成思想隔阂；在工作指导上，脱离山区实际和群众愿望，制定了一整套“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以及盲目办工业的具体工作方针，使全县经济工作长期徘徊不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1980年底，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成立，金秀县革命委员会自行撤销。）
6月10日，县革委委员及各区（今各乡镇）革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成立“县革委人民纠察队”。（县革委会议记录）
6月13日，县革委在大会堂召开“县纠察队成立誓师大会”。县人武部领导罗彦清、崔福堂、黎健、王万才等全副武装，就坐主席台上。崔福堂作了讲话。会上向队员发了枪（罗彦清、崔福堂“文革”错误调查报告，赵进旺1983年7月8日《自我检查》，曾广干《回忆文革》）。县人民纠察队首批队员共53人，指导员为覃欢、副指导员贾宽生，队长廖布宗（未到职），副队长张法文、张廷开。下设5个小分队（覃欢：《文革日记》）。县纠察队曾在县供销社小楼、县医院设立监狱，非法监禁了40多名干部和群众，并前往荔浦等地追捕我县部分所谓外逃干部。实际上，人民纠察队是县革委和联指派镇压不同观点群众的武装工具。
6月初，忠良区革委副主任、区人武部部长冯兆华3次主持联指派头头、公社（即后来的大队、村委）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布置刮“台风”任务，圈定“专政”对象。（县法院《冯兆华案卷》、县纪委《关于欧青和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6月6日，忠良区革委在忠良圩场召开群众批斗大会，会上打死无辜社员李锦荣、黄文香、黄金胜。首创我县“文革”中打死人之先例。
6月10日到12日，罗彦清、莫崇贤主持召开各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及县直各单位革委会负责人会议，学习全国各地“狠抓阶级斗争，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研究本县“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更加猛烈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县革委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之前，县内曾出现忠良等地开批斗会打死人的现象。这次会议不但没有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反而大力鼓励“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实际上，这次会议是我县“文革”运动中乱抓人、乱批斗人、乱打人、乱杀人的动员会。会后，当时全县七区一镇及半数以上的大队发生了打死人现象，打死或被迫害自杀共148人（其中瑶族64人，壮族42人，汉族42人，不含桐木镇、头排区数字）。
6月17日，县革委在县人武部召集金秀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及联指派头头会议，决定在金秀区开展对敌斗争试点，确定斗争重点名单。（县革委会议记录）
6月19日，金秀区革委会贯彻县革委会17日会议精神，在县大会堂召开批斗大会，共拉36人上台进行集体斗争，会上打死陶富政、苏文英（女）等6名瑶族社员，另重伤6人。
事件发生后，县革委于6月25日、县军管会于6月27日、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7月4日先后分别总结了金秀区革委会的“斗争经验”，向全县推广。从此，在6、7、8月间，我县各地均出现了乱杀人的违法现象。（县革委1968年6月25日《金秀瑶族自治县群众对敌斗争运动情况》、《崔福堂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6月26日，金秀区长二大队“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寨堡生产队长莫秀光等人，经密谋后，活埋了瑶族女社员莫女娇。其后，又强奸了莫女娇之女莫××，致使莫××被迫逃往他乡。（县法院《莫秀光案卷》）
7月5日，经原大樟区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龚瑞琨多次策划，在大樟圩场召开群众批斗会，打死覃炳权等5人。7月14日批斗会继续进行，又打死参加过地下革命斗争的小学教师李雅山等6人。（县法院《龚瑞琨刑事判决书》）
7月7日，县革委在人民大会堂向干部职工传达中央解决广西两派问题的“七·三布告”。7月12日，县革委成立贯彻执行“七·三布告”领导小组，罗彦清任组长，莫崇贤、王万才任副组长（县革委文件）。23日，县革委再次召开大会贯彻布告精神，会后将30多名“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拉至车站坪示众、斗打。（曾广干《文革日记》）
6、7月间，头排区革委主任马克敌，纠集原头排大队会计廖武能等人，制造了头排区“反共救国团”、“暗杀队”一案。被扣上与本案有牵连的人中，有53人被非法打死或被迫害自杀。（头排区“处遗”领导小组：《所谓“反共救国团”、“暗杀队”给头排区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6、7月间，平南、蒙山等县破获“平民党”。县革委以此为由，在忠良、罗香、大樟等地大抓“平民党”，一些农村干部、群众被列为审查对象。罗香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韦天佑被诬为平民党秘书长，从罗香抓回县城关押，并被批斗、殴打，韦天佑被迫害后自杀。（《韦天佑档案》，张保贞1983年8月8日《控诉材料》）
7月11日，经原忠良区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冯兆华、联指派头头欧青和、刘永华等人策划后，枪杀了忠良卫生所医士、原籍广州市、1955年到我县山区工作的伍千森同志。（县法院《冯兆华案卷》，县纪委《关于欧青和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7月18日，县革委发出金革字（68）第15号《关于禁止乱抓人，打死人的指示》。但县革委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刹住我县乱杀人的违法行为，各地乱抓人乱杀人的现象仍有发生。
8月6日至9日，县革委召开第二次全会，总结成立县革委以来几个月的工作，并再次决定在县内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继续地、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县革委会议记录）
8月18日，原县食品公司经理陈尧阶同志在多次被斗打侮辱致伤后，被迫剖腹自杀。陈被送医院后，县革委政工部部长王万才不予抢救，致使陈19日死去。（县财贸办公室1983年11月30日《关于陈尧阶同志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调查报告》）
6、7月间，柳州市两派组织暴发大规模武斗，县革委号召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柳州联指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大樟、忠良、六巷等区革委派人将群众捐献的钱物直接送交柳州市联指派。（《柳州市委“处遗”办公室王、李二同志与蓝文忠谈话记录》、县纪委1984年12月1日《与王鸿敏同志谈话笔录》、曾广干《回忆文革》、《柳江县“文革”大事记》）
10月8日，县革委常委会决定开办“金秀县革委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组长罗彦清，副组长莫崇贤、黎健、崔福堂）进行具体指导。（县革委会议记录、县革委1968年10月18日《工作报告》）
10月16日，第八期学习班开办，共组织了1700名国家干部、教师、中学师生参加。至11月29日结束，历时53天，共批斗属“敌我矛盾”的145人，大部分被斗者受殴打。（罗彦清：《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总结报告》，1968年11月29日。）这次学习班，完全是在派性指导下进行的。后经查明，被斗批的人，无一人有严重敌我矛盾性质问题，近年已全部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12月5日，县革委决定成立县革委“五·七干校”。任命梁群为干校大队长，陈小良为副大队长，罗炳京为大队政委（县革委会议记录）。干校成立后，将大批干部送往学习，实际是对不同观点的干部进行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和改造“世界观”。（1979年5月25日，县委金党字〔79〕第76号文件决定停办县五·七干校。）
11月2日，县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决定派苏国良、郭茂辉等十人前往柳州，参加地区派性组织的“批斗金宝生大会”。（县革委会议记录）
3月17日，成立县革委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主任由县革委副主任莫崇贤兼任，副主任：梁群、陈小良，委员还有：吴炳群、王鸿敏、张君华、何志广（暂缺4名）等11人。（县革委金革字〔69〕15号文件）
6月14至18日，县革委会、县人武部在长洞大队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现场会。会议由罗彦清主持，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县革委〔69〕42号文件）
2月20日，县革委确定六巷区为县整党建党工作试点。（会议记录）
3月7日，根据自治区革委电话指示，我县即进行“以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内容，以及反对贪污浪费、盗窃、投机倒把的“一打三反”运动（即二·五运动）。县革委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罗彦清、副组长赵进旺，成员还有黎健、罗立杰、潘增魁。运动中，各级办骨干培训班5774期，263310人次参加了学习培训，“挖出阶级敌人184人”（莫崇贤1970年8月26日在县革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黎健：《关于我县一打三反运动情况》）。县直机关于4月7日和16日召开了两次“宽严大会”，分别逮捕范兴国、拘留邱志文、开除留用钟汉钦（赵进旺《自我检查》）。由于整个运动以派性为指导，不注重证据，挖出的“阶级敌人”大部分为冤假错案。
3月9日至12日，县第四次党代会召开，产生第四届县委会，选举罗彦清为县委书记，莫崇贤为副书记（罗彦清在县第四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县委常委还有：赵进贵、李焕山、王万才、莫兆华、咸海波，委员共24人。
3月中旬，县委根据中发（1971）13号文件和广西区党委桂发（71）15号文件《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清查活动，审查了一批人，其中以王矿新、覃克星二人为重点清查对象，进行了长期的审查。
3月至4月，我县各公社先后成立了新党委。10月，各大队亦逐步建立新的党支部。（县委文件）
9月15日至11月7日，我县开展了批林整风，历时53天，参加运动的共有23012人，占全县成年人的95.2％。（县运动办公室汇报材料）
10月，县委撤销县革委下属的四大组办事机构，分别成立有关部、委、办、科、局。（县委〔73〕第39号文件）
2月16日，县革委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全县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535个生产队中，有483个队“联系本地实际”开展了“革命大批判”。（县委〔74〕第7号文件、莫崇贤1974年5月12日在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
9月30日，县委金党字（74）第44号文件转发地委决定，潘增魁、梁群、苏扶年、黄通兴4人为县委常委。
为适应“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10月23日，县委转发了忠良公社车田大队建立健全阶级档案的做法和体会，要求全县农村建立阶级档案，以满足开展“阶级斗争需要”，“教育子孙后代”。（金党字〔74〕53号文件）
11月21日，县委金党字（74）第75号文件转发区党委决定，黎升平同志为县委副书记。
年初，我县开展了“批修批资总体战”。运动重点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做到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及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全县派出下乡宣传队460余人，436个生产队办起了政治夜校，批斗“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150人，没收现金49763元，竹木76800根，停烧砖瓦窑78个，并割掉社员家庭种养等“资本主义尾巴”。（赵进旺1976年2月29日在县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报告）
10月，县委副书记、县革委副主任莫崇贤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20日，莫崇贤在京向党中央毛主席书面汇报，3年内要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县。
11月1日至6日，县革委召开县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5日，县委召开四届九次全会。这两个会议，通过了“苦战三年，把我县建成大寨式的县”的决议。（会议记录）
1964年开展起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文革”中又掀起了新高潮。我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背离了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爱国家等基本精神，脱离本县实际，盲目学习大寨大队的具体做法，采取大办学习班的办法，反复批判农民群众的“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文革”前县委提出的“以林为主”、“办林业县”的正确方针，大搞“以粮为纲”、“改变面貌”。在“文革”十年中，全县开田造地47000多亩，许多地方毁林开荒，严重地破坏了我县森林资源。在粮食生产上，不顾本县高寒山区特点，强行推广“一造改二造，两熟变三熟”，浪费了大量的劳力财力，粮食生产一直没有搞上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使我县的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摧残，在许多方面造成的创伤至今仍未恢复过来。
10月，吴朝阳在四川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到我县金秀公社土县青年队插队当农民。
1月4日，县委整党整风会议闭幕（1975年11月29日召开，期间休会24天）。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县委班子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软、懒、散”现象，作出了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批资批修，进一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干快上，尽快改变我县面貌的决议。会议同时要求各级党组织开门整党，让群众评议党员。（1976年1月6日《县委整党整风会议总结》）
2月10日，县委发出《对当前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在全县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大办政治夜校，“不断地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三项指标为纲”。
2月18日，因口角，吴朝阳被同队青年曾××打伤，柳州地委派员与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认为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撤销了带队的县知青办公室副主任丘尚富同志的职务，并以“摧残新生事物”为罪名，5次对其进行批斗。（1976年3月13日地县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报告》）
5月4日，《广西日报》发表《顶着风浪上，不开顺水船——记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农村落户的大学毕业生吴朝阳》，《光明日报》、《成都日报》等报刊作了转载。后吴朝阳入了党，并被县、地区、自治区树为“反潮流”、“以实际行动回击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先进典型。（1976年7月4日《县委扩大会材料之六》）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日下午，县委向全县人民传达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全县各族人民沉痛追悼毛主席。
10月6日，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我县各地纷纷举行庆祝活动。
6月23日至27日，县委召开县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大会，作出同融水县开展农业学大寨革命友谊赛的决定。（会议文件）
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结束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遵照中央指示，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派性影响，处理“文革”中的严重违法行为，弥合“文革”产生的思想隔阂，增进团结，调动我县各族干部群众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1983年5月，我县全面开展了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工作。
县委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组长：蔡秀林，副组长：苏扶年、赵健钊、兰海涛、苏钦辉），并抽调310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县内开展了“处遗”工作。
中共柳州地委派出了周怀泽、潘文科等4人工作组前来协助工作。
在“处遗”中，查明我县“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共148人（其中国家干部、工人29人，不含桐木镇、头排区数字，下同），被斗打致伤390人。
为愈合思想裂痕，通过学习，在提高对“文革”认识和做好各方面思想工作的基础上，杀人凶手及大部分打人凶手向苦主作了赔礼道赚/歉，承认了错误，送去了赔礼款物，绝大多数苦主原谅了他们，双方多年的积怨基本消除。
对“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国家均向其遗属发给了埋葬费和抚恤费，有的还发了房屋修建费、生产补助费等；被打伤致残者，也发给了补助费。国家支出“处遗”经费款项如下（至1985年底止，不含桐木镇、头排区数字）：
抚恤费和埋葬费：119人，27690元；
生产生活补助费：170人，52906元；
房屋修建费：75户，11650元；
伤残补助费：85人，3600元；
被抄罚补助费：46人，2211元；
其他支出：22591元。
对“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县委和“处遗”领导小组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处理，停职、免职、撤职和回避、立案审查干部等共106人（其中县级干部6人、区级22人）。对于犯错误人员，本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分恰当、手续完备”的原则，进行了严肃处分。处分情况如下：
1.定为“三种人”一人（欧青和），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作工人安排工作。
2.定为犯严重违法乱纪分子24人：
开除党籍3人，其中干部3人。
清除出党2人，其中干部2人。
行政开除留用12人，其中干部6人，工人6人。
被判刑3人，其中干部3人。
清除出干部队伍作工人安排：4人。
3.定为犯有严重错误的48人：
开除党籍9人，其中干部9人。
留党察看11人，其中干部10人，工人1人。
撤销党内外职务2人，其中干部2人。
党内严重警告15人，其中干部15人。
党内警告1人，其中干部1人。
行政记大过9人，其中干部8人，工人1人。
行政开除留用1人，其中工人1人。
4.定为有错误的干部、受党内警告处分9人。
开除党籍26人。
清除出党27人。
留党察看11人。
动员退党1人。
党内严重警告10人。
党内警告2人。
判刑2人。
以上合计161人（包含桐木镇、头排区），其中：
开除出党38人，（其中干部12人，农民26人）。
清除出党30人，（其中干部3人，农民27人）。
动员退党1人，（农民）。
留党察看22人，（其中干部10人、工人1人、农民11人）。
撤销党内外职务2人，（干部）。
党内严重警告25人，（其中干部15人、农民10人）。
党内警告12人，（其中干部10人、农民2人）。
行政开除留用13人（其中干部6人、工人7人）。
清除出干部队伍作工人安排4人。
行政记大过9人（其中干部8人、工人1人）。
判刑5人（其中干部3人、农民2人）
中共第三届县委会（1963年2月19日至1971年3月9日）：
书记：金宝生
江宗廉（1965年接任）
副书记：胡文林
黎升平（65年任）
莫崇贤（65年任）
粟秀（65年任）
常委：金宝生、江宗廉、胡文林、莫崇贤、粟秀、赵德锡、樊仁辉、傅振云、莫佩安、黎升平。
书记：罗彦清
莫崇贤（1973年接任）
莫义明（1978年6月接任）
副书记：罗彦清（73年改任）
赵进贵
黎升平（73年任）
常委：莫崇贤、罗彦清、赵进贵、李焕山、王万才、莫义明、莫兆华、咸海波、黎升平（1973年任）、黄通兴（74年任下同）、潘增魁、梁群、苏扶年。
中共第五届县委会（1978年10月29日至1985年5月12日）
书记：莫义明
赵乙生（1981年1月接任）
蔡秀林（1984年接任）
副书记：赵进贵
黎升平
罗立杰
赵进旺
赵健钊（1983年12月任）
邓有铭（1984年任）
丘尚富（1984年任）
常委：莫义明、赵乙生、蔡秀林、黎升平、赵进贵、罗立杰、赵进旺、梁群、苏扶年、廖家荣、陈福胜、赵启才、彭善海、韦绍明、李灵恩、赵健钊、邓有铭、丘尚富。
书记：邓有铭
副书记：胡德才
龚国才
覃广谋（1986年6月离任）
全家忠（1986年6月任）
常委：邓有铭、胡德才、龚国才、覃广谋、全家忠、潘权贵、赵振明、莫有宏、黄新华、盘肇生。
第五届县人民委员会（1963年10月24日至1966年12月4日）
县长：金宝生
赵进旺（1965年接任）
副县长：赵德锡（1966年7月撤）
盘炳炎（1966年5月撤）
陶玄天（65年任）
文佩球（65年任）
梁群（65年任）
第六届县人委会（1966年12月4日至1968年4月26日）
县长：赵进旺
副县长：梁群
文佩球
陶玄天
县革命委员会（1968年4月26日至1980年）
主任：罗彦清
莫崇贤（1974年接任）
莫义明（1978年接任）
副主任：莫崇贤
崔福堂
赵进旺
赵进贵（1970年任）
廖家荣（1978年任）
赵有汉（1978年任）
第七届县人民政府（1981年1月20日至1984年11月21日）：
县长：赵进贵（1984年6月离任）
邓有铭（1984年6月接任）
副县长：罗立杰（1983年12月离任）
龚国才（1984年6月任）
韦绍明（1984年6月离任）
李荣桂（1984年6月任）
赵健钊（1984年6月离任）
潘权贵（1984年6月任）
黄青云
第八届县人民政府（1984年11月22日起）
县长：邓有铭
胡德才（1985年11月接任）
副县长：潘权贵
龚家才
李荣贵
霍荣秀
莫礼章（1985年11月任）
罗冠帮（1985年11月任）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九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Copyright (C) 2024 Marxist-Leninist-Maoist.
Permission is granted to copy, distribute and/or modify this documen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Version 1.3 or any later version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with no Invariant Sections, no Front-Cover Texts, and no Back-Cover Texts. A copy of the license is included in the section entitled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