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10-0 作者：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整党办公室
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整党办公室一、编写《大事记》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干部群众和子孙后代，彻底否定“文革”，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防止这种历史悲剧重演，并作为历史资料存查备考。
二、编写《大事记》的原则，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客观地予以叙述。
三、《大事记》是根据学校档案室尚存的“文革”历史资料编写，以院党委（党的核心小组）、院革委会的会议记录和运动《简报》为主，有分析地兼采群众组织编写的大事记、传单、小报等材料和一些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证明证据。
四、《大事记》记录的是我院“文革”中发生的对我院以至院外影响较大的事情，采取按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以及按事情和问题集中叙述的体例，力求反映学院“文革”的全过程，反映先后发生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使考查者阅后能对学院“文革”的情况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育。
五、由于水平所限，加之事隔近20年，一些材料散失和几经清理销毁，已不完整，难免有错漏之处，敬希查阅者指正。
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10月8日
4月25日，院党委举行全体会议，听取中文系副主任欧阳若修关于中南局4月中旬召开的文化革命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根据中南局座谈会精神和区党委书记伍晋南的指示，决定调整教学计划，把学术批判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紧跟全国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加强领导，由张云莹（院长，代理党委书记）、陆文中（党委副书记）、李德韩（副院长）、韦家权（教务处副处长）、苏永贻（（党委宣传部代理副部长）等5人组成院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苏永贻兼任。
4月底至6月初，在党委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评论和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当时，院内被点名批判的有秦似、林焕平、彭泽陶、冯振、贺祥麟、欧阳若修、刘鹤年、梁建兴、李高煊、苏康甲、陈伟芳、钟文典、严沛、吴元庆、唐肇华、赵佩莹、罗锦泰等一批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他们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知识分子”等政治帽子。
6月4日，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和《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影响下，中文系六四级学生梁光忠等12人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等人在文化革命中充当什么角色？”的大字报，指质李德韩等人阻挠压制文化革命。从而使批判的锋芒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转为批判“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引起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对立。一部分师生认为，梁光忠等人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一天内贴出了《要把我们引向何方》等数十张大字报，矛头直指院党委、院领导；另一部分师生和干部认力，梁光忠等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是右派言论，要予以反击。4日下午，党委召开碰头会，分析形势，一些委员认为，当时的形势与57年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形相类似，要加强领导，依靠左派，掌握情况，但对梁光忠等人的大字报对与不对暂不表态。4日晚上，党委召开了副科以上党员干部会议，陆文中代表党委谈学院“文革”的形势，表明党委的态度。陆说：“对党委有意见可以提。”又说：“党委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意见可以提，可以争论。”这一讲话之后，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对立加剧了。
6月5日，党委根据区党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宣布停课搞“文革”。是日下午，外语系学生刘振林贴出了第一张反击大字报，提出了“誓死保卫院党委”的口号。6日清晨，政治系部分师生在吴元庆的组织和陆文中的同意下，贴出了《保卫院党委，横扫新出笼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随后各系各单位相继贴出了一批反击大字报，被反击的学生达200余人，他们分别被指责为“毒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新出笼的牛鬼蛇神”，有的被迫写检讨。7日上午，张云莹在党总支（支部）委员和副科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宣布：“不准反击，不要提保卫院党委的口号，不要写检讨。”此后，反击即行停止。但是，在反击和被反击的师生之间，在保卫和反对院党委的问题上，以及后来在支持和反对区党委派驻学院“文革”工作队等问题上，意见日益分歧，各自纷纷成立战斗组织，最后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广西师院红卫兵”（后改称广西革大红卫兵）及“广西师院教工井岗山战斗队”（后改称广西革大教工井岗山战斗队），二者统称为广西革大多数派，简称“革大老多”；另一派是“广西师院红旗红卫兵”，亦称少数派，后来演变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师院万水千山兵团”，即广西师院“联指”。两派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对立，严重地影响了学院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使全院陷入混乱之中。
6月17日、18日，桂林市委副书记徐为楷来院召开师生座谈会，听取师生的意见。徐在18日召开的院党委会上说：“梁光忠等人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反击是错误的。市委研究决定：反击是怎样搞起来的，师院党委要迅速做出检查，报市委和区党委，听候处理。”
6月20日，区党委派出的由申本田（区党委监委副书记）、徐为楷、王文湘（桂林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为首的“文革”工作队进驻学院。当天，徐为楷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师院的“文革”由上级党委和工作队领导，现在正式开始。从此，学院“文革”领导小组即宣告解散，院党委只负责学院的日常行政事务工作，集中精力检查前段领导“文革”中的“错误”。6月29日，院党委写了《关于师院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击革命大字报，围攻革命师生事件的初步检查报告》，分送区党委和桂林市委。
7月4日晚，徐为楷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宣布：张云莹、陆文中、吴元庆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击大字报，围攻革命师生，犯了方向性错误，经区党委研究决定，令张云莹、陆文中、吴元庆停职反省。同时宣布：原党委书记杨江回院主持学院日常工作，履行书记职务。张云莹被停职反省后，两派群众组织先后对张进行批斗，质问张为什么要围攻革命师生，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要张写出书面交代，并勒令张从事打扫厕所、割草等劳动，交出他收藏的“封、资、修”书刊。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党委于7月11日至20日召开了各系各单位党总支（支部）党员、副科以上党员干部52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张云莹和党委常委的所谓错误。13日至15日集中揭发批判张云莹，先后批判发言的有57人次，给张扣上了“镇压革命师生及革命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是制造围攻革命师生事件的主谋和统帅”、“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等政治帽子和罪名，使张受到了无情打击。9月12日上午10时15分张含冤去世，经医院解剖分析系服用安眠药过量引起中枢植物神经紊乱，心脏麻痹而急死。遗体于10月3日上午9时埋葬。16日下午，多数派代表刘振林、李日明等人首先发难，说张是围攻革命师生的主帅，死因不明，要挖出张的尸体，重新解剖分析，查明死因。随后，少数派亦提出同样的要求。经反复说服无效，在征得区党委书记贺亦然的同意后，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副院长周待旦等10余人，于当晚10时挖出了张的尸体，但尸体已腐烂，无法再解剖，只好重新埋好了事。
7月8日，院内开始出现“炮轰”区、市党委负责同志的大字报。9日晚，历史系学生贴出的“火烧伍晋南”的大字报被人撕毁，多数派认为这是破坏“文革”的行为，要求工作组查处。工作队声称，该大字报不是工作队撕毁的，如果你们认为必要，可以再抄一份贴出来。一些师生对此不满。
7月12日，崔毅副院长从临桂县“四清”工作总团回院参加“文革”。晚饭后。崔手持蒲扇到图书馆门前边摇边看大字报，当看到一张揭发他与周杨的所谓不正常关系的大字报时，他用力一拍蒲扇，这张大字报被扇落下来。部分学生认为，崔毅故意毁坏大字报，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求开大会批斗崔。但工作队不采纳，只同意开师生代表会，由崔作检讨，并作出会中不准喊口号等规定，进一步引起了学生的不满。
7月13日至15日，多数派学生纷纷贴出“火烧工作队”、“冒牌工作队”、“火烧徐为楷”、“再烧伍晋南”等大字报，攻击区、市领导和工作队阻挠破坏文化革命，是“保皇派”，提出取消工作队，成立“学生最高行动委员会”来领导学院文革的主张。少数派师生不同意上述大字报的观点、意见，准备反击。
7月28日，桂林市召开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四清工作队队长会议，介绍师院“文革”情况。市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说：师院反右不彻底。现在右派又猖狂起来了，师院左派力量薄弱，你们要去支援左派，参加战斗。会后，组织与会人员和部分工人以“工农代表团”的名义28、29、30日连续3天进入院内参观大字报。通过参观，分析所谓阶级斗争形势。与此同时，驻院“文革”工作队召集“积极分子”会议，布置反击。
7月29日，在桂林市委和驻院“文革”工作队的组织下，大批反击大字报出现了，原先给区、市领导和工作队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扣上“右派翻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小爬虫”、“政治野心家”、“打着红旗反红旗”等政治帽子，使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并引起师生与干部、工农群众的对立，把“文革”引向社会。
8月5日，桂林市召开全市群众大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大中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决定，驻院工作队集中院部整风。是日下午，中文、外语系少数派学生贴出了“热烈欢送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革命工作队到院部集训”等标语。多数派的学生则贴出“送瘟神”的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双方发生争执。少数派的学生拿凳子、绳子把“送瘟神”的对联围起来，向围观的市民、干部、工人解说“送瘟神”的意思，指责多数派攻击诬蔑工作队。至7日上午，来自工厂、机关、学校围观的干部、工人、学生多达近万人，支持少数派的工人、学生、干部找多数派的学生辩论，一些学生被围攻。当时称为“8·7”事件。
8月8日，多数派刘振林、甘恒彩（外语系干部）、潘国珠（政治系教师）、李宝雄（数学系干部）、周有心（外语系学生）、黄普生（数学系学生）、李日明（中文系学生）等人乘火车赴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8·7”事件的经过，并到北大、清华等高等学校串连。8月10日，在清华大学贴出了《“8·7”事件的起因和经过》的字报，其后不久，少数派师生印发了《“8·7”事件的真相》，双方互相指责攻击。
8月18日，北京大专院校第一批南下串连队来到师院，22日广州、南宁一些大专院校的师生也陆续到达学院串连，至9月12日，外地来院串连的师生达2000余人。与此同时，院内两派师生数百人先后赴北京、南宁、梧州、柳州等地串连。从而使两派的斗争更加广泛、激烈。18日下午，区党委第二书记乔晓光来院召开师生员工大会，乔在大会上宣布：黄云、徐为楷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经区党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撤销黄云市委书记职务，撤销徐为楷市委副书记、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职务。乔的话音刚落，外语系学生江伟成（改名江涛）、邓志强、丘左森、卜国怀、叶天白等人即跑上讲台，给徐为楷戴上高帽，在刘振林等人的组织下，游街示众。游斗徐为楷，引起了区党委和社会的极大关注，18日晚，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在甲山饭店召开了桂林地、市委政军负责人会议，分析形势，研究防止事态发展的措施。19日，桂林步兵学校派出宣传车到市内和师院门口宣传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大街上到处出现围攻师院多数派和南下串连队的现象。
8月18日之后，两派加紧与桂林市各群众组织的联系，杀向社会。多数派与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机关职工造反队”结为一方；少数派与桂林市“工人赤卫队”结为另一方。前者提出要改组市委，收集整理市委“镇压革命师生”，破坏“文革”的材料，广为散发，指责对方是“保皇狗”，后者提出要保卫市委，指责对方是“反革命”，收集整理“三小撮”（即师院多数派、工人红卫兵、南下串连队）的材料，印发传单，大造揪“三小撮”的舆论。
8月20日，上北京串连的少数派头头彭秀英（后改名彭桦、外语系六二级学生）打电话给政治系学生温德燊，介绍北京破“四旧”的情况和经验。在温德燊等人的组织下，开展了破“四旧”活动，先后抄了院图书馆干部李达蹊（李任仁之子）、外语系教授周忠著、化学系教授赵佩莹等以及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的家。9月10日将抄家得来的字画、外文书刊、农服、金银首饰等物集中于院体育馆展览，后又在市内组织展览，致使大部分财物丢失。当时负责展览、解说的有物理系教师柳继锋、化学系学生黄克贵、中文系学生全昌其等人。
8月底，多数派师生单方面成立了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推选数学系学生谢荣杰为组长，中文系学生黄沃南、政治系教师潘国球为副组长。从此，形成了多数派一派掌权的局面，直至1968年8月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后止。在多数派单方成立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的同时，少数派师生成立了全院性的组织“红旗战斗队”。教工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有：张绍森（党委宣传部干部）、杨策基（化学系干部）、罗启荣（中文系干部）、李桂粟（物理系干部）、聂启桐（物理系干部）。学生红旗战斗队的负责人有：温德燊、彭秀英、林春孝（中文系）、何东（历史系）、刘沛盛（中文系）、罗世才（物理系）、韦汉华（政治系）。
8月28日，在温德燊等人的串连下，桂林市大中学校“红旗战斗队司令部”宣告成立（9月18日改名为“红旗”红卫兵总部”）。该部主要负责人有我院“红旗”的温德燊、韦汉华、何东、罗天星等人。
8月30日，外语系学生杜金生，江伟成等人将外语系总支副书记张筱儒、副系主任朱天恩戴高帽在中文、外语两系游斗，开创了对院内干部游斗的先例。
9月6日下午，多数派代表甘恒彩、刘振林、谢荣杰和南下串连队、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等共30余人，到市委找区党委书记贺希明、市委副书记王同连等人，要求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引火烧身。当时，贺、王表示同意。但在是日晚研究大会的开法时，代表们提出三项要求：①大会由红卫兵维持秩序；②市委对“火烧市委”、“炮轰市委”及外地来桂串连队表明态度，引火烧身；③黄云、徐为楷在大会上作检查。随后，师院多数派又向市委提出撤销四清工作队、市委领导来师院看大字报，参加师生辩论等9项要求，均未获同意。7日上午11时40分，代表们在市委院内宣布静坐绝食。至9日上午，参加静坐绝食的有76个单位近3000人，数十名青年学生昏倒，6人被送进医院治疗。10日凌晨1时，市委迫于压力，答应了三点要求，静坐绝食终止。在静坐绝食开始后，多数派代表和其他12个单位的红卫兵代表25人，组成“桂林静坐绝食战士赴邕代表团”，乘火车于8日早上到达南宁，要求韦国清来桂林处理桂林问题，引起南宁数千人到区党委院内静坐绝食。
9月15日，广西革大“红卫兵总部”正式宣告成立，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有李日明、刘振林、苏向东（物理系学生）等人。9月25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后，李日明任总指挥，周有心任政委。
9月20日，区“文革”工作队撤出师院。同日“红卫兵总部”赴京学习大队成员覃美政（壮族，历史系学生）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江青等人接见，并在中南海住留4天。
9月22日，“红卫兵总部”、“红旗战斗队”部分成员赴京接受检阅，24日抵京，分别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汇报了桂林市“文革”的情况。10月1日国庆时，“红卫兵总部”的覃美政应邀登上了天安门主席台，甘恒彩、周有心、蒋培顺（数学系学生）等人亦应邀上观礼台。
10月6日，“红卫兵总部”赴京成员出席了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并在大会上第二个发言。会后，他们把“桂林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材料”交给了出席这次大会的江青。10月中旬回院后，即开始组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10月至11月，院机关和各系一些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先后成立了“敢革命战斗组”’、“红太阳战斗组”、“小学生战斗组”等组织。“敢革命战斗组”由诸葛鑫（党办副主任）、苏炳康（总务处副处长）、李俊秀（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等人发起，于11月15日宣告成立。苏炳康任组长，诸葛鑫、李俊秀任副组长。“敢革命战斗组”成立时，发表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在一起干革命——顺致桂林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医院和厂矿企业及四清工作队各级领导干部》的文章，表示坚决支持多数派，誓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区、市党委猛烈开火。其后，在其所创办的小报——《辩论台》上，发表了一评、二评、三评、四评《韦国清的初步检查》、《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坚决打倒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为革命师生的夺权斗争叫好》等文章、声明，对煽动派性斗争，搞乱桂林和广西的局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1月16日，多数派和桂林市“工人红卫兵总部”（以下简称“工总”）、“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以下简称“红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野战队”、以“红旗红卫兵司令部”拒不执行中央军委10月6日《紧急通知》、交出黑材料为名，查抄了师院“红旗红卫兵战斗队”队部、桂林市“红旗红卫兵司令部”、“红旗战斗报”编辑室、“红旗战斗队”纠察队队部和广播站。是日晚，多数派在院大礼堂召开了“批判红旗红卫兵司令官执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大会”。此后，许多红旗红卫兵退出了“红旗红卫兵战斗队”，红旗红卫兵由原来的300人减至数10人。
12月18日，由桂林市“工总”、“红总”等组织发起，多数派和桂林市“工总”、“红总”、“职工、干部造反团”，以及外地群众组织驻桂联络站等12个组织，成立了“桂林市造反大军联合指挥部”、黄沃南、李宝雄、周兆祥先后在该组织担任军长、代理军长，杨福廷、林翔艺（附中教师）为常委。
12月25日，“红总”、“教工井岗山总部”、“北航红旗驻桂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留桂联合造反团”、清华大学“井岗山联络站”等组织，联合封闭了《桂林日报》，改《桂林日报》为《今日新闻》，至1967年1月，多数派和《桂林日报》造反派头头赵东、王绍西正式宣布夺《桂林日报》的权，中文系教师林宝全等人被指派到报社负责编辑、审稿工作，至1967年3月8日撤出。
1月18日，在上海造反派组织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的影响下，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红卫兵总部”、“工人造反队”、“教工井岗山战斗队”和各系造反组织“鬼见愁战斗队”、“南海鉴队”、“8·18造反兵团”、“秋收起义军革大兵团”、“毛泽东思想战斗委员会，夺了院党、政、财大权。夺权后，发布了一、二、三号《公告》，宣布一切权力归夺权行动委员会，勒令学院党、政领导和少数派头头下伙房劳动。22日，夺权行动委员会推选苏寿昌（苏向东、物理系学生）、徐炬明、周业昌（周共工，政治系教师）3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在“革大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负责处理全院的日常工作。
1月中旬，刘振林、黄沃南等人将来桂林检查工作的韦国清扣留于外语系学生宿舍。19日至22日，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在市体育场召开近10万人大会，批斗韦国清，陪斗的有贺希明、黄云、徐为楷、刘竹溪（市委副书记）、王祝光（地委书记）、李云亭（地委副书记）、林中（区党委驻桂林市文革顾问）等区、市领导及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数十人。师院被拉去陪斗的有杨江、陆毅（党委副书记）和保卫科副科长黄萱。批斗大会由黄沃南主持，谢荣杰、周兆祥、刘振林、李宝雄、甘恒彩等人参加了批斗大会的组织工作。潘国球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批斗后，出动数十辆汽车，把韦国清等人分别押上汽车，戴上髙帽，挂上“镇压广西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红旗红卫兵的黑后台”等黑牌，在市内游斗。
1月下旬，驻桂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介入师院和桂林市的文化大革命。26日，六九五五部队和桂林市造反大军3万余人，在院大操场举行大会，欢呼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部队代表在大会发言中表示：誓作革命造反派坚强后盾，跟造反派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2月5日，六九五五部队和造反大军联合召开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进行了武装示威游行，表示支持师院多数派和造反大军。2月19日，六九五五部队派出以张体成团长为首的19名干部来院军训，该部队副部队长郝忠云、政治委员张骥亦先后来院作报告。军训于4月12日结束后，张体成等人继续留在学院“支左”。部队介入学院“文革”，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2月初，在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策划下，北京和各地驻京的一些群众组织联络站成立“北京斗争陶铸大会筹备处”（后改称“斗争陶铸筹备处”），当时“革大多数派驻京联络站”人员何有日、程荣春等人得知此情况后，向校文革组长谢荣杰作了汇报，经谢同意，以“广西革大红卫兵总部”的名义，报名参加并成为发起单位之一。3月上旬，多数派驻京联络站成员孙玉玲（生物系学生）回桂林，向六九五五部队政委张骥等人提出要调查陶铸的问题，张当即给驻院军训团写了批示：“北京准备批判陶铸，希革大抽数人帮助，同意抽调5人。”军训团和校“文革”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张的指示，决定抽调陈国团（中文系六二级学生）、孙玉玲、潘维全（中文系六二级学生）、谢业维（数学系六二级学生）、卢中炎（外语系六四级学生）5人组成“陶铸罪行专案调查组”，由陈、孙为负责人。调查组成立后，先后赴灵川、兴安、百山等地调查陶铸的所谓罪行。4月底，“北京斗争陶铸筹备处”的郑行熙（北京农机学院学生）、张绍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王得佳（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岑荣林（北京外语学院学生）等4人来桂林调查陶铸的问题。他们与陈国团、孙玉玲等人共同研究联合出版《斗陶战报》。如此同时，经谢荣杰同意，成立了“广西革大斗陶联络站”，斗陶联络站除陈国团、孙玉玲2人外，还有王道义、农万团、黄世中（以上为中文系助教）、涂运彪、吴源、曾志桦、甘宜醒、李运适、梁士莘、林江涌（以上为中文系六三级学生）等15人。他们先后编辑出版《斗陶战报》10期，发表了《打倒南霸天陶铸》、《陶铸在桂林的三反言行》，《陶铸与黄云》、《斗陶必须打韦》、《韦、乔、贺与刘、邓、陶的黑线关系》等37篇文章，诽谤、攻击陶铸和中央、区、市级领导同志。“广西革大斗陶联络站”于1967年年底解散。
2月中旬，潘国球和数学系学生秦钟林等人赴南宁调查韦国清、乔晓光的所谓罪行，与区党委宣传部干部刘德胜、秦朝泰等人联合发起成立“韦国清、乔晓光罪行调查团”（简称“韦、乔罪行调查团”），散发了《调查韦、乔罪行呼吁书》。4月中旬，潘国球将收集整理的“韦国清罪行材料”交杨为桥、丘国仁（均为政治系教师）带去北京交中央文革中南接待站。4月下旬，潘国球向谢荣杰建议，派王祥俊（政治系教师）等人赴百色调查韦国清的问题。6月底，王祥俊等人将收集韦国清所谓的“叛变投敌”、“杀害韦拔群”等材料带回学院交潘国清，谢荣杰。潘、谢2人认为这些材料很重要，即派覃腾礼（政治系学生）、曾德光（外语系学生）送给在北京的杨福延，杨把这些材料整理为《韦国清的八大疑案》之一、之二，送中央文革广西联络组组长王荔转交中央。
2月26日，广西革大文革临时领导小组进行第一次改组。改组后的主要成员是：组长：谢荣杰；副组长：黄沃南；常委：覃树辉、刘振林、周兆祥、苏寿昌（苏向东）、黄家洪（政治系学生）、周业昌（周共工）。
4月7日，革大“文革”临时领导小组发出了《广西革命大学各级文革组织选举方案》的文件，文件规定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4月26日，在革大文革临时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选举产生了广西革大革委会筹委员，其成员有；李日明，黄琨声、黄沃南、刘振林、潘国球,谢荣杰、杨福延、周兆祥、李宝雄、廿恒彩、苏寿昌等人。5月5日，成立了办事机构，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是：“文革”办公室：肖成荣（物理系学生）；行政管理办公室：黄琨声；外调办公室：黄家洪；斗批改办公室：甘恒彩、孙家祝（历史系学生）；政工组：潘国球、苏乃文（化学系学生）；宣传组：苏寿昌、何国亮（外语系学生）。
4月29日，广西军区根据中央的通知，组织广西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赴北京谈判，杨福延、李日明代表桂林造反大军参加“4·22”代表团，于5月5日到达北京。7月至9日，杨福延为“4·22”代表团负责人。
5月11日，2000多师生员工在大礼堂举行揭批“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大会”，由李宏光（院长办公室秘书）作调查汇报，“系统地、深刻地揭露院党委和文革工作队在干部问题上的罪行”。杨江、陆毅、崔毅、刘庆仙（人事处处长）等行被揪上台示众。
5月16日，革大文革筹委会斗批改组在大礼堂召开全院群众大会，批斗杨江，给杨江扣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反分子”、“叛徒”等政治帽子，从此，杨江一直被审查，直至1979年才平反昭雪。
5月底，原“红旗战斗队”的一些教工、学生组成了广西师范学院“万水千山兵团”即广西师范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其主要负责人有林春孝、罗世才等人。
6月5日，“敢革命战斗组”发表了《革命领导干部联合起来，坚决打倒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致桂林地区革命领导干部的紧急呼吁书》，即《“6·5”打韦声明》。随后，在诸葛鑫等人的串通下，有院、系、处、科12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表了“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打倒广西土皇帝韦国清”的声明，即“‘6·6’打韦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桂林、南宁和全区各地造反派，打倒韦国清。“‘6·6’打韦声明”由苏永贻、王江存、赵雅正等人起草。
6月12日，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委员会成立（简称“红代会”），李日明任常委组长，杨福延、甘恒彩、刘振林任常委。
6月底，在驻军支持下，桂林两派成立了联合委员会，开展“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的活动。6月29日，在市体育场召开了7万人大会，黄沃南在大会发言时表示支持大联委的活动，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但遭到造反大军和院文革多数人的反对，大联委宣告解散，黄沃南因此不再担任造反大军的领导工作。经院文革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由李宝雄接任黄的工作，任造反大军代军长，至7月下旬，由周兆祥出任造反大军军长，7月27日，多数派在大礼堂举行大会，分析形势，对黄沃南进行批评，重申坚决打倒韦国清。
8月初，在江青“文攻武卫”反动口号和武汉“7·20”事件的影响下，周兆祥、谢荣杰、刘振林和桂林市“工总”负责人刘天偿等人开会研究冲击军事机关，抢夺地方部队的枪枝弹药。8月2日、4日和7日，杨福延、李日明从北京打电话给谢荣杰等人，传播其他省、市乱军夺枪消息，煽动、支持抢夺地方部队的武器。8月10日，在周兆祥、谢荣杰、刘天偿、刘振林等人的组织指挥下，桂林地、市造反大军开始抢夺桂林军分区等单位的枪枝弹药。8月11日，成立了夺枪行动的指挥部，由周兆祥任总指挥，刘天偿、谢荣杰、林翔艺（附中教师）任副总指挥。下设作战部、政工组、后勤组、军械组，刘振林兼作战部部长，甘恒彩任政工组组长。8月13日，成立了夺枪核心领导小组，其成员有：周兆祥、刘振林、刘天偿、邓井发（地区机关干部）、林翔艺、洪善春、谢荣杰、甘恒彩、黄东红（桂林医专学生）、王寿德、许瑞林、潘国球、王同连、冯邦瑞等人。从8月10日至19日止，先后夺了桂林军分区、市人武部、市公检法、市体委、独立二师一营一连、临桂县人武部、市郊区人武部、灵川县人武部等单位的武器，共夺得各种枪枝5450枝，各种枪弹534200发，手榴弹3126枚，炮5门，炮弹556发。夺枪后，夺枪行动指挥部发出《警告书》，要广西军区等“军内一小撮俯首投降，低头认罪”，“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并成立了20个连的武斗专业队，把部分枪枝弹药发给南宁、柳州、玉林、梧州等地的造反派组织。从此，两派斗争更加剧烈，武斗日益升级，形成全面内乱的局面。
8月10日，广西“4·22”赴京谈判代表团成员曾春生、刘德胜、龙智铭、杨福延等人要求住在京西宾馆的韦国清接见，并联络北京一些大专院校部分红卫兵和广西上访人员到京西宾馆为他们助威。在接见中，杨福延等人将事先拟好的四点要求要韦签字，这四点要求是：①韦国清不得遥控广西；②下令制止南宁武斗；③确保“4·22”据点和人员的安全；④放出被“联指”抓去的“4·22”人员。韦不予签字，并借口小便离开接待室。一些红卫兵随即追去，企图把韦拉走，驻宾馆解放军警卫人员闻讯赶来阻拦。在争执中，韦国清和数名警卫人员被打伤。当时称之为“冲击京西宾馆事件。”
9月6日，刘振林、谢荣杰和桂林步兵学校“延安总部”的孙风生、第二外语学校“革联”崔贵生等人，组织指挥多数派和第三外语学校“革联”等造反组织数百人，以抢“黑材料”为名，冲进桂林步兵学校保密室、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和一、二、三大队队部，撬门破锁，劫取文件12480份，其中涉及党、国家和军队核心机密的绝密文件152份，机密文件1186份。随后，他们将劫取的文件运至二外校和学院，组织数十人进行摘抄、拍照、复制。经再三收缴，仍有30多份文件下落不明，造成党和国家的机密在社会上扩散。
9月15日，桂林市“联指”武斗人员约400人与雁山造反大军发生武装冲突，六九五五部队闻讯派出3个多连的兵力前去支援造反大军，市内造反大军和学院多数派部分武斗人员亦随即赶去。“联指”被迫撤至阳朔县白沙公社，与前来支援的荔蒲、阳朔等地的民兵为一方，部队和造反大军为另一方，展开了大规模武斗，数学系学生农祖海在武斗中负伤后被“联指”抓去打死。
9月20日，地、市造反大军在王同连、刘天偿、甘恒彩、谢荣杰、林翔艺、冯邦瑞、邓井发、廖祖亮（机专学生）、黄东红等人的组织策划下，发出改组“桂林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的《通知》。宣布撤换原抓促指挥部负责人陈秉德，由张永信（军代表）、冯邦瑞、王同连、潘文源（市总工会干部）组成新的抓促指挥部。同日，多数派师生600余人，分赴柳铁沿线各大站全州、柳州，都匀等地，维护铁路秩序，至11月5日回校，历时45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按国务院规定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随后，被迫离开学校的少数派成员陆续回到学校。在驻军和院文革临时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各系各单位举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开展大批判，“以大批判促进大联合”，酝酿成立两派大联合委员会，筹备成立院革委会和各系各单位的革命领导小组。
12月初，经各系各单位推选，成立了院斗批改领导小组，其成员有：程春荣（中文系学生）、杨慧娟（历史系教师）、罗显忠（数学系学生）、陈国汉（生物系干部）、罗敏知（外语系学生）、苏炳康、钟朝荣（总务处干部）、冯醒初（物理系学生）、吴家华（化学系学生）、杨为桥、王模英（院团委干部）、秦智园（组织科科长）等11人。
1月初，在院文革筹委会的组织领导下，多数派积极筹备成立院革命委员会，民主推选陆文中、周待旦、吴春叶、陈兴道（院团委副书记）、李宝雄、潘国球、甘恒彩、杨华新（工人）、黄瑞祯（工人）、谢荣杰、陈东来（数学系学生）、黄沃南、石华松（中文系学生）、覃水祥（外语系学生）、练成红（外语系学生）、张霖（政治系学生）、莫章元（生物系学生）、吴家华（生物系学生）、罗日泽（历史系学生）、肖成荣（物理系学生）、蒙书翰（中文系教师）等21人为院革委会委员。1月10日，由院文革筹委会上报区革委会筹委会，因上述人选均属多数派成员或支持多数派的干部，未获批准。
1月12日，物理系师生在该系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黄安甲、成员徐炬明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在梯形教室批斗系副主任曾宪威，拉去陪斗的有杨江、齐才广、刘庆仙等人。大会由徐炬明主持，在会上发言的有学生陈耀好、教师虞福德、团总支书记费必标等人，给曾扣上“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迫害工农子弟”等罪名。陈耀好还把一把匕首插在桌子上，威胁曾说“迫害我的人要老实交代，不然就没有好下场。”批斗中，曾被罚跪、踢打，几次被踢倒在地。批斗后，徐炬明要曾写出书面检查，3天后交给他。曾被大会批斗、踢打，政治上，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于13日凌晨自缢死亡。
2月18日，桂林市造反大军和“联指”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委员会成立。杨福延、周兆祥、刘振林3人被推选为大联委委员。
3月4日，广西革大文革临时领导小组进行第二次改组，改组后的机构和主要成员是：组长：谢荣杰；副组长潘国球、黄沃南；政治处：蒙书翰、张霖、罗日泽、练成红；文教处：李宝雄、覃水祥、莫章元、吴家华；后勤处：潘国球、肖成荣、杨华新、黄瑞祯；治保组：陈东来、石华松。
3月7日，多数派和“联指”在驻军“支左”人员的帮助下，达成了《联合审干的协议》。参加联合审干的两派代表是：丘国仁、潘涛、李宝雄（以上为多数派成员）、张绍森、李桂堃、韦汉华（以上为“联指”代表）、何当瑞（军代表）。
3月23日，两派达成了《关于成立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参加大联合的代表是：谢荣杰、石华松、李宝雄、黄沃南、杨华新、陈进福（即陈东来），罗日泽、黄瑞祯、吴家华、莫章元、张霖、蒙书翰（以上为多数派成员）、聂启桐、莫超泓、罗世才、陈长文、卢继烈、梁秋汉、蔡名恒、甘大雄、李桂堃、林春孝（以上为“联指”成员）张继祥、何当瑞、舒之谋（以上为军代表）。
4月14日，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杨福廷当选为常委，周兆祥当选为委员。
3月底至4月底，院两派大联合委员会多次开会酝酿成立革委会，但在革委会人选问题上，两派意见分歧，争论不休，工作毫无进展。与此同时，桂林市造反大军和“联指”两派群众组织围绕一个“权”字，在保卫和反对市革委会的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激化。造反大军指责市革委会是“派委会”，扬言要改组革委会。“联指”指责造反大军破坏革委会，提出要“誓死保卫革委会”。从5月4日起，双方纷纷成立武斗组织，抢占制高点，修筑武斗工事，抢夺武器弹药，拦截，抓打对方人员，准备大规模武斗。
5月6日，广西“革大”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黄家洪被“联指”武斗人员拦截、殴打。多数派在院内举行游行示威，声称要进行报复。“联指”成员林春孝、聂启桐、黄永彩、黄复声、罗世才、李桂堃、全昌其等数十人立即离开学院，进入市“联指”据点市委院内，在市“联指”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武斗的宣传工作和后勤工作。大联合遂即宣告完全破裂。
5月7日，在周兆祥、刘振林等人组织策划下，造反大军抽调了一批复员、转业军人和学生，组建了武斗专业组织——红卫师，刘振林任政委，桂林铸造厂工人戴明德任师长。6月6日，戴在武斗中被打死后，由市歌舞团的唐兆煊继任。下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一个步兵团。6月1日，在周兆祥、谢荣杰、李日明等人组织指挥下，夺取火车北站护路部队枪枝150多枝，大炮8门后，又组建了1个炮兵团。
5月14日、15日，周兆祥、刘振林与“工总”头头刘天偿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策划武斗。刘振林说：“要先下手为强，在他们（指“联指”）没准备好之前，就把他们干掉。”刘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15日下午即召开了各武斗组织的领队会议，刘天偿、刘振林先后在会上作了武斗动员。为加强对武斗的组织领导和指挥，会议决定成立“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由刘天偿任总指挥，周兆祥任副总指挥，刘振林任作战部部长，李日明任军械部部长，谢荣杰为总指挥部成员。
5月16日，在周兆祥的主持下、造反大军制定了攻打市百货站办公楼的作战方案。17日凌晨3时，戴明德、廖祖亮（红卫师副师长，桂林机专学生）指挥红卫师向百货站办公楼发起进攻，用炸药包把办公楼炸开两个大洞，军管战士谭绍宏、“联指”成员杜修柱、红卫师成员屈济海（机专学生）被打死。
5月19日，市革委会就造反大军17日攻打百货站办公楼事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两派群众组织撤除据点，停止武斗。但两派群众组织都不予理采。杨福廷、周兆祥、刘天偿等15名市革委常委、委员于同日下午发表了“关于5·19‘紧急通知’的紧急声明”，说“紧急通知”是市革委会的部分主要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炮制出来的，表示坚决反对。并指责市革委会的部份领导人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以此来蛊惑人心，煽动大规模武斗。
5月21日，周兆祥、刘天偿在院办公楼大会议室主持召开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成员及武斗组织领队人员会议，决定攻占市房地局、榕城饭店、阳桥杂货门市部等“联指”据点，以形成以阳桥为界南北对峙的局面。会后，即分头进行武斗的准备活动。5月下旬，周兆祥、刘振林、谢荣杰、陈东来、黄沃南等人组织指挥多数派人员抢夺了火车北站运往柳州二化厂的苏制T·N·T烈性炸药45吨。红卫师将这些炸药制成炸药包，在武斗中使用，造成严重后果。5月29日5时，周兆祥指挥红卫师担任主攻，刘天偿指挥“工总四野”及文艺造反团的武斗人员担任佯攻，向房地局发起攻击，发射炸药包20个，炸毁平房1间，房内居民2人被压死，伤3人，打死“联指”1人，并占领了房地局。
5月30日，刘天偿、周兆祥、谢荣杰、甘恒彩、刘振林等人在院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地、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成员会议，经刘天偿提议，决定夺市人民银行军管的权，以解决造反大军人员的工资问题。6月8日，刘天偿指使人民银行干部黄鼎、吴广光、周以朴、黄培初等人起草《关于桂林市人民银行支付现金的紧急通知》，经甘恒彩修改，由刘天偿、周兆祥、谢荣杰、刘振林署名签发，于6月9日公布。《通知》规定市人民银行的现金支付必须经造反大军审批，从而夺了市人民银行的军管权。造反大军掌权70天，支付现金367万元。
6月3日，造反大军和多数派在刘天偿、周兆祥、谢荣杰、黄沃南等人的组织下，抢夺军分区的枪枝弹药，共夺得各种枪枝3300余枝，子弹250万发，手榴弹3000多枚，“七五”炮炮弹7500多发。
6月4日，桂林地区12个县的人武部组织约8000人的武装民兵（含12县人武部干部120多人）进入桂林，与地、市“联指”结为一体，成立了“桂林地区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简称“桂保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武斗的规模，形成了以地、市“联指”、12县武装民兵为一方，以地、市造反大军（含“工总”、“红总”、师院多数派）为另一方，持续2个月的大规模武斗。
6月上旬，刘天偿、刘振林、周兆祥、谢荣杰、李日明等人研究决定，派武装人员去甲山打伏击，炸毁甲山公路的德智桥（胜利桥）和新桥，以切断“联指”的南北交通运输。6月8日，李日明调配3个武装班，由刘天偿、谢荣杰布置交代任务，在齿轮厂工人王德邦带领下，于9日凌晨至甲山打伏击，打翻“联指”汽车1辆，打死11人，重伤4人。9日、12日，谢荣杰又先后派唐品超（工总成员）、何军强（物理系学生）带领武装班将德智桥和新桥炸毁，造成经济损失达35000元。
6月10日，刘振林、唐兆煊派红卫师排长陈永祥（市房地局职工）带领2个武装班到北门贮木场附近的铁路叉口打伏击，打翻“联指”汽车1辆，打死4人，伤4人，误伤自己1人。
6月13日，刘振林、周兆祥等人在刘振林住房开会，制定了“针锋相对，文攻武卫，立足于打”的方针和“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的红色山城保卫战”的作战方案。在此前后，刘振林、周兆祥、谢荣杰和地、市造反大军的其他头头刘天偿、邓井发、伍奕千（市交通局保修厂工人、“工总”四野副司令）等人研究决定，攻占“联指”的铸造厂、冷冻厂、市百货仓库等地的据点，击退全州、灵川、兴安等县民兵、“联指”向火车北站等地的进攻，分工由刘振林负责指挥攻打虞山，刘天偿、邓井发、伍奕千负责指挥攻打观音山，周兆祥负责指挥攻打北门，谢荣杰负责爆破连的组织和其他准备工作。
6月14日，刘天偿、伍奕千等人带领武斗人员攻占了机械厂、铸造厂、冷冻厂后，用炸药包向市百货仓库等地“联指”据点轰击，致使百货仓库起火，烧了3天3夜，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多达600万元。
6月20日，“桂保总”制定了“南北夹击”的方针，作了缩小对造反大军包围圈的作战部署，于22日开始发动进攻，南片攻打西山、榕湖饭店、桂林师范学校；北片攻打火车站、虞山庙、二级站，并一度占领了观音山和虞山。
6月24日，刘天偿、刘振林、周兆祥、谢荣杰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进行反击，并攻占北门粮食仓库，以解决粮食问题。当晚，刘天偿、伍奕千带领“工总四野”向观音山发起攻击，经1天2夜激战，于26日占领了观音山。同日，唐兆煊等人带领红卫师部分人员攻占了虞山庙和面粉厂。27日，刘振林带领红卫师部分人员攻占了北门粮库和盐库，谢荣杰、黄沃南等人组织学院师生员工将粮库的2000多万斤粮食大部分运回学院，部分运往学院附近的粮店，供应居民。
6月26日至28日，“桂保总”总结“南北夹击”失利在于武器不好，决定抢夺兴安人民解放军“四五二”仓库的武器弹药。6月30日至7月4日，地、市“联指”、12县武装民兵共1万余人，轮番向“四五二”仓库冲击，夺得各种枪枝5636枝，子弹325万700余发，手榴弹124428枚，随后，“桂保总”制定了“南北佯攻，两线夹击”的作战方案，向造反大军发动进攻。
7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针对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武斗，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破坏交通的严重情况，发布了“7·3”布告，要求两派停止武斗，撤除武斗据点。但由于派性和少数坏头头的操纵，中央“7·3”布告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两派仍继续武斗。
7月13日、17日“桂保总”全力以赴向造反大军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桥头山、雷劈山、白岩山等地，打死“红卫师”3人。
7月18日，周兆祥、唐兆煊等召集“红卫师”连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对策，组织反攻。19日拂晓，在周兆祥、唐兆煊、廖祖亮等人的组织指挥下，“红卫师”用炸药包、大炮、轻重机枪向白岩山发动猛烈攻击。“桂保总”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战，各死亡40余人。造反大军在攻击白岩山的同时，还炮击了驻扎在104部队驻地的“联指”武斗人员，炸伤仓库保管员1人和部队家属2人。
7月底，在中央“7·3”布告和“7·24”布告的感召下，持续2个月的大规模武斗终止。在这次武斗中，全院共死亡28人，其中直接参加武斗被打死的21人（含附中12人），玩弄武器走火死亡的2人，因打死无辜群众害怕追究责任而自杀死亡的1人，以记者身份进入武斗现场采访被打死的1人，被流弹打死的3人。
8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7·3”布告，收缴群众组织的武器弹药，撤除武斗据点。会议由黄永胜主持，桂林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陈、景回桂向驻军和地、市革委会进行了传达，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开展了落实中央“7·3”布告的活动。但是，在落实“7·3”布告的过程中，地、市革委会和桂林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采取了偏袒“联指”的错误做法，在收缴造反大军的武器之后，又以“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简称“工纠”），配备粮食武器，并由“工纠”、各县进城武斗民兵和其他“联指”成员共1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准备对造反大军原控制的地区进行大搜捕。
8月17日、19日，景伯承、慕石超（军分区政委）等人先后在桂林步兵学校、一○四部队驻地召开12县民兵团负责人会议，部署对造反大军原控制地区进行大搜捕的行动计划。19日下午3时，一○四部队用小车把学院“联指”负责人聂启桐接去，向聂通报情况。一位姓刘的科长对聂说：“上级决定由我们一○四部队进驻师院，希望你们这一派支持我们，配合我们的行动。”聂表示同意。
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桂林警备司令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7·3”布告的公告》。凌晨3时，部队、“工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计划进入造反大军原控制的地区进行搜捕。进入师院的是104部队副部队长傅其功、副政委严凝和处长杨树声率领的一个连和部分“工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院“联指”成员聂启桐、韦志民、罗世才、李桂堃、黄永彩、全昌其等也佩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袖章回到了学院。部队在王城城墙上架起机枪负责警戒，“工纠”、“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事先开列的名单逐户搜查，将陆文中、唐肇华、郑显通、麦雨农等77人（其中教职工56人、学生21人）捆绑押至院体育馆集中，下午3时押至市七中关押。3天后，将陆文中、周忠著、徐锡麟、林焕平、赵佩莹、苏更生、徐儒、曾庆全、胡仲胤、沈天佑、兰成英、覃树冠、李刚、莫汝杰、曾德晆，诸葛鑫等干部教师和学生刘振林、闭九曙、农斌跃等19人送至桂林市第三监狱监禁，有的被监禁达半年之久。这次搜捕活动当时称之为“8·20”行动。
8月21日上午，“联指万水千山兵团”成员数十人由黄永彩带领回到学院。
8月28日，院临时革命领导小组宣告成立，成员有：陆毅、翟华昌（工纠）、周待旦、佟晓峰（军代表）、刘学厚、聂启桐、陈长文（生物系学生）、朱耀华、练承红（外语系学生）等人。下设办公室，工作人员有陈仕金（党办秘书）、庞传武（人事处干部）、何汉文（校办秘书）等人。
8月28日至31日，各系各单位在驻军和院临时革命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先后成立了以“联指”成员和支持“联指”的干部为主的临时革命领导小组。从8月31日起，在院、系、机关单位临时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批斗、游斗活动。8月31日至9月1日，游斗了崔毅、王延青、苏炳康、孙明魁、李俊秀、周兆祥、谢荣杰、杨福廷、李日明、黄沃南等人。
9月1日，桂林市革委会和驻院解放军在院内举办了阶级敌人反革命罪行展览，展览分粮食、日用百货、现行反革命罪犯示众、武器弹药、五金、医疗器械、电讯器材，机床、阶级敌人罪行图片等9个馆。被做为现行反革命罪犯拉来示众的有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邓井发和院内多数派的诸葛鑫、周兆祥、谢荣杰、黄沃南等20余人。展览至20日结束，观众达25万余人。
9月2日至5日，游斗陆文中、崔毅、苏炳康、孙明魁、吴春叶、李俊秀、郑显通、兰少成、欧阳若修、诸葛鑫等院、系领导和多数派头头谢荣杰数十人，他们统统被戴上高帽，挂上黑牌，反绑双手，罚跪，不少人被赐打。卫生保健科科长王世匡腰椎骨被踢坏；郑显通被踢倒在地，摔断两颗门牙；孙明魁被人从汽车上推下来摔断了一只脚。
9月3日，以翟华昌为首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院：陆毅主持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同日，数学系六二级学生孔庆柳被雁山公社“联指”李志崇、莫月成等人抓去游斗、关押，至9月15日，在“联指”头头秦忠德等人的策划下经雁山公社人武部部长万春桥同意，召开了批斗孔庆柳等人大会，纪念“白沙事件”1周年。会后将孔庆柳枪杀，同时被枪杀的还有植物研究所的吴金仲等5人。
9月4日，以一○四部队处长杨树声为队长的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院，与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组织领导学院的斗批改，筹备成立学院革命委员会和各系各单位革命领导小组。
9月9日，在院大礼堂举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批斗陆文中、诸葛鑫。陪斗的有苏炳康、孙明魁、王延青、吴春叶、崔毅、李俊秀、秦智园等人。
9月17日，举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批斗退休老红军杨德华，给杨扣上了“中国赫鲁晓夫在桂林的代理人”等罪名。
10月7日，全院大会批斗王同连，给王扣上了“日本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
由“8·20”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了近2个月，除搞了几次全院性的游斗、批斗活动外，各系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据不完全统计，从“8·20”至11月院革委会成立为止，全院批斗、游斗了150多人，9名原院领导和19位正、副教授，除陆毅、李德韩、周待旦外，无一幸免。被揪斗、游斗的人员，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限制行动自由，被扣发工资，白天分别被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地主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残渣余孽”、“黑后台”、“黑干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等黑牌，强制劳动；晚上则写检查交待，备受打骂、折磨。9月11日，物理系教师李明征在月牙池旁打扫卫生时，把黑牌取了下来，围观的农民发现后，要他跪下认错，并用木条抽打，将他丢入月牙池中，幸好李会游泳，才免于一死。
“8·20”后，多数派的头头和支持多数派的校系领导干部统统被审查、批斗，而“联指”成员和支持“联指”的干部，不论他们有何错误，概不追究，甚至看作执行“正确路线”的代表、功臣，而加以提拔重用，占据了院系和院机关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岗位，形成了一派掌权的局面。
10月14日，物理系、附中革命领导小组首先成立，至10月底，各系各单位革命领导小组亦陆续成立。其主要负责人如下：
政治系：组长：（暂缺）；副组长：黄永彩
中文系：组长：（暂缺）；副组长：李冠英
历史系：组长：（暂缺）；副组长：卢斌
外语系：组长：（暂缺）；副组长：石维彩
数学系：组长：费必标；副组长：黄瑞荣
化学系：组长：（暂缺）；副组长：陈文经、朱秀岚
物理系：组长：覃承鼎；副组长：李桂堃
生物系：组长：（暂缺）；副组长：黄忠强
总务处：组长：周待旦；副组长：武继杰
11月10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21人：张留先（军代表）、陆毅、李德韩、周待旦、李栋才（军代表）、朱耀华、文禧、聂启桐、罗世才、张绍森、费必标、武继杰、樊运宽、张金甫、陈寿杰、韦志民、练成红、韦克顺、李宝仙、李杏新、潘志恩；常委9人：张留先、陆毅、李德韩、周待旦、李栋才、朱耀华、文禧、聂启桐、罗世才；由张留先任主任（一直未到职），陆毅、李德韩任副主任。下设政工组、斗批改组、办事组、总务组。政工组的成员有聂启桐、罗世才、黄复声（后调斗批改组）、黄明新等22人，由聂启桐任组长、罗世才任副组长；斗批改组有朱耀华、张绍森、李桂琛、肖观桓、林祥任等19人，由朱耀华任组长，张绍森任副组长；办事组有文禧、陈仕金、庞传武等8人，由文禧任组长；后勤组有周待旦、武继杰、李佩珍、钟朝荣等14人，由周待旦任组长，武继杰任副组长。革委会正、副主任的分工如下：由于张留先未到职，由陆毅抓全面和政工组，李德韩抓办事组和斗批改组。
11月18日，举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庆祝院革委会成立，发布了院革委会第一号《公告》。《公告》宣布院革委会是全院最高领导机关，学院的一切权力归院革委会，号召全院师生员工“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刘少奇在师院的代理人陆文中、诸葛鑫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此，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了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活动，整错了一大批人。
11月20日，李德韩向全院师生员工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动员报告。他在动员报告中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师院，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清理、批判，要把清理阶级队伍和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结合起来，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深挖细找，把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理人统统挖出来，批倒批臭。李动员后，全院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同时，立即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揭发批判。据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全院组织了200多人的专案队伍，审查批判了252人（教职工171人，学81人）。其中立案审查的152人，被作为敌我矛盾审查的66人。在专案审查中，采取了许多错误做法：①关押。送市专政机关关押的9人，院内关押的16人；②批斗。据院革委会记录记载，从革委会成立起至69年1月底止，全院被批斗的达600多人次，其中在全院大会上批斗的有：陆文中、诸葛鑫、杨江、张云莹（已死，批罪行）、秦似、唐肇华、孙明魁、苏炳康、齐才广、王延青、雷剑、王堪（原党办主任）、管学庭（原函授部干部）、潘国球、刘振林、杨福廷等16人；③搞“罪行展览”把一批老教授、老讲师的所谓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用实物、漫画等展出，组织师生员工参观，并要这些老教授、老讲师到展览现场接受批判，任人凌辱、踢打。如生物系把陈伯康教授的历史问题、学术问题、生活作风等都搬出来，以他的教学工具、外文书刊、科研设备、资料等，布置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陈伯康罪行展览》，组织校内外师生、干部及工人、农民参观，参观者逾万人。展览期间，要陈伯康戴上“讲解员陈伯康”的牌子，站在展览室任人嘲弄、侮辱、脚踢，使陈的身心受到很大摧残，以致造成神经失常；④扣发工资。数十名干部、教师被扣发了部分工资，有的只发给15元至20元的生活费。
3月6日，杨树声回部队，由一○四部队处长张永华接替其工作，任驻院军宣队队长，并代理院革委会主任工作。5月13日，张永华正式任革委会主任。
4月中旬，整党建党工作正式开始。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的组织领导下，多次召开全院党员大会，批判杨江、陆文中、齐才广、王廷青、诸葛鑫、王堪、雷剑等人，给他们扣上“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我院的代理人”、“假党员”、“叛徒”等罪名。批判会由张绍森主持。
4月18日，院革委会根据自治区革委会文教组的指示精神，决定组织师生员工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日，李德韩向下乡师生员工作动员。22日，周待旦、黄永彩带领全院除党员、专案对象和专案工作人员以外的非党群众至兴安县大溶江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下乡期间，广大师生员工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批“资产阶级”，在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被迫向贫下中农“交底”，把自己的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文革”中参加哪一派群众组织、有那些错误等等，告诉贫下中农，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使广大师生员工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
6月15日晚，在院图书馆门前发现三张派性标语：“有志气的老多战士联合起来，誓与联匪决一死战！”“打倒联匪，消灭联匪，杀绝联匪！”院革委会认为，这是反革命标语。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追查，最后认定是院办公室打字员杨福秀所写，对杨进行大小会批斗，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时，又对杨进行批斗、抄家，给杨强加盗窃机密材料，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等不实之词，使杨福秀身心受到很大摧残，至1980年才平反昭雪。
7月中旬，整党建党结束。党员和已定案处理的专案对象由张永华、李德韩、聂启桐等人率领，于14日至兴安县大溶江公社与先期下乡的非党群众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未定案处理的专案对象陆文中、吴元庆、诸葛鑫等50余人留院继续审查，由朱耀华、张绍森等人负责。
8月中旬，政治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覃宏裕等人，认为吴元庆态度顽固，拒不交代问题，把吴拉到大溶江公社司门大队组织师生和贫下中农批斗，在该大队队部和所属19个生产队巡回批斗12场。批斗中，吴被贫下中贫/农捆绑、罚跪、棍棒打、砖头砸、拳打脚踢，致使吴多处受伤，折磨成病。8月底才不得不将吴送回学院治疗。
8月20日，为纪念“8·20”行动一周年，巩固所谓革命成果，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院革委会决定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批判陆文中、诸葛鑫、潘国球，杨福廷等人。21日，又将他们拉到大溶江公社，由师生与贫下中农共同批斗，给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革命队伍团结”等政治帽子。
9月17日，全体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师生员工友回学院，继续进行“斗、批、改”。9月底至12月，又多次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批斗杨江、陆文中、雷剑、方天珍、谢荣杰等人。
2月14日，院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通知》和1969年12月25日《关于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通知》以及桂林市革委会贯彻中央上述通知的意见，由李德韩主持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总支（支部）书记、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运动（简称“一打三反”运动）。24日，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由李德韩做动员报告。李在动员中说：师院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一小撮阶级敌人还在进行破坏活动，要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大清查、大揭发、大斗争，查历史、查档案、查现实表现，查“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把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造成了新的大批冤假错案。
3月24日，经桂林市革委会批准，成立了院“一打三反”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有张永华、翟华昌、朱耀华、朴兴泰（军宣）、聂启桐、陆勇（工宣）、黄国芳（群众代表，数学系干部）等7人，由张永华任组长，翟华昌任副组长。同时，院革委会决定，斗批改组副组长张绍森兼管教育革命小组工作。陆毅离开师院，调北京市工作。
4月14日，桂林市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抄家活动。市革委会副主任曹杰在会上提出了“乘胜前进，扩大线索，跟踪追击，挖地三尺，大杀回马枪”的错误主张，要各单位组织力量搜查嫌疑对象的家，获取罪证。在市革委会的统一部署下，全院组织了300多人的搜查队伍，于4月16日凌晨1时至7时，搜查了杨江、王廷青、陆文中等186位干部、教师、工人的家。在搜查中，翻箱倒柜，有的人被勒令脱掉外衣，任人搜查，连女同志的头发也不放过，影响极坏。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院立案审查107人。对重点审查对象进行大会小会批斗，采取办“学习班”，隔离关押、围攻，指供诱供逼供等错误做法，造成历史系讲师洪振声、数学系讲师（现为副教授）钱芳华的母亲钱定成、教材科韩彦泉之妻李月娥等3人自缢死亡。家属申玉珍被判刑10年，陈珍被判刑20年的严重后果。
7月6日，院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招生复课。会后，学院根据中央文件关于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以及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等规定，从桂林市和桂林地区招收“工农兵”学员98人，开办教育革命试点班。
7月17日，教育革命试点班正式开学，设现代汉语、农基两个专业，学习年限1年。现代汉语班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在“革命大批判”中提高学员的写作能力，办成“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农基专业班强调面向“三大革命”运动，重实践，轻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提高。文化和专业理论知识学习的时间不到整个学时的50％，教育质量明显下降。
7月底，院革委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查“5·16”分子的指示和区、市革委会的部署，成立了“七〇七”专案组（即清查“5·16”专案组），开始进行清查“5·16”的调查准备工作，专案组的成员有：张绍森、费必标、黄复声、戴英俊、廖建明、罗永平、钟茂安、黄明新、陈业铨、梁贯珍等15人，由张绍森任组长，费必标任副组长。
8月1日，经院革委会主要领导研究确定：王祥俊、潘国球、杨福廷、玉而耀（政治系学生）为“5·16”重点对象，集中于一○四部队驻地隔离审查。不久，又将政治系学生李勇、覃腾礼隔离审查。专案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负责审查一个对象，采取围攻、诱供、日夜追逼等错误做法。至12月底，王祥俊、杨福廷、覃腾礼、李勇等人，被迫承认参加了所谓“5·16”组织，并揭发交待了一大批“5·15”分子名单。专案人员张绍森等人，即向院领导和区、市革委会汇报，并写了《关于突破四个专案对象的几点体会》，标榜专案工作的所谓成果。
3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查“5·16”的指示和区、市的部署，在全院开始公开进行清查“5·16”运动，再次整错了一大批人。
3月29日，院清查“5·16”领导小组成立。组长：王远明；副组长：原肖政；成员有：张军（军宣）、朴兴泰（军宣）。聂启桐、张绍森等人。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张军；副主任：张绍森。工作人员有：李万顺、李福堂（以上为军宣）、龚之新、黄振金（以上为工宣）、黄复声、谢德全、全昌其等人。随后，各系各单位亦成立了领导小组，各组的主要负责人是：院机关党群部门：黄永彩；后勤组：朱耀华；中文系：张敬舟（军宣）；外语系：杨达荣；政治系：覃宏裕；历史系：卢斌；物理系：李桂堃；化学系：王庆彬（军宣）；数学系：黄光阳（军宣）；生物系：张忠如。
5月11日上午，召开全院党员大会，由聂启桐作动员；下午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由王远明作动员。王在动员中说：我院阶级斗争尖锐复杂，“5·16”反革命集团活动猖狂，我们要立足于斗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打一场清查“5·16”的人民战争，誓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在清查运动中，院、系各级召开揭发会、批斗会、坦白会，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所谓清查高潮，对重点嫌疑对象进行隔离审查，组织三五人为一组的所谓战斗小分队，进行通宵达旦的围攻、追逼，交待所谓矛头“三指向”即（反党、反军、反革委会）的罪行，据原清查办公室统计，全院（包括已毕业离校的学生）被作为“5·16”嫌疑对象审查的达238人，其中作为重点对象隔离审查的71人。至1974年清查运动结束时，定案处理64人，被定为犯有“5·16”罪行的3人；“问题性质严重”的4人；“严重错误”的9人；“严重政治错误”的23人；“一般政治错误”的25人。2人被开除党籍，4人受留党察看处分，8人受党内警告处分，4人被取消顶备党员资格，5人被取消技术职称、撤销行政职务，2人被降级、降薪。清查“5·16”一案纯属错案，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已予以平反。
8月2日，李德韩从北京回来，向院革委会常委和军宣、工宣负责人传达4月15日至7月31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次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8月6日学院又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两个估计”的传达贯彻，使广大知识分子干部、教师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长期成为他们的精神枷锁。
9月，原区教育学院革委会主任宋义、区公安厅副厅长鲁源、区监委处长何兆鹤等来院任革委会副主任；对崔毅的审查结果，宣布解放，并任革委会副主任。
11月18日，王远明、隋敬珊、李德韩等院系领导赴南宁，参加全区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从11月19日开始至12月13日。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总结交流教育革命的经验，研究制定全区教育革命的任务。会议要求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明确要求我院要加快斗、批、改的步伐，做好招收普通班的各项准备工作，于1972年恢复招生。12月底至1972年1月底，院革委会先后多次召开常委会、常委扩大会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传达贯彻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教育革命的论述，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自治区领导同志的讲话，批判“全民教育”、“教授治校”、“业务挂帅”、“智育第一”等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教育路线、制定教改方案。在学习讨论中，一些干部、教师对“两个估计”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看法，被认为是对抗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而遭到批判。
12月22日、24日，院分别召开全院党员大会和全院师生员工、家属大会，传达中共中央《通知》和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以后，又陆续向全院党员、群众传达《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之三，在全院开展批林整风。
1月15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乔晓光来检查贯彻全国、全区教育工作会议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让大家把话讲完，开展大批判、大辩论，分清路线是非，通过贯彻两个会议精神，解决教育革命中的一批问题。他同时宣布：经区党委研究决定，师院党的核心小组由王远明、鲁源、崔毅、原肖政、宋义、隋敬珊、黄自福（工宣队长）、何兆鹤等9人组成，王远明任组长，鲁源、崔毅任副组长。
1月29日、2月24日，院革委会两次讨论1972年的工作要点，提出要尽快作好下半年招生复课的准备工作，加快专案工作步伐，解放被审查的干部、教师，调整充实部、处、室和各系的领导班子，拟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但又提出要以清查“5·16”为中心，狠抓阶级斗争。院、系领导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在清查工作上。
3月24晚，举行全院师生员工“检举、揭发‘5·16’反革命罪行”大会，大会由张绍森主持。李宝雄、周共工、李刚、李光炎等人在大会上揭发交待了“8·10”夺枪的事实经过。王远明号召陷入“5·16”、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人老实交代，走坦白从宽的道路。在全院进一步掀起清查“5·16”热潮的。当时，全院尚未解放的干部、教师有150余人，其中，被做为特务审查的50多人，被做为“5·16”分子审查的100余人。
3月25日，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区教育局的指示，成立朱耀华、聂启桐专案组，由政工组副组长廖立任组长，成员有保卫科科长张启华等4人，背靠背审查朱耀华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问题；审查聂启桐整理诬陷、攻击韦国清的材料问题。经专案组调查核实，朱耀华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与本人交代基本一致。聂启桐于1967年1月与李林堃、廖明斌（原外语系干部）等人收集整理了韦国清的所谓错误材料，列举了韦国清十三条罪状，指责韦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勾结罗瑞卿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共复写4份，送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各1份，1份存李冠英处，1份交给了多数派头头刘振林（据刘振林说，当时多数派得势，聂启桐等人为了讨好他，主动交给他的。聂等人说，是刘振林向他要去的）。党的核心小组于5月19日、6月22日先后两次讨论了聂启桐的问题，认为聂启桐等人整理韦的材料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搞的，是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表态支持韦国清后，再没进行打倒韦国清的活动，表现“很好”，故不再作为问题提出，不了了之。
4月10日，伍传远来院任工宣队队长，原工宣队队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自福回原单位工作。
4月26日、5月19日，党的核心小组讨论部、处、室、系领导班子配备问题，讨论中，对张绍森、聂启桐的工作安排意见有分歧。会前，区教育局和区党委组织部曾向崔毅、鲁源、宋义等人打招呼说：不要安排聂启桐、张绍森作领导工作，张绍森等人不能当领导。鲁源、宋义等人在发言中说：区教育局、组织部领导认为张绍森、聂启桐盲目骄傲自大，不实事求是，搞“极左”，这个认识不是光听群众反映得来的，而是在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直接接触中得来的，张绍森、黄复声在向教育局、组织部汇报清查工作时说，师院“5·16”分子占全院总人数的80％。会上，多数同志同意区教育局、组织部的意见，暂不安排聂、张的工作。但崔毅：区的意见是不安排，从培养新生力量考虑，是否安排张绍森做总支书记。李德韩说：对这些（指张、聂等人）“文化大革命”冲杀出来的代表性人物，应做合理安排，张绍森去化学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总支书记；聂启桐去物理系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党总支书记。经反复争论，并经区同意，张绍森被安排任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免去聂启桐政工组组长职务，任办事组副组长。
6月9日，成立院招生办公室，开始进行招生工作。
8月底，按照“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普通班“工农兵学员”553名，学制2年；在职中学教师短训班学员520名，9月1日开学。由于废除文化考试，入校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如数学系学员阙秀英，连简单的除法都不会，出现了3÷3=0的笑话。这种情况给教学带来很大困难，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先补习半年中学文化知识，再进行专业教学。即使如此，仍有部分学员跟不上班，只好分组进行教学，形成一个年级、几个班次的混乱局面。
9日2日，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由王远明传达区党委7月4日至8月5日召开的扩大会议精神，部署进一步开展批林整风。10月至11月，根据《人民日报》“夺取新的胜利”以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文章，在全院开展了对林彪极“左”路线的批判，整顿教学秩序，“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了一批干部和教师。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新年贺词》，传达毛主席“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讲话。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1月15日，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要充分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批判极右。从此不再提批“左”。
3月23日，王远明向全院师生员工做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动员报告。王在动员报告中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两个估计是正确的，不能说“两个估计”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强调批判极右要联系学院教育革命的实际，批教育革命中的右倾思潮。从而使一些对“两个估计”和“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再次受到批判。
4月18日至20日，举行院第六次共青团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黄永彩、廖建明、梁金文等16人为院共青团第六届委员会委员。黄永彩任书记；廖建明、梁金文为副书记。
9月12日，驻院军宣队撤离学院，梁正任革委会副主任。
10月8日，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区党委三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和区教育局关于开展批孔的指示，研究制定了《批孔计划》，分工由李德韩抓此项工作。下设办公室，由欧阳柏任主任，林一瑾任副主任。10月17日，召开批孔动员大会，由李德韩向全院师生员工做动员报告。从此，开始了对孔子政治立场、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批判。
11月6日，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区党委书记乔晓光的指示和区教育局的部署，决定在校师生分期分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1月中旬，七二级全体学员和任课教师、部分院机关、系的干部600余人。赴桂林市郊区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后，把学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列入了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去农村搞3至6个月的“社教”，上好“阶级斗争这门课”，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才终止。
12月，崔毅任院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月，覃宏裕任院革委会副主任。
1月底，崔毅去南宁参加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传达学习中发（1974）1、2、3号文件，学习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研究部署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1月30日，区直机关召开万人大会，由韦国清做动员报告。2月1日，崔毅打电话传达韦国清、乔晓光的指示说：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略大事，是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批林必须批孔；要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思潮，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广西的代理人韦祖珍（广西军区政委、区党委副书记）。党的核心小组根据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把批林批孔做为头等大事来抓，在核心小组的领导下，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由院革委常委聂启桐、文禧和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欧阳柏担任办公室主任和副主任、罗永平、江士敏、陈兴道等13人为办公室工作人员。
2月3日至6日，举办各党总支、支部委员、工宣队负责人等150余人参加的批林批孔骨干学习班，传达学习中发（1974）1、2、3号文件及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学习韦国清的动员报告，研究部署全院的批林批孔运动。
2月6日至14日，全院停课进行批林批孔。8日，召开师生员工“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会后，根据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本院实际，按《林彪与孔孟之道》的8个专题开展批判。从11日起，着重批判“克己复礼”，进行“四忆四批”，即：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一批“克己复礼”，狠揭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行两条教育线路的回忆对比，二批“克己复礼”，深入揭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和表现”，痛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广泛开展回忆对比，四批“克己复礼”，狠揭狠批林彪反动集团及其同伙“韦祖珍的反党罪行。”从2月1日至3月20日的50天中，全院写大批判文章和揭批大字报4243篇，出版批判专栏130期，《批林批孔简报》72期，院、系忆比批判大会109次，画漫画698幅，由于强调上挂下联，这些大字报，大批判文章、批判专栏、忆比批判大会，除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外，还针对“两个估计”、“开门办学”、“8·20”行动及“8·20”以后开展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5·16’”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有不同意见和认识的干部、教师，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搞右倾翻案”等政治帽子，又一次伤害了一些同志。
4月中旬，有人在桂林市大街上贴出了10余张对“8·20”行动不同看法的大字报，说“8·20”行动是严重错误，是一派整一派，是“屠杀事件”，引起了桂林市革委会的关注。4月20日，桂林市革委会召开各基层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这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干扰了批林批孔斗争大方向，除设立专案查处外，各单位要组织干部、群众重新学习中央“7·3”布告和“7·24”布告，统一思想认识。在桂林市革委会的统一部署下，院党的核心小组于4月底至5月底多次组织全院师生学习“7·3”布告、“7·24”布告，强调“8·20”行动是根据中央“7·3”布告采取的革命措施，清查“5·16”是按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是符合中央的政策的。在学习讨论中要求人人表明态度，只准说“8·20”行动好，是百分百的革命行动，不能说“8·20”行动的缺点、错误。对一些有不同认识和看法的干部教师，采取了监视、排斥等错误做法。院清查“5·16”办公室的谢德全、林祥任等人贴出题为《揭深批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右倾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彻底批判韦祖珍攻击清查运动的罪行》等大字报，指责他们否定“8·20”行为，妄图翻案，要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使他们精神上受到很大压抑。
4月21日，在黄永彩等人的组织下，院团委、院学生会向全院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发出《坚决批判韦祖珍反党罪行的号召书》。22日分别在本部和尧山分部举行共青团员、青年、“工农兵学员”批判韦祖珍罪行大会。会后，各系、各单位组织座谈，联系学院的实际，揭发批判所谓“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8·20’行动，否定清查‘5·16’运动的反动思潮”。
5月10日、11日和13日，院党的核心小组连续举行会议，研究教育革命，讨论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会议认为，否定“文革”中教育战线出现的新生事物，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的主要表现仍然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会议列举了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院回潮的种种表现：①外语系等系建立和严格考试制度；②按“工农兵学员”的原来文化基础分班分组教学；③部分师生要求增加专业教学时间，减少社会工作和劳动时间；④部分师生不同意搞学农基地，不愿意到外地开门办学。13日下午，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由李德韩向到会人员作传达贯彻，要求各系认真对待，并要求各系发动群众，检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种种表现，坚决纠正。
6月30日凌晨，长期被隔离审查的潘国球撬开窗户外逃，7月1日被找回继续隔离审查。
9月9日至11日，举办院、系党、政干部学习班，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后，又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动员大会，组织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开展对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批判。
9月18日晚，有人以“师院批林批孔办公室理论学习小组”的名义在桂林市十字街贴出一张题为《崔毅这个人》的大字报，其主要内容是：①“8·20”行动及其以后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打击面过宽”，“伤害了不少好人，处理错了一些好人，包庇了一些坏人”；②师院领导班子不纯，有个别坏人；③崔毅是“两面派”，是“极其危险的人物”，要把崔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19日，党的核心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这张大字报，统一认识，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的破坏活动，其目的是妄图否定“文革”，破坏批林批孔运动。要坚决回击，肃清其影响。以后，又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进行了批驳，并组织专案队伍进行了调查，但无结果，不了了之。
1月28日至2月1日，党的核心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传达贯彻辽宁省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议精神和自治区教育战线1月24日召开的批林批孔、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的精神，研究部署上半年的工作。会议根据上述两个会议的精神，提出“学朝农，迈大步，把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口号，决定大搞开门办学，“面向农村”、“面向农村小工厂、小企业”，“以社会为工厂、课堂”，结合批林批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战斗任务”和“典型工程”组织教学。3月26日，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系师生460多人赴龙胜县9个公社“开门办学”，举办为期1年的“学朝农教育革命大试点”；中文、历史、体育等系的师生和院机关干部800余人分赴灵川、阳朔、桂林市郊区公社等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在编者按中，发表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强调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24日，院党的核心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进行学习。会议根据区教育局的指示，决定停课半个月，从2月25日至3月8日，组织全院师生员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教育革命的实际，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文革”前17年的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提出“同17年对着干”的口号。
3月14日至15日，举行院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崔毅代表党的核心小组所作的《工作报告》，肯定72年以来“教育革命的成果”，提出今后的根本任务：“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学习和认真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把学院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选举崔毅、宋义、梁正、何兆鹤、李德韩、覃宏裕、张国祥（工宣队长）等29人为第四届党委委员，经全会研究并经区党委批准，崔、宋、梁、何、李、覃、张7人为常委，由崔毅任书记；宋义、梁正任副书记。这次党代会是在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下召开的，指导思想和提出的任务、措施是错误的。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全面专政”的理论，党委根据区教育局18日至19日召开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的精神，于4月底开办了50多人参加的学习“全面专政”理论骨干学习班，并组织全院师生员工学习张春桥的文章，批判“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商品制度”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搞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认识。
7月1日，党委根据区教育局的指示精神，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决定开办“社来社去班”，学制3年，在校学习的学费、伙食由国家供给，学员毕业后仍回到社队去，不拿工资拿工分，实行所谓“与工人、农民划等号”。8月底，按自治区革委会（1975）69号文件规定，从桂林、梧州地区招收“社来社去班”学员120名，分农基专业、农机电器专业两个班。这些学员在校学习期间，感到自己大学毕业后当农民，低人一等，学习不够安心。这部分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回到本地工作，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少数人当了农民拿工分，但后来均改为拿工资。
8月12日，党委举行全会，决定利用暑假，用半个月的时间开门整风。会后召开了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动员大家给党委提意见，帮助党委整风。在整风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办学问题上仍肯定“教育革命的成果”。要求更深入地进行“教育革命”。
9月1日，党委举行全会，研究开展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会议根据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和江青、姚文元等在报刊上掀起的“评《本浒》运动”，决定在全院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科以评《水浒》为“战斗任务”组织教学，改革教学。通过评论《水浒》，提高所谓“识辩投降派”，“防修反修”的自觉性。这场评论《水浒》的运动，实际上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为以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12月，《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等7篇文章。随后，中共中央下发（1975）23号、24号文件。文件传达了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批示，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2月8日至22日，党委先后召开党委常委会，党委扩大会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动员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和全院师生员工学习《红旗》杂志文章，传达中央文件和区党委关于贯彻中央文件的指示，在全院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院师生员工沉浸于悲痛之中。外语系师生自动戴黑纱，进行悼念活动。9日上午，院党委召开各系党政负责人会议，崔毅在会上说：“悼念活动要听中央的通知，一切按中央的指示办，外语系有的师生自动戴黑纱，戴就戴了。但要注意区党委的通知，要按党的统一部署行动。11日，区党委宣传部通知：不开大会，各单位可以在内部开小型追悼会。按此通知，各系各单位分别召开了小型追悼会。广大师生对此很不理解，背后议论纷纷。
2月12日至15日，院举办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和报刊上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评论，部署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覃宏裕做了辅导性发言，他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否定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绝不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理论，坚决予以回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2月18日，院党委召开各系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梁正在会上说：“今天，给大家通通气，南宁已于最近在18级和副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点名批判邓小平，我们要做好大批判的准备。”崔毅说：“现在已很清楚，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邓小平。南宁18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已点了名。这个会就是打招呼，请大家做好批邓的准备，党委成员、各大组、各系负责人、工宣队负责人、团委负责人都要发言。要抓住重点，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唯生产力论，批‘三项指示’为纲……。”
2月21日至23日，召开各系各单位党、政负责人共98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在会上发言的有崔毅、宋义、梁正、李德韩、覃宏裕、何兆鹤、顾慎之（工宣队指导员）、聂启桐、朱耀华、文禧、陈鼎芳、李桂堃、黄永彩等人。以后，院举办了有干部、教师、工宣队员、“工农兵学员”参加的600余人的学习班，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有关文章、培训批判骨干。3月20日，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
2月26日，数学、物理、化学、外语、政治、历史等系师生和院机关干部600余人，赴永福县开门办学。3月6日，各系及院机关干部800余人赴桂林市郊区6个公社参加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打所谓“批资批修总体战”。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实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北京市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此，“四人帮”极端仇视，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了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诬陷群众的革命行动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事件的黑后台”。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按“四人帮”的旨意，对事件作了歪曲报导。是日晚，院党委召开各系各单位负责人紧急会议，按广播的口径，布置声讨邓小平。崔毅在会上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家都听了，这件事还没得到上级的正式通知，怎么行动要等上级的指示。但我们根据情况可以做出自己的安排。很清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跳出来为邓小平翻案，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是反革命事件。可以先组织大家座谈表态。”8日上午，崔毅布置院机关干部曾傅先、阎信明、林武义等人到各系各单位传达党委拟召开声讨大会的决定，要各系各单位准备一人在大会上发言。9日，举行全院师生员工大会，声讨邓小平。但是，广大干部、教师、学生背地传播来自北京、上海等地革命群众声讨“四人帮”的消息，表示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
5月，梁正任院革委会主任、院党委书记；覃宏裕任院党委副书记；崔毅调任区教育局局长。
5月8日，举行院党委常委和院革委常委会议，由梁正传达区宣传部召开的高等院校主要领导碰头会精神，研究部署追查所谓“反革命谣言。”成立了追查领导小组，由梁正任组长，成员有顾慎之、朱耀华等人。下设办公室，成员有江士敏、肖观桓、黄复声、张启华、林武义等人。从10日起，开始对议论所谓“反革命谣言”的师生员工进行追查，据统计，全院被追查的师生员工达226人。
7月至8月，院多次举行“理论讨论会”，讨论的题目主要是：“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搞所谓“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入批邓”。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党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消息传来，全院师生员工衷心拥护。21日，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热烈庆祝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十年“文革”内乱，全校非正常死亡39人，立案审查350人（教师、干部259人，工人13人，学生64人，家属14人），被抄家302户。在被立案审查的人员中，许多被关押、批斗，分别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叛徒”、“地主分子”、“走资派”、“严重政治错误”等等，受到批判、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处分，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广大知识分子干部、教师遭到无情打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歩，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83年4月，新的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先后下达了54号、17号等文件，为“处遗”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5月初，经区直机关科教卫口“处遗”领导小组批准，成立了以校党委书记刘群为组长，副校长齐才广、党委组织部部长廖义英为组员的学校“处遗”领导小组。7月又增补原党委书记杨江为副组长，政治系讲师杨祖?、化学系副教授罗敏兴为组员。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廖义英兼任，工作人员有组织部部长助理谭希文、组织科副科长卢毓珍、宣传部副科级干部杨景武、干训部副主任黄介山、政治系教师徐长安等20余人。在区党委和区直机关科教卫口“处遗”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始全面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和核查“三种人”工作。1984年6月底，校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查，成立了由朱天恩任副书记、陈光旨为副书记、王炜炘、张葆全、刘群（不久即离休）为委员的校临时党委，并成立了由朱天恩为组长、谭希文、杨景武为组员的核查“三种人”小组，继续进行“处遗”和核查工作。经过新、老领导班子和教职工的共同努力，全校“处遗”的历史任务于1985年底基本结束。
在“处遗”和核查“三种人”工作中，党委和“处遗”领导小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区党委制定的方针、政策，严格按照中央和区党委的指示、规定办事，结合处遗、整党，向全校党员和师生员工反复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彻底否定派性的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政策为准绳，坚持党性，反对派性，对“文革”遗留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处理。根据区党委关于“处遗”工作的重点是处理死人问题、“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仍在台上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指示，做了如下几项工作：第一，弄清了我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39人（含附中13人）的死因（属武斗中被打死22人，武斗中被流弹打死3人，自弄武器走火身亡2人，枪杀他人后自杀死亡1人，被外单位抓去杀害3人，被批斗迫害致死8人），并按政策规定，分别采取政策上平反、思想上弥合和经济上对遗属抚恤慰问等方法，做了妥善处理。第二，对“三种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和严肃的处理，对犯错误和属一般问题的同志，在查清后即予以解脱。在已立案审查的29人（撤职审查1人，免职审查3人，调离原工作单位、回避处遗工作4人，背靠背考核21人；“文革”时在本校的22人，“文革”后调入的7人）中，核定为犯“三种人”错误不予登记的1人（杨福廷）；参与直接杀人、严重违法乱纪、给予行政记大过、取消82年调升的一级工资1人（吴玉明）；严重错误、整党中缓期2年登记的1人（潘国球）；严重错误，不再作组织处理1人（甘恒彩）；错误11人，有处以上干部3人，他们是原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现广西大学副校长覃宏裕、原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现桂林冶金地质学院教师张绍森、原物理系党总支书记现科研处副处长费必标。给予党内警告处分的3人，他们是覃宏裕、张绍森和附中教师张育杰，其余8人免于处分；一般错误予以解脱的13人，其中处级干部3人，他们是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学生工作部部长黄复声、原体育系党总支副书记、现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德育教研室主任罗启荣、原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现校服务公司副经理李桂堃。第三，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进一步落实了党的政策，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文革”中350人的问题全部进行了复查，除对少数确有严重错误应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但“处遗”前错误地给予平反的人，重新进行核查定性处理外，凡属遭受迫害，受到错误处理的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原工作职务、技术职称和工资待遇，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第四，完成了“文革”期间在校学生记录在案工作。根据中央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1983）6号文件和区党委的部署，对“文革”期间在校学生中的派头头和犯有错误的50人进行了记录在案，全部材料转给了用人单位，并协助用人单位按记录在案者的错误程度做了定性处理，其中刘振林、谢荣杰、周兆祥等3人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了刘、谢的党籍。
总之，通过“处遗”、核查，总结了“文革”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教训，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增强了全体党员的党性，提高了师生员工的政治觉悟，促进了学校的安定团结，为今后教学、科研和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开创学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共广西师范大学委员会1987年10月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七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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