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11-20 作者：中共灵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灵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为了吸取“文革”十年的沉痛教训，彻底否定“文革”，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重蹈这样的严重灾难，维护安定团结、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稳步前进，健康发展。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编写了《灵川县“文革”大事记》。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遵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到县档案局、县纪委、法院、公安局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1966年9月写到1976年10月，时间跨越10年。文中所列的时间、地点、事件和与之相关的人物活动，忠实于县档案局的历史资料和县纪委、法院、公安局存放的经过“处遗”工作查证核实的档案材料。
“文革”10年，要记录的史实很多，但根据《大事记》的要求，我们只重点选择编写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档案局、县纪委、法院、公安局、县文化局等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协助和积极支持，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比较伧促和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灵川县整党办公室《灵川县“文革”大事记》编写组1987年11月20日
1965年7月，灵川县开始搞“四清”运动。运动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四清”的内容是：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灵川县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区党委“四清”的重点县。中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亲自带一大批中央机关和中南局机关干部来灵川县蹲点。桂林地委抽调13个县的干部3918人组成“四清工作团”，进住县、区机关和农村。县直部、委、办、局、行、站、公司的各级领导，各区委、区公所和区直单位的领导，农村大队的支书、大队长全部靠边站。人人写检讨、人人过关、“下楼”、大会斗、小会批，每个领导干部都有一个大字报专栏。凡是大字报揭发的“问题”，不管是不是事实，都得承认。横向查各种社会关系，纵向查祖宗三代。凡在4个方面中有一个方面沾了边的都列入“四不清”干部，潭下区委书记石志强，因半夜煮糯米饭吃宵夜，第二天就被撤职、反省。全县13个区委书记只有一个没“下台”，12个区委书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调县委等待分配。有的大队支记书记被划为“资产阶级分子”，开除党籍。有的农民被重新划为“漏网地主”、“漏网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被管制。“四清”工作队本身要求也极严，队员们必须和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民家里吃饭不准吃荤菜，上街不准买零食吃。队员必须到生活最苦的农民家里食宿，象搞土地改革的工作队一样，“扎根串连”，秘密活动，动员群众揭发干部的问题。当时“四清”工作团宣布：“没有清水衙门，没有纯洁的干部”、“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把干部全当作打击对象。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时，灵川县的各级领导正是挨批判、斗争、写检讨的时候，当时把批判、斗争叫做“洗澡”、“下楼”，不受处分的干部就“解放出来”。因此，灵川县的“文革”初期和“四清”运动后期交织在一起。
“四清”中，把全县13个区公所改为11个人民公社。
9月29日，灵川县成立“文革”小组，经桂林地委批准，县委副书记李国良任“文革”小组组长。县“文革”小组成员有：马德良（副县长）、刘伐武（副县长）、杨贵明（县监委副书记）。各公社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小组。
10月以后，灵川县的青年学生，在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的“南下串连人”的影响下，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活动。除毛主席著作以外的所有现存的书籍、报纸、杂志都被称为“旧文化”。一切古、旧书籍都要焚烧。一切庙宇、祠堂都是青年们扫荡的目标。于是佛像推倒，石碑被砸碎。潭下有一所古老的金山院，被捣毁成废墟。
随着“文革”运动的步步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崇拜毛主席的热潮也不断高涨。开始时，干部、职工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后来发展到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大学大背“老三篇”。天天上午放下工作学毛著，叫做“雷打不动”。
党中央副主席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又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改造思想，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还说，“谁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对毛主席的崇拜便逐步升级。不论大、小会议，都必须全体肃立高唱《东方红》，然后坐下来读毛主席语录。发言人也要先读段毛主席词录，然后才发表意见。会议结束，全体肃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后来又加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到1967年，毛主席像章成了人人争相佩戴的徽章，像章的制作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大，有人把碗口大的像章挂在胸前，人们用手工画毛主席像，用绒线绣毛主席像，用红色油漆在墙上、大门、厕所门上喷上毛主席头像；公文包、学生的书包上，公用信笺上都印上毛主席头像和毛主席语录。凡是建筑物的墙上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或“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等等字样。在公路边，用铁皮和木架做成的语录牌随处可见。哪个单位不画毛主席像，不写毛主席语录，就被指责为对毛主席不忠。
到1968年又出了不少新花样：
一、打电话，到商店买东西，熟人见面或到单位去联系工作，必须先背上一句毛主席语录，对方答一句毛主席语录，你不念毛主席语录，对方就不予理采。
二、早请示，晚汇报。早晨起床，穿好衣服，马上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喊毛主席万岁，唱《东方红》，晚上睡觉前，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喊毛主席万岁。
三、跳忠字舞。集体活动时，先排好队，一边唱语录歌，一边跳忠字舞。会前会后，睡觉前起床后，开饭前都跳一次舞，从幼儿园的孩子到80老翁都要跳。
四、搞“三忠于”。就是把“无限忠于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舵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无限忠于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门前或院子里用砖石做成长方形的倾斜面，越美观越好，然后用白石头在倾斜的坡面摆出以上三句话的字样。以表示忠于毛主席。
每个单位都要花费不少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搞这些形式主义。在“文革”期间，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1968年乱杀人的时候，有些被迫害的人，在被枪杀前也高喊“毛主席万岁”，犹如在国民党刑场上慷慨就义一样。这种形式主义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才告结束。
在北京南下串联队的影响下，红卫兵大串联遍及全县，为接待过往红卫兵串联队，我县成立了文化革命接待站，专门接待过往红卫兵。全县学校师生、机关干部也掀起了串联热。
我县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厂工人、农村农民，自发地陆续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群众组织。县委、人委大院有“红色青年先锋队”。负责人是蒋官保；“灭资兴无战斗队”，负责人是蒋祥志；“红卫战斗队”负责人是苏建伟。他们仿效南下串联队，任意批斗单位领导干部，有的把四清工作队拉回来批斗，各战斗队还联合起来，把县委书记于文沂、县长廖耀涤、县委副书记秦天中、李国良拉到大街上去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美其名曰：批斗“走资派”、“当权派”。满街、满院都是批“走资派”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在农村则把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也当作“走资派”批斗。
12月27日，中共灵川县委会机关干部成立了名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先锋队”的群众组织。李金安任队长，陈洪毅任指导员，秦景清任副队长。1967年8月，这个战斗队分成两派，其中：陈亚河、叶爱和、赵杰章等人参加了“灵川县八一造反大军”，其余28人另成立了“东风兵团”，并增加了谢冬柱、李光月等10多名新成员。两派武斗期间，“东风兵团”成了“联指”派的中坚力量。其中何耀佳、曾桥旺、秦仕辉、秦孙成是武装民兵“卫革”指挥部的重要成员。
12月，县公检法机关以易桥发为首的“反到底”战斗队的成员，给县委常委、法院院长龚春富扣上“叛徒”、“历史反革命”、“走资派”的大帽子，对龚进行无休止的围攻、批斗、斗争。致使他不堪忍受这种精神摧残和政治迫害，于1967年元月27日含冤自杀。（1984年“处遗”中已平反）他是灵川县“文革”期间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领导干部。
2月1日，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灵川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参加总部的战斗队及其负责人名单是：
战斗队名称 单位 负责人 职务（职业）
无产阶级造反先锋队 县委机关 李金安 (监委秘书)
战恶风战斗队 农业局 张光武 (副站长)
红色青年先锋队 县人委 蒋官保 (工作员)
毛泽东思想反修战斗队 城关完小 阳爱和 (教 师)
灵幼红色幼教战斗队 幼儿园 黄秀荣 (教 师)
红影兵燎原战斗队 电影站 苏宝玉 (放映员)
兴无灭资战斗队 县人委 蒋祥志 (待分配干部)
急先锋战斗队 农业局 阳道达 (助技员)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斗队 县支行 黄延年 (农金员)
无产阶级战斗队 示范农场 李继坤 (工 人)
绝色军101战斗队 工交局 唐继文 (办事员)
绝色造反战斗队 粮食局 陈祖鲜 (办事员)
红色尖刀战斗队 林业局 熊汉章 (办事员)
红医战斗队 卫生局 潘乃光 (医 师)
东方红革命造反队 手工业联社 白崇谟 (科员)
红卫战斗队 县人委 苏建伟 (科员)
硬骨头战斗队 百货公司 黄珍有 (业务员)
红色战斗队 财税局 陆子科 (税务员)
红色革命造反战斗队 日杂公司 李传兴 (业务员)
2月24日凌晨，受上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影响，“灵川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县人武部和灵川驻军的参与下，在县城召开大会，夺了灵川县委和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拿走公章，封了办公桌和公文柜，宣布成立“灵川县无产阶级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并向全县发出通令。在此前后，县直各单位和各公社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夺了本单位的领导权。领导干部靠边站，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批斗和检讨，从此，全县的党政机关工作瘫痪。
“灵川县无产阶级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是：主任傅德义；副主任陈忠；常委莫荣杰、阳道达、陆子科、黄珍有、潘乃光、唐继文、蒋祥志。
4月，南宁的群众组织开始出现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另一种是“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在它的影响下，我县直属机关的群众组织也分裂为“支韦”和“打韦”两种对立观点。起初，“灵川县无产阶级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是“支韦”观点。
5月，县气象站干部吴朝炎、粮食局干部阳玉喜、县医院干部黄夏槐、邮电局干部陈定乾等人，串联灵川中学教师林国泰、苏乙保等开始筹备全县性的“支伍”组织。
6月21日，县直机关44个战斗队发表联合声明：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和革命群众一起闹革命，并成立“灵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他们的口号是：“支持国清，打倒伍晋南”，“打倒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
7月1日，“灵川县无产阶级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在大墟镇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大会通过决议：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将“灵川县无产阶级造反派革命委员会”改为“灵川县革命委员会（成员未变动）。
7月30日，吴朝炎、蒋德生、唐明仲、陈定乾、黄夏槐、阳玉喜、唐翠玲、张三德、黄石生、旷章贵、曾桥清、龙志斌、莫杰等人在县建筑工程队召开筹备会，决定8月6日在县礼堂召开“支伍”观点的群众大会。
8月6日，“支伍”观点的群众大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有：灵川火车站和县城工厂的部份工人。潭下、九屋、大面等公社的部份农民，县直机关一些干部以及学校的部份师生员工，共三、四百人，会上宣布成立“灵川县八一造反大军司令部”。选出了常委：吴朝炎、陈定乾、曾桥清、赵杰章、旷章贵、俸乔赐、李翠馨、唐明仲、蒋德生、苏方艺、唐家麟。并分别成立了“灵川县工人红卫兵总司令部”（简称工总），“灵川县农民红卫兵总司令部”（简称农总）、“灵川县学生红卫兵总司令部”（简称红总）。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丢官闹革命”；“支持县委副书记李国良站出来闹革命”。
8月18日，“八一造反大军”常委吴朝炎在灵川火车站召集陈定乾、唐明仲、蒋德生、曾桥清、唐翠玲（均为“八一造反派大军”常委）开会，策划抢夺县武装部枪支。会上，吴朝炎说：这是桂林“造反大军”决定的，我们要无条件的执行。
8月19日清晨4时许，桂林“8·10”行动指挥部纠集了300名全副武装人员，由刘振林、邓井发等人带领，分乘14辆汽车到灵川县城，在灵川县“八一造反大军”头头吴朝炎、陈定乾等人的配合下，冲入邮电局，控制电话总机，占领县城制高点，封锁交通要道，断绝来往行人，越墙冲进县武装部，用枪威胁武装部的同志集中，限制行动自由，用铁棍撬开武器仓库，强行抢走步枪200多支，手枪50多支，子弹20多万发。与此同时，非法搜查了公检法机关，将县武装部长傅德义、政委陈忠绑架上汽车开往桂林，当路经甘棠大桥时，受到“联指”派组织的部份人和甘棠村部份群众的挑阻拦，他们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县商业局通讯员石瑞荣。这次“8·19”事件，震动了灵川县。
8月20日，县“联指”群众约三、四百人，在何耀生、蒋怀谏的指挥下，到县人武部夺走手榴弹2700枚，事后“联指”群众又将这些手榴弹如数交还县人武部。
9月1日，县人武部刘开善、胡继业等7人发表声明：“坚决支持灵川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的革命行动。”
9月27日，“八一造反大军”的头头虞厥文召集一部份领导干部在邮电局楼上开会。动员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到会的有李国良、吴吉印、王会元、石其贵、杨贵明、李勇、韩殿奎、苏谋福、黄振衡、陈先保、樊庆山、赵峰、陈亚河、叶爱河、熊永洪、禇锦勋、徐世全、苏天生、张显忠、周武珍、秦大明、李润赐。李国良首先表示，要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支持造反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的一天晚上，吴朝炎到县委待分配干部住地苏业全的宿舍里召集一部份待分配干部开会，到会的有：苏业全、李良甫、苏宜勉、苏荣甫、姚善禄、王贵祥、莫光文、李佑发、马建辉、蒋继生、杨显荣、苏水生、张愿喜、王正芳、刘铭涛、彭志诚、蒋宁园等人。这些人都是区委书记、副书记、区长、副区长。四清运动中，把这些同志说成是“四不清”干部，调离原单位，准备重新分配工作。因“文革”来势很快，没来得及分配工作，就开展“文革”运动。在“文革”中把这些同志说成“下台干部”，“联指”不要这些人参加战斗队。所以“8·1造反派”头头吴朝炎来拉他们要他们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群众一起干革命”。他们也都表态，跟造反大军一起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县长廖耀涤、县委副书记秦天中，副县长刘伍森、刘伐武，表态支持韦国清，随后表态的中层干部有：王杏文、杨德义、刘瑜、汪澄、丁强、李连贵、张守清、罗福久、罗永福、徐永刚、骆善文、李继庚、赵友多等。
11月4日，广西“4·22”下文批准“灵川地区八一造反大军”正式加入广西“4·22”。
11月12日，“八一造反大军”头目吴朝炎带领“八一”派的一些群众跑到桂林，第二天，他和李国良、白树德、蒋德生、陈定乾、蒋小明、唐家麟、苏方艺等人与桂林造反大军的头头诸葛鑫、邓井发，策划再次争夺“灵川县革委”大楼。
11月16日上午，吴朝炎、陈定乾、白树德等人带领1300多名“八一”派的学生和农民用石头、木棒攻击“灵川县革委”大楼，用竹子、木料扎成长楼梯企图从窗户爬进二楼没成功，直到日落西山，未攻破，被县直机关“联指”人员包围，才停止攻击，双方休战。
11月23日，县人武部动员两大派谈判，促进两派大联合。县“八一”造反大军参加谈判的代表是：蒋德生、赵海清、赵杰章、唐明仲、龙瑞旺；县“联指”参加谈判的代表是：曾桥旺、秦有发、葛邦权、易仕敏、秦建生，县人武部参加的有：政工科长张久贵、军事科长印剑冰，以及刘忠烈、廖志刚4人。当时两派都同意第二天开始谈判，当晚，“八一造反大军”头目吴朝炎对所属人员说五县联防要来灵川打“八一”了（其实没有此事）。便带领所属人员连夜跑桂林去了，两派代表谈判落空。
12月6日，“八一造反大军”常委蒋德生、赵杰章到南宁参加广西“4·22”召开的会议，内容主要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 “根据地”，推广容县的所谓“黎村道路”，回来后向李国良作了汇报，李听后大加赞赏，并马上召集吴朝炎、陈定乾、白树德、蒋德生、赵杰章等人开会进行具体布置落实，李国良在会上对公平和大面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公平地势好，但太远，大面基础好，离桂林近，容易得到桂林的支援，可以作为武力夺权的试点，并再次表示自己不怕挨打、不怕坐牢、不怕挨饿、不怕死、不怕说自己是反革命，坚决和“八一造反大军”站在一起。会后，“八一造反大军”积极准备在大面夺取甘棠公社社直机关单位的权力的各项工作。
12月18日，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会期4天，总结1967年工农业生产情况，布置1968年的生产计划。12月18日，吴朝炎在桂要诸葛鑫住房楼上，召集白树德、蒋小明、莫杰、蒋乔发、唐明仲、曾乔清开会研究对策，吴朝炎说：“灵川县人武部召开四级干部会，是派性会，是针对我们“八一革命造反大军”的，他们搞“五县联防”，我们要通知我们的人抵制这个派性会，如果我们的人参加了会议，要他们退出来，我们搞几个‘酒瓶子’丟进去，吓一吓这些农民，他们就开不成了。”蒋小明、蒋乔发2人主动提出去执行这个任务。12月19日夜12点钟，蒋小明、蒋乔发带着三枚手榴弹，偷偷摸到“县革委”大楼前塘边柚子树下，丢了一枚手榴弹到“县革委”大楼，一楼的栏杆被炸出一个缺口，一块弹片飞到一楼的一个门框上，另一枚手榴弹丟到工会楼下。这两栋楼的一楼都住满了农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两枚手榴弹爆炸后，搞得人心惶惶，纷纷要求散会，12月20日会议未开完就散会了。
1月20日，“八一造反大军”100余人在于厥文、唐家麟等人的指挥下夺了甘棠公社驻大面墟的社直机关各单位的领导权。
县直机关一些中层干部如吴吉印、苏天生、张显忠、石其贵、周武珍、陈亚河、叶爱河、熊永洪、苏谋福、黄振衡、马建辉、苏宜勉、苏荣甫、姚善禄、张愿喜、彭志诚、周绍易、蒋继生、杨显荣、李良甫、苏业全等人也随“八一造反大军”进了大面据点。
1月21日，“八一造反大军”在大面农技校召开灵川县“八一造反大军”常委扩大会。22日，成立了“广西4·22灵川县八一造反大军大面地区接管委员会”，并挂了牌子，县食品商店的秦丙息担任接管小组组长，企图在大面建立第二个县城，与“灵川县革命委员会”分庭抗礼，改装了电话总机的线路。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定乾任主任，石其贵、陈亚河任副主任。组建了“警卫师”，吴朝炎任师长，陈定乾任副师长，并计划成立“灵川县贫下中农委员会”，计划召开“灵川县农代会”、“灵川县工代会”、“灵川县红代会”等等。同时，把大面农具厂改为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土炮等，同一天，发出《关于全面接管大面地区原“三凑委”所属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通令》。通令称：“从1968年元月23日起，大面地区各种机构的一切权力归‘广西4·22灵川八一革命造反大军接管委员会’接管，同时和‘三凑委’断绝一切关系”。
“八一造反大军”在大面地区夺权后，吴朝炎从大面税所拿走13000元，从大面供销社拿走10000元，并从大面粮所搞了几千斤粮食和粮票，作为‘八一造反大军’的活动经费。
2月中旬，桂林地、市“联指”头目唐廷国、廖祖迪、曹铁军、曾明轩等人到灵川活动，策划武装攻打大面。
2月20日左右，县委副书记秦天中在县革委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部份公社的武装部长，及县武装部、“县革委”、“县联指”总部负责人会议，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纪念县革委会成立一周年活动的筹备工作；二是武装拔除八一造反大军的大面据点。会议决定庆祝活动后即进行武装解决大面问题。
2月24日，“灵川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庆祝大会，庆祝“县革委会”成立1周年，10000多群众和武装民兵参加了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活动。
2月26日中午，大墟、三街、潭下、甘棠等公社武装民兵陆续到达县城。准备武装解决大面问题。当晚，“桂林联指”头目曹铁军、曾明轩等来到灵川县城。与县“联指”头目蒋怀谏等人商定武装攻打大面的具体方案。同时，桂林武装民兵分乘两部汽车，在灵川县城集结待命。
2月27日凌晨3点，“联指”指挥大墟、三街、谭下、甘棠等公社的武装民兵，配合桂林地、市“联指”武装民兵，向大面“八一造反大军”据点发起进攻，天亮时结束战斗。“八一造反大军”被打死9人，重伤1人，轻伤10余人。下落不明者10余人，“联指”误打死1人，“八一造反大军”横渡漓江溃逃桂林，“联指”夺取了对大面地区的控制权。
2月，灵川公检法机关由县武装部实行军管，县武装部副部长王克果主持军管会工作。王克果主持了抓“反共救国军”、“暗杀团”等“反纠组织”的调查工作。
4月19日至23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灵川县首届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会”，到会代表631名，会议内容：1、解放县、社两级主要领导干部，为各公社成立革委会做好干部准备；2、选举产生县贫代委员会，会议由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陈钟作动员报告，县人武部副政委张健介绍了原县委副书记、县长廖耀涤、原县委副书记秦天中、原副县长刘伍森、马德良、刘伐武的情况、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傅德义讲了形势，最后由张健作会议总结。
会议期间，经过代表讨论，宣布解放刘伍森、秦天中、马德良、刘伐武、廖耀涤；结合秦天中、刘伍森、马德良进“革委会”；补选“县革委会”委员24人；选举产生了由刘伍森等17人组成的县贫下中农、革命农民委员会。各公社经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也宣布解放了一批主要领导干部。
4月25日，县贫下中农、革命农民委员会在县城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刘伍森为主任。熊醮秀、潘年生、莫大发、李俊林为副主任。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傅德义在会上讲了话。
此次会议前后，经桂林地区革委会批准，各公社积极筹建公社革委会，4月18日，定江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秦红斌；副主任：陈土生。4月25日，大境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秦乾芳；副主任廖中文。4月29日，潮田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李新福；副主任陈德昭；4月30日，甘棠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骆仕荣；副主任：陈降生、孙民干；5月1日，三街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黄天生；副主任：秦金桥；5月5日，青狮潭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龚永超；副主任黄镇友；5月7日，海洋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蒋乾宏；副主任：顾仲、黄学发；5月上旬，灵田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唐俊杰；副主任：莫玉清；5月22日，九屋公社革委会成立，主任：涂现峰；副主任：王玉成；（大墟公社革委会主任：秦可立；副主任：龙祥瑞、荣桂林、曾润祥、潭下公社革委会主任：俸光中；副主任：刘来喜、唐继英是8月22日成立。）
5月13日，“广西422”赴京控诉团约300人到中央军委门口静坐一天一夜，要求中央军委表态支持“广西422”。灵川“八一造反大军”吴朝炎、陈定乾、白树德、何忠谋、曾桥清、苏乙艺等参加了这一行动。
5月12日至13日，桂林地区“联指”在荔浦县召开地区12个县联指头目会议，布置农民进城武斗。我县“联指”头目曾桥旺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各县先派10名代表到桂林驻军和地、市革委会反映情况，争取支持。
5月16日，灵川县“保卫革命委员会总指挥部”（简称“卫革总指挥”）成立，发布了第一号公告。主要成员是何耀佳、蒋怀谏、曾桥旺、葛邦权、杨玉明、秦仕辉、莫杰、阳道达等，各公社也相应地成立了“卫革指挥部”。
5月20日至22日，“县革委会”在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人员：县、社主要领导。傅德义在会上作报告指出：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陈钟作会议总结，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在县贫代二次扩大会议上，傅德义作了“坚决粉碎右倾翻案妖风”的报告。会议中通过了《告全县人民书》、《捉拿李国良的通缉令》，并号召各公社、大队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采取措施，敌人胆敢进攻，就彻底消灭它。《告全县人民书》提出：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12级台风。
县卫革指挥部会议参加人员有县和11个公社卫革指挥部负责人，会议由县“卫革指挥部”主要头目何耀佳主持，会议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组织武装民兵进桂林武斗的具体部署。会议决定，县成立武装民兵师，公社成立民兵连，东片大墟、海洋、大境、灵田4个公社的武装民兵，主要任务是防守通往大墟、灵田两条交通要道，北片九屋、青狮潭、潭下、甘棠、三街等公社武装民兵抽调部分到县集中，组成民兵师，主要任务是进驻桂林，攻打桂林造反大军。要求各公社、大队回去尽快落实参加桂林“卫革”人员。6月初，各公社武斗民兵已陆续到达县城集中。
5月31日，县“卫革总指挥部”为民兵进桂林武斗，发出《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总动员令》。指出：“要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武装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对于阶级敌人的一切颠复活动和敢于来犯者，不管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就坚决打到哪里，阶级敌人逃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直到把阶级敌人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6月4日，“灵川县卫革总指挥部”在县城大礼堂召开保卫革命委员会誓师大会，到会约3000人，县武装部政工科长张久贵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为保卫“红色政权”作出贡献。
6月5日，县“卫革总指挥部”负责人蒋怀谏、莫荣杰带领九屋、青狮潭、潭下、三街、甘棠等公社部份武装民兵共计124人，带步枪61支、重机枪5挺，首批进驻桂林二级站和地区林业局，准备武斗。
6月3日，定江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秦红斌在公社会议室主持召开杀人研究会，参加人员有：革委会副主任秦土生（原任社长）、常委禇锦昆（原任副书记）、李光文（原任副社长）、秦增刚（公安特派员）和群众组织头头杨世辉（公社推广站干部）等人，秦红斌在会上讲了湖南道县贫下中农杀地主、富农的情况，分析了定江公社阶级斗争形势，提出拿一、两个人出来开刀，讨论中，根据秦增刚汇报的情况，认为“法源大队四类分子龙庆华不服从管制，定江大队四类分子苏才英威胁群众，群众批斗她时，她把身上穿的衣服全部脱光等，要杀个鸡给猴看”。会上决定用群众专政的办法杀掉龙庆华和苏才英。6月5日在公社卫生院后面的岭坡上召开全公社万人大会，大会由陈土生主持，秦红斌在大会上讲话，禇锦昆在台下负责招呼人，秦增刚负责维护会场秩序并宣布“罪状”。大会对龙庆华、苏才英进行批斗后，民兵于樟保等人将其推到现定江供销社油库旁的岭坡上，由民兵于润生、苏正寿开枪杀害。定江公社这次杀人行动，开了我县文革中以公社革委会出面乱杀人的先例。
5月25日，海洋公社召开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公社八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秦正伦、张文明、唐祖俊、杨启元等人到公社找革委会主任蒋乾宏、“公社卫革指挥部”负责人潘增良辩论，并进行围攻，双方发生争执，蒋乾宏即说上述人员冲击革委员会，下令追查所谓“5·25”事件的主要策划者，部署抓人，张文明（海洋浪所工人，四清运动被开除回海洋大队当农民）见状便外出到兴安县高尚公社躲避，6月5日才回到家里，潘增良闻讯后，立即带领人员将其抓回关押在公社进行审问拷打，逼其招供所谓组织暗杀团要暗杀公社干部等问题。6月6日，蒋乾宏主持召开公社革委常委扩大会，研究对张文明如何处理，会上，先由潘增良将审问张文明时用苦斗成招得的口供作了汇报，蒋乾宏说：群众对张文明很恨，民愤很大，应拿这个坏头头作典型，交群众批斗处理，揭开海洋公社阶级斗争的盖子，并指定张天富把张文明的“罪状”列出来。会议决定：1、7日下午在公社院内召开批斗张文明大会，通知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参加。2、7日晚上交海洋大队批斗处理。7日下午，潘增良主持批斗大会，蒋乾宏在大会上讲话，并列举了张文明的“罪状”，张跪在蒋的面前请求饶命，蒋说，你以前总认不得我，现在才来求我，现在是群众运动，我也保不住你，当天晚上，秦玉赐（公社武装干事）在海洋大队主持批斗张文明大会，会上张被群众打成重伤后，被民兵拉出去枪杀了。6月8日，蒋乾宏在公社农代会上作总结时说，张文明被群众专政了，揭开了海洋公社阶级斗争的盖子，各大队回去也要这样搞，狠抓阶级斗争，张文明被杀，在海洋公社范围内开了杀戒，从6月12日至28日，这个公社又枪杀了7个农民，正当各大队出现乱杀人时。蒋乾宏于6月29日召各大队党支部书记会议，总结1个月来反“三右”（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的收获时说：俘虏了一批，赶跑了一批，斗争了一批。对罪大极恶的镇压了一批。他在谈到公社今后的意见和要掌握的政策和策略时，一方面讲今后不准杀人。一方面又讲群众专政要正确理解。群众专政是杀、关、管。官方说，杀人经上面，但群众愤恨，杀好得很。在蒋乾宏的自相矛盾的讲话鼓动下，全公社进一步刮起了乱杀人的歪风，江尾、海洋两个大队的支书回去后马上着手研究杀人。仅7月4日、5日两天。就枪杀了范纯正、张吉佑等10人。
6月7日，桂北五县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全部进驻桂林北站一带后，统一成立桂北民兵师。我县民兵改为桂北民兵师第三团，下辖3个连队和1个独立分队。团长黄天生、副团长毛贵明、政委蒋怀谏（后蒋调师部任副师长，政委由曾桥旺接任）。副政委莫荣杰。参谋长陈降伸，一连连长高俊豪，二连连长徐永刚，三连连长秦健生。独立分队队长左玉喜。一连驻桂林地区林业局，其余连队和独立分队驻桂林物资批发二级站。
6月8日，我县武装民兵在县农技校召开成立灵川县武装民兵团会议，各公社武装民兵带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县“卫革总指挥部”负责人何耀佳主持，会上传达了桂北五县民兵会议精神。曾桥旺代表“卫革总指挥部”宣布了武装民兵的连、排干部名单，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6月8日，潮田公社革委常委黄集梅在公社干部何尚斌的房里主持召开研究枪杀唐杰（街上修表工人、坏分子）、蒋维寿（兴安流窜来的叫化子）会议，参加人员有：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李新福、副主任陈德昭、革委常委陈德亮、公安员范良学、民兵连长曾木生、民兵盛四连等人。会上，黄集梅说：四、五队民兵抓了个叫化子，要求杀掉，大家看怎么办？李新福说：象这个叫化子往上送，上面不收，那就按群众的意见处理，其他参加会议人都同意杀掉。接着，盛四连提出：唐杰是“4·22”的联络员，经常有人来联系，今天就干脆连他一起抓起，李新福也讲了唐杰收听敌台，经常有人来联系的情况。范良学说：把唐杰这个坏分子抓起来再说。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当天午后抓唐杰和蒋维寿游街后杀掉。会后，蒋楚发写了枪杀布告，曾木生带领民兵押蒋维寿到街上游街，范良学指名要民兵秦九德绑唐杰到供销社百货店门口，曾木生宣读布告后，唐杰和蒋维寿即被民兵枪杀。
6月9日，大境公社“卫革指挥部”负责人何玉光在公社小会议室主持召开“卫革指挥部”会议，研究杀人。参加人员有：营业员会计李月星、粮所干部秦乾余、供销社干部秦祥贵、教育辅导员瞿继元、大境大队民兵营副营长黄玲、大境大队大队长、卫革指挥部政工组长盛大耀等人。何玉光在会上传达了县“卫革总指挥部”有关会议精神，联系大境公社阶级斗争情况说：现在形势不对了，土改时分了地富的田地，他们是不甘心的，你不杀他，以后他就杀你。别的地方已开始行动了，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会上，根据群众反映，以‘新寨大队回龙队的曾祥贵（贫农社员）乱砍树林、参加赌博，大境大队座塘队的地主分子朱增福，灯明队的地主分子黄祥坤，不服从管制，妄图“反攻倒算”为由，决定将上述3人开批斗大会后枪杀。6月11日，在大境小学球场召开了全公社社员大会，大会由黄玲主持，何玉光在会上作了狠抓阶级斗争，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的带煽动性的动员讲话，盛大耀宣读3人“罪状”后，由民兵将曾祥贵、朱增福、黄祥坤3人推出去枪杀。
6月9日，三街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黄天生在公社会议室主持召开抓阶级斗争汇报会，参加人员：公革委会副主任秦金桥、秘书、公社“卫革指挥部”指挥长庾志强等公社干部及“卫革指挥部”成员，大队党支部书记，社直机关群众组织头头。会上，黄天生介绍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听取了各大队的汇报。当潞江大队支书李志忠汇报本大队富农分子李五四不服从管制，搞破坏活动时，黄天生说：这还了得！杀个鸡给猴子看行不行？会上，根据秦金桥、黄天生讲的意见，以“李五四解放前有血债，解放后不服从管制，现在又趁文化大革命之机大搞破坏”为由，决定拿他开刀，杀鸡给猴子看。
6月10日，三街公社“卫革指挥部”在公社门前广场，召开“誓死保卫革命委员会”群众大会，大会由庾志强主持，黄天生在会上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秦金桥在大会上讲了话，一些群众代表先后发言，对李五四进行批判，全明亮（公社卫革指挥部副指挥长）宣布李五四的“罪状”后，潞江大队民兵李有弟等人将李五四推到毛美珍纪念塔附近枪杀。
6月11日至12日，“县革委会”与县“卫革总指挥部”在县革委3楼会议室联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县革委”常委、县“联指”总部头头何耀佳主持，参加人员有：县人武装部和“县革委会”的主要成员，县直各单位联指头头、各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正、副主任、县和公社联指派的主要头头，到会人数80人左右，刘伍森（副主任、县贫代会主任）在会上作主要发言，内容是支援前方，巩固后方，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他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马上动员一批复员退伍军人上前线作战，动员群众捐钱捐物，动员妇女打草鞋支援前线，组织慰问团上前线慰问武装民兵：关于巩固后方问题。他提要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随时准备消灭在后方的阶级敌人，要求各公社、大队召开声讨会、誓师会，发挥贫下中农专政的威力，对四类分子要严加管制，要在主要交通要道设卡放哨，要清查户口，清理外来人员，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等。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傅德义，“县革委会”副主任秦天中（县委副书记）、县人武部政委陈钟等人，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各公社汇报了本公社阶级斗争情况，三街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秦金桥（公社党委书记）在会上介绍了三街公社6月10日召开8000人誓师大会枪杀李五四的经验。定江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陈土生（公社社长）介绍了定江公社6月5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苏才英、龙庆华的情况。会上有部份人明确表态，要向三街公社学习，回去后就大干。会议自始至终鼓动要对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群众专政）。会后，傅德义又召集县主要领导秦天中、刘伍森以及县联指总部头目何耀佳、唐继文等人一起研究，决定由秦天忠管前方，刘伍森管后方，派人分片检查县紧急会议的贯彻落实情况。东片（大墟、潮田、海洋、大境四个公社）由唐继文负责，他于6月14日在大墟召开东片会议，传达贯彻县紧急会议精神，县联络员苏宝玉等3人，于6月19日到灵田公社，听取了公社领导汇报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甘棠、谭下、三街等公社，确定由刘伍森、葛邦权（县联指总部常委）负责，刘伍森等人于6月20日左右到三街公社检查工作，参加了公社正在召开的公社，大队二级干部会议，听取了各大队汇报抓阶级斗争的情况，刘伍森在会上发言表示支持。
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都及时传达了县紧急会议精神，全县出现了一片战争恐怖气氛。主要表现在：1、各公社、大队都及时组织武装民兵守卡放哨，清查户口，看管四类分子，抓人关人，将对立派逃回农村躲藏的人员关押起来，私设牢房；2、动员退复军人到桂林参加武斗，要群众捐钱捐物，动员妇女打草鞋，派人到桂林慰问武斗民兵，傅德义分别于6月13日和7月19日两次批给桂林五县和灵川县武斗经费共5万元；3、各公社、大队召开誓师大会，以群众专政为名公开杀人，并张贴杀人“布告”。
6月12日晚，潮田公社革委常委黄集梅在自己的住房主持召开关于抓公社法庭副庭长邓雄将、邮电所职工粟桂喜的研究会。会上，黄集梅说：现在形势紧张，各地要注意危险人物，该抓该关的，先抓了有好处。邮电所所长陈日养说；怎么抓，由你们决定。不用喊门，敲三下我就开门。根据会议决定，当晚12时派人抓了邓雄将、粟桂喜。送去大墟关押3天后，又押回潮田公社关押。6月16日，黄集梅在公社会议室主持召开研究枪杀邓雄将、粟桂喜会议。黄集梅在会上说：这些人这么顽固，搞两个去也好。并指出，要以贫下中农出面威力大点。会议决定“宣判大会”由秦四初主持。李科妹（群众组织自称的潮田贫下中农法庭庭长）宣读布告。大会地点定在汽车站。6月17日因下雨，宣判大会改在潮田墟亭召开。会后，邓、粟2人被民兵枪杀。
6月8日，甘棠公社武斗民兵连在八里街桂林地区水电设备修造厂召开在武斗前线的公社、大队干部和民兵骨干会议。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副主任陈降伸主持，公社革委会主任骆仕荣、副主任孙民干从公社赶往八里街参加。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稳定前方民兵思想，安心参战。以及保卫后方和如何支援前方等问题。陈降伸在会上提出：从前方抽调一些人员、武器弹药，组织一支小分队回到后方大队巡逻一下，以维持后方秩序。并征求骆仕荣和孙民干的意见。骆孙表示同意。陈降伸提出小分队组织起来以后由孙民干带队，负责指挥。孙也表示同意。6月9日，甘棠武斗民兵连派出一支10多人的武装小分队，配备手枪1支、步枪8支、机枪一挺、手榴弹若干枚，在孙民干的带领下，到各大队巡逻。
6月10日。孙民干、李传贤（公社公安员）带领民兵小分队到达木马大队部。召集大队党支部书记阳富保、文书邹瑞卿、民兵营长阳玉林等人在大队部开会，会议由阳富保汇报了本大队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情况。着重汇报了铁炉村地主分子毛顺举、三排村地主分子阳四嫂不服从管制的表现和铁炉村群众要求杀毛顺举的意见，孙民干讲：不搞他个把，四类分子是不会老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是不会搞起来的，要搞他个把才行。经过大队干部讨论比较，一致同意拿毛顺举开刀，孙民干也表示同意，并指定大队整好材料。当天下午，在铁炉村晒谷坪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阳富保主持，孙民干作了搞好文化大革命和抓好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的讲话，并指出：木马大队阶级斗争复杂，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不起来，就是地富反坏右在破坏，我们来年是帮助木马大队搞好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结束后，由小分队民兵廖福生将毛顺举推出枪杀。
6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孙民干、李传贤带领民兵小分队到王家大队，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人员：党支部书记王亮明、大队长陶天喜、文书甘新寿等人。会上，王亮明汇报了本大队阶级斗争情况。着重汇报了狮子岗坏分子邹七十不服从生产队管制。主张先拿他来开刀。其他大队干部也同意。孙民干表态说。现在桂林市的形势比较紧张。先搞他一个。接着研究了大会的开法。会后，孙民干指派李传贤、王亮明带领民兵把邹七十抓到大队部。绑在崔家小学的松树上，当天中午。崔家小学球场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邹七十，王亮明、孙民干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由大队贫协主席王旺福宣读“罪状”。小分队民兵将邹七十推出会场枪杀。
6月14日，大境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秦乾芳到黄泥江大队。15日，秦乾芳在大队部主持召开了黄泥江、群英两个大队干部，民兵负责人、红卫兵组织负责人碰头会议。秦乾芳说：我这次进来，外面已开始杀人了。里面也要开始行动，要狠抓阶级斗争。黄泥江大队、群英大队要从四类分子当中摸一、两个表现不好的名单出来，今天召开大会先开刀。接着，黄泥江大队干部提出大竹林村地主分子段祥绿（因生产队不同意，未杀）。群英大队党支书刘修云提出杨家村坏分子杨定英不出集体工，多次提出脱帽。闹翻案等。最后，秦乾芳说：就这样定了。并指派民兵伍更荣等人将杨定英从家里喊来黄泥江大队。秦乾芳亲自将其捆绑。接着在黄泥江大队召开群众大会。秦乾芳首先在大会上联系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情况作了讲话。说：湖南有坏人杀贫协主席，黄泥江、群英大队是边远山区大队，我们必须提高警惕，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等。接着，他将话题转到杨定英身上，大声说：象杨定英这样的阶级敌人怎么办？台下立即有人大声说：枪毙!刘修云宣读“罪状”后，民兵将杨推出去枪杀了。
6月14日，九屋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玉成。在公社食堂主持召开公社革委委员，“卫革”指挥部成员，各大队支书、大队长、贫协主席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涂现峰传达了县革委三楼会议精神。结合本公社阶级斗争情况，提出抓典型，要各单位汇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东源大队党支书赵荣林汇报本大队坏分子康荣喜不服从管制，到处搞活动的情况，然后大家进行了讨论。王玉成讲：这个人够条件了。涂现峰也讲要杀个鸡给猴子看。会议决定拿康荣喜开刀。当天晚上就派民兵连夜进东源去抓并抬出来（因康是跛子）。6月15日，在九屋墟亭召开了全公社万人大会。大会由公社“卫革”指挥长陆学兴主持。涂现峰讲了话。县革委委员、公社“卫革”指挥部成员李三喜宣布“罪状”后，民兵将康荣喜推出枪杀。
6月15日至16日，县“卫革总指挥部”组织县直机关、甘棠公社、三街公社、潭下公社共210名干部和贫下中农（其中县直机关30人，甘棠50人、三街80人、潭下50人）组成的“前线慰问团”，冒雨奔赴桂林，慰问桂北五县的武装民兵。桂北五县民兵负责人向慰问团详细地介绍了桂林战斗情况，慰问团向桂北五县民兵赠送了2000多本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以及口盅、磁碗、毛巾、牙膏、草鞋、豆腐、肉类、糖果等。此后几天，九屋、青狮潭等公社也组织“前线慰问团”前往桂林慰问武斗民兵。
6月16日，潭下公社抓促指挥部副主任唐继英在公社礼堂主持召开了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社直各单位战斗队负责人会议。传达县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唐继英结合本公社的情况说：根据当前各地和桂林战场形势，为了支援前方，巩固后方。要防止四类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破坏活动，那怕他们刮12级台风我们也要顶住，要拿个把搞破坏的出来做典型，杀鸡给猴子看，接着唐继英还介绍了湖南道县四类分子被杀光的情况和九屋东江成立贫下中农法庭的经验。然后各单位汇报情况，有人说：粮所会计李绍芳是国民党员，过去有历史问题，文革中又搞得起，算典型了。公社公安员柳嘉喜问，杀李绍芳有不有意见？经讨论，大家认为李绍芳比较突出，同意拿他来做典型。唐继英说：根据这个形势，拿个把出来，要不要开个万人大会震动一下？大家没有意见。唐继英又说：打击要稳、准、狠、不要多，有李绍芳一个就行了，那就明天开个万人大会拿李绍芳来试罗。6月17日，在公社墟亭召开万人大会，大会由唐继英主持，公社武装部部长、革委会主任俸光忠作了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讲话。公社“卫革”指挥长阳合贵宣读“罪状”后，民兵将李绍芳拉出去枪杀了。
6月16日晚，灵田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唐俊杰主持召开革委会会议，革委会副主任莫玉清传达了“县革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会上摆了本公社阶级斗争情况，着重研究了三件事：1、决定17日、18日召开革委扩大会议，贯彻县紧急会议精神；2、确定召开万人大会，镇压一些阶级敌人；3、进行了具体分工。6月17日、18日，唐俊杰主持召开了公社干部、社直机关领导、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和群众组织头头参召的公社革委扩大会，莫玉清传达了县紧急会议精神，他联系本公社阶级斗争情况，说：我们公社有坏人挡道，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现在很乱，压不下去，要压一压，该压的压，该抓的抓。今天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如何抓阶级斗争，并提出要各大队报该杀人的名单，专政他一批，报那些搞得起的“老多”派的，哪些该公社杀、哪些该大队杀，要报公社来。讨论中，除长岗大队外，其余8个大队和社直机关报了30多个要杀的人员名单。因名单太多，到底杀那些，讨论了很久定不下来，决定晚上开革委常委扩大会再具体决定。最后，唐俊杰作了小结。6月18日晚，唐俊杰主持召开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莫玉清，革委常委：李明波、秦禹洪、阳月发、苏振荣，以及武装干事秦振林、公安员秦永盛、灵田大队党支书黄于清、四联大队党支书苏桂芬、群众组织头头苏喜旺等人。会上发生了争议，有人提出专政对象要兼顾一下地区：有人提出要多搞几个。莫玉清说：我看莫定那么多，是不是定5个算了？唐俊杰说：常委的意见已委托我在总结时讲了，只能杀5个。接着他提出了要杀的5个人名单。有人对唐提出的名单持不同意见。莫玉清说：我看还是按照稳、准、狠这条杠杠来衡量，从地富反坏右中各个大队提出来的30多个名单中选择典型来杀，这样比较好些。苏振荣、秦禹洪、阳月发等人相继发言支持。接着，拿出30多个名单一个一个地念，经过反复对照、讨论，最后定下了5个人：灵田街上魏发生、四联大队李玉雄、会林大队陈杰才、蒋作发、正义大队陈丙章。名单确定后，莫玉清提出大会几时开，阳月发说：要就在21日开，19日发通知到大队，20日发到小队，这样时间上也来得及，莫玉清说：就这样定了吧。21日开大会，一定要保证开好，做好会议准备，大队干部要带队来。6月21日，在公社粮管所旁边召开全公社万人大会，阳月发主持会议，莫玉清讲话，黄锐妹，张志华等人代表大队宣读魏发生等人“罪状”后，由民兵将魏发生等5人推出会杨枪杀。
6月17日，李金安（县委监委秘书、“东风兵团头头”）在“东风兵团”会议室主持召开“东风兵团”会议，“东风兵团”指导员陈洪毅传达了“县革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会上，给县委大院内对立派人员作了分析排队。在分析排队时。李金安首先说：根据目前形势，（联指）总部及时召开了会议，研究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看来形势很紧张，弄不好我们将吃大亏，因此，对那些危险分子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行，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必须对大院内的人作一次认真排队，逐个分析，区別对待，该杀的杀，该斗的斗，否则，别人说我们老保，并进一步说：彭志诚是富农家庭出生，四清下台干部，李国良的黑干将，姚善禄这个家伙极为嚣张，对四清运动很不满，文化革命中跳出来做坏事，是李国良的得力干将等等，点将要把这些人干掉。陈洪毅说：蒋宁园是地主仔，李国良的黑秀才，秦焕祯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又是台下干部，属双料货等等。曾桥旺也把这些人的所谓罪状列了一番，点将说这些人要干掉。甘叠荣、秦仕辉、何耀佳等到会人员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会议结束时，李金安问柯耀佳、曾桥旺还有什么意见，何说没有了，看老杨（杨德义）还有什么？杨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这些人很坏，留下是个定时炸弹。
这次会议给蒋宁园、秦焕祯、姚善禄、彭志诚等人定了死罪，对杨显荣、李良甫、周绍易、王贵祥等也作出了严加看管和监视的决定。
6月18日，李金安、陈洪毅召集秦景清、甘叠荣、蒋清明、周乙生等在兵团会议室开了一个整理材料的会议（何耀佳也参加了）。会上，李金安说：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凭有据，有理有节，既然已给他们排了队，那就整理材料，到时不管谁问，我们都拿得出凭证。陈洪毅、何耀佳也发表了意见，会上由陈洪毅作了具体分工，材料整理后都交给李金安、陈洪毅修改定稿。
6月中旬，青狮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黄镇友在公社会议室召集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公社革委常委、“卫革”指挥部成员、社直机关单位领导、以及部分大队干部、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龚永超传达“县革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龚永超说：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这些人该下手的就要下手，也要杀个鸡给猴子看，要把这般嚣张气焰压下去。讨论中，新江大队干部说；我们大队地主分子涂正文不服从管制，应该制裁，公社革委常委廖善礼说：要稳定青狮谭的形势，首先要稳定公平的形势，那里面闹得很凶，搬迁造反团和要冲青狮潭大坝，黄传道就是公平的黑后台，经常煽动群众闹事，一些牛鬼蛇神也嚣张起来，象新江的涂正文这些伪警长也起来造反，非要杀他几个才能平静。到会人员表示同意，会后、卢泽贵将黄传道、涂正文的材料整理好后交给公社革委常委唐振雄看过，6月27日，在青狮谭灌区召开哲师大会，大会由黄镇友主持，龚永超、廖善礼分别作讲话，民兵连长粟中瑜宣读黄传道的“罪状”，新江大队民兵营长涂荣喜宣读涂正文的“罪状”后，黄、涂两人被拉出枪杀。
6月中旬，李精伟、莫义德、甘显超等人到灵川县什肥厂把供销社主任程涵秋从家里抓到商业局关押，秦昆玉到县联指总部找杨玉明、李特科、秦仕辉，说要杀掉程，替在桂林武杀中被打死的李树贞（经理部干部）报仇，杨玉明等人没有明确表态。6月下旬，秦昆玉在商业局楼上主持批斗程涵秋，会后，李精伟、蒋连媳等人将程推到县城十字街游斗，李精伟向围观的群众讲了程的历史和所谓“罪状”，然后问群众：该不该杀？众答：该杀！李精伟、蒋连媳、甘显超等人就把程推到现在的县文化馆一带开枪杀害了。
6月中旬末，三街公社革委会召开了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群众组织头头参加的阶级斗争情况汇报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秦金桥传达了“县革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各大队汇报了本大队阶级斗争情况，普贤大队党支书胡春生汇报了枪杀全孝生的所谓经验，三街大队党支书文兴荣汇报了本大队阶级杀争抓不起的原因。秦金桥表扬了普贤大队，批评三街大队右倾、怕死，号召各大队向普贤大队学习，回去后要大胆抓，会议结束后，三街、广化、沿江等大队即着手研究，分別将四类分子桂春发、庾孝妹、罗德才3人枪杀，进一步刮起了全公社范围的乱抓乱杀人的歪风。
6月23日，县公检法的王久福在桂林北站武斗中被打死，李友开等人到县联指总部向何耀佳、杨玉明等人要求把关押在联指保卫组的公检法干部全桥生、李细偿拉出去枪杀，为王报仇。杨玉明说：同志们的要求是应该支持的，但白天影响太大，晚上比较策略。何表态支持，李友开等人见县总部表了态，就离开了，其他人也陆续离开，这时，秦仕辉说：干脆把我们那里的几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一起干掉算了。周乙生说：早就该这样。何耀佳表示同意，随后回到办公室，何耀佳主持研究怎样具体执行，杨玉明提出用汽车拉出去搞得越快越好。莫荣杰自告奋勇开车。6月26日晚10点钟左右，周乙生、蒋清明、李精伟、莫志杰等人带领民兵将将秦焕祯、蒋宁园、彭志诚、姚善禄、全桥生、李细偿捆绑，蒙上眼睛，推上汽车，连同一个关押不知姓名的外地人，一起拉去枪杀了。
6月25日，我县“八一造反大军”头目吴朝炎、陈定乾、白树德、何忠谋、曾桥清等人，参加广西“422赴京控诉团”企图揪斗住在京西宾馆的韦国清。
6月27日下午，大境公社会计、“卫革指挥部”负责人何玉光在公社小会议室主持召开第二次杀人研究会。会上，龙承辉（公社团干，卫革指挥部负责人）说：现在桂林两派斗争很激烈，上级号召要支援前方，我们在后方要扫清障碍，讨论中，有人提出大境大队廖家村廖志贤，廖谋忠因四清中被开除回家不满，秦祥贵提出供销社职工唐湘，秦乾余提出粮所统计刘家祥是“八一派”的坏头头，这些人不搞掉，大境就不得安宁。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由卫革指挥部组织在大境大队部召开批斗会。会上，廖志贤等人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以送县关押为名，将这四人拉到二里外的一个山洞里枪杀了。
6月28日，桂北民兵师在进攻桂林“422”造反大军据点的武斗中失利，当天撤出桂林武斗据点，退至八里街路西、粑粑厂、定江一领布防。同日，桂北民兵师负责人在灵川县的城开会决定组织桂北五县民兵到兴安严关四五三部队军械仓库抢枪和进行休整工作，我县蒋怀谏、黄天生参加了这次会议。
6月29日，县人武部政工科长张久贵在“县革委会”礼堂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民兵撤退是打败了，还是打胜了”的报告，以鼓舞士气，稳定人心。
6月29日，大墟公社卫革指挥部副指挥长、群众组织头头季枫在公社二楼会议主持召开公社干部、群众组织头头会议。传达“县革委”三楼紧急会议精神。他说：要对阶级敌人刮起12级台风，对21种人实行群众专政，各单位摸底提出哪些人可以抓、关、杀，讨论中张巧珍提出秦启明（综合社职工）是伪宪兵，属21种人，又搞武斗凶器。经过讨论，决定拿秦启明开刀，杀个鸡给猴子看，7月1日，在大墟墟亭球场召开群众大会，季枫写了提取、镇压秦启明的手令，白桂生主持了大会，季枫在大会上讲了话，黄桂富宣读秦的“罪状”，会后由民兵将秦启明枪杀。
6月30日，九屋公社在推广站召开第二次杀人研究会，公社革委副主任卫革副指挥部长王玉成主持会议，会议根据学校、社直机关和油塘大队的提名，研究对周日跃（老师）、石贵（兽医站职工）、社员阳子秀和康香赐的处理问题，先由伍必信、康本荣读了周日跃等人的“罪状”材料，然后进行讨论。王玉成说：这个会要体现党的宽、严政策，前方打仗，后方要搞点去，搞几个吓倒对方，宽康香赐，严周日跃、石贵、石子秀，达到瓦解对方的目的，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参加会议的卫革指挥部成员陆学兴、康本悌、康本荣、阳桂寿、伍必信等人都同意，并决定7月1日召开万人大会，因材料没整理出来，推迟到7月2日才在九屋墟亭召开万人大会，康本荣主持大会，王玉成讲话，李三喜宣布“罪状”，会后将周日跃、石贵、石子秀3人枪杀。
6月30日至7月3日，我县民兵分头到部队驻地抢枪。县“联指”头头、县革委委员唐继文带领东片民兵到海洋部队驻地抢枪，县“联指”头头葛邦权带领部分民兵到三街部队抢枪。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黄天生、蒋怀谏带领驻县城民兵600多人到兴安严关四五三部队军械仓库抢枪。从严关抢回来的枪支武装了五个连和一个独立排。
7月3日上午，邮电局政工干事文兴玉，接受县“联指”总部要求各单位要“巩固后方，采取革命行动”的指示回局后，文即与邮电群众组织负责人陶东方商量，对本局林正德、唐智要采取行动。当天下午陶东方在自己住房内召开邮电局群众负责会议，研究如何对林正德、唐智采取行动的问题。会上，文兴玉传达县“联指”的指示，给合本局情况提出：当前我局最危险人物是反革命分子林正德，国民党残渣余孽唐智。陶东方积极表态说：干就干罗！抓就抓这两个人。陶东方一点头，其他人同意马上动手。当日下午5时左右，陶东方、文兴玉去林正德住房，抓林正德。陶东方等人把林正德、唐智2人推到现水电局仓库的铁路边枪杀了。
7月4日，灵川中学“野战部队”（简称灵野）头目易仕敏召集阳启群、蒋瑞林、周崇玉、罗纪、蒋芳仁、苏祖田等人在县商业局楼上开会研究杀人问题。易仕敏说：各个单位都干掉了些人，灵中这么大个学校，这么大一场运动，不死个把人？会上以“全代华（老师）是富农出身，又站错了队，熊春林（学生）组织还乡团，到桂林武斗等一大堆问题”为由，决定干掉全代华、熊春林。最后决定，率领“灵野”全体成员回校武装示威，干掉全、熊2人。7月5日上午，易仕敏、苏祖田、阳启群、罗纪等人把全、熊2人从县农业局关押处提出押上汽车拉去三街，在桂黄公路23公里附近岔向灵川中学的路口，将全、熊二人推下汽车杀害。一部分人继续乘车到凉风桥道班，配合县交通局民兵抓人，阳启群、蒋瑞林、罗纪等人集合列队回校搜捕黄端风（老师，曾有点历史问题，但组织上已作结论）待去凉风桥的人一起回来后，罗纪等人将黄端风边推边打，拉到学校外操场枪杀。
7月3日早上，县化肥厂（即原桂林地区化肥厂）工人杨胜利（属“4·22”观点）玩枪不慎走火，打伤工人张顺传（属“联指”观点）手臂，厂革委会主任李凤珍、副主任李作民等人即向县“联指”总部蒋怀谏等人汇报，说是对立派有组织有计划的一起反革命抢枪流血事件，李凤珍即回厂架起机枪，宣布全厂戒严，同时由民兵负责人毕登怡指挥民兵在厂内抓了副厂长陈杰民、人保干事胡治良、技术员唐民甫、工人杨胜利等12人。李凤珍、李作民、秦继旺等人将被抓人员用汽车押到县酒厂旁边，首先将杨胜利杀掉，其余人员送回县联指总部保卫组关押，当天中午，在秦继旺的同意下，会计何彬也被枪杀。7月4日，李凤珍、李作民、梁勇等人又开会策划杀害了陈杰民、胡治良、工人温喧、谢为雨和谢步云（家属）、唐民甫6人，以后，又杀了工人饶祖坤、余信安2人。
7月初，青狮潭公社兰田大队派人到公社汇报说：大队群众对王定华（公社教育辅导、兰田大队人，已关押在公社）意见大，要求拿回去杀掉。7月4日晚，在青狮潭大队岩背村粟中榆家里由粟中瑜主持召开了公社革委、卫革指挥部成员会议，研究枪杀王定华，会议决定由公社革委常委唐振雄代表公社领导参加兰田枪杀王定华的大会。当晚12点钟，唐与粟中瑜带领武装民兵20多人乘船经水库进兰田。7月5日，兰田大队在兰田墟亭召开批斗枪杀大会。会后，王定华被民兵推到房背岭枪杀了，同时被枪杀的还有社员韦长澡、韦宗玉、王壬午3人。会后，兰田大队党支部书记李斌将关押在大队部的韦仁武、阮开正、卓祥胜、阳少月、王祖林、韦仁桂6人交给唐振雄、粟中瑜带回公社关押，被粟中瑜带领民兵在回公社的途中枪杀了。
7月7日至8日，“县革委”在县城主持召开贯彻自治区革筹小组“关于禁止乱抓乱杀人的通知”会议，参加人员：各公社革委会领导和联指派头头。会上，由县人武部政委陈钟作传达报告，报告中指出，杀人有三种情况：一是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镇压了一些四类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大方向没有错；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杀了些不同观点的群众；三是从专权机关要人回去批斗，结果杀了。会上提出，要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乱抓乱杀人。会后各公社革委会也都召开了相应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但由于措施不力和其它原因。不但杀人没有制止。相反，7月份全县共杀415人。是我县“文革”期间杀人最多的1个月。
7月10日，人民解放军空军驻桂林部队派出飞机在桂林、灵川上空散发“7·3”布告。
7月11日，三街公社“卫革指挥部”指挥长庾志强在公社楼上会议室主持召开“卫革指挥部”会议，研究枪杀蒋烈、何定球、秦学甫、陈家安、阳国祥5人。“卫革指挥部”副指挥长全明亮说：何定球是劳改犯。文化大革命中搞得蛮起：秦学甫是城镇大队造反派的黑后台，出谋划策全是他；陈家安、阳国祥是造反派的黑干将，搞得起主要是这几个人，把这几个人搞了去，城镇就不会乱了。在全的提名下。经过讨论，庾志强说：蒋烈等人由公社开个大会来处理，会后，庾志强、全明亮等人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秦金桥房间将研究的情况向秦作了汇报，在讨论如何开会时，县里来电话通知7月12日召开革委会和“卫革指挥部”主要负责人紧急会议，秦金桥说：明天县里召开紧急会议，公社这个会就开不成了，大家研究一下看怎么办？全明亮当即说：要搞就趁热，以拉去县里为名，把他们在半路搞去，大家表示同意。7月12日，蒋烈、何家球、陈家安、秦学甫4人被汽车拉到莲塘边杀害，阳国祥因其叔叔阳善明保下，未杀。
7月13日至19日桂北五县武斗民兵经过休整后，再次向桂林北站“4·22”造反大军据点发起猛烈进攻，我县民兵也参加了，经过激战，能夺取对方据点。
7月14日，三街公社“卫革指挥部”副指挥长全明亮的弟弟全明新在桂林武斗中被打死。全明亮当天到八里街运尸体，途中在粑粑厂停车。当围观的群众议“血债要用血来还”时，灵中老师阳启群对全说：你们不要太难过，拿我们学校的邓欣（老师）为你弟报仇。全即说：血债要用血来还。当天，全明亮赶回三街，参加公社革命委员会，“卫革指挥部”为其弟开追悼会的研究会。会后，全明亮又赶回家里。当晚即在村上召开队干民兵会议。全说：公社决定明天在我村开追悼大会，要我村拉一个出来搞（祭灵），中学已有一个了，你们在四类分子里头摸，看那个最坏？党支书胡春生说：四类分子中阳新甫最难管。全明亮说：那就是阳新甫。7月15日，因没有抓到阳新甫，全明亮、阳启群等人临时决定把下放在村上劳动的灵中老师黄灿枢顶上。7月15日，全明新的追悼会结束后，民兵将邓欣、黄灿枢拉到全明新的坟前枪杀了。
7月15日，青狮潭公社和平大队召开誓师大会，公社革委会常委廖善礼、民兵连长粟中瑜等人前往参加，粟代表公社民兵连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枪杀了农民黄绍昌、谢如安二人。
7月17日晚，在县银行秘书股长阳明耀的具体策划下，在银行“联指”派大多数成员参与下，将银行副银长邓正文、农金股副股长蒋继钟两人用汽车拉到现酒厂后面，即桂黄公路约18公里处左侧的一个窑边，被陈鸿友、石华岳等人枪杀。
7月20日以后，广西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武斗暂时停止。
7月27日至28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传达贯彻“7·3布告”会议，参加人员：县、社两级领导干部和联指派头头。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义任傅德义作传达报告，提出要继续深入开展向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不能手软等。全县在贯彻“7·3布告”中，继续开大会杀人，8月份全县共枪杀330人，枪杀人数仅次于7月份。
7月29日，大墟公社“抓促指挥部”主任秦可立在公社3楼会议室主持召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传达县革委贯彻执行“7·3布告”会议精神，秦可立在会上说：“7·3布告”是向阶级敌人进攻的武器，我们要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当前形势大好，但阶级斗争非常复杂、激烈，我们要进行三查（查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查阶级敌人，查黑手）。要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并提出了李裕林（公社副书记）等人的名单，他说：好象李裕林他们要夺权呀。黄琦、黄民强、杨永楷、廖明祥这些人跳得起等。又说：群众组织好出面，领导不好出面，事情由群众组织出面搞较好等。7月30日晚上，文志勇根据秦可立说的群众组织好出面的话，在城镇大队部主持召开“行动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因多杀或少杀的问题，季枫与白桂生争吵起来，会议不欢而散。7月31日，文志勇在税所楼上又召开群众组织头头会议，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大家举手表决，通过了杀李裕林、杨永楷（大墟小学教师）、廖明祥（大墟粮所职工）。8月1日，文志勇请示秦可立，秦说：大家决定了就按大家的意见办嘛。8月3日，在大墟四平州召开万人大会，枪杀了李裕林、杨永楷、廖明祥3人。
8月上旬的一天，青狮潭公社革委会常委廖善礼在公平原公社会议主持召开公社卫革指挥部成员和公平片的大队党支书、民兵营长会议，各大队汇报了抓阶级斗争情况和已被枪杀的人员名单。廖善礼表扬了和平大队党支书陆孝保抓阶级斗争抓得紧、抓得好， 要求公平片的大队推广。会议还研究了要枪杀的人员名单。根据各大队的意见，会议决定枪杀蒋子玉（公平大队）、蒋怡辉（和平大队）、龙发弟（公平大队）、陆德玉、李天佐等。8月8日，在公平邮电所门口召开杀人大会，大会由廖善礼主持。他说：这次大会是民兵师进驻桂林后，公平片的第一次杀人大会，是一次万人大会。公平的阶级斗争很复杂，现在抓了一批，不杀，公平不能安宁。会后，蒋子玉等5人被民兵拉出去枪杀。
8月上旬，县粮食局局长陈先保被从原籍（兴安县湘漓公社）抓回县手工业社关押。8月18日，粮食局储运股长尹良治在局食堂主持本系统群众大会批斗陈先保，当陈被群众打昏倒地后，局秘书股长、抓促领导小组组长刘光田在食堂外召集抓促领导小组成员会议，研究如何处理，经大家讨论，决定将陈杀掉。会后，陈祖鲜到驻扎在灵川的兴安民兵团借来一辆汽车，把陈先保拉到县酒厂附近的土坡上，由陈祖鲜、廖延庆、吴顺义开枪将陈杀害。
8月10日，“县革委会”写报告给广西“革筹”、广西军区，要求尽快对县革委会予以承认和批复，报告详细地陈述了“革委会”的成立的经过，成立以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和遇到的曲折，出现的反复，以及广州军区、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桂林军分区1967年以来对县革委的历次指示。
8月16日，三街公社卫革指挥部为纪念石瑞荣死去1周年，由卫革指挥长庾志强主持召开卫革指挥部成员会议。庾志强说：造反派败局已定，石瑞荣同志的血不能白流，为了避免阶级敌人的反扑，对那些危险分子不能宽容，干掉他们以免后患。接着，全明亮说：石瑞荣同志是为革命而死的，我们要干掉几个坏头头和干将，把三街的歪风打下去，以此纪念石瑞荣。他又说：崔秀福是农总的坏头头，三街公社搞得起就是这伙人。阳志光是农总造反派的司令。陈步杰（公社卫革指挥部政宣部部长）汇报了审讯崔秀福、全代雄、毛斗、阳志光、崔连旺、庾四福、俸德弟等人的情况，经大家讨论决定杀这些人来纪念石瑞荣。这时有人提出，一个地方枪杀这么多人影响不好，是不是分两个地方好一些。经商量，分别在大会会场和莲塘边两个地方枪杀。8月19日，所谓“纪念石瑞荣逝世1周年大会”在柳树坪召开。陈步杰主持大会，阳锦祥宣布大会纪律，庾志强首先代表“卫革指挥部”讲话。接着秦金桥代表公社革委会作报告。苏志辉（老师）宣布崔秀福等7人的“罪状”后，武装民兵将崔秀福、庾国福二人拖到会场外枪杀。其余5人被用拖拉机拉到莲塘边枪杀了。
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各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会议强调，贯彻“7·3”布告要抓住两个关键：一是收缴武器；二是清理外地人。并肯定各县农民进城武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8月19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政委慕石起等在一○四部队礼堂召开12县民兵连以上干部会议，到会人员还有其他驻军代表，我县曾桥旺、黄天生、蒋怀谏、莫荣杰、秦健生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策划桂林市“8·20”行动。会上景伯承对“8·20”行动作了周密部署，成立了军民联合指挥部。
8月20日凌晨，在桂林军分区和地、市革委会的指挥下，桂林驻军、地、市“联指”人员以及12县武装民兵对桂林4·22造反大军所有据点，进行全面围剿，将各据点里的人员全部关押审查，我县武装民兵在蒋怀谏、黄天生、潘时倪（县人武部军事副科长）的指挥下，参加了桂林“8·20”行动。由大河墟进驻冶专学校一带。我县“八一造反大军”数十人被俘，于8月22日被押回县城和大面农技校关抻审讯，其中部份人被枪杀。
8月23日，我县参加桂林“4·22造反大军”的一批学生40余人，在蒋德生的带领下，在大河墟主动向县武装部人员交枪之后，全部被押回县城关押。
8月24日，广西“革筹”’小组正式下文批准灵川县成立革委会。人武部部长傅德义任主任，县人武部政委陈钟任第一副主任，刘伍森任副主任，王克果、秦天中、马德良、张久贵、印剑冰、骆仕荣、何跃佳、唐继文、旷章文为革委常委。县革委会下属机构及负责人姓名：
政工组组长 雷宣
副组长 孙明干 荣桂林
组织小组组长 曾乔旺
副组长 李金安
宣传小组组长 孙明干
文教小组组长 汪澄
副组长 唐俊杰
安置小组组长： 禇景景
办事组组长：
副组长 郑钟山 易龙明
行政小组组长 唐振雄
秘书小组组长 甘叠荣
生产指挥组组长： 谭元功
副组长 骆仕荣 刘代武 王杏文 陶连发
秘书小组组长 李天志
副组长 张本志
计划小组组长 秦大民
工交小组组长 李秀生
副组长 白先录
农林水小组副组长 龚永超 赵宗森 阳道达
政工小组组长 唐金雄
财贸小组组长 李必亮
副组长 秦树广
卫生小组组长 唐定庸
保卫组组长 刘忠烈
副组长 刘双章
秘书小组组长 吕宗福
副组长 唐书文
治安侦破小组组长 胡 敏
审判小组副组长 张明成
斗批改办公室副主任 杨德义
8月27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在桂林市体育场召开“桂林红色政权保卫战祝捷大会”，我县武斗民兵参加了这个大会。
8月28日，我县参加桂林武斗的民兵全部撤回灵川县城。
8月22日至9月2日，青狮潭公社革委会在公平小学召开搬迁移民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公社革委会主任黄镇友和原公社书记尹佐文专程去参加了会议。公社革委常委廖善礼主持大会，他宣布大会的议程，一是落实自治区拨给库区搬迁移民造田、造船、修路等经费，二是斗争方国和阳国强。8月30从代表中选出一些人由廖善礼主持专开了一个小会，研究处理方国。廖说：方国和阳国强都拉回来了，要杀方国，用阳国强陪杀，方国是管搬迁的负责人，10年来没有帮公平的人民安好家，象这样的人留着有什么用？黄镇友也表示同意。9月2日上午由廖善礼主持在公平小学召开宣判大会，黄镇友讲话，会后，枪杀了方国，阳国强陪杀（未杀）。
8月31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追悼大会，将“联指”在武斗中被打死的36人追认为“烈士”。1969年春，经县革委会批准，在现在的县氮肥厂南边的山坡上修建了所谓“烈士”墓（已于1983年3月、4月间挖除）。
9月2日，县革委会和县“联指”总部在县城召开庆功大会，庆祝所谓“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伟大胜利，大会对“联指”派参加桂林武斗的人员均发了纪念品。
9月3日，我县参加桂林武斗的各公社民兵，除抽调少数人参加县纠察队外，其余民兵全部撤回各公社。
9月4日至6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人员：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由刘伍森传达贯彻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并讲了南宁斗争情况。马德良传达地区革委会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并讲了桂林斗争情况、秦天中作了会议总结，傅德义在会讲了话，提出要乘胜前进，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
9月5日，海洋公社革委会主任蒋乾宏亲自办手续，将从桂林清理回县土产公司仓库关押的海洋人员秦正伦、唐祖俊、杨启元、代帮成4人领出交给民兵押回海洋关押批斗。县三级干部会结束后，蒋乾宏回到公社，对潘增良说：对秦正伦他们要抓紧审问，把口供材料搞出来，抓紧处理，不能往后拖。9月8日，潘到蒋的住房把审问秦正伦等4人的材料送给蒋看，并向他汇报了公社“卫革指挥部”开会研究杀秦正伦等4人的意见，蒋表示同意，并进行具体布置：1、要继续审问，把“暗杀团”问题搞清楚；2、要把这4个人的材料整理公布；3、要由“卫革指挥部”组织，以贫下中农出面，抓紧处理，声势要大一点。潘问：抓紧到什么程度，声势大到什么程度？蒋说：明天召开大队贫协主席会，后天（10日）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搞不搞得来？潘思考了一下说：可以。潘从蒋的房间出来后就一一布置、落实。9月10日，海洋公社在墟亭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大会由海洋大队贫协主席李老友主持，潘增良在会上讲话。群众组织自封的“海洋公社贫下中农法庭庭长”陶荣镜宣读了秦正伦、唐祖俊、代帮成、杨启元和李老木、赵七桂（二人均属海洋大队决定拉来杀的）以及陶仕森（海洋小学老师，学校决定杀的）7人“罪状”后，民兵将他们拉到公社林业站背后山上枪杀了。
9月12日，县邮电局“联指”群众组织头目陶东方在县局主持召开了邮电系统所属各所代表会议，批斗本局职工李绍章、全镇雄、李德刚（会前、陶东方、文兴玉等人召开了一个小会，统一了对这3人的处理意见）。批斗会上，李绍章等3人因讲不出各自的所谓“罪恶”被陶东方和一些群众推到现公安局后面的荒地上。用木棒和电杆撑片活活打死。
9月中旬，大境公社工业干事、“卫革指挥长”阳礼义在公社三楼小堂屋召开杀人研究会，讨论处死刘浩忠、肖德生（肖是公社供销社职工。刘浩忠是大境小学老师，公社“八一”派群众组织负责人。桂林武斗激烈阶段跑回桂林家里躲避。8月底被抓回公社卫生院关押）。阳礼义说：上面讲不准乱杀人了，但这些人不搞去不行，现在看有什么办法？讨论中，有人提出交给群众乱棍打死，会议就这样定下来，9月19日逢大境墟日，刘浩忠、肖德生在挂牌游墟中被赶墟的群众乱棍打死在林业站屋后的松树林里。
9月中旬末，三街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会主任黄天生在公社楼上会议室主持召开所谓“庆祝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胜利大会”的预备会，研究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秦健生提出：现在公社还关到几个人，怎么办？经大家讨论决定：在公社庆祝大会上杀掉陈玉华、秦桥旺、桂丙喜3人。9月21日，在柳树坪召开群众大会，庆祝“保卫红色政权”的伟大胜利，秦金桥在大会上讲了话，黄天生在大会上讲了桂林的斗争情况。陈步杰宣读陈玉华等人的所谓“罪状”。会后，陈玉华等3人被民兵拉出去枪杀。
9月25日下午，秦昆玉在县商业局打电话给食品公司刘健敏说：老刘，你们那个烂麻包（指李志明）还不拿出去游斗？上面有精神，再不弄，明天就不给动手了。刘健敏接电话后，把秦的电话内容向有关人员复述了一番，下午5点钟左右，刘健敏叫秦玉金、苏桥发和他一起押着李志明往县城十字街走去。当走到新华书店门口时，刘要李交待所谓准备搞暗杀问题，李说：没有。这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刘边追问，群众就边打，把李志明活活打死在大街上。
9月21日至27日，县革委会在县城主持召开县革委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县革委会全体委员、公社革委会主要领导、县贫代会委员等。张久贵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会盛况，讲了形势和任务，陈忠作会议总结，强调要为开好县四级干部会作好准备。
9月28日至10月8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四级干部会，参加人员：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到会人数3000余人，会上，县革委副主任刘伍森传达了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县革委会常委张久贵传达了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大会盛况，讲了形势和任务，提出要深入开展斗、批、改、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会议期间，于10月4日至5日，开大会斗争了县委副书记李国良。
11月14日至19日，县人武部、县革委联合召开“灵川县工农兵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县革委会常委马德良致开幕词，张久贵作总结。会议期间，于11月16日下午，开大会再次批斗了县委副书记李国良。
11月6日，我县“5·7干校”正式创建。首批到“5·7干校”的共166人。其中党员79人，团员21人，分成4个排。一、二排搞农业，三排搞林业，四排搞畜牧业。何耀佳任校革委会主任，蒋清明、陆子科任副主任。一排排长秦仕辉，副排长秦培忠；二排排长何奇毅，副排长陶樟福；三排排长李其澄，副排长李金安；四排排长张光武，副排长唐乔保，文书李友开。首批下放“5·7干校”的多数是受审查的同志，他们白天从事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和下雨天接受批斗，写检查，三番五次过不了关，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摧残（1973年8月，“5·7干校”撤销）
1至8月，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县革委会在三街中学举办了3期共2800多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以派划线，参加第一期“学习班”的是县直机关部份干部和县直5所学校的部分老师，共500多人；参加第二期“学习班”的是县直部分干部和公社部分干部，共900多人；参加第三期“学习班”的是全县中、小学教师，共1300多人。“学习班”由县人武部军事科科长、县革委常委、县斗、批、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印剑冰和革委常委、县斗、批、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蒋怀谏负责，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会主任傅德义，县人武部副部长、县革委常委王克果，县人武部副政委张健等人，都到“学习班”作过报告。三期“学习班”中，有270多人被批斗，其中有74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进行重点批斗、立案审查。被整为“叛徒”、“特务”、“特嫌”、“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等，致使这些同志长期遭到迫害和打击，并株连其亲属，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干部队伍，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处遗”中，根据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对在这个“学习班”中强加给干部职工的一切错误处分已予平反）。
2月，桂林市、桂林地区下放的第一批知青到我县插队落户。
3月，我县知青第一批下放350人到农村插队落户，到1978年底止，桂林地、市下放到我县的知青共5620人；我县下放知青1732人（1979年5月底，下放知青除2人已在农村结婚未收回外，其余全部回城）。
4月24日，县革委主持在县城十字街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并举行游行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2月16日，县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成立一打（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也叫“二五”运动）办公室。
2月23日，县革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县革委会副主任陈仲贤、县人武部政委刘忠烈、雷宣负责抓运动。据同年12月31日统计：共“揭发”出“现行反革命分子”29人，“特务”6人，漏划地、富分子5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5人，其他“专政对象”48人，已定案处理74人，按敌我矛盾性质处理的31人中，被判刑19人，枪毙3人。
10月8日至12日，县第三次党代会在县城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439人，列席代表21人。桂林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代表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桂林军分区党委向大会宣读贺信。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欧致富向大会作了报告，刘伍森代表县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儋佩喜作大会闭幕词，大会选举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2人，产生了第三届中共灵川县委。
10月13日，县委举行三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儋佩喜（县人武部部长）为县委书记、朱长林、刘伍森为副书记，陈仲贤（县革委副主任）、王链（县革委会副主任）、刘忠烈（县人武部政委），雷宣（县人武部副政委、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为县委常委。
11月20日，县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公社革委会主任，县革委各大组组长、各小组组长，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刘伍森传达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1月20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广播大会，刘伍森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学习贯彻元旦社论，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完成兴修水利、造田造地任务》的讲话。从此，我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二是不惜一切代价开荒造田造地，扩大种植面积。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就是讲斗争哲学，突出一个“斗”字，“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自己头脑里的私字斗，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前进。”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狠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发现苗头及时斗，领导干部带头斗，发动群众帮助斗，交心通气共同斗，触及灵魂深入斗。”口号是：“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创大寨业。”一批一批的参观团到大寨去参观学习。回来就大搞造田造地。有的毁林开荒；有的在河滩上填土造田；有的挖掉田埂；小块变大块；有的“搬山造平原”；有的搞深翻、把耕作层埋下去，把生土翻上来。兴修水利本是造福人民的事，但有的项目不问实际情况，盲目地“大干、快上”，调动千军万马齐上阵，搞人海战术，不计工本，不讲效益，结果造成了极大损失。比如三岔河水库、新寨水库、东罗水库、尧山水库等等，都是半截子工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的工程在施工中过春节都不准民兵回家，主观上是为人民谋利益，实际上是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造成灾难。由于这个运动脱离我县实际，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给我县的林、牧、副、渔业生产造成了破坏，农民的劳动工分分值极低，而粮食产量却长期徘徊不前，全县人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5月4日，县委决定继续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当天，县委书记詹佩喜在县委召开的县革委机关各小组正、副小组长以上干部和各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党支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作了《关于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清理阶级队伍深挖阶级敌人》的动员报告。11月21日至22日，为了总结“一打三反”运动情况，由谭元功主持，召开了全县专案工作会议。县医院、甘棠公社、潭下公社在会上介绍了所谓“经验和案例”，5月上旬至年底，共批斗307人次，捕判13人，拘留27人，戴帽管制4人。
5月27日至6月10日，县委举办党员干部批陈整风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22级以上的党员干部241人。通过学习，对陈伯达反党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
7月7日，县委召开县直各单位和厂矿支部书记会议。谭元功在会上传达了桂林地区革委会保卫工作会议精神。具体布署县直机关开展“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10月16日至22日，县委召开三届三次全会（扩大），参加人员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县革委正、副小组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县直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农村大队党支部正、副书记，行政22级和区级以上党员干部共656人。县委书记詹佩喜传达中共中央[1971]55号、56号、57号文件，批判林彪反党叛国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
11月3日至5日，全县以公社和县直为单位，举办党员骨干学习班，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叛国罪行。
11月5日至15日，在全县范围内向全县人民传达上述中共中央文件，11月份以后至1974年，全县的中心工作转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叛党叛国罪行。
2月5日至12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2]4号文件，声讨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桂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孙鸿泉到会讲了话。“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恶活动”的运动，在我县广大农村深入开展。
3月23日，县委接到中共中央[1973]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及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当天，县委领导进行了传达学习。
3月24日，县委召开县、团级和行政18级以上以及县革委各大组的正、副组长，正、副小组长，县直各局正、副局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3]14号文件。4月2日，此文件传达到各公社革委会和各大队革委会的负责同志。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人，代表2800万党员。会上，周恩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等195人为中央委员，卜谷香等124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政治局常委。“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9月22日至29日，县委召开三届五次会议，传达贯彻十大精神，出席会议的有县委委员、候补委员20人。县革委各大组、各局、县人武部及各厂矿的党员负责人157人，各公社党委和机关单位负责人244人，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党员）341人。先进生产队党员代表99人，共计841人。县委书记朱长林主持会议。兴安县出席党的十大代表胡运江到会传达了党的十大盛况。
11月10日至11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紧急会议。主要传达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1.全面铺开社会主义教育（即通常说的抓三分之一）运动，组织社教宣传队深入农村生产队；2.立即掀起农田基本建设高潮。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社教的意义，决心深入开展规模浩大的社教运动。狠抓阶级斗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十大精神和党的基本路线，促进农业大干快上，夺取农业大丰收。
11月25日至12月1日，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培训骨干，在全县范围内立即开展以“十大精神为武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县按三分之一分批铺开，县抓大墟大队为重点，地区到我县粑粑厂大队为重点。自治区派人在我县甘棠大队抓点，这次社教，全县共抽调426名干部（其中县104人，公社322人）组成宣传队驻扎在大队、生产队，这个运动延续时间较长，一直搞到1976年以后，当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搞了一些极左的形式，伤害了农村的大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
2月1日至3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及社教宣传队员会议，总结前段工作，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明确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意义和下一步做法。会议认为，要以狠抓阶级斗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2月9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厂矿干部、职工“批林批孔”动员誓师大会，县委副书记刘伍森在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1974）1号文件和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在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工人、学生、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表示一定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批林批孔”运动在我县全面铺开。
2月10日，县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进一步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4）1号、2号、3号、4号文件，传达地区三级干部会议精神，进一步作“批林批孔”动员。
2月15日至20日，全县各公社分别召开“批林批孔”骨干培训会议。
2月20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强调开展“批林批孔”的重大意义，同时指出：以“批林批孔”促进春耕生产。
3月5日，县委组织“批林批孔”忆苦报告团，先后在县直及各公社进行巡回报告。
5月1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批林批孔”大会。县委副书记李广礼代表县委在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接着工人、解放军、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共18人上台批判，深揭狠批林彪和所谓“上了林彪反党集团贼船的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县委书记朱长林在会上对如何进一步加强领导，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作了指示。
5月23日至31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学习马列、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论述，分析了“批林批孔”运动和生产的形势，进一步提高了对“批林批孔”运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明确了运动的重点、方针和政策，并联系实际，深入揭批了所谓“林彪安插在广西的黑钉子韦祖珍的反党罪行”（已平反）。在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大家对县委的一些问题及本地区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揭发。
11月7日，县委常委、县人武部党委联合召开会议，传达研究贯彻广西军区党委民兵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学习上海民兵建设的所谓“经验”。
3月7日至26日，县委党校举办第一期“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骆仕荣在开学典礼上作了报告，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秦金桥作了学习总结。
3月22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县委书记朱长林作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动员报告，号召全县立即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
3月27日至4月5日，县直机关党委举办各单位领导干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
8月25日，地委在阳朔县召开整党整风现场会，县委书记朱长林、整党整风办公室负责人，组织部副部长荣桂林参加了会议。
8月28日，县委召开公社党委书记、县直各部、委、室领导会议，传达阳朔会议精神，布置我县打“批资批修”总体战及县委整风，会议要求，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决定，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场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总体战，批判自留地商品化，进一步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好县委和县委机关的整风。
10月6日晚，县委召开县直机关打“批资批修”总体战汇报大会。会上县化肥厂汇报了本厂打总体战的“经验”，公安局宣布逮捕了一名罪犯（已平反），县委副书记于凤祥作了“关于进一步掀起落实毛主席三项指示，深入批判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高潮”的报告。
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县人民自发地采取各种形式沉痛悼念。
2月19日至20日，县委常委、县革委领导、县部、委、办领导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指示，进行大批判。
3月24日，县委常委开会，传达地委全会（扩大）精神，学习中共中央[1976]3、4、5号文件，开始内部点名批判邓小平同志。
3月25日至28日，县委召开全会（扩大），参加人员：县委委员、县部、委、办领导、县级党员干部、4所中学党支部书记和行政18级以上党员干部，共96人，传达中共中央[1976]3、4、5号文件，联系实际，开展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运动，决定点名大批判，把学习和运动不断引向深入。
3月29日，县委常委开会，总结前段学习毛主席关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指示的情况，布置今后如何学好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要把这一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进一步批判唯生产力论。
4月5日，所谓“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根据上级布置，全县清查与“天安门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继而是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党员表态，支持中央对所谓“天安门事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把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毛主席逝世。全县人民处在无比痛苦之中，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悼念毛主席。
9月18日，县委常委开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国人民书》指出：要贯彻好《告全国人民书》，必须注意正面教育，提高认识，表示决心，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紧跟现在的党中央，信任党中央，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继续深入批邓、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
10月20日，县委常委开会，传达地委紧急会议精神，研究如何逐级向全县人民传达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
10月21日，县委召开部、委、办领导和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粉碎“四人帮”喜讯。
10月22日，县直机关召开全体共产党员会议，传达粉碎“四人帮”喜讯。
10月23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县人民喜笑颜开，心情无比舒畅。
我县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了中央和区党委有关“处遗”的方针、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任务。
一、我县的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工作，从1982年元月开始，成立了灵川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1983年新的区党委成立后，县委根据“处遗”工作进展情况，对“处遗”领导小组作了4次调整，从工作开始至最后结束，先后抽调了各级干部共计421人参加。
二、十年内乱，我县是桂林地区的重灾区之一，先后被迫害致死人数共计1415人，其中国家干部197人；工人38人；居民24人；社员559人；学生42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366人；四类分子子女189人。
三、根据区党委关于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我县人民政府于83年10月8日以灵政发[1983]79号文件作出《关于为我县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的通知》，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人政治上恢复了名誉。文件同时指出，其遗属均按照区党委桂发[1983]55号文件的规定予以抚恤。“处遗”过程中我县主要抓了以下方面的落实：
第一、政治方面的主要有：一是对“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四类分子366人全部平了反，并摘了帽，二是为“文革”中被打成“反共救国团”、“暗杀团”等罪名而被惨遭杀害的213人平了反，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三是为在“文革”中被错误关进监狱的13名同志政治上给予了平反，经济上给予了补偿，如数退还了关押期间所交的伙食费；四是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者的遗属户口强行迁回农村的以及个别在农村无依无靠生活确实有困难的共计29人分别恢复了非农业户口和解决了户口农转非；五是审定了132名“三孤”的定期生活困难救济，并安排了“文革”被迫害致死子女133人（其中全民单位的131人，集体单位2人）；六是根据区人民政府[1984]133号文件精神，按政策收回了在“文革”中被错误辞退的符合转正条件的1971年底前计划内临时工、合同工共29人，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第二、经济善后方面：区党委[1983]54、55号文件下达后，县委多次召开各级领导会议，组织办案人员反复学习两个文件，并在大面大队进行试点，摸出经验后于1983年10月在全县全面铺开，专门抽调了234名国家干部，263名大队干部以及一些退离休的老同志，组成了专门工作队伍，深入到大队进行处理经济善后工作，以公社、大队为单位先后组织了有牵连人员学习文件达5685人次；有1986个牵连的人向1195个死者遗属进行了赔礼道歉。有2694人拿出赔礼费共147,344元，除上级拨给我县专款672000元外，县财政还拿出5万元分别情况作为补助费发给死者遗属，经济抚恤补助主要情况是：
1、发放了1235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共计金额为262,446元；
2、补发死者遗属子女的抚养费195,516.7元；
3、补发1337名死者的丧葬费和抚恤费283,400元和17人的3个月工资1745.2元；
4、给1007户（人）生产生活有困难补助141,629.79元，补发了87人“三孤”定期生活补助费13,588元；
5、给372户遗属发放危房维修费46,420元，共维修了危房255间；
6、给予650户被罚、没、抄财物的补偿费67,848.21元，发给在“文革”中被打致伤致残的184人医疗补助费17440元，退还了13人在“文革”中被错误关进监狱所扣发的伙食费3239.69元。
上述各项经费总共支出771,241.59元，另外我县企业单位还自己拿出了60,718.5元用于解决本单位死者遗属的经济善后方面的困难。
对与杀人有牵连的人，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或错误，分别予以刑事制裁或党政纪处分，达到了“既要弄清事实，又要稳定局势”的目的。
判徒刑：周武雄、廖善礼、王钱标判刑14年；李作民、苏巳法判刑15年；刘光田、全明亮判刑13年；于正生、李凤珍判刑12年；阳启群判刑11年；黄集梅、黄于清、梁勇、陈鸿友判刑10年；秦昆玉判刑8年；李志远、刘中柱、陈降伸、唐俊杰判刑7年；陶东方、潘增良判刑5年。
农村社员被判刑的：黄双付、蒋孝生判刑15年；雷昌彦判刑17年；李志苟、李富福判刑10年；秦玉禄判刑9年；秦初生、粟忠瑜、秦正华判刑8年；何耀佳判刑7年；熊桂荣判刑5年。
开除党籍、行政撤职：李送妹、李连媳、文兴玉。
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级：李传兴。
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干部：李旺葆。
开除党籍、行政留察：李俊林、熊接弟。
开除党籍不再当干部：李初发、周幸福、周乙生、龚建新。
清除出党、行政撤职：李成斌、李华荣、李富寿、李福寿、康树瑶、周杰锋、粟祥友。
清除出党、行政留察：李贤钏、李有苟、张明良、罗纪。
清除出党、不当干部：李成林。
开除党籍：李新凤、李振雄、李旺生、李冬保、李秀清、李志连、李均湖、李运喜、李治生、李斌、李三喜、李裕智、李志忠、李秋林、李正生、李林茂、李桥孙、李旺喜、李付送、李家珍、李秀香、李正彩、李陆二、李金安、石有元、石成喜、石宗善、石九生、石善荣、石庚酉、石汝溶、石荣飞、石怀金、石书兴、石绍忠、石玉嫂、康建美、阳光耀、阳才旺、阳彦敬、阳中定、阳雄光、阳桥玉、阳明耀、阳光钦、阳合贵、秦月珍、秦文辉、秦志文、秦祥付、秦金苟、秦连苟、秦继发、秦志忠、秦秀刚、秦丁桂、秦初桥、秦初媳、秦月妹、秦定斌、秦初九、秦进送、秦发旺、秦爱武、秦家运、秦五八、秦正生、秦桂有、秦远彩、秦付扬、秦良宣、秦连庆、秦声亮、秦乾芳、秦德辉、秦金桥、秦六一、秦保媳、秦巳生、秦付保、秦科发、秦喜旺、苏记保、苏长枝、苏送旺、苏桂福、苏贵杰、苏秀旺、苏扬九、苏桥送、苏上隧、周学才、周三四、周恩佑、周光荣、周万清、周桥苟、周日威、周业发、周恩发、唐连旺、唐继英、唐日保、唐旺发、唐乔友、唐日明、唐必忠、唐良贵、唐良发、唐社保、莫六九、莫畏难、莫玉清、莫自钦、莫福生、莫贱良、莫大发、莫桂山、莫锐发、张木社、张细福、张乔赐、张远权、张正福、熊桥生、熊书文、熊庆钧、熊照祯、熊仁俊、熊永吉、黄寿生、黄秉金、黄正芳、黄水连、黄光荣、黄天生、蒋清明、蒋赠玉、蒋太保、蒋喜生、蒋锐旺、蒋瑞林、刘顺元、刘世光、刘国治、刘启玉、刘定刚、刘锐生，陈德福、陈祠生、陈于锋、陈喜孙、廖新付、廖新道、廖胜光、廖春喜、涂志忠、涂现锋、涂忠保、涂代友、涂继清、全世明、全宝富、全贻章、全光灵、全桥旺、全丁妹、陶五一、陶荣镜、陶老八、王祖顺、王玉成、毛朝送、毛景福、毛秀长、毛启明、朱寿锐、朱仁发、朱仁福、朱香息、朱林有、朱远才、赵雪泰、赵仁寿、赵天祝、赵玉生、赵志雄、赵发义、赵胜荣、赵志德、徐绪禧、徐承月、文甲申、文新明、曾新保、曾汉民、曾贱友、曾桥旺、杨彪、龚永超、龚富媳、龚新苟、龚巳妹、崔富弟、崔象林、陆子科、陆茂林、陆德高、陆初贵、易锐福、易作季、易兴旺、易仕敏、胡友发、胡春生、胡崇裕、庾志强、庾天息、韦双桥、骆庭才、候世林、候志林、俸光中、俸连苟、尹正明、范良义、柳嘉喜、魏科林、汤振文、汤志松、马润六、潘年孙、郑明清、郑木养、姚喜发、谭明清、傅定兴、卢康智、吴志平、盛大耀、盛丁义、龙乔喜、盘玉美、盘付民、蒙富旺、伍行权、袁愿保、袁忠政、甘捏笱、甘新寿、葛帮权。
清除出党：李天生、李巳秀、李传能、李子镜、李寿保、李盛武、李樟保、李学勤、李秀妹、李科养、李路生、李广安、李应福、李祖送、李社贵、石木生、石光辉、石立端、石朔生、石继生、康初孙、康辛保、康定六、阳旺太、阳伴荣、阳火息、阳四旺、阳忠耀、阳天生、阳向东、秦八一、秦于昊、秦德友、秦高才、秦有庚、秦宇光、秦昭永、秦继旺、秦宝贤、秦润生、秦忠荣、秦亮科、秦祥贵、秦龙生、秦志维、秦志勇、秦子源、秦子伟、秦启贤、秦世传、秦伍保、秦双林、秦五三、秦宝宗、秦新保、秦有成、秦喜付、苏庆星、苏鸣节、苏桥贵、周运六、周明光、周继广、周志成、周初苟、周财富、唐进洪、唐清治、唐济发、唐隆德、唐虞世、唐文彪、莫华刚、莫秀林、莫双喜、莫接发、张跃忠、张天生、张财旺、张付息、张天富、张科友、熊仕耀、熊春林、熊月养、熊永彪、黄树德、黄家丽、黄四堆、刘子华、刘洁照、刘润贵、刘健敏、刘连偿、陈步杰、陈运喜、廖庚友、廖建林、廖发明、廖贱德、涂长弟、涂岩发、涂付生、全新忠、全福喜、全天发、全石保、全亚贱、陶天保、陶春喜、陶善军、陶义、王连桂、王新苟、王素屏、王桥偿、毛庆明、朱庚林、徐二喜、徐长喜、徐庚喜、徐六生、文桂英、杨同晨、杨来付、龚建国、崔业谦、崔孙富、陆求弟、陆志光、易利文、粱富林、梁志福、韦启有、韦发生、韦水桥、骆荣珍、俸桥兴、粟毅、范良仁、范纯贵、程仁生、路锐、雍明耀、高家亮、舒良战、肖丽荣、姚锐妹、邹长生、周则英、卢保发、焦发福、白喜偿、白桂生、白戊生、郭照明、郭仁桂、盛付生、龙润成、蒙绍刚、伍家兴。
留党察看：李凤苟、李初喜、李宝锡、李永武、李神德、李月桂、李石林、李钧右、李有华、石有生、石文宣、石之光、康桥凤、阳六苟、阳祖学、阳忠有、阳细旺、阳仁旺、阳道达、阳清发、秦德政、秦重凯、秦增刚、秦田初、秦次苟、秦可立、秦乾余、秦贤祥、苏长妹、苏启明、苏国辉、苏星荣、苏振荣、周乔发、周有富、周城义、唐高松、唐振雄、莫庚喜、莫瑞儒、莫承义、张德勤、张承栋、熊开甫、黄英、黄天汉、蒋畅杰、蒋成全、刘山保、陈有仁、陈振卿、涂送喜、陶正科、王书元、王旺福、王亮明、毛田锐、毛桂喜、朱正付、文兴荣、文斌、曾松贵、胡道斌、胡光景、庾锐媳、韦桂山、候九发、俸甲戍、许旺生、孙树才、农安福、吕初保、肖启真、何福、谭连生、焦荣纯、邓永昌、邓成强、郭荣弟、盛家寿、伍必信、袁德华。
留党察看、行政撤职：李本富、张光武、陶连福、杨毅、杨怀宣。
撤销党内职务：秦赐英、蒋楚发、刘伍森、陈威义、廖田养、马荷生、傅德胜。
行政开除留察：秦有发、秦为民、秦才掀、秦守开、秦少福、李培雄、李新福、李文颖、周全锐、莫志杰、莫桂生、阳于昆、廖世权、陈永明、蒋芳仁、苏袓田、刘润苟、文润弟、毛付林、曾同春、马彪、伍发池、易德佑、段吉全。
开除公职：赵科苟。
开除干部：廖延庆、甘显超。
行政撤职：秦昌财、李志豪、周朝武、莫荣杰、廖全佩、陈祖鲜、苏杰斌、全光荣、陶光中、石华岳、雍明玉。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县委书记于文沂，副书记李国良、秦天中。常委：于文沂、廖耀涤、李国良、秦天中、马德良、刘伍森、傅德义、陈钟、龚春富。县长：廖耀涤，副县长：马德良、刘伐武、刘伍森。
1968年8月成立县革委会，主任：傅德义，副主任：陈钟、刘伍森。常委：傅德义、陈钟、刘伍森、王克果、秦天中、马德良、张久贵、印剑冰、骆仕荣、何耀佳、唐继文、旷章贵。（暂缺3名）
1970年10月11日成立县党委会，书记：詹佩喜（县人武部部长、县革委主任），副书记：朱长林（县革委副主任）、刘伍森（县革委会副主任），常委：陈仲贤（县革委副主任）、王琏（县革委副主任）、刘忠烈（县人武部政委）、雷宣（县人武部副政委）、谭元功（县人武部副部长）。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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