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3-0 作者：中共陆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陆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始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终结，历时10年。
编写《陆川县“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巩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成果，教育广大干部、群众和后代，吸取“文革”的深刻教训。
编写《大事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县档案馆、公安局、法院、“处遗”办的存档资料和当事人的口述，并经过编写人员核实、整理。
“文革”长达十年，发生的事情不少，牵涉的人员众多，《大事记》不能对所有人员一一列上，只记载各件大事中的关键性人物。
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敬请指正。
中共陆川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3月
中央“5·16”通知发到县后，6月，县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杨志庆（县委书记），副组长巫德春（县长）、李明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下设“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明加，副主任庞增灿（县人委办公室主任）。
6月26日，县委书记杨志庆在县委会议上布置破“四旧”、立“四新”。随后县内各地纷纷拆社坛庙宇，毁牌坊，捣毁损坏了一批历史文物。
6月下旬，县“文革”领导小组派出由李明加带领，李培佳任组长，陈德瑞、陈蒸林为组员的工作组进驻陆川县中学。陆川中学也相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由罗裕康、李冠云等人负责。发动师生写大字报，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开始批斗吕浪、吕泉等教师。接着，县又派工作组进驻米场、马坡、乌石、良田各中学和各学区支部，把中小学教师按左、中、右排队。
7月中旬，陆川县各中学教职员工和部分学生代表到玉林地区集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陆川中学）集训。在集训期间，揪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反分子”（指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一些有所谓“三反”言行的教师被批斗，城厢公社小学教师吕汉枢在受批斗后自杀死亡。
8月下旬，教职工暑期集训结束后，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作组对“文革”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撤销所有工作组的通知和自治区党委（66）146号文件《关于撤销各大、中学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的决定》，从各中学撤出工作组。可是，不久县委又以联络员的名义派人进驻各中学。
9月，县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抽调一批干部下乡搞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机关内外、路边、街边的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突出学“老三篇”，破私立公。
9、10月间，根据中央指示，陆川县各中学师生选派代表300多名分三批赴京串连，接受毛主席检阅。此外，大批学生自由组合外出串联。
10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66）478号文件》的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广大群众和干部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学生、红卫兵，除当地另有布置外，均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串联，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学开学后，为了防止外地学生红卫兵到来串联，县委决定，10月5日，集中中学生到鹤地水库库区古城北豆公社围堤造田（命名为红卫堤）。当去北京串连的学生回来后，传播了北京及外地“文革”的情况，学生纷纷写大字报，批判集中学生搞红卫堤的做法，是以生产压革命，对派联络员也有意见，说工作组改为联络员，是换汤不换药。在学生的哄扰下，10月27日，县委被迫决定把学生撤出红卫堤，回校搞“文革”，驻校的联络员也从学校撤出。
11月中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开始批判工作组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工作组回校检讨，接受批判。庞增灿、罗裕康、何德钊、李冠云、陈德瑞、李培佳等十多人被陆川中学红卫兵勒令到陆川中学检讨。地委从各县抽调到玉林、桂平搞“四清”运动的干部，所在社、队的群众也要求他们回去检讨，接受批判。
11、12月间，陆川中学教师造反组织“红教联”的杨作平、钟坚等人到县广播站夺权。勒令全体县委常委及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加同志到旧会堂接受批判。要求批准把广播站交由他们管理，还要求拨给汽车一辆作宣传车，以把各区、社宣传“文革”。从傍晚批斗到深夜，县委不答应，夺权不成。
12月初，陆中学生红卫兵受外来串联人员的影响，开始冲击机关，并以外出串联为名，到机关乱拉单车。为了对付学生的冲击，县委领导决定：由公安局布署，在县直的重要机关，由机关干部职工组织成立赤卫队，以保卫机关档案和防备学生红卫兵冲击。
12月中旬，县成立“文革”接待站。下设农村接待站，机关接待站、对外接待站、生活接待站。解决县内、县外、串联上访人员的食宿、车船费及写大字报所需的纸张、笔墨等问题。12月23日县委又决定，为了支持学校师生徒步串联，在公路沿线的良田、乌石、大桥、米场、马坡等区增设“文革”接待站。随后发展到全县各区都成立接待站。接待站自成立到撤销，工作1年多，最多一天接待9000余人，总共开支64万多元。
12月中旬，小学教师到县城造反，县领导被迫同意他们外出串联。学校全面停课。到1967年10月24日，陆川县人民武装部抓促指挥部根据上级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全县教职工和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通知发出后，只有部分师生回校上课。直到1968年3月成立革委会后，才恢复正常上课。
12月下旬，“文革”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到农村，遍及全县。县机关单位成立“文革”筹委。派出一批干部代表到南宁串联，参加批判区党委书记韦国清大会。还到区党委造反，要求区党委退还在1960年从我县抽调到区党委的一辆进口轿车。
12月下旬，县委、县人委机关“文革”筹委吕广盛、林丛、徐伟南、宁德俭、吴绍盈、简玉林等人，收集从1956年至1963年任县委书记的王英同志的材料，组织“讨伐王英代表团”，由团长李俞才、副团长吕广盛带领10余人到钦州批斗王英同志（当时任钦州地委秘书长）。
12月下旬，群众纷纷起来造反，要钱要物要工作。万丈群众向陆中领导要回土改时划给陆中的房屋，学校不同意，便揪斗副校长范任群、干事罗德祥，强迫戴高帽游街，还强行占住陆川中学的部分房屋历时一年多。良田区龙口公社社员，向区领导造反，要收回区办的花果山土地；水库的库区群众造反要求放水还田；温泉公社社员要求收回大跃进时期划给县花果山的土地和县委机关宿舍区的果树；鹤地水库搬迁户集体到县造反，在旧礼堂把巫县长批斗了3天3夜，以解决粮食困难为由，要求多给予统销，转业军人也约定时间到县城集中，建立造反组织，对县委副书记陈勇同志批斗了2天，要求安排工作，已安排了工作的，要求安排家属；合同工也成立造反组织，要求批准转为正式工人；1960年至1962年间下放的干部、工人要求复职；农业学习班，林业中学的学生，要求按中专生待遇，外出串联，分配工作；困难时期（1960年至1962年）停办学校的学生，要求复学；被划为右派的人也成立造反组织，要求平反；机关干部也向县委造反，要求批准外出串联。上述造反要求，仅有良田区领导同意将龙口花果山的土地给回龙口公社社员。
1月上旬，县委为了解“文革”的进程，掌握群众组织的大字报对县委成员提出的问题，便设立了每日一报的三人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员是钟德元、黄建贤、黄焕金。每日由黄焕金将群众写的大字报中有关县委的材料摘录收集，黄建贤负责编写、钟德元审稿，每晚9点钟前印发到各县委成员。日报制度历时一个星期。县委机关黎东新等10人贴出大字报说：县委设地下办公室，搜集“文革”的材料，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县委机关的第一张大字报。县委书记杨志庆即召集每日一报的工作人员开会，宣布解散，各回原工作单位。
1月10日，县人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将地、富、反、坏、右分子，限3天内清洗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林锡田（大林记）、林福记、吕福海等一批城镇户口的人被赶回老家生产劳动。
1月中旬，机关红卫兵开始冲击单位的领导，一些领导被罢官，抓去游街。陆中教师杨作平，护士钟坚、县文艺队周华仁和陆中学生林振忠、罗桂荣等人，勒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李明加同志到文艺队接受批判，还勒令县委书记杨志庆等主要领导到场陪斗。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要求县委罢李明加同志的官。第二天早上向全县广播。接着，从县直机关到农村的群众造反组织层层逼迫县委领导表态，罢免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年龄较大、解放前经历较多，或“文革”中执行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的官。县委被迫表态同意，罢了李明加同志的官，县直机关群众组织逼迫县委罢官的有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莫永祺；农林办公室副主任何为礼；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宁利佳；公安局局长陈纯杰；农业局副局长何星光、陈炽光；水电局副局长罗匡民、陶祖舜；县化肥厂厂长罗仕杰；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庞增灿；农林办公室秘书吕梁等。罢官后继续挨批斗、强迫戴高帽游街。还被强迫劳动改造。接着，各区、各公社（大队）的造反派也罢区委书记、区长，公社（大队）支书、社主任的官。一部分生产队的造反派也强迫公社（大队）支书罢生产队长的官。早已调玉林县任副县长的梁著同志（曾任陆川县副县长），也被财贸战线的“文革”筹委拉回陆川批斗，并强迫到猪仓劳动。
1月下旬，在上海“—月风暴”影响下，县委、县人委及县直各单位“文革”筹委代表到玉林地区参观夺权行动。县委机关“文革”筹委主任林丛、副主任吕广盛、徐伟南等人去玉林参观学习回来后，成立夺权行动委员会，由筹委主任林丛任夺权行动委员会主任，吕广盛、徐伟南任副主任，委员有林伟松、谢树青、吴绍盈、宁德俭、黎东新。于1967年1月27日晚上夺了陆川县委各部、委、室的领导权。第二天，县人委各委、办、科、局、室的造反派也进行了夺权。各区、社，甚至生产队的造反组织开始全面夺权。从此，各级领导机关处于瘫痪状态。
2月间，陆川县人民武装部，根据中央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成立支左办公室，总管王岐山（部长），军管会主任周国会（副部长、副主任陈超富（助理员）。人武部十多人到县直各单位参加支左工作，开始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任务。
2月中旬，在负责县委支左的沈生华的支持下，由县委会机关造反派组织的吕广盛、徐伟南、吴绍盈、林丛、简玉林、宁德俭等人，搜集材料，拋出“点鬼台”，捏造事实，污蔑和丑化县委，县人委及部、办、室、科、局的几十名领导干部。
2月中旬，进入所谓批斗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高潮。开始是县委会、县人委机关群众造反组织，在人民礼堂和电影院，批斗县委书记杨志庆同志，指责县委重用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干部，不重用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工农干部，使用提拔干部，只看生产、工作的表现，不重政治本质的干部路线。县人委机关群众造反组织在县人委食堂批斗巫德椿同志，指责巫德椿同志在抓水利建设工作中，重用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副局长罗匡民同志（解放前的大学生），不重用工农出身的副局长；到水利工地检查工作，只带出身不好的副局长陶祖舜，不带贫下中农出身的技术员。还丑化巫德椿同志是酒桶（因有饮酒习惯）。接着，县直单位和各区也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批斗，指责他们是只抓生产、抓业务，不突出政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县农业局和一些单位，还强迫领导干部戴高帽游街。
2月下旬，县委会、县人委机关造反派，首先勒令免了官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加同志到大塘坡劳动，接着，又勒令县委书记杨志庆、县长巫德椿、县委副书记范治华、财贸政治部副主任莫永祺、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宁利佳、农办室副主任何为礼、县人委办公室主任庞增灿、农业局副局长何星光、陈炽光、水电局副局长罗匡民、陶祖舜、农办室秘书吕梁等人，到大塘坡劳动改造。区一级的领导，有的被勒令到区园艺场或生产队劳动改造。有的被勒令天天扫街道。
3月初，陆川中学的教师和学生，向全县发出“海报”，在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李明加同志为首的所谓“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并勒令县委书记杨志庆、副书记范治华、县人委办公室主任、“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庞增灿及原派驻陆川中学工作组的陈德瑞等人到场，同时接受批判，强迫县委书记杨志庆同志给李明加同志戴高帽，杨没有戴，陆中红卫兵罗桂荣即强行给李明加同志戴了高帽。从此，在全县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对“走资派”的挂黑牌、戴高帽风。
3月10日，县人武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由人武部领导、县委、县人委个别领导及红卫兵代表组成。人武部部长王岐山任抓促指挥部主任，副县长李忠铭任副主任。领导全县革命、生产工作。抓促指挥部成立后，即抽调一批干部下乡搞春耕。接着，县直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各区、各公社（大队），也相继成立了抓促领导小组，领导日常工作。
4月1日，县人武部“抓促”指挥部调整充实指挥部成员。以人武部为主，吸收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代表等14人组成。主任王岐山、副主任钟振华（武装部政委）、李忠铭（副县长）、陈健（县委副书记）；委员：宋学仁（武装部副政委）、陈荣渠（组织部副部长）、刘汉华（副县长）、陈寿荣（交通局长）、丘懋璇（计委主任）、李琼（县妇联主任）、吕石图（农村政治部主任）、谢金辉（公安局干事，造反派代表）、黎东新（县委会干部、造反派代表）、谢志文（农业局干部，造反派代表）。
5月2日，陆中学生红卫兵在黎斯达、林振忠等人的带领下，赴南宁参观不同观点的两派情况。回来后，组织成立了以黎斯达、林振忠为首的“五二兵团”，公开声明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
5月中旬，县人武部副政委宋学仁到陆中对师生们讲了南宁分成两派的情况。随后，陆中学生组成以吕仕超为首的“怒涛激浪兵团”，文艺队周仁华等人组织“文艺兵团”公开声明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同年夏秋间“怒涛激浪兵团”与“扫残云兵团”联合改为“六五公社”，两派组织对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开始了辩论。
5月下旬，县武装部副政委宋学仁，在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讲：“韦国清是贫农出身，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无问题，在解放越南奠边府之战中立过功，身为区党委书记、区人委主席，还有两个兄弟仍在农村当社员，生活朴素没有变色”。随后，党政机关、县直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中学的学生和农村社员，大多数是站在支韦观点一边。两种观点、两派组织的人，从学校到机关，从城镇到农村，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在街上遇到就在街上辩，在劳动时遇到就在田边辩，兄弟、姐妹、父子、夫妻之间观点不同的就在家庭辩。6月上旬以后，两派群众组织，为争取领导的支持，各自派人到单位去找领导谈话，做发动工作，要求领导表态支持。但从县委到县直单位的各级领导大多数人都不表态支持或加入哪一派，仅有监委副书记周履光及少数几个县直单位和学校的领导站在支伍派一边。
6月15日，持支韦派观点的群众组织，成立了“6·15”联络站（红联的前身），在该站工作的有县委会的徐伟南、吴绍盈、公检法的刘申、万春富、谢金辉，教育线的吴仁焜、陈树明、陈瑞文，文艺队的周华仁，人委会的吕学荣、罗国南、黄焕金、张寿勋、满世岱，工人代表有陈福寿，学生代表有吕仕超、刘傅达富。联络站设在人民会场，由陈福寿、徐伟南、刘坤领导，办公室由周华仁、吕学荣和张寿勋负责。联络站的任务：上与地区“9·17”（地区“联指”前身）联系，宣传“联指”观点，凡是在陆川宣传“打倒韦国清，口粮600斤”、“支持伍晋南，口粮吃不完”、“冲击广西日报社是革命行动”这个观点的人员都受到“6·15”联络站和支韦派人员的围攻辩论。
8月，陆中“革联”头头林振忠、黎斯达带领“革联”派学生抢了陆中的钢枝、水管一批、锄头柄200多条，准备供武斗时使用。
8月，在“6·15”联络站的部署下，县直机关的支韦派战斗队陆续按战线、系统、单位联合，组成兵团，统一指挥领导。县委会机关的各部、委、办的战斗队联合组成“红星兵团”，负责人是吕广盛、吴绍盈、徐伟南、林伟松、刘贵文、黎东新。县人委机关的各科、局、室、的战斗队联合组成“红政兵团”，总指挥黄焕金，副总指挥吕志、吕学荣。领导成员有李里明、罗国南、张寿勋、李茂英、刘坚、陈岳华、朱和基、陈进基、林凯其、李俞才。县公、检、法战斗队联合组成“红色政法兵团”。负责人万春富、刘坤、温文达、陆川中学支韦派组织联合组成“六五”公社，负责人刘傅达富、吴兆广、林汉元、谭俊才、丘宗华、谢庆南。县直厂矿兵团联合组成“红工联”，负责人陈福寿。财贸系统组成“红色财政战斗兵团”，负责人吴毅，供销系统联合组成“红色供销兵团”，负责人吕月华、黄荣亮。粮食系统组成“红粮兵团”，银行是“6·16”战斗兵团、商业系统组成“红色商业兵团”、文化系统组成“红色文化兵团”、卫生系统组成“红色卫生兵团”。各区支韦派也联合组成区的联合组织，选出负责人：城厢冯立权、米场吕应端、朱久勋，马坡覃纪华，平东陈福谋，沙坡林孝成、吴大宁，大桥陈诗全、谢振琴，乌石苏振球，良田丘官友，清湖余永芳、谢威才，古城黎海英、郭春华。
9月初，“6·15”联络站召集本派支韦组织头头在财政局开动员会议。陈福寿、吕志、吕学荣、陈光辉、吴兆广、刘傅达富、曾广湖、潘富全、谢庆南、谢敏贤、江善玉等人到场参加。陈福寿和吕学荣在会上作了讲话，内容是讲：公检法混进了坏人，其他地方已派人进驻并接管了公检法，我们也要进驻，以领导公、检、法闹革命和进行斗批改，使公检法转到支韦派这一边来，同时了解公检法带枪人员和武器装备情况。会后支韦派与公、检、法方面联系，经公、检、法领导研究，要支韦派学生答应三个条件才准许进驻：一是不准动公、检、法的枪；二是不准动公、检、法的档案；三是不准干涉公、检、法的事务。支韦派同意后，第二天，谭俊才、黄育等数名学生进驻检察院；刘傅达富、谢庆南、潘福全、黎国荣等数名学生进驻公安局；吴兆广、曾广潮等数名学生进驻法院。进驻时，公、检、法贴出表示欢迎的标语。进驻后，支韦派学生参加了批斗公、检、法领导陈纯杰、韦石等人，批判了公安局的侦破路线和规章制度，还了解了公安人员的枪支配备情况。
9月上旬，支伍派组织成立“广西‘4·22’陆川造反大军指挥部”（简称“造反大军”），总负责人宁家蕃；副主任：黎斯达、林耀文；组织部长李英中；宣传部长李端祥、王荣熙；作战部长林振忠；后勤部长罗仕华、联络员谢海如、秘书吕超权。常委：宁家蕃、黎斯达、林耀文、李英中、李端祥、王荣熙、林振忠、罗仕华、谢海如、吕超权、黎福龙、陈文佳、万林、赖海泉、刘载云、林炳生、李端贵、吕琼珍。
9月9日，县委会“红星兵团”为了档案和人员的安全，向县公安局借了长短枪10支。事前吕广盛与公安局联系同意后，才派刘贵文和通讯员甘桂荣到公安局去取，由公安局枪弹保管员陈志成点交。领取时写有借条给陈志成保存，然后用两个麻袋装好，用单车拉回县委会。
9月13日晚，陆中“五二兵团”、“闯部队”、“革联”、“828兵团”等支伍派学生到武装部要求解决“红联”学生进驻公、检、法问题，武装部领导以夜深为由不予理采，于是他们决定发动学生静坐示威，静坐期间，成立了“9·14”革命行动指挥部，总指挥林振忠，黎斯达负责宣传工作。发表为什么要静坐的“第一号声明”和“第二号声明”。后来“工总”搞募捐，派人送钱送粮、盖大字报棚等进行支持。静坐几天后，还把静坐人员分为两班，一班由林振忠负责；另一班由黎斯达负责轮流静坐，并向武装部领导提出六点要求：①武装部要承认他们的静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行动；②武装部扬言开枪打他们是错误的，要公开检查；③武装部要命令“红联”一小撮滚蛋，进驻公、检、法的要立即滚出去；④武装部要立即召开两派代表会议，查封陆川“红联”从公、检、法抢到的及从外地运来的枪枝弹药；⑤武装部要立即下令广西“联指”派到陆川来的人员滚出陆川去；⑥关于撕毁静坐示威的大字报问题。“支伍”派学生到人武部静坐示威后，人武部即加强了防备学生冲击的工作，每个人员皆发1枝手枪和手榴弹，还落实好每个人的战斗位置及作战部署，如果“4·22”学生入到第一道围墙，即鸣枪警告，入到第二个门口即开枪打，由陈超富负责观察。家属区和人武部都发有信号枪作联络用。武装部还派人去做“支韦派”组织的工作，动员他们去与“支伍派”开展辩论和进行拥军活动。当两派辩论时，双方皆搭大字报棚，陆中“支韦派”学生安两个高音喇叭干扰对方的广播。李光仁说：“总有一天要算他们（指静坐学生）的帐”。钟振华提出：“静坐学生谁出过大字报，谁出面辩论，都要登记下来”。在另一次会议上，人武部长王岐山对学生的静坐的行动表态说：“这是冲击军事机关，如果真冲到武装部，就执行有关规定打”。钟振华说：“这种行为实际是冲击军事机关，是夺权”。周国会、陈超富还布置万丈民兵在铁路巡逻。对静坐学生提出的六点要求，武装部于9月23日作了答复，对他们的要求不予理采。到10月11日，县人武部找“造反大军”与“红联”两派头头谈判，发表了“第一号谈判公告”，达成了“造反大军”撤出武装部静坐的学生；“红联”学生撤出公、检、法的协议。当晚10时，“造反大军”学生从人武部撤出，几天后，“红联”学生也从公检法撤出。
9月24日晚，陆川“红联”召开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誓师大会，会上县人武部公开表态支持化肥厂“红铁锤”兵团。陆川“红联”宣读动员令，红工联、红专红联、滑石矿32111总队等群众组织表决心。
10月16日，按照“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方针，县“红联”组织进行了调整。总指挥改由工人代表陈福寿担任，副总指挥为刘傅达富、吴兆广、吕广盛，以后还陆续充实常委和组织机构，到1968年元月9日，常委有陈福寿、吴兆广、刘傅达富、谢瑞英、徐伟南、吴毅、黄荣亮、冯冠林、周铭礼。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宣传部、作战部。此外，还设斗批改组，继续全面审查干部。斗批改组分为两个小组：一组（即揪叛徒组）和二组（斗、批、改组），揪叛徒组的任务主要是审查陆川地下党、老干部，从中揪“叛徒”；斗批改组的任务主要是审查领导干部，搜集他们的所谓“三反言行”和政治历史问题的材料。此外，属于“红联”组织领导的县委机关群众造反派组织“红星兵团”和县人委机关“红政兵团”也分别设有调查材料组和专案组，对领导干部进行审查。1968年3月8日，县“红联”专案组为了说明旧县委所谓“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重用叛徒”等情况，写了《我县揪叛徒情况的报告》，上报县人武部和玉林军分区。报告中说：“解放后，由于受到刘少奇的叛徒哲学的流毒，这一黑线的走资派信用他们，安置在县内外各条战线担任各种工作”。“红联”专案组共进行立案审查的有杨志庆（县委书记）、陈勇（县委副书记）、陈健（县委副书记）、范治华（县委副书记）、巫德椿（县长）、吕石图（县农村政治部主任）、陈寿荣（县交通局长）、陈纯杰（县公安局长）。被定为打倒对象的有：莫永祺、何为礼、何星光、陈炽光、吕梁、李梦章、李祖焕、陈培顺、何裕光、陈纯杰、陈业文、吕朋薰、范治华、黎福全、陈秀华、庞德恩、温炎、陶祖舜、罗匡民、冷镜心。“红联”专案组是在“红联”组织领导下，重点审查县级领导干部，为三结合作组织准备的派性组织，是造反派全面造反、夺权、迫害老干部的继续。它一开始便在县人武部副政委宋学仁、政工科科长沈生华等“支左”人员的支持下活动。
11月中旬，中央关于“广西两派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下达后，县人武部召集“红联”和“造反大军”两派代表协商研究贯彻执行“十条协议”的问题。谈判中，“红联”代表要求双方都拿出执行十条协议的方案，后来由于两派在执行协议的具体做法上意见不统一，谈判没取得什么结果。
11月，“红联”学生进入陆中“造反大军”据点范围内搬运砖块封门，引起争吵，并用石块互相对打，双方各伤1人。事后两派在自己的据点装高音喇叭互相攻击谩骂。接着，机关“红联”组织陆续作了武斗的准备，从此，加强了武斗的气氛。
同月，“红联”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参加洞心公社秋收冬种劳动。一天中午休息时，参加学习班的滑石矿职工曹和权与田荣青争论“文革”问题，发展至动武，曹和权用木工凿刺伤田荣青的眼睛后，即逃走上山。在半山腰遇到从山上回来的第四队社员蓝廷光，曹误认为是拦截他的人，又把蓝刺至重伤，送医院抢救无效死去。此时，洞心武装民兵对曹进行围捕，曹又持凶器向民兵扑来，民兵即开枪把其打伤，后抢救无效也死亡。事后，“红联”把蓝廷光当作烈士处理，给予抚恤，并说曹和权是“4·22”观点混进“红联”的人，还说：“4·22”组织中混进了很多坏人。
12月，广西军区、广西革筹发布的关于制止武斗的“十条命令”传达下来后，县人武部组织“红联”和“造反大军”两派头头谈判协商。“造反大军”派在谈判中指出：在协议中要订出两条：一条是如果两派中任何一派有外地武斗人员进入我县时，要由监督小组强行收缴其枪枝武器；二条是民兵不准进城搞武斗，如果进城就要人武部收缴其武器并动员民兵回去。在谈到民兵进城的问题时，人武部表示；如果民兵进城，人武部当然要动员他们回去，要做工作，但不是绝对保证民兵回去。而“红联”代表则指出“造反大军”怕民兵，就是“牛鬼蛇神”等。由于两派意见不一，谈判没有什么结果。
12月下旬，人武部沈生华带领两派代表到玉林参观学习，12月24日晚，到玉林参观学习的两派代表实现了大联合。26日，人武部组织两派头头谈判，达成了协议，同意成立大联委，双方各派5名代表参加。由于27日“造反大军”派人员把大联合问题扯到陆中武斗的问题上去，参加大联合的5名代表也不同意派出，结果两派联合归于失败。
元月上旬，“造反大军”派在指挥部召开委员会议；研究武斗的紧张局势和“造反大军”的据点问题，黎斯达、林振忠、吕超权、张宝新、陈裕光、林炳生、黎福龙、李英中、黄荣熙、宁家蕃、李端祥、苏荣雄、马进朝、林耀文及周履光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当时武斗气氛颇为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针对“造反大军”派一无枪枝武器，二无据点可防守的状况，经“造反大军”委员的商议，决定：①“造反大军”对“红联”要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磨擦和搞小动作，以免由此而引起大规模武斗。②以沙坡“反防联司”为“造反大军”的持久根据地，如陆城发生小型的磨擦、冲突时，则以陆中为据点；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武斗，“造反大军”在陆城不能立足时，则向沙坡撒退据守，以保存实力。③要做好撤退的准备工作。会后周履光、马进朝进沙坡“反防联司”协助陈裕光、林炳生做群众工作，了解、熟悉当地群众情况及地形、地物和规划设立据点的所在地等。
元月中旬，陆中陈德俊老师知悉玉林“造反大军”有人懂得制造手榴弹，回到陆川后即把此情况向“造反大军”头头反映，“造反大军”便派出陈玉、陈宗礼、李家爽、钟德荣和陈德俊等人到玉林学习制造手榴弹的技术，回来后即开始着手制造手榴弹。
元月20日晚，县“红联”组织在人武部方希俭科长的授意下，与公安局“红色政法兵团”的配合下，到公安局抢了一批枪枝子弹。在抢枪行动前曾先后开了两次会议进行筹划。第一次是在抢枪前的十多天，“红联”指挥部召开指挥部和办公室的成员会议、指挥部成员参加的有：陈福寿、吕广盛、刘傅达富、李里明、罗国南、吕学荣、宁德俭、黄焕金、谢瑞英、吴毅、谭镜勋、吴兆广；办公室成员参加的有：黄纪菊、谢庆南、宁英才。会议由陈福寿主持，学习广西“联指”发的内部《通报》，《通报》的主要内容是：广西两派斗争已趋于复杂、尖锐化、激烈化了，全区“4·22”头头会议已决定，千方百计去弄枪，建立据点、工事，培训人员，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南宁、桂林、柳州、玉林等地的“4·22”已搞到不少枪核弹药。《通报》还说：已枪杀了某地的“联指”头头，各地“联指”要采取措施等等。会上有人说：玉林两派都有了枪，陆川“4·22”的头头胡须林、林振忠也从南宁要到了枪、大家千万小心这两个人。“4·22”已到公安局，武装部侦察枪枝武器存放情况，准去抢，如果我们不抢，给他们抢去，我们就被动。元月20日早上，“红联”头头又在县档案馆召开研究抢枪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吕广盛、陈福寿、吕学荣、刘傅达富、吴兆广、吕志、陈岳华、李里明、张寿勋、罗国南、陈志成、万春富等人。会议由吴兆广主持，吕广盛在会议上说：“两派斗争十分激烈，‘4·22’从外地运有武器进来，我们‘红联’手中无武器，就要挨打”。吕学荣说：“昨晚武装部方科长讲，‘4·22’准备夺公检法的武器，你们不走前一步，就要被动”。在讨论到公检法人员对抢枪的态度时，万春富提出：“除韦石、杨诗庆、廖锡祺是‘4·22’观点，需把他们控制住外，其他人就好办了”。会议决定由吕广盛以监委身份负责安排找韦、杨、廖3人谈话，以实行“调虎离山”之计。还决定利用当晚星期六公安局内居住的人少的时机进行动手。会议分派陈志成负责开门，万春富负责做公检法内部人员的思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各单位参加抢枪行动人员，明确分工。警卫组由吴德儒负责，保卫组陈岳华，行动组吕志，运输组李里明负责。总指挥陈福寿、吕学荣、刘傅达富、吴兆广。会议商议了行动的详细计划，决定从公安局的小门进去，把抢到的枪枝转运到林业局三楼。晚上7点30分各单位人员要到齐，8时统一行动。当晚，钟乃明找韦石到县监委办公室谈话，吕广盛找廖锡祺到县人委谈话，杨诗庆由单位安排去值班。参加抢枪行动的人员有：陈福寿、吕志、陈流、吴德儒、吴毅、黄金湖、朱和基、谢瑞英、谭镜勋、吕学荣、李里明、陈光辉、梁家信、陈岳华、梁宗超、蓝廷均。学生方面的刘傅达福/富、谢庆南、吴兆广、谭俊才、吕仕超、潘洪波、林汉源、江善玉等几十人。人员集中后开了个短会，吩咐按原计划行动。随后，吕志便带队从公安局的小门进去，上到三楼见到万春富、丘祖才，万、丘说：“已经布置好了”，大家即往枪库走去。江善玉用斧撞开枪库门锁，大家即拥上把200多枝长短枪和一批子弹搬走，运回林业局三楼，然后登记分发到各单位“红联”组织，并将较好的两枝短枪分别送给刘汉华（副县长）、陈荣渠（抓促指挥部委员）。“红联”人员抢到公安局的大批武器后，即占据了粮食局、税务局、招待所，把这3个单位的的墙壁互相打通，并设立了“红联”指挥部，控制了陆城的中心街道。
元月24日，“造反大军”派人员在陆中三楼“造反大军”据点召开委员会议。黎斯达、林振忠、吕超权、张宝新、李英中、黄荣熙、陈裕光、林炳生、黎福龙、宁家蕃、李端祥、马进朝、苏荣雄、罗仕华和林耀文等人参加。会议针对“红联”夺了枪并占据陆城制高点，各机关单位纷纷封门闭户，修筑工事的状况，商议应付的措施。经过到会委员的讨论研究，作出了几点决定：①“造反大军”以陆中为据点，但要实行“守片不守点”的策略。要把东到万丈河、西到农机站、南到一小、北到火车站这一带控制起来。这样陆中就不会成为孤点，且粮食盐油诸问题都得到解决。对陆中校内各个缺口及崩塌了的围墙，要立即进行适当的加高和修补，以利于防守。②制造自卫武器，由沙坡“反防联司”负责制造。排灌站制造手榴弹壳，以供陆中“革联”装配成品。农具厂的部分机床应运来陆中。③在陆中据点内设立一个医疗室，医疗室的设备，由人民医院“造反大军”派人员搞来。④沙坡“反防联司”应做好增援的准备工作。同时要与工总滑石矿大队密切配合，武斗一打响，即行抢夺滑石矿库存的枪枝弹药。如未打响则不能采取轻率行动，以免引起大武斗。⑤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外援，要力争各地支持“4·22”的造反派组织提供武器以应付急需。⑥为稳定军心，吓虎“红联”组织，由张宝新起草一个“公告”，说是“造反大军”将要使用一种威力很猛的新式武器，要人们撤离“红联”据点300公尺以外。散会后，大家即按会议决议行动，由于农具厂的工人不同意，农具厂的机床没能搬到陆中来。林耀文到化州的新华农场；马进朝、吕超权、张宝新、谢海如等人先后上南宁到“4·22”指挥部，广西工总，西大、医学院等单位；黎斯达到红山农场；罗桂荣到古城等地活动，到处联系，以寻找枪枝弹药或摸武器的底子，但都没有搞得到。排灌站制造出一批手榴弹壳，搬到陆中四楼供“造反大军”人员装配成手榴弹。
元月下旬、黎斯达、林振忠带领“革联”学生抢了陆中高、初中部的化学药品硫酸、硝酸、酒精、水银、广播器材等物及陆中卫生室的药物一批。黎斯达、陈玉、李家爽、陈宗礼4人又坐单车到乌石中学撬门抢了学校的硝酸、水银、酒精、重水等物一批。还到良田中学抢了高锰酸钾、氧化汞各一瓶。沙坡的“造反大军”人员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武工队，队长陈裕光，在林炳生的带领下，2月初抢了龙湾公社炸药72斤，子弹6发，在沙坡大米场秘密制造手榴弹，还到陆川滑石矿，沙坡供销社偷了一些煤和木炭，作制造武器的燃料。人民医院的“造反大军”人员也试验用化学药品雄黄、氯酸钾、酒精、水银、硝酸、红磷等制造爆炸器材，准备供武斗时使用。
2月3日，栟冲水库被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破坏，造成堤坝崩缺，受害有清秀、六平、马坡三个公社（大队），冲毁房屋192间，作物2172.1亩，桥梁12座、水陂5座，冲毁集体及私人财物一大批，损失约50多万元。事后，策划破坏水库的主谋黎世雄被定为反革命破坏罪而被处决，其他同案人员也被分别判刑。
2月上旬，人民医院“造反大军”人员汪振文、刘殿凤、林科英等人把3箱药物，医疗器械和急救包运到陆中“造反大军”据点。中旬，汪振文、丘允谦、牟启堂等人送了一箱急救包到酒厂门口交给博白“4·22”人员梁萍带回博白。下旬，“造反大军”负责人黎斯达带4名学生到人民医院搬水泥1箱（制造炸弹外壳）、药物3箱、木炭几百斤回陆中“造反大军”据点。
3月3日，县武装部根据1967年12月中央关于对公、检、法实行军管的决定，成立陆川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方希俭（武装部军事科长），副主住陈超富（武装部助理员）。领导干部有陈伟铨、刘坤、罗建光、罗秀成、万春富、陈瑞球、温达文等。张有明负责办公室工作，工作人员有4人。
3月4日，玉林军分区召集各县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到玉林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解决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要求两派各派出10名负责人去参加。“红联”派了陈福寿等10人，“造反大军”只派了李端祥、吕超权、罗立新、刘殿凤、姚振链、李春光、黄福权等7人参如。到3月10日前后，县内各单位纷纷实现了联合，成立了革委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单位的“造反大军”派群众纷纷交出“造反大军”袖章、派旗等，“造反大军”负责人讨论认为这是人武部借机吃掉“造反大军”派，于是在10月12日以“造反大军”的名义，发了一张“命令”叫人带到玉林学习班，限令参加学习班的“造反大军”人员在24小时内回到陆川。两派参加的学习班遂不欢而散。
3月9日，县采购经理部第一个成立革委会。3月11日县电影公司、3月15日县药材公司、县人民银行等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3月17日城厢、米场、平乐、大桥、乌石、良田、清湖、古城等区成立革委会。沙坡区由于受到“造反大军”人员的干扰、冲击，到19日才成立革委会。
3月18日，县人武部根据1968年初自治区革筹提出的：目标向前方，3月份成立革委会的号召，召集“红联”和“造反大军”两派组织头头到商业局会议室谈判，协商召开陆川县“三代会”，以便成立陆川县革命委员会。
3月19日，“红联”和“造反大军”两派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参加“工代会”的代表名额：“红联”250名；“造反大军”150名及两派联合筹备“工代会”、“农代会”“红代军”（简称三代会）的召开。
3月20日，由于两派群众对代表签订的协议提出了一些意见以及“造反大军”派对“农代会”的代表名额问题提出异议，县人武部开会作了研究，宣布协议无效，“红联”组织也以“三代会”由两派召开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为由宣布取消协议。接着县人武部决定撇开“造反大军”，召开以“红联”为主的县“三代会”。3月21日“造反大军”得知武装部的决定后，也开常委会研究决定单独召开“三代会”，形成了同时召开两个“三代会”的局面。3月22日，县人武部主持召开的县“三代会”在旧会场开幕。参加会议的有1400多人。当日“造反大军”召开的“三代会”代表也陆续到原为接待站的“造反大军”驻地报到。3月23日，晚饭后，“红联”代表几十人来到“造反大军”驻地和“造反大军”代表辩论并发生冲突，“红联”代表越过“造反大军”头头黎斯达用石灰粉划定的警戒线，“造反大军”人员把对方推出界外，“红联”代表一拥而上冲入警戒圈内，双方推拉扯打，并用石头、瓦块乱打，当双方人员逼近“造反大军”据点时，“造反大军”门卫周炎坤怕本派代表吃亏，慌急中朝天打了一枪，以示警告。双方代表及围观群众即四散走开。当晚，武装部召开紧急党委会，作出了四点决定：（一）“造反大军”召开的“三代会”是不合法的。武装部不予支持，就要他们解散；（二）要把“造反大军”的枪枝收起来，运回原单位；（三）“造反大军”带来的公款要如数带回，不得使用；（四）“造反大军”的“三代会”代表可能混进有四类分子，要清理出去。会议还讨论决定：如果“造反大军”继续开会，挑起武斗，便是破坏新生政权，要进行打击。武装部制止不了，就由“红联”自己解决，如果要动用民兵和武器，人武部就请示上级批准。
3月24日早上，县武装部秘书黄斯鸿把“造反大军”成员李端祥叫到电影院宣布武装部的四点决定，要“造反大军”组织立即照决定贯彻执行，否则后果自负。李端祥回去传达还未执行，“红联”代表刘傅达富、吴兆广便带领一些人再次到“造反大军”驻地要求辩论。“红联”武装人员在招待所一边严阵以待，辩论中，“红联”副总指挥刘傅达富朝空中打两枪，两派的人各自退回驻地，接着“红联”的武装人员一齐向“造反大军”驻地（“文革”接待站、铁器社）开枪射击，打数分钟后，不见“造反大军”还击，便停下来。12时左右，“红联”的学生代表陈慰松在“红联”代表驻地（招待所）二楼梯，被本派人的枪枝走火，打伤头部。有人说是“造反大军”打伤的，武装部支左人员陈英精即回武装部汇报说：“‘造反大军’开枪打伤县‘三代会’代表，差点我也没命了”。武装部党委在没有查清原因的情况下，当即召开扩大会议，王岐山、钟振华、宋学仁、李光仁、周国会、沈生华、方希俭、齐喜荣、黄斯鸿、陈英精到场参加，会议由王岐山主持，陈英精汇报情况。在会议讨论过程中，由于对定性和动用民兵、武器弹药的事没有把握，决定叫值班员林为鸿挂通电话，由人武部领导向玉林军分区领导作了请示，并把人武部商议的措施作了汇报，得到的答复，同意定为：“政治流血事件”；同意调动民兵动用武器弹药。于是，会议作出决定：1、定性为严重的政治流血事件，理由是“造反大军”先开枪打伤“三代会”代表，打解放军，破坏“三代会”，破坏革命委员会成立；2、决定平乐、米场、乌石、大桥、城厢等区的民兵进城，对“造反大军”实行攻打，由方希俭具体负责；3、对“造反大军”进行政治瓦解，由黄斯鸿执笔，沈生华修改发表“公告”和《紧急呼吁》；4、武装部少出面，由武装部长王岐山、副部长李光仁与地方领导及“红联”头头联系，由他们出面动员攻打；5、要求武装部支左人员上县城检查督促对“造反大军”据点的攻打，还决定派方希俭找一个合适的地点与“红联”头头开会研究一下具体的做法。会后大家即分头行动。下午2时左右，县武装部方希俭、县领导刘汉华、 陈荣渠、“红联”主要负责人吕广盛、刘傅达富、陈福寿、吴兆广、梁宗超、吕学荣、谭镜勋等30多人集中到县粮食局开会，由吕广盛主持，陈荣渠在会上说：“‘三代会’是经过地区批准召开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政权，广大干部社员热烈拥护，但是阶级敌人对新生事物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干扰破坏，成立民办政权来对抗，打伤‘三代会’代表，经请示军分区批复，属政治流血事件。为了把这一仗打好，必须有计划进行……。”刘汉华说：“不管花多少钱财，都要想办法解决，经费从财局开支……”。方希俭重复强调说：“我们要千方百计把‘三代会’开好，成立革委会，但敌人很猖狂，希望大家动员起来，狠狠地打，我们支持。如果力量不够，就调民兵来……”。随后研究决定成立作战指挥部，总指挥李文成，副总指挥陈福寿，下设前线指挥部，由吕志、吕学荣负责；电话指挥陈流；爆破组组长张寿勋、刘傅达富；突击组组长吕志；军需李里明；后勤谭镜勋、李尧生；宣传鼓动吴毅、黄荣亮。会议结束后，指挥部的人员回到作战指挥部具体研究兵力部署问题，决定由平乐民兵防守牛圩坡，防备博白等外来增援；米场民兵防守电影院；城厢、乌石民兵守卫铁路西面；大桥民兵防守铁路桥底，防备据点内的“造反大军”逃走，正面由“红联”武装人员担任主攻。部署完毕后，即通知有关区武装部人员打电话调民兵来，下午3时左右，“红联”副总指挥刘傅达富把在街上理发的“造反大军”成员刘建良抓到，当众开枪杀死，开创了陆川第一个乱杀人的先例。对此，县武装部也不予追究。下午4时，“红联”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与民兵配合，向“造反大军”驻地开枪、开炮攻打。而“造反大军”仅有5支枪，49发子弹，在强大的炮火和高音喇叭的政治攻势下，有几十名“造反大军”代表离开驻地按“红联”指定的路线出来后，被“红联”当作俘虏抓到招待所关押，不出来的当晚陆续逃走，晚上“红联”弹药不足，武装部军事科长方希俭带领“红联”人员到武装部领取子弹、炮弹10多箱。3月25日，“红联”继续对“造反大军”据点攻打，县武装部又用电话通知各区派民兵守卡，搜捕“造反大军”外逃人员。中午，参加“造反大军”召开“三代会”的米场南中小学校长林德权、米场中学15岁的初中学生姚裕新及乌石中学教师刘载云在米场新民被民兵抓获，下午，在米场武装部部长俞培才及米场区干部罗伯权的指使下，米场武装民兵黎景球、李方全、余日成、林庆球、黄武盛、李庆光等十多人，把林德权、姚裕新、刘载云以解上县城为名。当到达米场卫生院的公路边时，即以逃跑为借口，开枪把林德权、姚裕新打死。刘载云逃到五柳被民兵抓获后也被开枪打死。清湖区接到方希俭的电话后，区武装部及区领导万永强、江荣辉、冯善松等人，即布置民兵抓到20余名“造反大军”人员，连夜用车送上陆城，第二天晚上，在方希俭的示意下，万永强、江荣辉、冯善松等人即布置民兵余明运、廖大光、丘志才等把拉回公社的宋((、吴((、蔡((、丘祖传、谢((、陈((等6人以送回家为名，在途中杀掉。“造反大军”秘书吕超权带着“造反大军”的大印，当晚逃出据点后，在城厢区风淳公社坡子房被守卡民兵抓获，区、公社干部沈友均、占志文、占俊松、占俊球、沈瑞坤、沈瑞平、沈英、陈毓聪等人，即开会研究，一致通过要把他们杀掉，经打电话请示过区武装部后，当晚沈瑞坤带了沈英、沈旭等人将吕超权解到石脚路杀掉了。“造反大军”人员苏荣雄、黄福权于24日下午，逃到米场沙湖街，被民兵捕获，经请示陆川“红联”指挥部得到“就地处理”的电话答复后，严瑞琪、朱久勋等人即商议如何下手的问题，25日朱久勋便布置民兵营长江达贤带领民兵把苏、黄二人押出馒头岭枪杀了。“造反大军”作战部长林振忠于21日出发往区革筹委汇报陆川两派各自召开“三代会”的情况，25日下午，林振忠从南宁回来，刚下火车，便在陆川火车站被“红联”民兵抓往招待所关押，当晚被“红联”人员解出旧市场桥头用刺刀刺死。
3月26日早上，“红联”武装人员冲进“造反大军”驻地时，才发现里面已空无一人，围攻便告结束。
县“三代会”选举县革委委员，共选出革委委员38人，常委13人，成立了有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领导干部三结合的县革命委员会，革委主任杨志庆（县委书记）。第一副主任王岐山（县武装部长）、副主任陈健（原县委副书记）、刘汉华（原副县长）、钟振华（县武装部政委），常委李光仁（武装部副部长）、陈荣渠（原组织部副部长）、钟德元（原人事科副科长）、张祖琪（原交通局副局长）、林瑞清（原教育科副科长）、吕广盛（原监委监察员）、巫德椿（原县长）、委员：周国会、宋学仁、沈生华、方希俭、林丛、林进坤、谢金辉、梁宗超、陈福寿、吕仕超、蒋坚、陈志文，吕世斌、陈文华、吕桂清、俞培才、杨昭峰、钟文瑞、周传礼、梁惠娟、林玉华、阮进华、阮文军、周振权、伍俊琪、朱和平、罗桂生、周玉英、陈兰英、张永桂、戚基泉、江碧春、王秀、戚春梅、潘成、陈国盛、原县委副书记陈勇、范治华、副县长抓促挥指部副主任李忠铭没有选入革委委员，当日下午，谢庆南、吴兆广等人带数名学生到县委把监委副书记周履光抓到招待所关押。晚上7点多钟，县城各单位负责人，“红联”头头和各公社武装部长集中到商业局开会，研究部署第二天成立革委会和处理“俘虏”的问题，到场的有刘汉华、陈荣渠、陈超富、谢金辉、陈福寿、吕志、吕广盛等五、六十人，会议由陈福寿主持。刘汉华在会上总结了“3·24”事件的情况，表扬了参战人员，并说：“这是一次政治流血事件，我们采取革命行动是必要的，现在革委会将要成立，要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抓到的这些人要进行处理。对这个事件，大家在宣传上要统一看法，统一口径”。会议中当与会人员提出要干掉几个“造反大军”的“坏头头”时，吕广盛征询陈超富的意见，陈说：“这是你们群众织组/组织的事，由你们处理就得了”。随后与会人员纷纷提议要杀的对象和杀害的方法，但没有具体确定下来。散会后，陈福寿、吕广盛、吕志、陈流，李里明、谭镜勋、吴兆广、张寿勋、谭增康、吕宗广等十几个人来到招待所楼下一个房间具体密谋杀人的事宜。会议由吕广盛主持。经过商议，决定把周履光等8人杀掉，并决定用炸药把尸体毁掉，以造成炸地洞炸死的假象。当晚11点多钟，周履光、丘勒尔、刘世、丘泽、万林、温家雄、李玉珍、卢延德8人被参加招待所会议的人员及民兵梁家信、黄金湖、谢瑞英、徐伟南、周绍茂、杨昭峰、吕肇端、许赞武等二、三十人押至“造反大军”据点的铁器社门口集体枪杀。围观的“红联”及民兵还纷纷涌上朝尸体开枪。随后尸体又被拉近堆放上炸药包炸得血肉横飞。
3月26日晚，军分区按照武装部的请求，派了独立营一个排武装人员来，方希俭亲自迎接，因攻打已告结束。第二天在大街游行示威后，即开回军分区去了。
3月27日，在陆川中学大操场，召开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参加庆祝会的约1万多人，是历年来没有过的。
当日，县革委、县武装部联合发出“第一号命令”。这个命令有严重派性，对“3·24”事件颠倒是非，错误定性为“严重政治流血事件”。对“3·24”事件的杀人者不予追究，还得到重用。所以，命令发布后，不但不能制止乱抓乱杀人，而且更为严重，就在命令发布的当天，孕妇吕朋珍在医院后门公路旁被杀害。
3月28日，县革委会和县武装部在旧会场召开追悼会，把在攻打“造反大军”时，自己炸死自己的钟惠先作为烈士追悼，机关干部职工列队送葬，还发给比烈士高得多的抚恤金。
在“3·24”事件中，县直和各公社被杀害的人数：县直27人，米场10人，清湖30人，温泉20人，平乐2人，大桥4人，沙坡8人，乌石2人，良田3人，古城2人，合计被杀害109人，受牵连人员1万多人。县人武部共调动民兵1000多人参与对“造反大军”的攻打和守卡围捕，动用百货公司雨衣、毛巾等物资价值2680元。“3·24”事件大开杀戒不但没有受到上级的处理，不少在捕人杀人中表现“出色”的人员还被提到各级革委会充任重要职务。直到今天，“3·24”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还未得到任何处理，仅是对其中的一些直接参与杀人者作了处理。
“3·24”事件发生后参加“造反大军”组织的人，怕挨杀死，纷纷逃离陆川。“造反大军”的常委黎斯达、李端祥、林炳生等人，逃到南宁展览馆后（广西“4·22”的大本营），又和逃到南宁的人组织了“陆川‘造反大军’死落剩兵团”，继而成立“广西4·22陆川造反大军临时指挥部”，由黎斯达任临时总指挥，核心成员有李端祥、林炳生、陈裕光、谢海如、马进朝。分工李端祥、谢海如负责宣传，陈裕光、马进朝负责武卫，林炳生负责生活。由黎斯达、李端祥、谢海如搜集整理陆川“3·24”事件的部分材料，由黎斯达、李端祥、林炳生3人组成控告团，先后两次到北京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接待站上告，并把材料复写分发中央领导。1968年元月间，黎斯达、林炳生在武汉会见了林成贵、谢用升等人，又组织一个所谓“桂东南小组”，黎、林两人伙同武汉锅厂的卢兴全等10多人到武汉向阳旅社，把陆川供销社采购员丘奎邦、赖志光两人绑架拷打，抢走了现金200多元，粮票50多斤。后黎、林又伙同武汉民族学院的一批人（广西逃去的）到旅社抓走陈兴华、林文元两人，进行搜查和审讯，抢走陈、林两人现金170元，粮票63斤，旅差费汇款单700元（后来实际领230元），手表1块，并把4人关押在锅厂10多天，两次抢款，黎斯达分得60元（在“处遗”前1971年间已赔退）。
4月10日上午，县革委会召开附城机关、厂场、学校干部群众大会，县革命委员会委员、武装部副政委宋学仁作报告。号召“三忠于”活动和“革命大批判”，全县干部、职工、群众上班（出工）前向毛主席请示，下班（收工）前向毛主席汇报，食饭办大事，出工撑毛主席像、语录牌。见面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路边、村边、屋边写毛主席语录，机关单位和农村绣毛主席像，大门、小门写上“公”、“忠”二字。这时，良田中学的学生勒索靠边站的学校领导和教师何德钊、刘建玲等同志出钱给学生买毛主席像、语录装饰教室，这个班去要了，那个班的学生又去要，不给的，就被拉去批斗，教师陈之槐工资低，负担重，拿不出钱给他们，就被拉去斗打。
4月21日至27日，召开县革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不突出政治，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等，通过了“关于在全县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定”，要求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在3、5年内把陆川建成“大寨县”。号召各生产队学大寨评工记分形式，自报公议结合，1月或1季或半年评一次工分，对原来按劳动质量、数量记分的办法指责是“不突出政治，金钱、工分挂帅”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
4月20日，县革委保卫组副组长、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县革委保卫组副组长陈伟铨参加玉林专区革委和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回来，即向县革委主任杨志庆和人武部副部长周国会，李光仁和县革委副主任陈健等领导汇报传达地区军管会议精神，并研究贯彻措施。①决定23日召开县军管会议贯彻，各区来革委领导、武装部长、公安员各1人。②定出了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名单。③成立工农纠察队，县120人，农村60人；机动连2个，县100至150人，区30人，脱产的公社武装民兵15人，集中公社住。
4月23日，县军管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是公社革委领导1人，公社武装部长和公安员各1人，传达4月18日至20日地区军管会议精神。会上军管会主任方希俭传达时说：“这次会议是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会议，对阶级敌人要主动进攻，坚决打击，刮八级台风不够就刮十二级”。方还插例说：“玉林南江有个小偷被群众杀掉了，这就是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好得很。我们也要发动群众，采取群众专政的办法，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并要求回去立即把会议精神迅速传达到大队，在“五一”节前做出成绩来。会议后各公社分别召开公社干部、大队支书或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及社直机关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布置刮台风杀人。26日便出现乱杀人，29日杀人达到高峰。城厢公社召开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及下乡的公社干部会议，部署杀人。会议由武装部长占树良主持，革委会副主任谢炳新传达，参加会议的公社领导有革委主任宁俊昌、宣传委员冯立叔，组织委员李佩膺，武装干事罗立信。会议不仅布置刮台风杀人，而且公社还派出纠察队，协助大队杀人。纠察队员林正辉、吕宫仁、吕育新、吕桂清、杨诗海参加温泉大队杀人会议，会后，吕渭光（系党支书）和纠察队吕宫仁、林正辉押解吕纪和、吕镜才到温汤桥头枪杀，梁拍成（大队长）、杨诗海、吕育新、吕桂清押解李猛、黎焕南、孔祥其、陈世坤到党校门口枪杀。全公社队队行动，共枪杀86人。米场公社回去召开会议贯彻，会议由俞培才（武装部长）主持，梁家祺（革委主任）传达。会后，在4月29日集中米场街游斗，游斗中在街边枪杀16人，旺荐大队在4月28日、29日两天枪杀14人，其中林承业、林承聪一家被杀5人，仅剩下2个小孩逃脱，才幸免一死。全公社共杀害了85人。马坡公社贯彻县刮台风会议由革委会主任丘茂球主持，公安员陈一春传达，武装部长陈昆荣补充说：“现在主要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县的命令，不能违背，谁不执行谁负责，追究谁等等”。会后队队行动杀人，全公社共杀71人，其中新山大队枪杀14人。平乐公社4月28日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公社干部有蓝春桂、林永、李庆隆、李德成、陈坚、罗飞、王本贤、杨厚瑞、陈福谋、张金进、黄文林、黄才元。公社武装部长李庆隆主持会议，革委副主任林永传达，革委主任蓝春桂作了部署，会议强调了杀戴帽的“四类分子”，并要报公社审批，对六凤大队在会后还留下来单独做思想工作，结果这个大队枪杀11人，平乐大队是干部研究提名，贫下中农代表讨论通过，然后敲锣打鼓，把要杀的人拉去杀掉。全公社枪杀61人。沙坡公社4月28日召开革委常委会，29日贯彻到大队和社直机关，参加公社常委会的有：宁春光、甘琼瑶、梁茂权、卢世玉、吕全、卢秀南、林孝成、罗德甫、陈瑞华、陈祖燊。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宁春光传达了方希俭的讲话后，进行讨论，定下了五条：（1）29日召开大队干部会贯彻；（2）刮台风原则上由宁春光负责；（3）纠察队由罗德甫安排；（4）刮的对象是现管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5）按县统一布置的时间，4月29日晚进行。同时，还定出了专政对象的名单。39日的大队干部和机关头头会议，由宁春光主持，甘琼瑶传达，最后宁春光总结时说：时间要快，任务要完成，在今晚12时前完成。各大队领了专政对象的名单回去，当晚队队行动枪杀，全社一夜就枪杀了100人。大桥公社副主任陈瑜，在县开会回去的当晚，就向公社革委汇报，到场听取汇报的有陈志明、余明学、沈集群、徐汉球、李志昌、李仕明、赵德荣。4月26日早上按县的布置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公社参加会议的有：陈志明、陈瑜、徐汉球、余学明、沈集群、李志昌、刘荣、李茂春。会议由陈瑜主持，谢振琴传达，会上要求各大队找出立场坚定，斗争坚决，旗帜鲜明的5至7人成立纠察队。行动快的稔坡大队在散会回去的26日晚上，就枪杀了刘俊生、刘平、陈树德3人。接着28日晚又枪杀了6人，全公社共枪杀88人。乌石会/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公社干部有朱和平、谢启牙、彭际达。谢启才主持会议，朱和平传达时讲：刮十二级不够，就刮十三级，各大队研究有那些坏人，将名单报公社，会后各大队都行动杀人，全公社共枪杀39人。良田公社在派出所罗裕民房间研究贯彻县军管会议，主持人庞玉成，参加会议的有蓝培明、庞玉成、吕鹄飞、罗裕民、陈庆云、黄理平，会上决定分3个片贯彻到大队。蓝培明、罗裕民去滩面片，吕鹄飞、黄理平在中间片，庞玉成、陈庆云去车田片。会后队队行动，全公社共枪杀78人。清湖公社李英增、刘德谦、万永强参加县军管会议回去后，于27日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贯彻县军管会议精神，有刘德谦、万环强、李英增、蔡胜明、余永芳、林培英等公社干部参加。会议由万永强主持，刘德谦传达，会后，各大队都行动，全公社共枪杀50人。古城公社梁纪海、谢育华、谢可仁、谢玉祥参加县军管会议回去后，分别召开社直和大队干部会进行贯彻，谢玉华向公社社直干部传达，谢可仁在大队干部会上传达，会后，良村大队枪杀22人，六因大队被杀害17人，清耳大队杀16人，八角、北豆两个大队也分别枪杀了15人。全公社共枪杀了106人。县城在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副主任陈超富部署下，于4月29日下午由直属班长吕志负责召开纠察队直属班成员会议，参加的人有：谭增康（副班长），张寿勋、陈光辉、陈岳华、吕学荣、陈德鋆、池福莲、亚福（吕建基）、冯伟仁、林延坤、伍秀娟、蓝俊英、陈玉群、吴德儒、谭镜勋、吴毅、肖纪琼、陈绍峰、李玉标。会上县武装部副部长周国会、县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讲了清查户口的重要意义，并解决了分工问题。接着，在档案馆召开重点单位的头头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吕志、吴德儒、周绍茂、温汉泉、朱和基、罗国南、陈岳华、李里明、谢瑞英、黎立、陈福寿、谭增康、吕宗广、吴兆广、刘傅达富、池福莲、李伟仁、傅锦章、陈流、吕广盛、吕学荣、李尧生（或李永良）、黄琼光、李志敏、陈志成等。会上吕志说：“召集你们来开会，是军管会部署的，各公社刮台风，前几天已布置好了，县城今晚也要刮十二级台风，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你们各单位有那些坏家伙，今晚要专政的，把名单报上来，交军管会审查”。报了要杀的名单后，吕志说：“名已报了，我转交县军管会审查，今晚8点你们仍到这里集中，统一行动，晚上行动的汽车由陈流和陈绍峰联系。会后，吕志把名单交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审查。当晚的档案馆杀人行动会议，有枪的人都参加，到会的有七八十人，有的是机关干部、职工，有的是学生，有的是纠察队。其中主要的有：吕志、陈流、谭增康、黎立、吕宗广、吕宗炳、黄琼光、李志敏、傅锦章、陈志成、陈岳华、罗国南、冯伟仁、吴忠邦、池福莲、吕学荣、梁宗超、陈光辉、张寿勋、刘傅达富、周绍茂（纠察队长）、温汉泉（纠察队指导员）、李里明、吴兆广、刘坚、吴德儒、陈玉群、陈义光、朱和基、冯德成等。吕志主持会议。会后不久，吕宗广送来军管会陆城镇派出所李汉升开列的要杀的街上居民名单。最后吕志说：“今晚统一刮台风，10点钟全县城戒严，大清查，这是军管会统一布置的，全城划分北街、南街、万丈三大片进行，我本人负责万丈片，吴德儒负责北街片，谭增康负责南街片、花果山和猪场的右派由李伟仁、傅锦章负责处理”。会后分头出发，吕志带领李里明、罗国南、张寿勋、吕学荣、朱和基、冯德成、吴忠邦和一些学生、纠察队把金若平、何异辉、庞伯泉、刘少峰等干部、职工押到万丈黄泥城脚的一个山窝用绳子勒死。纠察队长吴德儒等人抓得的居民学生钟允飞、何龙、吕清心、杨宗生、杨德伦、蓝志清、林武雄、林武祺、林忠柱等9人用汽车拉到长河龙塘铺崩岗坑用刺刀刺死。谭增康、黎立、温汉泉等人在北街捉到陈志明、吕伟才、覃生后押到欧阳山杀死。陆川中学教师陈作才，4月29日上午，被塘候大队民兵捉到陆中，把陈捉到校门口球场枪杀后，下午吴仁焜、吴兆广、陈树明、谭俊才、谢敏贤、谢庆南、江善玉、林汉元、万家福、罗福祥、李继芳等人，在香花木根研究如何处理尸体问题，会议是吴仁焜主持，吴兆广提出由揪出靠边站的教师吕浪、吕泉、吕玉崑、周耀磊4人抬去埋，同时把这4人一起干掉，吴仁焜表示同意，会议决定由江善玉、林汉元具体负责处理，散会即分头准备行动，在4名教师抬陈作才尸体去埋时，江善玉、林汉元、陈德洪、陈文华、陈文彬、陈玉华、钟育金、杨天武、吕志明、万家福、罗福祥、谢庆南等20多人持枪押送，到原武装部背后山窝，待把埋尸的坑挖好后，持枪的人便开枪把埋尸的吕浪、吕泉、吕玉崑、周耀磊4个教师杀死，同埋一坑。全县城被杀害的有50人。
4月29日，米场中学的丘福隆、丘敏隆、丘宗然、吕安松、庞济时等5名教师被杀，是米场公社武装部长、革委主任俞培才示意，该校学生黎明（学生会主席，“红联”派主要负责人）杨育泉（“红代会”副主任）、林桂（“红代会”主任）、黄勉昌、杨承林、谢毅华等人提名，交公社武装干事黄志生、罗伯权，由黄、罗两人通知纠察队集中。俞培才布置任务时说：“纠察队捉到人交南中大队民兵看守，由学生枪杀”。接着，罗伯权打电话同米场中学教师、校革委副主任吴启松联系，了解上述5名教师在不在校的情况。得到肯定答复后，当天下午3点多钟，吕振元带领10多名纠察队员闯入米场中学，由吴启松指点，把丘福隆等5名教师捉到南中大队，交民兵杨承芬、梁振龙看守。当晚7点钟左右，黎明带杨育泉到“红代会”办公室与林桂、黎伟泉、黄勉昌、谢育华、杨承林等人商量，确定由黎伟泉、黄勉昌、谢毅华、杨育泉、杨承林去执行枪杀5名教师的任务。黎明和林桂在校主持批斗叶芬校长会议。9点钟左右，黎伟泉、杨育华、黄勉昌、谢毅华、杨承林在民兵杨承芬的带领下，借口把丘福隆、丘敏隆、丘宗然、吕安松、庞济时5名教师上送公社，当押到米场蚂蝗河桥头时，杨承芬喝令5名教师一字形跪下，杨与黎伟全等5个学生一起开枪，把丘福隆等5名教师打死。
古城公社北豆大队小学，仅有4名公办教师，“4·29”事件被杀死了3人，被杀的罗明经同志，是罗福南烈士唯一的儿子，其父罗福南烈士，解放前是地下交通站长，被国民党抓去杀害，遗下母子2人，仍继续支持革命，罗明经因“文革”中参加“4·22”组织，被惨遭杀害后，罗母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从4月26日至29日，几天时间，全县共杀害814人，4月30日后至5月初，仍继续杀死100多人。29日那天，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被害者的尸体，这就是骇人惊闻的“陈尸百里”的陆川“4·29”事件（见县“处遗”“4·29”案卷之二）。事件的主谋者，原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和公社武装部长占树良、俞培才、陈昆荣、宁春光、吕鹄飞、刘德谦、谢可仁。原平乐公社革委会主任蓝春桂、县直机关的吕志、陈流、黎立等人，在“文革”“处遗”中已逮捕法办，判刑劳改。
4月下旬，为了进一步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的需要，在“红联”专案组的基础上，成立陆川县人武部第三办公室，1969年4月改名为“县革委第三办公室”。
“三办室”由支“左”人员、造反派骨干和所谓“革命领导干部”等人组成，属县人武部和县革委政工组双重领导。由县革委副主任、政工组副组长刘汉华，县人武部副政委、县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宋学仁分管，县革委常委、政工组副组长钟德元，县革委组织组组长陈荣渠、副组长吕广盛参与领导。“三办室”专案人员由原“红联”专案组的成员增加部分造反派骨干。“三办室”的具体负责人，先是沈生华（县人武部党委委员、政工科长，任期从成立至1969年1月），继后有彭宗贤（县人武部副科长，任期从1969年1月至8月），高庆芳（县人武部参谋，任期从1969年9月至1971年），邓启富（县人武部科长、县革委组织组组长。任期从1971年至解散），丘成端（县人武部助理员、任期从成立至1969年10月），钟乃明（县监委秘书），在“三办室”工作的县武装部人员还有林楚坚（县人武部助理员，任期从1969年11月至1972年12月）。钟乃明主管办公室日常工作，苏德南、吕春南管公章。“三办室”下设四个组：1、定案组（原名专案组），组长前期是丘祖才，后期是宁德俭。组员有20人。2、清查敌伪档案组（又名清档组），组长范洪风，副组长谭焕琨（后是李永光）。组员有26人。3、“101”专案组（又名揪黑班子专案组），组长丘成端、副组长丘祖才。组员有9人。4、“606”专案组（又名审查地下党专案组、清查敌伪破坏地下党事件专案组），组长何志明，副组长陈祖升（后为李茂荣）。组员14人。此外，各公社还设有专案组，负责人由公社革委副主任或常委担任。公社革委专案组共84人，配合县“三办室”的工作。各公社负责人名单如下：
城厢沈集祥、米场杨福成、马坡陈德成、平乐吴桂兴、沙坡梁茂权、大桥李志昌、乌石谢启才、良田陈明山、清湖江瑞峰、古城廖信昌。
“三办室”成立后，县直各机关单位、学校也普遍组织专案组，共107人参加。“三办室”接管了原“红联专案组”的调查材料，对一些尚未结案的案件继续进行审查。1968年4月间自治区革筹小组派人来陆川了解“3·24”事件发生的经过，县人武部政委钟振华、副政委宋学仁、政工科长沈生华等与分管“三办室”的县革委副主任刘汉华，组织组副组长吕广盛共同策划，去串联造反派骨干吕桂清、梁宗超、吴兆广等人搞统一口径，谎报情况，同时布置县“三办室”、公、检、法军管会共同组成调查组，于1968年10月24日写了《关于陆川“3·24”政治事件专案材料的调查报告》，上报玉林军分区“三办室”，在《报告》中，歪曲事实真相，说“造反大军”暗杀队长马进朝拿枪打伤县“三代会”代表，“3·24”政治流血事件……是“4·22”陆川“造反大军”有计划、有阴谋的政治流血事件，也是有走资派在幕后指挥挑起的事件，……陆川“造反大军”召开民办“三代会”的幕后指挥者是走资派原中共陆川县委监委副书记周履光。对陆川“造反大军”进行政治陷害。致使不同观点的一派群众被当作“反革命”挨批斗、判刑甚至杀害。因这一事件被县军管会判刑的便有林耀文、李端祥、林炳生、汪振文、杨桂明等人。
1968年11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错误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县委为了找出刘少奇在陆川的代理人，县“三办室”便捏造材料，向县委常委汇报，常委便决定把李忠铭（原副县长）、吕石图（县委农村政治部主任）、陈纯杰（公安局长）、罗仕杰（化肥厂厂长）、王宙（县财办主任）、罗开泰（电影管理站站长）、庞德恩（县人委秘书）陈培顺（供销社副主任）、何永钦（人民医院院长）、姜大升（农业银行行长）等10位领导干部分别定为“两面三刀的走资派”、“假党员”、“叛徒”、“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大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罪名，开除这10个人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在11月29日的附城机关党代会上，作了所谓刘少奇在陆川的代理人，从“5·7”干校捆绑到县城会场批斗，由钟德元代表县革委常委宣布上述常委决定，还将批斗会的现场拍照，在街上宣传栏张贴，广播站向全县广播，致使这些人声誉受到影响，身心受到迫害，精神上留下了创伤。后来复查，这是一起冤、假、错案。
“三办室”成立后，在原“红联”专案组调查材料的基础上，继续对地下党和老干部进行审查。1968年5月19日按宋学仁的指示，由沈生华组织，钟乃明、丘祖才具体负责把过去县“红联”专案组的假材料，不经审查就转往县外各地，仅一天就转出了43份，诬陷在外地工作的张为周、范炎勉、谭西林等陆川地下党的老同志，是“自首”或“可能自首”分子，使这些人受到迫害。1968年11月6日玉林军分区第三办公室发文，要求各县人武部“三办室”成立“606”专案组，在“三办室”的领导下开展对地下党的审查。县“三办室”，一开始就认定陆川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各时期主要成员政治面目很复杂，存在许多问题”。认为必须“深追深挖”。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便于1969年元月22日写了《关于陆川地下党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汇报材料》上报自治区和地区，报告中对陆川地下党和历届县委成员的政治面目作了错误的定性，说“历届县委成员的政治面目严重不纯，有的出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复杂，有的则是两开人物，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多半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中做官做事，与国民党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则是二流懒汉，吹大烟，不务正业的人，有的则是叛徒特务”。致使在外地工作的地下党老同志受到迫害，在1972年5月以“中共陆川县委”名义写的《关于陆川地下党的结案报告》中，虽没有否定陆川地下党的功绩，但在历届县委成员政治面目部分，对某些同志的历史进行歪曲。如：谢应昌曾任地下党县委书记，“文革”时是百色行署财办主任，在解放前当过教师、乡民代表会主席，可是，“三办室”却无中生有诬他为“伪广西行政干校上尉分队长”，林克武同志曾任地下党县委书记，“文革”时任区人委秘书长，抗战时期，林接受党组织布置，到陆川县“抗日救亡工作团”和“战教团”、“三青团”等处任职，利用这些公开职业作掩护，进行地下党的革命工作，但县“三办室”却将其任“三青团区队长”、伪桂林绥署政训科少校科员”作为政治面目结案上报。
1969年7月8日，县“三办室”为了深挖地下党内的“叛徒”、“特务”，把曾参加过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领导组织的锄奸团的人员，作为敌伪人员集训，派民兵看押，审问逼供，从刘毓彬口里逼供出了“刘一桢秘密自首的假材料，外转和上报有关单位，致使地下党员刘一贞（“文革”时任钦州专区副专员）遭长期审查、关押、批斗、殴打和抄家。“三办室”共审查了地下党老干部138人，其中省级干部1人、厅局级6人、处级2人、县科级23人、一般干部职工106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三办室”共定案193件，经后来查实复审，除二件维持原结论外，有191件属冤假错案。“三办室”所定的冤假错案，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毫无根据推翻原来组织早已作出的审查结论，把办过自首手续，但没有暴露身份和组织秘密的同志，重定为“叛徒”。如李若桐在1937年入党，1945年1月参加桂东南起义，起义失败后，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李与组织失去联系，无路可走，清乡时伪乡长李庆华逼迫其父亲，李又在其父逼迫下，以“抗日同盟会员”名义出来办了自首手续，并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也没有泄露党的机密，1946年便继续与地下革命同志联系，1948年8月再脱产参加地下革命直至解放。解放后一直参加革命工作，“文革”时是米场中学副校长。对李若桐的自首问题，1958年8月20日中共陆川县委已作了审查结论“属自首行为”，但1968年公社专案人员吴启松等与造反派对他吊打逼供，并由县“三办室”以“在‘文革’中表现不够好”为由上报县革委于1968年12月22日决定：取销1958年8月22日的原结论，重新定为“叛徒”，并于1970年2月21日给予撤销副校长职务，安排一般工作，由区级降为一般干部，工资由原72元降为43.50元的处分。
二、把凡担任过伪政府党团军政职务的同志重新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如罗德祥，个人成份教师，1949年参加工作，“文革”时任陆川中学干事，罗于1941年至1944年两次参加国民党，1945年入三青团曾任三青团分队副、区队副。1958年8月30日，组织已对其作过审查结论，“属政治历史问题”，但县“三办室”以“文革”中混入群众组织干了一些坏事为由，上报县革委于1969年2月13日决定取销1958年原组织结论，定罗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又于1969年10月6日决定对罗给予降级处分，由原工资51.50元，降为38元。
三、把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错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如罗福林，男，38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1950年参加工作，1957年入党，“文革”时是城厢公社洞心学校副校长。1952年土改时因乱搞男女关系受过处分，县“三办室”以“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罪名，认为罗“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上报县革委批准于1970年2月23日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革命队伍（党籍待后处理），回乡交给群众监督。罗惠芬，女，52岁，地主家庭出身，教师成份，“文革”前任米场供销社副主任，1939年入党，1945年因桂东南起义失败，组织被破坏而脱党，但罗自1946年春起仍积极坚持革命工作，直至解放。在1968年被造反派与公社专案人员多次批斗，滚猪笼进行逼供，要罗承认是“地主分子”。逼不到口供，找不到证据，县“三办室”仍要以“一直在家过地主生活”为名，上报县革委于1970年2月25日决定，对罗不划为地主分子，劝其退党，安排一般工作。由于错误定性，致使在县内的地下党老干部17人惨遭杀害，55人被错误定为“叛徒”、“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假党员”、“蜕化变质分子”，被残酷批斗、殴打、抄家。还受到组织的错误处分。这些冤、假、错案，直到1972年后才陆续平反纠正。
5月5日至10日，县革委召开政工会议，部署开展革命大批批/斗，粉碎“三右”（即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和开展“三忠于”运动。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革委会分管政工的领导，县直和社直单位革命领导小组分管政工的领导共100多人。刘汉华传达了军分区政委甘照寰在分区政工会议上的讲话：“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诞生了，大家要爱护、巩固这一政权。……革委会成立后，要抓三条：一、大批斗；二、巩固发展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三、抓好斗批改，……当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狠抓阶级斗争，搞好大批判，粉碎二月逆流翻案风，玉林一个伪军官写出‘身份论’，要搞三结合，为国民党、地主阶级翻案；有人提出‘三结合’要对等，今日《哥达纲领》、‘3·29’声明，是搞分裂；有人提出‘四管四训’，‘挺进敌后’，这是对我们挑战，我们要做好准备，粉碎他们的挑战，对幕后操纵者要坚决回击。如果对阶级斗争麻木不仁，就不能巩固革委会，大批判要作为主要大事来抓。”刘汉华也传达了军分区孙副政委在军分区政工会议上的讲话：“当前就是抓大批判，发动群众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同时，抓思想革命化，开展‘三忠于’活动，……要办学习班，查‘忠’、比‘忠’、表‘忠’”。并在会议总结中说：“全国各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从政治上大刮十二级台风，狠抓阶级斗争，掀起规模空前的大批判高潮，迎头反击右倾翻案分裂，中央揪出了王、关、戚的后台杨、余、傅。自治区揪出贺、霍、傅，陆川刮十二级台风，阶级敌人刮起的黑风已被镇压下去，但他们不甘心失败，仍然拋出黑命令、黑报告、黑材料，企图翻案。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坚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回击右倾翻案，大批判要与本地区本单位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如为‘3·24’翻案，农村一系列黑风等，开展大批判，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把叛徒、特务、走资派揪出来。各级革委会必须站在阶级斗争前线，从政治上、思想上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形式可多种多样，学习班、大小会议、批判专栏、人人口诛笔伐。县革委决定举办学习班，练训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委员、区革委常委、县直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大队革委正副主任和已解放的领导干部，从5月12日开始，分三期训完，计划训1400至1600人，第一期5月12日至25日，区一级也同期开办学习班，每队训3至5人，也分三期训完。此外，各级革委还要办三个三级业余学习班，开展大批判、‘三忠于’活动”。县革委主任杨志庆在会上讲话说：“当前要认真抓好阶级斗争，反对右倾翻案、右倾分裂的反革命逆流，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县武装部副政委、县革委政治部副主任宋学仁在会上强调：“要抓好阶级斗争，搞好大批判，民兵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有现行活动的要开展斗争，可以组织游斗，机关对挖出来的坏分子、反革命要批判斗争”。5月12日县革委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县革委委员、‘三代会’委员、县直、区直单位革委领导小组组长和成员、区的革委常委、大队的领导小组长或民兵营长，学习13天，到25日结束。县革委成立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有刘汉华、宋学仁、沈生华、陈荣渠、钟德元、丛林、齐启民。学习班由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常委李光仁作动员报告，他说：“在阶级斗争面前，不能心慈手软，我们松一松敌人攻一攻，敌人不倒，江山难保。要求通过学习认清形势，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掌好权，用好权，提高对毛主席的热爱，永远忠于毛主席”。李光仁报告后，进行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继而忆苦思甜，上山采野菜，食苦餐，摆所谓阶级斗争表现，摆“4·22”组织成员的表现和活动情况，摆出身不好，历史上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人和在国民党时任过职的人的表现，以此来提高学员的所谓阶级斗争觉悟，激发斗志。
5月13日，县革委政治部研究如何把大批判搞起来，抓到底。县革委主任杨志庆参加了会议。会上，革命造反派的头头提出十六点意见，其中第四点说：“为走资派翻案的表现，如评论革命组织中的同志这个不成，那个又不成，这是否属打击报复。”第十点说：“纠察队、革委会不参加游斗，叫谁去参加游斗？”第十一点说：“这次刮十二级台风，有的人看支流多，没有看到主流，所刮的多是四类分子，有人害怕，对游斗定框框。”还说：“你不给刮十二级台凤，我们刮二十四级台风。”第十五点说：“要在陆川刮反右倾的十二级台风”。第十六条说：“现在的革委会是促生产的委员会，不改就修了”。会上还提出成立大批判组问题，并提出了参加大批判组人员名单。
5月15日，县革委会成立大批判办公室，负责人吕广盛（“红联”副总指挥，县革委常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谭镜勋（“红联”委员）、吴毅（“红联”常委）、吕学荣（“红联”常委）、林丛、周华仁（造反派头头）、黄健贤、黄昌林、庞松兰、吕仕超（陆中学生造反派头头）、陈福寿(“红联”总指挥)、吕正隆(县供销社造反派头头)、罗国南(县人委造反派头头)、吴兆广（陆中“红联”副总指挥）、黄旭（职中学生造反派头头）、李俞才（县人委造反派头头）、罗兆伦（学生造反派头头）、谢敏贤（学生造反派头头）、廖德软、陈朝华、杨作屏、吴仁焜（陆中干部造反派头头）等21人。专职办公的有谭镜勋、吕学荣、周华仁、黄昌林、罗国南、吴毅、黄健贤等6人。
5月16日，召开了革委常委、大批判办公室人员会议，对如何开展大批判进行研究。会上决定：（1）大批判办公室的任务是领导组织各单位开展大批判，总结经验和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2）当前主要解决“三右”（即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通过忆苦思甜，查敌情，清流毒，提高阶级斗争觉悟，树立敌情观念。（3）主要是批判为“3·24”事件翻案的表现。
5月18日早，县革委又召开公社负责人电话会议，杨志庆在会上部署：一、关于进一步抓阶级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问题：①要进一步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前段刮十二级台风后，各种歪风开始收敛了，就麻痹松劲，只看到表面平静，看不到阶级敌人更阴险的活动，看不到流毒没有肃清，……所以我们要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进一步查敌情，对为首分子要发动群众斗倒斗臭，这些是刘、邓，陶的爪牙、黑手，要坚决斩断，每公社选定十个八个对象作靶子，要准，要狠，大张旗鼓地搞，对这些人要斗臭，不要乱杀人。②做好组织领导工作，使运动深入持久进行。区、社成立革委会的，要加强革命大批判办公室的领导、区管政工的副主任和造反派的常委负责，从社直机关抽5至7人参加，大队选择20至30人或每队1人，最强的人参加，作为办公室人员或宣传队队员均可，……生产队照记同等工分。搞到夏收大忙前，……主要是抓好对敌斗争，要打一次大胜仗。二、革命大批判的内容及方法：①当前首先要在政治上粉碎右倾翻案的反革命逆流，粉碎阶级敌人颠覆新生政权的大阳谋。要大张旗鼓批判《今日哥达纲领》、《湘江风雷》、《3·29声明》，代表派性的三株大毒草和陆川的“3·24”事件。②通过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查敌情、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刘、邓、陶和本地区爪牙、黑手的流毒，肃清“四大自由”、“三自一包”流毒，解决一批生产队的问题，夺回领导权，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打击要准。③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结合进行整党、整团，健全组织。④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最主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使人人投入运动，参加面要达90％以上，……农村要靠宣传队学好后，深入到生产队发动和帮助搞好，斗争对象可以在生产队游斗，不要行过就算，要搞半天到一天，每个队经过八场十场斗争，就一定取得成绩，也可分类型批判。三、革命大批判中的政策和策略及注意问题：①对阶级敌人要稳、准、狠地打，打击为首，分化其他。②严格区别两种矛盾，群众中干了一些错事，要团结——批评——团结。四、三忠于活动……。
5月19日，县革委政治部发出《关于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陆川抛出的“三株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的通知》，所谓“三株大毒草”，即3月12日陆川“4·22”造反大军指挥部给参加军分区大联合学习班的李端祥等人的命令（简称“3·12命令），命令他们退出学习班；在3月20晚“造反大军”常委陈裕光从南宁回到陆川，在“造反大军”常委会议上作的南宁形势报告（简称“3·20”形势报告）；“3·24”事件后逃到南宁的人在南宁成立临时指挥部，向中央“文革”反映陆川“3·24”事件的部份材料（简称“陆川县反革命右倾翻案的部份“材料”）。通知指出：这三株大毒草，“是我县当前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反革命逆流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作，他们为‘3·24’严重政治流血事件案翻，为走资派翻案，为国民党翻案，一句话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对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绝不是把矛头指向群众，也不是一般的所谓派性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变不变色的一场你死我活的严肃的政治大搏斗，……，要立即行动起来，人人口诛笔伐，……把泡制者和策划者的黑手揪出示众。”
县革委政工会议部署开展大批判后，县直各单位陆续进行“一批三查”（即批右倾翻案、右倾分裂，查黑线、查黑手、查黑后台），把参加“造反大军”组织的或支持“造反大军”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及在“文革”中被罢了官的领导，“红联”斗批改办公室认为属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列为批查对象、挂牌游街、游村，开始由造反派解押游街，后由各人自己挂牌、打锣游街游村。5月19日，县革委举办的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转入到大批判时，学习班提出班内班外热，要求各单位放走资派游街，供学员批斗。当日是陆城街日，大多数单位都放出游街，使游斗达到高峰。医药公司原副经理吴华田同志（参加“造反大军”组织）白天挂牌自己敲锣游街，下午3时才回。晚饭后5时，医药公司革命领导小组长陈志光，又叫叶志成通知吴华田同志去游街，吴不愿去，说：“我才游回来，怎么又去？”叶说“叫你去你就去，不用多说。如果你不去，就用绳子绑你去。”在叶的威逼下，吴又挂牌打锣出去游街，当游到街口时，周华仁大声说：“这是吴华田，是造反大军的常委，原听说‘3·24’事件时死了，现在还在。”并动手把吴的两手往后拉，用膝顶吴的腰，强令吴跪下，接着叶志成又用喇叭宣布吴的“罪状”，又叫吴向群众交代，围观的群众一拥而上，把吴围住，动手脚动，向吴打去，吴刚冲出人群又被人用棍打倒在地，吴爬起往公安局跑，见大门关闭，即往公安局左侧的大水塘跳塘被淹死。5月20日，县人委斗批改领导小组长李里明根据参加学习班的李俞才、吕学荣、罗德培等人反映：学习班今天结合斗批改，要求各单位放“走资派”出街游斗的意见，到分管政工负责学习班的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家向刘汇报。刘说：“学习班要联系实际，结合斗批改，要批斗走资派，你们要支持啊！你们要研究好。现在学习班的代表，对莫永祺意见最大。”李说：“革委办的学习班，一定要支持。”李根据刘的意见，于5月20日下午1点钟，在人委斗批改办公室召开县人委机关斗批改小组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里明、罗国南、李俞才、李茂英、朱和基、林恺琪。会议确定把莫永祺、何为礼、陈炽光、吕梁、何星光、罗国民放出游斗。随后，李里明又向刘汉华汇报，问他的意见如何？刘开始说：“放咁多呀，群众意见多的是莫永祺、何为礼，放两个就得了。”李说：“农业局的同志，强烈要求要搞，我们研究定了。”刘最后说：“按你们研究的办。”李见刘没有意见，随即和朱和基去通知确定游斗的人，到4点钟挂牌去游街，接受批判。此外，还有县委会、交通局、烟糖公司、新华书店等单位也放出所谓走资派挂牌游街。在游斗中，莫永祺（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在检察院门口被周广胜（原是南下转业干部，曾任区长，因乱搞男女关系问题，被开除干籍，作工人安排。“处遗”中已判刑劳改后死亡）等人打死。陈炽光（农业局副局长）在十字街被县畜牧兽医站干部吕志明（已被判刑劳改）等人打死，县农办室副主任何为礼头被打伤流着血，走回革委会见到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及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便跪下要求救命，刘、陈不予理睬，后又向造反派头头李里明求救，李又不理睬，皮而与李俞才等人将何为礼同志推出革委会大门，又被追打到革委会门口的人毒打，何被迫跳落县革委会门口的三教塘，以防挨打，但被追打的人用砖头打死于塘中。烟糖公司干部宁金声、新华书店的丘承縶也在街上被打死。这天下午共打死5人。与此同时，县文艺队周华仁勒令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加到县文艺队戴高帽，挑道具游街，以致当晚被陆中一个学生打致重伤，李拼命逃走而幸免一死。农林办公室秘书吕梁同志也被打伤。这就是“5·20”事件。“5·20”事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县革委对杀人者又不予追究，这就壮大了策划杀人和杀人凶手的胆子。这样一来，又为后来再次杀人树立了“榜样”。
5月24日，县革委召开革命大批判誓师大会，附城机关、厂矿、学校干部、职工4000多人参加，参加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也参加，大会主要贯彻5月19日县革委会政治部发出的《关于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陆川抛出的三株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的通知》，以作为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战斗号令。号召全体干部、职工人人投入大批判运动。当晚县财政局造反派头头吴毅（“红联”常委、县革委大批判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桂栈、陈光辉、谭增康、黎继华、余新林及原局长徐荣岳（已结合为财政局领导）等人研究，认为莫永祺、何为礼、陈炽光等在街上已被打死，财政局也应该把三朝元老，在国民党时吃得开，共产党来也吃得开的人物、副局长李梦章（在国民党时任职员）干掉，他们7人当即把李梦章解押到欧阳山杀死。
5月28日下午，县革委又召开会议，进一步部署大批判工作，参加会议有县直机关革委人员，革委领导小组成员、“三代会”代表，各单位“三代会”委员，各区大批判办公室负责人。会议由县革委主任杨志庆主持并讲话，杨说：“会议目的是认清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解决好革命大批判的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问题，也算是一次练兵会。”杨对进一步开展大批判的做法讲了三点：一、大批判的形势。……一个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正在形成，……，形势大好，是主流。目前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抓住群众运动中一些缺点和支流，否定斗争大方向，散布流言蜚语，瓦解斗志；一些阶级敌人混水摸鱼、制造混乱，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保自己，蒙混过关。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上敌人的当。……当前大批判存在一些问题，……①对敌人掀起的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制造反革命舆论，企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实行反革命夺权……，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因此，回击得不够有力。②结合单位斗、批、改有三种情况：一是大批判不结合单位进行。二是为结合而结合，斗不准不狠不稳。三是没有把批刘、邓、陶放在首位。③目前出现一些不利于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和干扰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如：（一）以简单游斗代替批判；（二）乱捆、乱抓、乱打、乱杀人；（三）以反右倾为名形左实右，把矛头指向革委、革命派和武装干部。二、为了把大批判搞深搞透，进一步明确下面几个问题：①大批判的伟大意义；②大批判首要任务，要抓好粉碎右倾翻案反革命逆流，保卫新生政权和粉碎反革命夺权的斗争，要抓黑手；揪幕后策划者的阶级敌人，我们发现和注意了部份出头的，这些人有的是阶级敌人，有的是受蒙蔽的人、有的是基本群众，……这个斗争不要各地区、各单位孤立地进行，要互相配合，上下配合，左右配合，才能把黑根黑线揪出，才能夺取全胜。各级大批判办公室要做好这工作。三、自始至终要贯彻党的政策和策略，打击敌人团结群众，离开政策就要犯错误。（1）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2）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3）正确对待干部；（4）要文斗不要武斗。
政工会议和会后各种部署督促，全县各地先后掀起大批判高潮，各公社、单位分别层层举办了学习班，进行“一批、五查、三挖”活动（即所谓查阶级斗争新动向，查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查地富的反攻倒算表现，查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行为，查四类分子的破坏：挖黑线、黑手、黑后台）。又一次进行了乱批、乱斗、乱抓、乱杀人。杀人面愈来愈广。从5月5日起至6月底的一个多月中，全县被杀死、打死、逼死264人，其中机关干部，职工34人，农村社员230人。其中城厢44、米场2人、马坡36人、平乐16人、沙坡16人、大桥24人、乌石53人、良田18人、清湖11人、古城10人，还有一批人被斗被打致伤致残。据1968年6月12日县革委生产指挥部统计资料，查出所谓有破坏活动的1989人，已批斗1451人，查出所谓黑手、黑后台476人，已批斗350人，查出所谓大毒草140株，重点批判85株，还收缴钢枪10支，子弹345发，手榴弹524枚，粉枪297枝，长茅215条，大小刀1095把，炸药21包，雷管144只，补交税金44370元，收交罚款72299元，收单车72架，手表10只，衣车25架，收音机1台，棉被14张，交回占生产队水田218亩、坡地943亩，占水田建房869间，已拆屋还田642间，交出乱砍的杉木行条211093条，角皮21223条，木板50丈7082块，床561张，台17张。
马坡公社革委副主任王本斌和公安员陈一春参加县政工会议回去后，社革委主要领导决定在大良搞大批判、阶级斗争和“三忠于”重点。在大良点进行查阶级斗争新动向，大队干部说：钟业谱“破坏生产”，钟国康“搞宗派教武术”，吕士英“反攻倒算”，钟科浪“乱搞男女关系”，钟明科“搞反共救国军”，5人的行为被画成图片展览。同时搞诉苦典型。5月15至23日公社在大良举办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有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社直机关干部、学毛著辅导员、学校教师，全社社员2万多人也分批参观。学习中批斗了大良钟业谱和公社兽医站黄汉忠。社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陈坤荣、公安员陈一春又布置各大队民兵营长把有破坏的四类分子押到班内批斗，靖东大队支书胡伟雄派5个民兵回大队解押张宗纲、张宗生、陈汉才3人到班内批斗后，解出大古岭杀死。6月14日公社又在大良举办生产队会计学习班，参加学习的有生产队会计员、保管员、大队会计辅导员，马坡、靖东、朱砂三个大队又押“四类分子”到学习班批斗，批斗后马坡大队民兵营长卢维明把王庆春、王立光杀死。二个学习班杀人后，批斗杀人遍及马坡全社，供销社批斗中打死职工李庆琛，社直机关联合批斗打死兽医站职工黄汉忠、钟付华，合作店批斗中打死吕仲、关瑞。六平大队支书黄兆钧将大队干部分工到各片组织群众批斗“四类分子”，在批斗中打死了钟济才、钟庆其、吕淑嫒、谢杏等4人，斗打后上吊自杀死1人，服毒自杀死2人，跳河自杀死1人。全公社学习中和学习后共杀死打死逼死28人。
5月中旬平乐学区集中小学教师到学区举办“大批判、三忠于”学习班。在学习班中，学区革命领导小组长林鹏，副组长陶祖运、钟荣隆与各校革命领导小组长研究把庞显登、吴仁棣、吴济芬、陶居光、钟汝雄、黄经珠、陈立志、陶祖元、彭启燊等9名教师列为所谓“阶级敌人”进行批斗。首先在学区中厅进行批斗，在批斗中，庞显登、吴济芬、吴仁棣被陈春桂、牟甲坤、吴建国等人殴打得头破血流，批斗后放到公社三级场劳动。到5月23日，学区领导和各校领导小组长会议决定，在24日（学习班最后一天）集中全体教师到烧炮坡对上述9人进行批斗，会议还号召教师要积极参加批斗。会后陶祖运和钟荣隆派曾广仁、陈永琛到三级场，叫上述9人写好遗言。24日早饭后，批斗会一开始，斗打得非常剧烈，庞显登当场被陈春桂、牟甲坤、曾广仁、陈永琛等人打死。陶居光、吴济芬、吴仁棣、黄经珠、钟世雄、陈立志等6人也被打伤。
乌石中学在5月15日举行庆祝校革委会成立大会。陆川中学派去参加庆祝大会的代表刘廷辉（陆中学生造反派头头）提议要开杀戒庆祝校革委成立。当晚校革委副主任陈亚荣（教师造反派头头），和刘廷辉、徐永光（红代会主任）、陈炳汉（红代会委员）、陈蔚松（红代会副主任）、罗金明（红代会副主任）、罗尊贤（红代会常委）、陈纯全（校革委委员）、黄永权等人在陈亚荣房间策划，以不老实交代为由，以扭送乌石派出所途中逃走为借口，把教导主任吴德兹叫醒，解押到北园小便处附近，由徐永光、陈炳汉2人开枪把吴德兹杀死。
城厢（今温泉）公社万丈大队，在“大批判”查“敌情”中把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关到大队来。6月22日，在李佩膺（公社革委常委、驻万丈大队）、陈洪珍（大队支书）、陈文全（大队干部）策划下，一晚，把丘秀娟等13人解到黄泥城用乱棍打死。
1968年5月，自治区公检法军管会发出《关于“追查反共救国团”的通知》，玉林地区公检法军管会在玉林福棉公社召开公判“反共救国团分子”大会。接着陆川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公、检、法三家干部及公社公安员、专案负责人会议。县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在会上部署侦查“反共救国团”工作，抽调一批人员组成侦破组，由县革委会保卫组副组长徐荣杰（原法院院长）任组长，侦破组根据各公社、大队在大批判“揪黑线”、“查黑手”中，吊打逼供得出的所谓一些“反革命集团”组织为线索，进行侦查，分工徐荣杰负责县花果山和乌石公社；李伟权、罗建光负责米场公社；陶忠伟、吴兆荣负责城厢公社；丘俊明负责大桥公社。经侦破组侦查后，对大队所逼供出的所谓9个“反革命集团”组织，大部分作了否定，个别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最后没有落实“反共救国团”的组织。但是在清查“反共救国团”中，贯彻大胆怀疑大胆猜测先关押、后审讯的极左做法，造成10人被杀害、2人自杀、11人被关押、25人被斗打。米场公社米场大队，在1968年3月、4月间，支书林福坤下到下垌排生产队，听到社员反映流传一些对大队干部不满的话。4、5月间，该队改选干部时，与管制分子黎志清、黎志华关系密切的黎志禅被选为队干，支书林福坤则怀疑是反革命分子在夺权，认为该队有反革命活动，进行侦查，发现新民大队管制分子吕宗传经常到该队与管制分子黎志清、黎志华及社员黎志祥等人一起（吕宗传帮该队社员治好几个小孩的病，肯到该队谈“三国”、“水浒”的故事），认为是开黑会搞反革命活动，把黎志清、黎志华、黎志祥、黎永瑞4人抓到大队关押、审讯，用吊打搞假枪毙等手段逼供，黎永瑞被迫编造参加反革命组织叫做“208团”。团长吕宗传，副团长黎志华，筹粮员黎志清，情报员黎志华，文书黎永瑞。编造这个假交代后，用字条传给黎志清等人，要他们统一口径，免遭斗打。这样就出现了所谓“208团”来。县军管会侦破组到去接着侦查，他们又否认了。支书林福坤又将他们毒打，被逼再次承认，但县侦破组查无其他线索，对此案既不否定也不肯定。黎志清、黎志华从大队放出后即逃走。8月回家时，被支书林福坤抓获把2人杀死，新民大队也把吕宗传杀死。县花果山把“4·22”观点的傅启泉关押吊打，傅被迫承认参加“反共救国团”。县侦破组徐荣杰去到继续审讯侦查要傅交出组织纲领，傅说纲领留在家里，徐即要傅带侦破组同志到家去取，取不出，搜不到，傅便说：“是假的，没有的。”徐即拔出手枪怒斥说：“没有，你带我来干什么，我做（杀）开你。”傅还是拿不出组织纲领，在解押返回县花果山途中，路过米场桥时，傅带着手铐跳河自杀，徐等人见傅投河，也不予理睬，结果被淹死于河中。城厢公社洞心大队支书吕镜林、民兵营长吕育新、文书吕培清，在清查中，把关押在大队的吕振新等10多人进行斗打，还施用绳索绞手指头的酷刑。吕振新被迫作假交代承认参加暗杀队。因此，于7月间，洞心大队支书召开群众大会宣读“罪状”后，由民兵把吕振新枪杀死。乌石公社紫恩大队、坡脚大队也向公社和县汇报，说发现所谓“反共救国团”工作组，徐荣杰率乌石派出所长陈超群，公安员罗开元去侦查，徐到紫恩大队审讯徐超彬，说不出什么，徐荣杰拍台又拍拍手枪说：“栽无问你了，杀开你。”又说：“你这个反共救国组织，究竟是怎样的，无讲就判死刑，杀错几个无关系，种田少几个无关系的。”第二天又让群众斗打，徐荣杰用旱烟斗打，罗开元又逼徐超彬要说出纲领，在这样逼迫下，徐超彬说出了一些所谓“反共救国团”成员，但都是在“3·24”、“4·29”事件中被杀了的，也查不出结果，就这样徐超彬被关了23天。
6月27日，县革委召开专案会议，贯彻地区组织工作会议精神，部署清理阶级队伍，参加会议的有县直机关革命领导小组和公社革委分管专案工作的领导，县武装部副部长、县革委保卫组组长周国会在会上作动员报告，县革委常委、组织组组长陈荣渠传达地区组工会议精神。周在动员报告中说：“文化大革命经过两年的斗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还要作最后挣扎，陆川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阶级敌人几次逃出来，在‘三代会’上打伤‘三代会’代表，破坏新生革委会的成立，对‘3·24’的严重政治流血事件，阶级敌人企图进行翻案。4月下旬，抢民兵武器，杀害贫下中农。从大批判中，揭发的大量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实说明，各公社都有黑班子，甚至生产队也安排有黑班子，进行反革命夺权，阶级敌人是有目的有准备的，我们必须认真对付……现在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这是固巩政权问题，是政权掌握在革命派还是掌握在阶级敌人手里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找黑线和调查工作。要发动群众揭发与专案调查相结合，搞得不那么准不要紧，不要放过去。”陈荣渠在传达中说：“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清理对象是公安工作规定的21种人，加上走资派、资本家、贪污盗窃分子、阿飞流氓分子、腐化堕落分子、四清下台干部，共27种人，都属清理对象，要先摸底，然后进行批判，调查落实。”
专案会议后，各机关单位，在“大批判”揪斗的基础上，又进行“三查一清”，各单位斗批改小组和专案人员，把干部、职工进行分类排队，把所谓清理对象揪出靠边站，由群众揭发批斗，上下配合，专案组把查的线索交群众，由群众批斗追逼，在搞得不那么准不要紧，不要放过的极左思想指导下，许多不属27种人的，也被列为清理对象，揪出靠边站，白天劳动，晚上要写交代，还挨批判挨斗打，有的被扣发工资，每月仅发生活费15至30元。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被揪斗干部、职工1211人，占当时干部、职工总人数的12.5％（当时共有干部职工8946人）。县党政机关干部、职工共767人。被揪斗审查的101人，占13.18％。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共83人，被揪斗的37人占44.5％。其中党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7人，被揪斗3人，占43％。县委、县人委机关正副部长、正副主任21人，被揪斗11人，占52％。县人委正副科局长55人，被揪斗的23人，占41％。由于贯彻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大会轰小会斗，个别谈，以毒攻毒的做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又一次出现乱揪、乱批、乱斗、乱打、乱杀人。一些同志被打致伤致残，有的活活被打死，全县共打死、逼死干部、教师42人。更甚者，有些人乘清理阶级队伍之机，进行私人报复，县人委退休干部原民政科科长李姚春同志（当时是退休，按现在政策规定属离休）家庭出身属地主成份，退休后住在县人委机关宿舍。“文革”中，因对人说过造反派头头吕志当过伪警察（是事实），吕志则认为李姚春有意揭他的历史老底，怀恨在心，乘清理阶级队伍之机，利用自己是人委机关造反派头头，斗、批、改领导小组成员的权力，把李安上“地主分子”、“收听敌台广播”的罪名，将已60多岁的李姚春同志揪出靠边站，强迫到基建工地劳动。8月17日晚上，又把李拉到吕志所在单位县物资局批斗，将李斗打一顿，斗打后又布置县人委的通讯员冯伟仁，趁李回县人委途中，在半路把李姚春同志打死后丢下三教塘，制造李是畏罪跳塘自杀的假现场。原物资局长何裕光同志是地下党的党员。党组织派他到国民党乡公所任办事员、并加入国民党以探听敌人情报，此事在审干时组织已作结论，清队时吕志、吴德儒、陈义光指控何裕光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没完没了的批斗，拳打脚踢，在一次批斗中，把何踢倒在地，久久爬不起来，爬起又被踢倒，还把何反手绑着吊在屋梁上。8月10日下午，何又一次被打后，死在房中。县人委原卫生科副科长何淑良同志，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文革”时，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诬为地主分子，病重走不了路，被人用木车拉去批斗。在治病中，医院的老医师看到何年老体弱想给一点人参治疗又遭到医院造反派头头吴仁嵩等人阻拦，结果何在缺医少药下折磨致死。县委副书记陈勇同志，家庭出身贫农，历史清楚。1945年桂南起义时，地下党同志曾在他家乡活动，当时陈勇同志仅是十三、四岁的青少年。桂东南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国民党清乡，凡助帮过地下党同志的人都要登记自首，即怀疑陈勇同志有自首行为，派人到博白陈勇老家调查，仅有一个病残的人反映在自首登记时陈勇也在场，县委机关领导小组便把陈勇同志作为“叛徒”揪出靠边站，强令劳动，要交代所谓“叛徒”行为，还被斗打迫害，直到1973年元月才获解放，安排工作。原县委农村政治部主任吕石图同志，是解放前入党，当时的党组织领导已口头通知批准了入党并多次参加组织生活，由于在地下革命时的特殊情况，在入党志愿书的批准单位拦/栏没有签署决定意见，在吕的档案中发现这一情况后，认为吕是未经批准入党的假党员，揪出靠边站、批斗，要交代假党员真相，县“三办室”还提议并经革委常委批准，在县城机关党员代表会议上宣布吕是“假党员”，取消党员资格。
清理阶级队伍，教育战线受害较重，除在各校进行批斗外，各学区还把教师集中到学区进行批斗。陆川中学有教、职员工81人，被杀死、逼死8人，占9.9％。其中在“4·29”刮台风被杀的5人。清理阶级队伍中打死1人、逼死2人，被批、斗、打的60人，占74％。两项共68人占83.9％。其中被打致伤致残的9人，教师黎德奎和其爱人曾幼云，因参加“造反大军”派，“3·24”事件后逃走，8月15日回校，即被关押、斗、打逼供。8月29日，“六五”公社造反组织的学生又拉去斗打，参加斗打的是该造反组织的主要成员谭俊才、林汉元、万家福、罗兆伦、林天伦、赖志通、潘洪波、罗福祥、刘廷辉、黎阳光等人。开始是拳打脚踢逼供，继而用木棍、台脚、凳脚及铁水管打，将黎打致气息奄奄后，拉回监房，第二天早上即发现死于房中。其爱人曾幼云，在斗争中被打断三条肋骨。副校长范任群，共被批斗100多次。一次在民主楼挨斗争时，要爬上迭三层的书桌上交代，有人故意把台踢翻，范被跌得头破血流。另一次斗争，要范从猪场爬到陆中礼堂的批斗会场，约爬30米远，接受批斗，还派一人在后面跟着，爬行慢一点，就挨鞭抽打。有一次批斗后，强迫他从凳底下爬出会场。又一次范任群和王廷扬2人被拉到烈士纪念碑批斗，开始是跪着接受批斗，后来又被强令睡下，代替猪羊，祭烈士。还有一次批斗中被学生钟育金将一个纸炮塞入耳朵，然后把炮点响，耳朵被震聋，至今不能恢复听觉。教师吕午炎，斗争中头被打穿流血，造反派的人又拿石灰粉塞伤口。
米场中学，共有教师23人，被杀死打死的7人，占30％（其中1人在“3·24”事件中被杀死，5人在“4·29”刮台风被杀死，1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杀死）。被打致伤6人，占26％。在清队中校革委副主任吴启松与“红联”学生造反派头头黎明、林桂、杨育泉、谢毅华、黎伟全、梁善荣等人策划把校长叶芬、副校长李若桐、教导主任徐健民说是“叛徒”，把林显光老师说是“地主分子”，说赖广老师有历史问题，说吕鹏岳老师是“现行反革命”，张永光老师是“黑手”（参加“造反大军”）。张永光老师被监禁多次斗打后，7月28日，吴启松、林桂，吕智瑞（校革委委员）、黎伟全、杨承林、梁善荣、杨育泉、丘荣鸿等人策划，一边召开批斗叶芬校长大会，使全体教职员工学生集中到会议室，一边由丘荣鸿、梁善荣、杨永泉等人，把张拖回原来住房，将张勒死后，伪造上吊自杀的假现场，其余6人，被多次斗、打致伤，叶芬校长被打掉二颗牙齿，徐健民主任双手被绑，跪在台上，造反派突然把台推倒，下巴、嘴被跌出血，肋骨受伤至今未愈。
良田中学，“文革”时教职员31人，被揪斗审查16人，占50.8％。其中被打死2人，迫害死2人，被斗打的12人（重伤4人）。教师黄经聪，被强加上“大地主”、“伪军官”的罪名，在4月28日，校革委第一副主任曾广华，布置造反派头头“古田兵团”团长黄国青、副团长李小春（二人均是校革委常委）组织学生将黄经聪老师杀害。黄、李即召开兵团成员会议研究，由李小春、植文珍、许应芳押解黄经聪到教室批斗、赖春辉、周焕荣准备绳索，有的准备木棍，有的准备标枪，当李小春等人把黄押到会场，黄国青就大声喝令叫黄交代所谓任“国民党伪军官”的罪恶，黄说没有什么可交代，即遭拳打脚踢，陈纯任、赖春辉、江善荣、宋福兴、周焕荣、黎品元等几个人用绳索把黄反手缚紧，周焕荣趁机剥了黄的手表，黄见势不妙，就猛冲出教室，喊救命，徐佩春抓一把石灰粉向黄的面部撒去，黄老师看不见路被黄国春抓回教室，周焕荣追上朝黄的头部打了一棍，鲜血直流，徐佩春又拿一张板凳打去，黄即昏倒，这帮人把黄向外拖边拖边踢打，此时黄苏醒过来，又朝市场喊救命，徐佩春又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包石灰粉塞到黄的嘴里，黄不能再喊。这伙人用木棍、标枪将黄刺打致死。教师罗国材，家庭出身地主成份，国民党时期当过博白县电台台长，但也曾帮助地下党做过一些工作，解放后任中学教师。“文革”开始就挨批斗，1968年5月搞革命大批判时，被学校革命领导小组和“红代会”关押。7月清理阶级队伍时，校革委第一副主任曾广华，对学校专案人员“红代会”主任李小春说：“象罗国材这样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要斗掉他，只有这样才能看出红卫兵斗争觉悟高。”当晚李小春、黄国青（红代会主任）、陆桂芬（红代会副主任）、“红代会”委员周焕荣、江善荣、黎品元、陈纯任、黃超芳、黎茂春和“古田兵团”（红联观点）委员李炳桂，罗嫒芬、徐佩春、植文珍、宋福贤、许应芬、黄超祥、李运青等人，把罗国材拉出教室斗打，要罗交代任伪电台台长时害死多少革命同志，罗无法交代，黄国青等人即一涌而上，对罗拳打脚踢，打后又问，不承认又打，开始罗跪着挨打，后来被绑到门窗上，要罗面朝窗外，背朝室内。此时正下大雨，雨从窗外洒入屋内，罗满身被淋湿。黄国青、李小春、江善荣、赖春辉、周焕荣、李炳桂、黎品元、黄超祥、宋福贤、李润清、徐佩春、许应芳、陆桂芬、黎茂春、罗缓芬向罗背部、腹部猛打猛踢，从晚上9时打到11时，见罗奄奄一息，不能回答问题，便由保卫委员赖春辉、周焕荣连拖带推把罗拖回房间，朝房里一推使罗跌倒在地，不能动弹，只是呻吟。同房的丘永植、吕乙明2人把罗抬上床，第二天早上罗国材已死于床上。曾广华来检查发现罗床头有几粒胃舒平药片，就说罗是畏罪服毒自杀死亡。另12人，个个被斗打，其中被斗打重伤的有丘永植、何德钊等4人，何德钊被打伤后，到三联小学爱人处找药治疗，又被黄国青带领20多人到三联小学把何德钊缚回，在半途又遭毒打。丘永植老师，曾多次被斗打致伤，一次被用1斤瓶装墨水从头淋下染至乌黑，被丑化为“黑帮”，又一次被李小春等人用凳脚、台脚打倒在地后，用铁丫卡丘的颈，嘴唇被刺裂，门牙掉了一颗。一次黄国青用皮带抽打丘永植，将皮带打断后，黄还要丘赔2元钱给其买回皮带，赖春辉在关押校长何德钊等人时，买一把锁头锁监房，还要被关的人出8角8分钱去买锁。被审查靠边站的16名教师，不仅挨斗打，还被扣发工资，每月仅发生活费13至25元，就是这一点生活费，还被勒索，教师陈汉才每月13元生活费，一次黄国青借口要买毛主席像装饰教室，要陈给钱，陈为了不被批斗，将身上仅有的5元钱给了黄，还被责备交得太少。
马坡中学，“文革”时有教师33人，副校长吕乐成、教师彭燕棠、刘可忠、陈世泰4人被杀死。陈弘才被逼死，共打死、逼死5人，占15.1％。挨斗、打的有校长严泽义和教师5人，占15.1％，其中被打伤3人。吕成乐，彭燕棠是在“4·29”时，被公社武装部长陈昆荣、公安员陈一春、公社纠察队指导员严长春（造反派头头）、队长林昭雄和校革委副主任蒙振文、学生造反派头头刘业坚、王自传、周铭瑞等人策划，由卢维明带领民兵王家坤、王双传、王家南杀死的。教师陈世泰、刘可忠，在5月8日，在校革委副主任蒙振文、罗显耀与学生造反派头头周铭瑞、吴宗强、钟步铨等人策划下，由学生刘业坚、吴宗强、王自传、周铭瑞、钟步铨、卢德文、钟世伟、钟世光等人拉出校门口用小口径步枪轮流开枪杀死的。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校长严泽义牙齿被打脱，还受假枪毙逼供；教师曾明被倒吊在屋桁上；王业华被假枪杀逼供，拇指被打破；吕燕基、李协虎也被斗打。
乌石中学，“文革”时有教职工41人，被批斗打的12人，占29.2％。其中被打死逼死5人，被斗的7人。刘崧华、刘载云是在“3·24”事件时被米场和月垌大队民兵杀死。吴德兹在成立校革委时被杀死，清理阶级队伍中，逼死罗宗观，打死林忠芳。林忠芳是被陈亚荣（校革委副主任）、张义辉（教师）、徐永光（“红代会”主任）多次组织学生斗打致重伤，步履艰难。7月25日又对林批斗，由张义辉主持，一开始便拳打脚踢，用木棍捶，把林打致半生不死，李祖茂将林押出批斗教室，范玉成、陈汉荣、谢乃柏3人又追上来打，李祖茂把林推倒在地，范玉成朝林打了一棍，其余5人拳打脚踢。徐永光赶上用棍捶打，并用脚朝林的脖子猛踩两下。然后徐永光和范玉成把林拉到石灰球场，让烈日暴晒死亡。李元熙老师被打致耳聋；张德芳老师被打断二条肋骨。一次批斗张德芳时，把其长裤脱去，只穿短裤，好用鞭抽棍打。进出批斗会场，要用手来爬，不准行路，张的儿子张一司，在该校读书，也挨批斗，还不给毕业证。
古城学区原有小学教师113人，被杀死打死的19人，占16.8％。其中在“3·24”、“4·29”事件中杀死的15人，追查所谓“黑班子”逼死1人，“大批判”中打死1人。清理阶级队伍打死2人。暑假期间，集中教师到学区搞清理阶级队伍，被划为清理对象的26人，占23％。驻学区领导小组黄永成为组长的班子研究，在集中期间，重点批斗清理对象的江崇义、王廷春、陈祖春、叶春光4教师，一开始批斗，就被拳打脚踢的打斗，但斗打不出什么结果，又改用所谓攻心战术，白天由各学校同时向清理对象斗打。晚上由攻心小组进行边追逼、边斗打，使被批斗的人没有间歇休息时间，江崇义、王廷春连续被斗打几天几夜，打致皮开肉绽，满身鲜血，折磨致死。陈祖泰被打掉二颗门牙，温华祥被打致伤，至今神经痴呆。
平乐学区六燕小学教师吴绍进，家庭出身地主成份，患腰椎骨增生症，曾住院留医，出院后，住在其爱人黄经硃任教的山罗中心小学休养。当时吴已半身不遂，步履艰难，生活也不能自理。在清队时，六燕小学领导小组陈永深派人用箩筐将吴抬到六燕小学批斗，斗争后又把吴抬回山罗中心小学其爱人黄经硃处（黄被指控为叛徒，挨批斗）。山罗中心小学负责人曾广仁、覃庆平不让抬进学校，丢在校门外，黄经硃只好把吴抬到附近的旺塘生产队破烂的烤烟炉房内，又遭山罗大队支书余家波阻挠，于是转抬到山罗食品站的旧宰猪房，后又被人抬出丢在路旁荒坟中。当时曾广仁禁止黄经硃和其子女出房门去看望，也不准送饭送水，吴只好拔草根，抓小蝌蚪充饥，饮荒坟的积水解喝，日晒雨淋50多天，过着非人生活。幸得附近的一个老太婆，有时送点蕃茹杂粮维持生命。但陈永深等人对吴的迫害仍不罢休，陈与梁绍宗（六燕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丘文成（教师）策划，经学区领导小组副组长钟荣隆同意批准，于6月29日又把吴从荒坟抬到六燕小学燕表分校批斗，陈永深主持批斗大会，并宣布所谓吴的“罪状”，接着梁绍宗上去批斗，一边批一边用脚踢吴坐的箩筐，有些学生又向吴扔石头，陈不制止，梁绍宗拿一块拳头大的石头砸去，打中吴的胳膊，丘文成（教师）、刘登南教师也跟着用石头砸。此时，学生蜂拥而上，有的用鞭打，有的用石头砸，吴被打得脑浆拼流致死。
7、8、9月机关搞清理阶级队伍，农村继续搞大批判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把所谓“27种人”揪出集中关押，刑讯逼供、游斗、吊打，据档案记载共揪斗2805人，占农村人口0.9％，杀死逼死124人，其中城厢5人、米场11人、马坡17人、平乐11人、沙坡9人、大桥27人、乌石22人、良田13人、清湖9人。大桥公社谭村大队，把20多人抓到大队关押。8月18日大队领导小组长曹荣光，召开大队干部会议，策划把“文革”初期出大字报、揭发他任人为亲，说他是“烂头支书”的陈明宗、谢胜群及参加“4·22”组织的谭村小学校长吕成禧3人打死。
7、8、9月间在大批判、清查“反共救国团”、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又组织“101”专案组，追查所谓“黑班子”问题。“3·24”事件后，县武装部政委钟振华、副政委宋学仁、政工科长沈生华、秘书黄斯鸿等人，认为“4·22”陆川“造反大军”能召开民办的“三代会”，必有领导干部支持，这些领导干部便是他们的“后台”，该派必然有一套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且上下有联系。4月底人武装部成立“三办”时，钟振华、宋学仁便授意沈生华把查“黑线、黑手”，揪“黑后台”作为“三办室”的主要任务。沈生华按旨授命“三办”负责人钟乃明、丘祖才负责具体追查。因此，在5、6月搞“革命大批判”时，就进行查所谓“黑手”追所谓“黑线”揪所谓“黑后台”，对所谓“黑线人物”进行斗、打、逼供，致使一些人编造了所谓“黑班子”的组织。在6月27日县专案会中，公社专案负责人把逼供得来的所谓公社“黑班子”名单在会上汇报。沈生华到地区开“三办”会议将各社发现的所谓“黑班子”问题作了汇报，得到地区“三办”负责人李寿山的肯定。6月25日桂平县从谢兆平的口中逼出了以原地委书记韦树辉为首的所谓“玉林地区黑班子”后，7月16日地区“三办室”召开了专案会议，李寿山（军分区支左人员负责地区“三办室”）布置“三办室”成立揪“黑班子”专案组，代号为“101”。陆川出席会议的有人武部支左人员丘成端，“三办室”丘祖才。回来后，向钟振华、王岐山（武装部长）、宋学仁、刘汉华汇报了地区会议精神，接着在宋学仁、沈生华主持下成立县“101”专案组：组长丘成端，副组长丘祖才（县清管组内工作），组员有：陈德鋆、刘傅达富、李德荣、蓝廷钧、谭俊才、罗兆伦、吴德儒、林延坤、谭镜勋。继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负责人会议，部署各公社进一步追查“黑班子”工作。丘祖才在会上说：“地区有韦树辉为首的黑班子，我们陆川也有‘黑班子’。各公社要抽专人负责追查，从‘4·22’争取过来的人、支持过‘4·22’的人参加革委会是信不过的。”宋学仁在会上作了指示说：“专案组要清查陆川‘黑班子’问题，重点要查出杨志庆（革委会主任）的问题”。专案会议后，从县到公社全面进行清查。接着，刘汉华、钟德元（革委常委）、陈荣渠、吕广盛、钟乃明等人一起研究确定“101”专案组的主要任务是揪以杨志明为首的“县革委黑班子”。会后即从各方面进行追查。8月14日丘祖才带领“101”专案组”工作人员罗兆伦、李德荣3人带着查清杨志庆如何指挥支持“4·22”问题到南宁审讯被关押在“红联”的陆川“造反大军”成员，重点是审讯县委会干部谢海如。到南宁得到军管会派去南宁审讯所谓“俘虏”的丘俊明、周绍茂、陈德鋆等人协助，审讯了几天，没有结果，于19日回县。其次宋学仁、李光仁、刘汉华、陈荣渠召开“三代会”委员会议，表示武装部和县军管会支持“三代会”对杨志庆问题的追查，由“三代会”出面批判杨志庆，并写“大标语大字报在街上张贴，揭露杨在6月13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报告的形势部份，不提武装部三支两军和红卫兵造反派的功绩，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走资派”还在走，还派“红代会”负责人吴兆广以“红代会”名义找李忠铭、冯培坤、李杏芳等人去找与杨志庆的关系，杨如何指挥“造反大军”问题，该三同志由于谈不出杨志庆的问题，被关在文教办的宿舍十多天，要他们写“交代”。与此同时县人委机关造反派头头罗国南（水电局干部）、谢谷芳（教育局干部）、李茂英（教育局干部）等人，把参加“造反大军”的李文康（水电局干部）、吕舜华（教育局干部）进行批斗、罚跪，用红油漆染头发，用墨水染黑手，斗打逼供要交代出“造反大军”的革委会班子名单，在多次殴打威迫下，李文康于8月22日假招了“造反大军”的革委名单是：“县委书记杨志庆、副书记周履光、陈健、县长李忠铭、副县长巫德椿、组织部长冯培坤、宣传部长罗开泰、公检法负责人蓝河清。对关押在收容所的人，由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部署、李伟权、刘柏林、陶忠伟、廖雄等人审讯林耀文、汪振文、杨桂明，追查“造反大军”准备的革委班子问题，陈超富说：“审讯中，群众组织要斗这些人，就准他们拉去斗，你们随着去，看群众斗争时，这些人是否有交代，若有，好回来审清楚，不让打死就得了。”此后，纠察队直属班的吕志、谭增康、陈德鋆、池福莲、黄金湖、亚肖哥、谭镜勋、周绍茂等几个男的，及陈玉琼、蓝俊英等女的对林耀文、江振文、杨桂明进行斗打，经几次的审审、打打，打后又审，林耀文2月7日交代了所谓杨志庆为首的革委会主任的革委班子86人名单，“101”专案组根据林耀文交代的所谓县革委“黑班子”名单，由丘祖才起草，钟乃明审阅，宋学仁批准，于9月14日以“三办室”的名义向玉林军分区和玉林地区“三办室”报告，报告中说：“陆川‘造反大军’在召开所谓‘民办三代会’的前夕，已并凑一个以杨志庆为主任，副主任周履光、李忠铭为首的34人县革委会，我们认为杨志庆是一个两面派，他是睡在无产阶级身边的一个阴险人物，我们认为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问题，是红班子与黑班子的斗争问题，必须调查落实。我们的态度是，对杨志庆问题，我们采取严肃谨慎，多做调查研究，找出可靠的充分证据……这个‘黑班子’涉及面广，必须逐一查清落实。”这个报告于9月12日和14日刊登在地区“101”专案简报第33和35期，发到全地区各县。由于只有林耀文一人的交代材料，还不能证实杨志庆为首的黑班子问题。9月22日县“三办室”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参加研究的有刘汉华、陈荣渠、钟德元、吕广盛、沈生华、钟乃明、丘成端、丘祖才。先由丘祖才汇报，后研究认为李忠铭、冯培坤、罗开泰、李文康4人是危险人物，决定把4人放到县人委关押隔离审查，一人一间房，互不准通话，有专人看守，饭也不准回家吃，由家人送饭，房内配100瓦灯泡，日夜照明，不准熄灯，大小便也在房内。对这4人分别审讯，由于审不出结果，把李忠铭解押到南街会场，批斗了一天，第二天又解押到十字街让群众批斗，要交代与“造反大军”的问题，这次批斗李忠铭挨公安局龚恒仪左右开攻，打面部和耳根，打后还朝腹部踢了一脚，李即倒下，一时转不回气，好久才爬起来。据李忠铭反映食了很多药，两个月后劳动时还痛。批斗进行到中途，吕志说要把李忠铭的老婆也拉来。李的爱人罗利同志即被押来和李一起跪在台上。罗利同志又被拳打脚踢，大、小便被打出。对被关在收容所的“造反大军”成员谢海如多次审讯得不到有关杨志庆的材料后，便把谢海如放到纠察队直属班批斗，边审、边打，不承认又打，打一阵又审，谢海如由于不承认有“黑班子”，被打致重伤，于10月8日在收容所死亡。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逼供，对林耀文交代的“黑班子”始终找不到证据。县“三办室”又于11月30日，再次给军分区和武装部报告，报告中不再谈杨是“黑班子”成员问题，只说杨志庆有些错误观点错误言论，当第一把手是不宜的，要求杨在常委扩大会议作一些自我批评，把和“造反大军”的联系作一些交代，有些问题还需在整党时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发”、“核实”、对这“黑班子”问题，“处遗”中查阅“造反大军”主要头头黎斯达、李端祥、林炳生、陈裕光等人在1968年、1969年在押期间交代材料都说，提到过研究革委会班子问题，陆川“造反大军”从3月21日早上革委会研究决定单独召开“三代会”后，也没有时间再研究县革委会班子问题的时间了，说明所谓“县委会黑班子”是林耀文为使自己避免斗打而制造出来的假材料。
“101”专案组成立后，全县机关、学校、公社、大队都追查所谓“黑班子”，县追县的，公社追公社的，大队追大队的，机关追单位的。由于追查中，一些人趁机进行报复，致使8人被斗打致死。乌石刀具厂领导小组长李炳林参加了公社揪“黑班子”会议后，李炳林借揪“黑班子”之机对素有积怨的李正才一家进行报复。说李正才是“黑班子”成员。7月26日晚李炳林将李正才一家禁闭在家，不准出门，然后将李正才拉到办公室斗打，继而拖到街上去擦沙，擦得皮破肉烂，不省人事，又拉回办公室用绳子勒死。李正才70高龄的父亲和妻、弟也相继被斗打，造成一家人1人被杀，4人受伤（2人吐血，1人神经失常，1人被打聋了耳朵）的惨状。李炳林又把该厂职工李华文诬为“黑班子”支书，致使一家3人均被斗打。古城中心校教师李兰明，被指控为“黑书记”遭到不断的批斗。滚猪笼批斗后，当晚李被逼上吊死亡。马坡公社六平大队小学教师钟炳龙，因参加“造反大军”组织，被认为是“黑班子”成员，8月20日大队支书黄兆钧，把钟押到其房间审问，要钟承认是“黑班子”成员，钟否认，民兵黄兆盛、吕德祥、吴耀珊、钟敬寿等即把钟打倒在地，黄兆钧还说是诈死，黄兆盛、钟敬寿等把钟炳龙装进麻袋抬到胡地坑坟地，用白尾刀连捅了16刀，民兵认为钟已死，便回大队报告支书，但钟未死，苏醒后爬走了。至今其背部腹部还留有伤痕。因被诬为“黑班子”成员而被杀害的还有城厢公社官田大队吕国清、沙坡公社龙湾大队的姚树权、乌石街综合社的陈泽友、乌石供销社李武如、清湖公社陆坡大队廖仁昌等8人。据“处遗”统计，对所谓“黑班子”问题，自成立“三办室”起，经“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至追查“黑班子”，几个月里，先后被无辜杀害的达56人，挨劳改4人，被关禁21人，被斗打的39人，这是一起大冤案错案。
7月11日，县“红联”派谭镜勋、陈树明带领各公社“红联”代表（每公社1人，其中有大桥陈诗传、平乐陈福谋、米场李宗周等人）到南宁认领“陆川造反大军”被南宁“联指”抓获的人员，同时带去“红联”制造的手榴弹二箱，支持南宁“联指”。他们在南宁期间，两次从南宁“联指”领人，第一次领出6人，押到邕江边杀死后，把尸体丢下江；第二次又领出6人，在朝阳旅社交给南宁“联指”的学生红卫兵看守，后下落不明。
7月下旬，陆川“红联”组织有吕志、吴绍盈等人参加的30多人组成慰问团，带着各机关、大队、生产队捐赠的物资，计有猪、鸡、鸭、粮食、蔬菜、水果等共6个车皮到南宁慰问参加围攻“4·22”的解放军和“联指”人员。
8月下旬，县武装部和公检法军管会派武装部科长庞宗贤，带领军管会和县“红联”指挥部的丘俊明、罗建光、陶忠卫，占友文、张寿勋、吕学荣等人到南宁领取在南宁抓获的“陆川造反大军”人员86人，解回玉林，关押在幼儿园审讯。后县军管会又说派王才元、覃继华、陈伟到去审讯，一连审了20多天。平乐公社的一个妇女，因在裤头收藏的5元不交，被丘俊明、张寿勋、吕学荣拳打脚踢致重伤，死于玉林幼儿园。9月经县武装部领导批准，由县公、检、法搞所谓“活人展览”，把抓回关押在陆川收容所的“造反大军”人员，女的剃成阴阳头、男的挂牌，无中生有加上各种丑闻，公开展览宣传。在县收容所关押期间，陈庆元、罗培盛等人被吕志领出杀害，罗宗芳被刘炳光等人领出杀害，有的被折磨死于狱中，有的后来释放。
9月7日，在县“红联”成立一周年之际，地区“联指”统一颁发“联指”所谓“战士证”，凡参加“红联”组织的人员，人手一册，相当于工作证使用。
9月中旬，在上级的敦促和群众遗属的控告下，县革委常委作出决定，由公、检、法、军管会追查大桥公社四和大队和潭村大队报复杀人问题。9月19日，军管会拘留了故意杀人、报复杀人的四和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周尚昆，乱杀人现象才有所收敛。但杀人之风尚未完全制止，还有一些人被打死杀死。县烟糖公司干部余明通，“3·24”事件时被刺数刀未死，爬回家中治愈之后，于11月响应号召，回单位工作，即被该单位职工罗庆荣、丘志才、吕德球3人勒死；城厢公社洞心大队吕区坤逃到海南，1968年12月大队派民兵到海南把吕抓回杀死；马坡公社六平大队钟育全，1969年10月在斗争会被打死；良厚大队庞永昭，1969年1月在大队水井边被杀死；靖东大队曾淑美1974年5月2日在大队斗争被打死；平乐公社四乐大队梁春林，1972年12月在马坡塘斗争会上被用禾丫刺死；米场公社新街大队李志泽，1972年12月在大队斗争会上被打死。而对杀人者，县、公社无人过问。
10月17日，县革委常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大塘坡成立“5·7”干校，在县花果山设立分校。县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兼干校革委会主任，副主任陈荣渠，负责具体工作。1969年以后分别由李明、韦石、丘贤彬、张仕华等人负责。干校成立，名曰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实质是集中干部搞所谓“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批斗干部。到干校的人，一是县直机关各单位造反派的干部，共有300多人。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一边搞斗、批、改，审查批斗干部。二是被揪出来接受审查的100多名领导干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要写交代，接受审查批斗。干校分成党政、农林、财贸、文教4个连，校部和连队设有专案组，负责内查外调审查干部。被审查的人不得自由，外出要请假，有的人自己爱人来访谈话，也有造反派的人在旁监视，不准参加政治活动。有的人工资被扣发，每月仅发生活费20?30元。在劳动中，重活、脏活是挨审查靠边站的人干，造反派干轻活。由于混淆是非，无限上纲，所谓说“错”一句话，“做错”一点事，便被认为是破坏活动，从出身、历史上追查，挨批、挨斗。自干校成立至12月的两个多月中，对干部一直进行批斗。12月，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徐其海到陆川检查工作，召开所谓造反派干部大会（揪出审查的人不能参加）。徐副司令员在报告中，对哪些人属当权派作了解释说：“掌握县的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才是当权派，即是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才属当权派”。还批评对干部死揪不放，不让工作的极左思想。此后，才陆续把一些靠边站的干部解放，安排到6927工程、枝柳铁路工程、县东山电站扩建工程、文龙电站工程等处工作。有一些所谓问题多的人，县革委给予定性处理后，仍在干校劳动，到1973年才给予安排工作。干校宣告结束。后改为园艺场，原干校经营的土地、房屋、财产由园艺场接管。
11月，县成立整党、建党领导小组，组长钟振华（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副组长刘汉华（县革委副主任），在县直机关、公社、大队支部进行“群众性整党”，有些单位由非党员的造反派头头担任整党领导小组的领导，县组织300多人的整党建党宣传队，组成11个队到10个公社和县机关协助整党。此次整党，使一批老党员继续受到审查迫害，一批造反起家，“文革”中杀人者，当上了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有的突击入党后，即当上支部书记。
11月下旬，县公、检、法军管会，把抓捕的陆川“造反大军”成员林炳生、李端祥等人，所谓以“现行反革命”罪，分别判刑劳改，多的判了18年徒刑，1971年这些人才被宣告无罪释放。陈裕光被捕后，未及判刑，便死在狱中。
12月中旬，县革委贯彻上级关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把全县的中学下放给公社办，小学下放给大队办，工人宣传队进驻中学，贫管会进驻小学，管理学校。把全县1493名小学教师下放回原籍的大队任教，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造成师资余缺不均，教师多的大队安排不了，教师少的大队，找不到人任教。安排继续任教的教师仅1252人，占87.4％，不给安排的241人，占12.6％，教师由发工资改为由大队记工分。从此不少教师感到前途渺茫，便回家建房修屋，作为退路准备。
12月30日，县革委会决定，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759名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除少数回原籍生产队的外，大多数到平乐、马坡、沙坡等公社的生产队插队落户当社员。同时将清理阶级队伍中所谓“27种人”的105名合作商店、手工业社职工，家属遣送回原籍生产队当社员，参加农业生产，由群众监督改造。
3月12日，县革委会在陆中大操场，召开机关、学校、厂矿及附城社、队干部群众大会，批斗所谓广西最大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贺、霍、傅、谢、袁。陆川的罗开泰同志和陆川中学生黎斯达（‘造反大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被作为县内的‘走资派’代表押到会场陪斗。严重地助长了派性的发展。
5月15日，县革委常委集中县人武部收听“九大”会议精神的广播。之后，县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在贯彻落实毛主席：“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指示时，县革委要求各单位都要挖防空洞，大部份单位都挖了，后没有用上，致/至今不少已崩塌。县革委又于1969年7月24日发出战备物资储备计划通知：要求食杂服务站储备白糖200吨、冰糖5吨、饼干2吨、食盐750吨、生猪150头、酒精2吨；粮油服务站分别在陆选、六潘、高庆储备粮食500万斤、油料10万斤，各公社集体储备粮食6858万斤；供销服务站储备火柴1500件、煤油100吨、柴油100吨、锄头柄10000条、泥箕1000对、水桶3000担、黄麻900担、麻绳10000斤、木柴500万斤、食盐300吨、棉花1100担、锅头500只、麻包3000个、扁担10000条、滴滴涕1吨、敌敌畏300公斤、六六粉2吨、十字锄2000把、无烟煤100吨、柴煤100吨；农机服务站储备柴油100吨，主要备件13件，各种机床15台，各种钢材15吨，发电机120瓩1台；物资服务站储备钢材50吨、木材400立方米、水泥2000吨、50?100伏安变压器4只、铝线1吨，生铁50吨、焦炭50吨、炸药10吨、雷管10万发、10瓩发电机组1台、80瓩发电机组1台、无缝钢管2吨、汽车胎30套、小汽车胎6套。这些物资的储备，不但耗费了大量的建仓和搬运的资金，有的物资霉坏变质造成的损失也不可估量。
除了在本县搞小三线公路之外，还派出大批干部、民兵支援“六九二七”工程、枝柳铁路和“五三九”国防公路的三线建设，共动员民兵12000多人参加，直到1974年冬才结束回县。
7月，上级通知，各高等学校，由考试取录改为推荐，使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干部群众子女被拒于高校门外，一些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被推荐上了大学，给一些以权谋私者开了方便之门。直到1977年，才恢复统一高考，择优录取的制度。
8月，成立清查“5·16”办公室，由武装部副部长谷延清领导，组织人力对抓获的“4·22陆川造反大军”成员进行审讯、外调，查了2个月，没有查出“5·16”分子。
11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又一次写大字报揭发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县供销社一个干部，在听电话时，无意中在报纸上写“打倒”二字，而该报纸上有毛主席像，结果被指控是要打倒毛主席，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监外执行，由单位监督改造。
11月间，县革委主任杨志庆调地区革委工作，县革委会主任由钟振华接任（武装部政委）。
12月25日，召开了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30日正式选举成立中共陆川县第四届委员会，选出县委委员28人，常委9人。县委书记钟振华（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副书记陈健（“文革”前县委副书记）、常委计洪泰（县武装部长）、谷延清（县武装部副部长），于吉祥（县武装部副部长）、段德华（县武装部副政委）、刘汉华（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副县长）、何兆海（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在北流任公社书记）、鲍学融（县革委副主任）。虽恢复县委领导，但党政部门仍有军代表参与领导管理。
夏、秋间，全县分期分批进行整党、建党，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建党“五十字”方针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发展一批新党员，从1969年至1972年10月，共发展新党员2016人。其中一批造反派骨干、杀人者突击入了党、升了官。
11月，县革委会在电影院召开县直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然后相继在各公社传达。
3月28日，县委常委学习中央（72）12号文件，研究贯彻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根据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指示，在城乡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在路线教育中，请老革命同志讲革命斗争史，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请老贫农讲农村史、家史，进行阶级教育，把路线教育与革命大批判结合进行，从思想上、政治上、理论上分清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界线。
8月19日，县委常委开会讨论落实中央（72）28号文件，成立五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正副主任各1人，办事人员11人），解决占用学校、医院的房地问题。
8月22日，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发了《关于认真做好教师调整工作的通知》，在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自治区、县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县中小学的一些领导班子和教师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充实。
9月18日，县委常委开会研究向下传达中央（72）34号文件，即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宣传提纲》的通知，从原来批修整风宣传队中抽调宣讲能力强的干部参加，各公社来公社书记、管运动的副主任或副书记、运动办各1人，各高中来1人，县直各战线来1个领导和2个宣讲能力强的干部，先集中训干2天（9月20日报到，24日回去），县直机关20日召开干部大会传达文件。
12月4日，全县开展教育革命检查以马、恩、列、斯和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为武器，以全国全区全县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为依据，总结交流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经验。
8月23，钟振华调玉林军分区任副政委后，由原县委副书记陈健任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会主任。
8月30，县革委常委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公报，学习中大家发言谈学习心得，革委主任钟振华（地区已通知调军分区担任副政委，当时还未到职）说：“这次十大的召开是毛主席坚持团结胜利路线，粉碎林贼反党集团的胜利大会，它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重大意义。十大召开，选出老中青中央委员。开除了林彪、陈伯达出党，说明我党的力量更加团结，更加坚强。”县委还要求县机关单位、学校和公社、大队要同样认真学习“十大”公报；提出以学习贯彻“十大”精神为动力，深入批林整风，做好各项工作。9月25日，县革委发出了《关于学习贯彻“十大”精神，结合进行整顿民兵组织工作的意见》的105号文件。文件指出：要以毛主席“兵民是胜利之本”，“大办民兵师”，“备战、备荒为人民”，“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教导为武器，以批林整风为纲，以党的“十大”精神为动力，深入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提高民兵地位的认识，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发扬成绩，纠正错误，纯洁民兵队伍，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充分发挥民兵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骨干作用，促进民兵工作“三落实”。
9月，玉林地委调杨业荣到陆川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革委副主任。
年冬，武装部军代表撤出党、政部门，从此，恢复地方工作由地方管理制度。
3月，根据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开始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但由于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和派性的阻拦，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彻底，给死者作结论的仅限于干部、职工和贫下中农出身的社员、居民、学生，全县“文革”期间共死亡1557人、作出属非正常死亡结论的571人，回收被驱赶回老家的职工和家属和补发“文革”中被扣发的工资，只限于定性属人民内部矛盾的人，定性属敌我矛盾的，虽回收，不补发工资。对死亡干部、职工的遗属赡养也是低标准的。
4月，开展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和“三字经”，批广西区党委第二书记韦祖珍同志，把韦祖珍同志下乡发现及提出的生产队存在问题，说是专揭阴暗面，不突出成绩，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是林彪派来广西的人。对干部的思想影响很大，使老实人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弄虚作假的人有机可乘。
4月间，县党委革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叙镇和吕学荣、张寿勋、吕志、罗国南、陈光辉等一批“文革”中造反派头头联名用大字报形式写给县委一封公开信，贴在县革委办公室大楼，信的内容：说县委在干部安排上，把一些在“文革”前的领导干部又安排做领导工作，官复原职，是“克己复礼”的表现，而不重视提拔使用在“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中的“有功之臣”。公开信贴出后，一批造反者很快就得到县委提拔。4月28日，县委就决定：任罗国南、吕学荣两同志为县商业局副局长，免去其两人县食品外贸公司革委会领导小组副组长。任林丛同志为县文化局副局长。任张寿勋为县工业局副局长，刘政生任县铁锅厂革委会副主任。5、6月份又陆续提拔一批。6月5日中共玉林地委任王叙镇同志为中共陆川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当时，群众反映说：“写张大字报，升官一大批。”
74年冬和75年，县委根据张春桥“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文章和上级关于贯彻这一精神的指示，在全县机关、农村开展了“基本路线教育”，大力宣传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发展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把自留地说是资本主义滋生地，要限制。自留地只能种自食自用的蔬菜，不准种经济作物，种经济作物被说是自留地商品化，要批判；冬闲农田只准种自食青菜，不准多种头菜、萝卜；在田边、山边、河边开荒种一些作物，说是私耕滥种；有些公社、大队提出家禽每户只准养3、5只，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养鸡群、鸭群要受批判；果树每户只准有3、5株，多的说是经营果园、竹山；能工巧匠外出搞基建、木工、砖瓦匠、剦鸡、补锅的人，被称为搞野马副业，要限期回到生产队，否则不给其父母、爱人、子女的口粮。结果发挥一技之长、外出做工的人，纷纷回到生产队搞农业。据1975年1月5日县革委生产运动办公室统计资料，外出所谓搞野马副业的4375人，已回来3510人，所谓私耕滥种的16584户，占地7318亩，收回6201亩，还在马坡、城厢、乌石、良田等公社搞劈山造田，搞人造平原，费了不少劳力物力和财力，虽把山削平了，由于土瘦缺水，土壤缺有机腐植质，种作物不长，白白浪费人力和资金，还造成灾害，暴雨一来，黄、红泥被冲刷下来，掩埋附近下游良田。为了集中劳力搞农业，把历史习惯三日一圩的圩期改为逢五逢十为圩期，造成商品堵塞，税收减少。还组织民兵小分队砍田边的竹木果树，名曰割资本主义尾巴。大桥公社瓜头大队上方田生产队池玉明（解放前地下交通员）其父亲遗下屋边的龙眼树一株，大队民兵小分队要砍掉，池玉明抱住不给砍，民兵小分队硬把其扯开，使其跌倒在地，起不来，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
10月29日，陈健调地区工作，县委书记由杨业荣担任，还兼革委会主任。
天安门事件向全国广播后，4月8日下午，县委在县城召开了4000多干部、群众参加的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大会，会上县委带头、工农兵和学生代表发了言。县委书记杨业荣在发言中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反革命政治流血事件”，号召全体党员、干部、群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指邓小平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全县10个公社，154个大队都召开了全体干部、社员大会。10日下午，县委又在陆川县城召开附城各界人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声讨邓小平所谓“反革命罪行”的群众大会，各公社也派一名领导带代表来参加。除开大会所谓的“声讨”外，县委还要求各机关、单位和学校进行新、旧社会对比；执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比，“文化革命”前后对比的三对比教育。
5月14日，县常委决定在全县迅速掀起所谓“批邓"高潮，要求各单位举办学习班，联系实际开展所谓“批邓”，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据马坡等8个公社统计（全县10个公社）共培训学习两个决议的骨干16135人，辅导员5656人。编写辅导材料的有硃砂等31个大队，以政治夜校为阵地，开展学习所谓“批邓”的2460个生产队，占全县总数的75％。参加学习批判的有59634人。
毛主席逝世公布后，9月10日，县委常委学习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由副书记何兆海负责筹备，于9月18日，在陆川中学操场召开全县性的追悼毛主席大会，县直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温泉公社的群众及米场、沙坡、大桥部份大队的群众，各公社还派代表共1万多人参加悼念，大小花圈数百个，摆满半个操场。大会后，还将灵堂保留10多天让群众自行去追悼致哀，各机关单位和学校还设有悼念“致哀厅”、“致哀室”，根据中央规定自9月9日至18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外，县还定出在悼念期间：干部职工不准请假离开工作单位，不准放电影演戏及一切娱乐活动，不准喝酒，不准放鞭炮。追悼会后，全县各机关单位学校农村的党员、干部、工人群众还进行学习中共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囯各族人民书》、学习华国锋在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学习两报一刊《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号召干部群众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迅速掀起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当时有米场公社卫生院会计林宗明娶媳妇，请假回家给儿子办婚事，单位不批准，林于9月10日晚自行回家，媳妇进门时放了鞭炮，请了11桌酒，14日晚回到单位。结果，被县革委会给予开除留用察看2年的处分，1981年11月复查改为行政记大过处分。
10月中旬，县化肥厂采购员李桂生，出差到上海，获知“四人帮”反党集团被粉碎，回到陆川后向厂里的同志讲了这件大喜事，被县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拘留，直到陆川传达粉碎“四人帮”通知后才得到释放。
10月24日，在县城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杨业荣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之后举行了游行庆祝活动。
“文化大革命”到此结束。
197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慎重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砸、抢问题的通知》（即48号文件）下达到县。1979年1月15日，区党委又转发《中央对广西区党委关于1967年、68年间我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报告的批示》（即25号文件）。3月，玉林地区黎允武专员和地区公安处长苏民世同志，带领工作组来陆川，作为贯彻二个文件的试点，在地区黎专员和地区工作组的具体指导下，县委决定，由政法部门负责，各战线协助配合，公、检、法三家的领导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管日常具体工作，还从各战线抽调20多人，配合地区工作组，调查“文革”杀人案件，对死者家属照“25号文件”规定按病故处理落实经济政策，给死者作出正确的结论，还决定对被害的李姚春、莫永祺、何为礼同志开追悼会。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查出县城在“4·29”、“5·20”事件中杀人的部分凶手。6月5日，县委决定对报复杀人的吕志、周广胜、谭增康3人逮捕审查，查处“文革”杀人问题初步已打开局面，追悼会由于遗属提出要找出死者尸骨安葬好、处理杀人主谋、凶手后才参加，而没有开成，对遗属的政策，正在进行落实的时候，突然接到区党委电话通知，办了手续，钱未给到遗属手上的，也停止发放。因而，终止了对遗属的经济处理工作，莫永祺、何为礼两同志遗属的经济补助，已发了通知，县革委行政科又把款以遗属私人名义存入了银行，存折没有交给遗属，也停止不发。由于区党委态度暧昧，不坚决执行中央“48号文件”及有关指示，在7月份地区工作组撤走回去后，县委对查处“文革”杀人问题也就犹豫不决了，对工作组办案也不够积极支持了，工作组在查米场公社杀人的案件中，根据杀人凶手的交代揭发，米场公社“3·24”、“4·29”两次杀人，都是当时公社武装部长俞培才（原县供销社主任）部署策划指挥的，工作组找到俞培才，要他交代，但他既不承认，又拒不交代，工作组即把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提出对俞培才进行停职反省交代的意见，得到县委领导的同意，但在对俞宣布停职交代问题后，俞即向县委鸣冤叫屈，不但不交代，还说是被人诬陷的。之后，县委领导同情了他，又宣布停止反省，恢复正常的领导工作（83年“处遗”证明，俞确是米场公社“3·24”、“4·29”杀人的主谋，被逮捕法办）。由于工作组办案遇到阻力，又得不到领导支持和具体指导，情绪低落，查案工作处于停停搞搞、搞搞停停状态。10月，中央工作组来到玉林地区，一些遗属去上访曾得到接见。后来又传说中央工作组有人来陆川调查（实际未来），一些遗属信以为真，于10月25日又有20多名遗属联合到县城找中央工作组上访，并写了“杀人凶手钟德元、林伟松从县委滚出去！”的标语贴在招待所对面墙壁上，还在街上贴出揭露杀人凶手的大字报。27日，钟德元同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爱人陈懋青（新华书店干部）、林伟松同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的爱长/人陈惠娟（县革委车队干部）、谢金辉同志（县计委副主任）的爱人黄玉明（县食品公司干部）3人联合一起（群众称“三夫人”）到南街桥头的百货公司门市部，把“文革”时被杀害的何为礼爱人谢如芬同志拉到检察院，说谢如芬同志诬陷钟德元、林伟松为杀人凶手，要求检察院处理，检察院分别对双方教育，不作处理。对此，县委认为这是违反中央“不准大字报上街”的行为，发展下去会招致混乱。在一次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杨业荣批评了遗属贴大字报、标语的行为，要求科、局以上领导不要支持他们。后来，县委书记杨业荣和公安局长朱光纪，先后对谢如芬进行批评教育。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区党委又说把各级“三人领导小组”调整充实为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要求各级党委抽调骨干力量，继续处理“文革”杀人问题。但是，在区党委认为“文革”中广西有一条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一大批所谓“文革”有功之臣已被提拔到各级岗位，把持着大权，所以，查处工作一直开展不起来。直到1983年，中央改组了区党委，并派来工作组具体指导，“处遗”工作才得以较顺利地进行。
“文革”十年，我县受害惨重，为自治区重灾县之一，死亡人数占当时人口的比例，名列玉林地区之首。全县无辜死亡1557人，占1968年总人数的0.393％（被枪杀和打死的1466人，被迫害自杀的63人，其它28人）。其中国家干部206人，工人44人，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35人、居民9人、农民1244人，学生19人。全县11个公社（镇），155个大队均乱杀人。杀人面之广，死人之多，是我县历史未有过的。有的虽幸免一死，也难逃避被打致伤残的厄运，还有一大批人被乱抓乱斗、抄家拆屋，身心受到摧残。有的人被斗被杀后，家属、亲属受株连，在入党、入团、升学、参军、招工招干中被拒于门外，而受害较大的是教育战线。在全县被逼被杀死亡的206名干部中，就有123名教师，仅5所中学遭杀害的教师就达33名，被害者多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这使教育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另外，许多人思想上也受到不少冲击。“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真假不辨，好坏不分，杀人“有功”者得到入党升官；讲正义者受打击，如此种种，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混乱，经济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1983年6月至1985年5月，在区党委、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全面进行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对冤、假、错案给予纠正，受迫害的干部、群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对无辜的死者给予昭雪，遗属得到安抚。“文革”被扣发的工资给予补发，被抄家拆屋的给予赔偿，总共全县补发人民币1513930元，对“文革”中造成的孤老、孤幼、孤残136人，还给予定期救济，给250名死者干部职工子女顶班，补员、安排工作。在“文革”中被赶回农村老家的363人收回了原单位。对杀人的主谋、凶手及犯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职工，分别给予处理，逮捕法办了原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原军管会主任方希俭等47名杀人凶手及主谋者，开除公职46人（包括捕判的26人），开除、清除出党的763人（包括捕判11人）、开除留用察看58人，给予其他党纪政纪处分的415人。
经过“处遗”，党的有关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混乱思想得到澄清，精神创伤得到医治，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开始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注一：“红联”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色联合指挥部”的简称。陆川“红联”是广西“联指”一部份。
注二：陆川“造反大军”是“广西4·22陆川革命造反大军”的简称。是广西“4·22”的一部份。
注三：原来的区和公社，成立革委会后，区改为公社，原来的公社改为大队。
1970年12月5日党代会选出县委名单：
书记：钟振华（武装部政委、革委会主任）
副书记：陈健（县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前县委副书记）
常委：9人（包括钟振华、陈健在内）
计洪泰（县武装部长）
谷延清（县武装部副部长）
于吉祥（县武装部副部长）
段德华（县武装部副政委）
刘汉华（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副县长）
何兆海（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北流县公社书记）
鲍学融（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地委科长）
1973年9月起至75年11月县委书记由陈健担任，原县委书记钟振华调任军分区副政委，陈健任县委书记至1975年11月。这段时间的县委副书记有：
杨业荣、鲍学融（从73年9月至75年3月）
何兆海（从75年4月起任副书记）
庞玉成（从75年起任副书记）
常委有：覃金合（武装部政委，74年8月10日起）
谷延清（武装部副部长）
蓝春桂（县革委副主任）
林瑞清（县革委副主任）
陈伟铨（县革委副主任）
王叙镇（县革委副主任，74年1月5日起）
巫德椿（县革委副主任、“文革”前县长）
张祖德（组织部长，74年1月14日起）
卢逵（党委革委办公室主任、“文革”前地委组织部副部长，75年3月4日起任常委、革委副主任）
段德华（武装部副政委）
王金生（县武装部副部长，74年8月10日起）
王翰林（革委副主任）
万群英（73年12月17日起）
1975年11月杨业荣任县委书记，陈健调地区农办室副主任，杨业荣任书记至1983年。
副书记有：
庞玉成、谢炳昌、（76年11月8日） 何兆海
沈瑞坤（76年5月31日）
常委：（三中全会前的）
蓝春桂（革委副主任）
林瑞清（革委副主任）
陈伟铨（革委副主任）
王叙镇（革委副主任）
张祖德（革委副主任）
庞家旺（革委副主任）
巫德椿（革委副主任；73年10月7日）
钟德元（组织部长）
林伟松（宣传部长）
孙万勤（县武装部长）
覃金合（县武装部政委）
万群英（73年12月17日起）
姓名 “文革”时职务 捕判时职务
刘汉华 县革委副主任 灵川钢铁厂党委副书记
方希俭 县军管会主任县人武部军事科长 湖北黄岗县经委副主任
吕广盛 “红联”副总指挥革委组织小组组长 博白县建委副主任
蓝春桂 平乐公社革委主任 陆川县副县长
陈超富 县军管会副主任，县武装部参谋 县水电配件厂干部
俞培才 米场公社武装部部长 县供销社主任
黎立 县合作商店领导小组组长 县饮服公司经理
陈昆荣 马坡公社武装部部长 平乐供销社副主任
刘德谦 清湖公社武装部部长 县罐头厂工会主席
万永强 清湖公社公安员 乌石粮所所长
谭镜勋 县税局秘书 县税局副局长
宁春光 沙坡公社武装部部长 县税局副局长
占树良 城厢公社武装部部长 县战备办公室主任
谢可仁 古城公社武装部部长 良田供销社主任
杨玉军 大桥公社稔坡大队支书 良田公社革委副主任
吕志明 畜牧站领导小组副组长 马坡农场干部
罗立信 城厢公社武装部副部长 县磁选厂副厂长
饶德光 乌石公社双洞大队支书 良田镇干部
陈纯标 五星农场干部 博白茂青农场干部
赖培深 古城公社陆因大队支书 古城公社干部
陈流 县矿产站工人 县矿产站干部
何家海 乌石公社革委副主任财贸教导员 县外贸局副局长
吕鹄飞 良田公社武装部长 县农机局副局长
饶荣彪 教师 教师
吴仁焜 县高中干部 县党校副校长
吴兆广 县高中学生 县酱料厂干部
许赞武 城厢公社纠察队员 城厢食品站工人
赖志东 旺岭大队农民 铅锌矿工人
陈宇才 万丈大队民兵 农民
陈洪珍 万丈大队革委主任 城厢公社企业干部
叶玉新 田龙大队民兵 农民
徐为秀 紫恩大队革委主任 公社农械厂工人
郑启清 田龙大队民兵 农民
叶广铭 田龙大队民兵 农民
农振川 六凤大队民兵营长 农民
林庆球 旺荐大队大队长 大队长
李辉南 良村大队支书 公社企业工人
梁朝业 塘寨大队民兵营长 大队农业技术员
吕镜林 洞心大队革委主任 公社企业干部
沈友钧 风淳大队长 公社企业会计
李炳林 乌石刀具厂领导小组长 工人
吕渭光 温泉大队革委主任 公社企业干部
林玉华 和平大队革委主任 公社企业干部
谭增康 县财政局干部 县石油公司干部
周广胜 县食品公司工人 城关市管所工人
陈汉荣 平山大队长 养猪专干
姓名 “文革”时职务 追捕时职务
卢维明 马坡大队民兵营长 农民
吕官仁 官田大队民兵营长 县煤炭公司采购员
李仁彪 八角大队革委会主任 古城公社革委副主任
陈瑞南 雅松大队革委主任 公社企业干部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二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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