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乐县“文革”大事件

日期：1987-3-0 作者：中共平乐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平乐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前言………………………………………………………………………………（53）

围攻沙子事件……………………………………………………………………（55）

龙岩“反共救国团”冤案…………………………………………………………（61）

“文革”期间“剿匪”的真相……………………………………………………（66）

前言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

“文革”内乱中，平乐县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一场浩劫，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江青一伙“文攻武卫”的煽动下，两派群众组织仅1967年至1968年就发生了4次较大规模的武斗。全县无辜被打死、逼死1926人（1968年死1858人），占当年24万人口的0.7％。其中干部221人，工人155人。农民和居民群众1550人。全县经济损失232万4800元，其中，工业停工停产损失210万元，文革专用费12万元，武斗费用10万4800元。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特别是1983年至1985年5月，我县根据区党委的部署，下决心，抽调了大批人力开展“处遗”工作。实事求是地平反了冤假错案，使无辜死者得到了昭雪，受害者和死者遗属得到了安抚。对“文革”中，犯有各种罪行或错误的1446人，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并按区党委（83）54号文件作出了处理，逮捕法办了50人（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1人，判无期徒刑2人），双开除的30人，开除党籍的561人，开除公职的9人，其他党纪、政纪处分565人，在给予处分的1165人中，干部381人，群众784人，免予处分281人，给“文革”中被害死者遗属安抚各种经费75万1617元、安排死者遗属156人工作。

历史证明：“文革”内乱给平乐人民导演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历史悲剧。我们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1968年平乐发生的龙岩“反共救国团”冤案、“围攻沙子”事件和“文革”期间“剿匪”真相3个专题编写成《平乐县“文革”大事件》。目的在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巩固“文革”处遗的工作成果，用血和泪的事实教育群众，告诫后代，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平乐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革”大事件编写组1987年3月

围攻沙子事件

1967年4月，平乐县的所谓革命造反组织，由于对领导干部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对社会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以张全生、朱秋麟等人为头组成的“平乐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平乐联指）；一派以张弓、冯耀坤、白先春等人为头组成的“广西四·二二平乐造反大军”（简称四·二二或造反大军）。两派在江青“文攻武卫”的挑唆下，矛盾日益尖锐，由双方论战，发展为1967年8月25日和8月31日真枪实弹的武斗，双方在武斗中死伤35人，其中死13人，伤22人（造反大军死11人，伤18人），造成了严重恶果。此后，派性斗争不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随着斗争的发展，至1968年两派力量对比悬殊。“联指”势力日趋强大，“造反大军”力量单薄。6、7月间，“联指”又加强了武装配备，同时在县城开始抓人、打人和杀人。为此，“造反大军”部分头头和同观点的群众离开县城到乡下躲避。“造反大军”的主要头目张弓、冯耀坤等人随即转到沙子，以农业中学和天花庙两地为据点，平乐“联指”于1968年8月5日，又制造了一起“围攻沙子”的流血事件。

事件的发生和经过。

1968年7月底，平乐“联指”副主任朱秋麟（阳安区团委书记）去桂林指挥武斗，临行前，交待莫世奏（公安局秘书股副股长、联指常委）主持平乐“联指”的全盘工作时，说：我和张土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联指常委）上桂林了，你在家负责一下，主要是查实“造反大军”的动向和落脚点，然后进行围剿。

朱秋麟到桂林后，于8月1日在桂林棉纺厂召开了在桂平乐“联指”常委互通情报的会议。出席会议人员有：张全生（银行干部、联指主任）、林秉刚（平乐镇工商市管员、联指常委、联指民兵师师长）、张土旺、廖德权（平乐镇团委书记、联指常委）、梁培芬（平中学生、联指常委）、黎万常（平乐卫校学生、联指常委）等人，朱在会上介绍平乐情况时说，家里准备打沙子，如果抓到张弓（平中学生，造反大军头头），要审问出他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材料，然后再把他搞掉（杀掉）。

8月3日，张全生、林秉刚回到平乐。当莫世奏得知“造反大军”头头张弓、冯耀坤（县农委干部）等人在沙子的情况后，即布置“联指”所属的参谋部拟出攻打沙子的武斗方案，由参谋长朱世战（农械厂厂长）具体制定，当时认为，“造反大军”在沙子有40至50支枪，每人还配有手榴弹。因此，决定以沙子“联指”为内应，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次日下午2时，莫世奏在“联指”办公室召开有“联指”常委林秉刚、李水庭（县组织部干事）、林义文（县知青办干部）、苗德忠（医生）；临时常委杨锦新（劳动局长、84年病亡）、杨永湘（公路段段长、联指武装直属连连长）、林植溪（税务局秘书、联指武装直属连副指导员）、胡有庆（银行干部）；以及参谋部工作人员、直属连排长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由朱世战主讲攻打沙子的作战方案。经讨论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水路出发，到浦地上岸，经协中到沙子，由杨永湘、林植溪带队；一路乘车到班山尾，步行到沙子，由林义文带队，5日晚出击。

8月5日，“联指”组织了一百多名武装人员，于当晚11时许，兵分水陆两路向沙子进发，拂晓，包围了沙子。在作内应的沙子区联指常委陈义（沙子区干部）、黄章发（沙子供销干部）、刘振兴（沙子邮电所工人）、王焕忠（沙子搬运社工人）等人的分头带路下，一枪不发，攻入沙子。对“造反大军”驻地进行搜捕，抓走张弓、冯耀坤等75人，并按严重问题、一般问题和没有问题分别关在派出所、工商管理所和沙子小学。

6日上午10时，林义文电话向莫世奏汇报攻入沙子情况，并要求派两个常委去处理。莫叫张全生、林秉刚、胡有庆三人前去，张全生等人走后，莫世奏打电话去桂林问朱秋麟：“张弓等人如何处理？”朱答复，可以搞脱（杀掉），但要问清楚情况，莫没有把朱的意见转告张全生等人。张、林到沙子后，听取了林义文关于攻打沙子的情况汇报，然后对张弓、冯耀坤等人进行非法审讯，直到深夜11时，林秉刚、张全生决定召开会议再行研究，随后由林秉刚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联指常委张全生、林义文、临时常委林植溪、杨永湘、胡有庆、梁培德（林业局干部、武装直属连排长）、另有何金元（公安局治安股副股长）、李国民（基建局设计员、联指办公室工作人员）、李瑞宇（联指办公室人员）等人员。会上各审讯组都说被审者态度顽固，审不出什么名堂，大家越讲越气，有人提出干脆干掉（杀掉）算了。与会者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时提出要杀的有十多人，这时，林秉刚和张全生、何金元商量，决定联指常委和联指办公室人员留下继续开会，会议仍由林秉刚主持，参加者有张全生、何金元、林植溪、林义文、杨永湘、胡有庆、梁培德、李国民、李瑞宇等人，林秉刚说，大家再认真研究一下，刚才提了十多人，是不是面宽了点，要考虑影响，学生最好莫杀。何金元说，要杀那些民愤大的，有历史问题的。会议最后决定杀掉张弓、冯耀坤、余海（平乐镇车缝社工人）、杨运才（余海之妻）、余长寿（余海之子）、陈文开（平乐一小民办教师）、李旭平、廖祖厚（广运林场工人）等8人，因沙子“联指”不同意在沙子枪杀，于是决定把人拉回平乐秘密杀掉，有人提出，在沙子开个大会，公开“镇压”两个，造点声势。林秉刚同意这么做，当时，认为余海夫妇是资本家，遂将二人留在沙子公开枪杀。

当晚12时许，林植溪打电话回平乐“联指”，要求派一辆汽车和一个武装班到沙子执行任务（没有说要拉人回平乐枪杀），“联指”办公室人员赖文忠（税局干部）接电话后，向莫世奏汇报，莫同意派车因没有武装人员赖文忠便与上桂林参加武斗，途径平乐住宿的梧州“联指”武装排联系，请求派一个班协助，他们同意后，由赖文忠带领前往沙子，林秉刚又从围攻沙子的武装直属连中，派了黄天送（林业局工人）的尖刀班配合，连夜将张弓等6人拉回平乐。赖文忠亦随车回平乐，农械厂的蒙东友（技术员）又擅自派人将该厂的钟燕琼、钟燕平同车拉回平乐。将上述8人推到安良木场河边枪杀，石炮万（农械厂工人）等人又把尸体拖入河中，让水冲走，其中一人未死，当被拖时马上爬起向江边跑去，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石炮万立即端枪射击，连发数弹，将其打死。

6日中午，县农械厂的王平生（造反大军常委）在沙子长塘得知他这一派失败后，打电话到沙子找林秉刚，请求出来交待问题，蒙东友知情后，立即组织该厂武装人员到半路拦截，把王平生杀掉。

8月7日上午，在沙子召开万人大会，林秉刚在会上讲了话，林义文宣读了余海夫妇的“罪状”后，即将二人枪杀。随后，又把认为有问题的20多人拉回平乐关押。当晚，工程队的刘德俊、刘建宏、张家麟、糖业烟酒公司的何旺强，大米厂的叶润生等5人被各单位的“联指”武装人员拉去枪杀。在围攻沙子事件中，先后有16人被杀害，70多人被抓，20多人被关押，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影响极坏。

1983年“处遗”中，对策划和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有关人员，分别给予逮捕法办以及党纪、政纪等处分。

附：事件有关人员的处分情况：

朱秋麟，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另犯有召开4次“联指”常委会议决定成批杀人的罪行）。

莫世奏，判处无期徒刑（另同意杀害14人，参与杀害2人）。

林秉刚，判处无期徒刑。

林义文，判处12年徒刑。

梁培德，判处13年徒刑（另开枪杀2人）。

张全生，开除党籍、撤职（另参加“联指”常委会表态同意杀3人）。

朱世战，党内警告。

林植溪，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一年。

胡有庆，清除出党，行政撤职（另参加研究杀害5人）。

陈义，留党察看一年。

赖文忠，开除党籍、撤职。

何金元，留党察看两年。

石炮万，清除出党，行政开除留用两年。

蒙东友，开除党籍，行政开除留用两年。

龙岩“反共救国团”冤案

“龙岩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想和派性纠合在一起，而酿成的1968年7月中旬在平乐月城区中华乡龙岩（洞）成立所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的一起冤假案件。

根据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1968年6月18日指示，平乐县革委、人武部6月28日以（68）平革字第14号文件发出《关于贯彻（广西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进行追查“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月城区革委会于7月初，召开乡干部会议贯彻县革委这一指示，布置抓阶级斗争，开展“三查一清”的活动。区革委主任周开文在会上点名批评了中华乡抓阶级斗争不狠，并说有个“反革命组织”在岩洞开会，是个看田水的人放哨，岩洞里头丢了一大堆烟头，要求中华乡干部回去认真地查一查。

会后，中华乡抓促领导小组于7月10日发出公告，责令参加“反革命组织”的人主动到乡政府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7月14日，中华乡抓促领导小组研究认为在龙岩开会放哨的人是龙珠宝（出身富农、劳改释放）。并决定当晚在中华小学召开群众大会，斗争龙珠宝，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在斗争时，对龙进行了毒打和指供。龙在毒打指供下屈招在龙岩开了黑会，成立了以石玉光（历史反革命）为首的“反共救国团”，并书面假供了其中18个人的名单，就这样，一起反革命组织的假案——“龙岩事件”便开始形成。

在龙珠宝假供后，中华乡乡长龙开初立即向区武装干事马国才汇报。7月15日上午，周开文召开区革委常委唐自森、覃孟枝、陆刚平、马国材等人的会议。这个会议作了抓人的决定。会后周开文到县武装部向军管会主任李恒达（县武装部副部长）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周开文又赶到龙福乡找马国材、欧继伸（县武装部干事，在龙福蹲点）商量，出动龙福乡武装民兵到中华乡抓人。当晚11点多钟，由周开文、马国材、欧继伸三人带领龙福乡一个武装民兵排到中华乡，由该乡干部和部分民兵带路，分别到水西、潮水两个自然村和太平小学共抓了13人。在水西村，民兵开枪打死女农民周慰英。被抓的人当晚就送到龙福小学关押。事后，月城区革委召开常委会，正式确定“龙岩事件”由唐自森负责，并派宣委林义坤、营业所副所长彭登贤、农业技术干部王子明协助。于是在唐自森的主持下，开始了审讯工作。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唐自森、李绍兴、翟见云（中华乡党支书）等人采用了刑讯逼供、诱供的办法，白天对被审人进行审讯，晚上交群众批判、毒打、进行逼供，被审者由于忍受不了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违心地供认了参加“反共救国团”，并乱供出开会地点、人员和组织情况，同时，采用集体训话让所谓坦白好的人在被审人员中“带头坦白”，进行诱供。许多人开始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在听了龙珠宝、石朝玉等人的“带头坦白”后，才知道有个“龙岩会议”和这个“反革命”组织。为了不吃眼前亏，被审者只好按龙珠宝等人的口供，交待了“罪行”。在审讯时，石玉光被乱棒打死，刘义才被枪杀。何湘玲乱供出在鸡冠梁（地名）开会的人员有29人，石家瑞乱供出名单40余人，把龙福所有四类分子都列上，有的人还乱供出不少“造反大军”一派的群众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据假供的情况和名单，马国材、李渭明（龙福乡乡长）又派武装民兵到各乡抓人。经唐自森等人的逼供信后，“龙岩事件”被进一步确认。

为了让各乡了解所谓“龙岩事件”，唐自森在一次区革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将“事件”的骨干分子押到区里召开的乡干部会上“坦白”，乡干部听了“坦白”后，有的提出要押到各乡游斗，以掀起抓阶级斗争的热潮，月城区革委同意了这一意见。随后由李渭明带队押到马渭、月城、南佛、同乐、大塘、江右、上盆等乡及县城游斗。各乡召开游斗会，并追查本乡参加“龙岩会议”的“反革命分子”（在上盆、大塘游斗会结束时还杀了人），使事件严重扩大化。

游斗结束后，于8月下旬的一天，唐自森、马国材授意李渭明主持召开龙福、中华、江口、太平乡的主要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8月30日（龙福圩日）“处决”一批“龙岩事件”的骨干分子。唐自森、马国材在联席会议讲了会。8月30日，李渭明在龙福主持召开万人大会。会上各乡“联指”头头宣布了本乡被杀者参加“反共救国团”的罪状，然后由民兵拉去枪杀。被杀害者有龙珠宝、石绍文、黄横、王立道、韦旭然、刘义芳、游贻藻、潘福安、罗富生、韦炳芝、李良佑、林桂英13人。在此影响下，上述四乡前后共杀了53人，各乡在追查“反共救国团”的反革命分子中，又陆续杀了一些人，至10月底才基本停止。

在“龙岩事件”中，杀人手段极其狠毒，惨不忍睹。马渭乡的严名荣（高中学生）被抓后，打成重伤，而死，肠子都流出来。其父母因受株连亦被打死。龙福乡的石朝智、雷定才受株连被抓去批斗。批斗后被绑在树上，用木棒打、石头砸，打得半死，又用火烧，被烧得皮开肉绽，全身卷缩成团。上盆乡观音山的周姓几家（土改时划地主成份，从焦洞村迁来），五兄弟四代共40人。在“龙岩事件”中，被杀害6人，其中有两名死者妻子和一名寡妇被轮奸。有的被抄家后，无法在该村生活。从1968年到1977年，先后有4名妇女带着子女12人改嫁到外地，有男青年11人（带母亲2人）到外地上门就亲，病故2人，出嫁1人。现在仍留在观音山村住的只有母子二人了。

“龙岩事件”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和派性的影响下，以追查“反共救国团”为名，前后持续了两个半月，涉及月城区19个乡，以及大扒区和荔浦县的栗木区。因“龙岩事件”仅月城区受牵连被关押审讯的有350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120人。“龙岩事件”涉及面之广，杀人手段之残忍、恶果之严重，实属罕见。

对“龙岩事件”这一冤假错案，受害群众纷纷上诉。1969年11月，平乐县革委会和县武装部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研究，并甄别平反。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较深和派性干扰的情况下，只认定该案是个假案，对关押在军管会的人员只是给予释放。受害者在政治上遭受的歧视和经济上的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各种困难，尚未得到解决；对该案的主谋策划者和杀人凶手也未给予惩处。同时，平反结论也多属不合历史事实，或有错误之处。

1983年3月，平乐县委派出了“文革处遗”工作组，会同附城公社党委进行深入的调查工作，弄清了事实真相，对“龙岩事件”重新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给予彻底平反；对受害者和死者遗属作了安抚；对事件的主谋和凶手作了严肃处理，依法判处唐自森有期徒刑10年；判处覃孟枝有期徒刑12年，判处李渭明有期徒刑12年；给予马国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周开文留党察看一年，李绍兴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文革”期间“剿匪”的真相

平乐县革命委员会在“文革”中，于1968年9月错误地发动了“剿匪”事件，在平乐县制造了一个历史悲剧。

（一）“剿匪”的起因

随着派性斗争的发展，平乐“联指”派势力日趋强大，“造反大军”派势单力薄。1968年6、7月间，桂林两派武斗激烈，平乐联指派加强了武装配备，同时在县城开始乱抓乱打乱杀。在这种情况下，造反大军的部分头头、群众和支持他们的部分领导干部，离开县城到农村躲避。

7月24日，县革委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七·三”布告动员大会。县革委主任李嵋山在动员中说：“贯彻‘七·三’布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以‘七·三’布告为纲，狠抓革命大批判，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27日，县革委开常委会，革委副主任邹文春提议对外出的当权派发个通令，叫他们回机关来。县革委常委通过了这一提议。31日，县革委发出了通告，对到农村避风的原县委书记包振仕、监委书记杨汉宗、组织部长莫由典，以及银行行长陈广金、生资调拨组经理林紫、百货五金分站副经理鄢定中等人，限在3日内到当地区以上权力机关报到，5日内回县，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批斗，逾期不回的，将采取必要的“革命”措施。包振仕、杨汉宗、莫由典、陈广金于8月4日回县革委办公室报到。县革委没有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当即被“联指”常委全政带领武装人员把包等人抓去“联指”私设的牢房关押（9月底转送军管会关押）。在押送途中，包、杨被陈均泉拳打脚踢致伤。陈广金在“联指”牢房关押时，被县银行金融兵团领回去批斗，于9月10日被张法霖等人杀害。

8月6日，县革委常委李嵋山、张贵友、张贵生、唐放、邹文春、姜凤林、苏绍圣、苏文杰等人开会，会上苏绍圣汇报二塘区阶级斗争情况后提出：“林紫、鄢定中等人还未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建议发个‘通缉令’，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再包庇和窝藏林紫、鄢定中等人，并号召群众大力协助专政机关，将林紫、鄢定中两人捉拿归案。”会议通过了苏的建议。8月7日，县革委发出了捉拿林紫、鄢定中的“通缉令”。在“通缉令”原稿签名的有张贵友、姜凤林、唐放、苏绍圣、潘永平、苏文杰、周新友等7人。

8月25日，县革委常委李嵋山、周新友、唐放、苏绍圣、苏文杰、邹文春、潘永平等人开会，讨论决定：（1）杨汉宗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包振仕是三反分子；（3）林紫、鄢定中是叛徒、特务。自桂林“八·二〇”事件以后，县革委对“四·二二”观点的领导干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肆意进行迫害。

8月27日，平乐“联指”赴桂武斗人员回平。29日县“联指”常委开会讨论上交武器问题，决定一方面上缴部分武器，一方面派武装力量去围捕“造反大军”。9月2日。“联指”常委又开会讨论围捕“造反大军”的问题，朱秋麟讲：“造反大军上山就是土匪，是土匪就要围剿，从力量对比看，造反大军是不在话下的，问题是当地的绝大多数群众都是他们观点的，光靠我们（联指），这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廖德权讲：“围剿造反大军，必须有人武部的支持，只有通过县革委和人武部出面，充分发动群众，来一个人民战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经讨论决定：一方面继续出兵“围剿”造反大军。一方面做县革委和人武部领导的工作，要求县革委、人武部仿照“八·二〇”的做法，发一个“剿匪动员令”，动用各区武装民兵参加“围剿”造反大军。

县革委同意了把“造反大军”观点逃往农村的干部、群众当作“土匪”看待，并作出了所谓“剿匪”的错误决定。

（二）“剿匪”的发动经过及后果

1968年9月，平乐的“剿匪”事件是由平乐县革委发动的。

1968年9月5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研究所谓“剿匪”问题。参加会议人员，县革委常委有：李嵋山、张贵友、唐放、苏绍圣、苏文杰、潘永平、邹文春，县联指常委有朱秋麟、林秉刚、张土旺、廖权德、莫世凑等人。李嵋山主持会议，他说：“围剿上山的造反大军，具体怎样做，大家提办法。”朱秋麟说：“反军上山就是土匪，是土匪就要剿，要剿匪，县革委就要发布剿匪动员令，成立剿匪司令部；要调用各区武装民兵，联指配合行动。”经讨论后决定：（1）县革委发布“剿匪动员令”，由苏文杰起草；（2）成立“剿匪指挥部”，总指挥李恒达（县武装部副部长），副总指挥：朱秋麟、苏绍圣（兼管后勤），领导成员：张土旺、廖德权、林秉刚等，工作人员：李善福、赖永杰、林彩名、余瑞兴、曾冬梅等，指挥部设在月城区马蹄井村。（3）调平乐前、二塘、张家、桥亭、大扒、月城等区武装民兵和县“联指”3个武装连（直属连和桂林武斗回来的两个连）共760多人，重点对粉岩、水源一带山区进行“围剿”。其他各区武装民兵在区内交通要道设卡巡查。

9月7日，平乐县革委发布了《关于围剿追捕林紫、鄢定中等反革命分子的紧急动员令》（简称剿匪紧急动员令）。《剿匪紧急动员令》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反革命分子林紫、鄢定中、夏景昇、阳维树、唐观宗等互相勾结，组织反革命集团。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这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继续与人民为敌，上山为匪。对这一小撮土匪，我们已组织了强大的民兵武装力量进行围剿。”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在广播站向全县人民宣读了《剿匪紧急动员令》。

同日上午，李嵋山主持召开各区武装干部和“剿匪”指挥部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李恒达、闭奎、唐位祝、张贵友、苏绍圣、苏文杰以及各区部分的武装干部，会上李嵋山宣读了县革委的《剿匪紧急动员令》布置任务，要求各区组织一个武装连，由武装干部带队，“搜剿”的主要地方是粉岩、水源村一带山区，随后部署各区行动路线和防守地段，总指挥李恒达在会上交待了方法：采取突然进驻村庄，白天搜索山村洞，晚上守卡。当天下午全面行动，按照部署进入“围剿”岗位、平乐县一场骇人听闻的“剿匪”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剿匪”武装进入“剿匪”圈后，迅速对粉岩一带山区搜捕，在“剿匪”期间，“剿匪司令部”印发了第一号、第二号战报。第一号战报称：“截至9月11日止，我剿匪部队活捉匪首白先春、唐观宗等17名匪徒，其中有10名负隅顽抗逃跑而被击毙”。第二号战报称：“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战。今天（14日）上午7时我军在木官汀背后的水冲山一带又活捉了大匪首、大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林紫、鄢定中。”

在所谓“剿匪”中，先后被抓的“造反大军”头头和群众有白先春（航小教师、县革委委员）、林紫、鄢定中、夏景昇（五金公司业务股股长）、阳维树等23人。抓捕中采用了各种残忍的手段对抓捕者进行杀害或处置，如白先春躲在城子岭其岳母家中，由何金元要李庆等人哄骗出来被抓，后被朱秋麟等人搞了一次假枪杀，再装进麻袋拉回平乐关押。其后经全政密送到燕水锰矿关押审讯，经朱秋麟等“联指”常委决定杀害，由刘家鸿等人推下矿井枪杀。夏景昇，被桥亭民兵在湖塘乡的北流屯抓住，交梁培德等人用刑审讯并请示李恒达，李令将夏送“剿匪”司令部，梁培德即带领黄天送等数人，借口送夏到“司令部”行到粉岩的山坳，梁培德连开两枪把夏杀害。后梁培德打电话给“司令部”谎说夏在途中逃跑被打死。张家粮所的冯荣基躲在粉岩的一个山上，被林义文、梁培德等人搜山发现，梁培德开枪当场将冯打死。黄海才、阳利民、卢汉才、何自辉、郑家雄等人被抓后经吴太明、梁培德审讯后，由李培武（水电局干部）带领黄天送、麦玉成等人将黄、阳、卢、何、郑等五人押到黑山脚河边集体枪杀，沉尸下河。

对抓捕的所谓“大匪首”、“大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林紫、鄢定中，则在“剿匪”展览中作活人展览，将林、鄢装入铁制兽笼展览示众5天。县革委通知各区组织群众前往参观。傅德胜（宣传部干部）为展览写了前言，并派人向群众讲解。

县革委发动的“剿匪”，不仅“剿匪”躲到农村山区的人员，而且还在县城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名，进行搜捕杀害。仅9月10日晚，平乐镇的卢红光、梁培智和汽车站的麻玉光等人将李庚桃、周继发、曹景堂、李星华、陈桂治、黄远来、郑炳炎、唐树岚、黄锦才、邱仕文、黎爱琼、冯自强、雷京卿、张与民等14人抓捕，用汽车拉到黑山脚，再转轮船开到上横滩抛下河中枪杀。

这次“剿匪”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从9月5日县革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剿匪”之日起，到9月16日结束，前后十多天时间，以所谓匪徒之名被抓捕的有25人，其中以负隅顽抗、逃跑之名被打死的21人。各单位又以“匪”和与“匪”有联系为名抓杀了77人。这样，此次“剿匪”共杀害干部、群众共98人。

“剿匪”结束后，县革委于9月17日召开了数千人的所谓“剿匪胜利庆功大会”，县革委副主任张贵友在大会上讲了话，县革委还给“剿匪”有功人员发了奖品，会后，张贵友、李恒达、苏绍圣、朱秋麟等十多人合影留念。当晚，县革委设宴招待所有参加“剿匪”人员，以示慰劳。

这次“剿匪”，在政治上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恶劣后果，思想上引起严重混乱，在经济上也损失不少，单从财政拨款就达3万元。

（三）对“剿匪”事件的平反

事实证明，平乐县革委发动的“剿匪”是错误的，纯属一起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乐这起“剿匪”事件才逐步得以澄清和平反。

1980年元月23日，平乐县革委以平革字（1980）8号文件决定《关于撤销（68）平革字第2号文件和（68）平革字第3号文件的通知》，即对原县委书记包振仕等同志限在5日内回县接受革命群众批判斗争的《通告》和捉拿林紫、鄢定中等人的《通缉令》。1980年2月8日平乐县革委以平革字（1980）第14号文件撤销《关于围剿追捕林紫、鄢定中等反革命分子的紧急动员令的通知》。

1982年3月24日平乐县委以平落干字（1982）1号文件决定《关于林紫同志被通缉、围剿和审查处理的平反通知》。4月2日，平乐县人民政府以平政落字（1982）30号文件决定《关于鄢定中同志被通缉围剿和审查处理的平反通知》，对林、鄢二人被通缉、围剿追捕、抓捕后打成“匪首”，关入铁笼展览示众，长期拘押审查，定性为“坏人干坏事”并划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予开除公职（林还开除党籍》的处分，这都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在“剿匪”中的无辜者，在1984年的“文革处遗”中，已全部发出平反通知，为死者作了昭雪，对死者遗属作了安抚。

在“文革处遗”中，根据地委指示，县委决定对1968年9月县革委发动的“剿匪”问题作了专案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呈报地委、区党委“处遗”办。

按照“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对造成“剿匪事件”的县革委、县人武部领导分别作了处理，对主要责任者李嵋山、张贵友、李恒达、苏绍圣4人写了调查报告。错误事实结论、证明材料及处理意见上报桂林地委、区党委“处遗”办。除李嵋山在南宁军分区，上级没有作出处分决定外，其余3人经桂林地委审查批准，给张贵友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给李恒达（已转业到地方）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副科长职务，从县级降为区级的处分；给苏绍圣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并免去副县长、县委委员职务。

对县“联指”常委和本事件的杀人凶手，则与其他杀人案件一并作了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