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1987-3-0 作者：中共藤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中共藤县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因此，对于这场所谓“革命”，我们必须予以彻底否定。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理论”、做法，才能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顺利贯彻。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巩固“处遗”成果，使我们的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及子孙后代永远记取这个血的教训，再也不能象“文革”那样目无党纪国法、胡作非为、互相攻击、互相倾轧的历史悲剧重演。为此，我们把县内“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发展、形成两大派，围绕夺权斗争、批斗、乱抓人、乱杀人等若干大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汇集编写成册，以教育当代，警戒子孙。
在编写《大事记》中，以县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和“处遗”资料为主要依据。限于我们水平，加之时间仓促，同时有些“文革”的重要资料又几经清理、销毁或散失，给编写《大事记》增加了很大困难。尽管我们力求准确无误，但仍难免错漏，这有待补充指正。
5.4－5.26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在这期间前后，全国各地开展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海瑞罢官》。我区陆地的短篇小说《故人》及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等也被作为“大毒草”批判。我县随形势发展同样开展批判（一般用大字报形式或座谈会形式），藤中教师黄荣开、黎晓仓，县文化科长魏保堂首先被批判、斗争。
人们预想不到的十年浩劫，给我县人民带来惨重灾难的历史悲剧的序幕就此拉开。
6.6 县委根据区党委、地委的指示，成立了以吴日堂（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绳兆昌（县人武部政委）为副组长、阎爱国（副县长）、王信（组织部长）、陈贻操（宣传部副部长）、丁坤明（公安局教导员）、霍云（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为成员的“文化革命”小组。由陈贻操兼办公室主任。
6.7－10 “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绳兆昌、成员陈贻操参加区党委在南宁召开的“文化革命”会议，回来后传达了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报告中讲的4个问题：?国内外大好形势；?“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学毛著；?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措施。韦提出“文化革命”要达到4条标准：?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彻底揭露和批判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重新教育、整顿社会主义文化队伍，占领一切文化阵地（包括业余剧团、文化室、文化馆等）；?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初步发现和形成“文化革命”积极分子队伍。
6.17 县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根据区党委的要求，对我县“文化革命”运动作了部署和安排。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整个运动分3大步进行：
第一步传达动员。首先传达讨论陶铸（中南局第一书记）和韦国清的报告，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其次组织学习毛泽东的4篇著作（《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解放军报》关于“文化革命”的宣传要点，结合学习有关批判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武装思想。在此基础上，配合全国、全区组织声讨、批判。时间大约搞15－20天，从7月1日起转入揭发。
第二步揭发、批判。先小结前段运动，训练队伍，动员转入大揭发，然后采取会上揭、大字报揭或给县委“文革”小组写出书面材料等形式揭、反复揭。在揭发的基础上，经“文革”小组确定典型人物，办理手续，组织重点批判。时间2个月左右。
第三步，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老三篇”，进行“四破”、“四立”，改造世界观。这一步结合解决一般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受其影响的错误，以及其他错误思想、言行问题。采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
县直机关基本按上述部署和做法、时间安排搞。区直机关着重搞第一步和第三部。农村、厂矿主要是传达讨论好韦国清的报告，学好“老三篇”和《解放军报》关于“文革”宣传要点，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召开座谈会，组织写批判文章，农村的“破私立公”教育运动要和“文化革命”结合起来。学校除藤中外，其他中学在做完第一步后，即可转入揭发，为暑假集中学习提供线索，小学主要在教师中搞，在学生中则组织学习有关文件和进行正面“文革”教育。面上宣教系统点，决定在藤中搞。16日动员，17日停课，27日结束。县“文革”小组派出3人组成工作组去帮助掌握运动，取得经验，为暑假大搞运动打基础。暑假教师在7月25日集中藤中，搞20天。需集中的全日制公民办教师2124人（中学教师由专区集训）。运动做法按三步进行，重点放在第二步。对教师集训，县委常委直接领导，县“文革”小组组成有力工作组具体掌握，各区要求有一个区委成员和宣传干部来参加。
加强“文革”领导问题，县委常委直接领导这场运动，县委书记亲自抓。各战线和较大单位要求有专人负责，机关党委和各党支部要把“文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区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区委书记亲自抓。县委“文革”小组办公室从党群、宣教、政法等战线抽调十人组成。办公室分工派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长陈贻操）去藤中搞点，一个工作组到面上检查，家里留下3至4人。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搞不定期“文革”简报；?结合运动进行摸底排队，掌握左派队伍形成情况和典型人物的线索材料；?整理典型批判、斗争对象材料和办理审批手续；?带头学好“毛著”，当好助手。
6.29 县委副书记黄海源在县直机关干部会议上对第一阶段“文化革命”运动进行小结，对第二阶段运动作动员。他指责说，现在还有一部份人对“文化革命”不够关注，只埋头业务，对运动无动于衷，有人害怕，怕写大字报错了被抓辫子，这是不对的，希望加强学习，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第二阶段，要转入揭发本单位、本部门的问题，“反党、凡社会主义分子”，上面有，下面也有，我们要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集中力量打击右派，揭发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工人、学生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暂时不搞他们。可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揭发，但以大字报为主。
这个会议后，大字报遍及大街小巷，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每个角落。
7.10 “文革”小组成员王信在县直及各区“文革”负责人汇报会议上，小结了第二阶段情况。他说，大字报由原来的3000多张增加到9000多张，最多的一人写14张，质量也有了提高。火力集中到横扫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神”以及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上面。但还有厌倦和急躁情绪，有人怕“资产阶级权威”打不倒，因而对领导干部不敢揭发，有的知情者打不开情面，这是对运动性质认识不足。对领导干部也要大胆揭发，大家要把所有大小领导排排队，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出来。王信的讲话，对我县“文革”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后来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
8.1－8.12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布了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中明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公布，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些错误决定，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兵运动风靡全国。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又接连7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和检阅红卫兵。我县从9月份起，先是有计划按规定选派学生红卫兵到北京参加接见。后来，有的学生见自己没份去北京，便自己组织起来，到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于是红卫兵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横扫“四旧”，几乎把所有文物、古迹以及神坛社庙，观音、香炉等统统砸毁，如潭东、赤水的大石狮、浮金亭、四王台，李秀成纪念塔等文物荡然无存，冯京山（坟亭）以及藤中灵樗门受到破坏，藤中8000多册图书也被当作“旧文化”烧毁。红卫兵蔑视一切权威，冲击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等等。有些领导干部对红卫兵这些造反精神看不惯，甚至有反感。因而各机关单位便纷纷成立“赤卫队”，以保卫机关单位安全，防止红卫兵冲击。
8.9 “文革”小组成员王信在县直机关干部职工会上对前段“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小结。会议指出县直单位搞了16天运动，批斗了14人，其中批的9人，斗争的5人。仅县委机关就批斗10人。他说从现在起，运动转入第三阶段，要深入学习“老三篇”、进行“四破四立”，改造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及其他错误言行。凡是被揭露有问题的，希望他们自觉革命。对于那些不革命的，我们拉他一把，如果拉不住，那就只好让他自食其果。
8.17 “文革”组长吴日堂在传达贯彻《十六条》的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上，要求学好《十六条》，学好“毛著”。他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学习、宣传、执行、捍卫最高指示，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公共场所、商店等都要挂上“语录”和毛泽东主席像，派出所要检查，作制度执行。会后县直机关均按照布置执行，“红海洋”便出现了。
8.18 县“文革”小组、县直机关党委印发《关于做好县直机关初步文化大革命的收缩结尾和学习三篇文件的安排通知》，要求迅速做好文革收缩结尾工作，大字报可存本单位，由可靠人员保管。转给被鸣放本人看的大字报、材料，收回战线保管，不准抄录，无结论前，不准作档案材料。揭发材料、检讨书送“文革”办公室。要按照区党委“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要求做好收缩结尾工作，学习《十六条》、八届十一全会公报、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2.23 “毛泽东思想中共藤县委员会革命职工红尖兵团”成立（即县委机关群众组织）。陈永常（县直机关党委干部）任政委，石华超（组织部干事）任团长，后改陈步进（党校教员）任团长。并发表了宣言：目的是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个“兵团”成立，对藤县的“文革”形势，起着左右作用。同日，县外贸局也成立了《红色尖刀战斗队》的群众组织。
12.25 县人委机关“毛泽东主义捍卫团”成立，梁重清（人委财政科干部）任政委、梁英泉（财办干部）任副政委，陈义（民政科员）任团长，黄杏声（统计科干事）、魏福新（人委办公室干事）任副团长。这个组织宣称任务是：批判旧世界，造资产阶级的反，矛头是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28－31 县委召开有11216人参加的县、区、乡、队四级干部大会。会场设在县广播站门前即灯光球场一带，县委书记刘善堂在会上作报告，动员全县人民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农村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次会议是我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干部集会。在这次大会上，由公安局干部梁文才上台揭开县委阶级斗争盖子，把县委机关造反组织“红尖兵团”抛干部档案的《当心藤县变天》大字报公布，使会议起了急剧变化，县委领导人，顷刻变成了受审对象。县委书记刘善堂、县长宿观林，副书记吴日堂、副县长钟庆坤、副书记黄海源、组织部长王信、宣传部副部长陈贻操、县体委副主任孙家鸿第一次被藤中学生等造反派勒令，在这次大会上公开检讨。
这次会议后，我县的“文化大革命”便全面地搞起来，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被戴高帽批斗，而发展到后来的“夺权”。
12.29－67.1.8 县委机关“红尖兵团”以《当心藤县变天》为题的大字报，先后把刘善堂等近百名县科局级领导干部逐人扣上“历史反革命”、“蜕化变质分子”、“漏网地主”等罪名，除了在四级干部大会上公布，还印发全县各地，写成大字报张贴，使大批领导干部后来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12月下旬，我县逐渐兴起红卫兵“串连”高潮。因为早在10月21日，新华社报道了大连海运学院15名学生组成的“长征红卫队”历时一个月，行程两千里，从大连步行到北京进行串连。《人民日报》22日为此发表题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此后“红卫兵”在全国进行大串连，到我县串连和过往的“红卫兵”逐渐增多。为了解决“红卫兵”的食宿问题，我县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何健中（宣传部副部长）任站长，孙家鸿任副站长。由于不能完全满足要求，广西河池卫校一个女“红卫兵”给县红卫兵接待站贴了一副对联，横额是：“刁难站”，左右联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在大串连期间，我县也有一大批师生、机关干部、职工到外地串连。经县财政局拨给县委办公室作“红卫兵”串连补助的经费有30618元，给“文革”（红卫兵）接待站作购买接待用的被、蚊帐、衣物等经费3750元。
1.2 黄海源代表县委向工农兵、师生、干部、职工检讨了在“文革”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怕字当头，不敢引导群众揭发县委问题；?向学校派出工作组；?处理太平中学“文革”问题有错误；?对学校红卫兵组织看法有错误；?对师生串连限制过多、支持不力；?斗争锋芒、方向，重点指向群众，不指向“走资派”；?搞了小学教师集训，使之互相揭发，搞人人过关。
1.5 县委机关成立“县委职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陈永常为主任，周耀祥（组织部干事）、莫树和（县委办秘书）为副主任。
这个组织自称其任务是：把“文革”进行到底，彻底斗垮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1.7 经梧州地委批准我县第一批被罢官的有县财办副主任韦国泰、刘廷玺，农办主任姚达光、林业局长黎胜安、坡头区委书记黎家昌、文化科长魏保堂、平福副区长卢铭宗。这批人并被挂牌示众，说他们是“两面三刀”、“反攻倒算”、“反革命分子”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先后得到了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1.9 县政法战线筹委会成立，赖惠芬（公安局干部）为主任，黄刚（检察院干部）为副主任，组织委员祝杜荣（公安局干部），宣传委员梁少成（公安局干部）。
1.10 县人委“职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成立，陈义为主任，邓杞元（水电局会计）、陈荣森（人委办公室干部）为副主任，黄杏声为办公室主任。
1.10－12 埌南区副区长覃一参，象棋区委书记杨富钰响应县委“红尖兵团”呼吁，给这个“兵团”写信，揭发了县委书记刘善堂、县长宿观林的“罪行”，表示坚决打倒刘、宿。16日，“红尖兵团”向各区领导发公开信，号召他们向覃、杨学习，大造县委领导的反。
1.15 藤中红卫兵在灯光球场开大会，斗争了刘善堂、宿观林等县委常委达3个多小时。斗争之后，给代县长宿观林披上画成虎皮的大衣，戴上“虎头帽”，捉去游街。
1.16 “县城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成立（总部领导不详）。声称行动纲领是《十六条》。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纪律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斗倒斗垮斗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务，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25－2.5 “县城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召开有各部、委、办、局、科干部及学生、工人参加的连续批斗刘善堂、宿观林大会。
1.27 在中央“文革”肯定和宣传了上海夺权运动的“一月风暴”的席卷下，我县县委机关“红尖兵团”，县人委机关“捍卫团”及“公安红卫战斗队”等52个县直造反组织宣布夺取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等一切权力。“夺权委员会”主任黄林（县自来水厂工人），副主任黄海源、严海生（县供销经理部临时工人）。
“夺权委员会”发出夺权“通令”称：从1967年1月27日零时起，县委、县人委所属的党、政、财等一切权力全归“夺权委员会”所有，任何人不得有敌视和破坏行为。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积极工作，不要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欺骗、煽动而擅离职守；党内“走资派”必须老实认罪，在“夺权委员会”监督下积极工作，否则后果自负；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谁敢破坏，就专谁的政。
同日，县商业局、税务局、供销社的造反派分别夺了本单位的党、政、财权。
1.29 县外贸局造反派夺了本单位的党、政、财权。
1.30 县直机关“夺权委员会”发表《紧急通告全县人民书》称：?原藤县县直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委员会公布的“夺权通令”从元月30日上午8时起宣布作废；?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权，元月30日上午8时起，由联合起来的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县广播站从元月30日上午8时起，由联合起来的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
2.3 濛江区“革命联合造反团”、“工农兵革命联合总部”、“红卫兵总部”主持召开区直、镇直一千多群众参加的斗争区长覃洪汇大会。
2.5 “广西藤县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并通告全县。宣布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等大权，一律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林，副主任严海生、卢院生（新庆群众“造反组织”头头）。
2.10 县总工会“捍卫毛泽东思想藤县总工会革命职工造反战斗队”成立。
3.7 根据一些学生提出太平区的“太平”二字是战争观念不强，有和平麻痹思想表现（藤城镇的太平街也如此，大西街的“西”字代表西方，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嫌，太平仁安乡的“仁安”二字也是仁义道德，安安乐乐之意），故提出改名，表示与旧的东西和“封资修”决裂的要求。县人委遂上报并获准先后把太平区改为“红卫区”、太平镇改为“红卫镇”、藤城大西街改为“朝阳街”、太平街改为“东风街”、仁安乡改为“向阳乡”、藤城西胜乡改为“胜西乡”等。
更改地名使各方面带来许多不便，经报自治区批准，于72年4月21日后，恢复了太平区（公社）、太平镇、仁安大队的名称。而东风街、朝阳街、胜西的名称仍沿用。
3.9 县人武部成立“藤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吸收党、政部门和有关战线的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主管全县一切工作。指挥部成员有：周会敏（县人武部政委）、黄海源、张光裕、王贞（武装部副部长）、龚锡堃（财贸政治部主任）、石华超、刘明新（县社股长）、窦祖贻（藤和学生）、黄杏声。周会敏任总指挥，王贞、张光裕任副总指挥。后又增加阎爱国、康育敏（农办副主任）等6人为指挥部成员。
3.9 黄海源、张光裕（县委副书记）、阎爱国、高树棠（县委常委、监委副书记）、麦展农（县委常委、副县长）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坚决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刘善堂、宿观林的反。他们诬说刘、宿长期以来，不突出政治、不学“毛著”、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强调生产第一，提倡业务挂帅，大高实用主义，打击革命左派、压制革命运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人唯亲、独断专行、压制民主、听不得反面意见等等。
自此以后，不少领导干部纷纷表态、揭批刘、宿。5月20日陈寿康（县委办主任）、陈顺天（组织部副部长）、康育敏、周国贤（计委副主任）等9人联名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打倒刘善堂。5月21日至23日县城“革命造反派”在灯光球场召开有各区代表参加的斗批刘、宿“誓师”大会。
3.20 3月中旬，藤中学生把带有讽刺性的标语贴在县委“红尖兵团”办公楼下门口，便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并逐步升级，从县委机关发展到大街上，从学生发展到工人群众。当时“红尖兵团”有的人便说，这是围攻革命组织，并认为有“走资派”在背后操纵，有坏人插手。县“政法兵团”在这种情况下，于20日发出了“紧急呼吁”（即称三·二〇呼吁），说这一行动是“走资派”与“地、富、反、坏、右”互相勾结、打着造反旗号，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打击革命群众，围攻革命组织。呼吁群众组织和群众，火速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和一切犯罪分子，协助专政机关执行任务，为革命大联合扫除障碍，保卫“文革”运动，保卫春耕生产。一些造反组织，特别是藤中学生的造反组织认为这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纷纷表示反对，于是出现用大字报互相攻击到公开辩论。
5.27 “红尖兵团”在我县最先发表《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和我们一起闹革命》的文章。接着，6月2日藤城“联指”召开2800多人支持韦国清的誓师大会。6月8日全县各区会计辅导员、信用社会计、银行干部350多人集中县城举行“支韦”游行。
6.3 藤中红卫兵总部与政法兵团就“3·20”呼吁在县城大街上再次进行大辩论，双方互相谩骂、攻击，气氛十分紧张。这件事被称为“六·三”事件。
6.6 “县直单位斗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筹备委员会”成立。黄林为主任，覃永光、石华超、黄杖德、伍桓光为副主任。7、8两晚连续斗批了刘善堂、宿观林。
6.10 “藤中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简称“红三司”）。主要负责人是王厚业（藤中学生）、莫海莲（藤中学生）、窦祖贻。这个组织是“支伍”（晋南）、“打韦”（国清）的属“4·22”派观点。
6.19 县城各造反派、学生举行集会，庆祝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县人武部政委周会敏公开表态，藤县驻军坚决支持韦国清站出来和无产阶级造反派一起闹革命，伍晋南、贺希明、霍泛是党内走资派，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人武部公开表态“支韦打伍”，使我县两派对立情绪加剧。6月25日县城“联指”派一千多人在礼堂开会“声讨”“4·22”派，周会敏再次表态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誓做“联指”的坚强后盾，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6.26 在科、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县委副书记黄海源带头并发动参加会议的科、局级189名干部签名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闹革命”。
7.10 “县城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正式成立。藤中学生黄壮元任总指挥，何桂森（藤城工中教师）、刘明新任副总指挥。“大筹委”下设五部一室：参谋部、宣传部、组织部、政治部、联络部和办公室。
7.14 “县城大筹处”召开大会“声讨”、“控诉”所谓“伍晋南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其实是“声讨”“4·22”派，使我县两大派的情绪更加对立，处于敌对状态。
7.27 “县城‘联指’大筹处”召开一千多人大会，“声讨”陶铸（中南局第一书记）。藤县驻军、工人、学生、干部等代表发了言。
8.17 《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广西两派达成十点协议”》监督小组成立。成员是：县城造反“大筹处”代表何桂森、黄万春（藤中学生）、黄汉超、黄辉耀、秦兆育；“红三司”代表何绍坤、李美桃、王厚业、胡孔宁；“工中联战部”代表刘立斌；县驻军代表覃永光。
8.22－29 县人武部召开民兵、烈军属、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要求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把活学活用“毛著”运动推向新阶段，把“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8.29 藤中“红三司”对县武装部支“左”不满，要求武装部也支持“红三司”，检讨“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并以周会敏检讨不彻底为由，而到县武装部门前进行静坐。
这一行动被“联指”说成是“红三司”要夺武装部的枪，矛头指向解放军。“联指”先后派出300多人（次）进入武装部后院，说是“保卫”武装部。其实是打算若静坐者一旦真的抢枪，“联指”就暗中串通武装部里应外合“先下手为强”把枪拿走。
这次静坐于9月9日晚上10时撤离武装部。“红三司”为了“纪念”静坐，仿效南宁“4·22”在《广西日报》社门前静坐者的做法，自称是“广西‘4·22’藤县八·二九行动指挥部”。“八·二九行动指挥部”主要负责人是程子桂（农机一厂工人）、莫海莲（藤中学生）。常委有：何绍坤、张良熙（藤中教师，县革委成立后被迫害致死）、卢美世（县总工会秘书）、王厚业、窦祖贻、吴家旺（县农械厂工人）、陈锦德（县粮食局职工）、阮成湘（藤城工中学生）。他们的观点是同广西“4·22”派的，主要是：“坚决打倒韦国清，支持伍晋南站出来闹革命”。“八·二九”静坐后，藤县“联指”派在县委办公楼、县招待所、县社等处设工事，建据点，用长、短枪守卫：藤中“红三司”，“兵管”藤中办公大楼，设置地雷，作为“文攻武卫”据点。至此两大派群众组织势不两立，武斗气氛紧张。
10.31 “八·二九行动指挥部”召开第三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会上主要批斗公安局长陈介平，陪斗的有刘善堂、黄海源、宿观林、吴日堂、王信。
11.5 晚上9时左右，藤城镇武装部干事韦益美被“‘4·22’派藤县8.29行动指挥部”的人押去农械厂审讯。藤县“‘联指’大筹处”说，韦益美被“绑架”去农械厂毒打。他们为了“抢救战友”，发动千多人武装包围农械厂，当时武斗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县武装部长宋熙顺知道后便带领十多人立即赶到，进行说服制止，才免了这场武斗发生。这就是被称为“包围农械厂”事件。
11.7 藤城镇居民梁大兴在6日晚被斗打昏，经其家属抢救回生。“联指”派一些人为了杀鸡儆猴，说他讲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想日后报复。是日藤中的“联指”派学生和“大筹处”黄壮元等人逼“四类分子”把梁大兴从家里抬到藤城水巷口批斗，黄壮元等人当时把梁活活打死。然后又逼“四类分子”将尸体吊在镇人委附近的电杆上示众。8日，“‘联指’大筹处”还发出警告书，警告“八·二九”的头头、“四类分子”、“流氓烂仔”、插青等，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将采取坚决的“革命行动”予以制裁。藤县“‘联指’大筹处”无视国法打死梁大兴，并悬尸示众，这是全县乱杀人的先例，本来当时县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应该责成“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及时调查处理，制止类似事件继续发生。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这样做，致使杀人凶手逍遥法外，这对全县影响很坏。继后，各地乱杀人的事件便接连发生。
11.29 11月间，经象棋区武装部长、“抓促”指挥长刘兆祥（因“文革”问题已捕判刑）同意，由朱芳基（区公安特派员、“抓促”成员，因“文革”问题已捕判刑）、覃世棠（区武装干事）、覃家泽（区农推站副站长、造反头头、纠察大队长，因“文革”问题已捕判刑）等人去容县自良参观学习成立“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委员会”和“群众专政”经验。
从自良取经回来后，刘兆祥主持召开了区公所和区直单位、乡抓促会议，由朱芳基、覃家泽介绍了自良的“经验”，然后研究抽人筹集钱粮成立“专委会”。“专委会”主任王名林（留村生产队长）、副主任刘立宽（河柳生产队长）、黎家柱（甘村生产队长）、刘达五（共胜生产队长）、黄长成（象棋农中民办教师）。
“专委会”成立后，由覃家泽、朱芳基带领和指派民兵到象棋、河柳、道家、留村等乡（后为大队），以抓“反共救国军”名义非法拘捕了27人到“专委会”“牢房”关押，由朱芳基等人进行刑讯逼供，强迫他们承认“参加了容县自良反共救国军造反大军河柳独立团”，隶属自良第十路军的反革命组织。当日，区“专委会”以“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为题，公布所谓破获的上述反革命组织：团长杨茂能，连长杨茂汉，班长黎棣夫。成员有杨茂基、杨茂时、杨茂辉、区品球。
12.2 在刘兆祥、覃家泽、朱芳基等人的操纵和策划下，以象棋区“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委员会”的名义出面，在区公所后背山坡召开“贫下中农对敌专政斗争大会”，大会由黄金成主持，王名林讲话，公布“专政”对象的“罪状”，然后由“专委会”的民兵用竹木棍把被诬为参加“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的杨茂能、杨茂汉、杨津林、杨岳生、杨岳森、李慰强、林亚良、陈美琼（上述均为社员）9人活活打死。
尔后，象棋、富祝、道家、留村、甘村、河柳等乡，也以“反共救国军”的罪名，在不同的地点分别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先后把黎棣夫、杨茂基、杨茂辉、区品球等28人打死。
在1983年“处遗”中，查实“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纯属冤、假、错案。县委对此案已给予平反昭雪。对死者遗属进行了抚慰。对主谋策划者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2.10 岭景区“抓促”指挥部领导黄干国（副区长）、卢巧华（区干部）、何权（区武装干事）等，于11月下旬率领各乡“抓促”领导成员到容县自良参观学习贫下中农“专政”的经验，回来后捉到新村乡的蒙小朋进行刑讯逼供，蒙被迫乱供出皇村乡一些人有参加“反共救国军”问题，于是卢、何、黎振辉（区公安员）率领民兵数十人连夜赶到皇村，捕捉了蒙圣中、蒙荫希、蒙宏飞、巫爱容（女）、李若英（女）、冯翠芳等一大批人到区“牢房”关押，通过吊打刑讯逼供，炮制出材料，于12月10日，以“藤县岭景区贫下中农破案组”名义公布所谓破获“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皇村独立师”，说这个“独立师”是隶属容县自良第七路军，并把上述蒙圣中等一大批人的所谓“罪状”一一公布我，为杀人大造舆论。
12.11 当日10时许，广西“4·22”派“梧州造反大军”王东明（梧州市银行干部、“中南井岗山游击队长”）、陈金水、何向东等40多人，分乘两部汽车到我县。午饭后，他们步行到平政时，拦截我县路过汽车前往塘冲。汽车到龙胜时，由于缺油，而不得不再步行往塘冲而去。
当中“县城‘联指’大筹处”知道此事后，即出动一批人追赶，并令天平、蒙江“联指”派的人出动捉拿。结果当晚捉到26人，第二天又捉到8人，共34人（其中2人被打伤），其他下落不明。被捉的人经审讯后全部“释放”，在被捉的人身上搜获所携带的武器、手表等物。此事当时称为“大洋峡事件”。
12.12 在岭景区“抓促”主任黄干国、副主任何权、卢巧华等人主谋策划下，在区公所门前的渡槽冲召开“贫下中农对敌专政大会”，大会由卢巧华主持并公布巫爱容、李若英、冯翠芳、蒙宏飞、黎进介等5人的“罪状”后，由群众用竹木棍将上述5人活活打死。尔后皇村、石村、新村、罗江、麦地、岭景、都蒙等乡，在不同的地方召开群众“专政”大会，以“反共救国造反大军”罪名，或其他罪名，把蒙圣中、农绍飞、蒙小朋、甘南光、黎振武、蒙正举等22人用枪或竹木棍活活打死。
在1983年“处遗”中，对受害者已给予平反昭雪，对遗属进行了抚慰，对主谋策划者分别给予刑事或党、政纪处理。
12.22 “县城大筹处”在礼堂召开庆祝“广西两大派联合筹备委员会”成立，贯彻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的《十条命令》大会。
1.17 晚上，县“联指”派在人民礼堂召开批斗县委书记刘善堂三级干部大会。县委“红尖兵团”代表莫如斌及计委副主任周国贤等人进行“揭发”、“批判”、批判中说刘是“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力图打倒刘。
1.20 县委“红尖兵团”的李世雄等人在藤中高中部主持召开县直机关部分干部和各造反组织代表会，研究“解放”县委副书记黄海源问题。他们认为黄可以“解放”出来作为领导干部代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又担心县委常委大多数人有意见，便事前派李世雄征求宿观林、阎爱国等人意见。然后宿、阎与吴日堂、王信、曾宪森商量，对黄的看法提出意见，由吴日堂执笔联合草拟了一个发言稿，交宿在当日会上发言，对黄提一些问题。周会敏、李世雄、杨敏昌、莫如斌等人对宿的发言非常不满，即勒令宿交出发言稿。后对发言稿逐句进行“批驳”，印发全县，说发言稿是“向革命造反派反扑的宣言书”。并把这5人诬为“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最后把这5人升级为“伍（晋南）修集团在藤县的代理人”进行迫害。
2.26－3.2 藤县人武部的“抓促”指挥部召开了有1601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抓促”主任周会敏在会议总结时认为“形势比任何时候都好”，并鼓动干部不要“怕”，要敢于斗，因为一小撮“走资派”和“五类分子”不甘心失败，利用派性，制造分裂。周会敏提出了任务：一是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二是要宣传大寨经验，把我县办成大寨式的县；三是狠狠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大力宣传“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把乱砍乱伐、投机、赌博“三风”来一次大扫荡；四是要加强各级“抓促”班子，促进班子思想革命化；五是立即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六是把区革筹、军区赠送“宝书”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完成，给每队“毛选”甲、乙种本5本、“老四篇”10本，每户贫下中农“老四篇”1本，每个大队干部《毛主席语录》一册，毛泽东照片一份。
2.27 县“联指”发出坚决支持县委副书记黄海源站出来闹革命的《严正声明》，要把黄抬进准备成立的“三结合”的县革委领导班子。
3.1 “县直革命造反派司令部”成立。这个司令部是以县人委的“春雷”、“101”战斗队和县直十几个群众组织联合组成的。司令部常委由冯德清、覃洪初、李少全、雷亮生、黄林、黄明臣、甘克明、秦勇群、吴日联组成。并发了《革命宣言》：?以“斗私、批修”为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全面胜利；?斗争矛头指向中国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在藤县代理人；?“解放”革命干部，实现“三结合”，搞好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贯彻执行解决广西问题的三个“照办”；?实现两大派的大联合；?坚持文斗，反对武斗；?防止和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3.7 曾被“军事管制”的县委机关经县人武部批准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主任是陈顺天，副主任陈永常、陈步进、石华超。这个革委会是县委机关的政权机构。
3.20 大黎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5人。叶北荣任主任，覃文新、陈任明任副主任，常委有叶北荣、覃文新、陈任明、周化球、刘统珊、黄位康、杨永余共7人。
3.26 城关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5人。陈寿楹任主任，阮明海、梁庆和任副主任，常委有陈寿楹、阮明海、梁庆和、成发华、黄欢声、覃汉权、欧若炎、李炳华共8人。
3.28 濛江区革委成立。委员26人。陈贻颖任主任，欧振波任第一副主任，陈炳松任副主任。常委有陈贻颖、欧振波、陈炳松、玉振宏、李桂生、陈如荫、吴典全、莫洁贞、杨纽基共9人。
同日，天平区革委成立。委员26人。龙集中任主任，霍羽翼、李武任副主任。常委有龙集中、霍羽翼、李武、张润森、黄育金、卢家禄、王美英、韦志功共8人。
3.29 坡头（东荣）区革委成立。委员24人。区达成任第一副主任，何佳才任副主任。常委有区达成、何佳才、黄焕佳、黄伟球、胡锦汉、吴春光共6人。
3.30 岭景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1人。周显廉任主任，黄干国、欧文任副主任。常委有周显廉、黄干国、欧文、黎汝福、何权、陈远强共6人。
4.1 象棋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7人。杨富钰任主任，黄思棣、刘兆祥任副主任，常委有杨富钰，黄思棣、刘兆祥、邓湖海、李锦文、陈有贞、朱芳基、李开彦、覃家泽共9人。
4.2 南安区革委成立。委员28人。李水泉任主任，祝志新、杨伟俊任副主任。常委有李水泉、祝志新、杨韦俊、梁钧石、莫天才、李柱森、黄柱秀、莫静朝、李社华共9人。
4.7 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周会敏等71名委员组成，周会敏任主任，黄海源、宋熙顺、张光裕、麦展农为副主任；常委有周会敏、黄海源、宋熙顺（武装部长）、张光裕、麦展农、王贞、王椅（军管会主任、武装部副政委）、李维华（武装部军事科长、军管会副主任）、高树棠、陈寿康（县委办公室主任）、周国贤（计委副主任）、陈永常、刘明新（县社股长）、何绍坤（藤中教师、广西4·22藤县8·29指挥部常委）共21名（缺6名）。
当天，县城两万多人在藤中大操场集会庆祝。周会敏代表革委会在会上讲了话。
同日，金鸡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6人。罗景彦任主任，刘美全任第一副主任，潘启德、黄柱林任副主任。常委有罗景彦、刘美全、潘启德、黄柱林、刘业章、李权良、唐壮有、李尚品、李明相共9人。
同日，古龙区革委会成立。委员19人。吴柱立任第一副主任，程桂祥任副主任。常委有吴柱立、程桂祥、伍炳秀、廖碧葵、陈炳宗共5人。
4.13 “广西‘4·22’派藤县8·29行动指挥部”发表《关于坚决支持宿观林同志站出来闹革命的严正声明》，为宿未得进县革委领导班子而鸣不平。结果宿不但没有被“结合”进班子，反而后来被革委会送进了“五·七”大学（即五·七干校）专政班劳动“改造”。
4.16 藤县革委会发出《关于县革命委员会机构设置及各部、组工作范围的通知》。
县革委常委决定，县革委会下设三部（政治部、生产指挥部、治安保卫部）一组（办事组）。政治部主任王琦，副主任高树棠、陈顺天、霍穆升；生产指挥部主任周国贤，副主任刘明新；保卫部主任李维华，副主任梁少成；办事组组长陈寿康，副组长于福泉、黎健生。5月7日增设秘书组，组长陈寿康兼，副组长覃永光。全部工作人员72人。
4.22 周会敏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出版县革委机关报《红色藤县》。这个报纸宣扬“联指”派观点，报道全县斗、批、改和工农业生产情况。
4.26 周会敏主持召开县革委、县直、各区革委（或“抓促”指挥部）主任及县革委政治部、生产部领导参加的50多人会议。学习毛泽东指示及“两报一刊”社论文章，分析了本县形势，要求迅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对敌斗争高潮，打退阶级敌人向“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的进攻。
同日晚上，县革委召开在家常委会议，分析当时形势，研究对敌斗争策略，认为要依靠群众组织，自己组织起来向坏人“专政”。同意保卫部提出的县直接组织250名纠察队的建议，依靠这个组织对“敌人”实行“专政”。当时所指的敌人，就是那些所谓“走资派”、“特务”、“牛鬼蛇神”以及那些不同观点的人。
4.30 藤县革委会发出“公告”（简称“4·30公告”）。公告指出，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击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维护革命新秩序，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六》通令、《九·五》通令、《九·一三》通知、《公安六条》、《一·一八》通知和中央有关指示。凡有违犯者，依情节轻重，严肃处理。要彻底收缴一切武器、弹药，清查外地来藤人员。坚决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民兵和“革命群众”、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检举、揭发、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高潮。
同日，县革委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县城纠察大队，共有269个队员，都是挑选县直各单位的斗争骨干，配备有冲锋枪49枝，步枪78枝，机枪4挺、炮2门。陈永常任政委，何宗精任副政委，阳至仍为大队长，涂炎文、黄壮元为副大队长。
纠察队成立后，先后于5月5日、5月25日、6月24日、7月30日进行了4次全县城戒严大搜查，把少数派造反组织头头张良熙和汽车站站长胡道昌等干部、职工、群众100多人进行捕审。这个纠察队成立两年多时间里，共收审1042人，斗打迫害至死有张良熙、胡道昌、李展华、卢荣记、周汉生5人。这个纠察队有的人藉着“4·30”公告打、砸、抢、抄、抓，干了很多坏事。
“4·30公告”发出后至“七·三布告”前全县共斗打迫死118人。
5.5 县革委成立“三办室”。其任务是，所谓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解放”好的干部。处理各种案件和审查干部的所谓问题。办公室主任于福泉，副主任李世雄，秘书莫凤颜。1969年下半年改为李世雄任主任。1970年初莫鸿猷任副主任。“三办室”主要工作人员陈步进、魏福新、杨敏昌、李柱惠、黄刚声、陈永常等40多人。
同日，晚上县城纠察大队对全城戒严，开展大搜查。被以各种“罪名”拘留查办的有胡志鹗、李文宪、欧国荣、黄剑华、钟季文、黄同春、黄辉光、刘海波、李五妹等不同观点的居民群众。
5.8 红卫（太平）区革委成立。委员31人（缺6人）。常委7人（周立宽、秦凤昌、韦肇杰、唐济成、杨泛基、姚伯长、吴孟乾），革委主任周立宽，副主任秦凤昌、韦肇杰。当天开了庆祝大会。第二天（5月9日）早上发现革委会的牌子不见了（即是当时震惊全县的“五·九事件”），红卫区革委立即向县革委和军管会汇报。县革委主任周会敏、副主任黄海源得悉此情，马上召开县革委常委紧急会议，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便定为“反革命”案件。由军管会副主任李维华带领祝社荣、张奕荣等人，开专车赶到红卫区，同区革委主任周立宽商量，立即召开区革委常委和公安、武装、法庭等有关人员会议，组织力量侦查。侦查中区革委主任周立宽认为此案与钟（毓桓）、朱（琨衡）、黄（黄自华、黄鸿造）“反革命集团”（查实属冤案）有关，于是由区纠察队把钟、朱、黄等20多人关押审查，经刑讯逼供后，伤残不少人，更有甚者枉杀无辜。陈绪成（又名妹绪）是江口生产队社员，被怀疑与该案有关，要其出来自首，派出所认为他“不老实”，把他关押。关押中被打重伤后，区纠察队于1968年6月6日在太平墟心亭召开群众斗争大会，由林瑞军（太平税所干部，因“文革”问题已判刑）、吴善武（太平供销社干部、区纠察大队长）主持大会，由太平中学教师、区纠察队骨干谢效瑞率领黄位容、雷雪梅等学校师生、群众，用竹木棍把陈绪成活活打死，并悬尸示众。又于1968年6月11日上午由谢效瑞、钟俊泽（太平中学教师）率领学生雷雪梅、黄位容等数十人，把被关押在纠察队牢房的朱琨衡（太平文化站干部）、黄自华（健安大队社员）二人押到太平汽车站停车场，由林瑞军宣布二人“罪状”后，由雷雪梅、黄位容等一群学校师生、群众用竹木棍把朱、黄二人活活打死。此外1968年7月5日上午，区公安员、纠察队副大队长杨长基和林瑞军二人把押在纠察队的电影站职工欧则宽、粮所干部王纯田二人（也说是因牌子问题）捆绑后，交谢效瑞、粟柱然、黄柱新、许会明4人，押去太平石山石梯脚枪杀。
经查当时“五·九事件”是因红卫区革委成立各派代表参加领导班子不对等，而形成一派学生不满，认为革委会是“派委会”。于是在8日晚深夜，由太平中学学生林传勇等人将区革委牌子偷去烧毁，与上述死者无关，失牌子案破后，要林传勇等人集款，重做一个樟板凸字的革委牌子，并烧鞭炮送去当时红卫区革委门口重新挂上。这实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时作为阶级敌人打击，甚至乱捕乱斗乱打乱杀人，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5.15 县革委主任周会敏在革委常委会议上，对当时斗争情况作了小结，肯定了天平区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的“经验”，他说天平区边批边斗，在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一下子就揭发了80多人，斗了66人。自“4·30公告”后，天平区十多天时间批斗了125人。尽管如此，但还存在不少问题。周会敏指责说：在斗争前面，有些人怕打击报复，连累自己，不敢大胆揭发；有些地方在斗争策略上注意不够；有些地方在斗争中掌握“稳、准、狠”还差些。还强调要防止静止发动，做到“三边”（边揭、边批、边斗），把“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5.16 埌南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5人。李效森任主任，莫远坤、莫志森任副主任。常委有李效森、莫远坤、莫志森、文万传、卢天世、陈益基、程明顶共7人。
5.18 县革委召开县直各单位革委、“抓促”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研究所谓对敌斗争问题，黄海源主持会议，他小结了自“4·30公告”以来的情况，说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短短十多天时间，“成绩”显著。但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领导认为“阶级敌人”翻不了天，思想麻痹；有人对“公告”有怀疑，不敢张贴，不敢宣传，怕重犯路线错误。至于斗争对象要不要审批问题，一般不要审批。总之，“对阶级敌人”要开展猛烈进攻。
同日，和平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7人（缺4名）。李应瑞任第一副主任，卓日祥、韦有朋任副主任，常委有李应瑞、卓日祥、韦有朋、邓以进、林绳租、王日永共6人。
5.20 藤城镇革委会成立。委员13人。钟健兴、韦益美任副主任。常委有钟健兴、韦益美、左卓贤、何桂森、覃定新、李火德共6人。
5.22 在南安区武装部长祝志新授意下，古祀公社民兵营长邱志强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将藤城插到该公社的知识青年李深裕、胡本杰二人活活打死。继后，祝又授意孔良公社支书石火养、营长李达强召开群众大会把插青叶雪怀活活打死。“理由”说是死者曾回过藤城参加派性活动，在县纠察队搜查时被抓过，放回南安后，祝志新等人说这几人很坏，这几个对祝很不满，故祝怀恨在心，布置杀掉。在“处遗”中，祝志新被判10年徒刑，邱志强、石火养被开除党籍，李达强受到双开除处分。
5.29－30 在濛江区革委主任陈贻颖、武装部长欧振波（革委副主任）的指挥下，29日廖其森（区纠察大队队长）、李福文（纠察大队副队长）、梁炳进（纠察队骨干，银行干部）等人在纠察队部（濛江法庭）开会研究批斗杨永淳、朱甲桓、何福光，决定将这3人交群众批斗。当晚，廖其森等人在濛江旅社门口球场召开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由李福文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梁炳进做记录，廖其森开扩大机，批斗中杨、朱、何3人被活活打死。大会结束后，李福文等勒令“四类分子”把尸体抬去丢下西江让水冲走。30日，廖其森、李福文、梁炳进等人又召集濛江镇各单位领导及一些群众组织代表在派出所楼上研究斗批张官水、何绍福、何绍宪，并公布了他们的“罪状”，决定当晚在濛江区礼堂由黄强主持大会。结果把张及二何打死，由“四类分子”把尸体抬到东风码头丢下河，再用小艇拖出西江让水冲走。
5月下旬，濛江区武装部长欧振波到新城公社（后改为大队），批评该公社抓阶级斗争不够力。随后便与公社干部及公社纠察队何颖明、谢沛初、陈广华、岑国海、何炎、黄永成等人研究确定了李三、李太新、梁拔新为批斗对象。事后党支书何颖明还请示了区革委主任陈贻颖，陈同意批斗。5月30日新城公社组织全体社员在区礼堂召开批斗大会，文书岑国海主持，支书何颖明讲话，并宣布了二李一梁的“罪恶”，然后由群众进行批斗，不久便把这3人活活打死，尸体由“四类分子”抬到西江让水冲走。
5.30 当时，正是全县清理阶级队伍高潮，凡那些犯过错误，或非贫下中农者，均被划为坏分子或属阶级异己分子，划入清理范围。大黎区大黎公社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东项村江文华与江玉成之间历来的矛盾正在激化。区武装部长陈任明听信大黎公社干部江汉元等人的汇报，说江文华等人召开黑会，要杀害公社干部和区武装部长陈任明。陈即表态支持江汉元、江玉成等对江文华等人斗争。当晚江汉元、江玉成等人把江文华、江文杰、江文河兄弟3户老少共13人活活打死（这即是“东项事件”）。
事后，县革委及公检法军管会以至最高人民法院在群众的强烈呼声中，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县军管会对主谋、主犯江玉成、江汉元、江队宏、陆本昌、江汉全、江泽森共6人判处死刑。对从犯江泽光、陈任明、江凤姬（女）、江奉阳4人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凶犯江美田越狱逃跑被击毙。
6.1 县革委召开常委会，周会敏主持，讨论决定于6.27－7.5日召开全县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及军烈属、复员、退伍军人、民兵代表大会。提出会议期间，要搞阶级斗争和“三忠于”展览。要求在做准备工作时，县革委机关每个单位抽一人，县直各大单位抽2人，小单位抽一人，总数不超过120人于3日去梧州参观“三忠于”展览，取得经验，回来后，仿效大搞“三忠于”活动。
当晚还决定于2日晚，要求正在参加四级干部会议（学习门合同志运动）的同志和革委委员及工作人员吃一次忆苦餐（即吃糠、野菜、树叶、树皮），调动阶级感情，更表达对毛主席的“忠”，更好地学习门合同志。
6.6 周会敏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各区革委正副主任、县直各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及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周称这次会议是“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的会议”。并说从4月份发出“四·三〇公告”以来，一个月时间，全县斗争了一千多人。在这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支持南宁市革委、南宁警备司令部、政治部的“公告”的《严正声明》。
6.9 县革委常委开会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对“走资派”、“叛徒”、“特务”等进行一揪二斗三监督四改造问题。要求主要了解那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人员或被我们俘虏过的人员。如有怀疑潜伏在群众中的，报第三办公室。各区各单位认为是“走资派”、“特务”的赶快整材料，报县革委，能定的就判他政治死刑，如不能定的报上级处理。
6.26－6.30 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会议有1150人。
7.4－5 周会敏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会，主要研究开展大批判问题。会议号召要学习北京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对凡有错误的，属敌我矛盾的，要严加管制。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狠狠打击，也要注意分化瓦解，指明出路。在方法上有时放到大会批斗，小会深追，或个别攻心。在批判时有些可以用群众组织名义进行出面，有些可用革委会（领导小组）名义出面，对性质未搞清楚之前，可用群众组织名义进行批判（这样对一些重要责任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编者）。在革委成立后，大批判不如以前，这是不大胆的表现。要大胆领导，不怕乱，如对“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揭得不够深，他们还有后台（暗指刘善堂），要让群众揭发出来，乱一阵，以后再说；革命大批判要与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结合起来，大批判要为整党做好准备。
7.9 县革委、县人武部发出了《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央七·三布告”的布告》。《布告》指出《七·三布告》是解决广西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一小撮敌人发起更猛烈进攻的进军号，是号召我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联指”派）和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迎接自治区革委早日诞生，夺取我区“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
县《布告》要求：?要以最大决心、最快速度宣传“七·三布告”；?进一步掀起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新高潮，猛烈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更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搞不搞大批判，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问题。大批判要与本单位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三查”运动结合起来，要有“活靶子”，要“顺藤摸瓜”，把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各方面工作做好；?要求所有革命的人立即行动起来，为区革委诞生而努力。
这个《布告》下发后，全县又刮起一股乱抓人，斗人、杀人的“12级台风”，斗打迫害致死370人。
7.30 7月下旬，南宁“联指”派马青（区银行干部）等3人到我县，找“联指”头头黄壮元、黄华等和县革委领导周会敏等人，决定派出120多人，分水陆两路前往南宁支援武斗，给炸药一车，由李维华、祝杜荣、陈永常、丁坤明等率领一批人乘一部摩托车和两辆解放牌汽车于30日从陆路去南宁，当天到达。由黄壮元、黄华、阳至仍、何宗精等率领80多人乘搭梧贵船到贵县，转搭火车于8月1日下午到南宁。2日两路人马集中区财政厅礼堂。原说援攻南宁解放路，后因去迟，改攻广西医学院。无仗可打，在那里住了十多天，参加了南宁“联指”派“庆功大会”后，于12日离邕返藤。
8.3 周会敏主持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研究进一步贯彻《七·三布告》，主张召开各区第一把手学习班，解决对《布告》认识问题，到基层办学习班，中心是学习《七·三布告》。
会议还确定：“三代会”常设机构人员于8月10日到县革委报到，集中办公。“工代会”张光琛、朱芳芬；“农代会”李锦春（赤水支书）、胡在耀（新民支书）、欧创盛（中隆支书）；“红代会”黄壮元、王厚业、梁发强在藤中就地办公。
8.5 县革委主任周会敏召开常委会议。教育科长邱德盈也参加了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七·三布告”问题，邱在发言中提出三点意见：
1、在领导上对阶级斗争要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提高思想认识。
2、进行阶级教育，领导深入下去充分掌握敌情。
3、对学校的斗批，我认为要赶快集中，现在分散下去，回各乡，就会滑过去。应以区为单位进行集中，发动公社群众起来，进行充分的揭发，实行校内外结合起来。
这些意见经县革委常委同意，并发出通知，各区于8月中旬至下旬，分别集中小学教师到区，中学教师到藤中，进行大批大斗十天，全县中、小学教师2700多人，其中被批斗399人，被打致伤225人，致残63人，致死12人。
8.7 周会敏在专案汇报会上宣布全县揪出“阶级敌人”3570个。要求中、小学以区为单位进行“三大三查”，开展群众性的大“揭发”，深挖“阶级敌人”。自此之后，全县教育系统开展大批大斗高潮。由各大学区集中批斗，不少教师被严重摧残，有的被批斗迫害致死。
到8月11日止，全县被揪斗人数共4379人，其中县、区干部（教师），职工513人，社、队干部806人，其余是群众。从县城到偏远的山村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极“左”思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8.30 县革委副主任张光裕向县革委常委传达自治区在玉林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精神。他说自治区要求把政治工作渗透到一切工作中去。“三忠于”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革命大节，是思想革命化的最高标准，向“忠”字发展，是“抓革命”的总方向，总要求。从现在起，一定要开展“三忠于”运动，开展“三忠于”宣传运动，使之成为做人的标准，生命的灵魂，力量的源泉，前进的方向。
张光裕还在9月13日研究国庆节活动的县直单位领导会议上，强调国庆节活动，主要是表现出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忠于”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目的，根本出发点我们要向“忠”字的高峰进军，要建设“忠”字化的环境来迎接伟大的国庆节。每个机关单位、城镇居民在门口都要有“忠”“公”两个大红字，室内外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有些时间长了，不够鲜艳夺目的，要加工一下，各单位、住户要大搞“表忠台”，最好一进门就看见“表忠台”。要发动大搞“三忠于”展品，在国庆活动中，每人都要有一个“三忠”品（包括毛主席像、语录）。
自此以后，全县每个家庭都设有“表忠台”，用红油漆或用大红纸搞得通红，放着“毛选”、“语录本”，上边贴有毛主席画像，设在厅堂中央，如同“敬神”的“神龛”，每天工作前，必须“早请示”，唱《东方红》歌，读语录，晚上睡觉前或吃饭前，必须“晚汇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然后用语录对照当天的思想、工作情况。出集体工必须扛上“语录牌”、红旗、毛泽东画像，谁扛就算谁突出政治，在“大寨式评工记分”时，得最高工分。登记结婚，需要跳“表忠舞”，如确不会跳，则要唱语录歌或背几段语录。行人在路上相遇，或到别家串门，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凡外出，必须背上红色布质“语录袋”，佩戴毛主席像章或语录章。吃饭前，要在毛主席像前讲三句话——“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即林彪）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从平时写信到印发文件都在前面先写上一条或几条毛泽东语录，从上到下的领导人作报告都要大段大段地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以此证明自己所讲的内容“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人们要按报告的要求去实施。此时毛泽东已被视为“完人”，他的每句话，被作为“最高指示”，如同封建君王的“圣旨”，必须“句句照办”，把人民的杰出领袖作为“神”来看待，凡是门头和显眼的地方，都画上毛泽东人头像。另外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的发表，往往是三更半夜烧鞭炮、敲锣打鼓集会欢呼，真谓是“宣传不过夜”、“传达不漏人”。
8.31 县革委决定向全县中学、中技校等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农村小学由各大队派“贫宣队”。9月5日派出潘爱义、朱甲尧等13人进驻藤县中学；莫观德、杨泛基等8人进驻大黎中学；覃定新等5人进驻藤城中心校；周锡等6人进驻中技校。
早在8月25日新华社转发《红旗》杂志第二期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我县“工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后，参加学校的“斗、批、改”工作，为了激发师生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斗争、批判，普遍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由于“工宣队”、“贫宣队”文化水平低，不懂学校的管理，不但对教学的“改革”没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片面强调思想“红”，增加劳动时间，致使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一大批教师身心受到摧残，教师的地位、声誉受损。
9.19 县革委常委开会决定在27日的三级干部会议上，用3天时间批斗刘善堂、吴日堂、宿观林、阎爱国、王信、曾宪森、刘玉珍（县总工会主席）、钟庆坤。
10.5 县革委召开常委会，“三代会”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学习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指示，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6日上午，县革委常委的全体领导同志，“三代会”正副主席、县直机关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一人，去谭东研究《藤县五·七大学》规划和举行破土动工奠基典礼。下午在农场办公室，周会敏、黄海源、张光裕、麦展农、王贞、陈寿康、李维华讨论决定，由麦展农、石华超、黄杏声、周林杰、黄汉超、黄树梅、肖献华、刘柱学、余占9人组成，“大学”领导小组，麦展农、石华超、黄杏声、黄汉超、周林杰5人为党的核心小组。党校人员、校具拨给“大学”；提出办学原则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发扬“抗大”精神，农、林、牧、副、渔并举，多种经营；10月9日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200人，按军事编制设一个营两个连，住农场、拖拉机站、蚕种场等地。
被诬为“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的“后台”刘善堂与“小组”成员宿观林、阎爱国、吴日堂、王信、曾宪森等，在“五·七大学”（后改为“五·七干校”）在民兵武装看押下劳动，晚上受到批斗，不得与亲属、朋友接近，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后来，又有600多干部职工被放到“五·七大学”进行接受“劳动锻炼”，分成8个连队。其实“五·七大学”是变相的“劳改场”，在社会上称为“牛棚”。
10.6 平福区革委会成立。委员20人。黎志文任主任，祝壮春任第一副主任，钟俊诚任副主任。常委有黎志文、祝壮春、钟俊诚、龚宏标、张庆修、覃永雄、马家明共7人。
10.24－27 县革委常委扩大会研究了县、区及农村的斗、批、改，并研究了区、社体制改变。这个会议，提出“三镇”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还要进行划阶级成份；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县革委斗批改领导小组，周会敏任组长、黄海源、张光裕任副主长，同时成立斗批改办公室（文革组、三办室合并），陈寿康为办公室主任，于福泉、李世雄为副主任。要求各区革委也相应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落实专人负责。并要求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三忠于”运动；强调革委机关的一举一动要做到“心向忠字上想，话向忠字上讲，事向忠字上做，步向忠字上迈，根向忠字上扎”，做到处处、时时体现一个“忠”字。会后“三镇”进行划阶级成份，仅红卫（太平）镇划出资本家47户，后因上面不批准而作罢。
10.28 县革委在家常委召开会议研究机关合并问题，决定将三部一室改为四大组：即政治工作组、生产组、保卫组、办事组。各组正副组长分别是：政工组长覃永光，副组长陈顺天、秦兆育；生产组长朱长，副组长华煜明、康育敏；保卫组组长李维华、副组长李世雄、陈永常；办事组长陈寿康，副组长莫如斌、高树棠。
10.31－11.2 周会敏主持县革委常委会研究干部下放和“五·七大学”斗、批、改的问题。要求“五·七大学”斗批的主要对象是县人委、县委的“当权派”，每星期斗两个白天4个晚上。
11.16 县革委常委开会要求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要快、要广、要深，关于刘少奇的材料也要尽快和群众见面。争取在4天内全县传达完，7天传达到户。江北片由张光裕、陈永常负责传达，江南片由刘明新传达，藤城由李维华、陈顺天传达。同时要组织力量进行宣传，教师、学生要走出校门宣传，农村要组织固定的、长期的、以民兵为主的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按每个生产队抽5－10人，大队抽10－15人进行组织宣传活动。
11.22 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和学习公报、新党章。会上进行“愤怒声讨”刘少奇，并揭发批判被诬为我县“二月逆流干将”、“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的主要成员、破坏“文革”的“罪魁祸首”刘善堂、吴日堂、阎爱国3人。
11.30 县革委常委开会斗争了县革委常委何绍坤，主要是由于何属少数派（即4·22派），被责为“站错队”，他曾写过《告全县人民书》，被指控为“三指向”（即斗争矛头指向军队、指向群众、指向革委会）。此事反映出当时革委会是派委会，一派掌权压另一派。
12.11 周会敏在县革委常委会上总结“文革”情况，认为当时狠抓“叛徒”，“特务”、“走资派”成绩是大的。但真正的“叛徒”、“特务”，搞不出几个。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不把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搞出来，这是我们革命委员会的错误。……农村在2月份前，重点还是要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县城要把已经斗的和没斗的人的情况再摸一摸，摸准了然后“开刀”，同时做好受蒙蔽群众（指少数派）工作，把卢美世（少数派头头之一）等交给本单位狠狠的斗。同时，要组织几个人深入公社检查一下斗、批、改的情况，有条件的在水利工地也可以深入搞斗、批、改。在12月份，属于县管的干部是“叛徒”、“特务”的，公布他们一批。主要有人证物证就可以了。
12.31 县革委常委作出决定：69年1月10日小学教师离校回原藉，15日全部到达岗位；没有问题的，从2月份起，工龄一年的补助一个月工作，两年的补助两个月工资，3年以上的，补助3个月工资。弄不清问题的发1－1.5个月工资；“敌我矛盾”的只给路费回去，粮食一律供应到7月15日止。这是《人民日报》刊登了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文章后，我县闻风而动，作出此决定，令教师回原籍领工分，使我县外籍教师大量流走。有的因为出身“不好”，回去后不安排教育工作，而要当农民。学生也认为读书无用而不愿读书，形成新一代文盲，这是对教育事业的摧残。
这次常委会还决定，历届高、初中学生，没有工作的所谓“吃闲饭”的城镇居民，属于黑人黑户的都属下放到农村的对象，第一批在69年1月15日前下去的，第二批大部分属于全家下去的，第三批是属于精简的，搞妥了，都下去。
1.1（元旦） 上午8时至下午4时左右，县城“联指”为了庆祝其成立一周年所取得的“胜利”，把县委正副书记、人委正副县长以及科局长以上一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20多人，作为“走资派”、“牛鬼蛇神”，由全副武装的纠察队、民兵以及手持棍棒的学生押送游斗。被游斗者人人披麻戴孝、挂上“孝子、贤孙”黑牌。县委书记刘善堂被迫手捧刘少奇的“灵牌”、副书记吴日堂被迫读“祭文”，县长宿观林、副县长钟庆坤、阎爱国，组织部长王信等被迫抬刘少奇、伍晋南的模拟棺材（用猪笼装石头）。县城“联指”迫他们先在礼堂门口广场做一番跪拜哭喊爹爷……的预演之后，便开始游斗。从礼堂门前出发，经北流河边马路，从大东街到西街，游遍全城大街。在游斗过程中，每走几步便停下来要各人跪哭刘、伍，读一遍“祭文”。如有不跪、不哭或跪不正、哭不象不流泪者就挨打；哨子响不准哭，但哭不停者，也挨打。在游斗中有宿观林、黄子光等不少人被殴打致伤，外贸局长杨焕燊等被打重伤昏迷过去，情景惨不忍睹（这事件后称“元旦事件”）。
其实这件事在68年底前就有所准备。元旦前一晚就在县礼堂门前广场集中被游斗者预演了一个晚上。县革委正副主任周会敏、黄海源、麦展农等人事前已知道，游斗当天还到场观看；县革委常委、“联指”派头头陈永常、刘明新、黄壮元以及黄华等人亲自指挥。为何县革委容许这样搞呢？因为县革委会本身就是派委会，一切都从派性出发。
类似此事件，金鸡、濛江、太平、古龙、坡头、南安、和平、埌南各区先后同样搞了抬棺游斗，金鸡区搞了一个月之久，濛江区也游了十几天。
1.18 县革委副主任张光裕在县革委扩大会议上传达自治区革委扩大会议精神，说自治区要求农村的斗、批、改重点放在被少数坏人篡夺的社、队，县、社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作队）下去，发动群众，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揭开盖子，造舆论，大办学习班，大搞忆苦思甜，调动阶级感情。查敌情，特别要查明领导班子，清理阶级队伍，建设一个联系群众的革命化领导班子。
1.21 县革委对当时农村斗、批、改作出初步意见：?必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搞好农村斗、批、改；?分期分批解决三类队的领导班子问题；?要重视搞好一、二类队的斗、批、改；?在农村的斗、批、改中还应同时注意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作搞好；使贫下中农真正掌握好文权；?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1.25 县三办室召开中队（县直机关在斗批改中分8个连队，后改称中队）负责人会议，研究并定下几件事：一是落实去“五·七干校”办学习班人员；二是未获“解放”的领导干部到“五·七干校”去锻炼；去干校的人数分8个连，900人，其中属“斗争对象”的230人。
2.13 下午县革委在礼堂门前广场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大会（包括被揪斗对象），由革委副主任麦展农主持，由斗批改办公室主任陈寿康宣布第一批定性处理人员有12人，廖泽民、廖顺通定“叛徒”；陈八、高明球定“历史反革命”；谢佐隆、唐振中、叶万皇定“阶级异己分子”；万艺秀、朱启瑞定“蜕化变质分子”；苏成照定“坏分子”；梅铭钧定“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安振清定“假党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1983年“处遗”中县委发了文件并在县礼堂召开干部、职工大会给上述12人宣布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3.10 县革委常委刘明新在常委会上传达了其去玉林参加斗批贺、霍、傅、谢、袁大会情况。
3.15 黄海源主持召开县革委会决定全县派出12450人参加苍梧3月21日斗批贺、霍等人大会，其中“五·七干校”徒步去600人。19日先押准备陪斗的刘善堂、阎爱国、韦炳镠3人去苍梧。
3.24 黄海源在全县广播大会上作了题为“彻底清算刘贼在广西的代理人贺、霍、傅、谢、袁的滔天罪行”的长篇讲话，提出四点：?要以路线斗争为纲，组织发动搞好这次大会，目的是肃清一切流毒和影响，而不是看贺等“狗像”问题；?所有公社要把斗批贺等的舆论造起来，把所有山头、房屋、路边都写上大字报、标语，贴上漫画。各生产队也是一样，写批判文章，激发群众，县直和“三镇”一定要组织足够力量，把大造舆论工作搞好，把气氛搞得浓浓的。各公社、大队“斗批领导小组”要派出人专抓这个工作；?要求所有公社、大队同样成立斗批领导小组，切实把斗批工作抓好，把其作为一项突出政治的任务完成；?要求发动十万人以上参加批斗，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发动，要人人表“忠心”，下保证报名；层层分配任务；要军事化行动，公社组成参战团，革委主任任团长、副主任和常委若干人任副团长，还要有政委、副政委；大队为参战营，也要有营长、教导员、副营长等；生产队组成参战连，设正副连长、指导员。连下面根据人员多少组成若干个排，设正副排长。组织一定要严密，并由群众讨论几条规章制度，共同遵守；斗批时间在30日上午8时，下午2－3点结束。上午7时前要进完场，退场时要经过主席台，浩浩荡荡地向贺、霍、傅、谢、袁示威。
同日，县革委常委会议确定斗批大会由黄海源、麦展农、王琦、高树棠组成领导小组。大会总指挥由刘明新担任、副总指挥为陈寿康、李维华、莫如斌。大会保卫组组长宋福荣、副组长陈永常；宣传组组长陈寿康、副组长张木荣、马汉英；斗批组组长高树棠、副组长李世雄、陈步进、陈才安；后勤组组长周国贤、副组长钟健兴。会议还确定押刘善堂、韦炳镠、阎爱国、吴日堂陪斗。
3.30 县革委在藤城鸭儿洲召开十万人斗批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的群众大会。并押刘善堂、吴日堂、阎爱国、韦炳镠4人在台上陪斗。大会由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琦主持，刘明新在大会上作了“彻底粉碎伍修反革命集团及其在藤县的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的讲话，在讲话中，点了藤县“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吴日堂、宿观林、阎爱国、王信、曾宪森，并说刘善堂是黑后台。同时也点了韦炳镠、张良熙、蒙希荫、卢美世等。李世雄在大会上历数了陪斗的刘善堂等4人的所谓“罪行”。
4.10 下午周会敏召开县革委常委会议，讨论处理押在县纠察队的17人：?把陈锦德、周满堂、程子桂、莫寅宗、黄妙、刘永贵、江有南、邱杰文、黄玲、邓经义放回本单位批斗；?把卢美世、蒙希荫、胡艺弘、梁柱才、邓明华、陈贵成、唐其明送军管会审查处理。上述人员是在搜捕中被无辜关押的，后被“释放”。
5.12 县革委、人武部成立专案组，继续对公安局1963年“关于侦破李宗松、黄柱森、江志生为首组织的反革命投机集团”一案进行追查，要进一步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专案组共抽6人（三办3人，商业局1人，城关公社1人，农业局1人），地区104干校也派2人参加。追查工作进行了几个月，9月28日县革委会第三办公室才将追查情况写出《关于“五·一二”专案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公安局1963年关于侦破李宗松、黄柱森、江志生为首组织的“反革命投机集团案”的处理不够彻底，要求对这一案件进一步调查处理。报告怀疑县委书记覃红、汪懋功有包庇这“反革命投机集团”的行为，也认为魏保堂、刘钊锡等人也有可能参与这个集团。县革委、人武部为了进一步把这个案件弄清，于5月12日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尚未发现能证实覃（红）、汪（懋功）、魏（保堂）、刘（钊锡）与李、江、黄“反革命集团”密谋的材料。但仍认为覃、汪、魏、刘在李、江、黄“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上，有一定错误或严重错误。《报告》始终认为：藤县公安局（63）公一、二股联报字第一号“关于侦破李、黄、江为首组织的‘反革命投机集团案’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共藤县县委1965年10月“关于县三级干部会议揭发杨德全等同志参加李、黄、江‘反革命集团’等问题的结论”也是正确的。李、黄、江案作为历史老案、错案，县委纪委已于1981年进行了复查纠正。
6.4 周会敏、黄海源、麦展农等在县革委常委会上决定正式立案审查钟庆坤等人参加“黄显图反共救国组织”问题。目的是为了打倒副县长钟庆坤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这是由三办室李世雄、黄纲声等人积极炮制出来的，说国大代表黄显图在1950年出走香港前组织了一个“反共救国军”组织，潜伏了下来。为了“证实”钟等人“参匪”事实，立案前（即1967年夏）派人走访了1950年在藤县、象棋工作过的县委书记张开诚、县长赵唯理、公安局李茂发等六大元老，他们均否认有此事。黄纲声等人仍不罢休，先后多次出动找劳改过的黄尧、黄家伦和犯过错误的黄晃昭进行刑讯逼供，这几人在刑讯逼供下，便胡乱编造出一大批假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是日正式立案侦察，故称为“604案”。此案从1967年夏至1972年4月梧州地区三办专案会议否定此案为止，先后搞了4年多时间，秘密或公开审查394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115人。在审查中被关押的共308人，其中国家干部（包括教师）、职工29人。在此案因受刑讯逼供死去的有4人，逼疯2人。此案在“处遗”中，已查明实属冤案，对此案及受牵连的人员进行了平反。
7.17 藤县“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从县革委招待所迁到县革委机关办公。
8.23 县革委决定把城关公社分为城关、白沙公社；埌南公社分为埌南、同心公社；金鸡分为金鸡、新庆公社；大黎分为大黎、宁康公社；藤城镇改为藤城公社。全县共19个公社。
11.25 县革委常委会决定抽调500人先在太平、平福、古龙、东荣、大黎、宁康、和平7个公社搞“三分之一”，要求在70年2月份结束。
2.18 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梧州军分区张基政委、专区革委如何落实毛主席批示“照办”的3个文件（即2·5指示等）。指出：搞“二·五”运动，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要求深入做好思想发动，干部手脚“不干净”的，要“洗手洗澡”，轻装上阵，有重大问题的，不能作领导，责成向群众检讨交待；?举办学习班，培养骨干；?向广大群众深入宣传，开展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有条件的搞阶级斗争展览。要求在这场运动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整顿财贸队伍，定全县逢五、十为各墟墟日，认为那里市场热闹，农村就一定很糟，宁要社会主义清静，不要资本主义市场热闹，统购物资一律不准上市，教育干部不购自由市场的东西。
2.19 县革委召开革委常委、各公社负责同志、县直单位负责人、县革委工作人员、人武部有关人员、公检法军管会人员一百多人会议，听取于荣贵、麦展农等传达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通知和中央“关于在经济领域开展阶级斗争”的两个文件精神。要求分两个阶段进行贯彻：第一阶段，提高认识，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人人表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提高阶级斗争观念、两条路线斗争观念、政策和策略观念、群众观念、战备观念。明确斗争锋芒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第二阶段，要划清运动与当前斗、批、改等关系。要求在大检举、揭发的基础上，建立专案队伍，着重在处理，要搞大量的退赔，要体现宽严政策（这次运动称“二·五”运动）。
2.26 县革委对当时教育革命工作提出四条意见：?走政治建校道路，以毛泽东“五·七”指示为纲，以“抗大”为榜样，全面开展教育改革；?逐步完善各项教改方案和教学制度，如天天读制度、评教评学制度，“四好”、“五好”评比制度，劳动制度等；?校校都要有一定的科学实验基地。初中、高中校校都要有农场、茶山。工人和贫下中农应该是学校师生的当然教师；?派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较好的工人、贫下中农组成讲师团，经常定期地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给学生讲课，给师生以再教育。
3.13 武装部副部长于荣贵在县革委常委会上传达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重点打击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以及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以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有期徒刑。对那些罪行较轻，可以交群众严加管制。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促使他们坦白交待，立功赎罪。尽管是这样说，但实际没有按这样做，斗争实际有扩大化。
4.7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濛江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人组成。陈贻颖任书记、欧振波任副书记。
4.17 县革委发出《关于向卢显达同志学习的通知》，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岭景公社大益大队支部书记卢显达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广大群众，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打进攻战，学习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学习他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改造穷山恶水夺丰收，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雄心壮志（其实这个通知所说的是言过其实）。
5.4 县革委批转政工组“关于认真做好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光辉形象的敬发和普及工作的意见”。要求在5月底前发行量达到：1、广大农村贫下中农，户户有《毛泽东选集》1－4卷一套；2、家家户户贴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3、初小以上的学生及成年人都有《毛主席语录》（总政版）及“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各一本。4、共产党员、生产队长及居民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中、小学教师，医务人员（包括赤医）、厂矿、企业职工、武干民兵、高中、初中学生，每个都有《毛泽东选集》1－4卷一套；5、对于共青团员、基干民兵、下乡和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及全劳动力者，尽量做好工作，力争达到每人有《毛泽东选集》1－4卷一套。
7.4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古龙人民公社委员会由9个委员组成。甘钊才任书记，莫铭任副书记。
7.25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埌南、和平、红卫、平福人民公社成立党委会。
中共埌南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陈步进任书记，梁福宁、文万传任副书记。
中共和平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陈炳松任书记，邓以进、陈如荫任副书记。
中共红卫（太平）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2个委员组成。周立宽任书记，黄位汉任副书记。
中共平福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2个委员组成。莫远坤任书记，周林杰、祝壮春任副书记。
8.7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藤城、城关、白沙、南安、同心人民公社成立党委会。
中共藤城镇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廖克彬任书记，陈观昌、李少南任副书记。
中共城关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陈寿楹任书记，阮明海、黄欢声任副书记。
中共白沙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梁庆和任书记，王星汉任副书记。
中共南安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2个委员组成。何昭宗任书记，梁重清任副书记。
中共同心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程桂祥任书记，莫志森任副书记。
8.19 县革委在各公社革委主任、副主任和武装部负责同志会议上，确定知识青年下乡及下放对象：?凡满18周岁以上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除回家、招工、升学外）一律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68年凡动员出了榜，以后又不下去的，不管有无职业都要下乡，有特殊情况不能下去的（如慢性病），不再动员；?凡患有慢性病，不能长期在农村劳动或其家庭是唯一劳动者不准动员；?凡属城镇无职业或无固定职业的闲散劳动力，下农村及能自食其力者，应主动上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归国华侨一般不许动员；?凡家在农村的干部家属一律动员回农村；?家在城镇的干部家属，动员到农村插队落户；?实在没有家又不能插队的干部家属，也应安排出路，争取一年做到自给，自食其力；?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由保卫组研究，凡有条件下去的都要动员下去，没有劳动能力的不去。
在这个会议上还作出决定：发展家庭副业，以不影响集体生产为原则；果树问题按自治区“二十条”精神处理；国家机关不能到自由市场购买粮、油等东西，要自己养猪、种花生。
8.20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核心小组批准中共藤县革委核心小组由周会敏、黄海源、王贞、于荣贵、麦展农5人组成，周会敏任组长，黄海源任副组长。
8月下旬，据县三办室统计，自1968年4月30日县革委发出“公告”以来，我县清理阶级队伍中，全县6024个干部职工共审查968人，占16.06％；社会上揪斗社员群众4939人。另，“一打三反”运动开展以来共揪斗和审查970多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603人。
8.10－29 县革委会利用暑假举办“中、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人员有进驻学校的工宣队、贫宣队、公社管教育的革委常委、全县部份中、小学教师共1430多人。
办这个“学习班”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照办’的中央3个文件”（即中发70年5号文件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通知；中发70年6号文件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70年×号文件关于打击反革命份子破坏活动的指示）。学习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小组评论的形式，对揭发出来“有问题的人”进行大会批斗，小组“政策攻心”。第二阶段绝大多数教师转入参加“教育革命学习班”，学习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论述，学习“教育革命先进经验”；极少数（共34名）有“重大问题尚未交待的教师”留下继续“参加二·五学习班”（即第一阶段的接受批斗和自我检查）。
这次“学习班”通过“学、忆、摆、查、清、挖、批、斗”，“深挖一小撮阶级敌人”，使我县中、小学教师受到了严重打击和迫害，被揭发批斗的中、小学教师共229人，其中40人被划为“阶级敌人”。
9.27 梧州专区革委发文增补于荣贵、覃永光、朱长为藤县革委常委。
9.29 中共藤县革委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周会敏、黄海源、麦展农、于荣贵、高树棠、陈寿康出席了会议，进一步讨论“农业学大寨”问题，研究如何掀起“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新高潮。会议强调：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采取“四集”的办法，当年扩大保灌面积6万亩，造田造地4万亩。要拼命搞“两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建设，大办农田建设），要大破大立，搞大批判，制定雄伟的治山治水计划。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奋战两三年，把藤县建成大寨式的新农村，要集中领导，集中劳力，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大干一冬春，超额完成“两个大办”的任务。其实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生搬硬套大寨经验，搞形式主义，毁林搞梯田、梯地，人造平原，破坏了生态平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0.2－10 县革委、人武部在岭景公社大益大队举办有全县三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农业学大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大寨为光辉榜样，树雄心，立壮志，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奋战两三年，誓把藤县建设成为大寨式的县；奋斗目标是——奋斗两三年，实现每人一亩保水田，一人一头猪，总产翻一番，贡献翻一番”。事实证明这是放空炮，唱高调，纸上谈兵。
11.7 梧州专区革委会下文任藤县革命委会各组正、副组长。办事组组长陈寿康、副组长莫如斌；政工组组长覃永光、副组长陈顺天、秦兆育；生产指挥组组长朱长、副组长周国贤、宿观林、康育敏；保卫组组长荣贵。
11.20 晚上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黄海源传达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即中央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周会敏、黄海源、麦展农、张光裕、高树棠、陈寿康、王贞、覃永光、于荣贵及县各服务站主要负责人参加。
12.10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成立如下党委会：
中共金鸡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罗景彦任书记，梁显松任副书记。
中共新庆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陈定山任书记，韦有朋任副书记。
中共象棋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杨富钰任书记，梁少成任副书记。
中共岭景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李应瑞任书记，刘明新任副书记。
中共天平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曾选森任书记，黄兆宗任副书记。
12.14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大黎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0个委员组成。叶北荣任书记，周化球任副书记。
12.26 梧州专区革委发出关于增补冯奕问、高树棠为藤县革委办事组副组长，张敬秀为政工组副组长；华煜明为生产指挥组副组长；陈忠振为保卫组副组长的通知。
1.9－13 中共藤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召开。出席代表共855名。由覃永光作《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由黄海源致开幕词；核心小组组长周会敏作题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新县委，并报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核心小组批准，中共藤县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周会敏、黄海源、麦展农、王贞、覃永光、于荣贵、朱长、张光裕、陈顺天。书记周会敏，副书记黄海源。大会还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的决定》。
1.15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宁康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1个委员组成。霍瑞荣任书记，覃文新任副书记。
3.18 中共梧州专区革委会核心小组批准中共东荣人民公社委员会由13个委员组成。覃俊良任书记，区达成、欧伟汉任副书记。
5.11 早在70年5月24日，县革委已向城乡干部、群众传达贯彻毛泽东批示的中央［70］20号文件，在我县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活动。为了进一步深入清查，县委正式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由周会敏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黄海源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三办二组”。由于荣贵任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黄佩金。同时要求各公社机关、厂矿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是日，“三办二组”制订出《关于清查“五·一六”的大体做法》：第一步开办重点单位学习班，训练骨干队伍，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的高潮；第二步发动群众，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人民战争；第三步正确掌握毛主席一系列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要稳、准、狠，突出一个“准”字；第四加强组织领导。当晚召开了县直各机关单位、厂矿的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周会敏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一打三反”、“社会清队”、清查“五·一六”的动员报告，着重讲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性质、罪行和领导决心，同时布置了做法。
我县清查工作进行到73年9月8日才做出结论，立案、审查50多人（包括大专院校转来的，三办统计不包这部份），其中卢美世、窦祖贻等人长期被关押审查。最后除卢美世被认定为“犯严重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外，其余均免处。
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中，已给被错误审查52人予书面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5.17 县委印发《中共藤县县委、藤县革委关于开门整风的检查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突出政治，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抓得不紧，指导不力，成绩不显著；二、阶级斗争抓得不狠，斗、批、改抓得不深，有时松时紧现象；三、党的各项政策落实不够；四、工农业生产跟不上飞跃发展形势的需要；五、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还转变不够。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骄傲自满，受王明、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以及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最后指出整改方向是：突出政治，狠抓根本，抓阶级斗争，搞好斗、批、改；认真学习、落实政策等。
11.3－6 县委召开有县和各公社领导干部、党员13799人参加的训干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贯彻中央［1971］68号文件等。主要是批判林彪及其死党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滔天罪行，号召坚决和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彻底划清界限。会议强调6条：一、针对各种糊涂认识，学习毛主席有关教导；二、回忆对比，激发无产阶级义愤；三、反复学习中央文件，吃透文件精神；四、抓住重点，反复揭批林彪及其死党的罪行；五、抓好骨干、层层带动；六、认真抓好“四个大讲”，鼓舞斗志，增强信心。会议要求训干结束后，再在全县指定范围内进行传达。
4.13－20 县委开办县、社两级干部学习班，有621人参加，贯彻中共中央（1972）第12号文件，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纲领《“571工程”纪要》，彻底肃清林彪反党集团的流毒和影响。
4.23－24 中共藤县委员会召开有58人参加的18级以上干部会议，贯彻上级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批林（彪）整风运动。周会敏在会上作了题为《过去在宣传叛徒、卖国贼林彪上的有关问题》的讲话，检讨了过去几年盲目崇拜林贼，充当了义务宣传员，使其流毒全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颠倒历史，美化林贼，如在庆祝“九大”闭幕会上，用较长篇幅宣扬林贼如何在遵义会议后紧跟毛泽东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次讲话用了42个“最”字美化林贼，说他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最好，领会得最深最深，用得最活最活，发挥得最多最多，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当之无愧的典范；?大搞形式主义的“三忠于”活动，影响了毛泽东的“一抓三促”方针的落实。如在第一届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突出了林贼的所谓“无限忠于”，客观上提高了他的地位，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基层建设中，普遍推行林贼的“四好运动”，干扰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如在70年11月召开的“双代会”总结报告中，强调抓不抓“四好”是执行不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走不走突出政治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大肆宣扬林贼许多明目张胆篡改、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黑话，扩大其流毒和影响。
周会敏还检讨说，这几年宣扬最多的就是林贼选拔干部的“黑三条”和“领导班子就是政权”等谬论。严重妨碍基层政权的“两化”建设。
5.8 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1）讨论“六〇四”案件，决定取消（实际梧州地区4月份三办专案会议早已否定）“六〇四”案的立案，消除对有关人员的怀疑，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及钟庆坤本人的思想工作，宣布“解放”，安排工作（此案其实是在1983年“处遗”中才彻底否定，给被审查和迫害的人平反昭雪），对“六〇四”案作出结论上报、备查；（2）讨论刘善堂的审查和处理问题。会议对刘善堂的历史问题，同意“三办”意见，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但不戴帽，开除党籍，降为一般工作人员、工资由14级降到19级（地委于9月10日按上述意见下文处分。直至79年地委才撤销上述处分，予以平反）；（3）复讨论其他几个案件。
8.18－9.4 县委召开四届六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713人，地委委员肖广生（濛江安和大队支书）和许英达（县二机厂工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宣称“以路线斗争为纲，进一步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肃清流毒，进一步提高和执行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5.2 县委召开常委会，主要是讨论批判韦祖珍的问题（韦祖珍当时是区党委书记，由于他深入实际，发现不少存在问题，向区党委作了如实汇报。区党委认为是给广西大好形势抹黑，因此挨批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了平反——编者）。
6.1 县革委第三办公室对从1968年5月成立办公室以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审干、定案工作作了总结。“三办”室对我县的“地下党”和“托派”，“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活动，作了审查。把刘善堂等人定为“一小撮混进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全县审查各级干部共623人，其中处级1人，县级35人，一般干部587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3人，“逃亡地主”2人，“漏划富农分子”1人，“阶级异己分子”1人。并对这些人做了定案处理。审查职工200多人，定为“伪警长”1人。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县委“重视”。成立了第三办公室，抽调专案人员30多人，各公社、县直各单位也成立了领导机构，组成了一支130多人的专案队伍，开展清队工作。对清队、审干工作除县委书记周会敏和副书记黄海源亲自经常过问外，还指定县革委常委、县党委常委覃永光具体抓，县委还经常检查清队和审干的进展情况。县委书记周会敏、副书记黄海源还经常给办案人员作“报告”，进行“路线教育”。
“三办”室成立后曾制造了“六〇四”案、“反革命夺权五人小组”等不少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职工群众遭到摧残和迫害。
1.18 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主要研究了春节后铺开“社教”问题。当时正在搞“社教”的有60个大队，准备再铺开29个大队，这样就占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每个大队去7－8人。
2.2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并对发动群众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的问题作了安排；2、迅速向群众传达中央文件；3、抓好点，不断总结经验，指导运动；4、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推动春耕生产。
当日起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派出县、社宣传队549个到基层传达文件，全县听传达人数共294286人，占应听人数97％。全县搞起大批判专栏2104个，大字报38202篇。县、社、队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共2861次，参加大批判人数277024人，在批判会上发言人数21714人。
3.26－31 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区、地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公社书记、县武装部领导、部、委、办、局领导、宣传队长等101人参加了会议。县直各单位、党支部书记也听了传达和总结。会议主要内容是加深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性质、目的、意义的认识，如何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强调对“文革”要“三个正确对待”（即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
4.19－20 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和县直机关干部会议，传达中央（74）12号文件精神；批判韦祖珍。尔后，于5月7－8日、5月16日、5月19日－24日分别召开各种会议，继续学习中央12号文件，提高对运动的认识，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批判原区党委书记韦祖珍的“反党罪行”，批判“修正主义回潮”的现象，把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工作作为重点来抓。
8.10 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三个问题：（1）进一步解决各级对“批林批孔”的认识，加强领导，把“批林批孔”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2）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争取晚造比上年增产一成五；（3）落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和措施。会议期间，组织了各公社、各战线到藤城镇田寮参观造田造地现场。
9.4－9 县委召开四届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传达全国、全区农机预备会和地委一届四次扩大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74）23号文件，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修订了本县75－80年农业发展规划。
10.18 县委召开电话会议，总结8个多月的“批林批孔”运动情况，肯定了“成绩”，检查了存在的问题。会议强调要联系实际抓住突出问题集中打几个战役，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发动群众，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进一步从方向道路上解决障碍生产发展问题。
事实上，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在全县范围批判“集体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是生产队搞的多种经营的商品生产，要刹住“野马副业”是生产队的社员外出搞的建筑、加工等副业，要砍的“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农民家庭副业等，结果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11.8 县委召开电话会议说：全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朝着普及、深入、持久的方向发展。广大干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动落后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批判渗透孔孟之道毒汁的《三字经》、《增广贤文》等坏书、坏戏、坏谚语，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断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
事实上，在“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中把写有男女恋爱的书作为资产阶级黄色小说来批判；把种花种草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来批判；把尊敬师长作为“师道尊严”来批判；把互助友爱、尊敬师长、爱美有礼的美德作为封建、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来批判。结果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
12.20 县委批准藤城公社成立民兵指挥部（这是根据上级布置的，是王洪文等野心家搞第二武装流毒全国的见证和产物）。
12.30 中共梧州地委批准成立藤县民兵指挥部。张光裕任第一指挥长，王贞任指挥长，张春林、李崑、于荣贵任副指挥长；王琦任政治委员，曹建文、冯荣、肖尧坤任副政治委员。
1.1－10 藤城、濛江、金鸡、埌南、南安、白沙、古福、古龙、东荣、同心、新庆、太平、大黎、城关等公社分别成立公社民兵指挥部。
3.12－16 县革委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总结教育系统的“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学习北京小学生黄帅大破“师道尊严”的经验和贯彻辽宁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经验。
由于破了“师道尊严”，学生的造反精神可高了，全县的中、小学生普遍出现了不尊重老师，甚至相当多的学生给老师安外号、喊花名，不少老师被学生随意批斗。这样严重地打击了教师的积极性。在学习辽宁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经验的过程中，主要是经常带学生到生产队去和社员一起劳动，或上山开荒造茶园，把批斗四类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的主课教育，这种以劳代教、以批代教导致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
4.1 县委发出《关于建立“三史”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认真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广泛开展以大写、大讲家史、村史和解放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史的群众运动。
5.14 县委召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经验交流会议，县直基层支部、各公社领导参加，主要交流领导如何带头学的经验，学习理论同“批林批孔”批资本主义倾向结合，在农村对“三地”规定：自留地不能扩大，不准搞商品化；饲料地由生产队统一规划在指定地点，不许到处乱开扩大；私人开荒地要认真处理，收为集体经营。此外，还要刹住“野马”副业，整顿集体企业，评工记分，对农贸市场要加强管理等。
由于实行了上述规定，限制过多，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农贸市场名存实亡，影响了人民生活。连机关、学校、工厂、企事业单位的集体饭堂买菜也困难，干部、职工、居民怨声载道。
6.16 县委召开“学大寨赶昔阳”三级干部大会，县委副书记张光裕在总结中指出：“资本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是——化公为私，蚕蚀集体，侵占集体土地，扩大自留地、住宅地，私耕私种，扩大私有制，重副轻农，副业单干，旱地作物包到组、到户，搞自由种植；分光吃净，搞账外分配，扩大按劳分配；扩大自由贸易，投机倒把；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和自由支配劳力等”。
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中，形而上学地把副业、农业对立起来，把发展副业作为“轻农”的“资本主义倾向”，给予打击。生产队造窑烧砖瓦，出售砖瓦要经县、社批准。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把旱地作物的管理包到作业组和农户也被视为“资本主义”，要强令实行“集体做工，产品归公，统一分配”，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普遍出现了“出工一条龙，做工一窝蜂，谈天说地磨洋工”的现象。生产队种植哪种农作物，种植多少面积都要由县、社指令安排，若是不完成上级分配种植面积任务，就被说成是不完成国家计划，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种植。县委还规定于某月某日前要全部插完田。农民的种植自由权被剥夺，强迫命令瞎指挥之风盛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阻碍了生产发展。生产队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
10.31 藤县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人数共13895人。张光裕在《树雄心立壮志，为两年建成大寨县而奋斗》的动员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要继续深入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重副轻农”、“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彻底肃清其流毒，真正解决好搞马列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坚决刹住副业“野马”，自留地商品化、乱砍乱伐，留自己人等资本主义歪风，把外出搞单干私捞的劳动力收回来。
张光裕在总结报告中要求：学大寨要象大寨、昔阳那样，把荣誉变成不断革命的动力，把成绩当作继续革命的新起点，永不满足自己，对资本主义大批了还要再大批，干社会主义大干了还要继续大干。学大寨就是要学根本，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自觉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经过两年“奋斗”，藤县没有建成“大寨县”。但自此大会后，“批修批资总体战”在各个社、队、村开展，殃及千家万户，造成严重恶果。
在自留地搞商品生产被作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来批判，粮油不得上市，生产队的副业生产要经上级批准，否则被作为违背“以粮为纲”的政策受到责令，要停止生产。落实生产责任制，搞包工、包工分到组、到人，被扣上“工分挂帅”的帽子，包产到户被说成分田到户搞单干、搞复辟，遭到禁止，要统一实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对贡献较大的先进生产者给予毛巾、热水瓶、雨帽、脸盆等一些少量物质奖励，被作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黑货”，受到严厉批判。社员出了生产队范围搞副业生产或服务业，被作为“野马”拴起来。社员家庭有个别病劳动力养猪、养鸡、种菜、做家务，被说成是“留自留人”，是“资本主义歪风”。更笑话的是，当时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以每户养多少只禽畜、种多少棵果树来划分，即养2只鸭母是社会主义，超过2只是资本主义，每户种两棵果树是社会主义，超过两棵是资本主义，等等。以上种种禁止、限制，好似一根根绳子，捆绑住了农民的手脚，剥夺了农民自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8－12 县委召开全县工农理论辅导员代表会议，会议以批《水浒》为中心。王贞在总结报告中指出：理论队伍和政治夜校一定要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指导，继续深入开展《水浒》评论。彻底批判这部“反面教材”宣扬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我县自召开此次理论辅导员代表会议后，普遍开展了评论《水浒》的运动。
2.12 县委会中年学习组决定开展对《水浒》的评论。计划在上半年学习毛泽东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进一步认识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揭露和批判宋江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真正荒谬的是说一千多年前的宋江就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批判林彪投降、卖国的谬论和罪行，增强识別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事实上，在批《水浒》时上挂下联牵强附会地把一些领导干部斥之为“走资派”、“投降派”，是宋江式的人物，搞修正主义，要打倒。评论《水浒》运动，随着四人帮垮台而告终。
3.22－25 县委、县革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6）3、4、5、6号文件。学习毛泽东关于批邓指示，批邓小平所谓《三项指示为纲》的纲领及其路线。
自此会议后，逐步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搞起来，批“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开批邓的会议，办批判专栏，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纲领”来批。
这个运动，使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真伪不分，是非顛倒，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使工农、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到严重阻碍。
4.22 据县委统计，全县共有2263个单位，召开了“欢庆”中央两项决议（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声讨邓小平“反动罪行”大会，参加集会的共有247600多人，办大批判专栏2397个，声讨邓的大字报87158张。
7.2－8 县委召开有各公社党委常委、各大队支部负责人，县直局以上领导干部，县、社直单位支部书记及自治区、地区、县“三分一”宣传队1388人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主要是总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农业学大寨”的经验，研究如何进一步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引向深入，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群众运动的新高潮，继续打好“批修、批资”总体战。
7.12 县委常委召开碰头会，要求广泛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以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为重点，继续打好“批修、批资”总体战……。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深入，肃清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
8.10 全县在打“批修、批资”总体战中，各公社揭发了一批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共666人，其中不少人被作为典型批判。如大黎公社理答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林超，家里劳力多，除大部份参加集体劳动，留个别人搞开荒种木茹、种黄枝子、茯苓等收入较好，又在家附近小河沟建了一个水坝搞了一个小电站供家里照明，这样就成了“暴发户”，成了农村“走资本主义”的典型，被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典型放到县三级干部大会上批判，并受撤职处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作了平反。
8.21 县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地委会议精神，要求继续学习毛主席指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抓好党内斗争为重点，打“批资、批修”总体战。
8.29 周会敏在县委四届十次，县革委第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我们的任务是：以中央13号文件为强大动力，以阶级斗争为纲，联系实际，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好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为重点，继续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
9.9 中共藤县委员会在毛泽东逝世时，给各公社党委、县直各单位支部发出通知，要求：
一、各级组织要认真组织广大干部、职工、社员群众，学校师生学习讨论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各公社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要很好组织收听广播学习讨论。
二、要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深入“批邓”，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三、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各项工作做好……。
四、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
9.13 县委向上汇报我县军民沉痛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情况。11、12日县城和各公社举行悼念活动，广大党员和军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
9.15 县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县人民在9月18日下午3时集中到广播喇叭的地方收听中央及县转播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实况。并要求从这个时候起，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各单位都要向干部、群众反复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9.18 藤城一万多军民在县体育场和藤中大操场，举行追悼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
9.23 据统计：9月9日下午4时全县参加收听关于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有309430人，11日至17日参加吊唁活动人数有334717人，其中县城6000多人。18日参加追悼活动人数有390492人，其中县城11000多人，农村379492人，不少地方追悼前办起悼念专栏。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期同，一些人由于对当时形势发表议论，因而被当作“散布政治谣言”、“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查处。先后被判刑的有邹天德、张林、杨子华、李裕基、杨逢裕、李权基、唐显明、谢佐科、王荐科、何福生10人，这些人经复查，先后无罪释放。
10.9 县委给各公社党委、县直各单位发出通知，要求热烈欢呼中央关于建立毛泽东纪念堂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与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两个决定。要以最快速度，通过广播、黑版报、书写红色标语、开会宣传等方式，向人民群众宣传，组织学习讨论，迅速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并订出学习计划，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做出显著成绩，迎接《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出版。
10.10 县委召开各公社紧急电话会议，县直各战线党组、各局党支部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主要是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决定。
10.24 藤县军民6000多人在礼堂广场等地集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胜利大会。大会后还举行盛大的游行。
县委书记张光裕（1976年9月8日任书记，周会敏调走，在庆祝会上讲了话，号召全县军民要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会上愤怒声讨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搞分裂、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县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全县在“文革“十年内乱中，被斗打迫害致死的非正常死亡的有556人。在死者人数中属国家干部、职工的70人，属集体干部、工人的22人，属社员群众的464人。按死因分类：被斗打死的290人，被迫害自杀266人；按死亡时间划分：县革委成立前死68人，县革委成立后死488人（其中“七·三布告”后死370人）。
我县在没有发生两派持枪武斗的情况下，被斗打迫害致死这么多人，杀人手段是残忍的。有拳打脚踢、棍棒拷打、抢杀、砍头、活埋等，真是闻所未闻，惨不忍赌。这造成了全县很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除此外，全县在“文革”中被扣上各种所谓“罪名”挨批判斗打的不计其数，其中被斗打伤残的就有430多人。这些人被斗打迫害的刑罚多达几十种，使被害者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还有的被抄了家，有的家属受到株连。而当年的一些造反“有功”者，得到了升官、提薪，他们身居要职，继续推行极“左”路线。这严重影响了我县政治上的安定团结，经济上的发展。“文革”十年的人为灾难远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的自然灾害都大，经济损失不是用几个数字就可以表示的，是无法估计的。
十年浩劫，从1966年5月16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才结束。然而在这10年中1974年，党中央曾试图“落实政策”，但由于“四人帮”及“造反”既得利益者还在台上，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广西区党委又强调广西“文革”中有一条所谓“正确路线”，在“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仍身居要职，派性严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这就给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带来重重阻力。
1979年区党委下发了25号文件，所谓落实政策，这个文件是带有派性框框的，政策对是非界限含糊不清，冤、假、错案得不到彻底平反，受害者得不到公正的结论。这样一方面遗属继续上访上诉。另一方面“三种人”仍大权在握，“文革”中打、砸、抢、抄、杀的“功臣”不但没有受到应得的处理，有的反而得到提拔重用。因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难以实现。
1983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新的广西区党委产生，在中共中央“处遗”工作组的直接帮助下，广西全面开展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区党委先后下发了54、55号“处遗”文件，这两个文件是“处遗”关键性文件。根据区党委这两个文件和具体布置安排，我县于1983年4月份成立“处遗”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先后担任“处遗”组长的有李荣森（县委副书记）、黄文金（县委副书记）、副组长有甘季芳（县委组织部长）、韦国泰（县人大副主任）、陈介平（副县长）、姚达光（农办主任）、刘承枚（县委顾问）。办公室主任卢斌（组织部副部长）、蓝瑞庭（宣传部副部长）。重新抽调人员组成县、社“处遗”工作组，在县内全面开展“处遗”工作，直至85年3月结束。经过这次“处遗”，基本上把“文革”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弄清楚，查处了大案要案，对死者及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抚慰；对那些“文革”中的“三种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犯严重错误的人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处理。全县给受害者遗属发放了各项费用383000多元。其中埋葬费和抚恤费127000多元，房屋修建费26000多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05000多元，抚养费、“三孤”费118000千多元。安排了国家干部职工子女顶职65人，集体职工子女顶职3人。同时已给2500多人进行了书面或口头平反、昭雪，其中属“伍修集团”案1920人；属“反共救国团（军）案”的342人；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的52人，其他200多人。“处遗”中对16人判了徒刑，其中国家干部14人、农民2人；对XXXX人进行了党纪政纪处理，其中开除党籍120多人。
通过“处遗”，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
来源：《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十一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8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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